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风情藏在葡萄园里：格里菲斯的美食与移民故事
2026 年 10 月 20 日
据经济学家指出，7月份的新住宅核准数字降至过去四年的最低点，此减缓可能导致联邦政府在五年内实现120万套新房的修订目标变得困难。 据财经报报道，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新独立房屋和连接住宅（包括公寓、联排别墅和半独立住宅）的每月核准数字下降，导致过去12个月的总核准数降至174,051套。 住宅核准数作为住房市场的领先指标，与其他数据一同显示，2023财政年度的住宅建设价值下降至734亿澳元，为八年来的最低点。这种放缓使得联邦政府的120万新房目标受到质疑。联邦政府的目标要求从2024年开始的五年内每年开始24万套住宅建设，但牛津经济学澳大利亚高级经济学家Maree Kilroy表示，今年的住宅开工数可能会降至不到15万套。 Kilroy女士表示：“国家住房协议目标已经从2029财年结束时的100万套增加到了120万套。”她进一步表示：“目前的经济衰退和可用资金量使得实现这一目标变得非常不切实际。由于规划滞后，直到本十年下半叶，房产市场才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其他经济学家也对住宅建设数据的下滑表示担忧，这是由于较高的利率、项目延误和成本上升，导致新房价格上升，并在买家之间引起不确定性。 澳新银行（ANZ）的高级经济学家Adelaide Timbrell表示：“连续两次的核准数下降表明，尽管该行业存在积压，但今年年底和明年初的住宅建设数量将会下降。”
据realestate.com.au的报导，根据Finder的新研究，不断上涨的利率正在给压力山大的房屋业主和投资者带来痛苦，这可能导致今年春季会出现大量的房产被紧急出售。 Finder的消费者追踪显示，澳洲有39%的按揭房屋持有人，相当于将近130万户家庭，在八月份表示他们在支付房屋贷款方面感到困难。 此外，五分之二（40%）的房地产投资者表示难以跟上飞涨的房屋贷款还款，并担心将不得不出售他们的投资房屋。 Finder的最新调查还发现，每七位单一房产业主中就有一位担心可能不得不出售他们的家庭住宅，相当于51.5万个家庭。 澳洲统计局（ABS）的最新贷款指标显示，2023年6月，澳洲（自住房屋）的平均抵押贷款金额为58万澳元。 随著成千上万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开始到期，许多买家的还款开始增加，每月增加数千元。 Finder房屋贷款专家Richard Whitten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利率持续攀升，借款人正在经历巨大的金融震撼，而房屋业主则难以应对。” Whitten说：“许多借款人已经削减了所有非必要的支出，他们没有钱继续支付抵押贷款。” “他们感觉别无选择，只能出售房产，否则就会失去家园。”Whitten说。 Whitten先生敦促借款人在考虑各种选择时找出他们有资格获得的困难津贴。 Whitten指出：“在错过还款之前，要向您的贷款人坦白您的困境。” “您的贷款人可能能够帮助您，提供像暂停还款、暂时减少还款或财务谘询等选择。”Whitten认为。 同样，更多的房地产投资者在这个销售季节可能会考虑退出市场，调查发现将近90万名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因生活成本上升而出售房产。 Whitten先生表示：“拥有投资物业的人中，有64%的人每年收入不足8万澳元，尽管人们可能认为房地产投资者是高收入者。” Whitten说：“实际上，只有少数人（7%）的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尽管房地产投资者的资产可能非常有价值，但他们需要现金来支付每月的抵押贷款。” 房地产数据显示，所有首府城市的独立住宅租金都有增长，其中珀斯以14.6%的年同比增长领先，其次是布里斯本的13.1%和阿德莱德的11.1%。 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的数据，2020年至2021年间，超过220万澳大利亚人拥有出租物业。 该研究还发现，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拥有房屋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有31%的非业主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他们永远无法负担得起房屋。 这一数字较2020年提问时上升了10%。 维州的房地产市场正准备迎来创纪录的春季房产交易，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卖房季之一，部份原因是业主因利率而感到困难。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内，将有超过3,000套房屋拍卖，这将是一场购房狂欢，其中本周将有1,060套房屋拍卖，这是迄今为止冬季最繁忙的时期之一。 PropTrack经济学家Anne Flaherty告诉《Herald Sun》说：“可能有一部份卖家是被利率重创的人。” Flaherty指出，在过去两三年里购入第一套房的首次置业者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但投资物业和家庭住宅可能也会成为被迫出售的房产之一。
在上周歌手李玟生前录音曝光以后，港股上市的《中国好声音》制作方母公司星空华文8月18日股价暴跌23.43%，收报94.95港元，总市值跌至378.4亿港元。 8月21日，星空华文低开低走，盘中一度跌幅超过32%，截止收盘，该股跌超31%，最新股价报收65.3港元/股，总市值跌至约260亿港元。 星空华文的股价近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约47%。与8月17日盘后股价相比，星空华文股价两日已近腰斩，市值蒸发超过200多亿港元。
天然气和电力成本下降推动英国7月份总体通胀率下降至6.8%，但潜在价格压力未能按预期下降，英国央行仍面临维持高利率的压力。 据《金融时报》报导，根据国家统计局（ONS）的最新数据，英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6.8%，低于6月份7.9%的年增长率，通胀率已降至去年二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更多细节显示，政府在解决通胀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因为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份核心通胀率保持不变，年增长率仍高达6.9%，特别是服务价格上涨速度过快，英国央行继续面临保持紧缩货币政策以恢复物价稳定的压力。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本月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5.25%，创下15年新高。市场预计9月份央行会继续上调利率。 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经济总监蒂鲁(Suren Thiru)表示：“尽管这些数据让人确信通胀趋势已经扭转，但这更多是由于能源价格降低，而非更广泛的价格压力缓解。” 由于季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7月份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下降了15%，导致整体物价较6月份下降0.4%。 食品价格在7月份趋于稳定，仅上涨了0.1%，使食品价格的年通货膨胀率从17.3%降至14.9%。 但大多数其它领域的价格压力未见缓解。核心商品价格上涨0.3%，年通胀率保持在6.9%，而不是经济学家预期的6.8%。对央行来说，更坏的消息是服务价格在7月份上涨了0.8%，年通胀率从6月份的7.2%上升至7.4%，为199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谘询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经济学家格雷戈里(Ruth Gregory)表示：“由于工资增长和服务业通胀均强于央行预期，显然央行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尽管数据显示通胀压力比预期更严重，但财政大臣亨特(Jeremy Hunt)对总体通胀水平降至6.8%表示欢迎。“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线。我们必须坚持今年将通胀率减半的计画，并尽快使其回到2%的最终目标，”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财政研究所（IFS）经济学家Heidi Karjalainen表示：“现在所取得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不再以去年的速度上涨。挑战在于核心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并且远高于年初的预期。” 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也对通胀下降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政府计画正在发挥作用”的迹象。他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英国在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内年工资增长率达到创记录的7.8%后，加薪必须是“可持续的”，并且“要把重点放在奖励生产率的提高上”。 他还承认，明年4月份国家养老金可能会按这一比例上调，并申了对三重锁定的承诺，即国家养老金将按照收入增长率、通胀率或2.5%三个指标中的最高者上调。
在十多年来一波又一波的分行关闭浪潮之后，英国银行业被警告，如果不能确保包括企业在内的民众自由提取或存入现金，将面临处罚。 据《天空新闻》披露，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已被授权可对未能免费提供提存款业务的银行进行罚款，在此消息公布数小时后，财政部确认了银行业应遵循的指导方针。 根据法律，任何个人或企业不得远离包括提款机（也称为ATM）在内的现金存取设施超过三英里。法律还承诺，任何客户不应因接受此类服务而面临额外隐性收费；如果相关设施被撤销，应在关闭之前提供替代设施。 慈善机构、国会议员和消费者团体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人，无法在自己的社区享受到面对面的银行服务。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在困扰著银行业，当时作为削减成本措施的一部分，各大银行纷纷关闭分支机构，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 最近，该行业又将分行数量减少的原因归咎于数字银行业务激增，许多分支机构的使用率不足，导致其在财务上无法维持。 联合工会（Unite union）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从2015年起，英国就失去了6000多家银行分行，空缺则由其它分支机构或邮局来填补。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英国共有51,272台取款机在运行，其中有78%是免费使用的。政府去年首次将存取款设施置于FCA的监管之下。 虽然有权对不遵守新规则的银行进行罚款，但监管机构此前在调查中发现没有理由惊慌失措。其5月份发布的研究显示，目前96.3%的英国人口居住在距离免费现金存取网点1.24英里范围内，99.8%居住在免费网点3.1英里范围之内。 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就目前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居民可以在一英里范围内享受到现金存取服务；乡村居民可在三英里范围内获得此类服务。 “FCA应利用其权力维持这一覆盖水平，同时认识到需求可能因地点不同而有所差异，并随著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财政部经济部长格里菲斯(Andrew Griffith)补充道：“虽然数字支付用户不断增加，但现金仍然发挥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们不应该为取出十几块钱而在路上花上数个小时，企业也不应以这种方式存入现金。新的法规将让所有使用现金的人受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ATM运营商LINK首席执行官豪厄尔斯(John Howells)表示：“这些措施可确保人们在每条商业街上都能免费存取现金。英国还没有为无现金社会做好准备，因此很高兴看到这些规则成为法律。” 来自消费者杂志《Which?》的罗斯（Jenny Ross）对这些措施表示欢迎，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FCA必须利用其新权力，确保银行履行其义务，并随时改进不足，”她说。
近期，中国房地产业接连爆发危机，SOHO中国在中期业绩公告中透露，旗下子公司“北京望京搜候房地产有限公司”拖欠土地增值税及相关滞纳金达人民币1986亿元，这导致集团可能陷入部分借款的交叉违约风险。 据中国媒体观新闻报道，SOHO中国于18日发布了2023年度中期业绩公告，指出旗下“北京望京搜候房地产有限公司”在2022年8月收到当地税务机关的税款缴纳通知，要求在2022年9月1日前支付望京SOHO项目塔1和塔2的相关土地增值税1733亿元，滞纳金则按日收取万分之5。 公告显示，到2023年6月30日为止，已支付土地增值税3.06亿元，但尚有1986亿元的土地增值税和相关滞纳金未付清。 SOHO中国在公告中解释称，土地增值税的滞纳情况可能导致截至2023年6月30日，集团总共借款本金达到423.2亿元，面临交叉违约的风险。交叉违约借款本金为423.2亿元，利息则为1057.6万元，这其中还包括原合同约定的2024年6月30日以后到期的借款。 鉴于可能会被各自的借款人要求立即偿还，因此在2023年6月30日，这笔款项被重新分类为流动负债。 SOHO中国还在公告中提到，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当地税务机关可能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查封、扣押、依法拍卖或变卖相关物业，而且滞纳土地增值税的罚款可能超过应缴税款的50%以上、但不超过5倍。 SOHO中国表示，已与当地税务机关保持持续沟通，就未付清的土地增值税及相关滞纳金达成一致，制定了具体的偿还计划，并将继续处置一些商业物业来支付部分土地增值税。 此外，SOHO中国还提到，在相关政府和税务机关的支持下，已完成25套商业物业的出售，并将在未来指定时间内支付700万元的税款。 截至2021年6月30日，SOHO中国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62.7亿元，银行贷款及其他贷款总额约为160.46亿元，总负债约为315.19亿元，总资产约为689.2亿元。 SOHO中国表示，2023年下半年，将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集团将继续秉持稳健的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和措施，提升整体物业出租率和经营性现金流的稳定性。随着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市场活跃度有望逐步回升，为下半年写字楼市场注入新动力。 截至8月18日收盘，SOHO中国的港股股价为每股1.16港元，市值为60.31亿元港元。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爆发财务危机，据BBC中文网引述安邦智库形容，与此前政策、疫情等外部影响不同，房地产市场本身不断下滑，是碧桂园难以支撑的根本因素，若在此时倒下，可说倒在黎明之前。 据报道，安邦智库表示，与恒大四处扩张不同，过去几年碧桂园经营相对谨慎，努力避免踩到“三条红线”，其资产、负债情况更为健康。 “三条红线”是指中国政府要求房地产企业控制负债规模，具体而言有三条红线：一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二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是现金短债比小于1 。 据报导，若踩到其中一条，年负债增速不得超过10%；踩了两条，不得超过5%；三条全踩，不得新增有息债务。 房企巨头中，三条全踩只有三家，包含恒大。与此相比，碧桂园的表现堪称“三好学生”，2021年碧桂园仅“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一项没有达标。到了2022年，碧桂园实现“三道红线”无一踩中。 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文，呼吁“帮帮碧桂园、龙湖等优质民营房企”，他称：“黎明就在前方，优质民营房企不要倒在黎明前”。 深圳知名地产评论人朱文则撰文分析称，企业这时候就像银行一样，陷入挤兑潮，“去年发生别的巨头身上的故事，再来一遍”。碧桂园的项目太多太多了，恐怕没有哪个同行，也没有哪个地方城市，有能力接下大雷。 对于中国房市前景，报导回顾中国近年的房产政策。2017年10月中共19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房住不炒”，之后监管逐渐加码，直到2020年出现“三条红线”。 然而，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及“房住不炒”，反而承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据报导，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则表示，“房住不炒”与刺激楼市，两者的关系之间非常微妙。 “房住不炒”是指抑制投资需求，但并不排斥居民自住消费需求；放松楼市限制的目的是鼓励居民自住消费，但并不鼓励投机炒房需求。 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几则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已到了“关键时刻”，监管机构应实施更多政策，包括进一步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
很多人问房地产公司的钱都去哪儿了，几千亿的企业怎么就暴雷了，这里我用万科给大家举个例子，看看房地产公司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首先房地产公司赚了多少钱看什么？看卖房子收回了多少钱，也就是现金流量表中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1年-2022年十二年间万科卖房子一共收到34791亿元，这是房地产公司最核心的钱。同时还有一些当年预收的购房诚意金、合作方款项，十二年收了3022亿，同时公司支付的其他现金流加起来4270亿元，这两者由于主要是合作款，我们可以不予考虑，只看核心业务。 这些钱去哪了呢？ 第一分红。很多人会说地产公司分红分走了很多钱，尤其是给实际控制人。我们看分红大户万科，十二年间分红906亿元，占收到的现金比例仅为2.6%。这是实实在在分走的钱，分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恒大、碧桂园的这个比例只会更低，不会更高：恒大十二年间分红808亿元，碧桂园十二年间分红794亿元。 第二是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得不说，我们的房地产牛市造就了不少从业者的造富神话，很多房地产从业者赚了不少钱。以万科为例，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间更支付给员工1197亿元，人均年工资12.5万元，不算高，也不算低。但是这个钱占收到的现金比例仅为3.44%。 第三是支付给银行的利息。支付给银行的利息不仅在利润表中有反应，还有很多资本化利息，万科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间更支付给银行1780亿元，这个钱比支付给员工和分红的钱都要多不少。这个钱占收到的现金比例为5.12%，说房地产公司给银行打工有点过分了。 第四是支付给上游客户的材料款。很多人都说房地产企业养活了一堆上游企业，事实上也是。万科2011年至2022年十二年间共支付给上游企业12248亿元，占收到现金的比例为35.2%，这是万科现金流向的大头。 第五是拿地金额。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想有土地，必须买。据统计，2011年至2022年万科拿地金额为237亿元、722亿、870亿元、325亿元、684亿元、1320亿元、2189亿元、1351亿元、1610亿元、1349亿元、1274亿元、241亿，合计12172亿元，占收到现金的比例为34.99%，这是现金去向的另一个大头。 第六是支付的各项税费。很多人一直说税费是房地产的大头，其实还好。万科2011年至2022年支付的各项税费4647亿元，占收到的现金比例为13.36%，确实比支付员工、分红和银行的加起来都多。 第七是形成的固定资产，也就是构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万科十二年间只有530亿元，占比1.5%，算是比较低的。 上面七项加起来差不多是96.2%，基本上把公司赚来的现金去向全部理清楚了吧。其中拿地花了12172亿元，占比35%；支付的税费4647亿元，占比13.36%。两者合计48.36%，差不多接近50%了。然后是上游企业，包括建筑、材料等等几十万家企业，拿走了12248亿元，占比35%。最后才是银行、员工和股东（分红），一共11.16%，而股东永远是最少的。 万科如此，碧桂园、融创、恒大的现金流向也大差不差，这就回答了钱去哪儿的问题。 十几年赚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应该一目了然了，大家也知道了自己支付的房款去了哪里 。 （全文转自雪球网）
在全澳陷入住房危机之际，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全澳的首席部长周三（15日）举行内阁会议，并共同达成协议，提出了一系列改变租户现状，以及加快建设急需的负担得起的住房目标。 据悉尼晨峰报报道，国家内阁支持住房协议，设定新目标，在五年内建造120万套住宅，并承诺为帮助实现更高目标的各州和地区提供30亿澳元的联邦奖励。 这次内阁会议讨论探讨了医疗资金，但重点是对住房短缺和租金上涨的担忧。 虽然会议还同意在租户权利方面制定国家原则，但没有设定计划的截止日期，而是让每个州和地区协调法律，使房东只能每年提高租金一次，并且不能强制进行“无理由”的驱逐。 报道称，这项新的激励政策改革了去年同意的国家住房协议，将目标从100万套增加到120万套，并承诺对那些做出最多贡献的各州和地区进行“奖励”。 这项新的30亿澳元奖励，名为“新住宅奖励”，是以堪培拉对每个州和地区带来的每套住宅计算的15,000澳元支付，超过早期目标的住宅协议，希望增加20万个居所。 但该付款将于2028年开始，这意味著它将作为奖励而不是预付款。由于各州和地区已经承诺实现100万套住宅的初步协议，因此这项奖励不是按人均支付给各州，而是支付给那些将20万套住宅纳入总数的人。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指出，该州53亿澳元的大型住房建设保证选民，他有一个增加住房供应的计划，同时承诺为区域住房基金提供10亿澳元。 新州州长克里斯•明斯（Chris Minns）也承诺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包括在悉尼计划的新地铁站附近建造更高密度和更高建筑的雄心。 国家内阁会议同意了一项促进邻近交通的中密度和高密度住房的全国规划改革蓝图，同时承诺简化新项目的批准途径。 该协议还承诺所有政府解决住房设计和认证中的缺陷，以提高新建设的质量，特别是公寓。 在有关租户权利原则的问题上，以及澳洲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法律保护时，阿尔巴尼斯表示，国家内阁无法立即“切换”并改变全国的法律。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供应，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供应上，”阿尔巴尼斯说。 在被问及新的租户原则何时会得以实施时，阿尔巴尼斯表示：“尽快”。 阿尔巴尼斯补充说，联邦政府在租金控制方面“完全”无权，因为租金管制是各州和地区的事情。 据报道，各地受房源影响，租金不断上涨，而悉尼租金正逐步逼近每周$1,000元，但政府不同意为租金设上限，此举令澳洲绿党极为不满。 绿党的住房发言人马克斯（Max Chandler-Mather）抨击国家内阁的协议“虚有其表”，只是在巩固现状。 绿党一直呼吁将租金冻结两年，然后对每年的租金上涨设定上限。 马克斯表示：“工党只是确定了每年昂贵的租金上涨，并试图将解决住房危机的沉重负担交给首先在这个危机中创造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 马克斯说，本周三宣布的方案不足以说服绿党打破僵局，支持政府的1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未来住房基金（HAFF），该基金在参议院陷入僵局。 当被问及是否确信自己在投票上已经做足够的努力让绿党支持时，阿尔巴尼斯表示，他没有整天想著绿党，但这一宣布显示各州和地区政府对供应问题的严重关切。 “这是对租金施加下行压力并帮助租户的关键，除了我们已经同意的明智租户权利外，”阿尔巴尼斯说。 绿党在六月份与联盟一起否决住房法案后，政府在八月初将HAFF法案重新提交众议院，并计划在十月份将其提交上议院。 马克斯表示，尽管对本周三的宣布感到失望，但该党仍然愿意就HAFF进行谈判。 如果参议院在十月份未能通过HAFF法案，该法案可能成为解散议会的导火索线。
导读 1.李建是中部省份一开发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今年干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 2.一年下来，不少时间都拿来应付各项检查，而且这些机构来检查的时候存在交叉，每次来都要准备很多材料。 3.今年田然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争取上级的支持，从原来的不愿意、不会干、不想干，到现在必须主动干。 8月2日，上午7点30分，陈康（化名）赶到了自己办公室，办公室外已经排起了一队人，陈康扫了一眼，都是县区平行部门和乡镇来要钱的，对陈康而言，如此景况，已是常态，有时候他一上午都出不了办公室。 “来要钱的部门都是有理由、有需求的，但是没钱，只能多沟通多交流，”陈康说，“以前还可以从基金预算（土地出让收入）安排资金，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 陈康是中部一县的财政局局长，年初的时候，县领导还要求财政出钱投资项目，陈康以没钱为理由硬顶了回去，现在领导已经不催投资了，对财政就一个要求：保证三保，保证工资。 “大发改小财政”，这是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在省级及省级以上，发改在政府职能部委中更具份量，而在省级以下，一地的财政局则更关乎体系的运作，财政局局长也是每个地区行政体系和经济运行中的关键角色。 在2023年上半年，这个关键角色却迎来了一些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维持财政正常运行的挑战。 陈康说，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尽管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各地财力得到了持续恢复，但陈康也解释，这种恢复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基数低，其次也有一些技术调整手段的原因，比如，其所在地区上半年的耕地占用税，基本是用政府投资或者城投项目开工缴纳的，而且是财政给资金代缴，等于左手倒右手。 支出方面，陈康面临的挑战是：财政供养人员保障压力大；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导致在职缴费人数和退休人数的供养比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落实上级惠企纾困、稳增长系列政策产生的增支；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 为了应付这些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变化，陈康认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就是要“应收尽收”；其次就是多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再次便是多储备专项债项目；最后继续盘盘家底，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盘活的资产。 平衡收支外，一些地方财政局局长在各种巡查和检查中度过了上半年，一位中部地区的财政局局长认为他有“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应付检查”，其中包括PPP项目清理，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巡查。 另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提到了目前财政局长甚至开始成了一个“烫手山药”，成为一个“令人嫌弃”的职务，他的分析是一方面财政需要专业性的干部，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工作现在不好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财政局长的三件大事 李建（化名）是中部省份一开发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今年干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 所谓空壳企业是指在当地没有实际业务，只走账交税赚取当地财政返还的企业，这些企业此前能够起到做大财政收入数据的作用。“财政压力太大了，而且在财政支出的大盘子里，财政返还支出排序比较靠后，到了这个时候，甚至可能没钱返还”，李建说。 李建说，每年空壳公司大约带来3亿元税收，按照事先协定好的返还比例，财政应有部分资金来返还企业的，毕竟每级财政有一定财力分成，但是库款调度后，实际到账资金不一定会有那么多，而且按照支出的轻重缓急，就轮不到给空壳公司返还。因此，李建在今年上半年取消了和辖区内多家空壳公司税收返还方面的合作。 李建所在的开发区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税源，今年上半年税收维持了正增长，主要因为去年留底退税的低基数，但企业所得税并未出现显著增长。 李建今年上半年的另一项重大工作是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将辖区内的隐形债务清零。隐性债务清零的地区，上级部门将给予资金奖励。 李建介绍，他们并没有按照去年多省市以专项债置换的形式实现债务清零，而是用“表外并表内，上级并下级”的方式，比如其所在辖区的债务实际上是让上级的城投并走了。 李建干的第三件事情是包装专项债项目，所谓包装专项债项目是指，将一些并不完全达标的项目包装为符合专项债申请要求的项目，这一工作一般都是交给专业的第三方来做。“现在包装专项债项目非常‘卷’，虽然很多地区都会包装专项债项目，但依然担心将来被追责，不过也没办法，当前财政压力太大，需要时间换空间。资金下来，可以弥补其他各项支出的不足。” 在上述三件事外，除了日常的调度库款，财源建设等工作，李建还有一件大事：应付检查。“四分之三的精力在应付检查”，李建称，这些检查、巡查包括PPP项目清理、本地政府巡查、省委巡视和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等。 写材料 晚上9点半，郑庄（化名）回到了办公室，再次回到办公室是因为和上级检查部门人员进行交流沟通后需要准备材料。 郑庄说，每年省级的审计部门，审计署的特派办，市里的审计，县区里的审计，财政部的监管局，还有巡视组……一年下来，不少时间都拿来应付各项检查，而且这些机构来检查的时候存在交叉，每次来都要准备很多材料。 郑庄是某县级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8点到办公室，基本上每天到家都得晚上10点后，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以及应付上访要账。“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半年，有意义的事情一项没干，除了应付检查，就是搞专项债项目、做预算，”郑庄说。 郑庄发现目前上级部门要求越来越细了。郑庄是一个有20年烟龄的老烟枪，他以烟为例形容上级部门对文件资料要求的细化程度：以前资料就是需要写清楚一根烟是怎么组成的，现在就要求详细到烟嘴什么味道？烟丝产地是哪里？烟丝烟嘴是否合格？甚至会细化到诸如一根烟有多少根烟丝这样的问题。“现在上级要求的材料细化了最少30倍，这也导致下面很多单位在增加人数，增加的也不是纯粹的业务人员“，郑庄说。 郑庄所在地，以前档案管理部门有2人，现在扩充到30人。 最多的时候，郑庄一天给上级报表加材料10份。“很多材料都是为了应付而应付，”郑庄说，相比起应付检查准备资料这些事情，他的主业反而做的更简单了，用的精力更少了，写材料排在了财政主业前面。 谈起本地最主要的工作收支情况，郑庄说，因为去年留抵退税的原因，税收增幅较高，若是去掉留抵退税因素，税收只是略有增幅，但是非税收入下滑得很厉害。“现在的非税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土地收入也下滑得厉害，本地的资产资源早就给本地国企了，罚没收入也没增长。” 财政局长不好干 作为一位地级市财政部门的负责人，田然（化名）觉得今年是他从事财政工作2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今年财政工作难干，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很多地方财政局长成了一个‘令人嫌弃’的职位，没人愿意去。一个原因可能是财政需要专业性干部，其次现在财政工作不好做了，收入上不来，但是刚性支出还不断增加，”田然感叹道，“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所在的地区，“三保”还没有出问题，但据他了解，同省的不少地区“三保”已经出现了问题。 2022年底，田然对第二年做了较好的预期，但现实并未如田然的预测。田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主体并未如预期般活跃，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也不足。“前阵子去政协开会，跟一个实体产业老板聊天，这个老板对经济形势有些担忧，对投资也没有信心，只打算勉强维持。” 田然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财政状况不太乐观，主要是因为各种主体预期变差了，无论是百姓还是企业，都在存钱。 田然对2023年下半年的预算更没底。他开始对比去年预算执行的情况，判断哪些项目可以叫停，哪些项目可以调整。 田然告诉记者，经过三年疫情之后，很多县区的财政已经很脆弱，收支矛盾尖锐，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预判，确定明年的预算盘子。 今年田然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争取上级的支持，从原来的不愿意、不会干、不想干，到现在必须主动干。“以前的土地出让收入比较多，对上级的资金不够重视”，田然称。 （全文转自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