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7号,国务院推出“新十条”防疫措施,为严苛变态的清零防疫松绑,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折腾,习近平不得不放弃反科学的清零防疫政策,接受与病毒共存。朋友圈出现新的“两个凡是”帖子:凡是习近平亲自指挥的项目, 没有一件不是搞砸或烂尾的。 凡是习近平拥抱结盟的国家, 没有一个不是独裁或腐败的。 网友@弘哥在DC发帖说:罪恶的三年,开始于李文亮收到的一张纸,结束于李康梦举起的一张纸,一张训诫,是恐惧的枷锁,一张白纸,是反抗的号角。 网友@赵楚发帖说 :近一年的风暴似乎已经过去,各地的朋友们都表现出欢欣的心情,仿佛一夜之间,生活迅速回到正常轨道。在这个时候,我想特别呼吁:应该立即让那些因为有关政策而被以各种名目拘禁的人回家,尤其是那些因正当的公共意见表达而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年轻人;他们在事关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事务上所体现的热忱, 勇气与负责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最珍贵财富,不愧为华夏之光,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由于现实环境的局限,人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听不到他们及他们的亲人的声音,但很清楚,他们是存在的。当阳光慢慢照辉你我,他们不应被遣忘于幽暗无声之处。 网友@王才亮律师发帖说:一场大火,10条人命,多个城市的骚动,千万人的呼吁,终于唤醒了《消防法》,进而唤醒了《传染病防治法》,让“清零”成了0。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一夜之间中国各地全面放开,选择与病毒共存,这是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站出来抗争的结果,不是党和政府的恩赐,现在应该是全民要求放人的时候吧!无论你持什么立场,无论你是什么阶层,今天你能够开开心心自由的走出家门,不再受隔离清零之害,不再被强关进方舱,全是有赖于一群仍被关押的年轻人! 网友@Jian Alan Huang发帖说:三年抗疫尽管迫于民怨沸腾最终草草收场,但这一旷日持久、波及全中国的事件,必将以文革之后最大浩劫而载入历史。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最终酿成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导致百业凋敝、无数生命香消玉殒、无数劳动者丧失谋生途径、无数家庭积蓄灰飞烟灭……望有心人整理这段荒诞的历史,使后人哀之鉴之。 有网友发帖说: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专家进行科普,专家终于明白新冠比流感还轻;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大白进行普法,大白终于明白,自己没有执法权。 一篇题为<风向变了,谁敢不变呢?>的网文这样写道: 有人说,不仅病毒变异了,连专家也一夜之间变异了,公开场合不提病毒如何如何厉害了,更不提什么以快制快应封尽封之类的诳语了。然而在我看来,所有的变异全赖于风向变了,依附在这个肌体上的任何人都不得不变,从本质上看,这种变异又是这个时代活得风生水起的人必然的选择,和契诃夫笔下的奥楚蔑洛夫一样可怜可悲。抗疫战线的老英雄钟南山院士在各地解封后终于开了金口,说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新冠后遗症风险显著降低,99%可以在几天之内完全恢复。除了钟南山院士,经常在央视露脸的还有吴尊友和梁万年这两个头衔显赫的专家,吴尊友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擅长于形而上学的玄学,他在讲到为什么要一直做核酸的时候,曾经提到“间歇排毒”、“阴阳交替”等概念,他一直说病毒很厉害,后遗症很严重。疾控中心首席专家说话会不会影响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政策?吴尊友疫情以来的一些言论,前言不搭后语,他不断下结论,又不断推翻前面的结论,更不用可靠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也大凡采信国外经不起推敲的数据,这样的专家对社会危害极大,因为国人大多崇拜权威迷信专家,加上信息扭曲,不会也不敢有任何质疑。 梁万年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早在今年4月23日,梁万年就针对张文宏团队认为奥密克戎的感染症状很轻,基本等同于大号的流感的说法不以为然,称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远大于流感,平均病死率为流感的7到8倍,老年人群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病死率超过10%,是普通流感的近百倍。 如今风向变了,不仅仅是这些有头有脸的防疫专家变了腔调,官方媒体更是变得让人眼花缭乱,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央视新闻抑或新华社,在介绍奥密克戎和报道封控的消息时,几乎都是冰火两重天,隔夜不认账,这种自搧耳光的官方媒体在清零运动中推波助澜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而这一次又突然转向开始大谈病毒对人民健康并不构成威胁。 不知道这些专家和媒体对奥密克戎危言耸听的炒作对中央到地方的防疫决策产生了多大影响,也不知道有没有权威机构统计过封控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知道封控导致多少企业倒闭多少人失业,面对比感冒还轻微的病毒,各地不断加码封控力度,封城技术越来越娴熟,隔离手段越来越离奇,核酸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更滑稽的是,上上下下对这种毫无人性的封控感觉良好,宣传媒体更是以此为傲津津乐道。 如果不是因为乌鲁木齐烧死那么多人,依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挑战清零运动,9000多万高喊“人民至上”的党员有几个发出质疑的声音?如果不是良知尚存敢冒风险的青年学生勇敢走出来高声呐喊,如果不是这一代人集体发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雄雄怒火,如果不是这些年轻人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愚蠢而又野蛮的清零运动还不知道会延续多久?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本来已经实施了“精准防控”的有力措施,最终不得不半途而废,让上海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张文宏领衔上海大样本数据研究,非高危组奥米克戎患者重症率为零!封城造成的次生灾害远远超过病毒本身,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更是影响深远,一年半载很难从原来的经济基础上恢复过来,过度防疫不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直接导致各地陷入一片混乱,财政收入普遍腰斩。 精准防控本来足以应付这场危机,强行发动一场波及数亿人的清零运动完全是政治压力下的变态行为,其目的彻底驯服形形色色质疑清零防疫政策的人。 如今风向变了,谁还不变呢?变得最快的是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员,上个月谁不支持封城谁不支持核酸谁就有可能靠边站,下个月谁还坚持封城谁还坚持搞核酸也可能丢掉乌纱帽,所以说,无论清零封城还是完全躺平,都不是因为病毒,而是政治需要! 如今风向变了,那些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投资数千亿火速兴建的方舱医院不知道如何收场,导致的财政资金浪费和损失不知道由谁担责?那些拼命建方舱的地方政府早已折腾得山穷水尽,下一步恐怕连建方舱的钱也付不出来,谁建的方舱让谁搬走算了,至于在封控中狐假虎威的大白,解封之后也该给他们算账了。 (全文转自法广)
今天,朋友推给我一篇叫做《关于疫情,他瞎说了30句大实话》的文章,直言很不错,让我一定要看看。由于标题中醒目的“大实话”三字,我抱着好奇心点了进去。 结果好家伙,原来是篇10万+的爆文,不仅如此,还被各路官媒转载,微博浏览量已高达3000多万。不过等我看完才发现,这些“大实话”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挺多。 比如第3条:“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再不放开就要出大问题了。现在中央给地方松绑,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说是及时雨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对于持续了一年之久的过度防疫而言,目前的这些举措已经是相当滞后了,这导致我们与逐步放开、平稳过渡的机会失之交臂,成了如今在“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下被动的180度急转弯,其所引发的恐慌、焦虑以及不适应,不仅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消除,甚至可能带来更多新的问题。 再比如作者在第4条中说:“对于抗疫,就像改革开放,我们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这是个很明显的语言陷阱:对不同阶段的得失闭口不谈而是将整个时间线捆绑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就是,过去不能否定现在,现在亦不能否定过去,简言之就是双重肯定,全对。 然而事实是,三年抗疫有得有失,特别是近一年来,已经完全脱轨,就像前文说的,被动且突然的狼狈转向已经是对其最好的否定了。急于辩护并不能让质疑消失,相反的,正视错误、反思得失、力求更好才能使人们重拾信心。 第5条就厉害了:“有人说:为什么不早点放开?其实制定任何政策都是需要民意基础的,但民意是熬出来的,共识也是熬出来的,熬到70%的人都同意放开,都愿意承受放开的代价,这才有了制定政策的基础。” 民意与共识是熬出来的…初听此言实在犹如天雷滚滚。民意不需要熬,就像沙漠中的旅人一样,需不需要水这个问题不用等到他脱水了才能回答。而知晓民意的方式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利用统计学便能搞定,无论是投票还是各种方式的数据调查。 共识自然也不需要熬,协商便能解决,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正是起这个作用吗?至于70%的数据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是70%,不是80%或者60%,那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是第13条,作者说:“最近这一周,各地陆陆续续都放开了,但一些放开举措,给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一些新的不便。对于这些不便,我们也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因为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甚至有时候还会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全世界都一样。” 对于中国百姓,最不应该说教的就是所谓的宽容和理解,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宽容”和“理解”当中,虽然可能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但你无法要求更多了。很多时候,我甚至对我们的人民表现出的过多的“宽容”和“理解”而感到生气。 更何况,宽容与理解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你不能指望时而“向前走两步”时而又“向后退一步”的政策调整不引起人们的抱怨,就像人们不会指望它能一步到位一样,对此,“全世界都一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满意,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海外有资产。 然后是第18条,作者说:“一项政策诞生后,总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委屈者”和“牺牲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幸成了“那少数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够早日想通并接受它。” 这番话不仅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甚至有些弱肉强食的流氓味道,虽然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似乎是对多数人的最优解,保证了社会的最大幸福,但若按照作者所言,无疑会引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主体民族可以对少数民族这么说、健全者可以对残障人士这么说、衣食无忧者也可以对贫困人口这么说。 但事实是,我们没有傲慢地对少数民族、残障人士、贫困人口说:“很不幸,你是那少数的一部分,希望你能够早日想通并接受它”,而是出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建设无障碍设施、搞扶贫攻坚。 由此可见,政策的最优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妥协之后的彼此兼顾,或许有时候“代价”和“牺牲”最终无法避免,但那应该是结果,而不是起因,当我们明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时,对公平的追求才显得弥足珍贵。 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愿意让渡社会利益给“那少数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想有朝一日成为“那少数的一部分”,可以断言的是,注重少数群体权益的社会不一定是文明社会,但忽视少数群体甚至把牺牲少数群体当做理所当然的社会一定是野蛮社会。 再就是第25条,作者说:“很多人都骂微博,骂王高飞。我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微博在今天的作用已超过任何社交软件。从疫情刚开始时候就能看出来,微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平台了,很大程度上肩负了舆论疏导甚至击鼓鸣冤的职能,让普通人发出的声音可以迅速被很多人看见,这种平台太稀缺了,全网只有微博一个。微博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 我实在很难理解一个核心功能相当缺失的网络公共领域究竟“福”在哪,如果非要拿一辆战损版汽车跟马车比,那人们自然只能选择前者,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只需要前者,这也是很多人开骂的原因,虽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微博本身。 至于其所肩负的所谓“击鼓鸣冤”的职能,确实不假,甚至可以说,它的舆论效应为很多人兜了底,但这明显不是人们维护合法权益的第一选择,换言之,只有当正常渠道缺失或者诉诸无门时,才会有人选择这种抛头露面的法子,而那些被微博改变了的人生,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应得的? 最后一条(指本文,实际是第28条),作者谈了下个人感受,他说:“三年疫情,我还有一点感触也很深:没有良知的知识,不过是作恶的道具。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良知。” 我的感受恰恰相反,我觉得比良知更重要的是知识,当然这里的知识是狭义的,单指科学,无论是科学的防疫还是科学的决策。 从三年的疫情中,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感受到了科学的重要性以及良知的不可靠性,虽然道德水平依然不可或缺,但相比于可量化、可预测、有客观标准的科学,诉诸良知无异于撞大运。 行文至此基本就结束了,需要说明的是,对作者本人我没有任何预设,仅仅是对其文的一些不同看法,限于篇幅,作者的其他一些观点我没有谈到,但并不代表完全认同。 (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原文已被删除)
昨天特意看了几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印象最深的,是广州的发布会。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在发布会快结束时说:从明天开始,广州市新闻发布会将转向社会经济生活常态化发布会……感谢三年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媒体朋友……尤其要感谢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市民,你们的意见建议批评使我们更加坚持及时权威的发布。 谢谢大家。再见。 一句“再见”,发布会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的,还有大白、方舱、封控、静默、闭环、疏解、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恶意返乡、错峰下田…… 这些中文词汇的词义,已然不可逆地扭转。现在,终于都再见了。 我们用一天,告别了三年。 无论我们说多少次要记住一切,遗忘总是在事情还没结束时就已开始。对新冠疫情大抵也是这样。在2022年12月8号这天,我试着将一些揉成一团的褶皱都铺展开,发现过去三年比印象中更加延宕漫长。 一片灰蒙蒙中,幸好有不断闪现的星光,为我们照明方向。 谢谢这些星光。 1 也许是巧合。三年前的今天,2019年12月8日,是官方时间表里,首个已知新冠肺炎病例出现症状的日子。 2019年12月30日。金银潭医院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三天后,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确定,再三天后,病毒毒株成功分离。 那时公众还无从知晓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来源,更没有人知道它将给人类带来多少死亡。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很快发布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 武汉的医护人员是最早发出警告的人——在检测结果上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的医生,为数不多及早改造了病区隔离措施的医院院长,转发上述结果提醒同行防护的医生。 2020年1月初,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护如果戴口罩,是会被院领导批评的。到了2月,这所医院已经成了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 但剩下的医护,将雨衣改造成防护服,垃圾袋做鞋套,泳镜当护目镜,继续上阵。 在武汉最为灰暗的时期,医护在成建制地倒下,“大内大外”也排班进隔离病房,所有医生都变成了: 呼吸科医生。 而医院附近,人们支着吊瓶输液,长椅和小轿车是他们的病床。90岁的老奶奶徐美武在发热门诊为64岁儿子等了五天四夜,才等来一个床位。 那个一切仍未可知的春节,援鄂的医疗队大年三十上了飞机。离退休医务人员到处找便车载他们回一线。他们都没有这项义务,但他们都挺身而出。 曾在武汉另一家定点医院支援的医生朋友跟我说过,那时一天能有上千个发热病人涌进来,一楼挤得没处立足。 援鄂医疗队到之前,那里的隔离病区只有两个医生管接近80个病人,其中一半是重症,已经呼吸衰竭。你会听到铃声不断地响。 为危重症患者气管插管的ICU医护,被称作“敢死队”,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病毒的喷涌而出,还得吞咽下无力回天的苦楚。患者离去的时候,他们是仅有的陪伴。 很多人一病就是一家。家属不得不往返各个医院照顾家人,而自己也开始不断地咳——完全不符合院感规定,但混乱中没有别的办法。 守了二十多天的医务人员濒临崩溃,有人拉了个心电图发现心肌缺血。后勤和护工早已离开,扫地倒垃圾都只有医护在做。所以医疗队接管首日,是在垃圾堆里换的防护服。 那时候有一张防护物资征集公告全网疯传: 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物流链条破碎,每一节都靠人工拼接,谢谢海内外所有筹款捐助物资的人,还有将它们送抵目的地的货车司机。 我认识的一位师傅在车里睡了一个月,说要一直要跑到湖北好起来。这并非虚言,那时候就是有这么多普通人不惜力,不计成本。 街面萧瑟空荡,物资卸下后,医护人员和货车司机相隔几十米: 相互鞠躬。 2020年3月10日,武汉最后一家方舱隆重休舱。全国都祝贺它们“关门大吉”,有武汉市民打上鲜艳的领带出门,那是个饱含希望的春天。 2 春天之后,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大流行已经不可收拾。 我记得在武汉方舱休舱那天,有张两名医务人员坐在床板上相互倚靠的照片,流传到当时欧洲疫情的“震中”,被意大利报纸选作封面图。大陆彼端的人民在这一幕里找到过慰藉: 他们成功了,我们也可以。 接下来的两年多,是一段段疫情在各省反复冒头,又被掐灭的时光。 正常的生活秩序一度恢复了大半。就像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山火、水灾、地震、干旱等等灾难总会接连而至,这种时候新冠病毒像是隐入了背景板。在少人注意的地方,许多边境城市一度成为信息孤岛。 疫情并没有真的被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也没有一刻在闲着,演变到今年年初,奥密克戎的致病性大大减弱,但免疫逃逸性比此前的毒株都高。 从郑州、西安、上海,再到乌鲁木齐,兰州,长春等等等,一座又一座城市被迫长时间封控乃至封城。 动辄一两个月的凝滞,在设定的模式里生活,许多事在静默中发生了巨变。疫情像一张无形的网,清醒的人清醒,勇敢的人勇敢。 今年1月的西安疫情里,有两个医院曾因“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被处罚停业整顿3个月。但其实,用尽一切努力,为患者争取权利的医生有很多。有些人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西安疫情之前的一个月,河南的一家医院副院长明知道患者有发热症状,仍决定收治并对其治疗。他最终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西安疫情期间,有位医生发了条微博,诉说他有117位小耳畸形患者,绝大多数是不满10岁的孩子,扩张器已经植入并注水超过三个多月,无论如何该做二期手术。 突然被禁刀。我感觉非常对不住这些患者! 他成功引起了小规模的轰动。第二天,这些手术被获批继续进行。后来有记者问过他,他说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 只想过不给他们做手术的后果 国际医务道德规范叫《日内瓦宣言》。医学生进学校就要求背诵,宣言总共十条,第一条是: 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的自我利益上。 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一位被宣布死亡的75岁老婆婆,被装进了黄色尸体袋,要被转运去宝山区殡仪馆。两名殡仪馆接运员接上后,注意到黄色尸体袋里有动静。 他们开袋检查,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于是很生气地“退”回去。 如果不是他们的坚持,老人很可能被活着火化。 上海市殡葬主管部门后来认定,是两位接运员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和规范、职业化的操作救了老人一命,给了他们一人5千元奖励。 今年10月,郑州。厂区工人恐慌地逃离,有的看守者最后选择对他们网开一面。国道边上,村民们放好了水和泡面香肠,卡车司机冒着巨大风险捎他们一程,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放行的交警。 一位负责看守的大白说,其实要拦工人,也能拦住。但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平安到家: 记得报备。 还有向物业和社区普法的警察。“居民要的是你们封控的这个文儿,您出示下这个文儿,给人解答一下。”“您让我们执法,我们得有法可依。” 还有那些集体挽留邻居留在家里隔离的北京市民。朝阳一个小区有个2岁孩子核酸阳性,家长带着他穿好防护服都准备去方舱了。一群邻居得知孩子患哮喘,在楼下反复劝他们别去,有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走,你们现在不能走。”然后他们排队在寒风中挨个签名,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不能忘的,还有不打烊的药店,夜里住桥洞的骑手,帮他们寻找住处的网友,走路去发工资的老板,关照老人的年轻人。 谢谢各种在保供企业夹缝里给大家服务的“团长”。我记得其中最小的一位,还是个高中生。 3 在人体内,新冠病毒的攻击不仅限于肺部。它先是沿呼吸道进入肺部,然后通过血液抵达全身——心脏、肠道、大脑…… 而人群之中,疫情与以此为名的一切,在某些时刻撕裂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安全网。 清零和躺平,健康与经济,生存与自由,三年的拉扯终于结束了。感谢那些在寒冬里,站在街上帮助他人的人。 现在,场所码,地铁码都没有了,希望健康码也最终成为历史。 感谢那些一直在脚踏实地做科普的学者,从学术期刊到微信朋友圈,达成共识注定是艰难的。但捍卫常识的人们,不应该被忘记。 无论过去和未来,我们都需要更诚实的声音。 记得15年和朋友从成都自驾去拉萨,20年年初开着车横穿了新西兰的北岛和南岛,不知道核酸和病毒为何物。 这种日子应该就快来了吧。都感觉有点不太真实了。 三年对一个人的一生重要不重要呢?一些人可以熬一熬。但也有一些人没有熬过去。 我们这些熬过去的人,要为了没有熬过去的人好好生活。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度过一天又一天。 加缪说过: 只有经历隆冬,我才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今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了一条消息,钟南山院士说: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新冠后遗症风险显著降低,99%可以在几天之内完全恢复。 他还说,充分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防护感染了。 “奥密克戎并不可怕,”这个结论就算是基本定调了。 不过,之前的今年8月,他曾经是这么说的: 网络图片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网络图片 咱就是说:这玩意到底是有没有药?可不可怕?能不能给个准信? 其实,除了他之外,还有些专家的说法也很……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在新的十条出台之前,他们是这么表态的: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要不是互联网有记忆,这些事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今天早上,还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网络图片 这篇文章介绍了26名新冠患者对自己病情的描述,大概意思就是这个病没什么了不起的,基本死不了。 在这篇文章中还专门提到,今年11月中,张文宏在某个全国性会议上公开发声:新冠病毒逐渐进入稳定期,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也在降低,差不多接近季节性流行感冒。 他还引用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今年10月的说法,新冠症状和普通流感基本没有区别。给新冠患者在家如何养病的建议是:多休息、多喝水。 然而我记得,一年前张文宏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舆论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甚至还有这样的: 网络图片 而现在,据说网上的舆论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网络图片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难怪有朋友说,新冠病毒虽然厉害,还总变异啥的,但他们毕竟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都是奥密克戎了,而专家们变异的速度可是远远超过病毒的变异速度的。 奥密克戎还是那个奥密克戎,一夜之间,专家们就全变异了。 而我,不禁想弱弱地问一句,你们的脸,真的不痛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再吹牛,原文已被删除)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出乎人们意料的白纸革命席卷全中国,并获得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广泛声援。从乌鲁木齐市民首先对封控发难,到南京传媒大学一位女生手举一张白纸的图片迅速获得多所大学学生的呼应,年轻人纷纷举出白纸反抗封控暴政。11月27号,全国上百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行动,多座城市市民冲破封锁走上街头,上海市民更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一场自发的无字白纸抗议运动迅速蔓延,民众瞬间忘记恐惧,义无反顾,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有网友发帖说: “白纸上什么也没写,但心虚的人在上面看到 了自己的累累罪行。” 更有网友发帖说: 即使是一张白纸, 也足能让它们心惊胆战! 哪怕双手之间是空气,也是一把无形的利剑! 网友@麦烧同学发帖说:本来很难形成共识的群体,是你们用404让大家找到共识;本来很回避政治讨论的群体,是你们的封控利益链让大家找到直视政治的动力;本来已经麻木的群体,是你们要胁软肋让大家意识到“为母则刚”,下一代不应该再过这种日子。不要问谁是发起人,每个人都是。你们怕什么,白纸上写的就是什么。 事实上,北大教授许章润在几年前撰写的文章中就已预测了这场革命的到来,他说: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 网友@中日政经评论发帖说:有人说白纸革命注定要失败,但洒家认为它已经成功了。它的意义就在于对异议的表达与对民众的启蒙。从来没有过一次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政府的,特别是一个有200万军队和9000万党员的专制政权。但是能够对强权表达出明确的态度,启发更多的民智,激励更多的民心,就足够了。白纸革命,才刚刚开始。 刚刚过去的一周,让世界看到了生于互联网长于互联网一代人的号召力行动力和坚守人性底线的道德力。 网友@郑存柱发帖说:今天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感慨,一个月前,担心彭立发壮举,国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就是孤勇者的宿命。没想到,昨晚他的口号响彻全国。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没有机会表达。其实,点点星火,终有燎原之势! 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的抗议演讲被网友评价为本年度最为震撼灵魂、感人至深的演讲,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是广场上的遗孤 我们是野火后的新芽 我们沉入长江底 我们被埋在动车下 我们在贵州大巴车上别有用心 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大火里破坏稳定 我们是盛世中流浪的低端人口 我们是黑屋里呐喊的境外势力 我们是失去家园的香港人 我们是失去自由的维吾尔人 我们是刘小波;我们是伊力哈木;我们是刘贤斌;我们是陈卫;我们是曹顺利;我们是李旺洋;我们是孙志刚;我们是雷洋;我们是杨佳;我们是吴淦;我们是郭玉闪;我们是许志永;我们是艾晓明;我们是寇延丁;我们是卢昱宇;我们是高智晟;我们是余文生;我们是夏霖;我们是王宇;我们是李和平;我们是王翘玲;我们是张展;我们是王斯敏;我们是李明哲;我们是桂明海;我们是高耀洁;我们是蒋彦勇;我们是李文亮;我们是彭载舟。 我们在方舱里自救, 我们在铁链下自由 我们是被删掉的声音 我们是被开除的良心 我们是最后一代软肋 我们是非必要的未来 “不能” “不明白” “不同意” 我们曾经站到坦克前 我们也曾经站到四通桥上, 我们今天依旧站在这里 我们明天还要站到你们面前 因为 IT’S MY DUTY 网友@寒江独钓:这场狂卷中国东西南北的白纸革命,习近平应该不只看到了雪片似的“白纸”,白纸背后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习近平最害怕的,这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当今世界走向一致的。接下来,习近平会面对来自人民的直接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最后,我们用缪里的诗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知道 你心惊肉跳 在劫难逃 环顾四周 你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 你狐朋狗友 一个个跌倒 你情何以堪 切齿哀号 你绝望疯狂 日夜备受煎熬 你利令智昏 顽固坚持代表 拼命维稳政权 榨取民脂民膏 唱红歌的胡闹 GDP的虚高 挂羊头的无聊 卖狗肉的假冒 冷笑你喝血盛世 围观你末代王朝 我们知道 你四面楚歌 无处可逃 独裁制造 官场腐败昏庸 民间怨声载道 遍地干柴 只差一点火苗 闪电划过 就有雷霆风暴 民主大潮 势必冲毁 你专制的土堡 觉醒同胞 让子弹飞 直捣匪帮老巢 罪恶将被清算 血债将被追讨 正义不会缺席 一定报到 历史审判台上 你是被告 (全文转自法广)
原来以乔葭兰的名字发表的,发之后一天多就在中国形成现象级事件,快速上升到十几万的阅读量,第二天就被炸号,导致我的手机号、名字以及身份证,不能在各种平台注册发表,包括微博、博客,qq空间,甚至bilibili。 ————————————————————————————————- 人生中一些事件,值得记录。 我博士毕业后来到上海某大学,工作了十年有余的时间,一月初终于走完离职手续,与这个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挥手作别,朋友得知,十分不解,纷纷私信询问个中原由。我相信,越了解我的朋友越是困惑,他们心里一定会想,你远未达到财务自由,何来的底气,何来的勇气,辞掉这份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相当不错的工作呢? 确实,我的经济状态的确一般,三十多岁博士毕业,来到高校,拿死工资,毫无投资意识,一遇人对房市津津乐道就觉得无聊,四十岁才买自己人生第一套房。照理说,理性的人绝不能这么草率,然而,我还是走出这一步,而且是经过长年的思考而作出了决断,最终由数个偶然事件激发而递交辞呈,一气呵成。 以下就跟关心的朋友们分享其中原因,算是一种汇报,也是对自己的总结吧。大体来讲,就是客观大气候跟个人价值观共同决定了。我准备先捋一捋个人那点心思情节,对这部分个人经历,情短愁长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跳过此节个人心境的剖白,看一些本人辞职背后的制度环境观察和叙事,包括本人对当下高校言论把控、行政体制等一些个人角度的体验和观察。 个性使然 记得大约五年前,一位北大毕业的师弟来我们学院找工作,跟我询问学校的情况,索要院长的联系方式什么的,他特别关心学校职称评定方面的标准,我回答道这个真不知道,还没关心过,当时我能清楚地回忆起电话那头他的惊愕,显然我的这个回答让他愣住了,僵在那儿有个几秒后,他尴尬地反问我那师兄你不关心职称那你关心啥?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价值观这个东西,人与人的确不同。 我绝不敢说能免俗,但可能属于那种更愿意追求一些虚的东西,钱财职称课题啥的,相对倒不太强烈,这也是我不思进取的一面,甚至我带过的一位研究生,跟我混熟了之后,也不只一次直言劝说,老师您写写文章申申课题吧。旁人一听,仿佛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似的。 我心里也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八成因为研究生同学之间也会攀比导师,有名的导师他们觉得虚荣心得到一部分满足,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带研究生的原因,我又没有什么资源介绍工作机会,自己也想多享点清闲,何苦呢? 实际上,我哪有那么清高,如果能让我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人生就这么长,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哪里,直接表现了你的价值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我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在某地法院当法官,结婚时我是证婚人,去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年前他突然联系我询问有没有门路拿到一种特质奶粉,原来他孩子挺可怜的,得了一种罕见的枫糖尿病(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我没帮上多大忙,但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更感慨人生无常,更想追问有限人生里追求什么才是最关键的。 在我们这个被叔本华谓之为“作为表象的世界”里,人类更倾向于把幸福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如权如财如名声,这些来去不定,说没就没的东西上。拿我工作的法学院来讲,前院长是位女性,作风干练,学术上也广受认可,国家级的课题拿了不少,明显是位好强争胜的个性,然而,当了那么多年院长,竟在办公楼里与一位副院长卷入一场冲突,从口角发展到肢体冲撞,场面上甚为难看,校内求告无门,甚至还被莫名其妙免了职,咽不下这口气,离退休只剩两年了,竟然也要调动到上海另一所大学。冲突的另一方,也是一位女教授,能力能量也不逊,当时也是不甘,群发邮件,严正控诉,密集举报,火力也是凶猛。 在我看来,都挺好的人了,都是多年的教授了,落个两败俱伤,似乎想不通还有什么值得让场面这么难看的,着实让人唏嘘不已。然而,这事儿再跟下面学院近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对比,就又真得不是个事儿了。 一个同事,刑法学博士,年龄跟我差不多,比我进院早两年,2019年春节日本旅游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后活了下来,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转运到上海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早一年,另一位同事,德国海归,民法学博士,八零后,新婚燕尔,2018年寒假在海南旅游,溺水身亡。 在学院工作这十年,每遇这类事件,我都会回想自己的一些经历。 2004年我硕士毕业后在一所高校教书,二十多岁,还是想折腾,因为很崇拜一位著名学者,特想考北大博士,周围所有人都说省省吧,这工作不错了,北大那边又没啥关系,难度太大。后来,突发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做了,失败,那也算试过,人生中有这次经历。 这事发生在2006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本科大学同学,刚与女朋友领了结婚证没几天,还没办婚礼,却因车祸意外在广东去世,这事对我触动挺大,当时接到同学姐姐的电话通知时正值课间休息,内心震惊但情绪尚稳,接着上课,不到五分钟,突然爆发,泣不成声,泪涕泉涌,把整个班的同学给吓住了,估计当时学生们见讲台上的老师情绪崩溃,似又极力克制的状态,其表情之扭曲骇人,也是终生难忘吧。 他中山大学研究生刚毕业,妻也是中大研究生,外语系,妻子到广州的高校工作,本来计划她负责顾家,而他到公司,负责挣钱,却在入职不久,因与客户谈业务至深夜,回程与一辆土方车相撞而遭遇不测。没有比参加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最让人受刺激了,你一时无法接受那那木盒子里就是曾经帅气阳光的同学,几年前的假期,在老家聚会至深夜,我们俩个还挤在一张床上,咳一声还能感受到对方胸腔的振动。 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诸多悲苦,正确的对待的方式,不是宽慰自己,而是应像塞内加说的那样,相像所有你害怕的不幸,必定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想你才能够真正地宽心。世事如风,命运赐于你的,你最终会失去,帝国颠覆,顷刻之间,况人一时之兴乎,思虑及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从广东回来之后,我就豁出去了,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有意想提拔我,到他的行政口帮他工作,可我一意要专职教学,以挤出时间读书准备考博,把领导给得罪了,穿了半年的小鞋,甚至惊动校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让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我的消极怠工问题。挺魔幻的。尤其对我这个非党员,享受的待遇真不低,好在没有被“双规”,就谢天谢地了。不在乎,虽然当时被折磨得瘦了一圈,管他的,该干啥就干啥吧。 此事过了十六年了,没想到,在上海,我又一次要把自己豁出去了。 亲身经历的高校体制 我去年十一月提交辞职报告,写了几千字,是想跟老同事好好絮叨絮叨其中的缘由,坦承自己对学院的想法,毕竟自己与这所法学院有一定的感情,同事们关系处得还可以,走前说点真心话唠唠。然而,在中国高校的体制内,感情都是行政调料,行政机器运转起来加不加佐料,都不重要。 最后,作为启动离职程序的辞职报告,被要求由几千字压缩成二十一个字,“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解除劳合同,请领导批准”。还有一个细节,我在原本辞职报告中请求明年春天办手续,提前打报告是为了学院工作顺利交接,然而自从我表明离意,新来的书记就体现出了高效上进的工作态度,在本学期结束前完成了我的离职手续。 对于我而言,在大学里讲课,最大的快乐就在于与同学们交流,享受在讲台上陈述自己思考的感觉,然而近几年以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了,这份工作所能给我带来的愉悦越来越少。 所谓学术自由者 我辞职的消息传开,院里主管研究生教务的老师有点不敢相信,专门打电话来问,我确认了这个消息。这位老师直率幽默,颇坦承,他停了一会儿,说也好,也难为你了,这两年来告你状的越来越多。 这一点说来倒也奇怪,我带过那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论文,这三四年来突然冒出来好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甚至学院同事,反映我学生的法史法理的论文选题与我们学院论文选题的实践性原则宗旨不符,甚至有反映有政治问题闹到学院,一次两次就算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纠缠,向同事解释,开导宽慰学生,不堪其烦,算了,不想再连累无辜的学生们了,离职了就不当这个研究生导师本科生导师了。 指导一篇本科论文,题目叫《从看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法制观》,被举报有政治思想问题,教务打电话责问,怎么能说中国是“中华帝国”呢?我心里奇怪,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叫帝国?又被问“叫魂”到底叫的是什么魂?我当时发了脾气,在办公室接教务电话说“绝不改题目”后直接挂断电话,音量有点高,后来有点后悔,早就明知教务等行政部门什么的才不管事件原委,不管实质曲直是什么,只管太平不出篓子,没人告状就好。这事后来,学院派一位经济法专业的教授专门来调查,最终题目必须修改,不过我说了我不会改,让他们改好了,只要别难为学生毕业就行。 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一个有关民国宪法的题目,我的学生将开题答辩情况反馈给我,说有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可能要承担风险。我说不用怕,正常规范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可说的,可她却被吓得够呛,最后她严格自我审查,重新改了题目。 我的领域因多涉及外国公法,常让硕士研究生写个外国宪法案例研究的毕业论文,答辩时必定会遇一两位答辩老师的炮轰,“中国案例那么多,为什么研究美国案例?”,“这对中国法律有什么实践意义?”这些问题屡次把学生吓得够呛,怕毕不了业,我只能夹在中间,安慰学生,向学院反映,不管用,第二年又重复这样的闹剧。 后来,学院专门出了个院内的解释性文件,有一条专门为我而订,说明法律硕士专业有涉法理法史研究者可以不具有所谓“实践性”,然而,这个文件放在同事电子邮箱里,并不能阻止这几年答辩季里各答辩组给我的学生们造成的麻烦,所以这一两年我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偏经济贸易类的题目出一点。 作老师,最不想发生的事,就是有学生因为导师,而不能按期毕业,而我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过程中杜绝向学生灌输任何一种价值观,凡事就事论事,中立客观有学术依据地做研究,然而,即使如此,大环境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简直是到了动辄得咎,临渊走刃的地步了。 所谓教学尺度者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教学环境上的因素,中国内政这几年有目共睹,高校思政全方位攻城掠地,现在上课,巴不得千人一面,千课一讲,与我素来授课风格与内容,总相龃龉,坚持不逢迎倒也困难,不光是授课愉悦感成就感愈来愈少,反倒是心理压力日增,自知政治素质不过硬,且不如让贤。 我一直认为,高校工作最大的快乐来自学生们,他们聪明有见识,他们心胸开放,包容接受新事物。而且,大学老师何其幸运,仅多读了几本书,稍有些个性,显得有些思想,就容易圈粉到一些同学,我一直很感恩这一点,并珍惜这些同学的友谊。当然,也有一些粉,是为了“套磁”提提老师的印象分,现在的年轻人,精得很,不过,从他们问的问题和听课眼神就能分辨出。 然而,还是有几次感受到学生对你讲授内容的不满。有一次印象和特别深刻,课上讲一个题目,谈中国传统上不重视自由,一位平时表现很不错的女同学突然起立,义愤填膺,说我讲得没有根据,让我拿出证据,否则就是将个人感情好恶带进课堂,不负责任。我举出几个名字和当下我国合法出版物的名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张君劢《中印欧文化十讲》等请大家课下查阅,并再三强调课堂引用不代表老师观点,只作争鸣广开思路,请大家斟酌思判。 给研究生开课也有这类情况,谈中国古典社会性质为封建社会定性可能并不准确,谈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仅是一家之言,或为苏俄学者篡改而传入我国的这类话题,在一次给研究生开课中也被研究生要求拿出证据,也让我哭笑不得。 这几年,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不过,相较于近几年异见领袖纷纷堕落成川粉,这类学生就显得招人喜欢多了,起码他们情感真挚朴素,他们爱中国文化,爱国的情怀,也是可贵的可爱的,而且课堂上跟你公开辩论的,大多也是认真听讲,喜欢思辨的同学。有些同学还在我微信好友里,仍是朋友。 大多数认真听课的同学,求知欲强,正义感很强,也很包容,分得清是非,只要老师不偏激,持中允温和态度,正反立场都提及,尊重不同观点,好像也不似网上流传的中国大学告密成风那般严重。 大家知道,近年高校思想控制更深入,每门课大纲和教案重改,必须加入三个以上思政知识点,让人反感,后来发展到为节课都要有思政内容,“课程思政”由前几年的个别老师申请项目拿经费,发展到百分之百覆盖,每位老师都要把自己的课跟思政联结。 去年有一次课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老师落座来巡查听课,课下走到讲台与我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我马上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当时我班上的前几排学生马上应和,帮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工程师”还是“打工仔”? 再讲一下第三点,现行体制和社会大环境之下,什么样的学生让你感到沮丧,以致于让你觉得会消弱大学教师这份工作的吸引力?答:确实有两种学生有这个作用。 每年的硕士生答辩,你都必须得忍受一些垃圾论文,部分学生对学术不敬畏,那种轻漫混毕业的态度随处可见,这也是社会急功近利氛围的影响。 有一次,某同学在论文中多次引用某著名版本的经典书目第359,358页,恰巧我刚又重读了一遍这本书,同版同年同社的版次,明确知悉这本书一共才197页。另有一次,有答辩论文脚注直接引用外文文献(非转引),我让答辩者解释什么意思,其支吾不语,当然了,因为这是大家俱不通晓的德语著作。更有一次,通篇上下与某学者论文结构逻辑和相当多内容完全相似,但参考文献就是没有列出,我问她是否看过该文,仿佛被人揭穿后她先是惊愕迟疑,然后承认确实看过,我指出故意不列出主要依赖的文献,这是学术不端,某年轻的副院长马上理直气壮地说,能修改地绕过查重,这就是本事。 这种事情太多,这里只举三个例子,如果一一记录,这十年找三百个例子都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前已提及,大学论文开题答辩对选题的“政治正确性”有过分严苛的一面,然而,在学生的学术态度上,又体现出一种特别宽宏随意的网开一面。 这类学生让人沮丧,让人感到你的知识不值钱的挫折感,还有下面一类学生,数量虽极个别,但仍能让你觉得大学老师的尊严也不值钱。 这十年,本科生研究生本专业外专业的学生,我大约一共教过应该超过两三千位同学,总会碰上极个别粗鄙不堪的学生,印象中遇到两起,一次是2012年研究生,因对老师强调出勤而当堂出言不逊,以为自己是英雄,下课在微博造谣中伤恶语。 另一次是三年后全校本科通识公选课上,一男生在我课上一直不停说话,多次警告不理不睬,让他出去也不坐着不动,下去拉他,他在一百多位同学的教室里高声骂出好多句脏话悻然离开,事后才知他根本不是正式选修的学生,只是陪他的女朋友来上课而已,对他而言,谈情说爱时被老师打扰,失了面子,须要加点梁上好汉的气势,才能补回颜面来。我要求学校调查,他给我写了道歉信,说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船长,一个是跟那位同乡的女朋友结婚,请老师高抬贵手,不要使他的梦想破碎。 这两位同学都未受到学校的处分,连警告也没有,我这里不是因为他们未受处分而沮丧,而是感慨大学教师可能表面光鲜,而实质他们在大学体制内部的卑下,连一个擅入你课堂的学生当众指着鼻子高声骂你SB,这种事件也既未惊动学生处工作人员动主打个电话回访或问询,也未劳动这位莽撞的学生所在院系的辅导员大驾约见安慰或调查。 大学教师,很大程度上,你就是个为学校打工的,“课堂上,老师讲的课是商品,学生是顾客,是上帝”,后边引号里这句引自本校教务处处长开会时对出席教师们所讲的原话。 这一观念后来在本院第二专业上更清晰地印证了。外院学生选修我院第二专业,交学费,假期上课,老师课时费高点,一节课三百块,修够学分毕业时可以拿到法学双学位。对待他们我跟本院学生一样态度,该挂就挂,上了两年,学院某日本海归背景的副院长打电话给我,说挂得有点多,影响学院二专招生,影响学院收入。我说这是我的原则,总共就32节课有学生旷20节还让过说不通,对其他认真学习的同学不公平,要是影响学院收入,我以后二专不上就是了。之后,我再也没任二专的课。落个清闲,享受完整的假期,挺好,教研室主任多次邀请我担课,我都一概推掉,说跟副院长打过招呼的,况且,这课时费,一定有人愿意顶。 这点坚持,是因为传授知识,不是提供服务,这是原则,也涉尊严。 所谓大学教师尊严者 接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谈谈相对于大学行政领导,普通的大学教师的尊严问题,也涉及与其他行业的对比。这算是我这一部分的第四点吧。 还是刚才提到的那位认为“学术不端只要抓不到就是本事”的八零后年轻副院长,他本科研究生都是本院毕业生,听同事说最近有人举报他“一稿五投”。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与他同一个研究生入学面试组,当时有一位参加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女生,场面上表现很好,应付自如,落落大方,回答问题也可。这位副院长同事却很厌恶,而且表现得很明显,原因仅是因为女孩29岁,年龄较大,郑州大学的自考,已婚,安家在上海。女生诚实,问啥答啥,这些个人信息都未隐瞒,但却招致很不利的事果,这位副院长马上直言自己的歧视和不信任,说“你将来入学后一定不会安心学习,不会从市区坐地铁能来上课吧,读研期间会生孩子吧?”女生向他解释,阐述自己求知的渴望,他却大怒,打断她,并指着她厉声呵斥让她立即离开。 我当时为这位女生说好话,他当场怼我,“这种学生谁想要谁要,反正我不要!”虽然答辩组里还有一位同为自考出身现在已经奋斗到教授的老师也很认可这位同学,但没人再接话茬儿了。 这就是我工作的大学的现实,我想也是中国其他大学的现实,只要毕业答辩组或录取面试组里有一位院系领导,那他一个人的意见就是全组的最后意见,所谓多数原则,一票否决什么的,摆设而已,只有他(她)的那一票才顶用,其他老师就是来衬绿叶的。 这事过后,很长时间我都很难过,她屈辱地退出一楼那间会议室的痛苦表情总是被我回忆起来,我后悔当时应该立刻回怼过去,“你要不带,那我带就我带了!”可惜当时没说出来,过了这么多年,那位女生三十多岁了,不知她后来实现了读研的愿望没有。 我与那位副院长没有任何私怨,只是就事论事,但这里反映的可能是中国高校的现实,也是中国的某种现实的反映。必须承认,高校教师在中国所有职业里算是最舒适自由了,但高校里的官本位仍然无处不在。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喜爱网球运动,在国外时我专门研究他们网球场的使用规则,即所谓“先来先占,如有人在旁等候,则使用场地一小时后必须要让给等候者”;在我工作的这所大学,有三片室内灯光网球场,学校会为教师每周定期开放,算是一种职工福利,然而,其不成文的使用原则是“先来先占,打过瘾为止,若有领导来打,或有领导熟人来打,则须让给领导及熟人打过瘾为止”。前者的原则是平等和尊重,后者,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是丛林法则,领导一来也体现了平等和尊重,领导更平等,更值得尊重。 几年前,曾有一位副校长,行事干练,也爱运动,网球场教工开放时段,只要他要光临,必定由有眼力且能力强者提前张罗,预留出最好的场地候着,打球的教师们会自觉将自己定位为陪练,以技术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候补,菜鸟休来碍事,让领导打得尽兴,是当晚网球场上下的核心要务。 还是网球场,后来,本校新任校,有复旦背景,他长常在晚上散步到场地上,只要他一出现,老师们都特自觉,停下比赛满脸堆笑围着领导听讲,只有我不懂这仪式,躲到最远的场地上一个人练发球。我心里也琢磨着,人家领导也就是晚饭后溜溜弯儿消消食儿,看看打球儿,被这么一哄,还让不让愉快地散步了。 学院一位留校的辅导员老师,八零后,十年前一起打网球,谦虚有礼,对专职教师同事尊敬有加;年轻有为的他,几年后提拔为院副书记,在一起打双打,遇我配合得不如意,场上直接怒吼,“你他妈怎么打的”。 再来略谈一下大学教师的收入情况,毕竟,谁也否认不了,收入的多少,直接跟这个职业的尊严感有关系,更决定了每位大学教师的内心评价。 我所在的这所上海的大学。十年前入职的时候,一年下来,拿到手里,平均一个月将近一万,这几年高了些,平均两万左右。我有不少硕士同学在上海各区任检察官法官,各区行政部门如质监局,新区管委会等,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你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是可怜的温饱而已。 所以,大学里,有本事的,都是把外边来钱的兼职当主业,留下高校的编制,或满足虚荣,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作为校外兼职的辅助。学院里有那么几位老师,外边干得很红活,挣得盆满钵满,院内各种活动,几乎都不参加,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好多学生也崇拜这类老师,有老师也乐于在上课时指着教室门口自己停着的宝马SUV,自豪说这是哪个老总哪个局长送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作为教师,灵魂是高贵的,无涉物质。好吧,没毛病,也对,尤其是你开的车,相比你教的学生们停放于校园里车子,其价值刚够那些车上的沪牌的价位时,可不才更衬托出沪C牌车里你的灵魂儿比较贵吗。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大约是2013年,暑假过后开院会,当时的老院长面露不满地说,某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说她以后不会来了。我当时挺诧异,上学期结束前她还突然打电话让我帮她代半节课,说要提前回家。后来有同事告诉我,人家老公是上海港作引航工作,凡船舶进港都要对其求着供着,来钱快得很,估计有不少可能是灰色的,他们这一走大概率就是跑路了,人家上海的房子都能不要,这份工作算什么? 可不吗,这份工作算什么?如果这份工作都不算什么的话,干这活儿的人尊严值几何? 难以割舍的师生情谊 本科生 前天我在朋友圈宣布我已辞职这个消息,许多好友都万分不解,甚至有我教过的两位同学私信我时说都流泪了,这也让我非常感动,鼻子也是酸酸的,甚至有位远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与我既是师生,也是球友,经常在一起打网球,他说他看我离职的消息,忆及四年往事交情,眼泪哗哗地掉,那一刻真是感动,也是酸楚泪下,从心底觉得,这些同学的友情才真是我人生无价的财富呀。 那段时间,很多记忆涌上心头,一次在四楼院办,碰到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同学交材料,主动把她考上纽约大学的消息分享给我,并告诉我说我的课对她影响最大;也有多次,收到毕业多年的同学信息,说我的课对他们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遇到这些同学们我真得很感恩,因为我这十年任教的课程,大多是最不具有实用性的形上思辩,无数同学望而却步,避恐不及,在实用至上的浮躁世情之下,能遇到对我的课感兴趣的同学实属不易。 一位无资格选课只能旁听的同学,去年四月份乘座网约车被认定为与核酸阳性的司机密接,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隔离而缺了两节课,约我在办公室给她补课重讲《理想国》,那个下午,师生论道,闲雅温文,无涉俗务,颇有雅典学园聚谈辩真之风,这段经历也是我人生绝无仅有的奇妙,在当今之重躯壳而利来利往之烦躁时代,愈发觉得这些同学的可爱,在熙熙攘攘之中发现内心的宁静,确为作老师的幸运。 想及齐邦媛先生说的那一段话,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老师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 十一月提交辞呈前后几日,我连续几晚失眠,辗转反侧,思绪惆怅,十年有余的光阴,或悲或喜,或后悔或庆幸,持续地冲击那夜色的平静。得到了学院的答复并开始走程序之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天天都觉得内心无限空虚,已经习惯了大学里的生活,硕士三年,某高校教书又三年,在北京读博士四年,上海的这所大学法学院教学又十年余,一共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一旦要彻底抽离,仿佛丢了魂儿一样,那种无限空虚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像是肉身已经出发下一站了,魂儿还没准备好,紧赶慢赶追不上。而且这期间一旦有学院就手续问题打电话给我,每次都让我觉得有刀子在慢慢捅我,现在想起真是哭笑不得。 还记得最后一天,院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让我登录平台作一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将办公室的电脑交公,却发现我的工作平台登录权限已被取消,我发了句牢骚,“够快的。本来还想到平台看看自己的教务记录和指导的所有论文题目列表,纪念一下呢。” 那位老师很热心地专门打电话给信息办,临时给我开通一天的权限。我就人生中最后一次以教师身份登录这所大学的办公平台,浏览自己这十年的历程,看看我教过的所有课程,打开一页页选课名单,很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五味杂陈,心情难以形容。 突然我在教务记录里看到一项“教评结果”的栏目,以往教务发邮件通知查看每学期教评结果,我都是拒绝查看了,这可能是“刚愎自用”的个性,或者是因为我有颗易碎的“玻璃心”不敢去看也说不定。最后一天了,肯定要看看,遂点击进入,没曾想,自有系统记录以来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的教评记录全是A+或A,这一点我真是没有想到。 合上电脑,另一种奇怪的忧郁涌来,这些同学们真是太可爱的,对老师也太宽容了,我有太多的地方做得不好,尤其对那些被我挂科的同学,被我强制要求出勤的同学,我突然有种负疚的感觉。 法律硕士研究生 再谈谈高校中的研究生群体。前面提到,这十年有两次与一个学生发生摩擦,其中一次就是与研究生。运气不好,十年前我刚入职就碰到的那一届研究生是公认是学风最差的一届,以后学院一直在进步,同事和我都感到后来的研究生学风越来越好。实际上,那次我也有部分责任,第一年来这所大学,我读博之前在一所警官学院教书,一上课都是起立敬礼的那种,军事化管理学生都特听话,老经验带到新环境,没跟上变化,以为研究生了,更懂事应听话了吧,谁知并不是,差了点,弄得不开心。如果时光倒流,以为现在丰富的经验,肯定能不失原则下达到师生皆大欢喜,毕竟,与学生们相处,总是能带来太多快乐的时光。 我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一共带出来近三十位硕士研究生,与他们交往多了,慢慢地也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个群体,按理说考上研究生拥有更大自由度,可能拿到更高级学位,应该踌躇满志才对,然而,据我观察,他们是高校里最不快乐的一群人。 有一次在办公室,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字一句地纠正某研究生交我审阅的毕业论文初稿,并指出其中的多处或结构或细节的不当,她不停的附合道谢,满脸堆笑,并表示一定认真阅读文献并修改。但我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异样来,也不愿意再看她强颜欢笑强要面子,不敢说真话的状态,我当时突然停下来,话题一转,盯着她,慢慢地说“我不知你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建议你若有什么压力,不要硬撑着,可以直截了当说心里话”。话刚说完,没想到这一句话直接击溃她的心理防线,她当时竟崩溃了,眼泪不停涌出,在老师面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淤积的情绪。 原来,前一段她司法考试没过,找工作没有头绪,写论文没有章法,我要求的法律英文阅读能力她也不具备,加之公务员考试没有时间准备,最后一根稻草是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又要分手,这些都足以让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记得有一次我校保卫处处长在谈及前几年发生在我校图书馆的“泼酸刀杀前女友案”中,说本校突发事件中,涉及研究生的其占比明显要多于本科生,并明示本校研究生素质比不上本科生的素质。仔细一想,这话可能没有考虑到,研究生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压力问题,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们比本科生面临更重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还有一点绝不能忽略,他们都进入成熟婚恋期,这一点使他们比之本科生更可能经受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以及内心感情的需求和困扰。 学生们的原生家庭的阶级差距,也使同学们幸福感差距十分明显,我带过这么多研究生,基本上从精神面貌和谈吐的自信程度上就能判断出其家境如何,那些家庭优渥,或有社会关系的,其在就业方面基本上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困扰。2020年,因疫情导致研究生面试首次网上进行,图像直观,竟然也可以给老师机会一窥他们家庭条件,有的住宅装修讲究,家居舒适,光线明快,有的却没有写字台没有书架,竟是搬了小板凳近乎于蹲床边面试,更奇特的是,有学生面试时村里突然停电,这在大城市生活的同学们可能从来没经历过。 贫富差距无法避免,阶层鸿沟难以弥平之下,他们毕业后的机会也相当不公平。在当下中国社会高强度竞争压力下,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法律硕士研究生们大多内心浮躁无助,他们非常得不快乐,我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经济成长进步得太快,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应该适当缓下脚步,等一等可能掉队的人群,安慰扶助一些失意的人们,毕竟,人,不是工具,人,才是目的。 都奔五了,还折腾? 奔五咋了?如果我还有三四十年寿命,我现在更担心的倒是,地球的健康是否顶得住这三四十年。人类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都这般严重了,人们还不是瞎折腾,我作为一个个体,跟人类的盲目自大相比,却反映了出奇的理性了。 在回答上海某位任检察官的好友询问时,我随意地说,不辞职,到退休,挣到300万左右,这是一辈子;辞职,没了这300万,但会活出两辈子。 说得轻巧,辞职前一个月,心却在煎熬,我一直无数次地自问,“就你特殊?世界上哪有让人百分之百满意的工作?你难道不能再坚持坚持?毕竟高校教师的工作还是不错的,起码个人稻梁无忧”“傻呀!趁上海手里还有房票,赶紧再买一套,置换个双卫不香吗?如果丢了单位就没资格买限供房了”,我自答,“可以,坚持没问题,哪怕再坚持几年也行,别人可以我当然也可以。毕竟人到中年,事业变故,是颇难承受之轻”,但转念又自忖,“你真能坚持到底吗?你能继续坚持15年以上到六十多岁退休吗?” 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头皮发麻。 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寓境,与高校教师的日常,最为契合,学生铁营流水,年年轮复,老师迎来送往,情境极似,我若再咬牙坚持十几年,到了退休,可能落得回忆单薄,索然无味,后悔自己安于依循这种晨钟暮鼓的格式化生存状态,与其这样,我就冒险挪一挪窝吧,这工作该舍一舍了,拼一个人生二次方好不好。 存在主义者说,人类的存在似乎没有意义,有时甚至觉得何其荒谬,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选择而享受人所注定的自由,创造人生的意义。也许人生太过循规蹈矩,我有点厌了,这样下去,感觉找不到生活意义,得尝试作一些人生的改变,外边走一走,让光多透进来点,让消极幽暗的心理亮堂一点。 辞了以后到哪儿? 好多朋友同事同学问我以后哪里高就。说实话,真没有朋友们想像的“更高”的出路,如果有一个稳妥的下家儿接着,那前面我写的一大堆,不都是瞎扯装蒜摆姿态吗? 从提交辞呈至走完程序,我这一步,如果不是柏拉图洞穴退出逐影竞赛拾级而上者,就是抛弃原来大石去推另一巨石的西西弗斯。辞职后,摆在前面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于我而言,绝对是一种冒险。 写到这儿,发现自己都聊心里话聊到超过一万两千多字了,或又有人说,不怕得罪人?应该谈不上,这里所述全是事实,经得起良心拷问,所涉每个人仅就事论事,没有主观评断,谈不上得罪,再说,在宏大体制叙事之下,每个人的所谓“毛病”也是通病,更与个人本性等无干。况且,我这十年可能是本院黄金的十年,现在的学院领导层全面换血,“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本文所指的法学院已是昔日的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法学院了。 我在前面已交待了,大体上我离职有两个原因,个人性情和体制环境,还有一点,就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汇合,最终触发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上递交辞职信。想到这些偶发因素也是比较复杂,更有波折惊险的一面,遂再准备写一篇以详细记录这人生一页,记下这两年的苦辣辛酸,无奈与决绝,描述这些个人事件背后的社会语境,同时也展望自己将来的去向,看我所谓的“第二辈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晚上突然收到张进老师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最后一次和他分别的场景:几年前的一个雨夜,我送他打车回去,这场新闻课慕名来了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学生去送他。 他叫了辆滴滴,正好聊起财新要做一个滴滴的选题,那时他已经不是财新的主编,但仍旧心系财新的每一次选题。雨下的很大,我们凑得很近,他一边亲和的说话,一边赞叹我对新闻的热情。车来了,他微笑着对我说了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远。 张进老师如今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渡过”创始人,一位倔强和抑郁症抗争并将抗抑经验分享给大众的斗士,一位畅销心理作家。今天“渡过”公号的讣告写到,“今天万分悲痛,渡过创始人张进老师离开了我们。渡过失去了奠定我们使命和事业的创始者、一位探索抑郁生态疗愈体系的引领者”。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抗抑斗士,一位心理知识普及者,我们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一位优秀的主编,我们失去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那批人之一。 他的前半生属于财经和财新,属于那个时代最好的深度媒体,那些足以在新闻史上留下名字的报道大都有他的身影,银广夏事件、鲁能事件、SARS报道、邵阳婴儿报道……在汶川地震中,财经是最先做出反应派记者去震区的媒体之一,张进让他的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已被隔绝的震中区,在滚石和瓦砾中传出重灾区的信息。 而他有限的后半生属于渡过,也属于病魔,抑郁症先击倒了他,但他顽强站了起来,并选择直面自己的伤口,将个中经验教训汇集成《渡过》,这是很多人的心理学、抑郁症启蒙读物。我不敢断言它拯救了多少人,但读完这本书,一定比你花500块钱请心理医生讲一通人生大道理好的多。可在渡过社群越办越好之际,病魔却又找上了他,这一次是癌症,这一次奇迹却没有再现。 在讲台上的张进完全看不出是刚经历过重度抑郁的人,在谈起新闻、谈起调查报道、谈起他操作的过往选题时,他瘦弱的身躯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透过他鼻梁的玻璃镜片,也能看到他眼里闪耀的星火,他不无骄傲的提起2003年,那件差点让杂志所有人失业,但他却从未后悔过的故事: 那时他听说北京出现了一种新型肺炎,但接到的指令是一律不得报道。他和胡舒立商议后一致决定,不管最后能不能刊登,都要去调查,去采访,去写稿,他和舒立也加入了采访队伍。最后信息汇总,得到的结论是很清晰明确的,但问题来了,要不要刊登?登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整个杂志被解散。 那天《财经》杂志的封面,醒目印上了SARS报道的标题,那一天张进和所有同事都处在惴惴不安中,他告诉其他人,做好被解散的准备。可他没有被视为造谣,也没有被训诫,因为北京突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市长和卫生部长免职。杂志保住了。 可不是每一次张进都能赌对,对他来说,挨骂,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说起这些时张进表现的并不以为意,他还略带欣慰的说,“但我从来不会让我的记者挨骂,写检查,稿子他们写,责任我来扛”。 他甚至千方百计的保护手下的记者。“有位很有才华的记者叫庞皎明,因为一篇稿子得罪人,勒令我们开除他。但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改个名字,继续在杂志上班。结果他改个名字叫上官缴名”,说到这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 “可惜没多久,他另一篇报道又得罪人,结果一查,发现上官缴名就是庞皎明,这下我们也实在保不住他了”,说到这,他无奈的摇了摇头,眼光黯淡了下来,但接着,他说起了和庞皎明合作的邵阳婴儿报道,瞬间眼睛又恢复了神采。 那天走在雨幕中,我感觉张进老师身体仍然健锐,思维仍然敏捷,几乎看不出病魔会缠上他的迹象。可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之后的事呢? 之后张进逐渐淡出了新闻行业,投身于抗抑心理行业中,我也出现了心理问题,读《渡过》不啻为一剂心理良药。可当我们能阻止自身的下坠时,却发现根本阻止不了时代的下坠。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命运夺走了最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夺走了张进。 我只能想到茨威格写在《昨日世界》最后的话:“这是第一天。随后的日子接踵而至,明亮的、昏暗的,单调的、空虚的,战争年代滚过来了,我不愿意去说它。在我写下这行字时,它的手正在用梆硬而血淋淋的字,书写着它那残忍的编年史。”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我就是郁风)
很久发不出文章了。也没有号。最近发了很多事,不写点什么总觉得愧欠。昨晚听说有23个学生将遭遇大难,借了一个不相识网友的号,把看到和想到的写了些碎片式杂感,救救学生。不知能否发出。如下: 一 据说逐步解封了。广州一对恋人小心翼翼驾车经过关卡时发现真不查码,爆发出灵魂的欢呼。刚解封的兰州姐们开心地说“我要在阳台上高歌一曲”。成都的爸爸为孩子不用天天核酸了,发了抖音庆祝。我的一些有良知的朋友们说:他们不知道,正是那些举白纸的年轻人帮他们争取来了自由,而年轻人被带走,失去联系,甚至没人知道名字。 他们其实是知道的,只是假装忘了。自菜市口之后,国人就学会用一生来记住仇人,但一秒钟就会忘记恩人。 遗忘,是这个民族的战略生存之道。 又看到一则评论:“早知道政府肯定会解封的,那些学生就不该闹事”。想起老罗的小区,我们小区。 还有一则评论:“就算反应合理诉求,也不该爆粗口,素质太低”。我想告诉他们,美国著名法官哈伦有个金句:一个人的粗口,反而是另一群人的抒情诗,因为这彰显了力量。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脏话,眼见你们干过那么多脏事,因此便有了脏话。 不能举刀、不能举纸,如果连脏话都也不能有,当我们是硅胶用品来配合情趣的吗。草泥马(此处指羊驼艺名),惹急了还吐口水呢。 世界杯上日本连克世界冠军,人们连呼亚洲之光,呼吁中国之光!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回避的,都知道,那些中国年轻人才是中国之光。 二 秦始皇焚书,因为诸子百家的书写了很多让他难堪的文字。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写,你那么急,可见知道上面满满地写着的是你们的墓志铭。 为什么,发明了纸的国家,不可以举起一张纸。 顺便提醒一下,以后去机场接人,别轻易举A4纸了,也许你会被直接扑倒的。 怕菜刀,怕白糖,怕白纸,连鲜花也怕。前两天有人在花店订了一束花,后来店家急打电话告知:必须先在派出所报备。有个青年在西湖边捧一束花行走时被阿sir扣住。想不到,花,也成敏感物了。总不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禁止鲜花的国家吧,什么花才不敏感呢,我想,你们给这个国家,留点碧莲,也是应该的。 三 乌鲁木旗中路的路牌被摘下来了。说好的道路自信,却连一个路牌都不自信了。 你不学点好,在中国,条条路都是乌鲁木旗路。 四 境外势力这个梗被玩坏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指出:李达同志经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派来马林和国际赤工组织代表来到上海,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一百元路费。有时候,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里包括昂贵珠宝、黄金、鸦片以换取现金。是的,鸦片,当然这都是出于伟大革命的需要。 有一点是确定的:境外势力是那群子女拿着绿卡和外国护照,在国外拥有豪宅,钱存在瑞士银行,定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外国人他爹妈。 十年前写完上面这句话,一堆蛆就粪不顾身游过来说我是美分党且叛逃美国了。其实我一直居住在北京、成都,只有中国身份证、中国户口,没一寸海外房产,没有绿卡,也从不拿境外一分钱……押沙龙说,站街的看到等公交的人都觉得是同行,哪怕见到电线杆子都想过去问问生意好不好。 简单来说:一只蛆,闻着谁都有屎味儿。 五 有人相信这次是真正解封了。 你相信马戏团会忽然变成一家动物保护机构吗。 六 很多地方撤销了全民核酸点,但是进入餐厅、商场、电影院、酒店及很多公共场所仍要绿码。 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同时又规定,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属头脑清醒者,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七 都在夸日本队是亚洲之光。知道这束光是怎么绽放的吗?1992年也就是30年前,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发现足协这帮政客是搞不好足球的,毅然辞掉风光无限的足协主席之职,建立完全与日本足协脱钩的日本职业大联盟。从此,严格遵循职业足球规律打造的J联赛开始了,一整套梯队建设也开始了。 英足总管不了英超,意大利足协管不了意甲,西班牙足协管不了西甲,日本足协管不了J联赛。在足球强国看来这是规律,足协管职业联赛,相当于政府开公司,一定会产生腐败,一定会破坏人才的诞生。 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呼吁按足球规律办事,并把提案摆上某个领导人的桌面。 领导说:你们想踢开党委办足球,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后来,一直……输给越南。 中国足球不是败在体质,而败于体制。 八 有一种说法:三年的运动式防控证明一个事实,一但底层拥有了权力,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灾难。这句话很具诱惑性,因为基层白卫兵、居委会确实制造了巨大灾难,可是另一方面,权力本就该源自于底层,并自下而上层层授权。所以,问题不在于底层拥有了权力,而恰恰在于底层人民没有权力,没权力选举官员、通过政令,反倒是高层有无上权力随意授权给它钟意的流氓群体,才导致了你目力可见的各种灾难。比如文革,就是来自于高层释放权力给红卫兵。 别轻信那些似是而非的金句。有坑。 九 最近人们流行学习《宪法》,今天正好是宪法日,我看了一眼,总纲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领导的富士康工人们被假合同、被欠薪、被打,被流放一百六十里;作为联盟基础的农民不能随便下地播种、收割,随便出门会被绑在树上。 十 宪法的第二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一切权力”不包括批评的权力、选举的权力、自由迁徙的权力、申请官员财产公示的权力、对宪法解释的权力…… 人民确定能拥有的,是服从权。 十一 历史相似,无论中外。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死了,也是有很多人骂,很多人怀念。骂的人认为独裁者伙同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还制造了各种大屠杀;怀念的人认为正是他的辗转腾挪力保西班牙没有卷入二战的绞肉机里,全身而退,还大大提升了西班牙经济,他上台前西班牙的经济水平不足欧洲的40%,后来他提升到欧洲的80%。 念好念恶,但你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要求别人宽恕杀父之仇。这特么就是鸡贼了。 十二 听来一句话,“上面是好的,只是下面烂掉了”。一个医生朋友说:这种在医学上我们一般称之为梅毒一期。 十三 12月1日,重庆一小区解封后,一群大妈自发组织起来,又把小区给封了。 锦州决定继续坚持清零,理由是:“再过几天我们就实现动态清零了,不应放弃已见突出成效的措施,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太可惜”。大白话翻译一下:别催,我还剩几口就吃完了,如果不把整盘屎吃完,实在太可惜了。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到底该吃屎,还是该吃饭。 地方政府里首鼠两端观望形势的,正在屎饭混炒,成色澄黄,还当成蛋炒饭。 十四 还是有暖心画面:一个女生紧紧抱住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生,阻止他被拖走。还有一个男生抓住一个女生的手,带着她飞快从街口跑掉。其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早说的不是爱情,而是战斗中的契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源于《诗经》“邶风”里《击鼓》篇,原指出征南行战士之间的约定。 可是阿sir问:“不是你男朋友你抱那么紧干嘛,我不信”“你父母看到你抱一个陌生男人这么紧会怎么想”。在他所受的教育里,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同理心,虽说人类的悲欢不尽相同,可是即便是兽也不带这样的。 结论:用文盲执法就是方便。 十五 有个笑话:某山村闹跳蚤,全村奇痒无比不得安宁。村长重金请来一治蚤高人,好吃好喝招待着。几天过后,村长实在忍不住了,求秘方。高人在身上搓啊搓,搓出一层黑乎乎的泥儿,裹成团儿递过来,说:接着,神药。全村高兴不已,次日送高人离村。船到河心,才想起高人还没告诉怎么用药。全村大喊:高人咧,这药咋用咧! 高人已在船上,中气十足地告诉全村人:你们啊,抓住跳蚤后,掰开它的嘴,把药丸塞进去,就好咧。 每看到那些疾控专家和连花清瘟、双黄连,就会想起这个笑话。 十六 这两天,有个对比强烈的新闻:湖南浏阳荷花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主任廖勇,侵入私宅,当着孩子殴打业主,但只被开党籍、职务,并未拘留。而中央美院毕业生张东辉只因在核酸亭写“三年了,我已麻木了”,就被刑事拘留两个多月,律师预估会以寻衅滋事判刑。 不奇怪,你以为人家入党、考公务员是为了什么。 今天看到凤姐转发的一个视频。几个大白踹开女孩的房门,女孩问“你们是哪儿的”,大白“别他妈那么多屁话,快点”,女孩“你们这样进来,我现在穿的是内衣……哎,你别动我”,大白逼近女孩并伸手“我就动你了,咋的”,女孩“你出去,我现在要穿衣服!”大白“穿你妈勒个逼”,镜头剧烈摇晃,女孩被推倒在床上,尖叫“你们耍流氓,你放手……” 纳粹军官转运犹太人也不会这么猥琐。毕竟人家还是要脸的。 重复一遍:你们给这个国家留点碧莲,好吗。 十七 有人说把十四亿人封在楼里,活像监狱。我反对这个说法。因为监狱是管饭的,犯人也不必为修建监狱偿还房贷,不必纳税养着狱卒,着火时,监狱不会用铁板封住消防通道,犯人可以有序逃脱。 十八 前两天胡叼说:一些人所要的那种“放开”是不可能的,现在探讨这个只会造成人心的混乱,增加社会的焦躁情绪。昨天胡叼又说:老胡近几个月来一直是解除大规模封控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推动者之一。 无论边牧还是金毛都完不成这么360度大回环的高难动作,这咬合力,也只有非洲鬣狗才比及得上。 有些人你也不用骂他傻逼,京剧就专门有职业龙套这个行当,谁在台上他就帮谁举旗,上半场曹操在台上他帮曹操举旗,后边周瑜在台上他帮周瑜举旗,到了后面他又帮刘备举旗,他是没有立场的,他的工作就是帮在台上的人举旗。 他以为他举的是旗子,但到最后他会发现自己是棋子。 我说过:人民日报每天都很正确,就是不能看合订本。 十九 总有朋友问未来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只晓得有条件的可以润,没有条件的,只能润物细无声。当然周树人老师说过“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让人热血。 其实,卡尔.波普尔有一句话更牛逼: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是去实现抽象的善。 消除具体的恶,就是一脚踢开大白安装的消防通道铁皮;实现抽象的善是,跑上来劝“都不容易,互相理解、宽容、大局为重,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我特么追问谁烧死了孩子,你特么“愿孩子们在天堂没有火灾”。 二十 别为难那些学生。 别以为别人家才有软肋。 惹急了,你们全家三代都是软肋。 (全文转自微信笔记)
杭州下雪了,却很小,很不正经,很不浪漫,让人忍不住谴责,雪小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雪花还没有道歉,在方舱质问工作人员的兰州18岁女学生先道歉了,官方通报说“其本人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过激行为、不实言论造成的危害,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并通过班级微信群进行了道歉。”看完官方通报,感觉当地政府又一次挽救了一个走在危险边缘的年轻人。去找来了该女学生的质问录音,才发现,还是当地政府厉害,敢于让受害者道歉,并勇于公布这一行为。 女生的质问内容是这样的,“二楼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有地暖,热得不需要被子,为什么三楼是这个情况?”声音还是很温和的,接下来,她稍微有些激动的说,“我们都在生病,跟你们要药,你们说只有拉肚子的药,我们学生怎么办?没有人解决吗?我们是牲口吗?我们找谁,我昨天在找人了,踢皮球踢皮球。我们是什么,畜生吗?” “我们学生来这个地方,没有接到任何的消息,连自己的核酸都没有看到,凭什么把我们拉过来?”这时,可能是工作人员用手机录女孩的视频,女孩大声问,“你录什么?凭什么录?我也在录我告诉你,你以为我害怕你吗?”女孩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什么消息都没有接到,班里四五十个人拉来了三十个,24小时核酸阴性的都要拉过来,凭什么?” 女孩用哭喊的声音说,“你们在干什么?拉我们填(音)舱吗?兰州人不做核酸了,你们拉不过来了,拉学校(学生)是吧,半个学校的人全部拉来填舱,你们想干什么?”这时女孩情绪有点激动,“我们活不活了,我今年18岁,我的青春刚刚开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没有孩子吗?”声音里听出女孩在踢东西,撕心裂肺的说,“你们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都他妈别活了。”最后只有女孩的哭泣。 正常人基本都能感同身受,正常人也都能理解,但最后我们却看到了正常的不正常的结果。有人说要理解政府物资紧张,医疗资源紧张,人力资源紧张,各方面都紧张。有人说不要抱怨,罪魁祸首在于疫情……。罪魁祸首或许是疫情,但人们现在承受的一切是源于疫情防控的胡搞乱搞,天灾还能躲躲,人祸无处可藏。 罪魁祸首在乎疫情(天灾),我想雪花听到这句话都无法同意,小了你嫌不够浪漫,大了你就说是雪灾,做个雪花实在太难了,还要说什么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是大家搞错了在乱用,这句话是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名句,它的原意是“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它指向的对象是作恶者,是体系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受害者。集中营的看守、毒气室的建造者、喜欢弹巴赫戴着白手套按下毒气室按钮的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人觉得自己对集中营的死难者是有责任的。 普通人毫无选择,胁从者或许有被迫成分,但却不是无可选择的,而很多作恶的人,就是躲在这个身份后面假装无辜却毫不留情的作恶。受害者,道歉的受害者,怎么可能是那片雪花,让我们努力做个正常人吧,下点小雪,我们可以惊呼好美好浪漫,但也不能忘记雪太大时,边疆那些因雪灾冻死的牛羊和冻伤的人,以及各地寒潮下在方舱里瑟瑟发抖的人。当然你也可以不管不问,但不要在他们说冷的时候,你说,别抱怨,雪花多浪漫,这样会显得自己像央视一样有病,我看过他们的报道,在边疆雪灾时,他们很多报道边疆的视频内容是“瑞雪兆丰年”、“美爆了,宛若白色童话世界。” 不论是杭州的小雪,还是边疆的大雪,环境都是寒冷刺骨的,不论在哪,我们吃饱穿暖时,都可以喊上一句,我爱你,塞北的雪,甚至唱上一曲《北国之春》,但不要在瑟瑟发抖时,赞美那一片片雪花,更别说它们背后即将到来的雪崩。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之前从未想到有一天也会写封控日记。这一天来的着实突然:吃过午饭,穿好外衣,下楼刷了共享单车准备去圆明园活动一下。到小区南门才发现,封了: 几位身着蓝色防护服戴着面罩的人和可能也许大概是居委会的戴着志愿者红箍的女性站在门口问“你要出去干什么?小区只能进不能出”。我说去做核酸啊,她说下午可在小区内做。我要求她出示证明他们工作身份的证件、封小区的正式文件等,并强调没有这些合法证明你们的做法就违法了。她说没有,然后说“我们的知识、学问、懂的法律都没你大,我也住这小区,和你一样是这的居民,blablabla” 一大堆,我也没明白这和目前状况有何关系,难不成戴个红箍就有合法性了?她说“你要知道情况自己看通知,或者向楼长询问”。我看了下贴在小区门口很不起眼的一张纸,上面无非写到本区发现有十混一阳性,正在排查云云。 无奈只好返回家中,等待结果。傍晚,下楼扔垃圾,顺便做了点调查。先是一位可能也许大概是居委会的女性,问:你要干嘛?我说:了解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她不无鄙夷地说:“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吗?都这样了你还看不出来吗?”我说:看不出来,所以要了解。这时一位态度还不错的大蓝走过来低声解释说:昨天在N区检测点取样的核酸检测出现十混一阳性,经查是本小区某楼某单元两位老人,上午确定为阳性,于是就封了小区;下午又确认同单元两名阳性。都是在N区做的核酸。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是本小区封闭第二天,刚才又下楼了解情况,顺便跑了下步;据门口大蓝告知: 1、某号楼某单元四人阳性,已于昨夜拉走至某地方舱。其中似有去过李兆基楼的,但好像没有时空交叉; 2、小区按要求封闭五天,应于29日解封; 3、生活用品网购,快递送至小区门口的铁架上,客户自取。 观察发现,门外停着好几辆快递车,快递员在往里递送东西;门内摆放了大铁架子,上有各楼标记,可按照地址放置物品。 跑步到北门,看到北门也已经关闭,有人从铁栏杆外往里递东西。 遇一83岁老妪在楼边晒太阳,与之聊天: 她从小在镶白旗一带出生长大,日本投降时已有记忆——曾有看到日本人挎着枪带着大狼狗的印象。后进入清华某工厂工作,也算是老清华了。我问她会不会网购,目前封控期生活有没有困难?她回答:“我哪会网购啊,但现在吃喝没问题”。我说:如果有困难可找居委会帮助,她说:“我才不找他们呢,他们自己都吓得要死,我有个老闺女,什么时候都备好三天的吃喝”。 于是告别老人请她多保重继续跑步。 怀念可以在园子里行走的日子。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 上午一杯清茶后下楼继续参与观察。 先到南门货架旁,看到两位比较面善身着大篮戴面罩的先生和女士,上前道:你好,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吗?回答:“本区还是昨天那样,南楼南区又发现阳性,今天也封了”。我:请问你们是社区人员还是……?答:“我们不是居委会的,而是志愿者来自XX系”。我说“你们辛苦了,多谢”后离开。图片图片 在很小的社区空间中转圈跑步,来到检出阳性的单元门前,有一身着简单防护的保安(山西人)在楼下站着。上前问好与之简单交谈,了解到的情况如下: 一共四例阳性都已于当天夜里拉走;整个单元住户也全部拉走隔离;只剩下两位年纪大不能动的,和一位拉肚子不宜动的留下了。南区出现的阳性昨夜也连夜拉走了。(作为保安了解的情况很有限) 正在与保安攀谈时起来一位中年知识女性,提问说“阳性的拉走,没有阳性的为什么都拉走?这完全不符合医学科学”。她说自己是医生(已退休),于是和她一起走到有太阳的避风处交谈起来。因为对方是专业人士,正好可以请教一些未解问题: 1、什么叫“集中隔离”?在我看来集中和隔离就相互矛盾 医生:是的,其一,现在的方舱根本实现不了隔离;北京的可能还算好的,有隔断,被隔离者相互是看不见了,但隔断上面都是通的啊,空气来回流动的,怎么能隔得开?其二,方舱条件有限,在那里吃不好尤其是睡不好,会使人处于更差的身体状态,如果让我在那一夜睡不好感觉都不行。 在此问题上我们看法完全一致。我说:是啊,吃不好睡不好心情还不好,免疫力肯定下降,到时没病的折腾病,轻症成重病,重病……。 2、我问:目前这种聚集型核酸检测是不是容易造成感染,像有视频提醒大家的:除了保持距离,摘下口罩检测时不要吸气也不要呼气?如此不检测岂不是更安全些? 医生:现在的检测消毒根本达不到无菌要求,正规的医生检测每换一个病人就要换一次手套;现在这些检测人员培训也不够。是的,没有需要就不要做核酸。 3、女医生讲解了普通感冒、流行性病毒/细菌感冒和新冠病毒感染在症状上的区别和应对方法。这方面还有不少疑惑有待进一步请教。 与专业人士交流很有收获。之后继续跑步两圈还包括走路也只有1.3公里后回家。 傍晚再次下楼倒垃圾,见天边彩霞,可惜无缘近观。 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概念 疫情以来,许多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的词语、概念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虽非医疗防疫专业人士,但对这些层出不穷且于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词语、概念亦须有所掌握。此处列出难免挂一漏万,就教于专家,亦请朋友们补正。 新冠病毒肺炎 奥密克戎病毒 清零,动态清零 社会面,社会面动态清零 精准防疫 密接,次密接 时空伴随,轨迹重合 弱阳性,假阳性 无症状感染者 集中隔离 静默 打赢防控阻击战 封闭性管控 网格化管理 非必要不XX 以快制快 应X尽X 十字花 欢迎补充,知识须扩展,学习无止境。 2022年11月27日星期日 今日天气阴晴不定,气温较低。 上午(其实已经临近中午)照例出去活动一下。来到小区门口,情况照旧。有一中老年女士骑电动车出了小区大门,我问门口志愿者,可以外出了?回答:“她是居委会的”,我说居委会的可以随便进出居民为何不能?你们封小区没有合法依据,就是违法违规的,你知道吗?志愿者回答:“我刚来的,什么也不知道。你去居委会问吧”。同时他还说D4楼又检出阳性了,有可能还要延长封控。 于是跑步来到居委会,门不开,只能从有铁栏杆的窗户处沟通,屋内有三位女士(之前都见过的),一位先生打开窗户不到一尺宽。我于是问:“你们有封禁小区的权力吗?请拿出相关法律文件,否则就是违法操作。” 对方说:“我们有文件”,遂拿出一个复印文件一晃。 我说:看不清楚,且没有红色印章,无法判断是否合法。 他说:“有,有,有原件”;于是又拿出一个盖有红章的文件。隔着窗户铁栏我依然看不清楚,于是我提出要拍下来。他开始不让拍,我说官方文件正大光明有什么可怕的?在反复要求下,让我拍了最后一页(有盖章的)和第一页(有红头标题的)。 双方沟通比较平和理性。我问您贵姓?是居委会负责人吗?回答:免贵姓卢,是街道工作人员。卢先生并且强调“我们是和居民同一条战线的,我们也不希望封着,也盼着早日解封”。我说,感谢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有责任向上反映情况,反映居民诉求,大家都要合法依法做事,对吧。 致谢后离开居委会窗口。 回家第一件事: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请教上述“文件”(《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新冠病例__ __某某居住地的防控处置建议》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建议)的性质与合法性,各位律师和法学家的回复综合概括如下: 1、采取封控措施的主体 这个只是“建议”,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才有权利。他们有县级以上政府同意的批复吗? 疾控中心只能判定确诊、密接之类,强制措施得政府部门。 这只是一个建议,根本没准备承担责任,标题就很不伦不类。事实上很多防疫措施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决策层层加码异想天开,而且还玩文字游戏,或者只口头传达,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在违法,早早想好了脱身之计。 封控最低级别的单位是海淀区政府,否则封控即违法。 疾控中心应该不是有权采取封控的主体,需要海淀区政府决定才可以。 至少应该是区政府,区政府的下属部门级别不够。 2、什么状态下可以采取封禁措施 封控小区第一必须先将小区划入高风险区。 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现有法律根本没有授权任何部门实施这样的行为。现在的县级以上政府还是国务院二十条自我授权的,严格说来这样的自我授权也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即便按照国务院的二十条,也规定的是四级政府中的第二级人民政府,不是按行政级别来的,而是按政府建制来的。 高风险划定有标准,可以在国务院网站查到。不是高风险不能封控。 3、高风险封控范围 是高风险区也只封所在楼栋; 只能封楼,不能封小区。 现在应该是高风险的单元、楼才能封闭。 根据以上法律依据,遂向有关领导投诉所在小区封禁是违法违规的,并请其注意目前北京各区不同社区的依法解封情况。 毕竟,所有人,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尤其是行政执法部门和教育机构,都应该合法、依法、守法。 更新知识很重要,学习法律更重要。 封禁中想念年轻的莘莘学子,愿他们平安健康。 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天阴沉,风萧萧,叶落空,人寂寥,一派凋零景色。 一个好消息是本小区在昨晚十点半宣布解封,有关部门反应迅速值得肯定。然而我还是度过一个难眠之夜。 三年来的种种在脑海中一幕幕划过,无法忘记却也无法表述,只能任其在心里堆积、发芽、生长,燃烧一般地生长……灼痛心田。我想,许许多多的人、有着基本人性、正常心智和逻辑思维的人们都会有各自的也类似的感受吧?因为从昨日白天到夜晚,在不同的校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所发生的种种,都是出自人们的切肤之痛、心灵之痛。 清早起来,快递已经可以上门了,居民也可以走出小区大门了,但商业中心的超市却因被“研判”为疫情风险区而关闭。 小区解封了,校区尚未解封,更大的区域也未开放。有限的Diary of Lockdown 可以停写了,仍须持续的是更大范围的Diary of Lockdown。 愿被疫情煎熬了近三年的人们特别是无法正常学习工作的年轻人早日回到常态。 (全文转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