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改革开放初启的中国,我以电台娱乐节目《夜上海》的记者身份,采访了刚刚出现的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 这支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最负盛名的爵士乐队之一,全队由六名老乐手组成,至少当时是国内唯一的老年爵士乐队。 乐队的创办人、队长周万荣与爵士鼓演奏者程岳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风靡上海滩的百乐门舞厅里由中国人组成的爵士乐队─杰米•金乐队的成员。 乐队由六位从事音乐事业半个多世纪的音乐家组成,特别擅长演奏欧美三十、四十年代的流行爵士名曲和中外怀旧金曲,拥有五百多首保留曲目以供雅俗共赏。乐队曾二十多次受邀出访美国、日本、新加坡及台湾等地;接待过的贵宾更是多不胜数,包括美国总统卡特、里根、克林顿,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曾来过这里,欣赏过他们出色的演出。 生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号手周万荣递给我一张中英文双语的点歌单,我的眼睛一下子扫到那首译成《坐船到上海去》的歌名。 此刻,窗外,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室内,杯盏延祧,管弦交响,我的脑海里,顿时涌出维克多•沙逊抑或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等一连串名字,那些后来被称为“冒险家”的一群欧美白种人,犹太人,当年怎么坐上巨轮,从大西洋,太平洋,不远万里涌向上海,开始他们的冒险生涯…… 我点开了Google查询,维克多•沙逊爵士,第三代从男爵,GBE(Sir Ellice Victor Sassoon, 3rd Baronet,1881年12月20日-1961年8月13日)是英籍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第四代,商人及酒店经营者,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沙逊家族商人和银行家族。一战期间,维克多服役于英国皇家飞行队,1916年在作战中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左脚负伤致残,此后必须借助于2根手杖行动,人称“翘脚沙逊”。他在上海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达数百万美元,一度在上海拥有1,800 多处房产,推动上海的房地产业走向繁荣。他收购了华懋地产公司等至少50家公司。沙逊于1929年在外滩20号建造了高10层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1930年3月,新沙逊洋行的新总部在上海沙逊大厦开业。 我在十几年前写的《说说上海》中有这么一段: 特别当我走进沙逊大厦( 今和平饭店)CEO跷脚沙逊下榻的主卧室,浴室里豪华精致的设备,接待方特别提到笼头水管至今未生锈实为罕见,四九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上海时提出想住和平饭店的沙逊卧室,为的是上午起来撩开窗帘,俯视黄浦江和外滩风光,想象一下当年帝国主义冒险家沙逊富翁的临窗感受。据说那一晚斯诺只花了十六美元。 而那个哈同,据海上野史记载,原本是个穷得只剩下裤衩的外国“小瘪三”,拎一只装着旧衬衫破西裤的行李箱跑到上海谋生。一上网果不其然: 哈同(网络图片) 1851年哈同出生于巴格达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1856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他在那里就读于大卫•沙逊(你说巧不巧,跟沙逊家族搭着关系了)资助的慈善学校。1872年只身东来香港,第二年转到上海,在已经是维克多•沙逊(更巧了)执掌的沙逊洋行供职,担任收租员和守门人。1886年三十五岁时才与一名中法混血、笃信佛教的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 哈同迅速在上海房地产领域展现其经营天才,1887年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 哈同在开发经营”上海的第五大道”——南京路时获得巨大成功(他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出资60万两白银用铁力木铺设了部分南京路,此举不仅提高了其在上海的知名度,更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富翁之一。 1904年开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哈同又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花园(网络图片)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由哈同领养了一些外国孤儿为养子女,后来罗迦陵也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对外号称“百子”,爱俪园内还专建“百子亭”。我曾在某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写过小文《爱俪园里皮黄声》,说的就是哈同夫妇在“百子亭”搭台,请来一众京剧名角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干儿干女,出将入相,粉墨登场,闹猛了好几天。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高达一亿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据说仅罗迦陵缴纳的遗产税就达一千八百万元。1941年罗迦陵也去世,但因夫妇二人留下的遗嘱有很大出入,引发旷日持久的哈同遗产案。1954年,新政府征用了爱俪园,建造中苏友好大厦,中苏交恶后改成上海展览中心。 有意思的是,哈同虽然比沙逊整整大了三十岁,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活到了正好八十岁。 那首让我浮想联翩的《坐船到上海去》如今难以寻觅,但就像另一首《As time goes by》(时光流逝)的歌词一样,“无论未来如何,时光流逝,唯月光和热爱的歌曲,不会老去。”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Never out of date 作为人,你我都会老去,留下这些文字放在网上,也许还能永久留存。 写于2022年2月
90年代初期,悉尼出了个国际知名人士女杰施国英。她因为两句话史称“二八论”。这两句话首先出现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她认识的一个女友,因为与外国男友做爱,感到从未有过的精彩,而打算与其结婚。施国英劝她不要以为这而冒然结婚,她说:“外国人十个人有八个人做爱很精彩,其他两个人马马虎虎,中国人十个人里有两个人做爱马马虎虎,其余八个都很遭糕。” 一开始,读者对这近乎玩笑的两句话都没当回事儿,结果被一个火眼金睛的编辑给挑出来放大,马上成了轩然大波,打开悉尼的电视,是一大帮壮汉愤怒围攻一个娇小玲珑神态自若的年轻女孩,我顿时对这女孩肃然起敬。施国英女士接受电视采访,她全程用英文阐述说她的意思无关性能力,是觉得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比较保守,觉得性”dirty”。做爱时放不开。(大意如此) 各大中文报纸全部卷入对这两句话的讨论,漫骂的居多。写电影剧本“李双双”的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发表文章,记得里面有句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后来和施国英提起,她说:“他的这篇文章写得最为讲理。” 因为这两句话,以为施国英是个淫娃的大有人在。但见到她本人,印象立即会改变。 施国英生于196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览群书,她自我介绍说看的西方著作比中文书多。在校期间,就为地下刊物投稿诗歌,颇具才气。我亲耳听她说:“去上哪个老师的课都是给这个老师面子。” 她知识面广博,思想深刻,文笔潇洒犀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女豪杰。因为这两句无心之语使她的名字走向世界,有47个国家的电视台直播,她说:“以这种方式成名让我哭笑不得。” 她有一副可爱的娃娃脸,天真无邪,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见解与观点,许多反对她的人见过她后都与她成为朋友。 当时有台湾人正要在悉尼办一份报纸,起名为“自立快报”,立即聘请大名鼎鼎的施国英担任副刊主编。施国英广泛搜罗写作人才,福建大学中文系女老师王世彦和我被上海黄先生推荐给她。一瞬间,在她的旗下聚集了大陆来的留学生热爱写作的作者,不少人成为日后著名的作家 我当时因刚刚生完女儿没及时写稿,接到施国英第一个电话,语气颇为不耐烦地催稿,令我惭愧不识抬举。为了报答她,我一咬牙,一跺脚,每天夜里待女儿入睡,起床写三千字的命名为“情妇”的中篇小说给她连载。被日后墨尔本“大洋时报”连载我记实文学“生之舞”的大编辑阿木认为“情妇”是我最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