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為了向中秋節這個中國傳統佳節致意，包括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等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在微博發放視頻，用普通話朗誦蘇東坡在北宋熙寧九年中秋所寫下的經典之作《水調歌頭》，祝福中國民眾中秋快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在中美關係陷入低潮和對立之際，外交官的友好表示大致是行禮如儀，維持面子，不能看成是中美關係好轉的標誌。但國與國的交往，與人與人的交往一樣，也要講究基本禮節，只要還沒有斷交或撕破臉，彼此還是客客氣氣的好。 但是，中國官方還未發聲，中國的戰狼們已摩拳擦掌、惡言相向。一群中國網民認為，美國駐華使館並非真心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前兩天還在網路攻擊我們，逢年過節說兩句好話就擺平了？」、「心眼壞的說再好聽的話也沒人相信」、「給糖一定要笑嗎？」、「相由心生，再美的詩句，從強盜和騙子嘴中念出來，都不是那麼回事。」 更有不少中國網民專門挑選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去挑釁、刺激美國人的痛處。有人說：「提前預祝美國人九一一快樂。」有人說：「明天喝一杯，慶祝九一一事件二十一周年。」有人說：「大使先生的祝福我收到了，感謝，明天換我來祝福你們。」有人說：「明天是美國的好日子，正常的中國人都會送上祝福的。」不止如此，對於美國駐華使館發布的悼念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逝世的視頻，一些中國網民幸災樂禍地嘲諷道：「按照輩份來說，美國應該守孝三年。」 說這些話的人，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人渣。我寫過一本名為《卑賤的中國人》的書，自以為「卑賤」一詞比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中的「醜陋」份量更重，形容中國人的民族性更恰到好處。沒有想到，在這些言論面前，「卑賤」一詞不足以形容，他們不是「卑賤」，而是「惡毒」。這些人身上，帶著習近平身上那種陰溝中的氣味，那種遠遠就讓英國女王聞到並皺眉的氣味。中國不是只有習近平一個壞人，習近平是從千千萬萬卑賤且惡毒的壞人中脫穎而出的。習近平並不比大部分中國人更壞，習近平就是中國人性格、素質、品行的平均水平。批判習近平一個人遠遠不夠，必須直面誕生、養育、縱容、崇拜習近平的廣袤的「群眾基礎」。 當然，不是所有中國網民都如此惡毒。對於戰狼們的惡意攻擊，有中國網民直接跟帖，「拿別人的苦難當樂事，知道你是誰嗎」，「不笑災難是人的標準」，「真給禮儀之邦長臉啊」，「與文明漸行漸遠，內心骯髒至極」。也有中國網民對於美國使館的祝福表示感謝，並「祝美國永遠昌盛」。還有中國網民表示：「面對一條用心製作的真心祝福，用惡語相加作為回報，評論里有多少仇恨，就知道煽動仇恨者是多麼邪惡。」另一名中國網民說，「他們根本不會去想自己的仇恨從何而來，思辨能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奢侈品，守住心底的善良，期待明天的美好」。有一篇題為《美國駐華大使館中秋祝福下的評論，讓禮儀之邦蒙羞》的文章，討論了這一事件，在結論部分指出：「未曾想，多年後，我們的網友竟然墮落到拿著一個國家的災難或者說人類的災難進行嘲諷別人，這種認知的落差，絕對是對文明的傷害，給禮儀之邦蒙羞。」這篇文章很快被中國各大網站封殺。其實，中國從來不是「禮儀之邦」，而是人吃人的「魔獸世界」。近代以來，美國對待中國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過於善良地將豬圈當做人間。 明恩博的《支那人氣質》仍是認識中國人的入門書 美國國會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時，無數中國網民眼巴巴地希望中國軍方發射飛彈將其座機擊落。但中國軍方按兵不動，讓他們大失所望，甚至泣不成聲。有一個華為高級工程師的微信群組上，人人都摩拳擦掌，要出錢出力，收復台灣，留島不留人。話音未落，有一人發言說：「稍等片刻，我要下樓做核酸測試了。」一群被居家隔離、天天強制捅鼻孔的奴隸，偏偏以剝奪他人的自由為人生最高目標，他們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違和感。 他們將奴隸做到了奴才的地步，奴才比奴隸主的心理更陰暗。當奴隸主叫他們去殺人時，他們不會將槍口往上抬一寸，而是將槍口放低一寸，這樣能殺更多人。鄧小平下令武力鎮壓八九民運，其命令中並沒有直接說要開坦克碾壓手無寸鐵的民眾，但那些開坦克的士兵橫衝直撞地用坦克將同胞碾壓成肉餅。他們因為掌握了坦克這個鋼鐵機器，而有了掌握他人生死的宙斯般的權柄。極度的兇殘與極度的怯懦，完美地融合在同一個人身上。 美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真該學習和誦讀的不是蘇東坡的詩詞歌賦，而是從清末就在中國生活大半輩子的美國傳教士明恩博的著作《支那人氣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讀懂這本書，就能讀懂中國。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深受此書影響，他在去世前兩個星期還專門撰文推薦此書：「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明恩博在山東農村生活了幾十年，能說一口帶山東口音的漢語。他對中國懷抱深切的同情，曾遊說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將庚子賠款歸還給中國用於發展現代教育。但正因為他長期生活在中國，親身體驗到中國國民劣根性。他說過：「中國人並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務實和樂天的性格。在這些方面，他們都非常出色。他們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他還說過：「中國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種品性，就是側隱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中國人對於殘疾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難的人、陌路人、婦孺以至於牲畜都表現出同情心的缺乏，中國人對弱者最為殘忍。 明恩博還發現，中國人特別缺乏反抗不公不義的勇氣。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八年，華北地區爆發罕見的大饑荒，史稱「丁戊奇荒」。災荒的原因是天災加人禍：天災是旱災、洪災；人禍是全國各地瘋狂種植鴉片，導致莊稼種植減少。二百年難遇的丁戊奇荒，導致死亡人數高達一千萬，大半個世紀後這個數字才被毛時代的大饑荒所超越。明恩溥親眼目睹了這幕人間慘劇，他發現，很多百姓寧可無家可歸、舉家逃難，也不會團結一致向官府求助或抗議。即使地主家就在旁邊，災民也不敢去搶劫地主的糧食。他就此問題詢問很多災民，他們的回答都是「不敢」。他直白地告訴災民，反正都是死，與其白白餓死，還不如聚集起來爭取生存所必須的糧食。但災民面無表情地回應，連聲說「不敢、不敢」。多年之後，在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中，中國人仍是「不敢」反抗；在習近平悍然下令封城的暴政下，中國人依舊逆來順受。 民國時留美歸來的社會學家李景漢在評論明恩博的這本著作時指出：「我們自然不可讓人隨便有意地顛倒是非，但也不要諱疾護短。因為了解與承認自己的弱點，不是恥辱，惟有不努力從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恥辱。」中國人要擺脫豬的命運，中國要從豬圈進化成人間，就從研讀明恩博的《支那人氣質》開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官辦的中國作家協會本就藏污納垢 中國作家賈平凹的女兒賈淺淺，日前入選中國作家協會「2022年協會發展會員」。而她的「代表作」大都是充斥「屎尿屁」的新詩，一度在網上瘋傳。普通網友冷嘲熱諷，偏偏是名校中文系教授跳出來為之保駕護航。 賈淺淺除了有個著名老爸之外，本身亦大有來頭，為西北大學文學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陝西省青年作家協會副主席；獲「2017《詩人文摘》年度詩人」、「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詩人」等殊榮。 有網友爆料，賈淺淺高考只考了250分，一般人若是這個成績連專科都上不了，她卻順利進入重點大學西北大學，一直念到博士。她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賈平凹的書畫藝術》，光看這個題目就知道水準如何——賈平凹不是書畫家，其書畫作品根本不足以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但女兒寫老爸，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而且，賈淺淺讀博時的導師是一個謎，連博士論文也查不到。更傳奇的是，她一開始讀博就拿到副教授職稱，這一職稱是如何獲得的？ 今天的中國，仍是文革時遇羅克付出生命代價來反對的「血統論」的中國，如文革時那副對聯所寫：「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官場上有「官二代」，文壇上有「文二代」，貧寒子弟要想出人頭地，門都沒有。 賈淺淺的「屎尿屁」文學在網上引起熱議，連中央級媒體「中國新聞社」也看不過去，發表評論文章加以批評。文章認為：「文學鼓勵傳承，但不應該『世襲』。對於優秀的文學家來說，也不能僅僅是作品優秀，還應該注重家庭、家教、家風。」這個批評頗為委婉，但對賈府而言，卻如同「響鼓不用重鎚」，足以膽戰心驚。賈平凹是西北文化代言人之一，深受陝西和西安地方政府器重，但這一次事件，已超出地方政府控制範疇。他的女兒被網民批評，他無能為力。官府沒有出手保護，反倒落井下石，因為賈平凹不是作協主席鐵凝、副主席莫言那樣在政治上跟當局亦步亦趨的御用作家，當局樂見他成為被封控政策搞得怨氣衝天的民眾的出氣筒。隨即，中國作家協會發表聲明，將賈淺淺予以除名。其實，官辦作協向來藏污納垢，還有更多醜聞未被揭發出來。 官媒譴責賈家的世襲及家風不好，卻故意迴避更可怕的世襲是政治權力的世襲。習近平就是典型代表，他資質平庸，若非有個高官老爸，不可能脫穎而出、成為「一尊」。而習近平造成的危害比賈淺淺大千萬倍。 官媒更應當順藤摸瓜，在文化層面，賈淺淺庸俗不堪的詩文，源於毛澤東。毛才是當代中國屎尿屁文化的開創者，學習毛澤東這個好榜樣的，不單單是賈氏父女，更有刻意拿粗鄙語言來炫耀的習近平。習近平那些粗魯無文、漏洞百出的講話，早已在國內國際淪為笑柄，他本人卻視之為「接地氣」的「正能量」——這一切的判斷標準，都始於毛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在這篇劃定中共文藝政策的講話中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他特別加入「牛屎」這個細節，來顛覆乾淨與不幹凈的概念，來瓦解知識分子的尊嚴，知識分子階層要被中共踩在腳下。當時國統區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沒有注意到這篇講話，如熱心農村改革的梁漱溟等人，稀里糊塗跟著毛走，成為中共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打天下的光棍，只會說流氓的行話 毛在吟詩作賦、公開講話和私下言談中，都喜歡使用「屁」這個字眼。毛的崇拜者稱讚，這是大雅大俗、大開大合、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據毛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回憶，他初到領袖身邊工作，毛高聲發話：「王醫生，在我這裡工作不要拘束，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啊？」這句話說出後，毛失控地大笑起來，笑得連雙肩和頸部也抖起來。王一時不知如何應答。 毛將異議者的批評斥為「放屁」。反右運動時，他召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布置將右派引蛇出洞再一網打盡的「陽謀」。他說：「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 毛在接見外賓時，也常常不顧基本禮儀，說粗話，甚至色情笑話，以顯示其「勞動人民」本色。但他其實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從未乾過一天農活。據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回憶，他在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處長時，曾與毛會談：「毛澤東也來自農村，在外交會談正常進行中，經常用一些粗話，比如在談論另一個話題時，他把美中關係中的某個特殊問題，說成是比『屁』無關緊要。他的一位負責的女翻譯照翻不誤。」 毛還將屎尿屁寫入詩詞，在《念奴嬌·鳥兒問答》中寫道：「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復。」毛用這首詞來顛覆赫魯曉夫定義的「土豆加牛肉」的社會主義。那時，中國人飢腸轆轆，勉強果腹，哪裡有能力放屁！「放屁」是酒足飯飽的毛的特權。 毛最後一個貼身護士和情婦孟錦雲，在與毛打情罵俏時，曾提及毛「不須放屁」的大作。孟說：「主席，您寫不許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個屁。我都給您數著呢。」毛說：「噢，你還給我記著黑賬。活人哪個不放屁，屁，人之氣也，五穀雜糧之氣也。放屁者洋洋得意，聞屁者垂頭喪氣。」毛的意思是說，他放屁給赫魯曉夫聞，赫魯曉夫被他打敗了。 孟錦雲在毛身邊工作，小心翼翼地伺候毛，滿足毛的性慾，每天聞毛放的屁，連生孩子的權利都被毛剝奪。有一次，孟錦雲對張玉鳳透露說：「張姐，我都快三十歲了，我真想要個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說說。」她不敢直接跟毛講，可見對毛有多麼畏懼。張玉鳳把孟的意思轉達給毛：「主席，孟夫子想要個小孟夫子啦。」毛冷冷地回答：「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獨裁者連女人的子宮都要掌控。 毛喜歡使用的比屎尿屁更粗鄙的字眼是「操娘」。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毛澤東用這個難聽的辭彙對罵，中共上層的政治鬥爭往往從罵娘開始。彭被毛逼到絕路上，當眾絕望地大吼：「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還不行？」毛胸有成竹，緩緩回應說：「（延安時）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彭已成瓮中之鱉，毛是關門打狗。從這番對話中看出，中共是土匪團體，流氓本色，不加掩飾。 毛的「造反有理」，其實是「強盜有理」，強盜可隨意放屁、隨地大小便。難怪李登輝在千島湖事件之後，譴責中國是一個「土匪國家」。李登輝指出：「官員眼中沒有國民和人民，只是一味地中飽私囊，為了家族而『儲蓄』。中國人這樣的價值觀，到了現代也沒有改變，所以演變成共產黨全體幹部的貪污問題。要讓中國人能理解他人的權利和人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來就沒有改革開放，只有讓共產黨高官先富起來 北戴河分贓會議之後，李克強於八月十六日去南方考察，在「改革開放的橋頭堡」深圳，各種劇目漸次登場：向鄧小平銅像獻花、召集六省領導財經座談、巡視鹽田港及比亞迪汽車，一路上談的全是改革開放，彷彿對昔日鄧小平南巡的路線亦步亦趨。李克強指出：「不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十七日，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以頭版的位置，報導「李克強敦促動能強健的地區穩固經濟」，同時配上李克強微笑揮手的斗大照片。 《南華早報》早已被馬雲收購，鑒於香港被中國劣質殖民的慘狀，這家有百年聲譽的報紙早已不能代表自由世界的聲音。日前，在香港居住二十八年的英國人、《南華早報》資深編輯Cliff Buddle在個人專欄宣布，他已離開香港返回英國，他無法忍受香港的若干政治因素，例如國安法、大規模拘捕以及「無盡的花言巧語」，他在香港的珍貴回憶都屬於「已完結的時代」。過去幾年，他試圖在鋼索上行走，如今這個空間愈來愈小。在此背景之下，《南華早報》凸顯李克強的正面形象，是替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商人和企業家階層發聲，希望重新回到埋頭髮大財的時代，而李克強似乎可以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 習近平「尊毛攘鄧」的今天，「改革開放」成了一個神話，誰念這個咒語，就能芝麻開門。若干救黨派、開明派乃至海外華人，聽到「改革開放」的說法，頓時如絕處逢生、久旱遇甘露。然而，正如我在《偽裝的改革者：鄧小平與蔣經國》一書中所指出的，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偽改革開放的列車，終點站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當年的大學生和市民都太幼稚了，以為鄧小平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爺爺，以為他們一上街，鄧小平就會自動放棄垂簾聽政。當他們發現士兵的槍管中射出來的不是橡皮子彈，而是開花彈時，想躲避卻已太晚了。 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改革」而言，只是行政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是要提升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能力，而不是還政於民、鞠躬下台；就「開放」而言，只是搭上全球化的順風車，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華爾街一起奴役、壓榨數億奴隸勞工，然後讓紅二代個個富可敵國，而不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開放。 鄧小平的偽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究竟是哪些人？看看花花元帥葉劍英的孫女葉明子的高調時尚生活就一目了然：葉明子是葉劍英最疼愛的孫女，七歲隨父母移居香港，父親主管保利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倒賣軍火，點石成金。葉明子從小就坐專機出行，以為飛機單單是給一家人乘坐的，後來去英國留學乘坐民航班機，才發現原來飛機上可以有很多人。她在英國入讀全球最著名的藝術設計大學聖馬丁大學，往來的同學非富即貴，連英國貴族都賣力巴結她。二零一零年，葉明子的婚禮在北京太廟舉行，丈夫是美國銀行家。婚紗是她自己設計的，她在英國的那些功夫恐怕全用在這上面了。婚禮上那些高貴的珠寶首飾，是號稱給歐洲皇室做珠寶的卡地亞提供的，她媽媽還傳了她一枚卡地亞的古董戒指作嫁妝，價值三千萬。那些為鄧小平的偽改革開放歡呼雀躍的韭菜們，先好好欣賞一下葉明子的世紀婚禮，看完之後，或許就會保持沉默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李克強的改革開放，都跟韭菜沒有什麼關係。 反習不反共，到老一場空 高舉改革開放大旗的李克強，由此站在了習近平的對立面？這是畫餅充饑的聯想。李克強不是習近平的敵人，正如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敵人、朱鎔基不是江澤民的敵人、溫家寶不是胡錦濤的敵人。在中共的權力體系中，作為總理的「男二號」，永遠充當作為黨魁和軍頭的「男一號」之配角，兩人必然形成嚴父慈母、暴君賢相的權力結構。此種權力結構，並非始於中共朝，早已在兩千年帝制傳統中屢試不爽。如果連這個常識都明白，將影帝當救星，那就是自己找死，絲毫不值得同情。 在中央黨校當了四十年教師的蔡霞，逃到美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救黨運動，中國海外民運群體和西方主流媒體，紛紛將其當做打倒習近平的新式武器。蔡霞的「換人」理論，正中這些人下懷，兩者一拍即合。於蔡霞而言，一旦習近平被中共黨內「健康力量」換掉，中國恢復改革開放的太平盛世，她就可以像英雄一樣凱旋；於過去三十年跟中國打得火熱的西方「擁抱熊貓派」而言，李克強是溫和派、務實派、開明派，是可以跟西方「雙贏」的好人，所以他們無比重視為李克強的品牌代言人蔡霞的言論。 每當李克強有一點貌似跟習近平不一致的言論，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蔡霞立即兩眼放光，兩頰緋紅，心跳加速。她說：「李克強，汪洋他們也很不容易，在各自的崗位上很努力地在減少損失。」她又說：「從北戴河出來後，李南下拜謁鄧小平塑像，強調改革開放；習北上再看遼瀋戰役紀念館，憑弔革命和內戰。這不僅是這兩人的分歧繼續表面化而且暗含著中國未來走向。中共把持著中國，二十大前是中國人命運的十字路口。現在李克強此次的深圳講話被官媒撤下，微信傳發被審核阻攔，難道中國人只能當西朝鮮奴民？！」她還說：「中共宣傳系統鐵了心地阻斷李克強努力推進改革開放的講話影響，鐵了心地為習倒退大力造勢。中共黨宣系統以此進一步公開強化習李之間的方向路線根本性分歧。中共黨宣的毫不遮掩，毛時期、鄧胡趙時期都未曾出現如此情況，表明二十大前中共黨內鬥爭空前激烈。」 此類言論，對歷史與現實極度無知。第一，毛時代發生過多次真正的「路線分歧」。毛在大字報中公開說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說他身邊躺卧著赫魯雪夫，這才是你死我活的路線分歧。然後是黨章上明確規定的接班人和副統帥林彪叛逃墜亡，這不是路線分歧又是什麼？我不是黨員，更不是黨校教授，但還粗略知道這些歷史。蔡霞這名黨校教授難道對本黨的黨史一無所知？ 第二，習近平和李克強並無路線分歧，中共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確實一以貫之。習李在表達上和姿態上的差異，只是各司其職——暴君向百姓施加酷刑，賢相再給百姓以安撫，如此而已，其目的都是維持權力的壟斷、讓百姓自願為奴。李克強絕對不是廢奴主義者，而是奴隸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 第三，蔡霞不是呼籲民眾從中共的洗腦宣傳中掙脫出來，走向自由與解放，而是希望民眾支持李克強，支持「換人」計畫。然而，中國的問題，難道是靠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能解決嗎？即便習近平倒下，李克強取而代之，也不可能將中國帶往康庄大道。李克強與習近平的差異，只是跳蚤與蟑螂的差異。 當年，中國人換不了毛澤東，只有等到毛的肉體死亡，文革才能結束；如今，中國人照樣換不了習近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走向帝制。中國的問題，不是換人的問題，甚至也不是換黨的問題——今天的俄羅斯，共產黨早已成為在野黨，但普京的統治有比史達林更文明、更民主嗎？ 毛澤東和習近平都是中國人的標配，周恩來與李克強也都是中國人的標配。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以及領袖的副手。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需要十四億中國人換腦、換心，換上能獨立思考的大腦，換上能自由呼吸的心靈。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病人」就是習近平 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從來不會發表有新聞價值的報道。沙子中能找出金子來嗎？有趣的是，人們紛紛轉發該網上的一則舊新聞：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習近平參加全國人大湖北代表團審議時，一眼就認出十堰市太和醫院黨委書記羅傑，該醫院曾組織十人醫療小組，成功救治了一名八十七歲的武漢病毒患者。這個故事曾被共產黨的喉舌廣為報道，顯示共產黨政權很在乎民眾的生命。習近平兩度讚揚說：「什麼叫人民至上？這麼多人圍著一個病人轉，這真正體現了不惜一切代價。」 人們關注的不是這則報道本身，而是習近平的精彩名言「這麼多人圍著一個病人轉」——習近平果然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言簡意賅地用一句話、十一個字概括出中國的真相與本質，比西方的中國通們汗牛充棟的研究中國的著作還要準確。 多年前，我讀過一本名為《英國病人》的小說，如今則看到了「中國病人」的感人故事。真正的「中國病人」，不是那名死裡逃生的、平凡的老人，而是看上去比之年輕、比之健康、滿面紅光、還能腳踢足球的習近平。 受到嚴密保護的習近平不會染上病毒——他躲在中南海的密室中，偷偷嘲笑很多西方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先後「中招」。但是，習近平患的卻是更另一種嚴重的病。他不知道自己病了，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卻知道他病了。但沒有人敢公開說習近平生病了，正如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沒有人敢說皇帝什麼也沒有穿。說習近平生病了的人都被他關在監獄裡，比如任志強，就因為說出這個真相和常識而獲刑十八年，惱羞成怒的習近平要將其關押至死。 中國的很多網民已經摸索出戴著鐐銬跳舞、戴著口罩說話的技巧。人們在轉發這則新聞時，意味深長地評論說： ——最逗的是「來源：學習小組」，這篇文章由學「習」小組發出來，諷刺太到位了。 ——全國人民圍著一個瘋子轉又怎麼說？ ——「這麼多人，圍著一個病人轉」，很好概括了中國的體制。只是不知道這個病人指的究竟是誰呢？ ——此小學生概括能力還挺強的，十四億人圍著一個神經病轉。 ——論中國領導人的自我認知能力。 過去三十年中國取得的「進步」，居然被一個人一夜歸零，可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資深媒體人劉維尼在一篇臉書貼文中，談到很多命運被習近平的防疫政策改變的人：在上海封城期間抑鬱症越發嚴重，最終跳樓了斷自己生命的製片人；和在加拿大的妻子分別三年，一直不能見面的北京中年男人；在武漢封城七十六天中，每天度日如年、幾近崩潰的單身女孩；從事冷鏈工作，連著兩年每天都要做核酸檢測、天天被「捅」的超市員工；不能正常上課近三年的小學老師，不斷見證孩子們的心理問題與日俱增；莫名其妙被通信大數據「掃到」、無端被隔離幾次、失去人身自由的城市居民；去日本旅行然後被滯留在日本、對中國越來越失望，現已獲得日本經營管理簽證的體制內大佬；被中國的防疫封控快折磨瘋，下決心賣掉北京五套房，發誓再不回中國的總編輯；在體制內尚有良知、價值觀備受煎熬和挑戰的高層公務員，他如此描述自己：「你那麼討厭那些人，和他們對峙了那麼久，最終卻變成和他們一樣。」從這些身邊不同階層的人物的遭遇中，劉維尼得出結論：在專制國家，每個人都是演員——頂層忙著欺人，底層忙著自欺。 最可怕的，不是病人，而是讓病人胡作非為的專制體制 一個病人，可以將十四億沒有病的人玩弄於股掌之上，是什麼樣的體制縱容病人有權這樣做？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一生深受專制體制之害，他生前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未來的中國是否會回歸毛澤東時代，甚至是文革復辟？習仲勛去世前，曾與另一名元老彭真閑談。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仲勛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習仲勛卻沒有料到，黨內果然再出了一個毛澤東，偏偏就是他的兒子習近平。 習近平何以成為習近平？有些救黨派公知認為，換掉習近平，回到集體領導時代就萬事大吉。然而，多名寡頭共治與皇帝個人獨裁，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共產暴政可以在這兩者之間不斷轉換：毛時代是個人獨裁；文革結束後是多名寡頭共治；到了習近平時代又是個人獨裁，始終換湯不換藥，因為共產黨從未想過還政於民。王岐山在來訪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面前承認，再高明的醫生也不可能給自己動手術。換言之，共產黨不可能主動進行放棄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 在一黨獨裁體制之下，無論是胡溫時代的九龍治水，還是習近平時代的走向帝制，結果都是殘民以逞、苛政猛於虎。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充分發揮想像力，描繪了「老大哥」用雙面電視屏幕控制民眾的幽暗未來。卻沒有想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習近平的「數位極權主義」比《一九八四》中的場景可怕千百倍——網路與手機成了「老大哥」奴役民眾的工具。在中國，沒有健康碼，寸步難行。封城或不封城，所有人都在等待習近平一個人發號施令。這是一個沒有人承擔責任、沒有人認錯的權力體系。 奧威爾不知道中國的極權統治會比蘇俄更長，但他筆下的《一九八四》可以被當做觀照中國的一面鏡子。評論家大衛·布林指出，無論在哪一國的圖書館裡，翻開冗長而枯燥的歷史典籍，呈現在眼前的必然是統治者做出的一連串錯誤決策。即使不懂複雜的社會理論，我們也能把那些歷史深處的過錯看得一清二楚。過錯往往可以追溯至一個人性的普遍弱點：自欺。它就像一根鏈條，串聯起歷史上的諸多災難。就算是偉人，也往往會不顧他人勸阻，自欺欺人，最終走錯致命的一步。奧威爾不僅用筆杆子討伐專制統治的殘暴，還討伐了暴政的本質：愚蠢。他揭示了大洋國內部那些驕奢殘暴卻號令天下的寡頭政治首腦們怎樣榨乾了一個國家的所有財富，只剩下貧窮的皮囊。這些人的政治花樣不斷翻新，實施極權統治的借口卻基本上代代相傳，一成不變。縱觀各國歷史，權力階層的政治花樣包括愚民，轉嫁仇恨，控制言論；其最終目標無非是消滅批評聲音，在短期內保持統治地位……，結果將他們領導的國家拋入長期的水深火熱之中。 邪惡的制度打造了一個邪惡的病人，這個邪惡的病人又利用邪惡的制度變本加厲地作惡。他聽到的全都是祝他萬壽無疆的阿諛奉承。中國文青聚集的豆瓣網上有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認為這個世界上最終極的邪惡是什麼？」有個人小心翼翼地回答說：「說了，號就沒有了。」他似乎什麼也沒說，又好像一切盡在不言中。在中國，說這樣一句話也不安全。很快，豆瓣網發出一份通知：你發表的「說了號就沒有了」或該動態所分享的內容，有含有激進的時政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現已被移除。如果你的發言近期多次被管理員刪除，你的賬號可能會受到禁言或封禁處罰。再以後，就是國保警察上門查水表了。 有人說，二十年前的中國，會用網路，會用智能電子設備，是一種高級生存技能；二十年後的中國，不使用網路，不使用智能電子設備，是一種必備生存技能。這就是中國的進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用病毒來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懼來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軍律師在臉書上發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現在，進入北京任何公共場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時核酸檢測證明。沒有核酸，寸步難行。孩子居家學習、上課，早已不再指望何時可以開學了，但每天還要在家長群里接龍核酸檢測。早上七點檢測開始，妻子會在六點前下樓排隊，爭取排得靠前一點；我六點半叫醒孩子，帶他們下樓，早做早完，回家吃飯，群里接龍彙報，打開電腦準備上課。核酸檢測悄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環節。」 梁小軍猛然發現：「我們都是在這一輪輪核酸檢測中，由適應而至馴服。我們不再去想核酸檢測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只是每天機械地去排隊，張開嘴讓大白捅我們的嗓子眼，因為學校要求、單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園要求……馴服很容易。當我們像那些核酸檢測機構一樣離不開核酸檢測的時候，我們就是被馴服、被體制化了；而那些機構則因利益在不斷強化這種馴服體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軍所說的「大白」，民間也稱為「白鬼子」、「白衛兵」、「白納粹」、「白衣衛」、「白無常」。過去，中共政權用國安、國保監控和迫害異議人士，一般人認為，只要不主動反共，假裝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會來為難你，普通民眾確實很少有機會享受到被國安或國保請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兩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說封鎖就封鎖，出馬的不是國安或國保，而是冠以志願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兩年多以來，不僅沒有弱化共產黨的統治，反倒大大強化了其極權控制模式。習近平無法將自己打造成像毛澤東那樣具有卡里斯瑪魅力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讓大多數民眾死心塌地地愛戴他，有紅衛兵將毛像章的別針別到胸膛的血肉里；但是，習近平卻能讓民眾恐懼，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幫手——人們可以不怕習近平，卻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過於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統治的。 習近平曾聲稱他喜歡讀《商君書》。整本都是文言寫成的《商君書》，這個小學生能否讀懂，值得疑問。但他至少學會了商鞅的「馭民五術」：一民（統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國強民弱，民眾無反抗之力）、疲民（讓人肉體上忙得沒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剝奪民眾的自尊，讓民眾甘願當奴隸）、貧民（讓民眾處於貧困狀態，最多滿足基本生存，人窮志短就不會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數千萬被封鎖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歡天喜地迎來解封，然後又有很多居民區重新遭到封鎖。被封鎖的人通常不會詛咒習近平和共產黨，只是自認倒楣；沒有被封鎖的地方的人們高呼幸運，只要還有比他們更慘的人，人們就能感覺良好。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將人馴化成豬的實驗室。在中國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歐威爾在《動物莊園》或《一九八四》中的情節更離奇和誇張。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監獄，高牆上寫著「歲月靜好」——只要你安靜，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獄卒就將你拎出來殺雞儆猴。人們學會了沉默是金，慢慢適應原以為無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內部逐漸出現階層分化，牢頭獄霸產生了，靠幫助獄卒維持秩序而獲得特權。日復一日，人們從嫌棄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獄卒允許乃至故意挑撥囚犯內鬥，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幾年過去，這群人不再覺得沒有自由，當有被關進來的新人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時，會異口同聲地反駁說：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監獄，可能連一口稀粥都沒得喝，還是這裡好，千萬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誰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夥將他幹掉。 從「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到「習近平的志願行刑者」 美國學者戈德哈根寫過一本掀起軒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他根據大量史料得出結論：由於德國人認為屠殺猶太人是正義的，所以他們經常積極主動地去消滅猶太人，有時是根據上級的命令處決猶太人，如果沒有上級的命令，他們也主動殺害猶太人。他舉出一零一刑警營屠殺猶太人的例子說明，這些人都是普通民眾，並非正規軍和員警，他們的正式工作同屠殺猶太人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並沒有人命令或強迫他們去殺猶太人。他們是在當時屠殺猶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動要求去殺猶太人的。他們想去屠殺猶太人的願望並沒有被認為是一種病態的反常的心態，他們甚至將殺人當做一種享樂。 美國學者科夫頓在《納粹醫生》一書中研究醫學屠殺與種族屠殺心理學，他指出：「納粹的醫生們被賦予奧斯維辛這個屠殺系統的許多責任：篩選受害者，讓這部身體和心理的殺人機器運轉，對集中營的屠殺功能和勞動功能進行平衡。雖然醫生們不管理奧斯維辛，但他們為它增添了一種墮落的醫學光環。」一位近距離看過這個過程的倖存者說：「奧斯維辛就像是一場醫學手術」，「從一開始到結束，屠殺都是由醫生來領導的。」這些醫生大多數都是普通的醫療從業者，此前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但是，殘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會化得去殺人。「人適應環境的天賦，很好地發揮過作為物種的作用，如今這種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適應業已出現的種族滅絕制度，適應盛行的種族滅絕心態。」 美國學者阿倫在《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一書中，通過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居民的長期跟蹤採訪，揭示了納粹在地方層面運作的秘密。他發現：「城鎮中的社會凝聚力存在於俱樂部生活中，在納粹統治早期，這就被破壞了。隨著社會組織的逝去以及恐怖體系的現實，小鎮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產階級是這樣，甚至工人也是這樣，因為通過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破壞，由大俱樂部所創建起來的全部複雜的社交聯絡都受到了影響。通過將小鎮民眾分解為互不聯繫的分子，納粹可以讓由此形成的大眾去往任何他們希望的方向。」納粹精通群眾心理學：「小鎮上的納粹分子好像精準地知道該說什麼，什麼時候說，知道做什麼，怎麼做，以便贏得大部分鎮民的選票。他們針對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精心策划了講座集會、盛裝遊行、舞會、軍事演習……他們會根據每一次活動的反饋仔細地總結經驗，修改下一場活動的安排。一切，都是為了掌權。」納粹將選舉變成一種「分期政變」，用選舉的方式終結了選舉、終結了民主、終結了自由。 這三本研究納粹的著作，也可以拿來當做觀照今日「白衛兵」橫行的中國。當年，毛澤東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今天，比毛澤東更狡詐的習近平不會寫《上海封城考察報告》。但兩人的統治秘訣極其相似：毛澤東利用農村痞子以及後來的紅衛兵破壞傳統社會的秩序、倫理與道德標準，習近平則利用城市的邊緣人和失敗者作為「白衛兵」——有一位上海的臉書朋友貼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區的一名「大白」，原來是一個左鄰右舍都討厭渣男，沒有人願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護服之後，立即像是念了咒語之後神功附體的義和團拳匪，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對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隸主對待奴隸。這就是習近平想要的效果——他親眼目睹貴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父親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紅寶書作為尚方寶劍的紅衛兵的毆打。他不同情父親的落魄，反倒從紅衛兵身上找到權力的魔戒，他要用這種魔戒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借口，「白衛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鄧小平那樣命令軍隊開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揮手讓「白衛兵」像殭屍一樣橫行。 漢娜·鄂蘭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總是完全依賴於社會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釋放之前，所有有組織的對抗都必須消失。」在讓民眾自願為奴的意義上，習近平比毛澤東之後歷屆黨魁都做得更為成功。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李銀河的幸福感從何而來？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擁有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微博發表一篇驚世駭俗的短文《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文章引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中美經濟的比較研究的一份報告認為，若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衡量，中國已經高出美國百分之十五。「能親眼見到、親身經歷這個變化，是此前千百萬代中國人沒有過的幸運。本人生於一九五零年代，應當說我們這代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 除了哈佛報告，李銀河列出的兩大「如此幸運」的論據是：其一，出生於戰亂結束的年代，如今進入古稀之年時，已經僥倖過了七十個和平的年頭。其二，這代人親身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劇變，如今可以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享受消費完全不用現金的現代生活方式。所以，「我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幸運的一代人，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 然而，這兩大論據都大有值得推敲之處。其一，李銀河出生以來的七十年，中國並非沒有戰爭，中國捲入韓戰、台海危機、中印和中越戰爭，戰死官兵多達數十萬人，比八路軍在抗戰中死的人多得多。中共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殺戮，慘烈程度遠甚於戰爭。毛時代的大饑荒，活活餓死數千萬人，超過中國在二戰中軍民的死亡總人數。和平年代的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調動野戰軍進北京城屠數萬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當時在北京的李銀河難道如此善忘？ 其二，中國經濟固然發生了劇變，但就連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承認，六億民眾月收入僅千元，這些人不可能像李銀河所說的那樣「隨心所欲買到所有生活必需品」。而李銀河引用的哈佛報告中的有關數據，源頭都來自中國政府，這些數據當不得真。李克強曾親口對前美國駐華大使雷德說，中國的GDP數據是「人造」的——這算不算是泄露國家機密呢？ 李銀河不是第一次發出此類奇談怪論。二零一零年，薄熙來垮台之前，她在微博上發表短文《薄熙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文章寫道：「在重慶成功掃黑之後，薄熙來又開始發動反腐，採取獎勵實名舉報的辦法，重慶的吏治將會更加清明起來。」她的結論是：「在我看來，薄熙來的作為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如果有一批薄熙來這樣的人，共產黨就還有希望。」幾個月後，薄熙來就垮台了，她對此保持沉默。三年後，李銀河又發表一篇題為《從習近平吃包子說開去》的文章，聲情並茂地寫道：「近日，習近平走進一家包子店，吃了幾個包子，自己掏出二十一元錢結了帳。這件事引起普遍好感，對於新一屆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大家的信任感與日俱增。」她的結論是：「從習近平吃包子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官員完全可以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奉公守法沒什麼特殊利益的公務員，現代政治家，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只知道作威作福的大官；共產黨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遵守憲法的執政黨，而並不一定要成為傳統中國專制獨裁式的統治者。」 這兩篇文章自相矛盾，非常有趣。看來，在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不一定具有基本的生活和政治常識；與絕頂聰明的作家王小波做了十八年夫妻，也不一定接受了丈夫堅持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李銀河的幸福感，來自於她本人是既得利益階層——其父母是一九三零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老八路」，後來成為《人民日報》創社元老。她從非一流大學的山西大學畢業，卻能進入國務院研究室，一九八二年拿到公派留學美國的稀缺名額。在所謂改革開放時代，她又能憑藉留美博士學歷，進入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流動站——北大博士後流動站，然後進入中國社科院，後來又成為超級暢銷書作家。 你以為自己是老闆，其實是行貨 李銀河為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的社會學研究，而是因為她是王小波的遺孀；正如張香華被公眾所知，不是因為她是詩人，而是因為她是柏楊的遺孀。張香華決定禁止出版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李銀河成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粉絲，她們身為「未亡人」，卻自告奮勇地充當已故先生的敵人。 二零零九年，李銀河曾為中共殘暴的計劃生育政策辯護：「一旦取消計劃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賽令，家家戶戶又都上了賽道，看誰跑得快，生得多。……我們如果按照中國的資源狀況定一個人口四億的目標，那麼計劃生育就不是危險的使中國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勵生育。」中國人口要下降到四億，大概只有實行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那就先從少數民族開始，這就是習近平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做的事情。李銀河的高論發表十多年後，中國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中共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危害，開放二胎乃至三胎，似乎是狠狠打臉李銀河。 李銀河以老闆的身份高談闊論，卻不知道她只是行貨。什麼是行貨？王小波在《行貨感和文化相對主義》一文中，從《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與宋江間的一段故事講起，宋江被刺配到江州，戴宗是監獄長，居高臨下地說：「你就是我的行貨，我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王小波由此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上山下鄉時代，被呼來喚去，被指示著干盡荒唐事，十足一個行貨。所謂行貨，其實就是奴隸，人家支配你幹什麼或對你有怎樣的定義，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 王小波和李銀河都當過知青，知青就是行貨，就是奴隸——毛澤東讓上千萬城市青年奔赴山鄉，不會徵求他們本人的意見，也不在乎他們內心愿意或不願意。王小波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得出結論：「中國的許多典籍，自孔孟以來，講的全是行貨言論。」中國的諸子百家，大都是研究愚民政策和奴隸哲學。 王小波特別敏感於專制政權對人的捉弄。捉弄，源於不尊重，甚至對人的蔑視，也就是不把人當人看，這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傳統。王小波在《人性的逆轉》一文中寫道：「有些人認為這種（知青）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王小波說，「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繼而認定在忍受了那些痛苦、做出了犧牲之後，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崇高的審美衝動，那就近乎是一種受虐狂的特徵。美化此種經歷，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王小波寫這段話時，大概不會想到他深愛的妻子卻是一個受虐狂。王小波去世多年之後，李銀河在自傳中透露了她對於虐戀的喜愛：「我的性傾向中有很深的虐戀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覺是不會錯的。我畢生研究和寫作的衝動全部應當追溯到我對虐戀的喜愛。」由於對虐戀的喜愛，她還寫了一本關於虐戀的性學研究著作《虐戀亞文化》。她後來有一個同性伴侶，彼此虐戀，這是她個人的性取向，她洋洋得意地公開展示，但並無多少討論的價值；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是，李銀河還有另一個虐戀對象——中國共產黨。 王小波認為，毛時代，乃至整個共產黨統治時代，是一段無理智、無趣、荒唐的年代，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時代是最醜陋的時代。他對此做了個簡單而準確的解釋：「就是伽利略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李銀河所說的最幸運、最幸福的時代，而是王小波所說的最恐怖、最黑暗的時代。王小波被這樣一個時代吞噬了，李銀河卻為這樣的時代添磚加瓦、塗脂抹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王滬寧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羅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機用戶陸續接到電信公司簡訊通知：國際及台港澳電話及簡訊功能將自動設置為關閉，用戶若需要接收國際電話及簡訊，必須向電信公司申請並登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三大電信公司都已證實此事，正式的紅頭文件也在網上流傳，包括浙江、河南、江西、遼寧、貴州等省的電信公司都已陸續公告。 三大電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擊境外詐騙電話」。這個小小的理由與三大國有電信公司的大動作相比，顯然不成比例。為了預防一種犯罪活動而封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正常聯繫，就如同發現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將在水中洗澡的嬰孩一起倒掉一樣。境外電話詐騙固然猖獗，但境內的電話詐騙更為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難道下一步為了根除境內詐騙電話，就要徹底取消電話、手機和網路嗎？ 據海外媒體披露，此一看似技術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下達的政治命令。王滬寧是復旦大學如假包換的博士及政治學教授，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顯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會危機極權統治的根基，所以才會悍然下達這個帶有強烈的閉關鎖國信號的命令。 中國正在實施嚴厲的清零封控政策，並且企圖將這一政策作為打造動物農莊的實驗，以及戰爭動員的預演。就連溫順如綿羊的中國民眾也開始對於這種文革式和納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發不滿，北大、北師大、復旦、天津大學已出現多次學生聚眾抗議，甚至有學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義，打倒習近平」的口號。中共當局更加擔心西方國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實情況傳入中國境內，引起民眾的更大反彈。所以，逐步斷絕中國與國外的通話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確保中共江山不變色的唯一選擇。 在中共現任七常委中，王滬寧是最低調、最少新聞報道、最不苟言笑的一個。這不是因為他謙虛，而是因為他更喜歡躲藏在幕後操作。作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黨魁的心腹智囊，王滬寧經歷三朝而不倒，在中共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王滬寧大概永遠都不會寫日記，不會給後世留下他的真實面目和思想的記錄。所以，讀希特勒的「精神導師」、納粹黨「大祭司」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日記，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滬寧真面目的鏡子。羅森堡是納粹元首的意識形態代言人，他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賣了超過一百萬冊，跟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一樣，被當成納粹意識形態經典。他的「惡魔日記」在消失半個多世紀後，經過一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重新被發現、整理並發表。這本日記記錄了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羅森堡與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國高層的複雜鬥爭等隱秘內幕，被研究者視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變及第三帝國興亡史的重要史料。「無論你需要多少錢，我都給。羅森堡，屬於你的偉大時刻已經來臨，」希特勒曾經對他忠貞的副手說。「我沒必要用長篇大論的文字來表達此刻的心情，」飄飄然的羅森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將自己的思想變成了現實，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惡行變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屠殺猶太人；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殺維吾爾人等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少數族裔。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對德國人洗腦；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將中國人封閉起來再洗腦，他們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復轍 電信公司切斷中國與外界的通信並非孤立的個案。五月十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召開黨組會議指出：「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移民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還稱，「境內人員仍需繼續堅持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戰略成果」。 從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傳出消息，中國暫停辦理護照，暫停辦理非緊急的出入境簽證安排。過去一年，中國護照的簽發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華人也無法續簽新本；有人回國等候大半年，也沒能更新護照，無法再出境。很多網友反映，他們在美國有工作，但是護照更新時卻沒有獲准。 現在的政策是「暫不簽發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件」，很多人也將其理解為「暫時」，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緊。更有專業人士表示，暫停發出非緊急出入境證件與疫情有一定關係，但非主要原因。該措施是要集中資源力量，應對對美國的貿易和金融戰，為配合實現內循環和與美國脫鉤做準備。 與之相對應，從五月下旬起，英國、加拿大、丹麥、義大利、紐西蘭等國先後宣布關閉在北京的簽證中心，所有預約都被取消。有網友哀嘆，原本以為二零二零年最難，沒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難，更沒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國比前兩年還要難。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閉關鎖國的覆轍。自鄭和下西洋之後，明帝國對遠洋航行和海外貿易失去了興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寶船航行的做法，當時海外對大明的瓷器、茶葉有著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寬銷售渠道，多賺點銀子回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為首的一些儒家教條主義者卻悍然燒毀鄭和的航海日誌、造船圖紙等資料。劉大夏振振有詞地宣稱：「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當時的兵部尚書附和說：「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劉大夏後來果然當上了兵部尚書。而劉大夏並非庸碌之輩，他曾毛遂自薦治理黃河水災，黃河兩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為河神，每年都要進行祭拜。 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指出，明朝是中國命運逆轉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朝廷設法嚴密規範和控制社會，國家的專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經濟機會和誘因」。與此同時，西方卻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這兩位學者認為，共產黨中國打造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據專制路線安排的經濟體系中，確保強而有力的創新。中國已經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但其成功是出於解決狹隘領域的特定問題，出於因應政府的要求。然而，「攸關未來成長的廣泛領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續創新，不但取決於解決現有的問題，也取決於夢想出新問題，這樣就需要自主性和實驗。你可以提供巨量資源，可以命令個人努力工作，卻不能命令眾人生出創意。創意是持續創新的要素，極度依賴大量的個人實驗、然後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規，經歷失敗，而且偶爾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你怎麼可能實現這一切？」 所以，兩位學者的結論是：中國像所有專制式成長的前例一樣，在這項任務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國再次閉關鎖國，證明中國從來沒有走進自由的窄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十四年前，我已斷定李克強庸碌無能。 最近，「習下李上」的傳言甚囂塵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彷彿一旦李克強取代習近平，中國的天就亮了。 然而，當李克強還是封疆大吏時，我就已斷定，他連當一個縣官的能力都不具備。李克強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併當上總理，並非像當年主政四川的趙紫陽那樣有經濟改革的政績、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呼聲，恰恰相反，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淪為「優敗劣勝」，平庸成為入常的門票。 一九九八年，年僅四十三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河南便是中國的「廢省」，文明最古老，現實最慘烈，僅愛滋病的泛濫就觸目驚心——二○○五年河南省愛滋病死亡人數高達全國的五成五！李克強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這一人禍，繼續打壓醫學界和媒體，隱瞞愛滋病災情。被譽為中國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潔醫生因揭露河南愛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嚴酷打壓。河南地方當局歪曲真相，聲稱愛滋病泛濫是因為賣淫嫖娼，高耀潔卻指出：「現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人瀕臨死亡邊緣，事實上，絕大多數愛滋病患者是通過賣血或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蹤、竊聽和訴訟等手法打擊這位說真話的老人，甚至還株連九族：高耀潔的女兒郭炎光，因為母親的「防愛」事業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關係也受到嚴重影響。李克強在任期間，河南接連發生焦作、洛陽大火，燒死三百餘人；兩次煤礦大爆炸，遇難一百八十人。李克強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質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騰之下，李克強調離河南，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在其任上，作為東北工業大省的遼寧經濟急劇衰敗。二○○七年，李克強入常前幾個月，遼寧省鐵嶺清河特殊鋼廠廠房內二十七噸一千五百攝氏度的鋼水瞬間傾翻，當場造成三十二人喪生、六人重傷，成為一九四九以來中國鋼廠最重大的生產事故。極為恐怖和慘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卻的鋼里，凝固成一塊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鐵餅子，已無法辨認出完整的屍體，只能勉強發現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帶、手機套等。事故發生後，廠區全面戒嚴，對外封鎖消息，不準死難者家屬接受媒體訪問。事後，李克強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直升為常委。我當時就撰文抨擊李克強及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李克強與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獲得破格提升。這充分表明，共產極權體制早已喪失了生機和活力。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論獨裁》一文中早已發現這一秘密。他寫道：「政黨政綱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變成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瑪魅力的官僚：「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沉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的統治。不過，由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知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 今天，難道因為習近平「更壞」，就要擁抱「次壞」的李克強，將其視為撥亂反正的大救星嗎？ 有多少中國人，都自詡為「中南海的聽床師」？ 在絕望與黑暗中的中國人，剩下的最後一種娛樂或最後一種身份就是「中南海的聽床師」。他們將解讀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央視《新聞聯播》發展成一種高級闡釋學。他們每天目不轉睛地盯著此類官方喉舌，仔細研究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幾次、李克強的名字又出現了幾次，乃至播音員提及兩人名字的語氣有何差異。 因為沒有選票，沒有投票選舉各級官員的基本權利，中國人才用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對政治的熱衷。更讓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聽床師」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黨校的蔡霞和鄧聿文等人，似乎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就宛如「大內密探」，雖然連文章都寫不通順，卻儼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機的風水先生，預言某一天習近平垮台、李克強上位，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們就能打點行李，凱旋迴國，成為李克強身邊的哼哈二將、左右護法了。 其實，他們不是出身南書房，而是來自敬事房，他們也要回歸敬事房。在大清帝國時代，敬事房主要負責皇帝與皇后、妃子的房事監管、記錄。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都會記下年月日，以備日後嬪妃懷孕時核對驗證。每天晚餐之後，總管太監奉上一個大銀盤，裡面有幾十快綠牌子，每個牌子上寫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這天皇帝沒有性慾，便會說一句「退下」，然後自己休息。如果皇帝來了興緻，想找哪個妃子，就會把寫有這個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轉過來。總管出來後把牌子交給馱妃太監。被選中的妃子香湯沐浴後，全身赤裸，由馱妃太監背起送到龍床上。 負責把妃子背到龍床上的太監，叫馱妃太監。妃子必須全身赤裸，不是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為了確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脫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兇器了。在明朝就有過宮女刺殺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宮女為樂，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其熟睡之時，用麻繩試圖將其勒斃。宮女們在慌亂之際將麻繩打成死結，使繩圈無法收緊，結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斃命。此時，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寧嬪也被逮捕。後來，「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銼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為奴二十人，財產籍入」。 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清朝就發明了這項奇葩制度——太監不僅負責將赤裸的嬪妃背到龍床上，還要負責在室外「聽床」，時間一到，就要在外面大聲喊「皇上保重龍體」。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別溫柔鄉，讓太監進來將玉體橫陳的妃子駝走。太監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鑒。 今天，很多身體已經來到自由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卻仍以忠貞不二的「保龍一族」自居。他們不去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不去思考偉大的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不聞不問，對中國民間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顧，偏偏只關心皇帝的房事，只關心龍椅的歸宿，只關心七個小矮人中哪一個會坐上龍椅並宣布大赦天下。布羅茨基早已洞悉此種權力運作和權力想像的虛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大於求而已，明白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準。」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熱衷於「誰將成為誰」的無聊遊戲，不再將「中南海聽床師」或「駝妃太監」當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國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誰也不能阻止中國人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樣白色防護服的「白衛軍」，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艙隔離，遭到拒絕，惡狠狠地威脅說：「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治安處罰。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這位市民回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摘錄了部分中國網民轉瞬即逝的評論： 「『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這句極富悲劇意味的話，表達的是一種最深刻的絕望。說話的人宣布了一個生物學意義的決定：我們不會繁衍後代。這個決定的背後，是一個心理學和存在論意義上的判斷：我們被剝奪了值得嚮往的未來。可以說，這句話是一位年輕人對他所處的時代，可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控訴。他說話時的口氣是平靜自然的，但正因為說得平靜自然，才讓人聽得驚心動魄。」 「上聯：這個世界不要俺了；下聯：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是最愛生小孩的，就算是計劃生育也擋不住，拼了命罰著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這是我們最後一代』卻激發了全網的共鳴。任何鼓勵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們自己加速來得直接。」 「這句話，無意間隨口說出的對白，可能是包括過去幾年、甚至是未來很多年裡，最能記錄這個偉大時代的史詩級對白。」 「民是最後一代，奈何以三代懼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在打擊教培、限制遊戲，想盡辦法要讓人生孩子。這些尚未見成效，一輪輪殘酷的封城就將一切打回原形。『我們將是最後一代』的呼聲驚心動魄，也引起了許多共鳴。『如果孩子生出來只是被他們奴役，如果我們的孩子也必須忍受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一位朋友寫道，『那我們一起絕育吧』。」 「你的統治到我結束，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 「『我們是最後一代』，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個兒萬壽無疆去吧。」 「不把小孩帶到這個國家、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經看到過，哪吒自刎是一種精神弒父。『我們這是最後一代』也是一種同樣的報復，無法開口的人用肉身作籌碼向權力刺出一把劍。……命如螻蟻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這樣最後的反抗，如同縱身躍入一片大海般義無反顧。」 其實，古代的中國人更有血性，他們忍無可忍時會揭竿為旗、斬木為兵。《書·湯誓》載：「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孔傳：「眾下相率為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夏朝時，夏桀以天上的太陽自居，認為自己惠澤天下。百姓詛咒說：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陽，我們寧願與你同歸於盡！明末清初，張岱在《石匱書後集·流寇死戰諸臣列傳·總論》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曷喪之悲。」明朝滅亡，不是因為明朝軍隊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或滿人的八旗軍打敗，而是暴政自取滅亡、自我解體。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沒有勇氣像羅馬尼亞人那樣推翻齊奧塞斯庫，也沒有勇氣像利比亞人那樣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國的齊奧塞斯庫和卡扎菲費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揚威、殘民以逞。中國人沒有能力殺死獨裁者，就只能殺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讓卵子與精子相遇。這種辦法，能結束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帝國嗎？ 今生不做中國人，做冰島人？ 前兩年，中國年輕人的網路流行語是「內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終於發展到最高境界：斷子絕孫。有年輕女子將「我們是最後一代」寫在白衣上招搖過市，「斷子絕孫」不再是他人的詛咒，而是一種自我標榜。人的覺醒很不容易，遲到的覺醒亦不再是覺醒。醒來遲了，已然發現身在地獄。 這就是歲月靜好的代價。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中，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澤東像時，就寫下「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標語。如果中共政權比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更早垮台，今天中國年輕一代就不必斷子絕孫了。但是，那時的大多數人無法理解三勇士的行為和思想，就連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都滿足於公車上書，一群學運領袖居然通過投票表決，將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鄧小平還未出兵鎮壓，他們就先跪下了。這場運動，剛剛開始就失敗了，甚至鄧小平不必殺人就能完勝，只是鄧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兇殘，他非殺人不可。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名為《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書，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的升級版。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它的國人不知從哪裡聽到一絲風聲，居然個個義憤填膺，就連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罵我，說我數典忘祖，說我眾叛親離，哀嘆怎麼教育出這麼一個壞學生來。其實，她的兒子早已是美國公民，還當過華為美國分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她的三個孫子也都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中國人最擅長這種義和團式的愛國，似乎個個都擁有金剛不壞之身，但槍聲響起之際，人人都抱頭鼠竄。 誰也沒有想到，報應來得這麼快。那些剛剛覺得被《今生不做中國》的書名冒犯的中國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潤學」，爭先恐後地實踐「今生不做中國人」——所謂「潤學」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諧音，意即研究逃離中國、移民他國的方法與消息。小說家張愛玲被譽為「潤學天后」、「潤學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媽祖一樣拜——希望張愛玲的在天之靈能保佑他們逃出地獄般的中國。 當冰島駐華大使館發布一則宣傳該國取消入境限制、歡迎外國遊客前往觀光的微博之後，一下子如潮水般湧入成百上千的中國人，表達他們濃濃的「思鄉」之情——「什麼時候接我回家？」、「我不會停止愛國，我永遠愛我的國家，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國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國際上流浪，我也是冰島人」、「鄉愁是一張小小的機票，送我回冰島」、「我素未謀面的故鄉冰島」 。看來，連冰島這個冰天雪地的遙遠國度都成為中國人夢想中的祖國，他們不都是倡議「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我的徒子徒孫嗎？ 走不掉的人，還得好死不如賴活著，但這個惡毒的詛咒和循環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國人總算找到了代價最小的消滅中國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讓中國沒有共產黨，乾脆讓世界沒有中國，沒有中國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謝健健的網友寫下一首名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詩：「孩子，爸爸決定不要你了/你還沒有出生，就已被遺棄/這是我的錯，也是環境的/說到底，還是我的錯/爸爸太軟弱，當了半輩子良民/年年歲歲，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盤旋在原地，眼看著/遠方那個叫夢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個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閹割/在房價、工作、權力的陰影下馴化/你要是個女孩，我怕你被逼良為娼/怕你被一條毒蛇般的鐵鏈，捆住了一生/國是他們二代的國/家也不是我們自己的家/爸爸沒有能力讓你成為二代/爸爸想作最後一代人。」就詩歌技巧或藝術而言，詩不是好詩，卻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國人夢想幻滅的整個過程。短短十年間，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成了煙花的灰燼，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煙味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活著，還是死去，對五毛不是一個問題 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有一個天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但對五毛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學者郎咸平在社交媒體上說：「今天，上海，兩千五百萬，全民核酸，各地馳援，全國一盤棋，這就是中國力量。」一個星期之後，他卻在網上哀嚎：「我的母親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媽媽年紀很大了，九十八歲，這次我媽媽的腎臟有一點衰竭，按照過去的診斷，只要打一針就好了。只是因為上海嚴格規定，必須要做核酸後才能就醫，我媽媽在三甲醫院當場做的核酸竟然四個小時都沒有出結果，我深感震驚。我媽媽在醫院急診室等待了四個小時候，永遠離開我而去了。我想去見媽媽最後一面，但由於小區封閉，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有關部門溝通才允許我去醫院。站在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為封城了，所以我也沒有見到我媽媽最後一面，我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就該挺身譴責不把人當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媽媽的頭七還沒有過，他立刻變臉興高采烈了：「祝賀神州十三號載人飛船航天員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興的事。」看來，他老媽的死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興的事情、可以沖喜的事情還會有很多。黨國最擅長的，就是將喪事當作喜事來辦。 郎咸平（左）。（Public Domain） 武漢封城期間，《蝸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來辱罵揭露武漢真相的作家方方，後來還參加宣傳部門組織的「深入生活」體驗團，到武漢採訪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說再不去就遲了，誓言要寫出一部偉大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抗疫的大戲。然而，歌功頌德的大戲還未寫出來，一出更精彩的戲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體上哀嘆說：「我的父母聽黨的話，在家閉門不出十七天後，陽了。他們沒有搶菜，沒有到處走，只有在測核酸時才下樓。四月三號我爸陽，癥狀輕微，五天後轉陰。我媽四月五號被傳染到，因為過敏體質，沒打疫苗，癥狀略重些，三至四天後也無恙。但因天天被居委會嚇唬，要拖到方艙，終於心臟病發作，打了120電話無回應，打醫院要排隊。每天被居委會騷擾，要求她去方艙，現在狀況已經很危急了。……眼見她好一點，居委會再打電話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無限恐懼和絕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經轉陰的爹衝到門口去拿硝酸甘油，這個救命葯要吃完了，被居委會追著騷擾，說因為他出門了，所以我媽今晚必須拖走。他不出門，我媽心臟就不行了，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條命啊！我媽媽隔壁小區，今天就有一位陽性因為發燒兩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會門口。我媽一直哭，在視頻里跟我們告別。」 六六發了很多牢騷，不過她是那種「過於聰明的中國人」，她的批評只針對居委會，不敢針對上海當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說出問題的癥結所在——造成這一切的，是習近平的獨裁之惡，亦是中共極權體制之惡。而她本人，作為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的一部分，也曾為這無邊的邪惡添磚加瓦，如今她品嘗的是自己釀造的一杯苦酒。這個場景讓我想起聖經中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這對說謊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羅對撒非喇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這就是六六唯一的結局。 暴風雨來襲，沒有一個人不被淋濕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人禍中，過去的名聲、地位、財富，突然進入「過期作廢」狀態。 《唱支山歌給黨聽》、《接過雷鋒的槍》的作曲者朱踐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醫院拒收，延誤六小時入院，最終身亡。因太平間爆滿，她的遺體只能被放在地上，場面凄涼。朱踐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則若親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會不會重新寫一首《唱支喪歌給黨聽》？ 其實，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的下場又好到哪裡去呢？文革期間，田漢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受盡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慘死於一九六八年，死去時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後還被打成叛徒，「永久開除黨籍」。 評論人鄧愷披露，《觀察者網》的創始主編余亮被關進方艙醫院，讓他頗為驚訝。因為「單論對黨國的重要性，他作為內容農場背後真正的理論大腦，恐怕不亞於胡舒立，抵得上十個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見領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見領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個在財新做閹黨喉舌的前台北市長秘書徐和謙」。鄧愷繼而分析說：「疫情讓這些人也無法倖免，余亮這樣的人儘管重要，卻沒有匹配自身對黨國可利用價值的身份和特權。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該被夜壺還是夜壺，恐怕這才是這群人心情不好、崩潰的來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乾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很多中國人鼓掌歡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風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的普京大帝感動得「當場排卵」的中國女子，一個月後卻在上海被餓到停經。她在微信上說：「大姨媽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餓死了。」可惜，她心儀的普京大帝沒有親自率領「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開到上海來英雄救美。 微博昵稱「乖乖嚨滴董」的納仕國際社區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時轉發「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的內容，四月初自己面臨暴力執法，憤怒地貼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張江納仕國際小區警察打人！他們要徵用我們的小區作為隔離點！」如今，打他的並非他口中的「賣國賊」，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終於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沒有家。 網名「草莓教授」的年輕女子，此前對香港逆權運動恨之入骨，宣稱：「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馬上原地暴斃，快別佔用你爹的醫療資源了。」話音剛落，她卻發現黨國的鐵鎚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齒地罵起來。我引用她的話，稍稍略去潑婦罵街般的髒話：「我一孕晚期的孕婦，因為樓里有陽（已拉走），所以健康碼是紅的，要去產檢，醫院不收紅碼孕婦，有問題要拉去金山衛這種地方看。還生什幺小孩。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極端女權』，結個屁的婚，生個屁的小孩。反正懷孕時候不被保障，生了國家也不幫養。快點進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會對這些五毛和粉紅有一絲一毫的同情與憐憫，無論他們徹底躺平，還是倒地打滾，他們並沒有站起來成為大寫的人。對於他們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個詞送給他們，那就是活該。用四川話來說，就是「背時」；用香港話來說，就是「抵死」。當年那些希特勒的自願行刑者們，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今天那些讓習近平成為習近平的中國人，也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談到普魯士政府時曾經指出：「儘管它惡劣，它仍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同樣的道理，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是分不開的，當年的紅衛兵，今天的白衛兵，不都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嗎？ 當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國人，都用語言和行動來表達對劉曉波和張展的敬意的時候，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自由與尊嚴，他們才配得上擁有自由和尊嚴。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