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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客观、理性、有价值地看中国的新闻,梳理时间线必不可少,因为时间线极其极其重要。忽视这一点,无论是截取前半段还是后半段,都很容易得出荒谬甚至扭曲的结论。 2022年11月底,新冠封控在解除前后的画面风格对比之鲜明,经典如教科书。 解除前,谁公开响亮要求与病毒共存,谁就会被各大平台顶流头蛆们谩骂的口水所淹没,而且很容易触发寻衅滋事,其中就有一位教师因感慨了一句‘不如扬州试试与病毒共存吧(大概意思)’就被拘留,我至今记忆犹新。而解除后,风向180度翻转:惩罚对象轮到了顽固坚持继续严厉封控的任何人。当然,差异不过在于此时此刻的顶流头蛆、大V网红们,个个乖巧如猫、安静如鸡。明白,他们八面玲珑、冰雪聪明着。还好,我从来都不是,我庆幸我自己的人格。 而胡友平女士的死,是另一个鲜活案例。头部媒体这两天发力连续出文纪念、描述胡友平,其中就有南方周末的‘校车阿姨胡友平’。打开看首图,天津天塔上的巨幅胡友平头像,前两天就感动了无数人的那个,在我看来违和感强烈,甚至可以说很不适。 网络图片 为何这样讲?违和感源于时间线上呈现过度反差的前后状态。因为在微博上完整跟踪了胡友平之死全程并且发文,我对这一事件的时间线了然于胸,于是反差的违和感就特别强烈。 胡友平被严重刺伤于6月24日。 然而整整3天、72小时过去之后的6月27日,有关胡友平的信息披露程度甚至还不如被高度保密的凶犯,包括姓名、职业、抢救进展状况、生死,所有正规了解渠道全部堵死、没有一个气孔,头部社交平台如微博上,没有任何标签,而凶犯好歹还有一个外来无业中年男的基本说法。而在外界,早在6月26日上午开始,就已经有很多自媒体言之凿凿地透露胡友平已经死亡。 请问这72小时的纯粹空白是什么意思?对一个用自己弱小身躯正面硬刚刀尖保护身后一车子学生的见义勇为的女性,还有没有人性里最起码的敬意或者哪怕只是尊重? 网络图片 令我作呕的是,就在6月27日这一天,微博上一早竟然出现了‘日本富士山发现三名濒死人员’这样无聊透顶的热门标签,底下无数流量聊得无比欢乐,老套路:日本怎么那么不安全、那么乱、没事吃饱了不去富士山会死吗?等等。这本身没问题、基本盘,平时我连瞥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但这次,在这样的时间线流程上还会撞见这个,我实在看不下去,在6月27日下午三点多在微博上写了这个帖子。太荒谬了:外国的山上3个人死活,和眼下生死不明的见义勇为者的抢救进展相比,还算个事?更何况她还是中国人。影响力如此巨大的顶级社交信息平台上的热门标签,就起这样的作用?你这不是微博,你这更像是日本门户信息网站雅虎,只有日本本国才会那么在乎富士山上的消息。但戏谑的是:此时此刻日本对于这个中国人,已经到了全社会密切关注地步。 6月27日傍晚5点,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关于胡友平肯定已经死亡的anecdotal evidence,我于是又发了一贴。 网络图片 我必须十分小心措辞,否则很容易随时触发禁言→可以不给你任何了解渠道,但你不可以随意猜测。 网络图片 6月28日一早8点多,我搜查社交平台依然找不到任何官方信息披露后,转发了前贴,写了下面的文字→‘一个晚上过去依然看不到任何信息,内外却都在疯传人早已死去。我是觉得到这一步已经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凶手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在见义勇为之后,会不会得到一个社会基本体面对待的问题,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远比他们和日本的关系重要。只能说到这里。’我很气愤,4天过去了。 网络图片 然后,就有粉丝在下面给到我苏州公安局在网上的公示信息,发布于6月27日傍晚五点整。 于是,6月28日早晨,胡友平捅伤4天后,我终于算是知道了她的姓名,却连她在事件里扮演什么角色,和日本人学校以及校车是什么关系,依然什么都不知道。这还是在我这样强烈关注事件的人在网友帮助下一直主动作主动了解的前提下。因为这则公示,在那个时间点位的头部社交媒体上,还没有形成话题入口,除非一直在主动搜索,很难注意到。 而且,官方的笔法极其巧妙。它让很多人第一时间误以为胡友平是打酱油的路人甲刚巧路过、见义勇为。事实明明是:胡女士是日本人学校校车人员,随着校车来到这一站,眼见日本母子现场被捅之后,比起上前勇敢阻止(母子已被捅伤),而是为了凶犯不上车继续砍杀车内学生,奋不顾身地用自己身体阻挡凶犯登车。 官宣每一个字都是事实。但巧妙搭配组合之后,能定向展现出非常不同的画面,这就是中文美妙之处。 但如此展示出来的画面,剥离了胡友平与日本人校车之间的关系,切割了她见义勇为中恪守职业道德的部分,我觉得对她非常不尊重。叙事,不应该这样拿捏,更何况人已经死去。 网络图片 就在粉丝给我看到网页公示的截屏半小时之后,6月28日九点半的样子,微博上有关胡友平的话题终于开始出现,我注意到的第一条话题标签叫做‘勇救日本母子的中国女子去世’。 接下来,死寂被彻底打破、氛围完全翻转,悼念、哀思、尊重、悲伤、感慨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在当天上午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致哀之后,迅速变得更加声势浩荡,当晚天津天塔的胡友平巨幅头像,是纪念的高潮之一。 这让我个人不禁产生一种奇妙的体验,这里否有日本驻华使馆高调哀悼的反差所引发的某种触动?我不知道,但即便完全不考虑这一点,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这一事件,从6月24日事发到6月27日傍晚五点网页公示为止,严格而言应该是到6月28日的早晨九点多,期间一片寂静的程度,与后来直到今天为止的全民纪念所形成的反差过于猛烈,以至于我很难适应、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个宇宙。 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违和感的成因。我绝非因为胡女士的头像出现在夜空中的天津天塔上感觉违和,而是对胡女士用生命拯救他人的见义勇为在官宣前4天与后4天所受待遇的差异,体验到无法确切形容的难过。 好人安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蕨经
无疑,最近七八年全球的舆论生态,可以说是1970年代中期半世纪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在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人类自己以为制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避免非理性极端主义的泛滥,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的知识阶层过于自信了。没想到大致以2015年为界,全球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保守主义、反理性主义、极端主义都是愈演愈烈,乃至已经盖过了理性声音。 这个极端主义思潮的变化背后是有复杂的原因的,比如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市场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最大规模重塑了人类的利益分配,从而带来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阶级间的新旧利益冲突,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间的对峙。当然移动互联网及其创造的商业模式的兴起,从而产生的对社会舆论生态的重塑,也是重大诱因。 在纸媒时代,乃至在PC端互联网时代。我们社会的信息生产权是掌握在职业媒体人以及知识分子手中的,这保证了信息的相对真实性,以及价值的相对温和性、中立性。尽管很多国家会有新闻管制,但是他们的媒体顶多是选择性发布信息,而很少去像自媒体博主那样随意捏造信息,毕竟他们还是要维护一国思想生态之平衡和宣传的信誉度。 那个时候媒体承担的社会角色也比较单一,传媒只承担了社会运转中的一小部分功能,它与生产、商业是相对分离的,尤其是它顶多为商业提供广告服务,而不是商业活动的载体。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切。首先来说,信息生产权从职业媒体人、知识分子转到普罗大众。过去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是极少数专业人士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乡下在农田劳动的老舅,街头卖菜的大妈也都当起来博主来。这里有个数据,传统传媒时代,全国大致有电视广播机构2500余家、报纸1700余份、期刊10000余份,不过期刊里面大量是学术杂志,各类新闻媒体加起来不过五六千家,而现在自媒体主体,光活跃的公众号就2400多万,更不用说抖快B还有好几亿更活跃的视频老铁了。 并且那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博主内容流量远远高于专业博主。这是互联网受众群体的文化结构决定的,也是由人性决定的,人们认知倾向于简单化归因、二元对立、极端化,人们喜欢接受那些听起来很爽、很解气或很愤怒的东西。看北京大学的教授给你一五一十讲俄乌战争、中日关系,哪有听出租车大爷聊时事过瘾?现在就连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价值之上的谣言小卡片或“爽文”屏蔽了信息,更何况普通受众了! 所以,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信息生产去中心化、去建制化,不可否认这具有进步性,普罗大众开始掌握信息话语权和表达权,但是人类很多领域的运转是讲究专业性的,比如政治、经济、医学等,外行取代内行、占据话语中心,最后社会会失序,人类会反受其害。 其次,移动互联网也颠覆了经济运行规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等于一切,媒体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一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承载体,生产、消费、社交、金融、物资流通等都高度依赖互联网信息平台,只要你获取了用户群和信息流,就等于掌握了最关键的商业资源。所以,媒体的价值和信息变现的能力,被急剧放大了。 这种商业法则和信息生产模式的改变产生的融合效应就是,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了流量的需求,也就是为了商业变现的目的,利用所谓“算法规则”,主动推送那些吸引眼球的,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劣质化、极端化信息。这些信息笔者分为四类:第一是谣言流量,第二是庸俗搞笑流量,第三是贩卖焦虑流量,第四是仇恨流量。 笔者对短视频生态了解不深,但是根据“新榜”对每日公众号上10万+话题的统计,那些社会和政治话题流量最高的,显然都是那些贩卖仇恨或“吓尿体”、“震惊体”居多。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取决于算法的投喂,越来越段子化、谣言化、情绪化,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以我们对刚刚逝去不久的中国纸媒时代和PC互联网时代的记忆来看,那时候的媒体总体保持的是一种向上求真姿态。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优质的电视栏目、报纸、刊物,乃至互联网新闻频道,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对话》,市场化媒体《财经》、《经济观察报》,腾讯网的《大家》、《今日话题》等等。媒体是一个充满温情、理性、深度思考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自从移动互联网普及到人们日常生活后,我们整个社会信息质量迅速下降,社会价值也越来越撕裂,社会情绪越来越暴戾化、对峙化。在国外表现就是特朗普为代表的激进右翼政客的崛起,他们绕过过去“建制化媒体”,直接用自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在国内的表现就是大量那些处于边缘角落的低学历、非专业、反理性、反人道的“言论领袖”的崛起。 这其中直接危害性最大,最值得警惕的是仇恨流量,虽然仇恨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情绪元素,但任由它发酵,会毁坏一个社会的平衡和繁荣。当然,互联网平台上流行的仇恨,不仅仅包括煽动对外部世界的民族仇恨,还有煽动的对内的各种仇恨,比如: 对某些阶层的仇恨。最典型的是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仇恨,把社会不公平等责任完全归咎为企业家,归咎为企业资本。 地域、民族、宗教仇恨。利用刻板印象,编造信息刻意丑化某一地域人群,进而对其进行各种权利歧视;以及无限放大对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与汉族文化差异性,贴上各种阴谋论标签。 价值观仇恨。主要是对主张法治、权利、自由、平等、开放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媒体、法律阶层的仇恨,不分青红皂白就扣上“汉奸”、“第五纵队”的帽子(当然很多以“自由派”自居的人,也乐于给别人扣“极左”、“义和团”之类的帽子,进行人格、道德全面否定,不过此类人主张尊重人权、不主张进行人身迫害)。 而仇恨流量的最终结果是诉诸暴力和肉体消灭。近两年涌现出几位知名度很高的自媒体博主,竟然堂而皇之主张处决汉奸(或者主张为了消灭某个假象敌,不惜死个1亿人口),关键“汉奸”是一个很弹性模糊的文化词汇,而不是法律词汇,他们可以随意定义你是汉奸,所以就可以汉奸罪处决任何人。这种言论却从来得不到制裁,反而很多人理性讨论一些话题心惊胆战,今天被禁言,明天被删帖。 这种言论以及背后价值流行下去,只能会造成未来一旦经济情况不好,很可能出现流血暴力。所以,笔者又称之为“人血流量”。而且这种暴力一定是无序的,会不断发明新的敌人,将攻击范围无限扩大化,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觉得我是危言耸听或胡说八道,建议好好读读20世纪的世界史,你会发现无数个经典素材。 因此,现在网易、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发了公告,给与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的博主给予处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担当,这是互联网言论管理的一次巨大进步,如果让说真话的人心惊胆战,让造谣、制造仇恨的人躺着赚钱,那这个舆论场太不正常了,这个社会太没有希望了。 但是笔者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就内容上讲,不仅要严厉制裁那些宣传对外仇恨,还要制裁那些煽动我们中国社会社会内部仇恨对立的。往往一个社会仇外情绪,受制于国际较量,最后很难成气候,伤害不了几个外国人;但是对内部自己人的仇恨,却很可容易造成骇人听闻的悲剧。 我们也希望不仅仅网易、腾讯要行动,其他平台,尤其是视频平台更要有切实的行动,不仅是发个公告而已。毕竟现在信息流中,视频的比重远远大于文字,这方面视频平台的责任更大。 笔者最后要说的是,现在互联网平台规模都很大了,资金实力都很雄厚了,几个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是全球500强或者排名前20的独角兽。这些企业应该学习借鉴一下谷歌、微软此类国际同行,学会靠真正解决人类的难题,创造技术核心竞争力赚钱,而不是无限延续单纯靠流量赚钱的“粗放”模式。 如果在这种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社会危险性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置身其外,不仅丧失了一个科技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亵渎了科技本身的价值,他们自身最终也会遭到极端主义思潮的反噬。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金融业的降薪,并不是为了惩罚从业者,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丧失吸引力,逼着高端人才离开金融行业,去搞制造业研发。” 但往往,制造业没搞好,金融业也没搞好,到头来,大家都去考公务员了。 7月1日下午,有媒体发布消息,建行将进行大规模的降薪。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建设银行已要求其总部员工减薪至少10%。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高级官员将大幅度削减工资。 另外,建行大多数子公司的减薪幅度大于其总行员工的降薪幅度,但一些表现较好的业务已将减薪幅度限制在个位数。 银行业整体都在降薪。从去年开始,平安、民生等不少股份制银行开始降薪,招商、浦发甚至出现了追讨过往多发的薪水,其中招商银行一年内追讨了上千万元。 网络图片 2024年,降薪风逐渐吹到了国有四大行,建行率先行动,全员最少降薪10%。 其实这种变相降薪早就开始了,很多积分的取消,甚至一些国有银行省市分行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降低,在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更多的是从员工收入方面找补。 不过按照内部人士透露的,建行降薪子公司和分行的降幅大于总行,事实上很多分支行的基层员工工资已经很低了,压力任务已经很大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降空间。 很多基层分支行,县域支行分理处,普通员工一年收入也就五万左右,今年开始开门红奖励等也都取消了,如果按照10%的降幅,比例再稍微多一些,年收入也就四万左右,折合每个月三千出头,在大城市还不够租房。 普通员工在降薪,但是大多数的国有银行高管却在“加薪”。 据统计,国有六大行中高管薪酬增长和减少的各占一半。而两家股份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去年给高管整体开出的薪酬降幅都超过290万,降薪幅度超过国有大行。 据东方财富 choice终端的上市银行“高管年度薪酬总额”统计显示,2023年,中国银行高管薪酬累计1397.55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1354.47万元,可见中国银行高管团队获得整体“加薪”,不过增长幅度不大,仅为43万多元。 网络图片 农业银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计1085.73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740.74万元。农业银行高管薪酬增幅明显,去年相比上一年大幅增长345万多元。 交通银行2023年高管薪酬累计1906.26万元,2022年末这一数据为1731.11万元。交通银行的高管也获得“加薪”,薪酬整体增长175万多元。 按照国有银行的以往做法,总行要求最低降薪10%,但是传导到基层员工这一层,可能会降薪30%乃至更多。 今年2月份开始每个月取消季度奖金预发,然后季度奖采取效益导向,以任务完成率作为拿奖金的导向依据,但任务贼高,业务竞争激烈,根本无法完成。 最终结果就是今年一季度下来,其一季度的季度奖金仅为2000多元。 很多同事因为奖金不够前期的预发金额,还要倒扣回去。其以此估算,预计2024年的到手年薪降幅将在50%以上。 当下的银行业形势,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有其他选择,能走早走,银行的反噬来了,降薪只是笫一步,后面会有一堆的连锁反应:离职率高了,年轻人留不住或者根本不来。 留下来老员工干N个人的活,干不动躺平摆烂,导致业绩差更摆烂或者辞职。中层管不动员工最后也摆烂,导致业绩更差。 没人当网点主任和客户经理,最后都反馈到客户身上,没人营销,没人维护客户,有资产的客户全都去服务好的银行,剩下的垃圾客户动不动投诉,谩骂等。 员工麻木了,更躺平摆烂,业绩更是没人干,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地球商业评论
天通苑没那么挤了。近三四年总有人这么说。 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25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 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 01 天通苑不挤了?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 早8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 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走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两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 去年年底,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8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7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7点半最多(等)两趟。” 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 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 住在天通苑这3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它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 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时,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 自千禧年前后进入民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余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驻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 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 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丛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应。 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 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IT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就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 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五十多岁的东北籍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她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青年人,停在她们面前问了几句后,她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 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扎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 两位老人的三轮车 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她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 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她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铺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 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它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少,不少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 图 | 半地下室里的单间 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它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 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两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两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 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02 多面天通苑 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易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 2016年,王易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 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 王易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IT,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最优选择。 王易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易更加努力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 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易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达到两万多元。 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西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千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两站到立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西二旗。 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 2006年,37岁的邱立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千元。在邱立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经成型,很多北漂人的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也只要一千五百多元。 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建成。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 “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立华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两三万,好的时候能赚四五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 如今在天通苑已住十多年的邱立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立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吵吵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 在租房中介王易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 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易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 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陈,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两千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 “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易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 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的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九、十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 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易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王易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易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易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三四百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 去年国庆,王易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三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易说。 王易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两到三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易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两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一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 “一家三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易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易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易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 王易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三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易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 03 沉默的新陈代谢 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五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区,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闹闹嚷嚷。 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她每天早上7点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她也感受不到看天通苑的人流量变少,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她不敢上前。 去年冬天,她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她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她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 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两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 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四百万人,地铁都修了三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 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 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六七十万。 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正名”。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 图 | 胡泉从自家楼上拍到的天通苑 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人少。”胡泉说。 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七八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两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 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承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三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胜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图 | 周末热闹的儿童学习玩乐区 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 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说,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 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这两年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 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 胡泉对于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 这个夏天,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 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盛夏的时节回老家发展。 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十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一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觉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一千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 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 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脉脉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三十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 那年两千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 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里逛了逛,少有地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 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 夜深深的时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似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 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内里,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 他在那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不去上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当我们的电视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充斥着抗日剧,当我们的网络上永远都是“踏平XX”之类的言论,“我们需要无时不刻仇恨日本”这个想法,就被无数次地暗示,从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 据媒体报道: 腾讯控股和微博等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正在加强整治社交网络上的反日言论。有观点认为这是鉴于6月24日苏州市发生的日本母子遇袭事件而采取的措施,对互联网企业进行了指导。 中国各大互联网平台表示加强对这些反日帖子的整治,实属罕见。 腾讯于6月29日晚表示加强对发帖的限制。指出“苏州高新区持刀伤人事件在网上传播并引起舆论关注,有个别网民在网上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炮制各类极端言论”。 据中国媒体《财新》报道,大型互联网企业于6月26日至30日提出了加强整治的方针。运营微博、抖音和新闻应用等的网易也通过官方账号发出通报。 在我看来,上述新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是因为这一行动针对反日言论,而是:针对一切仇恨言论,我们都应当反对。 所以我的观点始终都是:“不要仇恨其他族群”,坚持人性的光明与普遍光辉。而不是:保卫日本人。 所以请那些后台持续谩骂我的人,理解这一点。 最近我受到无数的网络攻击,据我观察,网上赞美胡友平英勇事迹的帖子和视频下面,收到的多半也是反对和谩骂。尽管给我点赞的网友很多,说明理性的网友数量也不小,但似乎被煽动仇恨的人依然数量庞大。 再加上现在整治反日言论的运动,我产生了一些联想:在我们的社会中,究竟为什么如此容易被煽动,或者说容易出现舆论大规模的一致性和反转? 事实上,民众容易被煽动、情绪化,并迅速形成一致的行动,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早在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就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群体的心理特征 勒庞认为,融入群体中的个人会“智商降低”,失去理性和判断力,变得情绪化和易受暗示。 这是因为在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被削弱,容易产生一种“群体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个人不再独立思考,而是追随群体的情绪。 反日言论笃信者即是如此。他们的情绪始终受到煽动者的影响:“他们曾经侵略我们、他们曾经搞大屠杀……”当这种煽动不断持续,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情绪:仇恨。 当这种仇恨真正波及到平民,就变成了非常恐怖的现象。 被影响的人们所失去的理性思考能力,是这样一些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已经过去80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曾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平民?当年的日本平民是否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这些问题,其实个人稍微冷静一点就能理清,但集体的情绪引导一旦形成,仇恨的情绪就会立刻淹没理性的思考。 抗日神剧的暗示与感染 勒庞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群体是如何受到暗示和感染的。 群体极易受到简单而有力的暗示,这些暗示往往是通过感性而非理性的方式传递的。比如,煽动者可以通过讲故事、喊口号来迅速激发群体的情绪,形成一致的行动。 这种暗示的力量在现代媒体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 通过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可以在瞬间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些信息往往以简单、直观和情绪化的形式呈现,使得群体更容易接受和响应。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日剧。当我们的电视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充斥着抗日剧,当我们的网络上永远都是“踏平XX”之类的言论,“我们需要无时不刻仇恨日本”这个想法,就被无数次地暗示,从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 在勒庞看来,群体最大的特征是具有非理性倾向,容易被情绪而非理性所左右。 勒庞认为,群体的情感往往是夸张和简单化的,极端情绪可以迅速在群体中蔓延。所以群体行为常常偏离理性和现实,表现出盲从和极端化。 在“反日”当中就是如此,一些本来并没有什么情绪的人,在大量的反日影视、反日言论影响下,也逐渐变得愤怒,开始被简单的仇恨情绪所左右。 当这些人自己的生活不如意,他们可能就会将这种愤怒肆无忌惮地发泄到无辜者身上。 这次的果,其实就是近十几年舆论风潮所种下的根。 多元化言论是解决之道 现在整治反日言论,是针对仇恨言论的一种反向引导。暂时来说它肯定是好的,但长期来看,既不能形成长期的舆论氛围,同时“用运动整治运动”,本来也只是在利用我上面所说的集体心理机制罢了。 《乌合之众》写的是几百年前的欧洲社会,当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舆论单一性,导致人们非常容易发生集体狂热。 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这种状况已经大有改观,极端言论虽然也存在,但一直很难真正成为社会主流。 那么欧洲的经验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舆论的多元化。 就像欧洲对待中国的舆论,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有赞美的也有批评的。欧洲内部的左派和右派都有各自倾向的媒体,也有一些独立的媒体。 欧洲的教育环境也一样,从小学开始就要使用批判思维,将左右两种看法拿来做对比,而不是接受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欧洲年轻人从小学到的就是不盲从、不盲信,批判思维早已深入人心。 所以要想破除仇恨思想在社会中的大肆蔓延,并预防再出现仇恨犯罪事件,就必须让社会的声音更多元化,让教育更多元化。 试想一下,如果电视中既有抗日剧,同时也有中日之间一些友谊的故事、合作的故事,还会有这么多人盲从仇恨煽动吗? 如果抗日剧重点讲的是反战主题,而非宣泄仇恨,就像电影《紫日》那样,理性看待战争的人也会更多。 所以,整治反日言论只是一时,从根源上促进舆论环境的多元化、教育思想的开放化,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作为商业航天企业中的龙头,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兵科技”)天龙三号火箭,在6月30日的试车过程中突发事故。 南都记者注意到,稍早前,多名巩义网友反映,看到有物体升空后坠落,落地后爆炸起火。 网络图片 成立于2019年天兵科技,其创始人康永来此前已从事运载火箭技术研发与项目管理近20年,是中国运载火箭的重要人物。成立至今,天兵科技已完成15轮融资,融资总额超40亿元,估值已超120亿元。 然而,此次坠落事件,是否会给天兵科技的规划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01 一子级火箭落地后爆炸起火 6月30日晚, 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试车的情况说明》,称:2024年6月30日下午3点43分,天兵科技自主研制的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在河南巩义市综合试验中心开展了一子级九机并联动力系统热试车。 网络图片 试车过程中,一子级火箭正常点火,发动机推力达到820吨,因箭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一子级火箭脱离发射台,在升空后,箭上计算机主动关机,火箭跌落在距离试车台西南1.5公里的深山中,箭体跌落山中后解体。本次试验地点远离巩义市区,试验前与当地政府联合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并提前组织周边人员撤离,经排查,无人员伤亡。 网络图片 该公司表示,“感谢社会各界朋友和上级机关对天兵科技的关注,我们将尽快完成故障归零,组织新产品的生产和试验。” 02 天兵科技已完成15轮融资, 融资总额超40亿元 成立于2019年天兵科技,其创始人康永来此前已从事运载火箭技术研发与项目管理近20年,是中国运载火箭的重要人物。成立至今,天兵科技已完成15轮融资,融资总额超40亿元,估值已超12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天兵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康永来科班出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飞行器设计专业。 毕业以后,康永来正式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主持过长征十一号和捷龙一号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在体制内干了20年以后,康永来离开国家队加入商业航天公司,后又在2019年成立了天兵科技。刚成立公司不久,业内普遍在研制和发射固体火箭,但康永来认为“液体火箭才是终局”。关于未来发展,康永来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的终极目标是让普通人也能坐上火箭,进行太空和洲际航行。在他的规划中,2028年,“天龙三号”载人火箭将会实现这个梦想,能够承载50人在1小时内前往全球任意地点。 “天龙三号”是天兵科技为我国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量身定制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产品性能对标SpaceX的猎鹰9号,其直径3.8米,起飞质量590吨,近地轨道(LEO)运力17吨,太阳同步轨道(SSO)运力14吨。 天龙三号运载火箭动力系统试车为一子级九台TH-12(天火十二)发动机同时点火,是我国现阶段运载火箭在研制过程中推力最大的一次动力系统试车,较之前中国航天最大推力试验增长了2倍。天兵科技方面表示:“我们将尽快完成故障归零,组织新产品的生产和试验。” 据悉,作为火箭首飞前最重要的前置试验之一,火箭试车也被称为“不起飞的点火”。其意义在于验证发动机工作方案的正确性,火箭一子级各系统的匹配性,以及动力系统试车的关键数据。 网络图片 就在今年6月初,天兵科技宣布完成超15亿元C+轮新增融资,本轮融资由梁溪科创产业母基金、无锡产发、央视基金、国裕高华、德岳投资、干瞻投资、中信建投投资、君度投资、鸿富资产、合肥瑞城、苏州资管、首发展创投、国投泰康、秉鸿资本、中财腾华等多家知名机构共同完成。 今年4月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4全球独角兽榜》,其中天兵科技首次上榜,排名全球第495位,并荣登中国商业航天榜首。 网络图片 在天兵科技的大本营张家港,其投资40亿元建成百吨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大运力液体箭体等总装制造基地。全部投用后,每年将有30发大型液体火箭和500台火箭发动机生产下线。2023中国独角兽暨潜在独角兽企业报告发布会上,天兵科技获评“中国独角兽企业”,也在彼时一举成为张家港市首家“中国独角兽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现事故的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原定于今年7月完成首飞。液体、可回收,作为已经被验证并可有效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技术路径,也是许多国内商业火箭公司竞逐的重要目标。 然而,此次坠落事件的发生,是否会给天兵科技的规划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03 商业航天产业链, 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存 此次意外坠落起火事故,令人惋惜之余,也将天兵科技乃至整个民营商业航天领域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7月1日,天兵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新黄河记者,“(天龙三号)发射计划应该是有所调整,现在一切要等具体的原因排查,(看)面临的研发任务节点有多大。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要有大量数据的积累、试错,才能往前更进一步。” 在商业航天产业,商业运载火箭是卫星进入空间的入口,是商业航天的重要板块之一。全球商业航天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创业邦》梳理,从2017年开始,近5年来发射的卫星总量,是过去人类60年发射量的总和。 除了技术能力,商业火箭的一大竞争重点,就是成本控制。SpaceX 公司制胜的关键就是低成本。 政策利好,市场空间广阔,加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航天时代。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10年间,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支持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政策,航天领域的民企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据《新黄河》,2023年,我国共进行了67次入轨发射,其中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发射13次,占比为19.40%,这一数字相较于2022年的5次发射有了显著增长。 泰伯智库预测,到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将达到2.8万亿元。中国已规划12992颗国网低轨卫星和超过1.2万颗的G60低轨卫星。仅仅这两项,国内的火箭发射就有5000亿级别的市场空间。 面对航天行业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些民营商业航天公司的未来发展之路备受关注。 中国商业航天起步于2014年前后,近年来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共发生融资约170起,合计披露金额超185亿元。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自2015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2024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预计2024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约达2.34万亿元。仅今年以来,天兵科技、珏芯微电子、航天驭星、深蓝航天等10余家航天企业单轮融资金额超过1亿元。 不过,虽然政策环境对商业航天持开放态度,但目前相关政策文件对商业航天的地位仍旧缺乏明确表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高国柱认为,在我国,对商业航天存在着不同理解。既有基于国家航天基础设施向商业市场开放、体制内企业寻求商业订单、政府采购市场化的航天商业化之说,也有主张完全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航天之说。 高国柱还表示,现有商业航天政策提及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商业生态集群,但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一些民营企业在零部件、分系统等方面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能力而只能依赖国企。在不存在竞争或竞争不明显的情况下,考虑到技术团队的历史渊源等因素,供应链还可维持完整性,但仍无法保证及时性。一旦出现直接竞争关系,这种供应链可能出现问题。因此,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合理分工协作、如何开展错位竞争既是民企面临的挑战,也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在商业航天这个产业链上,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存。有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民营航天公司弥补了国企在开拓市场和创新能力方面的不足,促进国企的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存合作的局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航天研发和运行环节众多,资金重周期长,需要依赖外部投资,建议民营商业航天公司要做好较长远的统筹规划,避免项目的低水平重复,重视原始的技术创新,特别是颠覆式创新技术。 此外,还要关注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融资成本、经营能力以及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以保险为例,保险公司由于缺乏专业评估人员,难以深入了解航天项目细节,对于商业航天机构来说,众多商业卫星保险采购困难,这些都是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需要考虑的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都周刊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估计舆论很难相信。 2024年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披露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报告指出,重点审计了13省159县2021年至2023年8月补助资金231.37亿元,占抽审县同期补助总金额的91%。 其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 有的被变相挤占,41县和1533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亿元。 有的被串通套取,5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 二是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 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三是餐食采购招标和供餐监管等不够规范严格。 25县通过违规直接指定、设置不合理条款等方式,确定52家供应商向2605所学校供餐。 78户企业或个人通过违规借用资质、伪造资料、围标串标等方式,中标 35 县的101个营养餐项目。监管权力寻租,相关监管部门和77 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在供餐监管等过程中涉嫌徇私枉法,谋取个人利益。 注意以上数据是13省159县。审计时间是2021年至2023年8月。也就是说 仅两年。 此外与农村相关的还有: 一、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扶贫方面,21个县为完成任务凑人数,违规以2167名公务员、在校生等抵顶农户培训,浪费补贴153.39万元。 二、相关社会资本方拖欠11.11万户农户土地流转费等2.13亿元,将农民所投资金等1843.65万元卷款“跑路”,收购农产品时恶意压价等560.64万元。 三、69个县村集体资产69.68亿元管理运营不善,其中26县5000.25万元资产被村干部等侵占或无偿使用; 四、27个县强行归集1245个村集体的财政补助14.66亿元,主要挪用于偿还债务或对外出借。 实际上根据报告,国家审计署在审计时发现的问题远不止上述这些。 以下是《审计工作报告》全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苏州“6·24”持刀伤人事件中,54岁的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女士挺身而出阻挡犯罪,被连刺数刀,据财新报道,其中一刀刺中心脏,出现失血性休克,“出血量太大”,于6月26日去世。2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下半旗志哀。同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苏州市将追授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模范称号,“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 一时间,胡友平成了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反复被提起的名字。人们感谢她,渴望认识她、了解她。 过去三天,凤凰网前往她工作生活了35年的苏州姑苏区、她的老家江苏淮安茭陵村、她遇难的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她被抢救的苏大二附院、她最终的告别地苏州市殡仪馆,也遍寻社交网络,尝试找到尽可能多的与她有过交集的人,并记录下每个人所认识的胡友平。 ◎ 2020年4月22日,“回老家打市场” 01 在小区邻居口中 胡友平家在姑苏区最西端,一个1990年建成的老社区。小区有39幢6层居民楼,白色外墙,没有电梯,胡家住在顶层。小区虽有年头,但绿树成荫,很安静。当地人介绍,这是古城区最早的房子,价格低(目前每平方米1.8万左右),但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里面自成一体,餐饮、生活服务都比社区外便宜。 一位戴眼镜、骑电动车的中年邻居女士告诉凤凰网,她在新闻里看见胡友平照片,觉得“眼熟”,直到业主群有人发“我们小区出了大英雄”,才敢相信这就是她常常碰面的邻居。她认识的胡友平“喜欢散步”,“很和善”。小区有一小块露天活动场所,摆了乒乓球台和长椅,她们每次都在那儿相遇。胡友平有晨练习惯,有时早上6点40分就出门了。 另一位年轻邻居女孩认识的胡友平阿姨,“人非常好,下雨天帮我换了干衣服,让我躲雨”。 事件发生后,业主群里近十位邻居相继打听,英雄家在哪一幢,想前往送花。 6月29日下午,胡家所在楼已经更换了单元门锁。据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胡友平不久前刚参加社区大扫除,和邻居们一起打扫了楼道。小区外,街边打麻将的六七位老人也在日头下用苏州话谈论她,“唉见义勇为那个死特了(死掉了)”。 02 在前同事口中 胡友平是江苏淮安市茭陵村人。老家对门邻居大姐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还是那个一起在村里长大的女孩,很勤快、热情,20岁时被来淮安招工的苏州纱厂挑走,从此进城当上了纺织工人。村里同批被挑走的还有另外两三个女孩。没多久胡友平就在苏州成家扎根,生下了儿子。 纱厂生涯结束后,胡友平去了另一个苏州工厂继续打工。同事婉婷与她在厂里结识,是要好的小姐妹。婉婷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是个顾家、会为家付出的人”,“擅长做点心”,“很孝顺”,“这么多年来变化不大”。两人的友谊从工厂时期一直维持下来,去年夏天还约着姐妹同游上海,那次胡友平穿了条纹连衣裙,两个人去了外滩和海边,卖力地给对方拍照片。 2016年春天,46岁时,胡友平失去了稳定工作,来到干将路一家新开的家政公司应聘育儿嫂和包月小时工,编号0054320。那时她不化妆,但烫着蓬蓬的满头小卷,拍照时眼睛笑到弯起来。她登记自己属鸡,狮子座,身高158厘米,体重56公斤,普通话标准,擅长做饭、做卫生、家居整理。负责代理胡友平的家政公司中介认可这一评价,补充了另外两条优点:“长相干净清爽”和“有亲和力”。 胡友平真心爱做饭,削红薯时也会拍视频记录。她在网上分享过自己做的韭菜盒子、馄饨、芝麻花生核桃仁馅煎饼,并得意地说“想吃的来”。 可惜这些优点没能帮助她在家政领域闯出一番天地,2020年,打工30年后,50岁的胡友平转身加入崛起的微商浪潮,想试试下海创业,当一个“老板”。 和人们最后记得的那张照片不同,在微商同事指导下,胡友平拍过十分“成功人士”的职业照:涂红唇、描眼线、打理一头精致微卷短发,身着天蓝色西装搭配有飘逸领带的白色衬衣,单手叉腰,身份标签是“吉立方董事、曲蝶大健康联创股东、迪茉省级经销商”。胡友平大概很满意这张照片——这是她生前最后的微信头像。 网络图片 在这段商业生涯里,胡友平爱上了拍短视频。她有网感,喜欢拍段子,就是那种配合旁白表演的视频。但她的演技着实一般,演着演着,就笑场了。 胡友平的店就租在隔壁小区,是一间七八平米的门头房。她给自己的店取名“DM时尚”,定制了整墙木色格子柜,精心摆放代理的“时尚女性消费品”:从内衣、代餐到化妆品、美容保健品。客人寥寥,有时她一天在店里能发三条短视频,比如2020年5月28日,她穿着中式领子的豆绿色短袖上衣,白裤子搭配白色皮凉鞋,双手背后,伴着音乐颇有兴致地跳了一段“慢三步”,又假装了然无趣地写道:“一个人跳慢三步丑死了。” 成为“时尚从业者”还让她变成了耳饰大户。两个账号共计160余条短视频里,耳饰换得最勤快,金的、珍珠的、圆的、三角的、和项链同款同色系的。她最常戴一枚金色心形吊坠和一款有仿真珍珠装饰的深色格纹发箍。在许多条自拍视频下,她调侃自己“臭美臭美”“老美女臭美”。 她会感叹衰老,“看看脸上的皱纹就知道老了,没办法了,奔六的人了”,然后略微做作地开始喝“红参石榴蔓越莓饮”——她代理的美容保健品,喝的时候商品名字朝向镜头,手指捏在边缘,确保没挡住一个字。 赶上疫情,胡友平的店一蹶不振,没过几个月她就将微商转为兼职,重返家政保洁界,在一份份外包临时工作中周转,直到应聘上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引导员——她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是外包临时工,月薪三千多。 03 在幸福时刻 今年7月27日,原本是胡友平的55岁生日,往年生日,家人和小姐妹会为她庆祝,她会发朋友圈,展示蛋糕和大家的笑脸。 胡友平经常在社交平台与家人互动,比如在三姐练习弹琴的视频下评论“三姐美美的”,又在四弟和孙子玩耍的视频下评论“四舅舅开心的来”。 2020年5月,胡友平决定卖掉西环路的二手房为儿子买婚房。买家安女士通过房产公司见到了胡友平和丈夫。安女士告诉凤凰网,自己认识的胡友平“爽快随和、背双肩包、休闲风”,胡的丈夫“瘦瘦的,戴个大金链子,话不多”,“基本都是阿姨主导,下决定,从看房到签合同,就几个小时内完成”。安女士以53万买下了这套四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卖完房子后胡友平也没消失,后来房子燃气管道有隐藏漏气点,阳台天花板漏水发霉,她都找人来维修了。 胡友平看起来不是那种板正端着的家长,在社交平台发过7次儿子儿媳合照,在这些合照下叫自己“灯泡”,还热烈直白地发图表白:“我喜欢你儿媳妇。” 2022年夏,距离儿子婚礼还有4个月,她在两天里连发3条预告,邀请大家,“准备好菜和喜酒啦”,还加了鼓掌的表情符号。 儿子大婚当天,胡友平穿了一条红色中式旗袍,上面绣着金色的花。新人敬茶改口时,她笑得咧开嘴,祝福“儿子和儿媳妇幸福美满”。 04 在老家人口中 截至6月30日上午,家人还不敢将噩耗告诉胡友平母亲。一位比胡友平大7岁的邻居大姐告诉凤凰网,出事后,胡友平的兄弟姐妹“接到电话就哭了”,“母亲打电话给大哥胡友德,不接电话;又打电话给大姐胡顺兄,大姐只好对母亲说,他(大哥)忙,哪个有空接你电话呢?” 胡友平母亲八十多岁,患有糖尿病,长年吃药打针,后来又因脑梗走路不便,很少出家门。胡友平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每年回两三次,一次十几天。今年春节和去年下半年都回去过。邻居大姐说,她认识的胡友平“还是印象里热情漂亮的模样”,“老远看见自己就喊姐姐、姐姐,声音很洪亮”,两个人一开口聊起来就是照顾老人的事,“怎么帮妈妈洗洗弄弄”。 邻居大姐说,她认识的胡友平“乖乖的”,“从来没和邻居小孩吵架”,听说胡友平是为了救一车孩子,拉住了歹徒,“想不到是这么勇敢”,“如果是我,我长得比她胖我都害怕死了,怕得直发抖”。 另一位邻居奶奶告诉凤凰网,她认识的胡友平是“胡家最漂亮的孩子”,“从小看起来很乖巧,看到我会叫我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胡家老房子在234省道边,茭陵村中心位置,到谁家都很近。路边有许多厂房,包括胡友平哥哥胡友德的“友德面粉厂”。胡友德拒绝了凤凰网的见面邀请。多位邻居都说和胡友平关系好,他们认识的胡友平“喜欢和老邻居们拉家常,聊儿子、媳妇”,“节假日会和他们一起回来”。 家住附近苏嘴镇的胡大爷出事后到胡家拜访过。他告诉凤凰网,胡家最小的弟弟胡友佳双手合十感谢了他的关心,但“不想谈姐姐的事”。 胡友佳对他说:“伤心事我们不想再提了……二姐她就是个好人,不少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05 在校车事件相关人口中 胡友平是24日出事校车的引导员,职责是将孩子送到车站,安全交给家长。学生家长颜女士告诉凤凰网,引导员是固定的,早晚各跟车一趟。引导员要仔细核对乘坐校车的学生名单,有孩子请假需要在签到本上“勾一下”,说明情况,“做得很细致”。 现场视频显示,被刺后胡友平倒地侧卧。她穿着橘红色带两道黄杠的无袖上衣,就像交通指挥员的服装,这是日本人学校的工作服。另一位穿着同样服装的女性和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子在她的身旁,另有三位男士压制住了犯罪嫌疑人。 颜女士说,除了跟车引导员阿姨,还会有一位跟车妈妈。跟车妈妈是家长轮流排班,配合引导员工作——日本人学校非常注重学生安全,每个孩子座位是固定的,家长接送孩子必须带接送证。新地中心是大站,途经这个站点的校车能坐三十多个孩子。9条校车线路里5条都经过这一站。站旁是新地国际公寓和香格里拉酒店。一位公寓居民说,公寓里住了很多在苏州工作的日本人,也有许多日本小朋友。 受伤后,胡友平被送到三公里外的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一位急诊科护工告诉凤凰网,她上白班时胡友平被送来医院,“夜里就不行了”,另一位实习医生告诉凤凰网,“(送来时)伤势严重”,“在ICU”。ICU病房位于医院3号楼三层走廊尽头。负责抢救的ICU医护人员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6月28日是晴天,新地中心公交站旁人行道路面上铺了一块蓝色塑料布,源源不断地有人送来花束,有苏州市民,也有日本父母带着孩子,还有许多外卖员送来其他地方人们的线上订单。 一位在读学生的家长告诉凤凰网,那条校车线路上所有的日本妈妈都买了花放在车站。 “我们这边的日本家属都自发捐款了,这边的日本学校、日本幼儿园都组织日本家庭缅怀这位英雄。”她的孩子和受伤男孩是同学,在新地中心前一站下车,这位家长说,她所认识的胡友平是“一个看起来很随和的人”。 6月28日早8点,胡友平告别仪式在苏州市殡仪馆千秋厅举行。沿着一条约有四米宽、十几米长的长廊走到底,是千秋厅的入口,由6扇铁门组成。这是苏州殡仪馆规格最高的告别厅,厅内是白色屋顶和石柱,黄色墙壁。 馆内一位保洁人员告诉凤凰网,那天来悼念的人比普通场多,花圈也更多,仪式约在9点结束。另一名馆内工作人员告诉凤凰网,“办完告别仪式就火化了”,骨灰由家人带走。 小姐妹婉婷参加了追悼仪式。她提到仪式上没看到胡友平的母亲,“她妈妈身体不是太好”。 同日,日本人学校在校内组织了缅怀仪式,在校学生家庭全部参加。“我们园长,日本人,哭得泣不成声,所有在场的日本妈妈都哭了。”前述家长在社交网络上说。 哀思在中日两国持续着。6月30日下午3点,日本东京一家名叫局外人的书店里,一场胡友平追思会来了超过200人,既有在日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书店老板赵国君告诉凤凰网,举办追思会消息一发布,就不停地收到询问电话。 起初,赵国君也不知会来多少人,后来书店里不断进人,屋子满了,楼道也全是人。“一位在日本华人女士曾经在苏州工作6年,一进门就泪如雨下,哭个不止”,“后来越来越多哭泣声”。“事实上她也保护了在日华人,没有她的牺牲,后果明显会更严重,那就不仅是国家形象了,在日华人的形象和安全可能也会有问题。”赵国君说。 救人牺牲一周里,胡友平在社交网络上持续遭遇网暴,极端观点称她是“女汉奸”,以爱国主义为名义为犯罪行为叫好,甚至有声音呼吁释放凶手。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不会接受个别人炒作“仇外情绪”、发表仇恨言论的行为。29日,网易、新浪微博、腾讯、抖音等多家互联网平台发布关于打击“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公告,表示将坚决打击极端言论。有网友认为,胡友平用牺牲换来向极端民族主义宣战,贡献不亚于她救了一车孩子。 事发后,在苏州日本人自愿发起对胡友平的募捐。据台湾联合报,募捐人民币超过400万元,其中日本索尼苏州工厂捐助100万元(凤凰网发稿前未能联系确认)。中国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个人捐款20万元。 王征与凤凰网通话时正在东京出差,见到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向鸠山提到胡友平的义举,鸠山回复他看到了,随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衷心感谢为保护日本儿童而牺牲生命的中国女士的勇敢行动,并祈祷冥福。” 得知胡家不接受捐款,王征对凤凰网说,希望将钱捐给在场其他出手相助的市民。 然而截至发稿,王征也不知道其他“见义勇为者”究竟是谁。“我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中国再次对农民下重手了,表面上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真实意图却剑指宅基地,以及宅基地背后更深层的城乡经济结构。 近日,多地先后出台鼓励农民放弃、退出农村宅基地政策,并给予退出宅基地奖励。比较特别的是,出台政策的地方几乎都是四五线小城市。以安徽省凤阳县为例,农村居民自愿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并归还土地建物,可一次获人民币5万元购房奖励。安徽凤阳县,是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率先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变相私有化方式,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如今这个政策,当然有政治指标意义──当年第一个将土地给农民的改革圣地,现在率先把农民从土地上打发走。 除了凤阳县,还有这些地方,江苏省南通市宣布,自愿退出(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标准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湖北鄂州则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等。 大众第一反应都是:此举只是小地方想卖房,消化库存,走投无路想出来的馊主意。毕竟,年轻人口基本上都被一二线大城市虹吸走了。而过去的买房主力人口体制内群体又不再旱涝保收,发工资都是问题,所以不得不对农民下手。 但其实我们可以算笔帐,就会发现,这很不现实。 中国的“宅基地”是非常特别的农民财产,所有权属于集体,只能用以建造住宅。扩展理解有几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拥有使用权;而且还不能单独拥有宅基地,必须要有建筑物,才能一并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任何农民建房,都需要政府批准,否则,政府可以强拆。还有就是,城镇人口不能购买宅基地,农民失去农村户口后也不能再拥有。 在中国购房网站上,凤阳县的房价均价为每平方公尺5000-6000元,一套均价50多万人民币,首付三成最低15万以上。5万显得比较鸡肋,就算勉强凑10万元,交了首付,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首先是城市生活问题,在农村,农民有土地可以种植,就算没工作,至少吃饭没问题。但是失去土地到了城市,吃饭用水都需要花钱。其次是未来房贷怎么办?小地方就业岗位很少,城镇人口都很难,何况进城的农民。最关键的是,农没有正常城镇医保社保,怎么看病养老?再说了,宅基地一旦退出,就不可能恢复。因为农业人口可以购买城镇住房,而作为非农业人口的城镇居民则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村民出卖住宅后,无法再申请宅基地——就是说,是5万元把农民赶出农村,大概率只能让他们未来成为城市边缘人,彻底没有立锥之地。 其实宅基地换房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几年前就开始了。4月份华尔街时报曾报导:河南省一名男子在2018年把自家的宅基地和农田通过政府卖给开发商,本来可以换6套公寓,2021年就可以入住。没想到因为疫情和经济下行、房地产衰退,相关楼盘项目的开发已停滞,他的祖产却再也回不来。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非常严重,很多地方闲置率达到20%左右,不少宅基地上面的房子早已倒塌。所以农村闲置宅基地大部分时候只能在同村居民之间买卖,村民往往只有转出的意愿,没有转入的意愿,实际上根“卖不掉”。既然土地闲置,那么对于想建房的农民应该鼓励甚至补贴吧?可诡异的是,现实恰好相反。 现在全国普遍性的现实是,农村宅基地审批越来越严格了。很多农民想申请宅基地盖房子,难如登天,甚至还有人担心以后农村不让农民盖房子了,甚至还有地方建好的房子都被强拆,没有办证的,拆;塌了超过两年没人住,拆。而有一些大家族男女老少同住一个老房子,按规定,成年儿女结婚了可以分家独立修房子,村组织却好几年都不批,造成大家族住一个屋檐下,频频闹矛盾。至于为什么不批准,理由都是一个:要保护耕地。 可是中国现在真的很缺耕地吗?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为18.1%。从2000到2016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由8.08亿人减少至5.89亿人,减少了27.1%,但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反而由2.47亿亩扩大为2.98亿亩,增加20.6%。而近三年,因为退林还耕和控制宅基地,中国耕地连续三年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因为农村空心化,和严格限制农村自建房,腾出来的耕地并不会投入生产,也不见集中起来开发做旅游区或者规模化种植为乡村谋福利,而是依然闲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被回收成为农业用地的宅基地,本来就不是要用来种植或者搞建设的,而是为了另一笔帐。那就是——转化为补充耕地指标。什么叫转化补充指标?那就要说到中国土地的占补平衡制度。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各地方政府先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一定时期内的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控制,之后每一年,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进行管理;最后,在每一年的实际工作中, 县以上地方政府对本地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动态管理。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想新增建设用地,就不免要侵占耕地,但是耕地红线划得很严格,那就根据总量控制的原则,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这就是占补平衡制度。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地方为了GDP,在城镇中心或者工业区不停新增建设用地,然后在农村严格控制宅基地,或者把闲置的宅基地转回耕地,控制耕地总量不变,这样,指标总量就圆回来了。 也就是说,让农民让出这些宅基地,或者,干脆就不给申请盖房子的农民批复宅基地,使耕地看起来很多,并不是要开发农村,也并不是真的要保证粮食生产,更不是纯粹为了让农民离开农村去城里买房,而就是为了给这个地方政府腾出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换取更多的建设用地建工厂、做房地产。饮鸩止渴,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在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下,就算农民牺牲这么多,也不一定能恢复地方的经济。因为中小型城镇并没有快速建设扩张的可能,大中型城市又不缺建设用地指标,政府投入巨资腾退多馀宅基地,却很难收回成本。牺牲的只有农民。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就是中国“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从晚清到中共建政莫不如此。尤其是在19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表面看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是政治运动,其实真正的经济意义是:中共需要把中国传统的农村基层力量完全消灭,这个基层实际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农民和皇权之间的中介和缓冲带——乡绅和地主。过去,他们一直负责稳定乡村,以及征兵、纳税,而中共通过政治运动把他们毁灭,就可以去掉“赚差价”的中间商,直接控制农民。土地还给农民,不是同情农民,是因为当时土地的价值是耕种产出农作物,用农业哺育工业,他必须要农民耕种,才能实现土地价值。而现在,而土地不需要农民耕种了,因为个体小农能产出的价值有限,而土地却有了新的商业价值。 2022年,中国GDP总量1204724亿元,其中农业 7.3%, 工业 39.9%, 服务业 52.8% ,可以看出农业早就不占主导地位了。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51.83%,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2022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超9亿人,乡村常住人口接近5亿,城镇化率为65.2%。中国的经济模式早都改变了——地比人值钱,于是农民就成了横在中央政府和土地财政之间的阻力,所以,国家要把农民这个阻力拔除,哪怕让农民成为城市和农村的游民,国家权力也要直接控制土地。 所以,中共不再需要讨好农民,农民不再占主体之后,政治话语权也开始消失,再次成了沉默的韭菜,一声不响地,就被收割了。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先封评论区,再封文章,最后,把账号也封了。 是的,【亮见】又被关小黑屋半个月。 违规文章事涉苏州警方,我不过是表达了温和的批评,但也不被允许。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还是唱赞歌安全。 网络图片 我已不知道这是【亮见】第几次被封了,虽然有人说,被禁止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可频繁的封号对一个写作者的打击,可能是旁人无法切身体会的。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会让人怀疑自己发声的意义,更会让你摸不清安全的边界。 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我向来不轻易去碰触。倒不是因为会招来谩骂和一身骚,写了这么多年,这些已经不能对我造成伤害。 而是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事实和道理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比如,他们义正词严地质问,为什幺小日本能在我们的地盘开学校,凭什幺小日本学校不招中国学生。你说日本人学校是国务院批准的,不招中国学生是法律规定的,他们说你洗地,骂你是汉奸。 一旦某些思想扎根脑海,事实可以完全忽略,道理什么也听不进去。 不轻易碰极端民族主义话题,更是因为,守着粪坑打苍蝇,注定是徒劳。如果没有高层经年累月的放纵与引导,又哪来那么多辽远缥缈的恨意与恶行呢?那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够消散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最近几大媒体平台关于打击“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公告,我倒没有那么乐观。养蛊已久,病入膏肓了才想起来疗愈,是不是有点晚了? 网络图片 而更值得忧虑的是,你希望他们在需要的时候骂日本排海丧尽天良,又希望他们在不需要的时候对日本人学校保持理性,这种见风使舵却又使得恰到好处不添堵不过界,要求真的太高了。就如六神磊磊所说,你不能指望一些人蠢得恰到好处。 你以为你养的狗只咬仇人不咬自己,但殊不知,狗疯起来,是见人就咬,不分主人仆人的。 所以,对于那些幕后玩游戏的人来说,把摸老虎屁股的人封杀了容易,动动手指就行。但要把狗链子拴得恰到好处,予取予求,却并不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人,其实不是我们这些只会耍笔杆子的。 还是担心该担心的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