受大陸影視寒冬波及 張晨光今年幾乎零戲約
2026 年 9 月 26 日
1月13日，黑龙江在通报最新疫情的时候，使用了“应急状态”这个词，取代了之前的“战时状态”。在互联网上，前几天很流行的“战时状态”，正在得到清理，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 微博截图 几天前的朋友圈，流行一张截图，出现疫情的各地，都高调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发布主体甚至包括一些县城。很多网友戏言，不明真相的人，或许会认为中国正在遭受敌人的入侵。 “战时状态”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在法律意义上，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各地使用这个词，只是表达一个防疫的“坚决态度”。这已经是汉语中表达“狠劲”的最高词汇，如果将来出现更严重的状况，人们就需要发明新词了。 按照这个比喻用法，既然是“战时状态”，我们的敌人到底应该是谁？毫无疑问，是病毒。在过去一年，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无疑是出色的，积累了丰富的对敌经验。从病毒溯源到患者的救治，都有了一套可行的办法，即便最近河北、黑龙江的疫情看上去有点凶猛，人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去年武汉的事情，不可能重演。 但是，当我作出这个判断的时候，精神是有点恍惚的：去年在武汉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正在重复。在微博上，有石家庄医生反映，因为小区封禁，公交暂停，自己根本无法上班。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有几个大学生在冬夜的石家庄街头“流浪”，他们无法找到出租车，最后，是志愿者车辆把他们送到宾馆。 微博截图 去年年初被媒体批评的一些“标语式抗疫”再次出现，“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徒，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一段视频中，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人手持喇叭喊道：“我们这里没有雷神山，也没有钟南山，只有抬上山”，这样的口号有一种民间文学的幽默，但是在你发笑之后，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图源：抖音@GRTZJXW 很多新闻都很难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印记，但是段子或者笑话却可以流传开来。我们必须承认，流行的段子中往往蕴含着某种真相，它是群体观念的某种曲折的反映。这些抗疫的段子让人不安，是因为它把人而不是病毒，当成了“敌人”。 最让人吃惊的是一个老人被四个工作人员强制摁倒在地检测核酸的视频。检测核酸当然是应该的，但是，除了把他像动物一样摁倒，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吗？那位农村老人，很有可能欠缺现代医学常识，对未知的东西充满恐惧，他或许认为测核酸是危险的，但是他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至少他有被文明对待的权利。如果我们承认除了把他摁倒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这些场景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我们仿佛遭遇到时间错乱，再次回到了去年初的武汉。我们再次遇到慌乱，遇到防疫措施扩大化。我们会不断重复错误，成都、杭州患者的个人隐私被传播，公安部门及时采取行动，而石家庄再次发生患者个人信息被泄露，而且更为严重。患者甚至被人拉到一堆陌生人的微信中，强迫道歉，在那一刻，她不再是病毒的受害者，而成了病毒本身。我们再次看到对患者的围攻。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奔波，多到了几个地方，不幸感染之后，就会遇到指责。 被网暴的石家庄确诊患者收到的谩骂 正在形成一种让人担忧的“免疫学思维”：不断在群里中区分敌我，找出“敌人”，然后孤立他。医学意义上的“隔离”当然可以理解的，中国也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隔离”办法，这值得赞赏。但是，这种原则正在弥漫开来，从对病毒的“隔离”，发展成对人的“孤立”。 在社会学意义上，“免疫学思维”要求我们不断找出“潜在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病毒，而是人。这是一种不断的“排除法”，类似前些年流行的“杀人游戏”。最终，社会上会流行一种不断排异的逻辑，一旦有人被“揪出来”，就会遭遇一种道德审判，人们以一种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他的“流调”。这已经和科学防疫相去甚远，变成一种社会迫害。 一个人被确诊之后，以现在成熟的救治手段，会得到完善的治疗，在成都的病房，病人可以隔着玻璃向记者比出胜利的手势，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确诊患者之后会遇到什么。过去一年，“社会性死亡”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一个患者要战胜社会偏见回归社会，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对此所知不多。 要最终战胜疫情，需要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也需要公众积极的配合。疫苗已经出现，我们正在迎来曙光，但是，对抗疫情真正有效的办法，一定是团结和文明。如果我们能够最终清除掉那种叫做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却迎来一个人人相互提防的社会，那不是人的胜利，而是病毒的胜利。 这就是“战时状态”让人困惑的地方。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区分敌我，还要在“自己人”中找出叛徒，要鼓励“牺牲”。那些真正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都让人尊敬，但是，也有很多人潜意识中认定，为了获胜，我们需要不断牺牲、剥掉掉一些人的权利，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设想为最终的胜利者，而现实则有可能是，我们都有可能成为“牺牲者”。 在2021年初我们还在谈论这些，多少有点让人悲哀。我们终将“战胜”疫情，但最终我们会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会收获一个怎样的世界？是“去病毒”的，还是“像病毒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骚客文艺）
这些天的很多热搜：代孕、996、奇葩说辩题“下班要不要回工作消息”，都是可以归类到一起的。 还是之前提过桑德尔的书里说过类似观点： 如果有钱人只能多买一些奢侈品，豪宅豪车，满足一些虚荣心舒适度，那没什么了不起。 我无非是通勤上班辛苦很多、住的小很多，用得差很多，这种贫富差距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 你的身体使用权能买、你八小时外的时间可以买、你下班后的注意力可以买； 你朋友圈要发公司广告，你的私域流量可以买； 你要用自己的账号去顶公司帖子，你的社交网络可以买； 你离职时公司可以要求你删掉你的全部同事，你的人脉可以买； 公司可以随意翻检你的手机，你的隐私可以买； 公司要求你定期汇报思想，你的价值观可以买； 热搜是拿钱可以上或者撤的，你的注意力可以买； 你撒尿的时间可以买； 你的身体、器官可以买； 教育资源搭配在学区房上可以买； 医疗资源可以买； 长相容貌可以买； 人格尊严可以买； 性体验可以买。 市场上的东西越多，实际的贫富差距就越大，有钱人的钱就能发挥出更大作用，触及到更广阔的领地。 普通人生存的空间就越逼仄。 2017年“老友赛”有一场辩论：钱能不能买到一切。 黄执中的世新大学是正方，说：很多时候你以为买不到，只是你没有掌握买的方法。 真正的买法是分步骤的。 他们不会一下子买走你的健康，只会让你今天加个班明天多劳损一点。 同理，没人会按头让我们卖身为奴，但可以用我上面说的那些办法，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自由。 很多人跟你争执的时候问： 如果都给上亿了，还不能接受代孕嘛？一个月给十万了，还不能接受996嘛？ 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哦，都给这么多钱了，怎么都补偿了，为什么不可以？ 但你想想，这话是对谁说的？ ——是对那些不接受代孕不接受996的人说的。 那些接受的人，可从来没拿到这么多报酬。 你看：是人的底线和拒绝让人更有价值。 当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售卖，表面看来，这应该是我们最值钱的时刻，然而实际上，那是我们最不值钱的时刻。 捍卫一些东西，不让它们流入市场，是每一个普通人对抗贫富差距增大的最后堡垒。 所以当我们每次觉得，自己又多了一个东西可以拿去换钱的时候—— 我们恐怕并不是多了一种选择和自由，而是多了枷锁。 （全文转自作者微博）
今天有个关于拼多多的重磅爆料，文章很长，有一万多字，大概10分钟读完，但是信息量非常非常非常大，希望大家耐心读完，就能明白最近拼多多内部发生各种事情的根源。 时间紧张的，可以直接看吃瓜箘高亮出来的重点部分。 本文目的是【希望学弟学妹们千万不要去拼多多】，从一个底层员工的视角，记录一下拼多多这家公司三年以来的整体变化，本文不涉及技术机密，只讨论行政制度、文化氛围、办公体验等，记录个人主观意愿，离职后于家中编写，记录一下经历，存在主观印象，部分内容已做马赛克处理。 表明身份1，没必要匿名了，根据拼多多的能力，稍微匹配一下时间段，想找到谁发帖非常容易。 表明身份2，楼主2013年入学2017年毕业，曾在cc98非常活跃，毕业后渐渐远离。2018年6月18日社招入职拼多多，工作2.5年，特地R回来cc98讲讲关于拼多多这三年的变化，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差，希望学弟学妹们千万不要去。另外本人已离职，未收到离职证明和全年的加班费，HR承诺4-7天内寄出，本周三是第八天，如果还没有收到离职证明或者快递单号的话，楼主会来更新《如何不体面地从拼多多离职》【2021年01月13日12:33:40，已收到离职证明一份。】，离职比日常更刺激哦。 插曲，编写本文的过程中，1月11日，某拼多多员工在校友群劝退学弟学妹，已经被开除了，还好我已经离职了，不能给公司开除我的机会。 声明立场，楼主对拼多多不满已经很久很久了，并不是墙倒众人推才来发帖，楼主在2020年12月9日递交了辞职通知，本来想着安安静静满30天走人，写个总结。结果从2021年1月1日到现在，该公司一直整活，导致我都没空来写文了，今天能发出来也是加班加点。 拼多多，2018环境正常，2019环境变差，2020环境很差，2021已黑化，已离职；想直接看重点的从2019开始看。 2018 总体来说，2018年的拼多多还是挺好的，我待的挺开心。 入职 入职前，轩辕（花名，常用名 flanker）：”我去了一个创业公司，缺人，岗位很适合你，你要不要来，创立者是一些上交和浙大的。”。调查了一下，学弟A也去了，每周上六天班，严格打卡，也不是不能接受吧，在被蚂蚁金服的offer放鸽子之后，就去了pdd。 2018.6.18 入职，当时技术安全组里只有*个人，看到了主管轩辕（现已离职，有大瓜：拼多多安全主管），相识多年学弟B（实习结束后离职），久仰大名的学长C，一面之缘的D，出现在业内新闻中的学姐E（现已离职），打听了一下还有SRC排行第一的大佬F，以及其他几位优秀的同事。看来我成了全场唯一指定最菜的人，来这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后来发现自己很carry，不菜。 入职当天的感受：当时办公设施确实挺简陋的，工位很挤，没有员工食堂，吃饭需要使用”美餐”APP进行点餐，按照自己的编号去货架拿，之后带到座位上吃。基本是饿了就可以吃的，11:30-12:00之间随缘去取餐，虽然取餐室非常小，但还不拥挤，体验普通，但比 zju 的饭还是好一些的。（这里埋下伏笔1，2019 年制度更新） 办公室当时是没有座位号的，需要找人时候，只能大概描述自己的位置，非常难受；数月后，行政使用”五大洲”和座位编号，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非常好。 最开始住的”员工宿舍”，说是员工宿舍，其实条件挺一般的。1990年的房子，两室零厅，客厅是一个长条，每个卧室里两张床（我旁边的床位暂空），没有别的设备了。另外两个室友人挺好的，一位室友办理了宽带，还和我一起联机打游戏，虽然下班晚，但挺乐观的，另一位室友在七天后，从拼多多离职，入职了上海的字节跳动。这个屋子可能是我毕业后见过最破的住处了，临街很吵，停留在姑且能住的水平。对短期的实习生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不适合长期居住。 15 天后，我和组里的入职不久的G（现已离职）合租，住在办公室对面的、1990年建造的老破小里面，一人一个卧室，在办公室可以看到房间窗户那种，上班 3 分钟。当然这个地方也挺破的，好在室友G很会过日子，指导我活着一起买了遮光窗帘、电热毯、水泵、灯泡，姑且能活下去洗个热水澡，唯一的优点就是离公司近，非常近，拼多多周日需要上班，周六没事干，就去办公室坐着，能使用”美餐”点饭（伏笔2），有网络可以自由使用（伏笔3），和实习生H一起在办公室渡过周六的无聊时光。 逐渐熟悉 慢慢组里的人多了起来，项目也多了起来，其乐融融。由于人少项目多，我从零开始，在 2018 年先后创立和负责了 A、B、C、D、E 等多个项目，并且多次参与公司的安全应急响应，有些工作做得很好，获得优秀绩效，也因为和其他组的开发同事由于意见不合吵架，获得了一次差评的绩效。虽然和2020年一样，每周上六天班，但2018时真的觉得拼多多挺好的，能做很多实事，在安全组，保卫拼多多的服务器、用户安全、商家安全、防止黑客入侵，切实看到成果，这些事情让我很自豪。 在那时候我在大厅里看到98水友 @xxx 也入职拼多多了，感觉多了一个朋友挺开心的，于是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管培生的经历了。水友xxx当时是市场管培生，而我是一个技术，公司对二者的职业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某日，我21-22点下班了，听说水友xxx还在办公到23点，我就惊了，原来校招应届生来了的前半年是当客服的，商家客服23点下班，而且有效率评估和 KPI，有严格的汇报制度，工作内容容易让人精神崩溃，我已经察觉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了，我把我键盘借给她了，减缓痛苦程度。反正我下班也没事干，出于人道主义，有时就送她半夜回去，然后再自己走回去。 由于在拼多多伙食较好（后来发现是每天吃官方外卖过于油腻），从 110 吃到了 130 斤，于是开始思考减肥，和周围5个同事把头像改成了”不瘦十斤不改头像”，在那时候晚上下班有时间去跑步，有几天是23点之后跑步，现在觉得还好自己没死；后来天气冷了就在室内锻炼，差不多减到了110-120之间。 除了上六天班之外，好像也没什么想吐槽的，单身时候周末真是闲的蛋疼的。 11.11值班 半年后，双十一来了，第一次经历这个规模的事件，要求技术人员分为三波人，分别值守11.10晚上、11.11早上、11.11晚上，安全组总共也没几个人；由于我住得近，主动给住得远的同学承担了当天晚上。当时还是很兴奋的，一方面自己想要买东西，一方面也想看看到底有没有黑客在双十一时候搞入侵，虽然凌晨才离开，但挺满足的。 双十一时候，好像连续上了十天班，然后获得两天的休息时间，在这时候，学姐E带我去杭州见闺蜜学妹，后来她的闺蜜成了我的女朋友，在爱情的鼓励下，余下的这几个月，我一直过的很开心，一周上六天班，空闲那天去做高铁去杭州约会，早上走晚上回，一点也感觉不到累。 全员大会和年会 拼多多上市后，听说有商家在楼下拉横幅也没有看到，也有挺多负面言论，但我本身是一个工程师，和我没什么关系。在上市静默期结束后，公司举行了全员大会，展望未来并且鼓励大家。目前我仅记得一句话：黄峥：”有同事的提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双休呢？”（欢呼）”等我们成为中国第二，就可以双休了”（欢呼）。 2021年了，情况好转了吗？没有。。。 再之后便是年会了，节目中规中矩，吃的挺不错，我做出较多贡献，获得了年度优秀员工，这个 title 的人挺多的，应该是每个组拥有几个名额。听到几个熟悉的名字，感觉评价实至名归。 不愉快的小插曲 细节我实在是不记得了，可能时间点穿插在上文中。 办公软件是企业QQ，有一个 xxxx 人的大群，名为上海员工群，99%的人都在群里，日常闲聊和吐槽。某日，有银行的人来办理香港银行卡，他们创建并且拉了一个微信群，同事之间相互推荐，可能有100个同事，我也在群里。突然，有HR在微信群里混进来了，请本群立刻解散，于是我被移除群聊。第二天，办公室大群宣布解散，官方给出的解散原因为：”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解散办公室的企业QQ群”。后来这种事情就很频繁了，包括解散了单身员工交友群（本来也没什么人说话），球类运动群，等。 这件事我至今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内部办公软件是怎样泄露个人信息的，群里都是员工是如何相互泄露信息的，公司只是随便找个借口解散大群罢了，关上员工的嘴而已。 2019 一切，在那件事之后就变了。。。。。 100元优惠券事件引发的全员7*24值班 2019.1.10 那是个周末，醒来时候女朋友和我说，”你们公司出事了，可以一百元优惠券随便领”。”扯什么呢，骗人的”。”哦，我没领到”。于是我去上班了，到了办公室，女朋友没有唬我，是真的，出大事了，后面也陆陆续续有各种各样的报道，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而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风控、大盘都有责任，本以为会让每个系统都接风控、全盘核查 API、重构代码等，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类似问题，但拼多多的操作实在让我惊呆了。 过年后，风控组开始7*24小时值班，每个技术岗必须值班，早班7-19点，晚班19-7点。虽然说不怎么合理，但也算是个临时的办法吧。 数日后，技术全员开始7*24小时值班，多强调几遍，技术全员！技术全员！技术全员！ 当晚，我印象非常深刻，主管召集组里 xx 个人，在会议室，气氛沉重，”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我们也要全员值班了，具体规则我原文念一下xxxxxx”。所有人非常不情愿，大致规则是：每天两个班次，每个组派出1个人，校招生半年内不值班，女生不值晚班，社招x月内不值班，晚班有额外0.5天加班费，早班可以早下班。由于我们组满足条件的人太太太太少，因此只安排晚班，不安排早班。 从个人角度评价一下这个制度。首先，我是没有线上业务的，有线上业务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总不能让人家每天24h在线吧；然后，我没有任何权限去处理其他人的业务；再次，别人的业务挂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恢复它；最后我得到结论，我的责任就是看报障信息，谁的服务挂了就把他打电话叫醒来。 晚班是19点到7点，按照官方解释，需要在办公室通宵，允许不干活儿，允许玩手机，允许放下手头任务专心收报警邮件，但由于体谅员工，允许员工凌晨1点下班打卡，会房间里继续值班。结合我多次值班的经历，中间就是祈祷千万千万别出锅，让我睡个安稳觉。 分享一下第一次值班时候的回忆：19:00 签到，继续搬砖，继续搬砖，没人了，玩手机，01:00了，下班打卡，在床上玩手机，玩手机，玩手机；03:00睡觉，偶尔醒来看一下消息；07:00起床，签退。 基本是一晚上没睡觉，换来0.5倍工资，整个过程非常枯燥无聊，纯属就是在折腾人；在看破这个本质后，出于对健康的考虑，一方面把值班交给需要的人（比如夜猫子，非贬义），一方面真给不出去，就划划水渡过，基本都是平安夜。 最开始我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这个值班持续几个月发现没有效果，就可以结束了。现在 2021 年了，我的视角里值班制度至今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制度甚至成为了默认的制度，但我无法找到明文的制度规定，最早的保护体系也不存在了，女生也值晚班，刚入职的社招也值晚班，这里我狠狠踩一脚，做决策的人就是没脑子。 搬工位与人满为患 由于招的人越来越多，原先的工位不够用了就必须整个组都搬走，从入职到离职，我已经搬了大约8次工位了。三个月一小搬，六个月一大搬，最开始确实是因为人数问题，后来发现这个是拼多多的传统，就是折腾人而已，频繁的搬工位只能说明行政水平差，不会提前规划。 然后就会遇到厕所问题，例如知名的”屎”厂新闻，所有人都在骂的事情，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么多年了没有任何改进。 消除伏笔 上文提到 2018 年一些较好的制度，在 2019 年都不复存在，公司在更强烈地约束员工。 伏笔1：宽松的吃饭时间被取消，像喂猪一样卡点进食 2019 年的某日，可能是因为侦测到部分员工21:30去吃夜宵，突然来了一条规定，说禁止12/18/22点之前到取餐室。 原先的制度：9-10点早饭，12点午饭，18点晚饭，（可以早点去拿，早点吃完早点干活儿）。周二周四22:00夜宵。 优化后的制度：时间点不变，禁止提前去吃饭。 我个人作息是9:30到办公室，吃早饭，午饭不饿，点一份水果下午吃并且减肥（埋下伏笔4），17:00开始饿，差不多就去吃晚饭，由于取餐是随机的，取餐室虽然小但是不拥挤。 这个新政策一来，11:59:59，门口排队一条龙，工作人员掐着表，不让你进去，一到点，所有人都哗啦啦跑去排队，开始进食！如果去晚了，没个5分钟排队是领不到饭的。其实呢，送餐的11:30就差不多送完了，饭都凉了，就是卡着不让你吃，你气不气，你气不气？？？ 监管不严时，这个制度会放松，例如11:59:30就可以进去了，但经常会收紧，举个例子。例1：有专员看着，说没到呢，不能拿，主管批评。例2：供应商说，不能提早给你，提早给你要扣我们钱的。前者是公司的走狗，后者只是公司克扣人家钱罢了。 我愿称这个政策为喂猪政策，据我所知，只有喂猪才卡这么严格的时间，早一秒都不行。 伏笔2：美餐的水果被移除，美餐的甜点被移除。 原先的制度：点餐供应商丰富，午餐、晚餐可以点水果，晚餐可以点甜点。 某日，由于有些员工住得近，周六中午点一份水果，到办公室带走，回家吃。对此，我提出批评，这个员工做的不对。 有意思的来了，由于周六中午有不本分的员工来白嫖水果，公司决定取消每天的水果供应。我这个减肥的人表示非常苦恼，9:30吃早饭，午饭完全吃不下，只能象征性地点一份主食，对此我只想骂人。 伏笔3：从某天起，办公网禁止访问某些网站。 其实我是支持这个制度的，办公时间禁止刷视频，防止员工划水，也算正常。但坑爹的在于，这个网络屏蔽范围很迷，存在不合理的范围，举例：微软更新，微软商店，IntellijIdea官网，手机应用商店，华为login（无法理解），苹果更新推送（后解除），AppleStore（后解除）。一开始和管理员说一下就可以把误封的网站加白，后来不行了，要走流程，让主管审批，我就直接连热点了进行测试了（伏笔5)。 再讲个笑话，某日大老板的某个APP无法访问，于是大赦天下，把该网站加白了；但我访问某些编程站点，确实是正规正当的请求，被拦截了，向IT提出意见，但是IT说不行，可能因为我不是大老板，是是是，他们说啥就是啥吧。 公司的消息流通 例如上文的三个伏笔，都是没有官方通知的，由高层转给主管，主管在群里，粘贴一下高层的意见，员工才能知道。如果这个公告容易引起舆论，公司会选择口口相传，最后让员工慢慢知道。 官方一般只通知两件事，一是有员工被开除，二是下一个假期克扣几天假期。 讲个笑话，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内部是没有任何公告的，员工获取公告的渠道是相互打听，去脉脉社区里闲逛，非常讽刺，称之为出口转内销。 上文提到解散了QQ大群和部分民间微信群，终于有一天，公司变本加厉，大约是2019年6月，有用hr的微信群统统被解散，部门微信群也被责令解散，慢慢民间的微信群就消失殆尽，只有非常熟悉的几个人为了说话方便才会有微信群，一旦被hr发现，就会勒令解散，毫无人权。 堵上员工的嘴，捂住员工的耳朵，一心搬砖领工资，这就是本分的奥义吧。 顺带再提一下，由于长期缺乏文档和搜索功能，做什么事情基本都是靠问，技术方面举例：公司的xxx如何配置，xxx无法打日志怎么办；非技术方面举例，员工手册是什么，7*24值班的规章在哪，本分指的是什么，本分是口袋罪吗。 经典事件1：查监控确认考勤 拼多多上班和下班都是需要打卡的，分别是11点前20点后。举例，我10点到公司开始办公，我可以使用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git记录、聊天记录等来证明自己确实来过，主管承认即可。 某日，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 当时我还是挺心疼HR的，屁大点事情都要他们来调监控。一年后，逐渐出现奇葩操作，补卡需要提供一份候选人的简历，补卡和主管绩效挂钩，主管开始强调大家上班一定要打卡。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 经典事件2：周六值班旷班被集体开除 某个周六，一些不本分的员工值白班，7-19点，午饭期间溜出去，过了几个小时还没回来。几天后，查出后全部全员公告并且开除。 员工确实做错了，但罪不至死，因为之前被开除的只有一类人，收受贿赂的运营，这是第一次技术公开被开除的事件。 经典事件3：查员工手机，并开除一位在脉脉发帖质疑空气质量的学弟 经典事件4：变本加厉的值班 拼多多有四次大促，分别在 618、1010、1111、1212，本以为和 18 […]
摘要：羲之路的环卫工们很多时候都被叫作“扫垃圾的”，这份职业高风险、高强度、低工资，几乎只有老人们愿意干。没人在意他们的姓名、身份，直到“那个扫垃圾的”忽然倒在了风雪中。 文丨魏荣欢 编辑丨王一然 老菜市场没什么新鲜风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广场附近的羲之路上，从南到北，只有300米左右，被居民区和几所学校环抱，人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在这儿买菜路过，唯一惹眼的可能是周围的18个垃圾桶，其他街道上只有五六个——这里几乎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制造成批量的垃圾。解决这些烦恼的是个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每天清晨4点之前，他准时出工来清扫，人们出门上班时，这条路恢复了热闹，垃圾全都消失，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皮肤的颜色，有人说他1米8，有的说1米7。很多人印象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个人负责整条街，有时菜市场的摊贩们图方便，把垃圾直接丢在门口不管，他过来默默扫干净：卡在绿化带里的，找夹子夹、用手往外抓。谁家拖不动垃圾，他也总要搭把手。附近的海鲜炸货店开了二十年，老板娘见了一茬接一茬的环卫工，却记住了这个老头，有的环卫工会因为商户乱扔垃圾争执，但他“从不跟商户吵架”。 2020年12月29日，临沂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地气象局把这一天称为“2020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低温雨雪天气，连发三道预警信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雪上：羲之路菜市场显得比平时乱一些，垃圾桶里堆满了杂物，路边垃圾也堆得到处都是，它们都被雪盖住，成了大大小小的白色小丘。 菜市场最北边的垃圾桶边缘，多了一坨长长的“雪丘”。有些居民冒雪匆匆而过，扔掉手里的废物，以为那是没被清理走的垃圾——第二天，居民们才知道，那里躺着的，是清扫垃圾时，倒在风雪里的环卫工。 老刘倒下的地方。那天用的扫帚还在原处。图/魏荣欢 “那个扫垃圾的” 羲之路的人们讲述那场大雪间死者的经历时，“那个扫垃圾的”面目才从模糊到清晰，被一点点刻画还原。和他关系最近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老刘”。2020年12月29日，凌晨3点多，住在隔壁的工地推泥民工，听见门“嘭”地被关上，老刘出门了。环卫工人正式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但因为工作量巨大，他们普遍在凌晨2点到4点间就出工，才能在下午5点多下班。 羲之路菜市场南边的肉铺正对着一大排蓝、绿色垃圾桶，那是老刘的“地盘”。老板娘凌晨5点半就去开摊，老刘已经把门口的落叶和积雪扫成一堆堆小包，雪中清扫吃力，扫帚一下一下扫过，但寒风一起，又摇落满地树叶。她忍不住打趣：“你扫了也白扫，刮大风。”老刘眉毛淡，眯眼嘿嘿一笑，肉乎乎的脸颊挤出几道褶皱，又开始清理新一波落叶。伤残的右腿和咳嗽的毛病让老刘干不快，他的工友和女儿回忆，尤其进入冬天，他的咳嗽加重了，一句不长的话总要夹杂几声咳嗽。嗓子被痰糊着，说话呼噜呼噜的。 早上7点半左右，老刘干完一波活儿，回到租的平房，工友们见到他，身后的三轮车是空的，上身穿着几天前刚买的深蓝色毛领棉衣，款式年轻，尺码收身，“人老心不老”，大家曾调侃这身行头。一个工友说，老刘被叫去学校门口帮忙铲雪，刚回来。 工友马俊才租住的平房离老刘家不到20米，他也刚扫完一轮，回家歇了会儿，赶着8点左右再返回街道，大概8点10分，叫老刘一起回岗位：“走？”“走！”老刘说。 大概一两分钟，老刘就回到了羲之路菜市场。 肉铺老板韩本祥每天这时候都能见到他。他总是把整条街的垃圾填装进大垃圾桶，顺便把废纸箱、旧瓶子和传单小广告都捡出来，码在暗红色三轮车上，等上午10点干完一轮活儿空档，卖了破烂儿换饭钱。工友们和饭店老板回忆，老刘这些废品每天能换2、3块，1块钱买两个馒头、就点咸菜就是他的午餐；偶尔奢侈一把，来碗羊汤，最便宜的20块，老刘求要5块的，“汤里放点羊血就行。”每次付钱时，老刘打开一个掉光漆的铁盒，烟盒大小，再解开里面的白色透明塑料袋，数出几枚钢镚儿。 但韩本祥和老刘唯一的交集只是日常打招呼。早上8点多，老刘回来照常翻着垃圾桶，他扒着桶边缘，韩本祥嘀咕道：“这么大雪还翻什么呀！” 突然，老刘缓慢地向斜后方倒下，右手擎着一把刚捡的菜刀，没发出任何声音。 “倒了！倒了！”韩本祥叫着跑过去。倒地后的老刘眼睛微闭，嘴巴张得圆圆的，往外吐白气，嘴唇上留下点点白沫，右脸颊一道新鲜的伤口微微渗血。韩本祥喊他，他没搭腔，韩本祥立马打了120。 时间是8点42分，老刘返工半个小时左右。 雪片不停打在老人已经青紫的脸上。 商户们聚集围观，犹豫着不敢挪动他，怕是脑溢血，有人给他身体盖上了纸板和塑料膜，头上罩了掰掉一面的泡沫箱子。老刘手里的菜刀被拿走，手臂被重新摆回身体两侧。 韩本祥的肉铺正对着老刘倒下的地方。图/魏荣欢 雪天的救护车比平时慢，1.7公里足足走了20多分钟。 老伙计马俊才从另一条路跑过来，“下好大的雪，我以为只是咔（滑）倒了，一块走（出门）的，人就不行了，太意外了。”马俊才说，医生从救护车上走下来，翻开老刘的眼皮看了看，又拿出仪器摆弄了一阵，最后摆了摆手。他想起半个月前做的体检，报告说老刘除了有点血压高，没其他大毛病。 人群在救护车走后散了。老刘的遗体留在原地，等待法医和殡仪馆的车。附近居民经过时，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两小时后，法医来了，初步鉴定为心肌梗塞。遗体被装进一只拉链袋子，放进棺材形状的铁盒里。老马一直陪着，把工友送到医院太平间。 环卫工们平时少有时间聊天。只有在夏季炎热长夜，才会坐在院子里“拉呱”（聊）两句。老刘以前当包工头发工资、结婚之前会织布，翻来覆去讲。老马回忆，老刘是个能人。自己搭线安电炉子，别人丢掉的马扎子在他手里能焕然一新；养老金要涨了，也是老刘从那部“拨的那种”手机上看到告诉他的。 老刘去世第二天就被推上了热搜，短视频评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难了”、“被关怀得太少了”，并对环卫部门的招工门槛和福利机制提出质疑；羲之路很多商户居民们看到新闻，在清扫了三年多垃圾后，终于知道了“那个扫垃圾的”名字：刘汝祥，男，1951年出生。 老刘的女儿回忆，他不喜欢在农村老家呆，觉得得不到尊重，在2020年冬天临沂的第一场大雪里，老刘去世了，也终于得到了他一辈子所求的最多的尊重。 “不好好上学，以后就打扫卫生” 老刘并不是第一个发生意外的环卫工。七八年前，工友老焦清扫时，被一辆大货车碾过，他负责的启阳路东段与老刘负责的地方纵横交错，老马接过来扫，一干干到现在；前两年，老马的老伴儿做环卫工时，一辆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把她的腿撞断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撞了就撞了，很多命提溜着。”老马口气平淡。他现在又接替了老刘的活儿，一天扫两条路。 名字是最不重要的。据当地工作人员描述，环卫集团里一半是“老×”，负责扫马路；另一半的“小×”们，大多负责考勤、开清扫车和行政，朝九晚五。姓前加一个“老”再带上负责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称呼，比如“菜市场的老刘”、“启阳路的老马”。 即使穿着明视度最高的橙色，老环卫工们仍活在人们视野的“盲区”。今年元旦假期后，环卫工老马吃完午饭出工，清扫启阳路时，垃圾桶里的纸片和塑料袋已经被引燃了。老马急了，朝着马路两边的商贩们大喊：“不要再扔了，这是犯法哩！”商贩们忙着理货，招呼顾客，没人回应，甚至没人看过来。“以前就有人把烧过的蜂窝煤和烟头扔过垃圾箱。”老马说，垃圾箱时常因为这些起火，白天看到还能及时扑灭，有次他早上出工，垃圾桶已经被烧坏不能用了。 在旁人眼里，环卫工是个低三下四的活儿。一个环卫工回忆，曾有家长指着他们跟孩子说：“你不好好上学，往后就打扫卫生！”羲之路附近的小区保安也看不起他们，提起去世的环卫工，光头保安看向别处，语气傲慢：“他就是打扫卫生，我看门的跟他不是一个档次。” 事实上，城市正常运转，居民生活顺畅进行，每个小区、绿化带、马路边等等，只要有垃圾产出的地方，就离不开他们。菜市场每日垃圾产量巨大，有商户为了省事儿，直接把垃圾扔到路中间等环卫工来捡；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难清理，也有人偷偷倒入环卫工桶里。夏日最磨人，制服不透气，一个环卫工捂起了痱子，经常去公厕洗脸解热，还带了一个大水杯向商户们讨水喝。 但矛盾也时有发生。58岁的赵明福负责清扫启阳路西侧，片区内有所小学，他最怕学生们在校门口撕传单广告玩，纸片漫天飞舞，对他来说每一片都是灾难。他还遇上过一个卖肉的摊贩，总往地上泼脏水，叶子、纸片等碎屑都粘在地上，像贴久的膏药一样难揭。“你要是再泼水我就把水都倒你门头上去！”赵明福跟对方发了狠。那之后，对方再没泼过水。 也有环卫工曾忍不住动手。吴佃付已近70岁，他负责的片区里，一个小区负责卫生人员50多岁，经常把桶里垃圾都倒进他的桶里图省事儿，“他拉着空桶走再也不用早起来了，我得三点起来！”吴佃付说，他之前劝过几次，又发现了新垃圾，终于忍不住朝对方面门一拳挥了过去，对方理亏，没要求赔偿，也再没倒过垃圾。 少有人知道环卫工考评的苛刻。去年秋天，吴佃付午饭没吃完，就接到了考勤员的电话：“你有三片叶子没扫干净，立马整改！”他放下筷子就赶着去清理。据环卫工们描述，类似罚款一次要一二十块。 环卫集团收入差别巨大：老环卫工们大多是临时工，一个月1600-1800元，60岁以上的只有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年轻人们月薪在2000元以上，如果是重要岗位正式职工，每月能拿到4000元。 许多人提过涨工资的事。赵明福还有两年满60岁，是羲之路附近几条街道唯一一个有社保的环卫工。他负责的学校清理难度大，涨薪要求被拒绝后也不敢走，妻子、儿子都有智力障碍，要靠他养活，“干到退休生活就能有保证了，能拿到养老金。”负责垃圾站的张伟民66岁，去年年末开始罢工了一个星期。四年前，一同负责看管垃圾站的工友辞职，他开始一个人做两份工挣两份钱。但两个多月前，新来的经理认为看管垃圾一体机一个人就能干，给他减薪600块，“你要不干就算！” 负责打扫小学厕所的徐良中暂时接替了罢工的工友。2019年年末，他刚干两个月，工资就减了100块，这下挣上了双工资，“我挺高兴。”徐良中说，双工资挣不长，很快就会有新人来，“很多人回农村秋收后再回来打扫卫生。” 死去的价值 老刘生前住的房间大概6平米，从羲之路菜市场向东走一两分钟就能到，木板床铺着薄褥子，盖着新发的橙色棉工服，工友说他还没穿过；桌箱上四处堆着生活杂物，屋里最光亮的是放烟卷的红漆铁盒。门前是条黄色窄巷，雪完全没被清扫，被车辙和脚印压成滑溜溜的冰路，斑驳着土色。生锈的铁门、木头门大多虚掩着，不能完全合上。两排平房被夹在楼房居民区中间的低洼处，这里是环卫工们的家，房租每月只要一百块。 老刘生前住的小屋。图/魏荣欢 环卫工老马的院子堆满纸箱和塑料瓶，他坐在马扎上，把酸痛的腿稍稍伸直放松。老伴儿端上午饭炖白菜，抽一片煎饼泡在里面，煎饼配白菜，或配咸菜、腐乳，几乎每家环卫工都这么吃。微薄的工资、被看轻的身份、随时到来的危险，任意一项看上去足以令人退怯，但“不干怎么吃饭？” “吃饭”不只是自食其力的尊严，更多时候，是这些老人们晚年生命最后的余烬，“反正留着（钱）没用，小孩你不得帮他嘛？”吃最便宜的、住最便宜的，他们想尽可能为家里留住工资。 环卫工老刘生前也是如此。工友们回忆，他工资卡上的钱是不动的，只是每个月去对对数目。他曾分配过自己的存款，3万多的卡给儿子，1万多的给女儿：“挣钱和攒钱”概括了他为儿女付出的一生。 老刘隔壁的郭应学夫妻用打扫卫生的钱养活自己，因为“孩子们攒钱买房、买车都得用钱”。他们白天打扫干活，下班了还要去接小孙子放学，二儿子就住在旁边的高楼里，房租每年2万块。老刘出事后，大孙子第二天早上7点多打来电话，担心他们穿得少；有的老夫妻都做环卫工，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儿子，小孙子才5岁，光咳嗽几天就花一百块钱。也有快70岁的环卫工在老家“还有更老的人要养”，老母亲90多岁，连假都不敢请，因为请假期间还要补钱给替工的人。 张世彩今年68岁，比垃圾桶仅高一头，做环卫是受不了儿媳的气。两人曾发生争执，张世彩说：“我要是死了谁给你看孩子？”“你要死了地球还不转了吗？” 张世彩一气之下出来做环卫工。但她还是心疼孩子，每个月留1000块给他们，自己只留700块。工作五年，张世彩存了12000块，觉得养老够呛，“有命好的，得病就死了，还花不着。” 在很多人眼里，“命好的”是刚去世的老刘。羲之路上，许多人觉得这次意外赔的真不少，一个饭馆老板说：“老刘真会死，死在这个地方。死家里就不能给钱，死路上就给。”还有商户觉得很实惠：“他干到90岁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老刘家人们的记忆中，他的面孔早已模糊。女儿记事起，老刘就在外面打工，东北、河南、上海，一年见不上两面——没人记得父亲爱吃什么，外孙女甚至不知道姥爷在做环卫工，以为他还在看大门。 老刘去世两天后，2020年12月31日晚上，1米8高、160斤的躯体火化完，骨灰被带回老家。葬礼在新年元旦上午举行，环卫公司董事长和经理都来参加，还带了一千块礼金。老刘的女儿说：“父亲一辈子的面子没长起来，但死之后长起来了”。1月4日，刘家拿到了62万赔偿金，包括2万丧葬费，这是老刘为家里“挣的”最后一笔钱。 羲之路菜市场附近，老刘去世的第七天，这里的雪终于化透了。他的扫帚斜斜躺在垃圾桶边的花池里，最后扫成撮儿的垃圾也终于袒露出来，被工友清理走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在接到给张爱华送外卖的单子时，外卖员陈航特别小心翼翼。 那正值新冠肺炎高发的春季，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区，除非是身体不适自我隔离，否则没人愿意住在这里。 穿过野狗与野猫出没的空地，攀着因生锈折断的楼梯扶栏，他来到五楼的旧房子门前，敲打着那个一碰就震落灰尘的老木门。 敲了一会，里边开始有声响，但等了十多分钟，依旧没有人开门。 陈航感到很生气，因为疫情期间，愿意出来送外卖的人不多，他手上的外卖单子数量庞大，不能在这一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否则会接到一系列的投诉。 他外卖放在门口，点击订单已完成，正要转身走的时候，门里传出了一个老太太的抱怨，“都饿一周了，来了钥匙也没带，故意折磨我啊？” 伴随着说话的声响有些大，陈航回过头，老太太已经把门锁打开，然后马上转身，拖着身子往回走。 这个时候，他才看清这是一个瘸腿的老人，靠着一张塑料凳子协助支撑着她走路。 老人以为他是小儿子，在陈航把外卖拿进屋里的时候，一边劈头叫骂，一边抢着打开外卖盒。直到抬头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外卖员。 那是张爱华的第一份外卖。 吃外卖等死 张爱华告诉陈航，她的小儿子原本每周都会来两次，给她洗澡和做好两天的饭菜，没吃完的放冰箱里，要吃的时候就在微波炉热一下。 但那几天，她儿子都没过来了。 原本，小儿子给她打过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传新冠肺炎，他们没法出门，让她省一点，把冰箱里的饭菜多匀几天来吃。但她老了耳背，电话她知道怎么接，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食物吃光以后，她自己也没法下楼，撑着个塑料凳子下楼，她知道她会被摔个半死。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拿柜子里的老茶叶，用水泡开以后，一把一把地嚼着茶叶。 在她吃了好几顿茶叶，吃得快要吐的时候，陈航送来了外卖，这个外卖，香到她自己都不信是儿子给点的。 “一定是你为了帮我，给我点的饭菜。” 然而过了几个周以后，她终于确信那就是她的儿子们点的。这些外卖，很快变得像那些茶叶一样让她反胃。一开始，因为饿了几天，她吃得特别满足，但这样的外卖持续近一年后，她已经濒临崩溃。 点外卖，由她两个儿子分工，一人负责一周。原本，外卖员每天给她送两份外卖，两个月后，外卖员送来的有可能是三四天的量。她的儿子发现，这样可以节省配送费。 外卖数量越来越多，但她的冰箱坏了，失去了制冷的功能。在气温回升的那几天，速冻层凝结的冰块溶解，地上流出一条条褐色的水。那些外卖在里边开始发臭、腐烂。 外卖平台的系统，第二次把给张爱华的订单指派给陈航时，他毫不犹豫就接了。为此他并没有接太多其他的订单，来到门口时，发现她已经不再把门锁住。 他知道自己这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高效又无情，但碰到这种老人，总想着能帮帮她。不过，屋子里卫生实在太过恶劣，让他打消了帮清理的念头。 这一次时隔上次已经半年时间，门外有动静，张爱华就知道是送外卖的来了。很多时候，外卖员成了她和儿子之间的传声筒。 感冒发烧她让小儿子过来，小儿子就用外卖给她买盒布洛芬和头孢拉定胶囊；冰箱坏了，她小儿子来了看了看，说没得修了给她换一个，但也一直没有下文；每个月，小儿子会过来一次，给她擦身洗澡，把那些饭盒一起扔掉，就算搞过了卫生。 最近她长褥疮了，说想要去医院看看。她知道很多老人长褥疮以后，很容易就是走到死亡。但小儿子照例用外卖送药买了一支消炎的药膏。 “他们就是想我死，早点死了，这个房子拆迁他们就能拿到钱了。” 没呆多久，陈航感觉到那里要变成大型控诉现场，赶紧离开。临走时，张爱华要求他帮打电话给小儿子，“跟他说明天就要签拆迁文件了，看他过不过来。”陈航觉得这是撒谎，只拨通了电话让她自己说。 “没时间过来，明天七夕节，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你帮我问下拆迁补回来多少，要是不吃亏的话，让她自己签吧。”小儿子忽然想到什么，略带兴奋地说，你告诉我妈，我找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二手冰箱，过几天有空我给送过去。 不过这次，张爱华听了个仔细，直接破口大骂，“二手冰箱，买个新的才多少钱？你又想我冰箱几天就坏了吗？” 很快，小儿子就挂掉了电话。 一千多公里外，广州海珠区建基路的一处老旧民居里，另一位像张爱华这样远离儿女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外卖骑手马煜淞按照订餐地址找到这儿，可任凭他怎么拍门也无人应答。 外卖是屋主的儿女点的。他们电话联系不上老人，住得又太远，便想通过外卖小哥看看家中老人是否安好。 透过防盗窗的窗缝，马煜淞隐约看到有人倒在浴室，不祥的预感瞬间升腾起来。 他向街坊借来扳手和斧头，试图砸开门或防盗窗，未能如愿。 报警后，消防员很快赶来，直到医护人员到场，老人已经不幸离世。 马煜淞当场就哭了，为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也为自己远方的父母。 送外卖每天都在和时间较劲。 因为超时他收过差评，扣过钱，也被顾客训斥过。但从来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锥心刺骨。 他忍不住假设：“如果我早来一步，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 很多人劝马煜淞不要自责，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本职工作。而本来最应该对老人负责的儿女，却在无数类似的故事中缺席现场。 他们的缺席，大多也有这样或那样之无能为力的因由。 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工作内容就是发传单和拉客开卡。由于业绩和客户转化效果挂钩，一个月工资平均起来2400左右。儿媳妇则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一个月1700。 “我一个月房租要1200，女儿幼儿园上学得1000，吃饭开销1200吧，剩下的手机话费、买个衣服买个被子，基本上每个月都算着来。我还能剩多少钱？这个二手冰箱，都还是我省了几个月挤出来的。”在小儿子看来，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把母亲接过来住，就得租个三房，直接增加了500的房租开支。这样的额外支出，会让他的生活无法维持。 加上微信的陈航反问过他，说你额外时间多做份工，送下外卖都可以把这500块补贴回来了。 “现在发传单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只是发传单，一个月就有个3000。但网络发达以后，健身房这些都通过网上推广，发传单也就80块一天，还得把客人转化开卡，才能拿到提成。上下班、午饭与逛街高峰，都得时时刻刻上紧发条，跟互联网推广们抢客户，我哪来的时间去跑外卖？”事实上，他也无法转行去做外卖赚更多钱，因为他有肝炎。 张爱华的大儿子，则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带着妻女前往深圳开起来网约车。 网贷他借了12万，五年期，一起得还20多万，每个月5000多。同时，他需要养家，要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他需要一份收入过万的工作。昆明他找不到这样收入的工作，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 但成本上，他也没法带上他的母亲。在深圳租房，多一个房间就多1000，还得安排一个人力专门伺候饮食起居。并且，跑网约车，要赚够10000块，他每天得跑20多单。连喘口气的空档都没有，更别说去处理老人的生活问题。 按照经济成本层层筛选下来，外卖就成了远程赡养的不二选择。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养老方式，除了充当传声筒，确认老人是否活着之外，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末，国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1%。其中，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000万，对比往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之下，年轻人被拖拽着进入高效率高节奏的社会化生产机器之中，越来越“卷”，分身乏术，加上代际冲突等一连串问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的困境。 “老人外卖”，不过是这种困境里，最为极**端的一面。** 对众多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而言，疲于奔命的子女难以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也无法提供长期细致的照顾，请保姆又怕对方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这时候，专业的养老机构就成为刚需。 社会学家蓝佩嘉称之为“孝道的市场转包”。 表面上看，养老产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可实际上，却有大量民营养老院在垂死边缘挣扎。 养老院的种种症结所在，也是中国式养老困境的集中体现。 送进养老院 老人和子女们对养老院的态度，处于两个极端。 在张灵眼里，养老院是他们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如果不找养老院，我们兄妹几个可能要反目成仇了。” 突如其来的脑梗塞，让张灵75岁的父亲张建军彻底丧失对身体的控制。他卯足力气，却无法将腿抬高1厘米；想说话，僵硬的舌头并不配合；就连五官也被紊乱的神经牵扯成极不协调的形态。 稍不留神，口水就顺着嘴角淌下来。 住院期间，他由三个孩子轮流照顾。每天4次鼻饲，要将食物打成糊，轻柔缓慢地注入胃管，温度适中，不能让空气混进去……胃管封盖扣好后，用纱布包裹，再用皮筋缠紧。完事以后拿温水冲洗，避免食物囤积变质。 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褥疮、尿路感染，所以还要经常给父亲翻身，开放尿管，以及换尿垫——父亲150多斤的重量，身上又缠着各种管线，这些工作每次都要手忙脚乱折腾半天才能完成。 脑梗塞留下的后遗症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加上张建军的梗死面积较大，医生推断，能恢复正常的概率微乎其微。 父亲出院前，张灵和两个姐姐向母亲王凤霞提议：“不如二老一起住到养老院去。” 王凤霞并不愿意，人年纪越大，越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圈。为了留在家里，她一度开出条件：谁愿意照顾我们，退休金就给谁。 三个女儿却大吵大闹起来，互相推脱照顾父母的责任，一连几天的激烈交锋之后，王凤霞妥协了。 当他们着手去找养老院，才发现养老院也不是这么好进的。 公立养老机构收费便宜，床位竞争也异常激烈。除了由街道推荐的“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和曾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外，其他人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光大证券此前出过一份养老报告，里面提到，全国标杆公立养老院——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全院只有1100张床位，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1万人，每年轮候只能入住几十位，很多老人等到去世都没轮上。 三个女儿做主，把老两口送到广州白云区一家已经成立十几年的民办养老院。虽然占地面积大，房型选择多，还有经卫生局批准设立的医务室，但因为很久没有翻新，院内处处透着凋敝的气息。 按照能否自理，养老院被划分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五楼以下的自理区，老人生活相对丰富，可以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搓麻，闲话家常。活力更充沛的，还能获准到楼下花园晒太阳散步。 五楼以上，则住着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每张床都配有应急呼叫器，四周摆着轮椅，吃饭的小桌子，坐便器。 管理借鉴医院住院部的模式，医务人员每天早晚两次查房，三餐由护工配送。这里的活动区弃用已久，墙上歪七扭八贴着用红纸写的几个大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王凤霞陪张建军住进六楼的夫妻房，宽敞的房间里放着老旧掉漆的实木家具，儿女们风风火火地张罗着布置。 坐在刚铺好的床上，她看看张建军，又看看准备离开的儿女，眼帘慢慢耷拉下来。 “想起以前送你们去大学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包小包。但你们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我和你爹，可能就是进坟墓前的最后一站了。” 三个女儿并不理解目前突然的伤感，在他们看来，住进养老院，已经称得上是享福了。 度死日 “吃饱穿暖，不用干活”就是儿女们眼中的安享晚年。但到了老人那儿，却像是坐上开往死亡的列车，四周空气里都是缓慢流淌的“老气”。 这一点，直到半个月后张灵单独来看望父母，才真正读懂。 为了方便打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统一被剃成寸头，张灵总是会将阿婆错认成阿公。 在这里，性别仿佛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符号。 最里面屋的蒋校长90来岁，得了阿兹海默症，智力退化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她坐在轮椅上，轮椅后面用绑带缠住栏杆，防止乱动摔伤。 才踏进走廊，张灵就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喊叫，“好心人过来啊，给我解开吧。” 半个小时不断重复这一句，不知疲倦似的。 护工偶尔走到她跟前安抚一句：“乖啦乖啦。”她更加急切地央求，“天黑了，我要回家，好心人让我走吧。” 仿佛一张被揉皱的报纸，枉图铺展自己 。 在蒋校长几步外，另一位80来岁的老太太也被布条禁锢在轮椅上，盖着毯子，闭着眼睛晒太阳。 一位护工经过，指着老太太的长耳垂打趣：“一看就是富贵长寿命。” 听到这话，老人皱纹深刻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对他们而言，长寿真的是值得欣喜的事吗？ 在张灵看来，老人们就像屋里的有声摆件一样。静默地杵在那里，定期被擦拭一番，只要不磕着碰着，这一日就算是功德圆满。 时间流动的痕迹，遍布他们的身体。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时间则停滞了，几乎不再向前延伸。 父亲张建军尚未恢复语言功能，看到小女儿到来，张大嘴“啊啊啊”个不停，努力想要抬起手来，张灵小心翼翼，握住父亲颤抖的手。 “我在这里是很轻松，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就感觉特没意思。” 王凤霞说她现在就盼着张建军能快点好起来，像以前那样痛痛快快跟她吵上一架。 她有时候觉得，住养老院跟蹲监狱区别不大。 这里的照顾是一种全权代理的，看管加保护的模式，它以保障老人的身体安全为第一要务。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即便能自理的老人，很多护理员也会限制他们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所以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基本就是围绕床的一小块空间打转，偶尔再去门外的走廊坐一会儿。 即便在划定范围内，老人的一些自主性行为也被视为“不安分”的表现 。 陶九妹是个闲不住的人。瞅见桌子落灰了，地板脏了总忍不住自己动手清理。护理员每次看到都如临大敌，立马制止她：“放着我来，你顾好自己就行啦！” 在她们眼里，行动总是与危险相伴。因此，避免行动就等于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甚至有些护工会觉得，还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更让人省心。 普通民办养老院住宿环境（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过多的规范和约束，反过来也会让老人相信自己真的非常衰弱，让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再离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大半年来，陶九妹连自己所在的楼层都没出过。 她总是拄着助行器在门边四处张望，像放学后等待家长来接的小孩。一旦有人出现，她的目光就会静静跟随，直到对方消失在视线之外，才无声收回。若是经过的人和她眼神对上，她就忍不住上前攀谈一番。 她说话声音轻，神态又郑重，像在跟人交换什么秘密，但实际上聊的也无非是日常琐事。有时候还会热情邀请别人去她房间参观，屋里有张床位空了很久，她很希望有人住进来。 张灵也去过她的房间，里面有种微苦，冷清，恹恹的气息。仿佛文火煮过，隔了夜的药渣。 陶九妹的房间（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娱乐活动匮乏，老年人睡眠又少，无处消耗的时间大多只能用闲聊填充。但因为缺少新见闻，到最后每个人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久了护工连敷衍的兴致都没有。 为了打发时间，王凤霞托张灵带了一块水写布。她在上面认认真真地抄写有关生肖与节气的内容，过不了多久又看着它们消失于无形。 […]
北京昌平香堂文化新村近期被强拆，我的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一直在抵制、抗争，坚守家园，甚至一度绝食。昨天从他发的视频看到，其所在的那个片区已经拆得只剩他家那栋了，孤零零地立在仿佛遭受地震后的废墟之间，在蓝天白云下的京郊，显得凄凉而悲壮。但是也就是在昨天，他家外墙和家门口一带被喷上了32个大大的、血红的“拆”字。看来，这位性格倔强的书生以一己之力是无法阻挡不通人性的大型钩机了。今天一大早，又读到玉圣兄昨日深夜给单位领导写的一封信（玉圣本人已同意公开此信内容）。 从信中得知，他省吃俭用几十年淘得的、友人（不乏文化名人）赠送的两万多册藏书在其供职单位的关心下，才有了可存放之处，否则，不但家园要毁了，连知识人安身立命之物也将无处安身！同是读书人，也是曾经的狂热淘书者，心里在感激中政大为好友解燃眉之急的同时，也油然而生难以言状的悲凉之感。 珍爱的书籍虽说有望获得暂时的栖身之所，但是半个多月以来，极寒天气里遭受的停水、断电之苦，加之其他一些使其深感不安和备受煎熬的一些因素，似乎使这位山东汉子的忍耐心到了极限。在信件末尾，他说，“既然学校已经为我解决了图书存放这一大难题，那么，作为一个爱书如命之人，我得分门别类，亲自打包，这自然就得需要时间。因此……在我整理图书期间（三天左右），要求崔村镇政府：第一，撤离专门针对我的值守保安、不得限制本人进出自由；第二，在我的图书安全转移到学校之前，不得非法强拆本人房屋；否则，我将不仅恢复‘居家被动不吃饭’行动，而且，将依法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玩儿命。” 一介书生，不是到了十分无奈和悲愤的地步，何以有如此决绝的想法？！ 香堂文化新村被强拆事件说来话长，尽管从玉圣及其他相关人士那里陆陆续续得到了大量信息，但我毕竟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法律专家，无法从当事人的切身经历以及法理的角度深度讨论此事。不过，有些事实却是摆在那里的：玉圣当初是出售了在北师大任教时分得的西三旗育新花园（我也曾在那居住过）的住房，此后才购置香堂新村的这座院子的，主要是解决图书存放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也兼做住所的。虽说是小产权房，但也是合法购得的房产。 据玉圣一再说明，这座院子“是在老香堂村宅基地基础上，经镇政府同意，由村委会统一建设的，不仅《购房合同》有村委会和崔村镇政府的公章，而且该房屋有北京市昌平区国土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此依法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保护。然而，在双方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现在未经法院裁定，镇政府就认定玉圣及村中那么多的房屋院落为“违建”，实施强拆。 崔村镇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如果根据当时的法规，房子是合法建设的，而现在根据新的法规或行政指令可归入不合规的建筑，说是“违建”，那么岂不是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退一步说，即使当时建错了房，那出错的责任和损失也应该由提供合法手续者及建房一方承担，有合法手续的购房者不但是无辜的，而且可以说是上当、受害者，他们理应得到足够补偿和赔偿才合理。 据我所知，玉圣在这座房子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她感情极深。如今，居住、使用了十多年，突然成了“违建”，要被强拆；既定性为“违建”，当然恐怕也难以得到合理补偿。这样的结果，对于玉圣和文化新村中几千户业主是很不公平的。此事对玉圣兄的心理打击，可想而知。 现在，香堂文化新村村民杨玉圣教授等人的一系列合理质疑和一年多来的坚守，并未带来转机，近来持续的、刺耳的强拆轰鸣声、遍地的废墟和漫天的粉尘就是对他们的终极答复。因此，我特别理解玉圣兄当下的心情，尽管我当初就劝他尽快结束“被动居家不吃饭”的抗议行为，劝他一定要保重身体、确保安全。当然，更不要去“玩儿命”，很不值！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此文刊登时已被删除）
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今天正式出道，进军娱乐圈。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以后看谁还拿科学家跟戏子对比，任正非的女儿都出道了，不会再有人把中国搞不出高端芯片的锅甩给明星网红了吧。 但是看了一下网友留言，我发现自己大意了。网友丝毫没有因为任正非的缘故，而对这个年轻女孩多加包容，而是横加指责。话说的不是一般难听。 如果说我只是大意了，那么假使任正非看了这些网友留言，怕是要哭。 有人说： 今天热搜前两名是故意的吗？ 大家姐孟晚舟在温哥华多次收到死亡威胁，小妹妹姚安娜出道。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这是脑补出了一部宅斗剧吗？都哪跟哪儿，姚安娜之所以今天出道，只有一个原因，今天是人家生日。 在姚安娜的微博，留言更是惨不忍睹。 有人阴阳怪气：你要学你妈妈一样也做秘书二奶吗？ 有人人身攻击：你这个颜值在演艺圈出道能做什么啊？ 有人道德绑架：自己回美国把你姐姐换回来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在出道的宣传视频中，姚安娜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不喜欢我？”那么我来替这些网友回答一下吧：因为你没有以身许国，没有投身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伟大事业中，而是去做了一个追求名利的明星艺人。 这就是这些网友的脑回路。但是这思维合理吗？这心理健康吗？ 难道因为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大女儿也加入了华为，所以他小女儿也必须加入华为？难道任正非的女儿没有加入娱乐圈的权利？ 这些说三道四的网友，又为祖国的芯片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呢？说白了，不就是一群键盘侠吗？ 有一种声音似乎还有那么一丁点道理，就是有人说，姚安娜口口声声说着努力比天赋重要，但她自己还不是凭借优越的家庭出身吸引了这么多流量？ 但是从常识来看，任正非是搞实业的，未必能在娱乐圈有什么势力能量。如果谈机会公平的话，反而是做华为CFO的孟晚舟更容易得到任正非的帮助吧。那么为什么被夸的是孟晚舟，被骂的却是姚安娜呢？有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姚安娜戴着“任正非女儿”这顶帽子跑到聚光灯下，被大家评头论足，这绝不是享受特权的姿势。哪有搞特权的人整天抛头露面唯恐天下不知呢？这也正是我觉得这个小姑娘不简单的原因。 娱乐圈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但是一个人有没有观众缘，能不能混出头来，通常是操纵不了的。 如果单论钱的话，整个演艺圈头部艺人一年挣的钱，恐怕都到不了华为的一个零头吧。中国电影票房一年才几百亿，华为每年销售收入在几千亿的规模。任正非真想安排姚安娜不劳而获，办法多的事，让她进军娱乐圈恐怕是最愚蠢的办法了。 别说什么“女版王思聪”，王思聪是拿着老爸的钱创业玩，一个接着一个泡网红。姚安娜不管怎样唱歌跳舞都是亲力亲为吧。单从这点来讲，任正非的家庭教育也比王健林高出几个层级。 但是能像我这样体谅任正非和姚安娜的网友不多，仇富和道德绑架的情绪占据舆论场的主流，剩下那些说好话的网友似乎都是经纪公司买的营销号。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自己拼死拼活玩命干，女儿做点自己想干的事却被骂得狗血淋头，这是你们想要的环境吗？ 众所周知，任正非是个工作狂，接受采访时多次直言：“这辈子很对不起小孩！”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段采访，大意是任正非说，虽然在孩子小时候没有多陪伴他们，但是可以在他们长大之后提供更好的平台。 任正非先生有想过小女儿出道会遇到这么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吗？ 所以我想不自量力说一句，对于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这种级别企业家来说，不仅应该思考给孩子留下多少财富，留下什么企业，更应该考虑如何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多包容、更少仇恨的世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民意是变化无常的，今天能把你捧上天，明天就能把你踩下地。三思吧，大佬们。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间思想笔记）
在美国权力交接只剩十天的时候，因为冲击国会事件导致四面楚歌、面临弹劾危机的建国急著和极端粉丝切割消停，但国务卿蓬佩奥却没有闲著。他于1月9日宣布，即日起全面解除原本对美台关系进行了降级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诸多限制。 蓬胖的原话是，“对于美国国务院先前以国务卿名义发布的所有关于台湾的联系准则，现在行政机构都可视为无效”。这个决定从政治意义上讲，和当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意味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距离公开建交其实只隔著一层窗户纸。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为了向中方表态，美帝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个法案事实上取代先前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把美台关系从军事同盟大幅度降级为区域性伙伴。美帝不仅撤出所有的驻台美军，关闭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STDC），同时不再官方层面承认“中华民国”这一概念，而是使用“台湾治理当局”一词。 美帝在台的外交联络部门，仅仅剩下一个名义上非官方的“美国在台协会（AIT）”。所有美帝和台湾的交流，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协会，以非官方的名义进行的。虽然它实际的作用相当于大使馆，但是至少在法律上不是。 因为《台湾关系法》的限制，大部分美帝官员，不能以官方身份访问台湾、发生实质性的联系。 蓬佩奥的决定其实早就已经有端倪。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2019年通过的《台湾保证法》以及公开重申《对台六项保证》、大面积恢复对台军售等，都是一步一步的在实质性的改变美台关系现状。特别是去年8月，美国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公开访台，其实早就突破了《台湾关系法》的约束，实质性的宣告了它成为“历史性档”。蓬佩奥的决定，不过是对近年来已经成文的新法案的一个定调和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宣告，撕破脸决裂的政治姿态极为明显。 从施政的角度看，这个决定比较仓促，应该不是蓬胖原本的计划节奏。但是显然在大选尘埃落定，即将卸任的蓬胖也有了“时不我待”的急迫。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他显然也希望能够进行最后的定调，防止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作为实际的动作，蓬胖其实在1月7日就表示将派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Kelly Craft）于1月13日正式访台。这恐怕到时候又免不了一番口水仗。 现在的问题是，在拜登上台后，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再度发生变化，甚至被废除？ 我个人的看法是，恐怕不会。无论从大选的纲领还是个人施政风格来看，拜登和川普在外交政策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可能并不包括对台政策。上面提到的几个美台关系法案，虽然是川普和蓬佩奥力推，但是在国会两院几乎都是压倒性的全票通过——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两党的共识。虽然两党大多数问题吵得你死我活，互相攻击，但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如果有，可能也只是具体操作方式方法上的分歧。 所以拜登也不可能冒著被两党一致反对的风险，贸然改变目前已成定局的美台关系。 我在两年多前介绍《台湾旅行法》的文章中谈过，这是美台关系突破的开始，将彻底改变台湾的国际政治空间。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和台湾同胞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甚至可以说，长远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分歧，除了历史的纠葛，剩下的都是制度的裂痕。维持台海现状，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即便将来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我们依然要心平气和的面对海峡那边的同胞。任何叫嚣用极端方式作出应对的想法，都是极不负责的双向损害。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据悉，近日，前《财经》杂志记者、前腾讯财经频道媒体人张贾龙，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6个月。 现张贾龙仍羁押在南明区看守所，下个月十二日就可刑满出狱。 张贾龙是在2019年8月12日被警方从贵阳家中带走，第二天，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19年11月27日，案件起诉到法院。起诉书中称，张贾龙自2016年以来，在推特上发布大量诋毁党、国家和政府形象的虚假信息，应当以“寻衅滋事”追究刑事责任。2020年5月13日上午，张贾龙被寻衅滋事一案开庭审理。 今年33岁的张贾龙，曾是《财经》杂志、腾讯财经频道编辑，曾报道艺术家艾未未工作室遭到强拆以及关注和报道“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维权等信息。2011年他在网络上公开了一些“敏感”信息，同时批评网络审查制度，后来被腾讯找借口解聘。张贾龙回到家乡贵阳生活后，成为活跃的网络作者，但一直比较低调，被抓前妻子刚生下幼女。 我认识张贾龙是在2010年下半年，那时，我正在办理何胜凯杀死遵义中级法院法警大队长的案件，当时，他采访了我。在我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记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法史天地）
今天看到两个新闻。 一个是，特斯拉股价大涨，马斯克身家达到1950亿美元，超越贝索斯成全球新首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斯克表示“真奇怪”、“回去工作吧”。顶级凡尔赛。 另一个是，一位叫韩某伟的饿了么骑手，2020年12月21日在送单途中猝死。去世后，因为4单没送，他被平台罚款。饿了么工作人员表示，韩某伟和平台没有劳动关系，只能给予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舆论压力之下，饿了么大手一挥决定给60万补偿金。 “饿了么”骑手送餐途中猝死 一个是全球顶级的创业家，地球人都知道他的火星梦；一个是为生存和家庭拼命奔跑的底层人，过不了几天就会消失在层出不穷的热点里。 我把他们并列起来，绝不是为了渲染仇富情绪。仇富太容易，当今世界却病得太深。 这两个偶然撞在一起的新闻加深了我的一个直觉：人类正在分化成两个物种，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没钱的。 都说1%的人掌握了99%的财富，可是问题就在于，即便把富豪榜上的人全部抄了家，财富分给穷人，也解决不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不要再做打土豪分田地，去地主小姐的绣床上滚一滚的美梦了。均贫富这事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不会再出现了。或者说，他们已经出现了，你没认出来他们罢了。 你看那些搞互联网金融的，炒虚拟币的，长租公寓暴雷的，直播带货翻车的……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枭雄。 既然可以兵不血刃发大财，谁愿意打打杀杀，你死我活。 以前的大哥，带领兄弟们打家劫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现在的大哥，收一群徒弟一起带货，谁敢说我们不好，派一群老铁去骂你全家。这么说，好像还是现在更文明一点。 所谓枭雄，都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群雄逐鹿，赢家肯定不是武力值最高的，而是心理值最高的。项羽斗不过刘邦，吕布斗不过曹操，古今皆然。你要兵不厌诈，你要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你要敢偷袭敢不讲武德。 成王败寇的铁律依然有效。赢家上富豪榜，输家被限制消费。但是不管输赢，大家都是人杰与鬼雄。 只要混出头的，都成了“大象”。没混出头的，都是“蚂蚁”。有的大象还取个名字叫蚂蚁。 新的游戏规则是，大象不带蚂蚁玩了，他们说带不动。 大象每天都在飞奔，眼看就要起飞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火星退休，星辰大海……蚂蚁们用他们的键盘疯狂喊加油。大象们偶尔打一架，蚂蚁都能乐半天。 可是，这跟你有啥关系呢？大概就像那句电影台词说的——“好好干，明年哥给你娶个嫂子。” 东哥在明尼苏达遇到人生一个槛，回来之后发誓：“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他提出了811648，意思是周一到周六，早8点工作到晚11点，周日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休假两天，每年也会休一次长假。 有个词叫赢家通吃，现在通吃得更彻底了。 有人说：参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之前，一定要先问问自己，炒股赚钱了没，如果没有，说明判断力有问题，不具备参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条件。 你想想，亲戚朋友聚会，是不是混得最好也就是挣钱最多的人最有话语权？ 我最近常常在想，假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会被如何看待。 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吃瓜群众：阴阳怪气，举报了。 陶渊明：“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吃瓜群众：玩不起就别玩，装什么清高？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吃瓜群众：你也配？ 李诞在新书《候场》里边，借一个暴发户的口讲了一段话： “21世纪的重要思想家就是比尔·盖茨他们。重要的思想事件就是比尔·盖茨每年的书单，巴菲特的午餐，扎克伯格的新年计划，贝索斯在山里挖了大洞放大钟，马斯克发神经，乔布斯发完神经留下的那些遗产，就这些，这些就是最牛逼的。21世纪为啥好，就是这些最有钱的人同时也是最聪明的人，也是做最多善事的人，也是最开放的人，甚至还是最酷的人，真！善！美！集齐了，你说牛不牛逼？艺术家哲学家不行了。” 总结一下：最聪明的人最有钱，最有钱的人最聪明，最善良，最开放，最酷。 你要是不够有钱，只能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当然，你也可以怪你的父母不够聪明，不够努力。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骑手才悲惨。下面这本《失去合约的人》讲的就是英国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艰辛，包括亚马逊拣货员、Uber司机、客服人员等等。 西方学术界有个有点拗口的词叫优绩主义。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出版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畅想到了2033年，统治英国社会的阶层从贵族变成精英，整个社会奉行“智商+努力”的优绩主义信条。但是，这种优绩主义使得阶层分化过于严重，遭到民粹主义者反抗，社会濒临革命。 现在这个设想几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真了。 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有原因的。美国社会的精英也有活该的成分，那就是他们活在“我更聪明也更努力”的幻觉里太久了。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觉得，近几十年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深化，毒害了政治环境，分裂了人群。这种鸿沟，一部分是由不平等所造成，但也和人们对于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顶层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是一种衡量价值的方式，而那些失败者，不应归咎于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登顶全球首富宝座之后，马斯克将置顶推特修改为： “我的钱中有一半用于帮助地球上的问题，另一半用于帮助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自我维持的城市，以确保（所有物种）生命的延续，以防地球像恐龙时代受到流星撞击或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我们随之自己毁灭。” 多么雄伟的理想。可是我想知道，人类去火星之后，还有2000块一条命的外卖员吗？还是说到时候所有人类外卖员早就被机器人取代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间思想笔记，文章部分内容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