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几年不看春晚了,今年依旧。 大年初一,电视上很多频道,还在没完没了地重播。仿佛它是一道珍馐,谁要是错过了,简直不可原谅。 每年除夕夜,都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或刊物。今年是听戏剧,河南曲剧,揣摩它的音律和唱腔特点,不知不觉迎来新年钟声。 小时候的寒冬腊月,经常有河南的戏班子到湖北唱曲剧。不少湖北人会唱这一“外来”剧种,民间也有些高人会拉曲胡。这算是一种地缘文化现象。 对于热衷春晚的,我也不置喙,那是人家的口味、人家的权利。只要自己乐活,那便是好的。看完即弃,像倒掉水杯里的茶根,也很正常。 只是不明白,为何不少人对春晚“年年看、年年骂”,还要一本正经地讨论、批评一番。 除夕守岁之于民众,本是是带着古朴印记的民间叙事文本,寄托的是对于个人、家庭禳灾祈福的期盼。这一诉求基本可归属于私人的情感空间,每个人都是春节的主角。 为何大家乐于谈及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春晚? 那个时期,改革总体上曾带来一种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尽管福利和保障水平不高,但每个阶层都能找到各自的平衡点。 就老家湖北而言,1983年春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农村大量的砖瓦房就是此后两三年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至今犹记得,那几年除夕夜,老家的鞭炮声几乎彻夜不停。 彼时的春晚,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嵌入,而具备获得感的民众,在观感上并无落差。 改革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利益分化,获益阶层与利益相对受损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满意度。 春晚不可避免要承载必要的叙事,这种叙事更多的应是民间话语。而春晚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主流话语内容,进而完成了集体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僭代。 随着主流话语的全面介入,春晚从一个偶然诞生的节目,转变为某种必然的主流话语传媒镜像。 华服艳舞、仙乐飘飘,花团锦簇,迤逦排开,稍纵即逝,连摄像镜头都应接不暇。观众愈是看到屏幕里的华丽镜像,愈是感觉到它与现实生活的落差。 即便曾给观众带来无数笑声的赵本山,也只有通过展示其作为弱势者“可笑”的一面,才能取悦宏大叙事。 不管春晚节目如何巧妙地将宰制性话语,以民间话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在场”的社会成员都是“缺席”的。 它以欢声笑语,完成了对最广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掩盖,将改革受益群体普遍化为全体社会成员,进而达至个体对于“共同想象”的认同。 至于这个舞台上高歌的夜莺、捧哏的小丑、唱唱跳跳的奶油小生、拼命煽情的男女主持,不说也罢。 作为一种特定故事范式、话语范式、文化范式的输出阵地,春晚注定还会一如既往地办下去。 至于你喜欢与不喜欢,并不重要。它们每每都要迫不及待地进行收视率的报捷。 很认真地要对春晚评头论足,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人家能够与民同乐,已经是难得的低姿态了,还想怎地? 改革春风吹满地,不看春晚不生气——比如我自己,还有诸多远离它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原文已被删除)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为什么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华人教授潜伏一年美国大学,发现中国缺的不是人力和财力。 01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 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 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 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 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02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 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 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03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 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04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 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05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3. 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 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 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08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 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 (全文转自管理学季刊 )
人生中一些事件,值得记录。 我博士毕业后来到上海某大学,工作了十年有余的时间,一月初终于走完离职手续,与这个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挥手作别,朋友得知,十分不解,纷纷私信询问个中原由。我相信,越了解我的朋友越是困惑,他们心里一定会想,你远未达到财务自由,何来的底气,何来的勇气,辞掉这份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相当不错的工作呢? 确实,我的经济状态的确一般,三十多岁博士毕业,来到高校,拿死工资,毫无投资意识,一遇人对房市津津乐道就觉得无聊,四十岁才买自己人生第一套房。照理说,理性的人绝不能这么草率,然而,我还是走出这一步,而且是经过长年的思考而作出了决断,最终由数个偶然事件激发而递交辞呈,一气呵成。 以下就跟关心的朋友们分享其中原因,算是一种汇报,也是对自己的总结吧。大体来讲,就是客观大气候跟个人价值观共同决定了。我准备先捋一捋个人那点心思情节,对这部分个人经历,情短愁长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跳过此节个人心境的剖白,看一些本人辞职背后的制度环境观察和叙事,包括本人对当下高校言论把控、行政体制等一些个人角度的体验和观察。 个性使然 记得大约五年前,一位北大毕业的师弟来我们学院找工作,跟我询问学校的情况,索要院长的联系方式什么的,他特别关心学校职称评定方面的标准,我回答道这个真不知道,还没关心过,当时我能清楚地回忆起电话那头他的惊愕,显然我的这个回答让他愣住了,僵在那儿有个几秒后,他尴尬地反问我那师兄你不关心职称那你关心啥?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价值观这个东西,人与人的确不同。 我绝不敢说能免俗,但可能属于那种更愿意追求一些虚的东西,钱财职称课题啥的,相对倒不太强烈,这也是我不思进取的一面,甚至我带过的一位研究生,跟我混熟了之后,也不只一次直言劝说,老师您写写文章申申课题吧。旁人一听,仿佛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似的。 我心里也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八成因为研究生同学之间也会攀比导师,有名的导师他们觉得虚荣心得到一部分满足,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带研究生的原因,我又没有什么资源介绍工作机会,自己也想多享点清闲,何苦呢? 实际上,我哪有那么清高,如果能让我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人生就这么长,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哪里,直接表现了你的价值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我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在某地法院当法官,结婚时我是证婚人,去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年前他突然联系我询问有没有门路拿到一种特质奶粉,原来他孩子挺可怜的,得了一种罕见的枫糖尿病(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我没帮上多大忙,但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更感慨人生无常,更想追问有限人生里追求什么才是最关键的。 在我们这个被叔本华谓之为“作为表象的世界”里,人类更倾向于把幸福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如权如财如名声,这些来去不定,说没就没的东西上。拿我工作的法学院来讲,前院长是位女性,作风干练,学术上也广受认可,国家级的课题拿了不少,明显是位好强争胜的个性,然而,当了那么多年院长,竟在办公楼里与一位副院长卷入一场冲突,从口角发展到肢体冲撞,场面上甚为难看,校内求告无门,甚至还被莫名其妙免了职,咽不下这口气,离退休只剩两年了,竟然也要调动到上海另一所大学。冲突的另一方,也是一位女教授,能力能量也不逊,当时也是不甘,群发邮件,严正控诉,密集举报,火力也是凶猛。 在我看来,都挺好的人了,都是多年的教授了,落个两败俱伤,似乎想不通还有什么值得让场面这么难看的,着实让人唏嘘不已。然而,这事儿再跟下面学院近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对比,就又真得不是个事儿了。 一个同事,刑法学博士,年龄跟我差不多,比我进院早两年,2019年春节日本旅游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后活了下来,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转运到上海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早一年,另一位同事,德国海归,民法学博士,八零后,新婚燕尔,2018年寒假在海南旅游,溺水身亡。 在学院工作这十年,每遇这类事件,我都会回想自己的一些经历。 2004年我硕士毕业后在一所高校教书,二十多岁,还是想折腾,因为很崇拜一位著名学者,特想考北大博士,周围所有人都说省省吧,这工作不错了,北大那边又没啥关系,难度太大。后来,突发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做了,失败,那也算试过,人生中有这次经历。 这事发生在2006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本科大学同学,刚与女朋友领了结婚证没几天,还没办婚礼,却因车祸意外在广东去世,这事对我触动挺大,当时接到同学姐姐的电话通知时正值课间休息,内心震惊但情绪尚稳,接着上课,不到五分钟,突然爆发,泣不成声,泪涕泉涌,把整个班的同学给吓住了,估计当时学生们见讲台上的老师情绪崩溃,似又极力克制的状态,其表情之扭曲骇人,也是终生难忘吧。 他中山大学研究生刚毕业,妻也是中大研究生,外语系,妻子到广州的高校工作,本来计划她负责顾家,而他到公司,负责挣钱,却在入职不久,因与客户谈业务至深夜,回程与一辆土方车相撞而遭遇不测。没有比参加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最让人受刺激了,你一时无法接受那那木盒子里就是曾经帅气阳光的同学,几年前的假期,在老家聚会至深夜,我们俩个还挤在一张床上,咳一声还能感受到对方胸腔的振动。 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诸多悲苦,正确的对待的方式,不是宽慰自己,而是应像塞内加说的那样,相像所有你害怕的不幸,必定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想你才能够真正地宽心。世事如风,命运赐于你的,你最终会失去,帝国颠覆,顷刻之间,况人一时之兴乎,思虑及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从广东回来之后,我就豁出去了,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有意想提拔我,到他的行政口帮他工作,可我一意要专职教学,以挤出时间读书准备考博,把领导给得罪了,穿了半年的小鞋,甚至惊动校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让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我的消极怠工问题。挺魔幻的。尤其对我这个非党员,享受的待遇真不低,好在没有被“双规”,就谢天谢地了。不在乎,虽然当时被折磨得瘦了一圈,管他的,该干啥就干啥吧。 此事过了十六年了,没想到,在上海,我又一次要把自己豁出去了。 亲身经历的高校体制 我去年十一月提交辞职报告,写了几千字,是想跟老同事好好絮叨絮叨其中的缘由,坦承自己对学院的想法,毕竟自己与这所法学院有一定的感情,同事们关系处得还可以,走前说点真心话唠唠。然而,在中国高校的体制内,感情都是行政调料,行政机器运转起来加不加佐料,都不重要。 最后,作为启动离职程序的辞职报告,被要求由几千字压缩成二十一个字,“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解除劳合同,请领导批准”。还有一个细节,我在原本辞职报告中请求明年春天办手续,提前打报告是为了学院工作顺利交接,然而自从我表明离意,新来的书记就体现出了高效上进的工作态度,在本学期结束前完成了我的离职手续。 对于我而言,在大学里讲课,最大的快乐就在于与同学们交流,享受在讲台上陈述自己思考的感觉,然而近几年以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了,这份工作所能给我带来的愉悦越来越少。 所谓学术自由者 我辞职的消息传开,院里主管研究生教务的老师有点不敢相信,专门打电话来问,我确认了这个消息。这位老师直率幽默,颇坦承,他停了一会儿,说也好,也难为你了,这两年来告你状的越来越多。 这一点说来倒也奇怪,我带过那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论文,这三四年来突然冒出来好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甚至学院同事,反映我学生的法史法理的论文选题与我们学院论文选题的实践性原则宗旨不符,甚至有反映有政治问题闹到学院,一次两次就算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纠缠,向同事解释,开导宽慰学生,不堪其烦,算了,不想再连累无辜的学生们了,离职了就不当这个研究生导师本科生导师了。 指导一篇本科论文,题目叫《从<叫魂>看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法制观》,被举报有政治思想问题,教务打电话责问,怎么能说中国是“中华帝国”呢?我心里奇怪,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叫帝国?又被问“叫魂”到底叫的是什么魂?我当时发了脾气,在办公室接教务电话说“绝不改题目”后直接挂断电话,音量有点高,后来有点后悔,早就明知教务等行政部门什么的才不管事件原委,不管实质曲直是什么,只管太平不出篓子,没人告状就好。这事后来,学院派一位经济法专业的教授专门来调查,最终题目必须修改,不过我说了我不会改,让他们改好了,只要别难为学生毕业就行。 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一个有关民国宪法的题目,我的学生将开题答辩情况反馈给我,说有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可能要承担风险。我说不用怕,正常规范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可说的,可她却被吓得够呛,最后她严格自我审查,重新改了题目。 我的领域因多涉及外国公法,常让硕士研究生写个外国宪法案例研究的毕业论文,答辩时必定会遇一两位答辩老师的炮轰,“中国案例那么多,为什么研究美国案例?”,“这对中国法律有什么实践意义?”这些问题屡次把学生吓得够呛,怕毕不了业,我只能夹在中间,安慰学生,向学院反映,不管用,第二年又重复这样的闹剧。 后来,学院专门出了个院内的解释性文件,有一条专门为我而订,说明法律硕士专业有涉法理法史研究者可以不具有所谓“实践性”,然而,这个文件放在同事电子邮箱里,并不能阻止这几年答辩季里各答辩组给我的学生们造成的麻烦,所以这一两年我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偏经济贸易类的题目出一点。 作老师,最不想发生的事,就是有学生因为导师,而不能按期毕业,而我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过程中杜绝向学生灌输任何一种价值观,凡事就事论事,中立客观有学术依据地做研究,然而,即使如此,大环境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简直是到了动辄得咎,临渊走刃的地步了。 所谓教学尺度者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教学环境上的因素,中国内政这几年有目共睹,高校思政全方位攻城掠地,现在上课,巴不得千人一面,千课一讲,与我素来授课风格与内容,总相龃龉,坚持不逢迎倒也困难,不光是授课愉悦感成就感愈来愈少,反倒是心理压力日增,自知政治素质不过硬,且不如让贤。 我一直认为,高校工作最大的快乐来自学生们,他们聪明有见识,他们心胸开放,包容接受新事物。而且,大学老师何其幸运,仅多读了几本书,稍有些个性,显得有些思想,就容易圈粉到一些同学,我一直很感恩这一点,并珍惜这些同学的友谊。当然,也有一些粉,是为了“套磁”提提老师的印象分,现在的年轻人,精得很,不过,从他们问的问题和听课眼神就能分辨出。 然而,还是有几次感受到学生对你讲授内容的不满。有一次印象和特别深刻,课上讲一个题目,谈中国传统上不重视自由,一位平时表现很不错的女同学突然起立,义愤填膺,说我讲得没有根据,让我拿出证据,否则就是将个人感情好恶带进课堂,不负责任。我举出几个名字和当下我国合法出版物的名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张君劢《中印欧文化十讲》等请大家课下查阅,并再三强调课堂引用不代表老师观点,只作争鸣广开思路,请大家斟酌思判。 给研究生开课也有这类情况,谈中国古典社会性质为封建社会定性可能并不准确,谈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仅是一家之言,或为苏俄学者篡改而传入我国的这类话题,在一次给研究生开课中也被研究生要求拿出证据,也让我哭笑不得。 这几年,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不过,相较于近几年异见领袖纷纷堕落成川粉,这类学生就显得招人喜欢多了,起码他们情感真挚朴素,他们爱中国文化,爱国的情怀,也是可贵的可爱的,而且课堂上跟你公开辩论的,大多也是认真听讲,喜欢思辨的同学。有些同学还在我微信好友里,仍是朋友。 大多数认真听课的同学,求知欲强,正义感很强,也很包容,分得清是非,只要老师不偏激,持中允温和态度,正反立场都提及,尊重不同观点,好像也不似网上流传的中国大学告密成风那般严重。 大家知道,近年高校思想控制更深入,每门课大纲和教案重改,必须加入三个以上思政知识点,让人反感,后来发展到为节课都要有思政内容,“课程思政”由前几年的个别老师申请项目拿经费,发展到百分之百覆盖,每位老师都要把自己的课跟思政联结。 去年有一次课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老师落座来巡查听课,课下走到讲台与我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我马上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当时我班上的前几排学生马上应和,帮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工程师”还是“打工仔”? 再讲一下第三点,现行体制和社会大环境之下,什么样的学生让你感到沮丧,以致于让你觉得会消弱大学教师这份工作的吸引力?答:确实有两种学生有这个作用。 每年的硕士生答辩,你都必须得忍受一些垃圾论文,部分学生对学术不敬畏,那种轻漫混毕业的态度随处可见,这也是社会急功近利氛围的影响。 有一次,某同学在论文中多次引用某著名版本的经典书目第359,358页,恰巧我刚又重读了一遍这本书,同版同年同社的版次,明确知悉这本书一共才197页。另有一次,有答辩论文脚注直接引用外文文献(非转引),我让答辩者解释什么意思,其支吾不语,当然了,因为这是大家俱不通晓的德语著作。更有一次,通篇上下与某学者论文结构逻辑和相当多内容完全相似,但参考文献就是没有列出,我问她是否看过该文,仿佛被人揭穿后她先是惊愕迟疑,然后承认确实看过,我指出故意不列出主要依赖的文献,这是学术不端,某年轻的副院长马上理直气壮地说,能修改地绕过查重,这就是本事。 这种事情太多,这里只举三个例子,如果一一记录,这十年找三百个例子都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前已提及,大学论文开题答辩对选题的“政治正确性”有过分严苛的一面,然而,在学生的学术态度上,又体现出一种特别宽宏随意的网开一面。 这类学生让人沮丧,让人感到你的知识不值钱的挫折感,还有下面一类学生,数量虽极个别,但仍能让你觉得大学老师的尊严也不值钱。 这十年,本科生研究生本专业外专业的学生,我大约一共教过应该超过两三千位同学,总会碰上极个别粗鄙不堪的学生,印象中遇到两起,一次是2012年研究生,因对老师强调出勤而当堂出言不逊,以为自己是英雄,下课在微博造谣中伤恶语。 另一次是三年后全校本科通识公选课上,一男生在我课上一直不停说话,多次警告不理不睬,让他出去也不坐着不动,下去拉他,他在一百多位同学的教室里高声骂出好多句脏话悻然离开,事后才知他根本不是正式选修的学生,只是陪他的女朋友来上课而已,对他而言,谈情说爱时被老师打扰,失了面子,须要加点梁上好汉的气势,才能补回颜面来。我要求学校调查,他给我写了道歉信,说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船长,一个是跟那位同乡的女朋友结婚,请老师高抬贵手,不要使他的梦想破碎。 这两位同学都未受到学校的处分,连警告也没有,我这里不是因为他们未受处分而沮丧,而是感慨大学教师可能表面光鲜,而实质他们在大学体制内部的卑下,连一个擅入你课堂的学生当众指着鼻子高声骂你SB,这种事件也既未惊动学生处工作人员动主打个电话回访或问询,也未劳动这位莽撞的学生所在院系的辅导员大驾约见安慰或调查。 大学教师,很大程度上,你就是个为学校打工的,“课堂上,老师讲的课是商品,学生是顾客,是上帝”,后边引号里这句引自本校教务处处长开会时对出席教师们所讲的原话。 这一观念后来在本院第二专业上更清晰地印证了。外院学生选修我院第二专业,交学费,假期上课,老师课时费高点,一节课三百块,修够学分毕业时可以拿到法学双学位。对待他们我跟本院学生一样态度,该挂就挂,上了两年,学院某日本海归背景的副院长打电话给我,说挂得有点多,影响学院二专招生,影响学院收入。我说这是我的原则,总共就32节课有学生旷20节还让过说不通,对其他认真学习的同学不公平,要是影响学院收入,我以后二专不上就是了。之后,我再也没任二专的课。落个清闲,享受完整的假期,挺好,教研室主任多次邀请我担课,我都一概推掉,说跟副院长打过招呼的,况且,这课时费,一定有人愿意顶。 这点坚持,是因为传授知识,不是提供服务,这是原则,也涉尊严。 所谓大学教师尊严者 接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谈谈相对于大学行政领导,普通的大学教师的尊严问题,也涉及与其他行业的对比。这算是我这一部分的第四点吧。 还是刚才提到的那位认为“学术不端只要抓不到就是本事”的八零后年轻副院长,他本科研究生都是本院毕业生,听同事说最近有人举报他“一稿五投”。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与他同一个研究生入学面试组,当时有一位参加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女生,场面上表现很好,应付自如,落落大方,回答问题也可。这位副院长同事却很厌恶,而且表现得很明显,原因仅是因为女孩29岁,年龄较大,郑州大学的自考,已婚,安家在上海。女生诚实,问啥答啥,这些个人信息都未隐瞒,但却招致很不利的事果,这位副院长马上直言自己的歧视和不信任,说“你将来入学后一定不会安心学习,不会从市区坐地铁能来上课吧,读研期间会生孩子吧?”女生向他解释,阐述自己求知的渴望,他却大怒,打断她,并指着她厉声呵斥让她立即离开。 我当时为这位女生说好话,他当场怼我,“这种学生谁想要谁要,反正我不要!”虽然答辩组里还有一位同为自考出身现在已经奋斗到教授的老师也很认可这位同学,但没人再接话茬儿了。 这就是我工作的大学的现实,我想也是中国其他大学的现实,只要毕业答辩组或录取面试组里有一位院系领导,那他一个人的意见就是全组的最后意见,所谓多数原则,一票否决什么的,摆设而已,只有他(她)的那一票才顶用,其他老师就是来衬绿叶的。 这事过后,很长时间我都很难过,她屈辱地退出一楼那间会议室的痛苦表情总是被我回忆起来,我后悔当时应该立刻回怼过去,“你要不带,那我带就我带了!”可惜当时没说出来,过了这么多年,那位女生三十多岁了,不知她后来实现了读研的愿望没有。 我与那位副院长没有任何私怨,只是就事论事,但这里反映的可能是中国高校的现实,也是中国的某种现实的反映。必须承认,高校教师在中国所有职业里算是最舒适自由了,但高校里的官本位仍然无处不在。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喜爱网球运动,在国外时我专门研究他们网球场的使用规则,即所谓“先来先占,如有人在旁等候,则使用场地一小时后必须要让给等候者”;在我工作的这所大学,有三片室内灯光网球场,学校会为教师每周定期开放,算是一种职工福利,然而,其不成文的使用原则是“先来先占,打过瘾为止,若有领导来打,或有领导熟人来打,则须让给领导及熟人打过瘾为止”。前者的原则是平等和尊重,后者,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是丛林法则,领导一来也体现了平等和尊重,领导更平等,更值得尊重。 几年前,曾有一位副校长,行事干练,也爱运动,网球场教工开放时段,只要他要光临,必定由有眼力且能力强者提前张罗,预留出最好的场地候着,打球的教师们会自觉将自己定位为陪练,以技术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候补,菜鸟休来碍事,让领导打得尽兴,是当晚网球场上下的核心要务。 还是网球场,后来,本校新任校,有复旦背景,他长常在晚上散步到场地上,只要他一出现,老师们都特自觉,停下比赛满脸堆笑围着领导听讲,只有我不懂这仪式,躲到最远的场地上一个人练发球。我心里也琢磨着,人家领导也就是晚饭后溜溜弯儿消消食儿,看看打球儿,被这么一哄,还让不让愉快地散步了。 学院一位留校的辅导员老师,八零后,十年前一起打网球,谦虚有礼,对专职教师同事尊敬有加;年轻有为的他,几年后提拔为院副书记,在一起打双打,遇我配合得不如意,场上直接怒吼,“你他妈怎么打的”。 再来略谈一下大学教师的收入情况,毕竟,谁也否认不了,收入的多少,直接跟这个职业的尊严感有关系,更决定了每位大学教师的内心评价。 我所在的这所上海的大学。十年前入职的时候,一年下来,拿到手里,平均一个月将近一万,这几年高了些,平均两万左右。我有不少硕士同学在上海各区任检察官法官,各区行政部门如质监局,新区管委会等,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你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是可怜的温饱而已。 所以,大学里,有本事的,都是把外边来钱的兼职当主业,留下高校的编制,或满足虚荣,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作为校外兼职的辅助。学院里有那么几位老师,外边干得很红活,挣得盆满钵满,院内各种活动,几乎都不参加,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好多学生也崇拜这类老师,有老师也乐于在上课时指着教室门口自己停着的宝马SUV,自豪说这是哪个老总哪个局长送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作为教师,灵魂是高贵的,无涉物质。好吧,没毛病,也对,尤其是你开的车,相比你教的学生们停放于校园里车子,其价值刚够那些车上的沪牌的价位时,可不才更衬托出沪C牌车里你的灵魂儿比较贵吗。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大约是2013年,暑假过后开院会,当时的老院长面露不满地说,某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说她以后不会来了。我当时挺诧异,上学期结束前她还突然打电话让我帮她代半节课,说要提前回家。后来有同事告诉我,人家老公是上海港作引航工作,凡船舶进港都要对其求着供着,来钱快得很,估计有不少可能是灰色的,他们这一走大概率就是跑路了,人家上海的房子都能不要,这份工作算什么? 可不吗,这份工作算什么?如果这份工作都不算什么的话,干这活儿的人尊严值几何? 难以割舍的师生情谊 本科生 前天我在朋友圈宣布我已辞职这个消息,许多好友都万分不解,甚至有我教过的两位同学私信我时说都流泪了,这也让我非常感动,鼻子也是酸酸的,甚至有位远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与我既是师生,也是球友,经常在一起打网球,他说他看我离职的消息,忆及四年往事交情,眼泪哗哗地掉,那一刻真是感动,也是酸楚泪下,从心底觉得,这些同学的友情才真是我人生无价的财富呀。 那段时间,很多记忆涌上心头,一次在四楼院办,碰到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同学交材料,主动把她考上纽约大学的消息分享给我,并告诉我说我的课对她影响最大;也有多次,收到毕业多年的同学信息,说我的课对他们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遇到这些同学们我真得很感恩,因为我这十年任教的课程,大多是最不具有实用性的形上思辩,无数同学望而却步,避恐不及,在实用至上的浮躁世情之下,能遇到对我的课感兴趣的同学实属不易。 一位无资格选课只能旁听的同学,去年四月份乘座网约车被认定为与核酸阳性的司机密接,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隔离而缺了两节课,约我在办公室给她补课重讲《理想国》,那个下午,师生论道,闲雅温文,无涉俗务,颇有雅典学园聚谈辩真之风,这段经历也是我人生绝无仅有的奇妙,在当今之重躯壳而利来利往之烦躁时代,愈发觉得这些同学的可爱,在熙熙攘攘之中发现内心的宁静,确为作老师的幸运。 想及齐邦媛先生说的那一段话,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老师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 十一月提交辞呈前后几日,我连续几晚失眠,辗转反侧,思绪惆怅,十年有余的光阴,或悲或喜,或后悔或庆幸,持续地冲击那夜色的平静。得到了学院的答复并开始走程序之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天天都觉得内心无限空虚,已经习惯了大学里的生活,硕士三年,某高校教书又三年,在北京读博士四年,上海的这所大学法学院教学又十年余,一共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一旦要彻底抽离,仿佛丢了魂儿一样,那种无限空虚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像是肉身已经出发下一站了,魂儿还没准备好,紧赶慢赶追不上。而且这期间一旦有学院就手续问题打电话给我,每次都让我觉得有刀子在慢慢捅我,现在想起真是哭笑不得。 还记得最后一天,院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让我登录平台作一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将办公室的电脑交公,却发现我的工作平台登录权限已被取消,我发了句牢骚,“够快的。本来还想到平台看看自己的教务记录和指导的所有论文题目列表,纪念一下呢。” 那位老师很热心地专门打电话给信息办,临时给我开通一天的权限。我就人生中最后一次以教师身份登录这所大学的办公平台,浏览自己这十年的历程,看看我教过的所有课程,打开一页页选课名单,很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五味杂陈,心情难以形容。 突然我在教务记录里看到一项“教评结果”的栏目,以往教务发邮件通知查看每学期教评结果,我都是拒绝查看了,这可能是“刚愎自用”的个性,或者是因为我有颗易碎的“玻璃心”不敢去看也说不定。最后一天了,肯定要看看,遂点击进入,没曾想,自有系统记录以来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的教评记录全是A+或A,这一点我真是没有想到。 合上电脑,另一种奇怪的忧郁涌来,这些同学们真是太可爱的,对老师也太宽容了,我有太多的地方做得不好,尤其对那些被我挂科的同学,被我强制要求出勤的同学,我突然有种负疚的感觉。 法律硕士研究生 再谈谈高校中的研究生群体。前面提到,这十年有两次与一个学生发生摩擦,其中一次就是与研究生。运气不好,十年前我刚入职就碰到的那一届研究生是公认是学风最差的一届,以后学院一直在进步,同事和我都感到后来的研究生学风越来越好。实际上,那次我也有部分责任,第一年来这所大学,我读博之前在一所警官学院教书,一上课都是起立敬礼的那种,军事化管理学生都特听话,老经验带到新环境,没跟上变化,以为研究生了,更懂事应听话了吧,谁知并不是,差了点,弄得不开心。如果时光倒流,以为现在丰富的经验,肯定能不失原则下达到师生皆大欢喜,毕竟,与学生们相处,总是能带来太多快乐的时光。 我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一共带出来近三十位硕士研究生,与他们交往多了,慢慢地也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个群体,按理说考上研究生拥有更大自由度,可能拿到更高级学位,应该踌躇满志才对,然而,据我观察,他们是高校里最不快乐的一群人。 有一次在办公室,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字一句地纠正某研究生交我审阅的毕业论文初稿,并指出其中的多处或结构或细节的不当,她不停的附合道谢,满脸堆笑,并表示一定认真阅读文献并修改。但我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异样来,也不愿意再看她强颜欢笑强要面子,不敢说真话的状态,我当时突然停下来,话题一转,盯着她,慢慢地说“我不知你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建议你若有什么压力,不要硬撑着,可以直截了当说心里话”。话刚说完,没想到这一句话直接击溃她的心理防线,她当时竟崩溃了,眼泪不停涌出,在老师面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淤积的情绪。 原来,前一段她司法考试没过,找工作没有头绪,写论文没有章法,我要求的法律英文阅读能力她也不具备,加之公务员考试没有时间准备,最后一根稻草是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又要分手,这些都足以让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记得有一次我校保卫处处长在谈及前几年发生在我校图书馆的“泼酸刀杀前女友案”中,说本校突发事件中,涉及研究生的其占比明显要多于本科生,并明示本校研究生素质比不上本科生的素质。仔细一想,这话可能没有考虑到,研究生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压力问题,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们比本科生面临更重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还有一点绝不能忽略,他们都进入成熟婚恋期,这一点使他们比之本科生更可能经受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以及内心感情的需求和困扰。 学生们的原生家庭的阶级差距,也使同学们幸福感差距十分明显,我带过这么多研究生,基本上从精神面貌和谈吐的自信程度上就能判断出其家境如何,那些家庭优渥,或有社会关系的,其在就业方面基本上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困扰。2020年,因疫情导致研究生面试首次网上进行,图像直观,竟然也可以给老师机会一窥他们家庭条件,有的住宅装修讲究,家居舒适,光线明快,有的却没有写字台没有书架,竟是搬了小板凳近乎于蹲床边面试,更奇特的是,有学生面试时村里突然停电,这在大城市生活的同学们可能从来没经历过。 贫富差距无法避免,阶层鸿沟难以弥平之下,他们毕业后的机会也相当不公平。在当下中国社会高强度竞争压力下,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法律硕士研究生们大多内心浮躁无助,他们非常得不快乐,我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经济成长进步得太快,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应该适当缓下脚步,等一等可能掉队的人群,安慰扶助一些失意的人们,毕竟,人,不是工具,人,才是目的。 都奔五了,还折腾? 奔五咋了?如果我还有三四十年寿命,我现在更担心的倒是,地球的健康是否顶得住这三四十年。人类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都这般严重了,人们还不是瞎折腾,我作为一个个体,跟人类的盲目自大相比,却反映了出奇的理性了。 在回答上海某位任检察官的好友询问时,我随意地说,不辞职,到退休,挣到300万左右,这是一辈子;辞职,没了这300万,但会活出两辈子。 说得轻巧,辞职前一个月,心却在煎熬,我一直无数次地自问,“就你特殊?世界上哪有让人百分之百满意的工作?你难道不能再坚持坚持?毕竟高校教师的工作还是不错的,起码个人稻梁无忧”“傻呀!趁上海手里还有房票,赶紧再买一套,置换个双卫不香吗?如果丢了单位就没资格买限供房了”,我自答,“可以,坚持没问题,哪怕再坚持几年也行,别人可以我当然也可以。毕竟人到中年,事业变故,是颇难承受之轻”,但转念又自忖,“你真能坚持到底吗?你能继续坚持15年以上到六十多岁退休吗?” 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头皮发麻。 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寓境,与高校教师的日常,最为契合,学生铁营流水,年年轮复,老师迎来送往,情境极似,我若再咬牙坚持十几年,到了退休,可能落得回忆单薄,索然无味,后悔自己安于依循这种晨钟暮鼓的格式化生存状态,与其这样,我就冒险挪一挪窝吧,这工作该舍一舍了,拼一个人生二次方好不好。 存在主义者说,人类的存在似乎没有意义,有时甚至觉得何其荒谬,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选择而享受人所注定的自由,创造人生的意义。也许人生太过循规蹈矩,我有点厌了,这样下去,感觉找不到生活意义,得尝试作一些人生的改变,外边走一走,让光多透进来点,让消极幽暗的心理亮堂一点。 辞了以后到哪儿? 好多朋友同事同学问我以后哪里高就。说实话,真没有朋友们想像的“更高”的出路,如果有一个稳妥的下家儿接着,那前面我写的一大堆,不都是瞎扯装蒜摆姿态吗? 从提交辞呈至走完程序,我这一步,如果不是柏拉图洞穴退出逐影竞赛拾级而上者,就是抛弃原来大石去推另一巨石的西西弗斯。辞职后,摆在前面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于我而言,绝对是一种冒险。 写到这儿,发现自己都聊心里话聊到超过一万两千多字了,或又有人说,不怕得罪人?应该谈不上,这里所述全是事实,经得起良心拷问,所涉每个人仅就事论事,没有主观评断,谈不上得罪,再说,在宏大体制叙事之下,每个人的所谓“毛病”也是通病,更与个人本性等无干。况且,我这十年可能是本院黄金的十年,现在的学院领导层全面换血,“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本文所指的法学院已是昔日的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法学院了。 我在前面已交待了,大体上我离职有两个原因,个人性情和体制环境,还有一点,就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汇合,最终触发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上递交辞职信。想到这些偶发因素也是比较复杂,更有波折惊险的一面,遂再准备写一篇以详细记录这人生一页,记下这两年的苦辣辛酸,无奈与决绝,描述这些个人事件背后的社会语境,同时也展望自己将来的去向,看我所谓的“第二辈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最近几天在疫情逐渐好转的背景下,全球股市却普遍大跌,哀鸿遍野,起因就是资本市场担心乌克兰战争一触即发。目前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陈兵十万以上,从美国公布的卫星图像上看,俄军各种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入侵乌克兰似乎已经箭在弦上。 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反应剧烈,分别通过不同渠道向乌克兰运送大批军事物资,其中英国甚至已经派出小股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美国也已经动员外交人员撤离,多达8500名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也正在动员准备。 不了解俄乌恩怨史的看客可能会奇怪,俄国人为什么要和乌克兰过不去?如果真的开战,会不会演变成美俄战争? 一 说起乌克兰和老毛子的恩怨,那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 乌克兰、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原本都是同一族源,属于东斯拉夫人,起源地就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的平原地带,古代叫做基辅罗斯公国。后来被蒙古人灭了之后数百年间分分合合,各自发展,形成了如今三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虽然是同一族源,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纠葛,用苦大仇深都不能概括。 三百多年前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南下吞并了各方角力的乌克兰,从此就开始乌克兰的血泪史。众所周知,乌克兰地理优势得天独厚,90%以上的国土都是大平原,而且是土地极为肥沃的黑土,全世界仅有四大黑土地带(其中一个是中国东北),乌克兰是面积最大的,所以自古以来农业极为发达,有“欧洲粮仓”之称。即便到了今天,乌克兰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仅次于美帝。不仅如此,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铁矿、煤矿、石油等重要矿产一个不缺,储量巨大。 所以在二战中,纳粹前期在装甲部队高歌猛进,即将攻陷莫斯科的时候,突然掉头南下围攻基辅,就是为了拿下乌克兰这块宝地,错失一鼓作气击败苏联的机会。因为乌克兰对于苏联太重要,所以纳粹视为比莫斯科还要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乌克兰在苏俄版图中的地位。 但俄国人对于自己抢来的宝地,搜刮之余,可谈不上爱护。你能不能相信,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粮仓,居然曾经发生过饿死超过500万人的惨剧!1932年斯大林开始强行推行集体农庄政策,为了消灭反抗,苏俄对乌克兰所谓的“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而剩下的农民早已经吓破胆,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敢自己耕种。结果就是全乌克兰一半以上的土地抛荒,粮食空前减产。但是苏联当局征收粮食的总量却丝毫不减!为了达到目标,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种子、余粮和口粮。 1933年春,大饥荒终于爆发,富饶的大粮仓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吃人的惨况,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根据苏联官方数据,当年有超过2500个乌克兰人因为吃人而被定罪。当然,和中国的大跃进比起来,这还是零头。但过程确实惊人的一致。 要知道当时乌克兰人总共还不到2000万,四分之一的饿死了!这场人为的大灾难,导致乌克兰人数十年缓不过气来,说是血海深仇恐怕不为过。虽然后来苏联为了发展乌克兰,投入重金打造把乌克兰打造成工业基地,但在乌克兰人看来,不过也是为了更好的压榨资源。 所以当年苏联一崩溃,乌克兰人毫不含糊,立即独立,并开始了痛苦的去俄化历程。 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不知道谁说的但十分有道理的话:一个国家的最大不幸,就是离俄国太近! 从古至今,但凡俄国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深受其害,不厌恶俄国的。乌克兰人当然有深刻体会,所以从独立开始,就一直在谋划着摆脱俄罗斯的掌控,投入欧洲的怀抱。而欧洲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成员当然也是喜闻乐见,在接纳了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后,接纳乌克兰也提上了日程。 但是俄国人显然不会这么想。自从普京上台后,这个前克格勃总统就尝到了俄罗斯民粹泛滥带来的好处,经济不行不要紧,只要能为俄罗斯人带来大国的幻象,就能获得拥戴。所以处处以恢复苏联荣光,重塑俄罗斯的帝国梦想而自居。但是从前的小弟一个个都积极地脱俄入欧,对俄国如此嫌弃,这大国梦还从何做起? 乌克兰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对一直萎靡不振靠卖资源过日子的俄国来说,不啻于一块天天挂在嘴边但又吃不到的大肥肉。而且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是同源,也是欧洲和俄国之间最后的缓冲地带。对俄国人的大国梦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如果乌克兰脱俄入欧,顺理成章的就可以加入北约,根据北约军事同盟的性质,俄国人要再打乌克兰的主意,那就实际上要对抗欧美。 这就是普京把乌克兰看做俄国誓死力争的势力范围,坚决不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根本原因。 2014年,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因为图谋冻结入欧进程,被群众赶下台,普京干脆顺水推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直接并入俄罗斯。 但普京没有想到的是,这下把国际社会惹毛了。 三 克里米亚历史上曾经是俄罗斯通过清洗原住民鞑靼人抢来的地盘,后来搬过去占地盘的大部分是俄国人。但是苏联时期被划给了乌克兰。普京早就对此念念不忘,所以找个借口去抢地盘,顺便打击对手可以说是迟早的事。 国际社会普遍对这种沙俄时代抢地盘的招数极为反感,明目张胆的领土扩张也不禁让人想起了苏联的所作所为,原以为苏联崩溃会有不同,没想到俄国人还是一个躯壳。这是对欧洲赤裸裸的安全威胁。所以2014年欧美联合起来,对俄吞并克里米亚进行严厉制裁,包括金融制裁、能源禁运等,导致当年俄国GDP狂跌三分之一,能源经济一蹶不振萎靡至今。要不有中共这个孝子贤孙给普京递上史无前例的2700亿美金的输血合同,普京怕是熬不到今天了。 但是俄国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对于普京来说,曾经许诺“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虽然已经无法兑现,但是他深谙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心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求,远远超过了他们建设文明的能力。只要继续煽动民粹,为俄国开疆拓土,那么再来二十年,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不仅是克里米亚,如今面临战火威胁的乌克兰东部与俄国接壤的几个州,也因为当年苏联大规模移民,导致居民主要成分是俄国人。普京可不管有没有历史渊源,反正有俄国人的土地,我都要。 在俄国的撑腰下,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纷纷要求独立,加入俄国,为此拿枪对抗乌克兰政府军,导致战火连连,至今不休。乌克兰人有苦说不出,孱弱的乌克兰军队无法对抗俄国人,导致目前这些地区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只差没有宣布归属俄国了。 近年来由于中美交恶,美帝把精力都放在了围堵中国上。这让普京看到了空子,认定焦头烂额的美帝无法同时对抗中俄,所以处心积虑早就想在乌克兰动手。从时机上来说,普京确实很滑头。 四 说完乌俄的历史宿怨,我们回到现实。目前箭在弦上的紧张局势,会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 我的看法是,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是并不大。普京的根本意图是要挟,克里米亚得逞之后,他在豪赌西方一定会绥靖,最终抛弃乌克兰。把乌克兰一直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俄国的基本国策,对乌克兰的领土图谋也可以说昭然若揭,但是以俄国目前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真实战力,小打小闹支持别人搞鬼是可以,但如果亲自上阵,俄罗斯经济是承受不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的。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是现代战争从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开始,形势和内容上都已经发生质变。本质上是拼科技、拼经济。一颗炮弹一颗导弹一架飞机一辆坦克本质上都是大量科技和金钱的累积。和古代拼粮草甚至以战养战不同,现在每一天的现代战争都是数以亿计的真金白银的投入。以美帝之强,一个焦头烂额的阿富汗战争就烧掉5.8万亿美元,平均每天3亿美元,最后撤军也是真烧不起了。俄罗斯2020年GDP才1.48万亿美元,全部拿来打仗还不及阿富汗战争费用四分之一,他能打几天?1996年俄国打第二次车臣战争,才花了20亿美元就搞得要向西方举债了,打不下去了,几乎要停战。 第二是俄罗斯的武器水平和西方存在代差。很多人以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军工,傻大黑粗的武器应该还是能够排在美国之后的。但实际上不是,苏联时期,俄国人的武器就只能胜在量,而不是质。苏联解体后的这三十年,俄罗斯在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几乎同步,毫无重大进步。其销往世界各地的武器无论是导弹还是飞机,都在实战中被美式武器完爆。所以在西方如果真的能按照承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援,以俄军目前的实力,要干掉有12万人的乌军,怕也是难事。 第三是关键,就是俄国人从来不是战斗民族,大战历史怂的一逼,完全靠不顾成本的人海战术。斯大林时期1939年入侵芬兰,想吞并掉这个只有几万民兵的北欧小国,史称苏芬战争。苏联人前后动用80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参战,芬兰总人口才440万,常备军3.2万,全部坦克才32辆……结果,拼死抵抗的芬兰人以2.6万人的代价,让苏联付出了13万人阵亡,19万受伤的惨痛代价。希特勒就是在苏芬战争之后,彻底看轻了苏联,下定决心要干掉苏联。当然,他差点做到了,如果不是欧美联合大批量军援苏联,斯大林是熬不到反击的那一天的。再说一个近一点的例子,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这是俄罗斯在自家门口打一个闹独立的当时只有几十万人的小民族。俄军阵亡3826人,伤者17892人,另有1906人失踪……最终停战认输。直到今天,俄国为了求得车臣不反叛,完全是输血养着这个国中之国。 你看看,这也能叫战斗民族?从来都是欺软怕硬的怂货。 五 那么,如果普京真的头脑发热,一定要和乌克兰干仗,欧美介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作为老大的美帝会直接介入战争吗? 因为乌克兰还不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并不适用于北约的共同防御政策。也就是说,虽然背靠欧美,但是欧美是无法直接出兵支援的。只能像英国一样,以少量特种兵支援的方式加入。但是武器和物资上的支援,这是可以做到的,只在于牵头的美国力度有多大。有了阿富汗撤军的塌房,美国在乌克兰事务上应该是不会轻易放纵普京得逞。 比参战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是金融制裁。这是欧美立即可用的大杀器。只是欧美目前步调不一,特别是德国首鼠两端,两面讨好,难以统一口径。克里米亚战争后对俄的制裁其实是留了很多口子的,比如俄国依然在国际货币的结算体系中,能源出口也依然可以适用美元结算。如果欧美真的发狠,单凭美国一家,就可以启动踢出美元结算体系的金融制裁,这会导致GDP四成靠能源出口的俄国很受伤。如果再扩大到对俄国官员包括普京本人的制裁,那么可能俄国人的底气会少很多。 但是欧洲一贯是雷大雨小,众口难调。即便美帝牵头,要立即形成统一步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普京屡屡能抓到对手软肋的原因——不是他聪明,是有些人真的蠢。比如德国国防部长居然就说“普京值得尊重”。德国为了获得欧洲事务主导权,和美帝暗斗多年。再加一个习惯性摇摆的法国,这是欧美很多国际事务难以同步的原因所在。 六 不管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如何,可以肯定二战前那种拼武力就可以获得领土的时代,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已经行不通了。俄国人想要获得世界的尊重,不应该是想着怎么恢复沙皇的荣光,而是应该想想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文明水平,真切融入世界。凶悍残暴、贪得无厌、重利轻义的曾经让俄国人打下了这个世界上最广大的疆土,但是即便是全世界都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也只会弄得一地鸡毛,除了贡献更多的不毛之地,绝不会有任何的文明可言。 “扒开俄国人的皮囊,你会发现一个鞑靼人的灵魂!”曾经同样渴求无限土地的蒙古帝国比俄国厉害多了,但现在垃圾堆里都找不到。如果真要开启乌克兰的战端,很大程度上,不会是普京的好梦。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在因流调信息的披露而成为“全国最辛苦的人”之后,有很多人找到了岳宗显的支付宝账号,二话不说的就给他打钱,以此简单粗暴的方式表示感动。 后来,岳宗显发朋友圈说:“社会上好心人,寻找儿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捐钱,老婆,孩子的生活费够,儿子找回来,是我最大的希望!” 他甚至担心发在朋友圈里不会有太多的人看到,还委托小儿子在微博上重复了一遍:“请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到这个,不要再给发钱了,帮我找找我哥就行了,我哥叫岳跃仝,你要看到就给我妈打电话。” 河北邢台的寻亲男孩刘学州在被亲生父母构陷之后选择自杀以证清白,在他的遗书中,还特意为不多的积蓄做了安排:一半留给疼爱他的姥姥和姥爷,另一半捐给石家庄的孤儿院。 这是他在离世之前写下的:“给那些小朋友们买一些漂亮哒衣服和好吃的,替我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感谢这一生遇到的所有关心我的人,也和你们说一声抱歉,我辜负了你们。”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家庭关系里,和钱财有关的矛盾往往都是最尖锐的,多少兄弟反目至亲成仇的故事,都绕不开处置钱财的分歧。 但是,在2022年突然火遍全国的这两个悲剧性的人物身上,在他们对待钱财的态度上,却充满了最朴素的善良。 岳宗显在北京的深夜出没,只因拉建筑垃圾的货车,白天进不了城,所以只有从晚上十一点后才有活干,搬水泥,扛沙子,辗转多地,干到第二天清早收工,靠这种苦力活支持生活和寻子的成本。 他不止是最辛苦的人,可能也是最缺钱的人,人们主动给他打钱,并非受到蒙蔽,只是纯粹的同情这位不幸的父亲,想要帮着出份力气,收了这些钱,于情于理都是无可指摘的。 可是岳宗显依然要大家不要打钱过去,他就想找到失踪的儿子,在被意外的受到广泛关注后,他说自己的幸运在于可以有更多的人帮他找儿子了。 刘学州在写遗书时再也藏不住自己的委屈和气愤,16年前,亲生父母把他以6000块钱的价码卖给了人贩子,在经历了这段难以想象的悲苦人生之后,他还是找到了从来没有试着去找他的父母。 在认亲成功的团员标语下,回归正常家庭的幸福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是泡影还是被轻易打破了,母亲拉黑了刘学州的微信,对媒体说他狮子大张口让家里给买房,父亲发朋友圈,讽刺他是网络乞丐。 在刘学州活在世上的最后几天里,陪伴他的不是父母,而是无休止的网络暴力,他们骂他是心机婊、白眼狼、假笑男孩,而这个心机婊、白眼狼、假笑男孩,死前还记得把存款捐给孤儿院的孩子们。 可惜的是,自古善良总被负。 岳宗显等来了核酸转阴,却没有等来儿子的好消息,威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再次确认此前已和岳宗显确定过的一具男性死尸,就是他失踪多日的儿子,只是他始终拒不接受这项调查结果,相信儿子仍然活在某处。 而刘学州也看不到他所希望的恶语相向者们受到惩罚了,满口仁义道德的喷子们这会儿踪迹全无,脱下了网络账号这层皮,他们的生活照常可以继续,人家剖开的肚子里究竟有几碗凉粉,他们纷纷表示事不关己。 我们自小接受教育,都说好人会有好报,善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善待我们,然而事实上,良好的品格从来都不是换取回报的通行证,它只能证明一个人无愧于人世间,却无法承诺这又能够带来什么。 于是,现实教育总会推翻校园教育的部分成果,为众抱薪可能冻毙,多行不义未必自毙,而在接受了这种不公之后还能保持真诚善良的能力,才是黑暗里不灭的光。 就像罗曼·罗兰在写米开朗基罗时慷慨写下的那句陈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岳宗显的快手被人翻了个遍,这个绝望而孤勇的父亲,总计发了354条视频,毫无矫饰的记录了生活的天翻地覆。 2020年8月,大儿子岳跃仝失踪,在那之前,岳宗显的视频充满欢乐,虽然在一二线城市的体面标准下,这种欢乐也许尽是苦中作乐。 比如在墙皮脱落的老宅里,小儿子玩着游戏,大儿子缩在被窝里,教妈妈怎么用手机,而爸爸岳宗显在旁边乐呵呵的拍下了这一幕,用的标题是“真有福啊”。 岳显宗大儿子及他的母亲(图:网络) 岳宗显还隔三岔五的上传自拍视频,多是外出务工的片段,他会选上一段系统推荐的土味BGM,然后对着镜头眯起眼睛笑,一道道抬头纹爬在额前,也涂满了体力劳动的苦累。 自从儿子失踪后,岳宗显在视频里就再也没有笑过,白头发肉眼可见的变多,连胡茬都开始斑驳起来,打工和找儿子成了唯二的表达内容。 在这风口浪尖上,来自威海公安的鉴定报告几乎不可能作假,尤其是遗体本身还存放于殡仪馆没有火化,这宗悬案随时可以被结束,只是岳宗显还是不接受,说要等康复后继续把儿子找下去。 事到如今,你很难苛责这样一个父亲的偏执,也没有人能够掰开他紧握住的双手。 就在岳宗显满北京找儿子的同时,刘学州发了寻亲视频,并收获了很高的点击量,他惊喜于成千上万的热心肠网友帮着转发,也无意中站在了亮如白昼的聚光灯下。 喜欢围着灯光飞舞的,还有自阴暗处钻出来的虫豸。 从意外火了之后的第一天开始,刘学州就在和质疑者对线,他无法忍受别人说他寻找亲生父母是为了要钱,而这些评论和私信就混在支持他以及向他提供线索的众多信息里,没办法假装看不到。 我们都知道,在泥沙俱下的社交媒体上,网络大V的基本操作之一就是学会和喷子共存,不仅要有等闲视之的平常心,还得坚守谁急谁就输了的的游戏规则,不会让人轻易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生活。 但是刘学州没有受过这套培训,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无论是青春期的焦躁与不安,还是从小经历的那些残破不堪,都让他接受不了无端泼到身上的污水。 问题在于,面对成群结队的恶意,孤身一人的反驳和澄清始终缺少经济性,他的个人生活甚至隐私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横飞过来的质疑都散发着正义的圣光,指控他骗了全国人民。 刘学州的死讯传开之后,很多评论都及时的消失了,连发布者的帐号也火速改了名字,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会是一场有惊无险的闹剧,法律和道德都无法强迫这些人为刘学州的死承担责任,太阳照常升起,不过是被他们羞辱的那个少年再也看不到了而已。 只能说,该死的人没有死,不该死的人却死了。 在这个寒风侵肌的冬季,找儿子的岳宗显和找父母的刘学州,同时走到了各自的绝境里,世事的无常和人情的冷暖,都指向那个残酷的现实: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事实上,就像“月入1万元你就超过了90%的中国人”,能够享有完整的家庭,走过相对平安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心理学家卡尔·惠特克认为,来自原生家庭内部的摩擦和压力,是诸多现代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会导致修复起来困难重重。 在儿子失踪后的最开始那几个月,岳宗显还以为儿子是负气出走,发视频向儿子说他妈给他买了新的华为手机,让他快回来,还自录了一段口述,说儿子走丢前和家里吵过嘴。 杳无音讯,于是岳宗显开始往返儿子去过的城市,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依靠人肉搜索,中途被老家公安喊去辨认一具尸体,经DNA比对后确认是他的儿子,但他不信,回头坐火车到北京继续找,直到感染新冠肺炎“一夜成名”。 刘学州则是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抑郁药服用史,生父生母的凉薄与寡情,无疑加剧了他的心理创伤,即便如此,他也尝试过保持乐观和坚强,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有敌过铺天盖地的压过来的稻草。 恰好也是在一年前,B站的UP主墨茶official被发现死在一家出租屋内,在这起悲剧中,与家庭曾经产生过的矛盾,同样影响了事情的走向,在事不至此的种种可能性里,抵达了最可惜的终点。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或许每一段人生都难免经历幽暗之处,唯有点燃火把,让光畅通无阻的落下去,然后认清那些张牙舞爪的灰尘,它们纵使密集遮目,也伤害不到拥有真实躯体的旅人,不要驻足,奔跑下去,直到云破天青。 但愿我们,都能做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阑夕)
佳能珠海的工厂位于高新区金鼎工业区,项目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是佳能在中国大陆唯一一家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影像传感器和镜头的生产基地。由于智能手机的崛起,数码相机市场极度萎缩,再加上新冠肺炎病毒长期肆虐,佳能珠海最终选择关闭撤离。 开了32年的珠海佳能工厂宣布关闭了,1317名员工放假回家过年了,同时也失业了!佳能的补偿方案应该能让很多员工满意的,有的员工可得高达150万元的遣散费。解除劳动合同遣散费包括了5大部分:一,经济补偿金;二,特别慰劳金;三,就业支援金;四,全额支付2022年特别“手当”(有家属津贴、上下班津贴、住房津贴、职务津贴等);五,春节慰问金,路费+红包2000元/人。 网络图片 不止佳能撤退关闭时对本土员工如此厚待,几乎每家外资企业关停撤离时,遣散费都远远高于国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上限。一开始还有国产谋略家嘀咕这是外企资本家的阴谋,是收买人心。可收买国内员工的人心去干嘛用呢?就是些生产各类产品的企业,应该没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野心吧?也有人说外企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小白鸽以衬托本土企业是黑猪,抱怨他们不扮演“乌鸦落猪身上——谁也不显谁黑”的戏码,逼得本土企业变白,居心叵测哦! 非要这么逗哏,郭德纲也接不住呀!相信本土企业会稳坐钓鱼台,任你外企大方得一笔,我自岿然不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叨叨吧!世界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小人的狡诈怎么能显示出君子体面的可贵?没有麻雀鸣叫的单调,怎么衬托百灵鸟歌唱的婉转? 受过义务教育的国人,都被告诫“资本是邪恶的”“贪婪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就像老和尚教育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佳能等外资企业的员工们跟小和尚一样经历了内心的彷徨挣扎——“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呀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呀呀呀呀,坏坏坏,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心里来!” 好像资本内外有别,外资像美女,内资是老虎,要海誓山盟还是舍身饲虎,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有个著名的哲学三连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何处去?资本也可以套用这三连问显示出哲学高度,外资撤离发放高额遣散费,带出三连问——我从哪里来?我来干嘛的?我如何走得好? 十多年前,有部政论纪录片《大国崛起》很火,该片考察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了国家崛起的历史规律,为自己的崛起做好了心理准备。看完该片,想起范伟小品里的一句台词:“俺不想知道人是怎么来滴,只想知道是怎么走滴!”俺知道了大国是怎么崛起的,更想知道大国在衰落时是如何体面地软着陆的。除了美国,其他崛起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地衰落了,老二的位置都坐不上了。他们的崛起有经验更有教训,但他们的衰落和撤离却各不相同。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撤离就很不体面,几乎是被一把大火烧焦了内裤,才得到浴火重生的机会。 没有任何王朝和国家是长盛不衰的,如何来得明白,走得体面,才是个真问题呢!华夏历史上的王朝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得牛逼,走得傻逼,几乎没有体面撤离告别的戏码,避免土崩、缓慢瓦解都成了可遇不可求的艳事。 当本土企业不但会办轰轰烈烈的喜事,也能办好庄重肃穆的后事时,才算摸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脉搏。新东方老板俞敏洪完成了可圈可点的撤离遣散,其意义相当于一次本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了抵抗的种子,唤醒了本土企业家的体面意识。 《红楼梦》对世事无常的悲凉感,就在于“好了”半阙歌的体验——只有烈火烹油的“好”,没有芳草连天涯的“了”。荣宁二府只能给自己把红事办漂亮,无法给自己把白事办潇洒,“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黛玉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所以,黛玉和秦可卿被红学家誉为最清醒的人。后来“了”时,宝玉、宝钗、巧姐这些主子级别的都没拿到遣散费,更遑论平儿、袭人了。曹雪芹就是讲了个清朝“央企”发不起遣散费的烂尾故事,“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可见,遣散做得体面,后事办得场面,才是生命力的全面指标,是一曲生命的赞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万壑)
网络图片 一天以后,彬州公安向涉疫谣言案当事人道歉了。 1月19日,彬州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民关注的李某某涉疫谣言案,我局立即启动案件复核机制。经核查,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现已撤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目前,我局已向当事人赔礼道歉、退还罚款,并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网络图片 这起“谣言”的经过很简单,在一个196人的村群里,有人好心的提本了一句:“打完疫苗不能直接做核酸,否则就是阳性,核酸后打疫苗不影响,切记切记!!!” 结果,大概是被人举报了,然后警方就定性为涉疫谣言案,并认定其行为严重影响了疫苗接种工作的正常进行,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处罚款500块!!! 咸阳公安的官方微博大概认为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可以惩前毖后,便在微博上把这个案例公开了,还让这位倒霉的兄弟写了个认罪书按手印拍照片发在微博上,当成典型通报批评。 可是,被网民一看,这哪是造谣啊,这明明是在科普啊。 就这样,彬州公安抓谣言闹了个笑话,咸阳公安的这则微博也被骂上了热搜。 “打完疫苗不能直接做核酸,否则就是阳性”,这句话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不能算是谣言,顶多也就是表述不够严谨而已,因为,各地的疾控部门已经有多次提醒过,接种新冠疫苗后,需要在48小时(有些地方是24小时)之后再进行核酸检测。 网络图片 这个“李某某涉疫谣言案”,看上去有点像笑话,其实挺让人伤感的。 李某某只是在群里好心提醒大家,然后被举报了,然后彬州警方还认定是涉疫谣言。 李某某知道打完疫苗不要马上做核酸,他应该是一个爱学习善于收集信息的人,而那个举报李某某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无知者。但在这个涉疫谣言案中,无知者差一点就要赢得了胜利。 这挺荒谬。 而在这个涉疫谣言案中,尤其让人伤感的是,李某某自己还认罪了,按上红手印承认错误。 彬州公安是如何说服李某某承认错误的? 李某某应该是一个热心人,才会好心提醒大家,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心有没有变冷漠?以后还会不会热心?敢不敢热心? 李某某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他的幸运是因为咸阳公安官方微博的无知,才会把一个如此明显的荒唐事件,当成一个值得骄傲的典型事件对外公开,才会引爆舆论。 可是,如果咸阳官方微博没有公布这起案件呢?那是不是李某某就会背上这个行政处罚过一辈子? 陕西此前的消息有称,删除涉疫有害信息188条,落地查人70人。 这70人都是涉疫谣言吗?其中有没有与李某某有类似遭遇的人呢? 网络图片 彬州公安已经向当事人赔礼道歉、退还罚款,并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这种有错就改的态度值得点赞。 其实,我还想提醒一句,中国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很少有人想要去恶意造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是闲扯几句罢了。在判断是不是谣言时要慎重,要动用公权力抓人时更要慎之又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一、报警人和报警时间: 威海警方通报:2020年8月12日18时许,荣成市公安机关接岳某显的妻子李某英报警,称其儿子岳某仝(时年19岁,在当地务工)于当日9时许失踪。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我本来还在出海打鱼,当月15号,就赶紧回到家找孩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备注:“当地派出所”的“当地”具体是哪里,未明确解释。或是威海荣成市成山镇派出所?) 二、儿子岳某仝丢失时间: 威海警方通报:荣成市公安机关接岳某显的妻子李某英报警,称其儿子岳某仝(时年19岁,在当地务工)于当日9时许失踪。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未提及。 三、警方什么时候开始查找工作的? 威海警方通报:未提及。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 我认为,在我儿子刚走丢的那几天里,要是给定位的话,就找到了。 当时,我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他们置之不理,所长说话还很难听。 四、查找工作具体由何地警方负责的? 威海警方通报:荣成市公安机关。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 后来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又推回荣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东省公安厅,又到北京。 五、查找工作具体怎么进行的? 威海警方通报:公安机关通过调取监控、轨迹追踪、走访调查、发布寻人启事等方式开展查找工作,经调查未查到其下落,也未发现有价值线索,后将岳某仝列为失踪人员进行调查。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我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想让他们定位我儿子手机、调监控找人,他们说这是成年人,不给定位手机,两三天后,我儿子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至于调监控,他们说只管车,不管人,也不给调。 六、警方查找工作具体进行了多久? 威海警方通报:2020年8月26日,荣成市公安机关接群众报警,在当地一水塘内,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男性尸体,经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外围调查,未发现有犯罪事实存在,不符合立案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未提及。 七、 尸体什么时候发现的? 威海警方通报:2020年8月26日。(备注:距儿子岳某仝走失过去了14天。)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未提及。 八、**什么时候要岳某前往认尸的?** 威海警方通报:未提及。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2021年10月12日,他们看我上访,说有个尸体是我儿子,让我去荣成市第二医院认尸。 这个死尸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过派出所,他们说不是我的儿子。 九、怎么判定是/否岳某仝的? 威海警方通报:荣成市公安局采集兵某显夫妻血样进行DNA鉴定比对,并经威海市公安局复核,确定为岳某仝。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这个死尸刚被发现的时候,我就问过派出所,他们说不是我的儿子。我一上访,他们为了结案,就说是我的儿子。 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我儿子身高1米74,很瘦,长脸。我就觉得不是我儿子。 十、 尸体情况如何? 威海警方通报: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男性尸体。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我看到那个人,脸看不清,很胖,圆脸。 十一、 谁要求进行DNA鉴定的? 威海警方通报:荣成市公安局采集兵某显夫妻血样进行DNA鉴定比对。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我说要化验尸体的骨头,他们也不愿意。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我了,别给我添加负担了。 十二、 什么时候进行的DNA鉴定? 威海警方通报:未提及。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岳某:一开始说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实验,得要几十天,后来又说法医出差了,又过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你别烦我了,别给我添加负担了。 以下为威海警方通报透露的单方面信息 一、怎么判定“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经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外围调查,未发现有犯罪事实存在。 二、尸体怎样、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出现在水塘内的? 未提及。 三、报警群众怎么发现尸体的? 未提及。 四、尸体如何处置的? 现遗体存放于当地殡仪馆未火化。 情况通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朝鲜旧闻)
北京一名阳性病例的流调轨迹牵出一个令人泪湿眼眶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图 为了寻找失联的大儿子,抚养上六年级的小儿子,赡养瘫痪的父亲、多病的母亲,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这位44岁的河南汉子在北京扛沙袋、搬水泥,运建筑垃圾…… 深夜出发,凌晨返回,小睡几个小时下午再接着出去找活儿。十几天时间里,岳某辗转31处地点打零工。全部是重体力活。 虽然生活很苦,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可怜: 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 最令人牵挂的是,据岳某自述,其大儿子于2020年在汽车站走失,然而警方却不愿意通过手机定位帮他寻找,直至今日也没有音讯,所以他在北京一边打工找孩子,一边也是上访求助。 既然大数据能列出如此准确详实、精确到一分钟的流调轨迹,为什么就不能帮他把儿子找到呢? 这是很多善良的朋友们的第一反应,其中有同情,有困惑,也有愤怒。 然而特别遗憾的是,岳某的生活苦难归苦难,但大概率并没有冤情。大数据没有帮他找儿子,警察没有动用手机定位帮他找儿子,是合理合法的。 我知道这很违背大家的直觉,请听我把道理讲完再骂洗地不迟。 法律不支持他找儿子,可怜也很无奈 在广为流传的图片里,岳某当年走丢的是孩子,来北京找的是儿子,不知细节的人很自然会把它当成儿童走失甚至拐卖案件来看。孩子丢了,警察不帮忙找,那不是渎职犯罪吗? 可是我们仔细捋一下时间就会发现,岳某的儿子2020年8月走失的时候已经是一名19岁的成年人,有劳动能力,有全职工作,是一位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已经独立生活的成年男性。 岳某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自述 对这样一个成年人,是不存在走失概念的,几天找不到人,只能叫失联。 对接到报案的警方来说,一位成年男性,主动要求从工作单位离开,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汽车站这样的公共场合,身上有钱、有手机,但不接家人电话,警察会怎么想? 警察什么都不会想,也什么都不会做,因为这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展现出需要警力介入调查的疑点或危急情况。 怀疑陷入传销?有没有问家里要钱的证据? 担心被人绑架?有没有目击者或勒索信息? 家属要求通过手机定位找人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警察没有同意这么做也属于合理合法。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第二十八条 就这个案子在2020年刚发生的时候来说,当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位19岁的男生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警方是没有充足理由去调取他手机定位信息的,更没有权利将定位信息提供给其他人,包括他的父母。 我们如今从事后信息来分析,感觉当事人遭遇意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但在当时,仅凭家属怀疑和担心,是不能要求警方去用大数据调查一位成年人的行踪轨迹信息的。 这样的法律可能显得冰冷不近人情,但它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权利,甚至生命安全。 永远要警惕大数据的滥用,善意也不行 有些人会说,查一下又会怎样呢?如果不做亏心事,有什么行踪轨迹是见不得人的?人命关天,就应该去找。 这种想法我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支持。给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 一位23岁的女性朋友,小时候母亲离家出走杳无音讯,由滥赌+家暴的父亲养大。好不容易成年了,出去打工,被强制要求给家里打钱。这还不算,还要给她安排结婚换取高额彩礼。 那怎么办?只能逃离,换掉手机号,躲到其它城市独自生活。 然而,躲也躲不过,赌鬼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她租住的地方,一顿毒打,强行带回家软禁起来,还是要安排嫁人。好在后来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连哄带骗逃了出来。 我们换个视角来描述这个事情,假设哈,假设父亲到警局报案: 在外地打工的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但忽然跟家里失去联系,电话也不接,请警察帮忙用大数据找一下。 如果警察不加核实就开始帮忙找人,你说可怕不可怕? 当然,上面这是个极端例子,也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警方把她的位置信息透露给了赌鬼父亲,但只要稍微想想就能明白: 让警察去用大数据定位一个成年人,是需要充分理由、合理证据的。如果仅仅出于善意考虑就去随意使用大数据找人,很可能会侵害到他人的权益。 行踪轨迹的隐私不是一件小事,有时候是关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生命安全的。其它的隐私信息,包括照片、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也是一样的道理。 保护个人隐私,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 那就完全没办法了吗?其实还是有的 回到岳某与儿子失联的案件上来,在刚发生的时候,警方其实是可以出于谨慎考虑采取一些行动的。 例如,警方可以通过一些不触及敏感个人信息的方式去确认失联人员的安全。又或者,基于初步的怀疑去采用技术手段定位失联人员的位置,与他取得联系,再询问其是否愿意被家人找到。 实际上,从岳某的自述也能看到,3个月后,警方还是立案了(可能有新增信息,也可能是上访压力),只是还没有找到人。可以合理推测,这次立案定性的事态级别并不高,能调用的资源比较有限(如未能上报公安部系统全国协查)。 如今,岳某通过感染新冠引爆全网舆情,相信当地警方会投入更多资源来调查,大概率真的会动用大数据的手段。尽管那并不完全合法。 最后,如果没有感染新冠这回事,等到今年8月,岳某大儿子与家里失去联系2年的时候,家属是可以按失踪人口报案,请警方将信息录入失踪人口系统,调用更多资源的。 第四十条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民法典》第一编第三节 我也觉得岳某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多灾多难感同身受,今天上午看到报道时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了。 网络图片 但是,共情归共情,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行踪轨迹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信息。 更不要因为大数据查轨迹在新冠疫情中被广泛应用就破罐子破摔,希望它被应用在更多领域。 那是不对的,更是危险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昨天,一个县领导的讲话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鸿对防疫问题发表重要指示: 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试图返回,不讲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证明,不讲你有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董县长的重要讲话传出来后,其斩钉截铁的魄力惹得网民驻足围观。而董县长意犹未尽继续补刀,回应媒体采访时称:上述视频经过剪辑,不真实,剪辑掉了更惊悚的内容——“不听劝阻,恶意返乡”。 “先隔离后拘留”就是一记狠毒的窝心脚了,谁知县长使的是“鸳鸯连环腿”,还有“恶意返乡”的后招呢! 一个县长的讲话能激起全网的学习讨论,印证了“高手在民间,能臣在县衙”的传说。从昨天开始,“恶意”一词刷屏网络,大家都在善意地探讨“恶意”的博大精深,并列举了“恶意讨薪”“恶意提问”“恶意躺平”“恶意自杀”等现象,不把“恶意”聚而歼之到底意难平啊! 网友对县长以防疫为名的胡作非为已经讲得很透了,对这种外强中干的“一刀切”懒政也嘲笑得淋漓尽致了。我们就好好研究一下“恶意”吧。 历史上第一个恶意返乡的案例就是刘邦的衣锦还乡。刘邦是个劣迹斑斑的流氓无赖,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最大的官以后,就烧包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居然搞了出声势浩大的返乡盛典。他这次恶意还乡极大地带坏了故乡的风气,年轻人都以老实巴交种地打工为耻,以当流氓无赖为荣,幻想着自己也能像刘无赖一样衣锦风光一把。刘邦的衣锦还乡是衣锦其外,恶意其内,成了给流氓无赖炖了两千多年的毒鸡汤,流毒至今未清除干净。比如,大春的情人喜儿被黄世仁抢去了,大春就出去参加了队伍,然后恶意返乡干掉了仇家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也恶意返乡,干掉了欺负过她的南霸天;《妹妹找哥泪花流》有句话“盼哥回家报冤仇”,都算是恶意返乡吧。当然,恶意返乡的更包括胡汉三,他对乡亲们叫嚣:“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但董县长又不是欺压百姓的恶霸,也没对打工家庭留守者做过亏心事,更不是潘冬子他妈,有什么好怕的?人家就是回家过个年,咋就提前判定为“恶意返乡”了呢? 董县长随口说出恶意,其实蕴含着很深的文化积淀和理论深度。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恶意”,表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教科书把意识形态说得云里雾里的:“每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其实,意识形态就是领导对善意、恶意、无意、故意的灵活运用,表达了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 比如,自己做了坏事,就说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善意的,是艰辛探索,只是好心做了错事;对立者无论做什么都是恶意的,损咱的面子是穷凶极恶“亡咱之心不死”,若做了对咱有利的事,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是故意的,也就是“不怀好意”;若咱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就是无意的,是误会。 据说当年阎锡山虚心请教理论家,问“什么是宣传,什么是政治”,理论家讲了半天,阎锡山哈哈一笑:多简单的事呀,干嘛讲那么复杂呢?然后给理论家讲课——宣传就是讲敌人不好,说咱自己好;政治就是让别人下来咱自己上去干。 按阎氏的通透来解释“意识形态”就很简单了:说自己都是好意,说对方都是恶意;咱有失误是无意的,对方有失误是故意的。四个意的灵活使用就是意识形态。 董县长的一句“恶意返乡”,体现了官对草民的恶猜和恶意,“我见青山多恶意,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透露出当今官对民的“意识形态”。 最后,善意地提醒一下哈。董县长杀气腾腾的讲话效果肯定很好,但“先隔离后拘留”略显得力度不够。如果隔离中没检测出阳性,隔离后再拘留就显得过于“故意”了。应该先拘留后隔离,你敢恶意返乡,我就敢恶意拘留,先对其恶意进行拘留处罚,然后在隔离中检测其恶意的浓度——呈阳性恶意浓度高,呈阴性则无意指数高,有利于按“意”治之。这才提现了董县长以“意”治县的水平,形随意走,意到形变,继太极拳法后,董县长又给官场贡献了一套“形意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一丘万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