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为了向中秋节这个中国传统佳节致意，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在微博发放视频，用普通话朗诵苏东坡在北宋熙宁九年中秋所写下的经典之作《水调歌头》，祝福中国民众中秋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中美关系陷入低潮和对立之际，外交官的友好表示大致是行礼如仪，维持面子，不能看成是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但国与国的交往，与人与人的交往一样，也要讲究基本礼节，只要还没有断交或撕破脸，彼此还是客客气气的好。 但是，中国官方还未发声，中国的战狼们已摩拳擦掌、恶言相向。一群中国网民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并非真心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前两天还在网络攻击我们，逢年过节说两句好话就摆平了？”、“心眼坏的说再好听的话也没人相信”、“给糖一定要笑吗？”、“相由心生，再美的诗句，从强盗和骗子嘴中念出来，都不是那么回事。” 更有不少中国网民专门挑选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去挑衅、刺激美国人的痛处。有人说：“提前预祝美国人九一一快乐。”有人说：“明天喝一杯，庆祝九一一事件二十一周年。”有人说：“大使先生的祝福我收到了，感谢，明天换我来祝福你们。”有人说：“明天是美国的好日子，正常的中国人都会送上祝福的。”不止如此，对于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的视频，一些中国网民幸灾乐祸地嘲讽道：“按照辈份来说，美国应该守孝三年。” 说这些话的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人渣。我写过一本名为《卑贱的中国人》的书，自以为“卑贱”一词比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的“丑陋”份量更重，形容中国人的民族性更恰到好处。没有想到，在这些言论面前，“卑贱”一词不足以形容，他们不是“卑贱”，而是“恶毒”。这些人身上，带着习近平身上那种阴沟中的气味，那种远远就让英国女王闻到并皱眉的气味。中国不是只有习近平一个坏人，习近平是从千千万万卑贱且恶毒的坏人中脱颖而出的。习近平并不比大部分中国人更坏，习近平就是中国人性格、素质、品行的平均水平。批判习近平一个人远远不够，必须直面诞生、养育、纵容、崇拜习近平的广袤的“群众基础”。 当然，不是所有中国网民都如此恶毒。对于战狼们的恶意攻击，有中国网民直接跟帖，“拿别人的苦难当乐事，知道你是谁吗”，“不笑灾难是人的标准”，“真给礼仪之邦长脸啊”，“与文明渐行渐远，内心肮脏至极”。也有中国网民对于美国使馆的祝福表示感谢，并“祝美国永远昌盛”。还有中国网民表示：“面对一条用心制作的真心祝福，用恶语相加作为回报，评论里有多少仇恨，就知道煽动仇恨者是多么邪恶。”另一名中国网民说，“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仇恨从何而来，思辨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守住心底的善良，期待明天的美好”。有一篇题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秋祝福下的评论，让礼仪之邦蒙羞》的文章，讨论了这一事件，在结论部分指出：“未曾想，多年后，我们的网友竟然堕落到拿着一个国家的灾难或者说人类的灾难进行嘲讽别人，这种认知的落差，绝对是对文明的伤害，给礼仪之邦蒙羞。”这篇文章很快被中国各大网站封杀。其实，中国从来不是“礼仪之邦”，而是人吃人的“魔兽世界”。近代以来，美国对待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于善良地将猪圈当做人间。 明恩博的《支那人气质》仍是认识中国人的入门书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时，无数中国网民眼巴巴地希望中国军方发射飞弹将其座机击落。但中国军方按兵不动，让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泣不成声。有一个华为高级工程师的微信群组上，人人都摩拳擦掌，要出钱出力，收复台湾，留岛不留人。话音未落，有一人发言说：“稍等片刻，我要下楼做核酸测试了。”一群被居家隔离、天天强制捅鼻孔的奴隶，偏偏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人生最高目标，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他们将奴隶做到了奴才的地步，奴才比奴隶主的心理更阴暗。当奴隶主叫他们去杀人时，他们不会将枪口往上抬一寸，而是将枪口放低一寸，这样能杀更多人。邓小平下令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其命令中并没有直接说要开坦克碾压手无寸铁的民众，但那些开坦克的士兵横冲直撞地用坦克将同胞碾压成肉饼。他们因为掌握了坦克这个钢铁机器，而有了掌握他人生死的宙斯般的权柄。极度的凶残与极度的怯懦，完美地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真该学习和诵读的不是苏东坡的诗词歌赋，而是从清末就在中国生活大半辈子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博的着作《支那人气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读懂这本书，就能读懂中国。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深受此书影响，他在去世前两个星期还专门撰文推荐此书：“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博在山东农村生活了几十年，能说一口带山东口音的汉语。他对中国怀抱深切的同情，曾游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庚子赔款归还给中国用于发展现代教育。但正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亲身体验到中国国民劣根性。他说过：“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他还说过：“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中国人对于残疾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出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对弱者最为残忍。 明恩博还发现，中国人特别缺乏反抗不公不义的勇气。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八年，华北地区爆发罕见的大饥荒，史称“丁戊奇荒”。灾荒的原因是天灾加人祸：天灾是旱灾、洪灾；人祸是全国各地疯狂种植鸦片，导致庄稼种植减少。二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导致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万，大半个世纪后这个数字才被毛时代的大饥荒所超越。明恩溥亲眼目睹了这幕人间惨剧，他发现，很多百姓宁可无家可归、举家逃难，也不会团结一致向官府求助或抗议。即使地主家就在旁边，灾民也不敢去抢劫地主的粮食。他就此问题询问很多灾民，他们的回答都是“不敢”。他直白地告诉灾民，反正都是死，与其白白饿死，还不如聚集起来争取生存所必须的粮食。但灾民面无表情地回应，连声说“不敢、不敢”。多年之后，在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中，中国人仍是“不敢”反抗；在习近平悍然下令封城的暴政下，中国人依旧逆来顺受。 民国时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在评论明恩博的这本著作时指出：“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中国人要摆脱猪的命运，中国要从猪圈进化成人间，就从研读明恩博的《支那人气质》开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官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本就藏污纳垢 中国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日前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协会发展会员”。而她的“代表作”大都是充斥“屎尿屁”的新诗，一度在网上疯传。普通网友冷嘲热讽，偏偏是名校中文系教授跳出来为之保驾护航。 贾浅浅除了有个著名老爸之外，本身亦大有来头，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陕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获“2017《诗人文摘》年度诗人”、“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诗人”等殊荣。 有网友爆料，贾浅浅高考只考了250分，一般人若是这个成绩连专科都上不了，她却顺利进入重点大学西北大学，一直念到博士。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贾平凹的书画艺术》，光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水准如何——贾平凹不是书画家，其书画作品根本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女儿写老爸，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贾浅浅读博时的导师是一个谜，连博士论文也查不到。更传奇的是，她一开始读博就拿到副教授职称，这一职称是如何获得的？ 今天的中国，仍是文革时遇罗克付出生命代价来反对的“血统论”的中国，如文革时那副对联所写：“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官场上有“官二代”，文坛上有“文二代”，贫寒子弟要想出人头地，门都没有。 贾浅浅的“屎尿屁”文学在网上引起热议，连中央级媒体“中国新闻社”也看不过去，发表评论文章加以批评。文章认为：“文学鼓励传承，但不应该‘世袭’。对于优秀的文学家来说，也不能仅仅是作品优秀，还应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这个批评颇为委婉，但对贾府而言，却如同“响鼓不用重锤”，足以胆战心惊。贾平凹是西北文化代言人之一，深受陕西和西安地方政府器重，但这一次事件，已超出地方政府控制范畴。他的女儿被网民批评，他无能为力。官府没有出手保护，反倒落井下石，因为贾平凹不是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莫言那样在政治上跟当局亦步亦趋的御用作家，当局乐见他成为被封控政策搞得怨气冲天的民众的出气筒。随即，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将贾浅浅予以除名。其实，官办作协向来藏污纳垢，还有更多丑闻未被揭发出来。 官媒谴责贾家的世袭及家风不好，却故意回避更可怕的世袭是政治权力的世袭。习近平就是典型代表，他资质平庸，若非有个高官老爸，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一尊”。而习近平造成的危害比贾浅浅大千万倍。 官媒更应当顺藤摸瓜，在文化层面，贾浅浅庸俗不堪的诗文，源于毛泽东。毛才是当代中国屎尿屁文化的开创者，学习毛泽东这个好榜样的，不单单是贾氏父女，更有刻意拿粗鄙语言来炫耀的习近平。习近平那些粗鲁无文、漏洞百出的讲话，早已在国内国际沦为笑柄，他本人却视之为“接地气”的“正能量”——这一切的判断标准，都始于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这篇划定中共文艺政策的讲话中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特别加入“牛屎”这个细节，来颠覆干净与不干净的概念，来瓦解知识分子的尊严，知识分子阶层要被中共踩在脚下。当时国统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注意到这篇讲话，如热心农村改革的梁漱溟等人，稀里糊涂跟着毛走，成为中共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打天下的光棍，只会说流氓的行话 毛在吟诗作赋、公开讲话和私下言谈中，都喜欢使用“屁”这个字眼。毛的崇拜者称赞，这是大雅大俗、大开大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据毛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他初到领袖身边工作，毛高声发话：“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这句话说出后，毛失控地大笑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起来。王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毛将异议者的批评斥为“放屁”。反右运动时，他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布置将右派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的“阳谋”。他说：“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 毛在接见外宾时，也常常不顾基本礼仪，说粗话，甚至色情笑话，以显示其“劳动人民”本色。但他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从未干过一天农活。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回忆，他在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处长时，曾与毛会谈：“毛泽东也来自农村，在外交会谈正常进行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论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屁’无关紧要。他的一位负责的女翻译照翻不误。” 毛还将屎尿屁写入诗词，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写道：“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复。”毛用这首词来颠覆赫鲁晓夫定义的“土豆加牛肉”的社会主义。那时，中国人饥肠辘辘，勉强果腹，哪里有能力放屁！“放屁”是酒足饭饱的毛的特权。 毛最后一个贴身护士和情妇孟锦云，在与毛打情骂俏时，曾提及毛“不须放屁”的大作。孟说：“主席，您写不许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毛说：“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毛的意思是说，他放屁给赫鲁晓夫闻，赫鲁晓夫被他打败了。 孟锦云在毛身边工作，小心翼翼地伺候毛，满足毛的性欲，每天闻毛放的屁，连生孩子的权利都被毛剥夺。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透露说：“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她不敢直接跟毛讲，可见对毛有多么畏惧。张玉凤把孟的意思转达给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毛冷冷地回答：“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独裁者连女人的子宫都要掌控。 毛喜欢使用的比屎尿屁更粗鄙的字眼是“操娘”。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用这个难听的词汇对骂，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往往从骂娘开始。彭被毛逼到绝路上，当众绝望地大吼：“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还不行？”毛胸有成竹，缓缓回应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彭已成瓮中之鳖，毛是关门打狗。从这番对话中看出，中共是土匪团体，流氓本色，不加掩饰。 毛的“造反有理”，其实是“强盗有理”，强盗可随意放屁、随地大小便。难怪李登辉在千岛湖事件之后，谴责中国是一个“土匪国家”。李登辉指出：“官员眼中没有国民和人民，只是一味地中饱私囊，为了家族而‘储蓄’。中国人这样的价值观，到了现代也没有改变，所以演变成共产党全体干部的贪污问题。要让中国人能理解他人的权利和人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来就没有改革开放，只有让共产党高官先富起来 北戴河分赃会议之后，李克强于八月十六日去南方考察，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各种剧目渐次登场：向邓小平铜像献花、召集六省领导财经座谈、巡视盐田港及比亚迪汽车，一路上谈的全是改革开放，仿佛对昔日邓小平南巡的路线亦步亦趋。李克强指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十七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以头版的位置，报导“李克强敦促动能强健的地区稳固经济”，同时配上李克强微笑挥手的斗大照片。 《南华早报》早已被马云收购，鉴于香港被中国劣质殖民的惨状，这家有百年声誉的报纸早已不能代表自由世界的声音。日前，在香港居住二十八年的英国人、《南华早报》资深编辑Cliff Buddle在个人专栏宣布，他已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他无法忍受香港的若干政治因素，例如国安法、大规模拘捕以及“无尽的花言巧语”，他在香港的珍贵回忆都属于“已完结的时代”。过去几年，他试图在钢索上行走，如今这个空间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之下，《南华早报》凸显李克强的正面形象，是替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发声，希望重新回到埋头发大财的时代，而李克强似乎可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 习近平“尊毛攘邓”的今天，“改革开放”成了一个神话，谁念这个咒语，就能芝麻开门。若干救党派、开明派乃至海外华人，听到“改革开放”的说法，顿时如绝处逢生、久旱遇甘露。然而，正如我在《伪装的改革者：邓小平与蒋经国》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的列车，终点站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当年的大学生和市民都太幼稚了，以为邓小平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以为他们一上街，邓小平就会自动放弃垂帘听政。当他们发现士兵的枪管中射出来的不是橡皮子弹，而是开花弹时，想躲避却已太晚了。 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改革”而言，只是行政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是要提升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而不是还政于民、鞠躬下台；就“开放”而言，只是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华尔街一起奴役、压榨数亿奴隶劳工，然后让红二代个个富可敌国，而不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开放。 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究竟是哪些人？看看花花元帅叶剑英的孙女叶明子的高调时尚生活就一目了然：叶明子是叶剑英最疼爱的孙女，七岁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主管保利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倒卖军火，点石成金。叶明子从小就坐专机出行，以为飞机单单是给一家人乘坐的，后来去英国留学乘坐民航班机，才发现原来飞机上可以有很多人。她在英国入读全球最著名的艺术设计大学圣马丁大学，往来的同学非富即贵，连英国贵族都卖力巴结她。二零一零年，叶明子的婚礼在北京太庙举行，丈夫是美国银行家。婚纱是她自己设计的，她在英国的那些功夫恐怕全用在这上面了。婚礼上那些高贵的珠宝首饰，是号称给欧洲皇室做珠宝的卡地亚提供的，她妈妈还传了她一枚卡地亚的古董戒指作嫁妆，价值三千万。那些为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欢呼雀跃的韭菜们，先好好欣赏一下叶明子的世纪婚礼，看完之后，或许就会保持沉默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李克强的改革开放，都跟韭菜没有什么关系。 反习不反共，到老一场空 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李克强，由此站在了习近平的对立面？这是画饼充饥的联想。李克强不是习近平的敌人，正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敌人、朱镕基不是江泽民的敌人、温家宝不是胡锦涛的敌人。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作为总理的“男二号”，永远充当作为党魁和军头的“男一号”之配角，两人必然形成严父慈母、暴君贤相的权力结构。此种权力结构，并非始于中共朝，早已在两千年帝制传统中屡试不爽。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明白，将影帝当救星，那就是自己找死，丝毫不值得同情。 在中央党校当了四十年教师的蔡霞，逃到美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救党运动，中国海外民运群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将其当做打倒习近平的新式武器。蔡霞的“换人”理论，正中这些人下怀，两者一拍即合。于蔡霞而言，一旦习近平被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换掉，中国恢复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她就可以像英雄一样凯旋；于过去三十年跟中国打得火热的西方“拥抱熊猫派”而言，李克强是温和派、务实派、开明派，是可以跟西方“双赢”的好人，所以他们无比重视为李克强的品牌代言人蔡霞的言论。 每当李克强有一点貌似跟习近平不一致的言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蔡霞立即两眼放光，两颊绯红，心跳加速。她说：“李克强，汪洋他们也很不容易，在各自的岗位上很努力地在减少损失。”她又说：“从北戴河出来后，李南下拜谒邓小平塑像，强调改革开放；习北上再看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吊革命和内战。这不仅是这两人的分歧继续表面化而且暗含著中国未来走向。中共把持著中国，二十大前是中国人命运的十字路口。现在李克强此次的深圳讲话被官媒撤下，微信传发被审核阻拦，难道中国人只能当西朝鲜奴民？！”她还说：“中共宣传系统铁了心地阻断李克强努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影响，铁了心地为习倒退大力造势。中共党宣系统以此进一步公开强化习李之间的方向路线根本性分歧。中共党宣的毫不遮掩，毛时期、邓胡赵时期都未曾出现如此情况，表明二十大前中共党内斗争空前激烈。” 此类言论，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无知。第一，毛时代发生过多次真正的“路线分歧”。毛在大字报中公开说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说他身边躺卧著赫鲁雪夫，这才是你死我活的路线分歧。然后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叛逃坠亡，这不是路线分歧又是什么？我不是党员，更不是党校教授，但还粗略知道这些历史。蔡霞这名党校教授难道对本党的党史一无所知？ 第二，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无路线分歧，中共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确实一以贯之。习李在表达上和姿态上的差异，只是各司其职——暴君向百姓施加酷刑，贤相再给百姓以安抚，如此而已，其目的都是维持权力的垄断、让百姓自愿为奴。李克强绝对不是废奴主义者，而是奴隶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第三，蔡霞不是呼吁民众从中共的洗脑宣传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与解放，而是希望民众支持李克强，支持“换人”计画。然而，中国的问题，难道是靠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能解决吗？即便习近平倒下，李克强取而代之，也不可能将中国带往康庄大道。李克强与习近平的差异，只是跳蚤与蟑螂的差异。 当年，中国人换不了毛泽东，只有等到毛的肉体死亡，文革才能结束；如今，中国人照样换不了习近平，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他走向帝制。中国的问题，不是换人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换党的问题——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早已成为在野党，但普京的统治有比史达林更文明、更民主吗？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中国人的标配，周恩来与李克强也都是中国人的标配。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以及领袖的副手。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需要十四亿中国人换脑、换心，换上能独立思考的大脑，换上能自由呼吸的心灵。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病人”就是习近平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从来不会发表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沙子中能找出金子来吗？有趣的是，人们纷纷转发该网上的一则旧新闻：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习近平参加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一眼就认出十堰市太和医院党委书记罗杰，该医院曾组织十人医疗小组，成功救治了一名八十七岁的武汉病毒患者。这个故事曾被共产党的喉舌广为报道，显示共产党政权很在乎民众的生命。习近平两度赞扬说：“什么叫人民至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这真正体现了不惜一切代价。” 人们关注的不是这则报道本身，而是习近平的精彩名言“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习近平果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言简意赅地用一句话、十一个字概括出中国的真相与本质，比西方的中国通们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还要准确。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名为《英国病人》的小说，如今则看到了“中国病人”的感人故事。真正的“中国病人”，不是那名死里逃生的、平凡的老人，而是看上去比之年轻、比之健康、满面红光、还能脚踢足球的习近平。 受到严密保护的习近平不会染上病毒——他躲在中南海的密室中，偷偷嘲笑很多西方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先后“中招”。但是，习近平患的却是更另一种严重的病。他不知道自己病了，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却知道他病了。但没有人敢公开说习近平生病了，正如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没有人敢说皇帝什么也没有穿。说习近平生病了的人都被他关在监狱里，比如任志强，就因为说出这个真相和常识而获刑十八年，恼羞成怒的习近平要将其关押至死。 中国的很多网民已经摸索出戴着镣铐跳舞、戴着口罩说话的技巧。人们在转发这则新闻时，意味深长地评论说： ——最逗的是“来源：学习小组”，这篇文章由学“习”小组发出来，讽刺太到位了。 ——全国人民围着一个疯子转又怎么说？ ——“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很好概括了中国的体制。只是不知道这个病人指的究竟是谁呢？ ——此小学生概括能力还挺强的，十四亿人围着一个神经病转。 ——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认知能力。 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的“进步”，居然被一个人一夜归零，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资深媒体人刘维尼在一篇脸书贴文中，谈到很多命运被习近平的防疫政策改变的人：在上海封城期间抑郁症越发严重，最终跳楼了断自己生命的制片人；和在加拿大的妻子分别三年，一直不能见面的北京中年男人；在武汉封城七十六天中，每天度日如年、几近崩溃的单身女孩；从事冷链工作，连着两年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天天被“捅”的超市员工；不能正常上课近三年的小学老师，不断见证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与日俱增；莫名其妙被通信大数据“扫到”、无端被隔离几次、失去人身自由的城市居民；去日本旅行然后被滞留在日本、对中国越来越失望，现已获得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体制内大佬；被中国的防疫封控快折磨疯，下决心卖掉北京五套房，发誓再不回中国的总编辑；在体制内尚有良知、价值观备受煎熬和挑战的高层公务员，他如此描述自己：“你那么讨厌那些人，和他们对峙了那么久，最终却变成和他们一样。”从这些身边不同阶层的人物的遭遇中，刘维尼得出结论：在专制国家，每个人都是演员——顶层忙着欺人，底层忙着自欺。 最可怕的，不是病人，而是让病人胡作非为的专制体制 一个病人，可以将十四亿没有病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什么样的体制纵容病人有权这样做？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生深受专制体制之害，他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是文革复辟？习仲勋去世前，曾与另一名元老彭真闲谈。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却没有料到，党内果然再出了一个毛泽东，偏偏就是他的儿子习近平。 习近平何以成为习近平？有些救党派公知认为，换掉习近平，回到集体领导时代就万事大吉。然而，多名寡头共治与皇帝个人独裁，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产暴政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转换：毛时代是个人独裁；文革结束后是多名寡头共治；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是个人独裁，始终换汤不换药，因为共产党从未想过还政于民。王岐山在来访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面前承认，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给自己动手术。换言之，共产党不可能主动进行放弃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一党独裁体制之下，无论是胡温时代的九龙治水，还是习近平时代的走向帝制，结果都是残民以逞、苛政猛于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充分发挥想象力，描绘了“老大哥”用双面电视屏幕控制民众的幽暗未来。却没有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习近平的“数位极权主义”比《一九八四》中的场景可怕千百倍——网络与手机成了“老大哥”奴役民众的工具。在中国，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封城或不封城，所有人都在等待习近平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是一个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认错的权力体系。 奥威尔不知道中国的极权统治会比苏俄更长，但他笔下的《一九八四》可以被当做观照中国的一面镜子。评论家大卫·布林指出，无论在哪一国的图书馆里，翻开冗长而枯燥的历史典籍，呈现在眼前的必然是统治者做出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即使不懂复杂的社会理论，我们也能把那些历史深处的过错看得一清二楚。过错往往可以追溯至一个人性的普遍弱点：自欺。它就像一根链条，串联起历史上的诸多灾难。就算是伟人，也往往会不顾他人劝阻，自欺欺人，最终走错致命的一步。奥威尔不仅用笔杆子讨伐专制统治的残暴，还讨伐了暴政的本质：愚蠢。他揭示了大洋国内部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结果将他们领导的国家抛入长期的水深火热之中。 邪恶的制度打造了一个邪恶的病人，这个邪恶的病人又利用邪恶的制度变本加厉地作恶。他听到的全都是祝他万寿无疆的阿谀奉承。中国文青聚集的豆瓣网上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终极的邪恶是什么？”有个人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说了，号就没有了。”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在中国，说这样一句话也不安全。很快，豆瓣网发出一份通知：你发表的“说了号就没有了”或该动态所分享的内容，有含有激进的时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现已被移除。如果你的发言近期多次被管理员删除，你的账号可能会受到禁言或封禁处罚。再以后，就是国保警察上门查水表了。 有人说，二十年前的中国，会用网络，会用智能电子设备，是一种高级生存技能；二十年后的中国，不使用网络，不使用智能电子设备，是一种必备生存技能。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用病毒来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军律师在脸书上发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现在，进入北京任何公共场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没有核酸，寸步难行。孩子居家学习、上课，早已不再指望何时可以开学了，但每天还要在家长群里接龙核酸检测。早上七点检测开始，妻子会在六点前下楼排队，争取排得靠前一点；我六点半叫醒孩子，带他们下楼，早做早完，回家吃饭，群里接龙汇报，打开电脑准备上课。核酸检测悄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梁小军猛然发现：“我们都是在这一轮轮核酸检测中，由适应而至驯服。我们不再去想核酸检测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只是每天机械地去排队，张开嘴让大白捅我们的嗓子眼，因为学校要求、单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园要求……驯服很容易。当我们像那些核酸检测机构一样离不开核酸检测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驯服、被体制化了；而那些机构则因利益在不断强化这种驯服体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军所说的“大白”，民间也称为“白鬼子”、“白卫兵”、“白纳粹”、“白衣卫”、“白无常”。过去，中共政权用国安、国保监控和迫害异议人士，一般人认为，只要不主动反共，假装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会来为难你，普通民众确实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被国安或国保请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锁就封锁，出马的不是国安或国保，而是冠以志愿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两年多以来，不仅没有弱化共产党的统治，反倒大大强化了其极权控制模式。习近平无法将自己打造成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让大多数民众死心塌地地爱戴他，有红卫兵将毛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膛的血肉里；但是，习近平却能让民众恐惧，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帮手——人们可以不怕习近平，却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过于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统治的。 习近平曾声称他喜欢读《商君书》。整本都是文言写成的《商君书》，这个小学生能否读懂，值得疑问。但他至少学会了商鞅的“驭民五术”：一民（统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国强民弱，民众无反抗之力）、疲民（让人肉体上忙得没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剥夺民众的自尊，让民众甘愿当奴隶）、贫民（让民众处于贫困状态，最多满足基本生存，人穷志短就不会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数千万被封锁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欢天喜地迎来解封，然后又有很多居民区重新遭到封锁。被封锁的人通常不会诅咒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自认倒楣；没有被封锁的地方的人们高呼幸运，只要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人们就能感觉良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将人驯化成猪的实验室。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欧威尔在《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中的情节更离奇和夸张。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监狱，高墙上写著“岁月静好”——只要你安静，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狱卒就将你拎出来杀鸡儆猴。人们学会了沉默是金，慢慢适应原以为无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内部逐渐出现阶层分化，牢头狱霸产生了，靠帮助狱卒维持秩序而获得特权。日复一日，人们从嫌弃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狱卒允许乃至故意挑拨囚犯内斗，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几年过去，这群人不再觉得没有自由，当有被关进来的新人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会异口同声地反驳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监狱，可能连一口稀粥都没得喝，还是这里好，千万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谁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伙将他干掉。 从“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到“习近平的志愿行刑者”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写过一本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由于德国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义的，所以他们经常积极主动地去消灭犹太人，有时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处决犹太人，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也主动杀害犹太人。他举出一零一刑警营屠杀犹太人的例子说明，这些人都是普通民众，并非正规军和员警，他们的正式工作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人命令或强迫他们去杀犹太人。他们是在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动要求去杀犹太人的。他们想去屠杀犹太人的愿望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反常的心态，他们甚至将杀人当做一种享乐。 美国学者科夫顿在《纳粹医生》一书中研究医学屠杀与种族屠杀心理学，他指出：“纳粹的医生们被赋予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是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这些医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医疗从业者，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残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美国学者阿伦在《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一书中，通过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居民的长期跟踪采访，揭示了纳粹在地方层面运作的秘密。他发现：“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著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小镇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小镇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分子，纳粹可以让由此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纳粹精通群众心理学：“小镇上的纳粹分子好像精准地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以便赢得大部分镇民的选票。他们针对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精心策划了讲座集会、盛装游行、舞会、军事演习……他们会根据每一次活动的反馈仔细地总结经验，修改下一场活动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掌权。”纳粹将选举变成一种“分期政变”，用选举的方式终结了选举、终结了民主、终结了自由。 这三本研究纳粹的著作，也可以拿来当做观照今日“白卫兵”横行的中国。当年，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比毛泽东更狡诈的习近平不会写《上海封城考察报告》。但两人的统治秘诀极其相似：毛泽东利用农村痞子以及后来的红卫兵破坏传统社会的秩序、伦理与道德标准，习近平则利用城市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作为“白卫兵”——有一位上海的脸书朋友贴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区的一名“大白”，原来是一个左邻右舍都讨厌渣男，没有人愿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护服之后，立即像是念了咒语之后神功附体的义和团拳匪，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对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隶主对待奴隶。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效果——他亲眼目睹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红宝书作为尚方宝剑的红卫兵的殴打。他不同情父亲的落魄，反倒从红卫兵身上找到权力的魔戒，他要用这种魔戒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借口，“白卫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邓小平那样命令军队开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挥手让“白卫兵”像僵尸一样横行。 汉娜·鄂兰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总是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释放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对抗都必须消失。”在让民众自愿为奴的意义上，习近平比毛泽东之后历届党魁都做得更为成功。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李银河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拥有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微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短文《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美经济的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认为，若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已经高出美国百分之十五。“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这个变化，是此前千百万代中国人没有过的幸运。本人生于一九五零年代，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报告，李银河列出的两大“如此幸运”的论据是：其一，出生于战乱结束的年代，如今进入古稀之年时，已经侥幸过了七十个和平的年头。其二，这代人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剧变，如今可以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费完全不用现金的现代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然而，这两大论据都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李银河出生以来的七十年，中国并非没有战争，中国卷入韩战、台海危机、中印和中越战争，战死官兵多达数十万人，比八路军在抗战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内部的政治运动与杀戮，惨烈程度远甚于战争。毛时代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数千万人，超过中国在二战中军民的死亡总人数。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屠数万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当时在北京的李银河难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国经济固然发生了剧变，但就连中共总理李克强都承认，六亿民众月收入仅千元，这些人不可能像李银河所说的那样“随心所欲买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银河引用的哈佛报告中的有关数据，源头都来自中国政府，这些数据当不得真。李克强曾亲口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中国的GDP数据是“人造”的——这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呢？ 李银河不是第一次发出此类奇谈怪论。二零一零年，薄熙来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发表短文《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章写道：“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她的结论是：“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几个月后，薄熙来就垮台了，她对此保持沉默。三年后，李银河又发表一篇题为《从习近平吃包子说开去》的文章，声情并茂地写道：“近日，习近平走进一家包子店，吃了几个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钱结了帐。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对于新一届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她的结论是：“从习近平吃包子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官员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奉公守法没什么特殊利益的公务员，现代政治家，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产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遵守宪法的执政党，而并不一定要成为传统中国专制独裁式的统治者。” 这两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来，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识；与绝顶聪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李银河的幸福感，来自于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阶层——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创社元老。她从非一流大学的山西大学毕业，却能进入国务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学美国的稀缺名额。在所谓改革开放时代，她又能凭藉留美博士学历，进入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流动站——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后来又成为超级畅销书作家。 你以为自己是老板，其实是行货 李银河为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的社会学研究，而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正如张香华被公众所知，不是因为她是诗人，而是因为她是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决定禁止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银河成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的粉丝，她们身为“未亡人”，却自告奋勇地充当已故先生的敌人。 二零零九年，李银河曾为中共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四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要下降到四亿，大概只有实行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那就先从少数民族开始，这就是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李银河的高论发表十多年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中共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开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脸李银河。 李银河以老板的身份高谈阔论，却不知道她只是行货。什么是行货？王小波在《行货感和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从《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与宋江间的一段故事讲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监狱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就是我的行货，我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王小波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乡时代，被呼来唤去，被指示着干尽荒唐事，十足一个行货。所谓行货，其实就是奴隶，人家支配你干什么或对你有怎样的定义，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当过知青，知青就是行货，就是奴隶——毛泽东让上千万城市青年奔赴山乡，不会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也不在乎他们内心愿意或不愿意。王小波从自身的切肤之痛中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典籍，自孔孟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隶哲学。 王小波特别敏感于专制政权对人的捉弄。捉弄，源于不尊重，甚至对人的蔑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这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传统。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写道：“有些人认为这种（知青）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王小波说，“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继而认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牺牲之后，能产生克服困难的崇高的审美冲动，那就近乎是一种受虐狂的特征。美化此种经历，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王小波写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想到他深爱的妻子却是一个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后，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写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着作《虐恋亚文化》。她后来有一个同性伴侣，彼此虐恋，这是她个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开展示，但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真正有讨论价值的是，李银河还有另一个虐恋对象——中国共产党。 王小波认为，毛时代，乃至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是一段无理智、无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时代是最丑陋的时代。他对此做了个简单而准确的解释：“就是伽利略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李银河所说的最幸运、最幸福的时代，而是王小波所说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王小波被这样一个时代吞噬了，李银河却为这样的时代添砖加瓦、涂脂抹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王沪宁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罗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电信公司短信通知：国际及台港澳电话及短信功能将自动设置为关闭，用户若需要接收国际电话及短信，必须向电信公司申请并登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三大电信公司都已证实此事，正式的红头文件也在网上流传，包括浙江、河南、江西、辽宁、贵州等省的电信公司都已陆续公告。 三大电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击境外诈骗电话”。这个小小的理由与三大国有电信公司的大动作相比，显然不成比例。为了预防一种犯罪活动而封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联系，就如同发现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将在水中洗澡的婴孩一起倒掉一样。境外电话诈骗固然猖獗，但境内的电话诈骗更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难道下一步为了根除境内诈骗电话，就要彻底取消电话、手机和网络吗？ 据海外媒体披露，此一看似技术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达的政治命令。王沪宁是复旦大学如假包换的博士及政治学教授，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显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会危机极权统治的根基，所以才会悍然下达这个带有强烈的闭关锁国信号的命令。 中国正在实施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并且企图将这一政策作为打造动物农庄的实验，以及战争动员的预演。就连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于这种文革式和纳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发不满，北大、北师大、复旦、天津大学已出现多次学生聚众抗议，甚至有学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义，打倒习近平”的口号。中共当局更加担心西方国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传入中国境内，引起民众的更大反弹。所以，逐步断绝中国与国外的通话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确保中共江山不变色的唯一选择。 在中共现任七常委中，王沪宁是最低调、最少新闻报道、最不苟言笑的一个。这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因为他更喜欢躲藏在幕后操作。作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党魁的心腹智囊，王沪宁经历三朝而不倒，在中共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王沪宁大概永远都不会写日记，不会给后世留下他的真实面目和思想的记录。所以，读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日记，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沪宁真面目的镜子。罗森堡是纳粹元首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他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卖了超过一百万册，跟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一样，被当成纳粹意识形态经典。他的“恶魔日记”在消失半个多世纪后，经过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重新被发现、整理并发表。这本日记记录了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罗森堡与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国高层的复杂斗争等隐秘内幕，被研究者视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变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的重要史料。“无论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罗森堡，属于你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希特勒曾经对他忠贞的副手说。“我没必要用长篇大论的文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飘飘然的罗森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恶行变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杀维吾尔人等遭到中国殖民统治的少数族裔。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对德国人洗脑；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将中国人封闭起来再洗脑，他们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复辙 电信公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通信并非孤立的个案。五月十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议指出：“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还称，“境内人员仍需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确保个人健康安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战略成果”。 从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传出消息，中国暂停办理护照，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过去一年，中国护照的签发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华人也无法续签新本；有人回国等候大半年，也没能更新护照，无法再出境。很多网友反映，他们在美国有工作，但是护照更新时却没有获准。 现在的政策是“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很多人也将其理解为“暂时”，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紧。更有专业人士表示，暂停发出非紧急出入境证件与疫情有一定关系，但非主要原因。该措施是要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对美国的贸易和金融战，为配合实现内循环和与美国脱钩做准备。 与之相对应，从五月下旬起，英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先后宣布关闭在北京的签证中心，所有预约都被取消。有网友哀叹，原本以为二零二零年最难，没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难，更没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国比前两年还要难。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闭关锁国的覆辙。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帝国对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失去了兴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宝船航行的做法，当时海外对大明的瓷器、茶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宽销售渠道，多赚点银子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为首的一些儒家教条主义者却悍然烧毁郑和的航海日志、造船图纸等资料。刘大夏振振有词地宣称：“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当时的兵部尚书附和说：“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刘大夏后来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而刘大夏并非庸碌之辈，他曾毛遂自荐治理黄河水灾，黄河两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为河神，每年都要进行祭拜。 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在《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指出，明朝是中国命运逆转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设法严密规范和控制社会，国家的专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机会和诱因”。与此同时，西方却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位学者认为，共产党中国打造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确保强而有力的创新。中国已经达成快速的经济成长，但其成功是出于解决狭隘领域的特定问题，出于因应政府的要求。然而，“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样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个人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一切？” 所以，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像所有专制式成长的前例一样，在这项任务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国再次闭关锁国，证明中国从来没有走进自由的窄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十四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 最近，“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仿佛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 然而，当李克强还是封疆大吏时，我就已断定，他连当一个县官的能力都不具备。李克强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当上总理，并非像当年主政四川的赵紫阳那样有经济改革的政绩、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呼声，恰恰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沦为“优败劣胜”，平庸成为入常的门票。 一九九八年，年仅四十三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河南便是中国的“废省”，文明最古老，现实最惨烈，仅爱滋病的泛滥就触目惊心——二○○五年河南省爱滋病死亡人数高达全国的五成五！李克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这一人祸，继续打压医学界和媒体，隐瞒爱滋病灾情。被誉为中国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洁医生因揭露河南爱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严酷打压。河南地方当局歪曲真相，声称爱滋病泛滥是因为卖淫嫖娼，高耀洁却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事实上，绝大多数爱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踪、窃听和诉讼等手法打击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甚至还株连九族：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爱”事业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李克强在任期间，河南接连发生焦作、洛阳大火，烧死三百馀人；两次煤矿大爆炸，遇难一百八十人。李克强的管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腾之下，李克强调离河南，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其任上，作为东北工业大省的辽宁经济急剧衰败。二○○七年，李克强入常前几个月，辽宁省铁岭清河特殊钢厂厂房内二十七吨一千五百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倾翻，当场造成三十二人丧生、六人重伤，成为一九四九以来中国钢厂最重大的生产事故。极为恐怖和惨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却的钢里，凝固成一块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铁饼子，已无法辨认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勉强发现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带、手机套等。事故发生后，厂区全面戒严，对外封锁消息，不准死难者家属接受媒体访问。事后，李克强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直升为常委。我当时就撰文抨击李克强及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获得破格提升。这充分表明，共产极权体制早已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早已发现这一秘密。他写道：“政党政纲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变成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著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玛魅力的官僚：“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沉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的统治。不过，由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知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 今天，难道因为习近平“更坏”，就要拥抱“次坏”的李克强，将其视为拨乱反正的大救星吗？ 有多少中国人，都自诩为“中南海的听床师”？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他们将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央视《新闻联播》发展成一种高级阐释学。他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盯著此类官方喉舌，仔细研究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克强的名字又出现了几次，乃至播音员提及两人名字的语气有何差异。 因为没有选票，没有投票选举各级官员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才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的热衷。更让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预言某一天习近平垮台、李克强上位，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们就能打点行李，凯旋回国，成为李克强身边的哼哈二将、左右护法了。 其实，他们不是出身南书房，而是来自敬事房，他们也要回归敬事房。在大清帝国时代，敬事房主要负责皇帝与皇后、妃子的房事监管、记录。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会记下年月日，以备日后嫔妃怀孕时核对验证。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有几十快绿牌子，每个牌子上写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这天皇帝没有性欲，便会说一句“退下”，然后自己休息。如果皇帝来了兴致，想找哪个妃子，就会把写有这个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转过来。总管出来后把牌子交给驮妃太监。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后，全身赤裸，由驮妃太监背起送到龙床上。 负责把妃子背到龙床上的太监，叫驮妃太监。妃子必须全身赤裸，不是为了刺激皇帝的性欲，而是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脱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凶器了。在明朝就有过宫女刺杀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宫女为乐，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其熟睡之时，用麻绳试图将其勒毙。宫女们在慌乱之际将麻绳打成死结，使绳圈无法收紧，结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毙命。此时，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逮捕。后来，“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清朝就发明了这项奇葩制度——太监不仅负责将赤裸的嫔妃背到龙床上，还要负责在室外“听床”，时间一到，就要在外面大声喊“皇上保重龙体”。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别温柔乡，让太监进来将玉体横陈的妃子驼走。太监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鉴。 今天，很多身体已经来到自由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仍以忠贞不二的“保龙一族”自居。他们不去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不去思考伟大的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中国民间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顾，偏偏只关心皇帝的房事，只关心龙椅的归宿，只关心七个小矮人中哪一个会坐上龙椅并宣布大赦天下。布罗茨基早已洞悉此种权力运作和权力想像的虚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大于求而已，明白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热衷于“谁将成为谁”的无聊游戏，不再将“中南海听床师”或“驼妃太监”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国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白卫军”，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舱隔离，遭到拒绝，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市民回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摘录了部分中国网民转瞬即逝的评论： “‘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得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 “上联：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下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是最爱生小孩的，就算是计划生育也挡不住，拼了命罚着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却激发了全网的共鸣。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们自己加速来得直接。” “这句话，无意间随口说出的对白，可能是包括过去几年、甚至是未来很多年里，最能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史诗级对白。” “民是最后一代，奈何以三代惧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打击教培、限制游戏，想尽办法要让人生孩子。这些尚未见成效，一轮轮残酷的封城就将一切打回原形。‘我们将是最后一代’的呼声惊心动魄，也引起了许多共鸣。‘如果孩子生出来只是被他们奴役，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必须忍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位朋友写道，‘那我们一起绝育吧’。” “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给的苦难到我为止。” “‘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个儿万寿无疆去吧。” “不把小孩带到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经看到过，哪咤自刎是一种精神弑父。‘我们这是最后一代’也是一种同样的报复，无法开口的人用肉身作筹码向权力刺出一把剑。……命如蝼蚁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这样最后的反抗，如同纵身跃入一片大海般义无反顾。” 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更有血性，他们忍无可忍时会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书·汤誓》载：“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孔传：“众下相率为怠情，不与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朝时，夏桀以天上的太阳自居，认为自己惠泽天下。百姓诅咒说：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明末清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流寇死战诸臣列传·总论》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无遗。遂使江东父老有时日曷丧之悲。”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明朝军队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或满人的八旗军打败，而是暴政自取灭亡、自我解体。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勇气像罗马尼亚人那样推翻齐奥塞斯库，也没有勇气像利比亚人那样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国的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费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扬威、残民以逞。中国人没有能力杀死独裁者，就只能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让卵子与精子相遇。这种办法，能结束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吗？ 今生不做中国人，做冰岛人？ 前两年，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终于发展到最高境界：断子绝孙。有年轻女子将“我们是最后一代”写在白衣上招摇过市，“断子绝孙”不再是他人的诅咒，而是一种自我标榜。人的觉醒很不容易，迟到的觉醒亦不再是觉醒。醒来迟了，已然发现身在地狱。 这就是岁月静好的代价。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泽东像时，就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如果中共政权比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更早垮台，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就不必断子绝孙了。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三勇士的行为和思想，就连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都满足于公车上书，一群学运领袖居然通过投票表决，将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邓小平还未出兵镇压，他们就先跪下了。这场运动，刚刚开始就失败了，甚至邓小平不必杀人就能完胜，只是邓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凶残，他非杀人不可。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今生不做中国人》的书，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的升级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国人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丝风声，居然个个义愤填膺，就连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骂我，说我数典忘祖，说我众叛亲离，哀叹怎么教育出这么一个坏学生来。其实，她的儿子早已是美国公民，还当过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她的三个孙子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中国人最擅长这种义和团式的爱国，似乎个个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但枪声响起之际，人人都抱头鼠窜。 谁也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那些刚刚觉得被《今生不做中国》的书名冒犯的中国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润学”，争先恐后地实践“今生不做中国人”——所谓“润学”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谐音，意即研究逃离中国、移民他国的方法与消息。小说家张爱玲被誉为“润学天后”、“润学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妈祖一样拜——希望张爱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们逃出地狱般的中国。 当冰岛驻华大使馆发布一则宣传该国取消入境限制、欢迎外国游客前往观光的微博之后，一下子如潮水般涌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表达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什么时候接我回家？”、“我不会停止爱国，我永远爱我的国家，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国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国际上流浪，我也是冰岛人”、“乡愁是一张小小的机票，送我回冰岛”、“我素未谋面的故乡冰岛” 。看来，连冰岛这个冰天雪地的遥远国度都成为中国人梦想中的祖国，他们不都是倡议“今生不做中国人”的我的徒子徒孙吗？ 走不掉的人，还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这个恶毒的诅咒和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总算找到了代价最小的消灭中国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让中国没有共产党，干脆让世界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谢健健的网友写下一首名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诗：“孩子，爸爸决定不要你了/你还没有出生，就已被遗弃/这是我的错，也是环境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错/爸爸太软弱，当了半辈子良民/年年岁岁，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盘旋在原地，眼看着/远方那个叫梦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个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阉割/在房价、工作、权力的阴影下驯化/你要是个女孩，我怕你被逼良为娼/怕你被一条毒蛇般的铁链，捆住了一生/国是他们二代的国/家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家/爸爸没有能力让你成为二代/爸爸想作最后一代人。”就诗歌技巧或艺术而言，诗不是好诗，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梦想幻灭的整个过程。短短十年间，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成了烟花的灰烬，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烟味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活着，还是死去，对五毛不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个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五毛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上海，两千五百万，全民核酸，各地驰援，全国一盘棋，这就是中国力量。”一个星期之后，他却在网上哀嚎：“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妈妈年纪很大了，九十八岁，这次我妈妈的肾脏有一点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只是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我妈妈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四个小时都没有出结果，我深感震惊。我妈妈在医院急诊室等待了四个小时候，永远离开我而去了。我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我也没有见到我妈妈最后一面，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就该挺身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妈妈的头七还没有过，他立刻变脸兴高采烈了：“祝贺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兴的事。”看来，他老妈的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兴的事情、可以冲喜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党国最擅长的，就是将丧事当作喜事来办。 郎咸平（左）。（Public Domain） 武汉封城期间，《蜗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来辱骂揭露武汉真相的作家方方，后来还参加宣传部门组织的“深入生活”体验团，到武汉采访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说再不去就迟了，誓言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大戏。然而，歌功颂德的大戏还未写出来，一出更精彩的戏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体上哀叹说：“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家闭门不出十七天后，阳了。他们没有抢菜，没有到处走，只有在测核酸时才下楼。四月三号我爸阳，症状轻微，五天后转阴。我妈四月五号被传染到，因为过敏体质，没打疫苗，症状略重些，三至四天后也无恙。但因天天被居委会吓唬，要拖到方舱，终于心脏病发作，打了120电话无回应，打医院要排队。每天被居委会骚扰，要求她去方舱，现在状况已经很危急了。……眼见她好一点，居委会再打电话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无限恐惧和绝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经转阴的爹冲到门口去拿硝酸甘油，这个救命药要吃完了，被居委会追着骚扰，说因为他出门了，所以我妈今晚必须拖走。他不出门，我妈心脏就不行了，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条命啊！我妈妈隔壁小区，今天就有一位阳性因为发烧两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会门口。我妈一直哭，在视频里跟我们告别。” 六六发了很多牢骚，不过她是那种“过于聪明的中国人”，她的批评只针对居委会，不敢针对上海当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说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造成这一切的，是习近平的独裁之恶，亦是中共极权体制之恶。而她本人，作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一部分，也曾为这无边的邪恶添砖加瓦，如今她品尝的是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对说谎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罗对撒非喇说：“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六六唯一的结局。 暴风雨来袭，没有一个人不被淋湿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祸中，过去的名声、地位、财富，突然进入“过期作废”状态。 《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医院拒收，延误六小时入院，最终身亡。因太平间爆满，她的遗体只能被放在地上，场面凄凉。朱践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则若亲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会不会重新写一首《唱支丧歌给党听》？ 其实，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的下场又好到哪里去呢？文革期间，田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惨死于一九六八年，死去时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后还被打成叛徒，“永久开除党籍”。 评论人邓恺披露，《观察者网》的创始主编余亮被关进方舱医院，让他颇为惊讶。因为“单论对党国的重要性，他作为内容农场背后真正的理论大脑，恐怕不亚于胡舒立，抵得上十个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见领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见领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个在财新做阉党喉舌的前台北市长秘书徐和谦”。邓恺继而分析说：“疫情让这些人也无法幸免，余亮这样的人尽管重要，却没有匹配自身对党国可利用价值的身份和特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该被夜壶还是夜壶，恐怕这才是这群人心情不好、崩溃的来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干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中国人鼓掌欢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普京大帝感动得“当场排卵”的中国女子，一个月后却在上海被饿到停经。她在微信上说：“大姨妈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饿死了。”可惜，她心仪的普京大帝没有亲自率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开到上海来英雄救美。 微博昵称“乖乖咙滴董”的纳仕国际社区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时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内容，四月初自己面临暴力执法，愤怒地贴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张江纳仕国际小区警察打人！他们要征用我们的小区作为隔离点！”如今，打他的并非他口中的“卖国贼”，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终于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没有家。 网名“草莓教授”的年轻女子，此前对香港逆权运动恨之入骨，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马上原地暴毙，快别占用你爹的医疗资源了。”话音刚落，她却发现党国的铁锤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我引用她的话，稍稍略去泼妇骂街般的脏话：“我一孕晚期的孕妇，因为楼里有阳（已拉走），所以健康码是红的，要去产检，医院不收红码孕妇，有问题要拉去金山卫这种地方看。还生什幺小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极端女权’，结个屁的婚，生个屁的小孩。反正怀孕时候不被保障，生了国家也不帮养。快点进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会对这些五毛和粉红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无论他们彻底躺平，还是倒地打滚，他们并没有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对于他们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个词送给他们，那就是活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背时”；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抵死”。当年那些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今天那些让习近平成为习近平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谈到普鲁士政府时曾经指出：“尽管它恶劣，它仍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同样的道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是分不开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白卫兵，不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吗？ 当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都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对刘晓波和张展的敬意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尊严，他们才配得上拥有自由和尊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