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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恢复王攀招生资格,当初说好的“绝不姑息”呢

澎湃新闻11月25日从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核实到,该校确实公示了研究生导师王攀的招生资格,同时强调目前恢复资格一事仍在走流程,公众有意见可以反馈给研究生院。在舆论强烈批评校方做法和王攀复出的情况下,武汉理工已经撤下了这项公示,校方与公众的立场体现出巨大的差异。 网页截图 网络图片显示,王攀位列通过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教师名单之中。目前,网站“通知公告”一栏中已无上述公示。  王攀之所以格外受到舆论“监视”,是因为2018年3月26日他的研究生陶崇园在宿舍区跳楼自杀。从其留下的信息看,被怀疑对陶崇园实行精神控制和学业干涉的王攀难逃其咎。校方当时发布的通告确认,王攀确有让陶崇园认义父子关系的事实,“指导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问题。  武汉理工在陶崇园自杀后停止了王攀的招生资格,表示将依规依法处理,绝不姑息。两年后,人们看到了校方的真实态度,先是公示走程序准备恢复王攀带研究生的权力,遭到舆论狙击后慌忙扯下公示。这都是些搞小动作的作态,证明武汉理工在对待陶崇园事件上很不严肃的一面,不够光明正大。  老实讲,像王攀这样对学生大搞PUA,让学生到家打扫卫生,让陶崇园“叫爸爸”,操控学生升学就业的种种行径,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打压?又要处以怎样的惩戒?武汉理工掌握许多选项,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外人无权置喙。但若要恢复招生资格,强行闯关之前,校方还要解决一些前置条件。  比如,陶崇园自杀后,校方在舆论压力下表示将继续调查事实,针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具体来说,王攀在陶崇园自杀的绝望选择中究竟施加了什么影响、充任了什么角色,都不该避而不谈,而应该清清楚楚地公布出来。学生在校内死去,如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机制上有何反省改善,也不见校方说明。 王攀对陶崇园的死负有多少责任,也许很难在法律程序上认定,但不代表它在教学规范、导师伦理等方面就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陶崇园的死,王攀究竟该背负什么形式的处分,这也是需要考量的事情。学校可以开除他,也可以继续聘用他,这些都没问题,但前提是武汉理工和王攀本人得有个正确的态度。  陶崇园自杀后,媒体跟踪采访,还原了他生前遭遇导师控制、即使挣扎也无法摆脱的困境,最终走上了天台。从始至终,王攀都不承认对陶崇园的负面影响,都在竭力为自己开脱,暗指学生的心理问题,顽强地撇清自己的责任。王攀对学生之死没有反思,缺乏耻感,这不是一个合格导师应有的教养。  武汉理工最新的动向表明,校方当初所做的表态就为了应付舆论,采取了世故的拖字诀。而暂时停止王攀招生资格,其实是为了保护他。学校没有意愿从陶崇园的死亡悲剧上吸取教训,当时通告中说的都是漂亮话,都是为了遮人耳目,对冲激烈的舆论批判。现在撤下公示,也不代表校方认识到自个的错误。 当年校方就陶崇园事件发布的情况通报 在王攀对学生之死拒绝忏悔的情况下,若武汉理工恢复其招研资格,等于继续盲目地赋权给王攀,有可能让其他无辜学生继续蒙受王攀主导的不健康、甚至是致命的师生关系。陶崇园事件后,舆论最大的期待是大学能调解导师与学生的权力关系,在学生感到无助时,能申请到超越导师的制度救济,进而遏制导师弥漫的控制欲。但武汉理工让王攀“复出”,辜负了社会的良好期待。人们只好提醒,谨慎报考武汉理工,绝对绕开可能中的导师王攀。  可以想见,如果只是撤下王攀招研的资格公示,绕开公众视线便宜行事,继续选择保护他,不惜学校声誉,将王攀从社会性死亡的应得下场中唤醒,那么,王攀将永远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污点,永远也走不出陶崇园事件划定的阴影。撤下公示到底是痛改前非的开始,还是执迷不悟的继续,人们都在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

死四千人等于没死人?为何有些人活成了畜生的模样?

1. 李毅说,死了四千人,相比14亿人来说,简直就像没死人一样。  听到这句话,我百感交集。  同样是打一场战争,抗战我们死了三千五百万军民,解放战争只死了64万军人,相比之下,是不是也跟没死人一样?  可那全都是中国人的命啊!  爸爸去打仗了,爸爸没有回来,长眠在了他乡。哥哥离开了家,哥哥也没有回来,几十年隔海相望,有家不能回。  这是可以轻易抹去的记忆吗?  同样是对抗某种强大的威胁,在这场对新冠的战争中,我们只死了4000多,按李毅的理解,就跟没死人一样。  可那里面有李文亮医生,有常凯导演,有红凌、林正斌、段正澄等教授;有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等主任医师,还有因治疗脸部发黑的胡卫锋副主任医师。  还有另外3800位武汉市民。  那不是命吗?亲属的哭喊声,已经可以全然忘却了吗?  那么,李毅错了吗?我觉得他并无愧疚。按照“宏大语系”,他觉得自己说得很对,讲了大实话。  当然,在“宏大语系”下,对于另一些威胁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我们可以划出更大的“就像没死人一样”的比例。  “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都可以牺牲掉”!  8亿人,8亿条生命,2亿个家庭,可以作为战胜核武大国的“代驾”。  只要为了战胜那两个核武大国,“死8亿人就跟没死人一样”。  想到这里我隐约有点小小、小小的不开心。因为上海也在西安以东,我家住的楼层又比较高。  但是为了胜利,“我死了就应该象没死一样”。  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他们曾派出最精锐的300多名特种兵,跨越2000多公里的路程,去拯救被劫持到乌干达的106名犹太人。  106个人,相比几百万以色列国民来说,好像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毅然派出了自己最忠勇的士兵们,去冒这个险。  他们曾用1027个巴勒斯坦战俘换回吉拉德·沙利特。  而这还不是孤例。  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共释放37045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换回1321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包括遗体和残骸。  甚至是遗物。  李毅先生,1321人在37045人面前,是不是也相当于“几乎不存在”的比例呢?  为什么世界上最精明的犹太人,却宁可干这样的亏本买卖?  那么,真正问题就来了。  你是喜欢“反正就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吧”,  还是  “一个人也是人,以色列不嫌人多”?  2.  1986年8月,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与著名空间物理学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他俩在4号卧铺包厢里安顿下来后,却被乘务员和两名公安人员驱赶:“少啰嗦。你们俩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今天你们指定是不能用这个铺位!”  不一会儿,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几人上了车,省长的随从们被安排进了原属于刘、梁二教授的包厢。  然后,原本4号包厢里名正言顺的两位乘客们,被安排到卫生间旁边的包厢。  是的,一节火车,卧铺乘客几百个,只有两个教授失去了自己的包厢,何况只是被安排到别处,并没有睡在走道里。  “就跟没强行驱赶过任何人一样”。  我想起,诗人流沙河说过一件事。  抗战时期,在诗人的故乡四川广汉,为了起降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流沙河和其他中学生一起,给B-29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 再后来,诗人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文字。  40多年后,一位美国朋友给流沙河打来越洋电话。她说,我特为通知你,你也算我们B-29协会的人,因为你给B-29修过跑道。  他们这个B-29协会专门建了一块纪念碑,纪念碑的每块砖上刻着一个和B-29有关的人名。  她告诉他,她父亲曾是B-29驾驶员,正是他父亲,为流沙河出钱,刻了一块砖,镶嵌在纪念碑上。  一个娃娃,跟B-29有这样一段机缘。历史并没有忘记。还把他的名字记住了,刻在了那里。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也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你是想“像牲口一样活着”,还是“被刻在了那里?”  3.  我还想请教李毅先生一个问题。  据我观察,我国判无期以上的重大冤狱,大多要经过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有平反机会,而真正获得平反也多要十年左右时间,是为我国冤狱的两个十年定律。  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冤狱爆发的时间分别为十年和二十年,爆发当年即先后被平反。  聂树斌案与获无罪改判的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十年左右爆发,再在十年之后平反或接近平反。  最近的例子,张玉环则26年才获平反,刘忠林也是26年。  无疑,当初铸成错误的执法人,依然在位,是这些蒙冤受屈的灵魂饱尝苦难却不能平反的重要原因。  一个冤狱的平反,可能导致几个或十几个、几十个当年责任者受到处罚。比例如此悬殊,那么,是不是干脆让这些人把牢底坐穿得了,省得因为他们的平反,祸害那么多人。  我们与其承担制度演化与社会发育的沉重成本,还不如把这些成本就推到那些倒霉蛋头上得了,反正他们也已经倒霉了,人生早已残破不可收拾。  李毅先生,对此您意下如何?  我不知道李毅先生将如何作答。但我想起,2018年美朝关系稍有缓和时,朝鲜即向美国移交55具朝战美国军人遗骨。  自越战以来,美国政府寻找海外士兵遗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已持续近40年。这项工作困难重重,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如考古及人类学家、炸弹专家,并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金属探测仪以及地层辐射雷达等高技术装备。为此每年投入的资金达1500万美元以上。  1996年,广西猫儿山的一处悬崖上曾发现二战中失踪的美军飞机遗骸。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岭里,专程为此来华的美国人和当地人一起用农具,甚至用手挖土,最终找到了美军士兵的遗骸。  2015年,四川建川博物馆派出专人奔赴西藏若果冰川,搜寻到41-24688号C-47型运输机的遗骸,并准备转交给美方。  这是一架1943年在“驼峰航线”上失事的美军运输机。在遥远的72年后,部分飞行员残骸正静静地等待回到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 有人会问:“这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开始?”而美国国防部战俘与战争失踪人员办公室认为,只有这样,这些人的故事才会被人们铭记。  “搜寻失踪军人遗骸是一项光荣的使命。”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说,“找到每个失踪士兵,把他们的遗骸带回家是高贵的行动。”  “每个美国军人入伍时,都得到了这一承诺”,“没有人会被扔下”,假如你不幸战死,至少,“你不会被忘记”。  我不知道李毅先生能不能理解这一切。有些人生下来的时候好像是个人,一不小心却活成了畜生的模样。  但我知道,假以时日,人性的光辉总会超越宏大语系,体现出它温和温暖的光华。  没有人生来是为了被忘却。一花一世界,每个人的去世,都是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那些逝去的生命,不断提醒着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生命的美好。  如果你不介意成为那个“代驾”,你确实可以当作没看过这篇文章,假装你从来不知道“死4000人就跟没死一样”。  而我,将继续为了美好的生命和温暖的光而写下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咖啡吐司)

蛋壳又爆个“大瓜”,没有最魔幻,只有更魔幻

长租公寓蛋壳公寓爆雷,引发了一场剧烈的地震。  无数打工人被坑,有的人甚至大半夜下着雨被房东从家里赶出来,行李全部丢在马路上,场面极为凄惨。  房东也好不到哪去,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被坑的房东带着锁匠,想把自己房子的锁换掉,把租客赶走。  租客报警,警察赶到阻止,警告胆敢换锁的话,房东和锁匠可能面临治安拘留,房东站在那里顿时懵了……  蛋壳不仅坑了打工人和房东,连银行也被牵扯进来。  原来,许多年轻人无钱租房,从银行贷款付的房租,现在许多人租房合同被解除,房子被收回,贷款却要照样还。  受害人有苦说不出,银行也面临着坏账风险。  其实,被坑几万块房租,算是小菜一碟了。昨晚,网上又爆出了一个大“瓜”,称蛋壳还坑了国资6亿。  太夸张了吧,还有这种操作?  我仔细查了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发现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南方周末对此有过相关报道。  据南周的报道,去年底,蛋壳公寓以将投资总部设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为条件,要求当地政府拿出6个亿。  双方约定,由蛋壳下属一全资子公司出资6.25亿元,由昆山银桥出资6亿元,合作设立江苏月梧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而昆山银桥,正是由昆山国资委全资持有。昆山方面后来发现,蛋壳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一分未出,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拿巨额管理费。  昆山方面感觉上当了,要求追回这6个亿,结果这笔钱还留在蛋壳公寓的子公司,迟迟难以追回。  南周这篇报道发出后,蛋壳公司发声明,说“报道严重不实”,称与昆山国资合作“合法合规”,还威胁要起诉南周。  但现在看来,南周这篇报道似乎就是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那6个亿的国资,最终去了哪儿,有没有打水漂呢, 仍然是一个谜。  微博截图 蛋壳公寓本质上玩的是高收低租的游戏,从租客手中拿来半年甚至一年的钱,然后一个月一个月地给房主。  通过这种方法,拼了命的加杠杆,结果风险日复一日累积。  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然而,蛋壳公寓却能上骗天下骗地,不仅套住了租客和房东,还给银行和国资挖了个大坑。  是这样骗局太高明,难以识破吗?恐怕不是。  我之前供职于媒体时,就遇到过不少类似房产中介充当二房东,结果骗了大批租客的租金,卷款逃跑的新闻。  为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规定,对于中介充当二房东进行限制和规范。  我还记得,2018年时,我爱我家前副总裁胡景晖还炮轰蛋壳等长租公寓模式,称假如长租公寓爆雷,会比P2P更惨烈!  但结果呢,几乎是可以预料的结局,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次上演了,而且受害者和涉及资金规模,比其以前的骗局加起来都要多。  这才是让人绝望的地方——  在我们这里,吃了教训,总是没有一点记性和长进,总是在同一地方继续摔跟头,总是让普通百姓充当冤大头。  类似的现象,何止发生在租房市场。  以最近不断爆出的烂尾楼为例,这些烂尾楼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层出不穷的烂尾楼,相关部门为此早就出台了严格的预售资金管理规定。  但是又怎样呢?买房人缴纳的预售款,照样被开发商随意挪用,开发商尽管违规,照样能拿到预售许可证。  结果,楼烂尾了,相关地方的部门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拿出的方案竟然是买房人筹钱“自救”。  怎得一个悲摧了得!  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最魔幻,只有更魔幻。  骗子和奸商总是能横行无忌。  继校园贷、P2P、现金贷之后,又出现长租公寓的万人坑,难道是一个偶然?  从中产到底层,生活实在是太过艰难,总有层出不穷的骗局再等着你,总有一粒粒时代之灰成为压垮一个个家庭的“大山”。  那哀嚎一片的声音,可曾有人听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我们真要做人脸识别的奴隶吗

人老了,最重要的就是不折腾。摔一跤、碰一下,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可是今天看到的一个视频,让人想骂娘。  据@四川观察报道,这是一位94岁的老奶奶,社保卡未激活,因为行动不便,被家人抱着在银行进行人脸识别。有网友爆料,此事发生在湖北广水。 视频截图 不知道大家看了是什么感受,我看了感觉是可气又可笑。我们还没有被人类制造的机器人统治,但是已经开始被人类发明的技术折腾了。  一个94岁的老奶奶,穿着那么厚的棉衣,却要被从家里折腾的银行,然后再折腾到半空中……  如果人脸识别是个人的话,我想他应该是个皇帝,所有人都要围绕着他转。年轻人要点头哈腰,老年人要亲自拜访,银行员工要侍立服务。  最近,“人脸识别”刚大秀了一把存在感。由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将年卡中的指纹识别入园变更为人脸识别入园,被法学博士出身的用户郭兵告上法庭,成为所谓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好在,杭州富阳区法院一审判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  而杭州,又是第一个为人脸识别立法的城市。是的,你可能还没在意,现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的人脸识别,小区保安拿着大喇叭吆喝的人脸识别,还是在“无法”的情况进行的……  我所在的小区,从两个月前就开始突击录人脸识别。表面不说强制,但是不录你就进不了门,然后只能在门口等着别的人进来,如果他已经录了,你可以蹭进去;如果他也没有录,那么你们只好等着下一位。  最后,大家都只能乖乖去录。怎么完成打着“方便居民”旗号的人脸识别任务?折腾居民呗,把他们折腾累了,自然乖乖去录了。  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所在的小区,现在倒是人人都录了,可是摄像头却不灵了,时常需要门内的人来开门,让“不便”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我刚才忘说了,如果“人脸识别”是个人,并且有脸的话,我想先抽他两耳光。管他是领导还是帝王,死也要死得有脸面些。  说到人脸识别带来的麻烦和风险,早已经不是一例两例。  2018年,湖北黄冈,一位九旬老人,同样是被抬着,从武汉赶到红安县参加社保年审。由于当地办公室在三楼没有电梯,家人只好找来轮椅抬着老人爬上三楼…… 视频截图 2019年,四川什邡,一男子趁网恋的女朋友熟睡,用人脸识别盗刷其2万余元。  2019年11月,媒体报道,美国圣地亚哥的一家AI公司,用特制的3D面具破解了人脸识别,不仅能够完成微信、支付宝刷脸支付,还能够刷脸进入我国的火车站。  而就在上个月,广东惠州,陈先生为继承已故父亲的一笔存款,无法进行人脸识别,被要求证明“我爸是我爸”,在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来回跑了七、八次,历时7个多月,都没有如愿。  最后陈先生直接把这事反映到国务院督查组,才算解决。  所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底把人脸识别当成了什么?掌握唯一真理的主?没了它世界转不动了?  在便利没有过多体现,风险却不时露出的情况下,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选择不那么先进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说有了指纹技术大家都要录入指纹,有了人脸识别技术大家都要录入人脸?不然你就进不了小区,回不了家?我们花钱买的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在到处是电的时代,就不允许点蜡烛吗?  管理者更是服务者,不能总是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去做事情,归根结底是要方便民众,要为民众安全着想。  在个人信息动辄泄露、人肉风行的时代,人脸识别的应用,可以慢一点。  以前没有人脸识别的时候,天没有塌下来,现在不用人脸识别,天也不会塌。  那些不想做人脸识别奴隶的人,该有活着的空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与归随笔)

特殊的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命运?——驳妖文一篇

网上流传妖文一篇《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宿命?》,署名郑中兴,看其笔名意思,大约是“大国在中兴”,然观其文扭捏造作,宣扬中国人是特殊的,不能食用民主与自由,规劝国人要识时务,不做笨蛋云云。连台湾人也不能摆脱这个命运,台湾转载并配编者按,居然表明“如果面对国家分裂,外敌入侵,国家一盘散沙,国家动荡甚至内战的大矛盾,互相仇杀,血流成河,我愿意放弃我的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权。” 由于该说极富宣传诱惑力和煽动性,本文试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驳斥其荒谬,以正华人视听: 1) 对春秋战国的谬论: 中国传统都是后朝替前朝修史,修的都是官方史,贬抑前朝,为本朝取得合法性,官方核准治史污染了正史的声音。秦用武力统一六国,开创大一统局面,焚书坑儒,目的无非是扭曲篡改前朝历史,贬低六国,给秦政权涂脂抹粉,但秦二世而亡,不正是说明其优越性还不如六国绵延流长?学术界早就发现春秋战国的小国寡民时代不是所谓礼崩乐坏,而是思想艺术文化极其昌盛的大时代!没有春秋战国,就不会有诸子百家;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中国哲学;没有中国哲学,不会有道家和儒家。 请问,只有佛教(印度进口)的中国是中国吗? 事实上,春秋战国的城邦式分裂铸就了思想自由;而百家争鸣式的自由铸就了大家现在所认同的中国文化。遗憾的是,中国文化道统的天然缺陷就是少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后续发展,而这正是大一统所成就的。 2) 对分裂的污名化: 科学出现在600年前的欧洲,而非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印度中国和埃及,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印度学者Vishal Mangalwadi做了长期深入研究,他发现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不利于社会进步,正是小而灵活的欧洲诸侯城产生了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工业化和海洋地理大探索等等,缔造了世界文明的先声。 假如欧洲在2000年前就统一了,会出现什么局面?说不准,可以说准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绝不会首创在欧洲。中国犹如一个2000年前统一了的欧洲,却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欧洲,宗教难以发展,不会产生马丁·路德式的人物,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创新,即连中国导弹之父之类科学人物也需要美国来培养蕴育。中国的四大发明沦为宫廷的玩物,大一统导致广大疆域统治上的困难,从而催生也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呢,篇幅有限,此处不展开。)今天中国大陆的大一统,不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礼崩乐坏?从何时起,中国人认定统一才能兴旺,分裂就是衰败 ?这种偏见导致了城头变换大王旗,2000年来中国始终在封建专制中徘徊而不得长进。 3) 对战争的误解: 战争如果说是为了掠夺利益,其实是低等的丛林法则在作祟;中共对战争的看法是野蛮低劣的,他们认为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他们一点儿都不明白美国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写著十分明确:战争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过去4000年人类文明,有历史记载的战争,仅仅欧洲(如果不包括俄罗斯)共发生了3864次,而差不多面积的中国大陆地区只发生了 244次”,这种说法就是造谣。4000年里中国只有244次战争?光是三国志的记载就不止244次。大一统局面下,局部战争不是减少,而是增多。而分裂状态下,更多不是战争,相反,是合纵连横式的和平。制衡制度更需要妥协和退让,这也就是为什么战狼中国越来越不懂得妥协和退让,大一统使他们妄自菲薄,夜郎自大。以为天下都是天朝大国的,今天复兴梦还停留在期盼万邦来朝的阶段,只能说太缺乏想像力。 4) 对中央集权的迷思 共产 + 集权是这个制度的顽症。集权只能最大程度地放大共产的危害。必然导致最大程度地戕害人权和产权。历史走到今天,除了极少数共产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都走到了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如果说中国不适合民主,等于说地球上有14亿人吃蛋糕都要拉肚子都要死,唯独白人洋人可以吃蛋糕没事。 孰不知共产也是德国洋人造的蛋糕。这种荒唐逻辑现在还有人相信。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英明君主领导全国全世界,还不明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民主对人的素质的确有要求,但人不是达到了民主才变得高素质,而是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台湾就是一个明证。台湾人用了70年来发展民主,有目共睹,他们的素质从49年与大陆差不多,发展到今天比大陆人民高许多。如果共产在大陆继续下去,大陆人民只会越来越道德低劣。 5) 对美国的妖魔化: “无论中国搞不搞民主,搞不搞自由,只要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会想办法分裂你的国土,打压你的经济,打压你的货币。” 这种偏见很常见,随著大外宣在海外推进,越来越受欢迎,究其根本,历害 国认为与其用实力碾压老大美国那么辛苦那么难,不如象孙杨那样搞搞兴奋剂,或者用抹黑、暗算之类搞垮搞臭老大,是不是更容易呢,这种小聪明在中国文化中屡见不鲜。 大国相争是事实,但不是借口;中美差异不是实力所致,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共的共产世界观我们深受其害,不要再借著大国崛起之类借口,把这个祸害传给全世界人民;一旦中国崛起,不会侵略和霸凌吗?看一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缺少侵略和霸凌的历史,没有秦始皇侵略六国,哪有统一结果?没有焚书坑儒,哪有今天惨淡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没有西域战败,大唐帝国的疆域可能早就跨入欧洲了;没有中国对西藏越南等邻国的霸凌,他们的历史怎么会记载抗中英雄?新疆本来就不是中国的,是康熙派清军把它打下来,新的疆域,这个名称就暴露了实质。西藏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俄的协助,很多领土都不会是中国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疆域其实一直在反复拉锯中扩张。 笔者断言,共产中国崛起一定会扩张侵略,现在周边小国已经饱受中共霸凌。没有美国帮助,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没有美国的庚子赔款留学,中国不可能培养出一大批民国精英;美国没有索要一寸中国土地,也没有对其他国家有领土贪念,因为他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世人所接纳的。美国当然不是完美,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也有自己的安全需求,也有自己历史的黑暗,但他是目前地球上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他做世界员警的世界是无法想像的,你能指望中共做世界员警么?中共会把你和你的全家从香港、泰国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绑架送中,按你的言论判刑18年,让你老死在监狱里。中共已经沦为无信仰无底线的一群军政府极权者,他们还不如北洋军阀,但他们要共产,共的是别人的产,共的是别人的思想。以思想而判罪,在历史上只有纳粹可以相提并论。请不要告诉我邪恶的制度适合中国人。中国人生来并不是贱民,只配吃猪食,中国人也可以吃蛋糕! 6) 对香港的宿命论: 该文说认命吧,香港人,谁教你们不是生在美国呢,但他忘了美国人的幸福感不是天生的,那是美国先贤们拿起枪流血牺牲换来的。 回到1949年中共建政看一看,内战是为了政治还是利益呢?他们肢解了亚洲第一城市大上海的私人财富,公私合营劫夺了他们认为邪恶的资本家的财富,把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变成贱民,造成另一种基于血统的不平等,这是不是另一种邪恶呢?他们自己拥有了对绝大多数中国财富的支配权,一跃为红色权贵,靠吸血亚洲首富上海维持了新中国的生存,进而为后面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人斗人运动提供营养。70年来,唯一一个年年财政盈馀并把绝大部分收入上交中央的就是上海,但直到80年代大多数上海人的生活还是非常艰难窘迫,因为身上寄生著一个叫嚷为人民服务的大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并不允许你拒绝他们的服务。 香港之所以崛起,就是一大批上海资本被中共驱赶到香港,全国闭关,只有香港留下一个视窗所致。今天他们对付香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1949年肢解上海的翻版,他们缺钱了,放眼中国今天,最肥的那只鸡就是香港,他们必然杀过去,不惜用国安法杀了香港,如同当年杀了上海,只为取出腹中的金蛋!为什么他们那么蠢?你会问,他们不蠢,因为他们取的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履行了共产的义务而已,如同当年他们打土豪分田地连地主的小老婆都连带分了一样,他们不想老老实实地赚取财富,他们的主义信奉有钱都是罪恶,除非你把钱都上缴给他们。他们不杀鸡取卵,只是鸡还不够肥。如果相信他们,那么你才是那个蠢人。港人,请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一句话,他们只是垂涎你们的财富。一旦香港被劫掠成当年的上海,就剩下极权王国下一群可怜的奴隶了。港人必须效法美国先贤,为保卫自己合法的财富与自由抗争到底! 中国人真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一群世界贱民,上帝不待见地赐予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吗?看完上文,读者自有公论。作为华人,笔者乐见中国崛起,但什么样的崛起是关键。中国子民和海外华人虽然身处现代,但很多人头脑还是封建的霸权的,如果不改造价值观,树立符合现代民主自由的世界 观,只能成为一纸笑谈。信仰重建,价值观改造,中国才有崛起的实际可能与意义,否则只是那中华苏维埃帝国主义借尸还魂罢了。 (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八日初春于墨尔本)

又一则评论翻车的新闻来了

近日,又看到一则正能量消息来了,说的是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女法官卞默然,28天“没脱衣服”坚持工作,被同事形象地称为“小能人儿”。  可是,很多网友不仅不感动,还挑起毛病来了。一个叫“黎教头”的网民发微博:却有网友讽刺说,28天不脱衣服,不换衣服,不洗头,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味道。 微博截图 @“豆妈刘芳”:大姨妈来了怎么办?图片上打着字:大小便呢?  @“山东就是老家”:28天没脱衣服,等于28天没洗过澡,还就穿着一身衣服,不容易呀!  @“网友烟云”:不注意个人卫生,也是不对的。  @“宣城知府”:有些夸大宣传就会脱离常识。  @“上帝的粒子”:这个单位应该被问责,太没人性了。  早些时候,今日头条发布一则消息《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独臂快递哥每天送2000件快递,买车买房撑起一个家》:  微博截图 可是眼尖的网友算了一下,一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也就是1440分钟,这位快递哥必须1分钟内送完1.5件,还要不吃饭不睡觉,这可能吗?  @“郑小智的枯燥生活”:我是顺丰快递员,一天下来累死都不上两百件,十几个小时,这一天2000件的,这是超级机器人吗?  @“北漂老董”:你知道2000件快递有多少吗?就是全部投快递柜一天也不一定放完,别说给人送到家了。  @“马中龙2”:就是点数2000件,找到送货地址也要搞半天吧?  @“严之”:10分钟一件,2000件就是20000分钟,也就是333个小时,至少要15天以上吧?而且也不能吃饭、睡觉,送个不停。  @“大汉”:你说的2000件是一个人的快递吧?打一个电话,然后面包车拉过去卸货完事,这我比他快,我能送5000件! @“澜馋食记”:这也太慢了,一天才2000件!我认识一大哥,只有一条腿用呀咬着快递单脚蹦着,每天还能送5000件呢。  @“纯粹青春去”:大胆点!一天20000件算了,反正多个零少个零也没区别了。  一件新闻消息出来,结果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人们俗称“新闻翻车事故”。比如一档节目采访某著名电视主持人,说她是“六亲不认”的时代楷模。然而网友却质疑:家都不顾,缺少人性的人能称为时代楷模吗?  还有一个黑龙江省当前的营商环境调查,说的是总体评价满意度达到99.4,不满意只占0.4%。 微博截图 这本来是一件吸引外来投资的宣传,却被网友调侃:去东北投资,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  现在不达到100%满意就跟骂人似的:你才99%,你全家99.99%……  从之前的“丢下一万元就跑系列”,到现在的“28天不脱衣服系列”、“一天单手送快件2000件系列”、“99%系列”,说明搞宣传还是要合乎常识的,不然正能量就会变成负能量。  也说明现在网民懂得越来越多了,喜欢挑毛病了。  当然,我相信99.99的人是听话的良民,只有0.01的人是不听话的刁民。你就是属于那0.01%的刁民吗?快快报上名来!坦白从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春草微视)

这样羞辱一位女教师,可真配不上“文明城市”

近日,贵州福泉一名女教师,因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在电视上向全市人民道歉。女教师所在中学副校长也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媒体记者注意到,福泉市曾表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落选之后,该市开始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公开曝光交通违法行为。  可以想象这位女教师的心情。因为一次不经意的、也不算严重的交通违法,就要上电视向全市人民检讨,不仅自己成为街头巷议的对象,还连累单位领导一起曝光受难。众人不免担心,她事后是否能承受周边舆论的压力,她在单位的处境会不会因此变得艰难,她又该如何消化这一公开的耻辱?放在任何人身上,这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或许,这正是福泉此番操作的目的。表面上在倡导文明,实际上是搞公开示众那一套,让个别违规者人尽皆知的出丑,来提高所有人违法的心理成本,强化权力的威严。不管效果如何,这都是一种践踏公民尊严和权利的行为,是一种被明令禁止的权力。比起以往的“示众性”执法手段,福泉不仅要示众检讨,还要搞单位“连坐”,可谓刷新了文明的底线,让人“叹为观止”。 在注重权利保护的现代社会,就算是已经量罪定刑的罪犯,犯下穷凶恶极罪行的死刑犯,都有基本的人权,何况一个只是在人行道行驶非机动车的无罪公民?福泉口口声声要申请文明城市,却置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于不顾,视公民的尊严和权利为无物,这不是自相矛盾,说一套、做一套吗?以极不文明的手段,来推动文明社会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据报道,除了女教师在媒体公开检讨外,福泉当地媒体还曝光了多起市民的交通违法行为。在今年10月份,福泉相关部门发布通告称,为了创建文明城市,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曝光对象若为公职人员,不文明行为一律抄送单位;若为学生,对曝光对象所在学校、教育局进行通报批评。当然,比起女教师的“待遇”,这些处罚是“小巫见大巫”。不管曝光的力度和程度如何,福泉相关部门都已经超越权力行使的边界。创建文明城市的失败,没有让他们“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越走越远。  福泉当地市民因为交通违法被公开曝光(图片来源:微信) 公民违法违规,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但仅限于法律明示的责任。对于一般的交通违法,法律惩罚大多以罚款、拘留居多,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授权职能部门将违规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可以说,福泉让人上电视检讨的执法,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是滥用权力、随意做出的法外惩罚,而且惩罚的力度远远超出了个人所犯之事的危害程度。如果这一行为被默许,本着执法公平,是不是所有的违法者及其所在单位,都要一个个排着长队上电视检讨?  如果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就要拉出来示众,上电视忏悔,民众的权利,哪有保障可言?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哪有安全感可言?福泉自以为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实则是拖了文明的后腿;其野蛮落后的执法方式,不仅让公开道歉的人蒙羞,也让整座城市蒙了羞。  此种现象之所以再三重现,归根到底,还是地方上法治和人权意识淡薄,管不住自己的权力冲动,为了政绩可以不择手段。早前有研究披露过,创建文明城市,是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内容,同官员的晋升不无关系。所以每三年一次的评比,对地方官员来说就是一次大考,不惜集全市之力,攻坚克难,背水一战。自2018以来,福泉高度重视“双创”工作,也进入了近三年来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名单,可惜最终失之交臂。尽管落榜,当地还是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斗志,对不文明行为的打击升级加码。只是不知,这样的文明城市创建,到底是为了谁?  福泉政府在公开文章里说,创建文明城市,目的是“让群众受益得实惠,让城市更美丽、人民更幸福”。而要调动市民参与的热情,让人们真正受益,需要构建一套常态长效的机制,切实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将创建的过程转变为给市民办实事、解难题的过程,引导众人遵纪守法。而不是想尽办法折腾民众、震慑民众。希望福泉能够好好反思落选的原因,看看谁才是需要检讨的人,不要一面申请文明城市,一面与文明渐行渐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文章现已被删除)

中国商人的生与死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做“党的孩子”是民企唯一出路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孙大午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因而滋长了深深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找到禹作敏和牟其中的影子,他们都有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这种人最容易破坏规矩,触犯潜规则。  作为曾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也有着美好的精神乌托邦。三十年间,他在徐水郎五庄建立起自己的桃花源。  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午剧院、大午体育馆、大午养老院,他把郎五庄打上大午印记。  近年,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绝对不会许可企业越俎代庖办社会。  前文我提到鞍钢办社会,南街村办社会,前提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而大午集团是企业行为,它脱离了党的领导组织体系。  企业办社会,一旦失控就会群起效仿,企业替代基层政府,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基层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虽说中共党员、转业军人孙大午是自己人,但是,一个脱离了基层组织领导的共产党员同样具有危险性。  看过《杜鹃山》的都知道,在“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杜鹃山,组织原则也是第一位的。雷刚是党的人,所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为党代表柯湘所容。在柯湘眼里,某种程度上,雷刚的个人英雄主义对杜鹃山的破坏超过温其久。  当然,雷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内矛盾。在雷刚表示服从组织原则,接受党代表柯湘领导后,依然还是自己人。  孙大午也一样。  恰好看到一则山东滨州魏桥集团自发电厂的旧闻。为了节约电费,魏桥集团自己建设了电厂,并向周边村民提供供电服务,价格只是国家电网的三分之一。魏桥集团的做法,影响了国家电网的收益,于是,2018年,魏桥集团电厂被关停。有自媒体说被炸掉了。  破坏组织规矩不行,破坏行业规矩也一样不行。中国是个讲潜规则的社会。  不管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冲突如何处理,政府会借东风,一揽子解决大午集团在当地的影响问题。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概率会被政府收编,然后执行国家统一医疗政策,统一价格标准,接受当地政府监督。  脱离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民营,都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记得那个自己给自己发彩票大奖的国家福彩中心主任王秀英的忏悔吗?“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民营企业的出路,也是民营企业政府公关运作的真谛,否则你就寸步难行。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让潘冬子最自豪的就是“我是党的孩子”。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民营企业的唯一出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行者手记3,本文发布时原文已被删除)

浪花的翻腾:贺锦丽升职记

2019年,已经86岁的加利福尼亚资深政客,曾经担任旧金山市长、加州议会议长的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猛文。 这篇题为《当然,我和Kamala Harris约会了,那又怎样?》的文章,介绍了这个政坛名声一直不怎么样、但却是不倒翁的老朽,当年和下属的一段婚外情。 布朗作为花花肠子,早在1981年就和原配分居,利用自己的政坛地位,猎艳无数。1994年已经60岁的布朗遇见了时年29岁供职于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Kamala Harris。 这段相差31岁的老少恋是不是基于所谓的爱情,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外人可见的是,Kamala Harris从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务员,开始了火箭般的蹿升。 当年Kamala Harris就转战政坛,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加州失业保险上诉委员会、加州医疗援助委员会等机构挂名,不仅有了社会地位,而且每年可收到数十万美元的报酬。另外她所开的豪车也来自于老布朗的赠送。 作为投桃报李,Kamala Harris公然以伴侣身份陪着老布朗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成功跻身于加州政界核心圈。 Kamala Harris的中文翻译是,卡玛拉·哈里斯。她在2020年成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搭档。她还有个当年为了争取华裔选民而专门起的中文名字:贺锦丽。 虽然贺锦丽在多数场合把自己归结为黑人,用以争取黑人群体的支持,但其实从血统上来说,她跟黑人隔得不是一般远。略显黝黑的肤色只不过是来自于印度裔的母亲和牙买加裔的父亲。而且特别讽刺的是,她父亲的祖先Hamilton Brown是牙买加的奴隶主,从事过奴隶贩运。当然这些故事,在左派当道的美国主流媒体界,是从来不会提起的。 这个单亲家庭长大,幼年还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女性前半段的人生没有特别的故事,能够进入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就读,完全是利用非裔保障名额——所以干脆就从此以非裔自居。在25岁拿到法律博士进入公职队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基本是默默无闻。直到遇见她的贵人布朗。 1995年布朗当选旧金山市市长后,把贺锦丽立即安排到旧金山检察官办公室的职业犯罪部门任职——布朗多年来一直面临任人唯亲和贪腐的指控,他的如意算盘是,必须在提起刑事诉讼的部门安排上自己的人。显然,新相好再合适不过。 不满布朗的检察官赶走了贺锦丽,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布朗的力量。这个政坛老油条在2003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让旧金山的富豪们慷慨解囊,为了贺锦丽大为造势并募集了雄厚的竞选资金,最终让履历单薄的贺锦丽一举当选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控制了这个司法关键部门。这场竞选还有一个小花絮是,由于贺锦丽募集的资金远超过法律规定的21万美元,而是翻了三倍,达到了62万美元,为此她缴纳了34000美元的罚款。 老布朗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所以敢于在2019年的文章中大言不惭的说,他除了捧红了贺锦丽,对其他大名鼎鼎的民主党政客——比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职业生涯也有贡献。他的结论是:这就是政治。 这样的政治显然让布朗和贺锦丽都受益匪浅。美国司法体制中检察官的权力十分大,可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起诉。贺锦丽上任仅八个月,便撤销了针对布朗和其亲信贪腐的八项指控。 布朗的另一个金主拉米雷斯(Ricardo Ramirez)靠着和布朗的关系,垄断了旧金山三分之一的公共工程项目,但由于偷工减料,面临牢狱之灾。但在贺锦丽的操作下,最终仅仅罚款42.7万美元了事。 贺锦丽任内最著名的政治操作,可能就是摆平了加州教会性侵儿童的大丑闻,在愤怒的民意下,最终那些犯事的牧师安然脱身,财力雄厚的教会用金钱达成和解。从此教会成了贺锦丽政治献金的一大来源。她还在任内推动了臭名昭著的加州47号公投——这个法案盗窃和抢劫不超过950美元,都属于轻罪,可以不予检控。这条法案让很多小偷和抢劫犯有了轻易脱罪的标准,反而更加有恃无恐。这让很多以小本生意为主、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华裔面对侵害更加有苦难言。 这个女人推动的争议极大的法案还有加州大麻合法化(已经实现),以及要求联邦政府拨款1000亿美元,帮助400多万黑人购房,以弥补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带来的伤害。其实加州从立州开始就是自由州,从来没有一天所谓的奴隶制。 很多人以为贺锦丽有个中文名,或者会偏向华裔。这是天大的误解。中文名除了帮助贺锦丽争取加州华裔的选票外,再无其他用处——比如加州号称“新排华法案”的“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贺锦丽是牵头人之一。简单来说,这个法案会取消绿卡的国籍配额限制,按照“先到先得”,由于积压的申请中,绝大多数申请人都是印度人,所以该法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印度裔,而排在其后的华裔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政道路上的种种非议,在加州这个左派大本营中,不仅没有成为贺锦丽节节高升的拦路虎,反而为她赢得了更多左翼的基本盘。 2010年,贺锦丽更进一步,在布朗的支持下赢得加州总检察长选举。这个时候,尝到了权力滋味的贺锦丽已经完成了情妇到政客的蜕变——她想要的靠山已经不止于布朗这样的人。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她2014年嫁给了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老公利用她当总检察长的优势,垄断了加州多家大公司的法律业务代理。他所在法律事务所早在2002年就进入中国市场,有不少客户是知名大企业,如腾讯、南航、东航、招商集团等。 早在2007年,贺锦丽就把寻找新靠山的目标定在了当时民主党明星参议员、后来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同样都是靠非裔报送名额入读名校,同样在政坛都打黑人裔的招牌,又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让贺锦丽很快就引起了奥巴马的注意。2013年在为奥巴马站台的一次活动中,奥巴马赞美贺锦丽是“全美最漂亮的总检察长”。 从此,贺锦丽开始把雄心扩展到全美的政治舞台。2016年,适逢当了参议员24年的民主党人波克塞宣布退休,贺锦丽嗅到了进军国会的机会,在总统奥巴马的站台和背书下,贺锦丽意气风发的迈入华府,完成了神奇的蜕变。 为此,对贺锦丽知根知底的旧金山纪事报曾用“sleeping her way to the top”来形容贺锦丽。用中文翻译的话,大概就是“一路睡到顶”。 当然贺锦丽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在国会当个安静的参议员那么简单。别人称呼她为“女版奥巴马”——她也确实想仿效奥巴马。所以在自己的第一个国会任期内,立足未稳就公开宣布要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但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惨败,被迫退出。在和拜登的辩论中,贺锦丽抓住种族主义的把柄不放,惹得拜登极为不快。 拜登选择贺锦丽作为竞选搭档,并不是他真的不记仇或者欣赏贺锦丽。这里面除了奥巴马在幕后操作之外,更重要的,是“黑命贵”风潮之后贺锦丽可以作为民主党的一张种族牌。而且她虽然风头很劲,但事实上在党内根基还浅,对拜登这种在华盛顿混了47年的政坛老鸟来说,这种资历和能力都有限的新人来当自己的花瓶,再合适不过。 贺锦丽在11月7日以“当选副总统”的身份在特拉华州向全美发表讲话。她意气风发的说:“今晚正在看着这一刻的每一个小女孩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家。“ 我想不是每一个小女孩都愿意或者能够了解政治勾兑的黑暗,也不是每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都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这种经不起历史推敲和审视的”可能性“,恰恰是目前美国政治面临的某种危险。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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