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辣椒廠火災 辛辣味飄向市區 騰衝居民咳不停
2026 年 10 月 28 日
人老了，最重要的就是不折腾。摔一跤、碰一下，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可是今天看到的一个视频，让人想骂娘。 据@四川观察报道，这是一位94岁的老奶奶，社保卡未激活，因为行动不便，被家人抱着在银行进行人脸识别。有网友爆料，此事发生在湖北广水。 视频截图 不知道大家看了是什么感受，我看了感觉是可气又可笑。我们还没有被人类制造的机器人统治，但是已经开始被人类发明的技术折腾了。 一个94岁的老奶奶，穿着那么厚的棉衣，却要被从家里折腾的银行，然后再折腾到半空中…… 如果人脸识别是个人的话，我想他应该是个皇帝，所有人都要围绕着他转。年轻人要点头哈腰，老年人要亲自拜访，银行员工要侍立服务。 最近，“人脸识别”刚大秀了一把存在感。由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将年卡中的指纹识别入园变更为人脸识别入园，被法学博士出身的用户郭兵告上法庭，成为所谓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好在，杭州富阳区法院一审判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 而杭州，又是第一个为人脸识别立法的城市。是的，你可能还没在意，现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的人脸识别，小区保安拿着大喇叭吆喝的人脸识别，还是在“无法”的情况进行的…… 我所在的小区，从两个月前就开始突击录人脸识别。表面不说强制，但是不录你就进不了门，然后只能在门口等着别的人进来，如果他已经录了，你可以蹭进去；如果他也没有录，那么你们只好等着下一位。 最后，大家都只能乖乖去录。怎么完成打着“方便居民”旗号的人脸识别任务？折腾居民呗，把他们折腾累了，自然乖乖去录了。 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所在的小区，现在倒是人人都录了，可是摄像头却不灵了，时常需要门内的人来开门，让“不便”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我刚才忘说了，如果“人脸识别”是个人，并且有脸的话，我想先抽他两耳光。管他是领导还是帝王，死也要死得有脸面些。 说到人脸识别带来的麻烦和风险，早已经不是一例两例。 2018年，湖北黄冈，一位九旬老人，同样是被抬着，从武汉赶到红安县参加社保年审。由于当地办公室在三楼没有电梯，家人只好找来轮椅抬着老人爬上三楼…… 视频截图 2019年，四川什邡，一男子趁网恋的女朋友熟睡，用人脸识别盗刷其2万余元。 2019年11月，媒体报道，美国圣地亚哥的一家AI公司，用特制的3D面具破解了人脸识别，不仅能够完成微信、支付宝刷脸支付，还能够刷脸进入我国的火车站。 而就在上个月，广东惠州，陈先生为继承已故父亲的一笔存款，无法进行人脸识别，被要求证明“我爸是我爸”，在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来回跑了七、八次，历时7个多月，都没有如愿。 最后陈先生直接把这事反映到国务院督查组，才算解决。 所以，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底把人脸识别当成了什么？掌握唯一真理的主？没了它世界转不动了？ 在便利没有过多体现，风险却不时露出的情况下，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选择不那么先进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说有了指纹技术大家都要录入指纹，有了人脸识别技术大家都要录入人脸？不然你就进不了小区，回不了家？我们花钱买的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在到处是电的时代，就不允许点蜡烛吗？ 管理者更是服务者，不能总是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去做事情，归根结底是要方便民众，要为民众安全着想。 在个人信息动辄泄露、人肉风行的时代，人脸识别的应用，可以慢一点。 以前没有人脸识别的时候，天没有塌下来，现在不用人脸识别，天也不会塌。 那些不想做人脸识别奴隶的人，该有活着的空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与归随笔）
网上流传妖文一篇《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宿命？》，署名郑中兴，看其笔名意思，大约是“大国在中兴”，然观其文扭捏造作，宣扬中国人是特殊的，不能食用民主与自由，规劝国人要识时务，不做笨蛋云云。连台湾人也不能摆脱这个命运，台湾转载并配编者按，居然表明“如果面对国家分裂，外敌入侵，国家一盘散沙，国家动荡甚至内战的大矛盾，互相仇杀，血流成河，我愿意放弃我的一部分民主，自由，人权。” 由于该说极富宣传诱惑力和煽动性，本文试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驳斥其荒谬，以正华人视听： 1） 对春秋战国的谬论： 中国传统都是后朝替前朝修史，修的都是官方史，贬抑前朝，为本朝取得合法性，官方核准治史污染了正史的声音。秦用武力统一六国，开创大一统局面，焚书坑儒，目的无非是扭曲篡改前朝历史，贬低六国，给秦政权涂脂抹粉，但秦二世而亡，不正是说明其优越性还不如六国绵延流长？学术界早就发现春秋战国的小国寡民时代不是所谓礼崩乐坏，而是思想艺术文化极其昌盛的大时代！没有春秋战国，就不会有诸子百家；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中国哲学；没有中国哲学，不会有道家和儒家。 请问，只有佛教（印度进口）的中国是中国吗？ 事实上，春秋战国的城邦式分裂铸就了思想自由；而百家争鸣式的自由铸就了大家现在所认同的中国文化。遗憾的是，中国文化道统的天然缺陷就是少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后续发展，而这正是大一统所成就的。 2） 对分裂的污名化： 科学出现在600年前的欧洲，而非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印度中国和埃及，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印度学者Vishal Mangalwadi做了长期深入研究，他发现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不利于社会进步，正是小而灵活的欧洲诸侯城产生了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工业化和海洋地理大探索等等，缔造了世界文明的先声。 假如欧洲在2000年前就统一了，会出现什么局面？说不准，可以说准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绝不会首创在欧洲。中国犹如一个2000年前统一了的欧洲，却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欧洲，宗教难以发展，不会产生马丁·路德式的人物，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创新，即连中国导弹之父之类科学人物也需要美国来培养蕴育。中国的四大发明沦为宫廷的玩物，大一统导致广大疆域统治上的困难，从而催生也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呢，篇幅有限，此处不展开。）今天中国大陆的大一统，不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礼崩乐坏？从何时起，中国人认定统一才能兴旺，分裂就是衰败 ？这种偏见导致了城头变换大王旗，2000年来中国始终在封建专制中徘徊而不得长进。 3） 对战争的误解： 战争如果说是为了掠夺利益，其实是低等的丛林法则在作祟；中共对战争的看法是野蛮低劣的，他们认为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他们一点儿都不明白美国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写著十分明确：战争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过去4000年人类文明，有历史记载的战争，仅仅欧洲（如果不包括俄罗斯）共发生了3864次，而差不多面积的中国大陆地区只发生了 244次”，这种说法就是造谣。4000年里中国只有244次战争？光是三国志的记载就不止244次。大一统局面下，局部战争不是减少，而是增多。而分裂状态下，更多不是战争，相反，是合纵连横式的和平。制衡制度更需要妥协和退让，这也就是为什么战狼中国越来越不懂得妥协和退让，大一统使他们妄自菲薄，夜郎自大。以为天下都是天朝大国的，今天复兴梦还停留在期盼万邦来朝的阶段，只能说太缺乏想像力。 4） 对中央集权的迷思 共产 + 集权是这个制度的顽症。集权只能最大程度地放大共产的危害。必然导致最大程度地戕害人权和产权。历史走到今天，除了极少数共产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都走到了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如果说中国不适合民主，等于说地球上有14亿人吃蛋糕都要拉肚子都要死，唯独白人洋人可以吃蛋糕没事。 孰不知共产也是德国洋人造的蛋糕。这种荒唐逻辑现在还有人相信。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英明君主领导全国全世界，还不明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民主对人的素质的确有要求，但人不是达到了民主才变得高素质，而是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台湾就是一个明证。台湾人用了70年来发展民主，有目共睹，他们的素质从49年与大陆差不多，发展到今天比大陆人民高许多。如果共产在大陆继续下去，大陆人民只会越来越道德低劣。 5） 对美国的妖魔化： “无论中国搞不搞民主，搞不搞自由，只要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会想办法分裂你的国土，打压你的经济，打压你的货币。” 这种偏见很常见，随著大外宣在海外推进，越来越受欢迎，究其根本，历害 国认为与其用实力碾压老大美国那么辛苦那么难，不如象孙杨那样搞搞兴奋剂，或者用抹黑、暗算之类搞垮搞臭老大，是不是更容易呢，这种小聪明在中国文化中屡见不鲜。 大国相争是事实，但不是借口；中美差异不是实力所致，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共的共产世界观我们深受其害，不要再借著大国崛起之类借口，把这个祸害传给全世界人民；一旦中国崛起，不会侵略和霸凌吗？看一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缺少侵略和霸凌的历史，没有秦始皇侵略六国，哪有统一结果？没有焚书坑儒，哪有今天惨淡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没有西域战败，大唐帝国的疆域可能早就跨入欧洲了；没有中国对西藏越南等邻国的霸凌，他们的历史怎么会记载抗中英雄？新疆本来就不是中国的，是康熙派清军把它打下来，新的疆域，这个名称就暴露了实质。西藏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俄的协助，很多领土都不会是中国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疆域其实一直在反复拉锯中扩张。 笔者断言，共产中国崛起一定会扩张侵略，现在周边小国已经饱受中共霸凌。没有美国帮助，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没有美国的庚子赔款留学，中国不可能培养出一大批民国精英；美国没有索要一寸中国土地，也没有对其他国家有领土贪念，因为他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世人所接纳的。美国当然不是完美，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也有自己的安全需求，也有自己历史的黑暗，但他是目前地球上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他做世界员警的世界是无法想像的，你能指望中共做世界员警么？中共会把你和你的全家从香港、泰国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绑架送中，按你的言论判刑18年，让你老死在监狱里。中共已经沦为无信仰无底线的一群军政府极权者，他们还不如北洋军阀，但他们要共产，共的是别人的产，共的是别人的思想。以思想而判罪，在历史上只有纳粹可以相提并论。请不要告诉我邪恶的制度适合中国人。中国人生来并不是贱民，只配吃猪食，中国人也可以吃蛋糕！ 6） 对香港的宿命论： 该文说认命吧，香港人，谁教你们不是生在美国呢，但他忘了美国人的幸福感不是天生的，那是美国先贤们拿起枪流血牺牲换来的。 回到1949年中共建政看一看，内战是为了政治还是利益呢？他们肢解了亚洲第一城市大上海的私人财富，公私合营劫夺了他们认为邪恶的资本家的财富，把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变成贱民，造成另一种基于血统的不平等，这是不是另一种邪恶呢？他们自己拥有了对绝大多数中国财富的支配权，一跃为红色权贵，靠吸血亚洲首富上海维持了新中国的生存，进而为后面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人斗人运动提供营养。70年来，唯一一个年年财政盈馀并把绝大部分收入上交中央的就是上海，但直到80年代大多数上海人的生活还是非常艰难窘迫，因为身上寄生著一个叫嚷为人民服务的大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并不允许你拒绝他们的服务。 香港之所以崛起，就是一大批上海资本被中共驱赶到香港，全国闭关，只有香港留下一个视窗所致。今天他们对付香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1949年肢解上海的翻版，他们缺钱了，放眼中国今天，最肥的那只鸡就是香港，他们必然杀过去，不惜用国安法杀了香港，如同当年杀了上海，只为取出腹中的金蛋！为什么他们那么蠢？你会问，他们不蠢，因为他们取的鸡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履行了共产的义务而已，如同当年他们打土豪分田地连地主的小老婆都连带分了一样，他们不想老老实实地赚取财富，他们的主义信奉有钱都是罪恶，除非你把钱都上缴给他们。他们不杀鸡取卵，只是鸡还不够肥。如果相信他们，那么你才是那个蠢人。港人，请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一句话，他们只是垂涎你们的财富。一旦香港被劫掠成当年的上海，就剩下极权王国下一群可怜的奴隶了。港人必须效法美国先贤，为保卫自己合法的财富与自由抗争到底！ 中国人真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一群世界贱民，上帝不待见地赐予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吗？看完上文，读者自有公论。作为华人，笔者乐见中国崛起，但什么样的崛起是关键。中国子民和海外华人虽然身处现代，但很多人头脑还是封建的霸权的，如果不改造价值观，树立符合现代民主自由的世界 观，只能成为一纸笑谈。信仰重建，价值观改造，中国才有崛起的实际可能与意义，否则只是那中华苏维埃帝国主义借尸还魂罢了。 （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八日初春于墨尔本）
近日，又看到一则正能量消息来了，说的是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女法官卞默然，28天“没脱衣服”坚持工作，被同事形象地称为“小能人儿”。 可是，很多网友不仅不感动，还挑起毛病来了。一个叫“黎教头”的网民发微博：却有网友讽刺说，28天不脱衣服，不换衣服，不洗头，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味道。 微博截图 @“豆妈刘芳”：大姨妈来了怎么办？图片上打着字：大小便呢？ @“山东就是老家”：28天没脱衣服，等于28天没洗过澡，还就穿着一身衣服，不容易呀！ @“网友烟云”：不注意个人卫生，也是不对的。 @“宣城知府”：有些夸大宣传就会脱离常识。 @“上帝的粒子”：这个单位应该被问责，太没人性了。 早些时候，今日头条发布一则消息《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独臂快递哥每天送2000件快递，买车买房撑起一个家》： 微博截图 可是眼尖的网友算了一下，一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也就是1440分钟，这位快递哥必须1分钟内送完1.5件，还要不吃饭不睡觉，这可能吗？ @“郑小智的枯燥生活”：我是顺丰快递员，一天下来累死都不上两百件，十几个小时，这一天2000件的，这是超级机器人吗？ @“北漂老董”：你知道2000件快递有多少吗？就是全部投快递柜一天也不一定放完，别说给人送到家了。 @“马中龙2”：就是点数2000件，找到送货地址也要搞半天吧？ @“严之”：10分钟一件，2000件就是20000分钟，也就是333个小时，至少要15天以上吧？而且也不能吃饭、睡觉，送个不停。 @“大汉”：你说的2000件是一个人的快递吧？打一个电话，然后面包车拉过去卸货完事，这我比他快，我能送5000件！ @“澜馋食记”：这也太慢了，一天才2000件！我认识一大哥，只有一条腿用呀咬着快递单脚蹦着，每天还能送5000件呢。 @“纯粹青春去”：大胆点！一天20000件算了，反正多个零少个零也没区别了。 一件新闻消息出来，结果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人们俗称“新闻翻车事故”。比如一档节目采访某著名电视主持人，说她是“六亲不认”的时代楷模。然而网友却质疑：家都不顾，缺少人性的人能称为时代楷模吗？ 还有一个黑龙江省当前的营商环境调查，说的是总体评价满意度达到99.4，不满意只占0.4%。 微博截图 这本来是一件吸引外来投资的宣传，却被网友调侃：去东北投资，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 现在不达到100%满意就跟骂人似的：你才99%，你全家99.99%…… 从之前的“丢下一万元就跑系列”，到现在的“28天不脱衣服系列”、“一天单手送快件2000件系列”、“99%系列”，说明搞宣传还是要合乎常识的，不然正能量就会变成负能量。 也说明现在网民懂得越来越多了，喜欢挑毛病了。 当然，我相信99.99的人是听话的良民，只有0.01的人是不听话的刁民。你就是属于那0.01%的刁民吗？快快报上名来！坦白从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春草微视）
近日，贵州福泉一名女教师，因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在电视上向全市人民道歉。女教师所在中学副校长也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媒体记者注意到，福泉市曾表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落选之后，该市开始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公开曝光交通违法行为。 可以想象这位女教师的心情。因为一次不经意的、也不算严重的交通违法，就要上电视向全市人民检讨，不仅自己成为街头巷议的对象，还连累单位领导一起曝光受难。众人不免担心，她事后是否能承受周边舆论的压力，她在单位的处境会不会因此变得艰难，她又该如何消化这一公开的耻辱？放在任何人身上，这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或许，这正是福泉此番操作的目的。表面上在倡导文明，实际上是搞公开示众那一套，让个别违规者人尽皆知的出丑，来提高所有人违法的心理成本，强化权力的威严。不管效果如何，这都是一种践踏公民尊严和权利的行为，是一种被明令禁止的权力。比起以往的“示众性”执法手段，福泉不仅要示众检讨，还要搞单位“连坐”，可谓刷新了文明的底线，让人“叹为观止”。 在注重权利保护的现代社会，就算是已经量罪定刑的罪犯，犯下穷凶恶极罪行的死刑犯，都有基本的人权，何况一个只是在人行道行驶非机动车的无罪公民？福泉口口声声要申请文明城市，却置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于不顾，视公民的尊严和权利为无物，这不是自相矛盾，说一套、做一套吗？以极不文明的手段，来推动文明社会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据报道，除了女教师在媒体公开检讨外，福泉当地媒体还曝光了多起市民的交通违法行为。在今年10月份，福泉相关部门发布通告称，为了创建文明城市，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曝光对象若为公职人员，不文明行为一律抄送单位；若为学生，对曝光对象所在学校、教育局进行通报批评。当然，比起女教师的“待遇”，这些处罚是“小巫见大巫”。不管曝光的力度和程度如何，福泉相关部门都已经超越权力行使的边界。创建文明城市的失败，没有让他们“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越走越远。 福泉当地市民因为交通违法被公开曝光（图片来源：微信） 公民违法违规，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但仅限于法律明示的责任。对于一般的交通违法，法律惩罚大多以罚款、拘留居多，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授权职能部门将违规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可以说，福泉让人上电视检讨的执法，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是滥用权力、随意做出的法外惩罚，而且惩罚的力度远远超出了个人所犯之事的危害程度。如果这一行为被默许，本着执法公平，是不是所有的违法者及其所在单位，都要一个个排着长队上电视检讨？ 如果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就要拉出来示众，上电视忏悔，民众的权利，哪有保障可言？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哪有安全感可言？福泉自以为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实则是拖了文明的后腿；其野蛮落后的执法方式，不仅让公开道歉的人蒙羞，也让整座城市蒙了羞。 此种现象之所以再三重现，归根到底，还是地方上法治和人权意识淡薄，管不住自己的权力冲动，为了政绩可以不择手段。早前有研究披露过，创建文明城市，是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内容，同官员的晋升不无关系。所以每三年一次的评比，对地方官员来说就是一次大考，不惜集全市之力，攻坚克难，背水一战。自2018以来，福泉高度重视“双创”工作，也进入了近三年来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名单，可惜最终失之交臂。尽管落榜，当地还是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斗志，对不文明行为的打击升级加码。只是不知，这样的文明城市创建，到底是为了谁？ 福泉政府在公开文章里说，创建文明城市，目的是“让群众受益得实惠，让城市更美丽、人民更幸福”。而要调动市民参与的热情，让人们真正受益，需要构建一套常态长效的机制，切实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将创建的过程转变为给市民办实事、解难题的过程，引导众人遵纪守法。而不是想尽办法折腾民众、震慑民众。希望福泉能够好好反思落选的原因，看看谁才是需要检讨的人，不要一面申请文明城市，一面与文明渐行渐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狐度工作室，文章现已被删除）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孙大午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因而滋长了深深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找到禹作敏和牟其中的影子，他们都有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这种人最容易破坏规矩，触犯潜规则。 作为曾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也有着美好的精神乌托邦。三十年间，他在徐水郎五庄建立起自己的桃花源。 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午剧院、大午体育馆、大午养老院，他把郎五庄打上大午印记。 近年，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绝对不会许可企业越俎代庖办社会。 前文我提到鞍钢办社会，南街村办社会，前提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而大午集团是企业行为，它脱离了党的领导组织体系。 企业办社会，一旦失控就会群起效仿，企业替代基层政府，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基层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虽说中共党员、转业军人孙大午是自己人，但是，一个脱离了基层组织领导的共产党员同样具有危险性。 看过《杜鹃山》的都知道，在“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杜鹃山，组织原则也是第一位的。雷刚是党的人，所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为党代表柯湘所容。在柯湘眼里，某种程度上，雷刚的个人英雄主义对杜鹃山的破坏超过温其久。 当然，雷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内矛盾。在雷刚表示服从组织原则，接受党代表柯湘领导后，依然还是自己人。 孙大午也一样。 恰好看到一则山东滨州魏桥集团自发电厂的旧闻。为了节约电费，魏桥集团自己建设了电厂，并向周边村民提供供电服务，价格只是国家电网的三分之一。魏桥集团的做法，影响了国家电网的收益，于是，2018年，魏桥集团电厂被关停。有自媒体说被炸掉了。 破坏组织规矩不行，破坏行业规矩也一样不行。中国是个讲潜规则的社会。 不管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冲突如何处理，政府会借东风，一揽子解决大午集团在当地的影响问题。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概率会被政府收编，然后执行国家统一医疗政策，统一价格标准，接受当地政府监督。 脱离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民营，都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记得那个自己给自己发彩票大奖的国家福彩中心主任王秀英的忏悔吗？“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民营企业的出路，也是民营企业政府公关运作的真谛，否则你就寸步难行。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让潘冬子最自豪的就是“我是党的孩子”。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民营企业的唯一出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行者手记3，本文发布时原文已被删除）
2019年，已经86岁的加利福尼亚资深政客，曾经担任旧金山市长、加州议会议长的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猛文。 这篇题为《当然，我和Kamala Harris约会了，那又怎样？》的文章，介绍了这个政坛名声一直不怎么样、但却是不倒翁的老朽，当年和下属的一段婚外情。 布朗作为花花肠子，早在1981年就和原配分居，利用自己的政坛地位，猎艳无数。1994年已经60岁的布朗遇见了时年29岁供职于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Kamala Harris。 这段相差31岁的老少恋是不是基于所谓的爱情，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外人可见的是，Kamala Harris从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务员，开始了火箭般的蹿升。 当年Kamala Harris就转战政坛，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加州失业保险上诉委员会、加州医疗援助委员会等机构挂名，不仅有了社会地位，而且每年可收到数十万美元的报酬。另外她所开的豪车也来自于老布朗的赠送。 作为投桃报李，Kamala Harris公然以伴侣身份陪着老布朗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成功跻身于加州政界核心圈。 Kamala Harris的中文翻译是，卡玛拉·哈里斯。她在2020年成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搭档。她还有个当年为了争取华裔选民而专门起的中文名字：贺锦丽。 虽然贺锦丽在多数场合把自己归结为黑人，用以争取黑人群体的支持，但其实从血统上来说，她跟黑人隔得不是一般远。略显黝黑的肤色只不过是来自于印度裔的母亲和牙买加裔的父亲。而且特别讽刺的是，她父亲的祖先Hamilton Brown是牙买加的奴隶主，从事过奴隶贩运。当然这些故事，在左派当道的美国主流媒体界，是从来不会提起的。 这个单亲家庭长大，幼年还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女性前半段的人生没有特别的故事，能够进入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就读，完全是利用非裔保障名额——所以干脆就从此以非裔自居。在25岁拿到法律博士进入公职队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基本是默默无闻。直到遇见她的贵人布朗。 1995年布朗当选旧金山市市长后，把贺锦丽立即安排到旧金山检察官办公室的职业犯罪部门任职——布朗多年来一直面临任人唯亲和贪腐的指控，他的如意算盘是，必须在提起刑事诉讼的部门安排上自己的人。显然，新相好再合适不过。 不满布朗的检察官赶走了贺锦丽，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布朗的力量。这个政坛老油条在2003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让旧金山的富豪们慷慨解囊，为了贺锦丽大为造势并募集了雄厚的竞选资金，最终让履历单薄的贺锦丽一举当选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控制了这个司法关键部门。这场竞选还有一个小花絮是，由于贺锦丽募集的资金远超过法律规定的21万美元，而是翻了三倍，达到了62万美元，为此她缴纳了34000美元的罚款。 老布朗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所以敢于在2019年的文章中大言不惭的说，他除了捧红了贺锦丽，对其他大名鼎鼎的民主党政客——比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职业生涯也有贡献。他的结论是：这就是政治。 这样的政治显然让布朗和贺锦丽都受益匪浅。美国司法体制中检察官的权力十分大，可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起诉。贺锦丽上任仅八个月，便撤销了针对布朗和其亲信贪腐的八项指控。 布朗的另一个金主拉米雷斯（Ricardo Ramirez）靠着和布朗的关系，垄断了旧金山三分之一的公共工程项目，但由于偷工减料，面临牢狱之灾。但在贺锦丽的操作下，最终仅仅罚款42.7万美元了事。 贺锦丽任内最著名的政治操作，可能就是摆平了加州教会性侵儿童的大丑闻，在愤怒的民意下，最终那些犯事的牧师安然脱身，财力雄厚的教会用金钱达成和解。从此教会成了贺锦丽政治献金的一大来源。她还在任内推动了臭名昭著的加州47号公投——这个法案盗窃和抢劫不超过950美元，都属于轻罪，可以不予检控。这条法案让很多小偷和抢劫犯有了轻易脱罪的标准，反而更加有恃无恐。这让很多以小本生意为主、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华裔面对侵害更加有苦难言。 这个女人推动的争议极大的法案还有加州大麻合法化（已经实现），以及要求联邦政府拨款1000亿美元，帮助400多万黑人购房，以弥补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带来的伤害。其实加州从立州开始就是自由州，从来没有一天所谓的奴隶制。 很多人以为贺锦丽有个中文名，或者会偏向华裔。这是天大的误解。中文名除了帮助贺锦丽争取加州华裔的选票外，再无其他用处——比如加州号称“新排华法案”的“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贺锦丽是牵头人之一。简单来说，这个法案会取消绿卡的国籍配额限制，按照“先到先得”，由于积压的申请中，绝大多数申请人都是印度人，所以该法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印度裔，而排在其后的华裔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政道路上的种种非议，在加州这个左派大本营中，不仅没有成为贺锦丽节节高升的拦路虎，反而为她赢得了更多左翼的基本盘。 2010年，贺锦丽更进一步，在布朗的支持下赢得加州总检察长选举。这个时候，尝到了权力滋味的贺锦丽已经完成了情妇到政客的蜕变——她想要的靠山已经不止于布朗这样的人。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她2014年嫁给了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老公利用她当总检察长的优势，垄断了加州多家大公司的法律业务代理。他所在法律事务所早在2002年就进入中国市场，有不少客户是知名大企业，如腾讯、南航、东航、招商集团等。 早在2007年，贺锦丽就把寻找新靠山的目标定在了当时民主党明星参议员、后来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同样都是靠非裔报送名额入读名校，同样在政坛都打黑人裔的招牌，又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让贺锦丽很快就引起了奥巴马的注意。2013年在为奥巴马站台的一次活动中，奥巴马赞美贺锦丽是“全美最漂亮的总检察长”。 从此，贺锦丽开始把雄心扩展到全美的政治舞台。2016年，适逢当了参议员24年的民主党人波克塞宣布退休，贺锦丽嗅到了进军国会的机会，在总统奥巴马的站台和背书下，贺锦丽意气风发的迈入华府，完成了神奇的蜕变。 为此，对贺锦丽知根知底的旧金山纪事报曾用“sleeping her way to the top”来形容贺锦丽。用中文翻译的话，大概就是“一路睡到顶”。 当然贺锦丽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在国会当个安静的参议员那么简单。别人称呼她为“女版奥巴马”——她也确实想仿效奥巴马。所以在自己的第一个国会任期内，立足未稳就公开宣布要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但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惨败，被迫退出。在和拜登的辩论中，贺锦丽抓住种族主义的把柄不放，惹得拜登极为不快。 拜登选择贺锦丽作为竞选搭档，并不是他真的不记仇或者欣赏贺锦丽。这里面除了奥巴马在幕后操作之外，更重要的，是“黑命贵”风潮之后贺锦丽可以作为民主党的一张种族牌。而且她虽然风头很劲，但事实上在党内根基还浅，对拜登这种在华盛顿混了47年的政坛老鸟来说，这种资历和能力都有限的新人来当自己的花瓶，再合适不过。 贺锦丽在11月7日以“当选副总统”的身份在特拉华州向全美发表讲话。她意气风发的说：“今晚正在看着这一刻的每一个小女孩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家。“ 我想不是每一个小女孩都愿意或者能够了解政治勾兑的黑暗，也不是每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都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这种经不起历史推敲和审视的”可能性“，恰恰是目前美国政治面临的某种危险。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被共产党怀疑是特务 我和曾德成在餐厅聊天之后，不多久，忘记了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有朋友来找我，问我发生了甚么事。 我回问发生了甚么事？他说有人来查我，怀疑我是特务（渗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务）。 他是盘古杂志的朋友。盘古杂志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杂志，办杂志的是一群知识人，主要人物，当时包括古兆申、冯可强，刘佩琼，这些人后来有些当上了人大政协，有一些去了大学当讲师。 这群朋友关心中国前途，从文化、艺术发展，到政治、时事。盘古杂志在保钓运动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檄文，横扫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数当年香港所有论政的刊物。盘古杂志深受中共统战影响，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盘古是最左的论政刊物，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我亦深受这本杂志的影响。 再说回头，我在保钓运动中可谓“百足咁多爪”，好活跃，参加不同团体举办的活动，但不是头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议活动中写横额、造标语，派传单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钓运动退潮之后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仍然积极参与，都不过是一些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保钓运动和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一段时期，香港出现过一些杂志，还有一些文社、团体、组织，时不时我都会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因缘际会到共产党报纸当记者。 我不是一个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后，才察觉到，我经常去的团体、文社之类，原来一早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或者背后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表面上没有颜色，揭开表层，是红色。 我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没有惊慌，但我好愤怒，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这是对我极其严重的打击，我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可以用沮丧来形容。 再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些甚么学习会之类。在这个时候，超无聊的学习会大概已经取消了，但是工作会应该还有嘛。 我亦觉得身边的同事好像躲避我，开始再没有下班之后一起去玩，再没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驻港中资高层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词，是个红二代，他甚至用很嚣张的态度来跟我说话，我在报馆从来不曾遇过。 在以前，还正常的时候，这位同事曾经带我去过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华社的招待所，通行无阻。 我越来越觉得很没有意思，心情很坏，工作提不起劲，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实，回想当时我应该主动找上司问个究竟啰，为甚么要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但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越来越觉得不安，报馆好像不想我拿著记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动，把我调去当翻译。 编辑部是由编、采、译三部份组成，职级高一些的是编辑，资深一些或年纪大了跑新闻跑不动的记者，通常会训练他们当编辑，因为编辑之后的是记者。 这是不成文的职级，翻译是比编辑和记者低级。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盘算著何时离开，我要辞职。 我当记者的那几年，在那几年的采访活动中，好积极、好主动，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开始走向专业的时代。 我没有接受过新闻的专业训练，就算单凭我比人家更努力，都会事倍功半，我只不过是个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沉重，又接触到不少人返大陆做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乎，我开始有转行做生意的念头。 再说曾德成，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翻译组或者翻译科的主任，负责看外电负责选稿，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经说过，我刚来这间共产党报纸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好，他穿上国货公司的蓝色工作服，亦可以显出一派不同凡响的气质。 其实罗老总亦如是，穿著蓝色工作服，但不会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平时已经说话不多，笑容不多，相当阴沉，此时觉得他沉默得有点阴森，像谁呢？就好像西片“齐瓦哥医生”里头主角的那位表哥。 这位表哥是共产党，奉命渗透沙俄军队，策动兵变。那场戏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个模样。 刚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谈罗孚，让我想起一件事，要叉开先谈这一件事。 那一年，经过六七暴动后严重受挫，报馆为求扩大影响力，以报庆为由，扩大庆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设宴数十席于酒楼，广邀香港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以及电子媒体同业参加，来宾尽是有头有脸。 是时我已被怀疑是特务，以致意志消沉，但作为编辑部一员，仍不至于被终极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会。 编辑部同事们都知我被指特务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单影只，独坐办公室内一旁，打算够钟才前赴位于报馆不远处的酒楼。 罗孚仍如往常，他从来不曾闲著，此时还在埋首写稿或处理甚么的。他见我一个人呆呆的样子，放下笔走过来，跟我说，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发。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会要正式开场时才现身，当晚一众要人进场，我陪伴在老总罗孚身旁。 罗孚让我陪伴一起出席报庆盛会，事后我曾联想到一事。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复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门庆祝五一烟花歌舞汇演活动，老毛让邓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赏，此一举动被视为平反邓小平。 罗孚毕竟是中共党员，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当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给我平反？但罗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报馆还有党委啊。记忆所及，当晚应该就是我与罗孚老总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自身难保，我被怀疑是特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罗孚被指特务事，就大条得多喇。 现在回到谈与曾德成一起工作时所见到的事。 共产党报刊内抓反共特务 当翻译的时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触最多的时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骂人，冲撞一位年纪比他大好多的前辈。 这位前辈是影视娱乐界黎小田的母亲，她名叫杨莉君，我称呼她为杨大姐。 我曾经去过杨大姐的家，就在报馆的后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问题是烟灰缸里头好多烟蒂，她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烟铲”（沉迷吸烟）。 杨大姐给我的印象是忧郁，但为人很nice，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很nice。 杨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触不多，但有时我会越界。她是娱乐版编辑，而我曾用我非娱乐记者的角度来采访一些娱乐界人物，歌星、明星之类。我找过罗文，走进过嘉禾片场访问许冠文，写专访，获得杨大姐的赞赏。 当日曾德成与杨大姐发生语言冲突，我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声，杨大姐小声。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那几年，同事之间相处真的好融洽，我从来都不曾感觉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说，我一直属于没大没小的那类人，但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吵架。 我当时只是觉得，杨大姐比曾德成年纪大一截，可以当曾德成的母亲。 我当时正埋头工作，只听到他们在吵架，曾德成大声骂杨大姐，不大好嘛，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一下杨大姐嘛。 在这段当翻译的期间，我觉得曾德成对我的眼神有点儿怪怪，有点诡异。 我不是说他针对我，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挑剔过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顾当年，好可能是报馆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的这件事，对我是好大的打击，才导致我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总之，当时我每天上班，做自己应做的事、份内的事，只想著快一点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机会，第一时间，我马上辞职离开。 在我last day离职那天，做完了应该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编辑主任邀请我一起去饮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饮茶之时，除了一般的话别啊、鼓励啊，以后有甚么他可以帮忙的，他必定会帮忙，这些说话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说他知道我在报馆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记过去著眼未来。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说这位编辑主任，他能够攀升成为主任，当然是党员，“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职的，党员身份应该是必须条件，起码是其中一个必须条件。 这位唯一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怀疑是特务之前或之后，我没大没小，曾经与他为一些具体工作的事而争执。 我是挑事情来做的，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才会做得开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认为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做。 观点不同，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不是绝对正确啦。 但他真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去做，所以在报馆没人愿意做的事情，沉闷得可以令人发疯的，例如马经狗经之类，都是他一肩扛起。 这些亦可以说是他的党性，因为他是党员嘛，但这位共产党员又同时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个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经在之前提过欧洲共产主义，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么，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产党员。 至于我一直好尊敬的老总罗孚，在我离职前一段颇长的日子，都没见过他。 离职之后，看新闻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广州坐直通车返香港上车时被捕，罪名是美国特务。 说起来，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个。 他进来比我晚，其实好资深，因为他是从另一间左报调来的。 在farewell的时候，他还透露，他会被调去纽约，因为收购了纽约一份报纸。当然不是他收购，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购啦。 我移民之后，曾经找到他在纽约的联络电话号码，我好想找他聚旧。 好遗憾，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真的好伤心。 他的服从性好强。这是他的党性，用今日习近平的说话，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服从，叫你做甚么你就做甚么，但他同时还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2020年真是一个魔幻的年份，这一年里，先是新冠肺炎疫情来无影去无踪，把整个人类搞得五迷三道的；然后是美帝总统选举，就像一个旧社会懒女人的裹脚布那样，搞得又臭又长、没完没了的。 这不，前几天又传出来一个消息，可以说是让全国心脏不好的人都震惊了。 网页截图 根据《财经网》的消息：在第一批国家带量集中采购之后，用于心脏病人介入手术的心脏支架，居然从原来平均的1.3万元一个直接降价到了700元左右。文章还预计患者在明年1月就能用上这种便宜支架了。 我记得小沈阳有个小品里说过，他穿的那件衣服，原价2万，打完折后5百，没想到现实生活中居然也有这种事？这特么的哪里是降价，这简直就是挥泪、跳楼大甩卖啊！ 网页截图 港真，这时候我很担心之前花了1.3万、甚至更多的钱安装了心脏支架的那些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的心脏没事吧？因为这个消息确实是太刺激了，就算心脏好的人可能都有点受不了。 原来一个支架能换六瓶茅台，现在一瓶茅台居然能换六个支架了！茅台还是那个茅台，支架也还是那个支架。 网页截图 都说茅台酒是暴利，但和心脏支架相比，他们割起韭菜来下手还算轻的。 不过你要是认为这是最刺激的就错了，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网页截图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虽然通过集中招标采购，高值耗材价格大大降低了，但以后这只会减少医疗机构支出的部分。 意思就是省下来的那一部分钱是给医疗机构，然后这部分钱可以用在医疗机构对心脏外科医生的绩效考核上。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XXX明确说了：“不下调支付总额，剩下的给医疗机构。现在把成本给你降下来了，空间全给你，医疗机构的话，通过合理考核，给咱们这些心脏科的大夫会划点绩效的这个鼓励。” 听明白没？心脏支架的采购价格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患者的负担并没有减少，你们该掏1.3万还是掏1.3万，六瓶茅台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整了半天，原来心脏病患者们算是白高兴了，感情这次招标并不是为了给患者降低负担，是为了给医生增加福利的，你说这个医保局到底是老百姓的医保局还是谁的医保局？ 这么看，不搞这个招标可能还好点，反正患者都以为支架本来就应该那么贵的，毕竟也是个高科技产品吗，但现在这么一搞，这些人知道了，这玩意实际上只值个700多快，但他们还是要花六瓶茅台的钱。 这特么的就算没病，都能给气出心脏病来。 我就想问问，医生还搞绩效考核，考核什么？盈利能力还是治病救人的能力？ 其实给医生提高待遇是应该的，毕竟医生也挺辛苦的，尤其是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医生，还要穿着沉重的防护服，承受着辐射的危险。 但提高医生的待遇不能只靠卖支架啊？否则这和以药养医还有啥区别呢？ 在2019年，全国总共做了150万例心脏支架手术，而且实际的需求量可能更大，因为有些人排不上队做手术，差价这部分钱有多少？以后怎么补贴给做手术的医生？又是谁来监管这个过程？ 现在这个差价给医生了，那之前卖得那么贵的支架，差价又去哪里了？都被医药代表赚走了，还是进了某些不可描述的人的兜里去了？ 医改喊了多年了，以药养医的现状好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网页截图 心脏支架降价的消息传来，医药股的股价集体下跌，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股票价格的下跌居然会这么的让人开心。 不过，我倒觉得这些公司也不必太担心，你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只要他说两句，你们家的股票价格立马还能涨起来。 是谁这么牛B啊？ 那当然就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德高望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他说过一句话：我只对医学有追求，从不谈钱多少。 就好像马云说过的那句：“我对钱没兴趣”。 在这几天公布的一个视频里，他开始推荐一种参X胶囊了，据说他吃了这个之后，心脏跳的不快也不慢，简直比安了支架还管用。 港真，钟南山老师的业务能力我是服气的，从当年的板蓝根冲剂，到现在的连花清瘟，贵州刺梨啥的，只有你没听说的，没有他不敢卖的。而且要是他一说啥好，那个单位股票的价格立马就上涨，简直是太厉害了。 最牛医药代表，真不是盖的。 多亏有了这么厉害的院士，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就没有卖不出的药，也没有卖不出的心脏支架。 我国医疗改革的关键在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这样药物价格才能回归合理，医生也能真正靠本事致富，但这绝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行的事，得有实际行动，咋行动呢？我看就应该从钟南山院士做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吹牛皮）
2011年，《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两院院士评选的评论。文章笔锋犀利，质问为何享誉海内外的屠呦呦、袁隆平、李爱珍、饶毅、施一公评不上院士： 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和施一公一起落选的饶毅愤然宣布，永不再参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毅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任何学生物的都会知道原因。 记者们没学过生物，所以他们去问中科院，饶毅为啥没选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知道： 院士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 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2011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成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后来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和几个朋友、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 那一年还有一部叫《传染病》的电影上映，电影里一个骗子在瘟疫大爆发的时候告诉群众，连翘可以治疗瘟疫，这个谎言让相关企业和投机商们赚得盆满钵满。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上海药物研究所熬了个大夜，研究出了“双黄连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中国人对双黄连一点也不陌生，它的成分就是金银花、黄芩，还有： 连翘。 两大研究所的背书，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有几天纷纷抢购双黄连。郑州甚至有个人因为排队买双黄连，还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大约就是那几天，网友们在一封网传是饶毅亲笔信的带领下，开始八卦舒红兵和王延轶的感情史。 上个月，舒院士带领武大研究生进行了学术道德与规范宣誓：严谨治学，诚信科研。誓言声还在绕梁，就有人在美国Pubpeer网站爆料，说舒院士学术不端。 舒院士团队回应说少数笔误或图表展示有误，不影响实验结论。他还亲自给媒体发微信： 粗心之误。 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柯立芝总结过人为什么会粗心，大概就是因为在吹捧谄媚里生活太久。 1 2011年，此前在一家小基金公司当基金经理助理的熊俊，刚满37岁。 熊俊是武汉人，在香港学了工商管理的他，有一个电工爸爸。可能只在义务教育阶段读过人教版生物书的父子俩，在2011年义无反顾地把钱砸向了一家叫众合医药的公司。 舒院士的妻子，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在这一年也开了家叫武汉华鑫康源的公司。股东里除了自己，还有美国的医学博士陈博，以及： 熊俊的妈妈。 缘，有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老乡、校友，就这样被对于生物医学的爱好和商业变现的理想聚集在一起。 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熊俊父子，开始用真金白银一步步买成为了众合医药的实际控制人。这家公司原来的实际控制人，又搞出了一家叫君实生物的公司。 他们身边开始聚集一大批美国回来的生物医药技术大牛。如陈博，就出任君实生物总经理。 大家聚在一起当时不是为了嗑瓜子打麻将。从公司后续发展来看，当时的他们，是奔着要搞出被誉为“抗癌神药”的单抗药去的。 医药界的朋友说，想要开发一款药，其实只需要走三步： 筹钱、研发、审批上市。 当然了，也是有捷径可走的。 2012年5月，众合医药与武汉华鑫康源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众合医药将以1300万元的价格，从武汉华鑫康源手里获取“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专利，并将按照35%的比例，将此后该专利的盈利向武汉华鑫康源分成。 这个“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主要研发者就是陈博，和刚当选院士没多久的舒红兵。 之后，君实生物登场了。 一个月内，陈博和熊俊父子就掌握了君实生物的控制权。君实唯一的目标，就是研发出能治疗黑色素瘤晚期的PD-1，研发人： 陈博。 被誉为“抗癌神药”的PD-1，能挽救黑色素瘤晚期病人，有效提高病人存活期。在当时，连世界制药巨头默沙东都还没能完成研发。 默沙东算什么。当年，只有7000万总资产，不到20个员工的众合医药，有6个项目在同步研发。 后来，众合医药和君实生物合并。尽管年年亏损，但从2013年到2018年年底，熊老板的公司在新三板和港股市场已经融资超过了： 50亿元。 虽然君实生物一直赚不到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年7月中旬登录科创板，市值一度超过1500亿。 2018年，君实的首款新药拓益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调查的数据，开发一款抗癌新药，平均需要7.3年的时间和6.5亿美元的成本。 美国人太慢了。7年时间，君实全部产品的研发费用： 不超过12亿人民币。 他们甚至还有大量的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钱有了，研发能力又这么强，只差药品上市审批这一步了。 2 2015年，君实的首款新药PD-1获得临床试验的审批。从申报到审批，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点连君实的人自己惊呼： 快，太快了。 2016年，陈博和舒红兵研发的“人源化抗Blys抗体”获得了国家临床试验的审批。眼看最关键的临床试验即将来临，君实生物首席科学家的陈博却辞去了自己在公司的职务。 药品三部曲里的最后一步——上市审批，终于要到了。 2018年8月，君实生物宣布与上海海和制药达成合作。 上海海和制药本来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旗下的一家国企。2016年，上海药物研究所上一任所长丁健担任副董事长的绿谷制药，把海和制药的股权从上海药物研究所手中买了回来，海和制药变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2019年10月，上海海和所有的股东集体退出，一家叫做海和生物制药的香港企业，成为了唯一大股东，注册资本超过8亿。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资料显示： 丁健是海和生物唯一自然人董事。 有媒体计算过，中科院人均22万的年收入，就算丁所长高一些，不知道8亿的注册资本到底是认缴还是实缴？ 丁健院士，除了是上海药物研究所前所长外，作为我国研究抗肿瘤药物专家，还有一个职务： 药品评审委员。 我国的抗癌药物评审体系就是在丁健院士的领导下建立的。君实生物不但和丁健院士的公司有合作，还延揽了不少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人在公司任职。 2018年底，君实生物的新药审批顺利通过。 在技术评审的文件中，君实既没有完成肝损害患者试验、也没有完成肾损害患者试验，其所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7.7%。 有15.6%的患者因为不良反应而永久停药。 最后，专家们考虑到临床的需求，有条件的批准了拓益的上市。和上海药物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绿谷制药，他们阿尔兹海默症神药GV-971拿的也是这种批文。 2016年陈博离开君实生物后，股票都是由妻子持有的。2018年底，在君实生物港股上市和PD-1获批上市后，陈博的妻子很快就套现离场。 2018年11月28日，王延轶当选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不久，她退出了武汉华鑫康源的管理层。 3 前段时间，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中科院下属的《Cel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则简讯，这是去年底他实名举报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博士学术造假后的第二次发难。 在这则简讯里，饶毅指出耿美玉2003年到2013年一共写了12篇和GV-971有关的论文，但在2019年10月引发极大争议的论文里，耿美玉一篇也没有引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 饶毅在文章里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药物有这么多的靶点可以治疗或缓解一种疾病。 饶教授没见过的事情还有很多，讲话不要那么绝对。 今年3月20日，君实宣布开始研发新冠病毒抗体药品，代号JS016。临床实验都没开始做，美国的礼来制药就来买走了中国区外的独家研发、生产、销售权。 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礼来没有选择自己在国内关系亲密的老伙伴信达，而是选择了此前没有合作过的君实。 这款药的研发团队里，包括君实的老朋友，帮他们PD-1站过台的高福，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严景华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团队，礼来报价1000万美元加上买入7500万美元君实港股股票。 双方还约定，如果效果好，美国人还将继续支付最高2.45亿美元。 放弃了老伙伴，花了老些钱，买来的技术礼来却一点也不重视。 礼来在美国开展了两批新冠抗体临床实验。一批是自家研发的555抗体单用，一批是555+JS016的联合用药。很显然，前者才是礼来看重的产品，而后一项组合甚至连用药紧急申请都还没有提交，礼来就宣布一项涉及“555”的实验停止了新冠抗体的临床研究。理由是独立安全委员会建议： 停止招募实验参与者。 JS016在美国上市之路已经大概率胎死腹中了。 但在国内，JS016早在6月7号就获批开展临床实验。从宣布开展合作研发到走向临床，只用了78天。 这种速度，饶教授肯定也没见过。 除了新冠抗体，君实还在研JS004，已经被FDA和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实验.这是一款被君实称为全球领先，世界独家的抗癌新药： 体现了公司卓越的创新药物研发能力。 君实的研发团队是一个大专生多过博士，一大半都是本科毕业的团队，而领导这支团队和这家公司的，是一对没有任何生物学科背景的父子： 老爹是个电工，儿子此前是证券基金经理。 但两人不仅能把一众科学家紧密的团结在周围，还能开全球先河，把默沙东、安进一众巨头甩在身后，研发能力确实强悍。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君实的董事武海辞职了。君实堪堪突破两位数的博士又少了一个。 2011年，《人民日报》的质问三连里写过这么一句话： 一些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九年后，这句话现在看，仍不过时。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