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打“口号”是改革。然而，从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评判，此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戴着镣铐的改革”。 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工作重点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错的改革方案。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看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会，倘按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也因此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猜想。当局则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唱起改革的调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这使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觉得，当局如若举行三中全会，大概会举改革旗号。 中国走到历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断，还不只是当局的文宣，而是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当局必须再次借重改革“名号”，挽救民心，提振士气，走出困境。前面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的器物文明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充其量在现代化的早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准了脉，开出的药方也对症，舆论一度认为，按照这个决定“下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在规定的时段大体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当局高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10年下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没有向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江胡时代处于某种萌芽形态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被完全掐灭，领袖取代党号令天下，党专政和寡头共治走向个人专权。在一人统治下，中国确实如当局所宣称的，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却和改革没有半毛钱关系，或者干脆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其后果也就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前行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有钱人忙着移民，转移资金，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也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便在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体系经过当局10年的强力改造，不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官场、舆论生态，和10年前比，大相径庭，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人们直观体认到，在可见未来，不会有改善。尽管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现状，可对当权者来讲，社会了无生气，民众失去憧憬，也不是其乐见的，因为这对其统治不是好事，即便人们不起来反抗，也表明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不够。而当局如今又特别在乎这点。 当局欲借“改革”给社会打强心针 事情并不止于此。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象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10年从未被扑灭，尽管遭遇压制。这对当局的统治，对它给民众画的大饼，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许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所以，在强力管控的同时，要给市场注入一点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让经济恢复一些活力，在当局看来，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用改革这块招牌，可以给社会打一剂强心针。 另从民众和市场的角度看，三中全会一再推迟，也带来一种幻觉，以为党内存在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被压制的改革派利用当下的经济困境和人心思变，敦促当局顺应民意和历史大势，发动改革，解救目前困局。过去几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出来呼吁，必须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时有两派斗争的消息流出。特别是资深改革派学者周其仁5月被选中参加由习在山东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似乎坐实了三中全会会改革的看法，一些评论把这次座谈会解读成当局为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吹风。 进入7月，中共当局开足马力宣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会比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并特别点名是由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言下之意，在中共历史上，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是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盛会，当局将对改革进行又一个通盘、全面的规划。6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告了这点。从官媒和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这次全会在某些具体领域，会有政策的突破，比如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场自由流转等。 然而，这次改革尽管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氛围有所缓和，基本缘木求鱼。何以如此评判？政治局会议说得非常明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六个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之前习讲过多次， “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用习在企业专家座谈会的话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无论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绝不能动 换言之，当局为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定的基调和划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场、步骤等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跨雷池一步，犯颠覆性错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说白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不能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为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可以有限度地针对具体问题放松某些控制，收缩一点政府权力，但这样一来，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也就成空话。 因此，这次改革实际是戴着镣铐的“改革”，即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洪水来了，是堵住大堤决口更重要，还是堵住公务员的嘴更重要？ 正在经历洞庭湖大堤决口的湖南华容县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网络图片 我们按正常人的逻辑来思考： 一个财力薄弱、救援力量有限的县，骤然遭遇洪灾侵袭，第一反应肯定是向上级政府求助，向全社会求助。只有更多的人关注华容县的灾情，才会有上级更高的重视，才有更多的救援力量赶来支援，才有更多的社会物资和善款捐过来。 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危险，该高声呼救，这是三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洞庭湖决堤了，全县50多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在旦夕，你不赶紧组织一切力量去发声呼救，反而第一时间捂住大家的嘴……说得轻一点是被维稳思维冲昏了头，说得重一点，是完全没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 网络图片 我知道有人会说，抗洪救灾期间，社会秩序稳定极端重要，对信息发布渠道进行管控是合理的。不客气地说，这完全就是混账思维。 首先，当前公安和网信部门对网络信息的管理能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鼓励市民发声传播灾情和打击谣言维护秩序根本就不冲突。一刀切禁止发布信息是典型的懒政，更是严重不利于抗洪救灾的的恶政。 然后，某些脱离群众已久的领导不信任老百姓也就罢了，体制内公职人员总该是你们的“自己人”，总归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吧？需要网评员的时候就给全县公职人员压任务下指标，碰到真正需要发声向全社会呼救的时候，就让全县公职人员闭嘴，就铁了心一件人事都不干是吧？ 就这样，还好意思腆着脸呼吁社会捐赠。 网络图片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是共情不了。 前阵子梅州水灾我刚捐了500，并且呼吁读者一起捐了至少好几万，但华容县的募捐，我真的捐不了。 网络图片 第一，缺少来自民间真实的信息，我并不了解华容县的洪灾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不清楚华容县的灾情是不是真的紧急，不确定华容县的群众是不是需要帮助。 毕竟，发布灾情信息通稿的是领导，发布募捐信息的也是领导，领导的话我不敢质疑，但我觉得领导的收入应该是不需要我捐助的。等民间灾情信息和求助信息发出来了我再关注。 第二，从头到尾只允许通稿存在的救灾，我也很难确定捐赠的善款和物资会被用到实处。众所周知，人性经不起考验，捐赠必须经得起监督，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环境肯定是不存在监督这回事的。 没有监督，就没有捐款，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有前辈之鉴 中共两位前防长获判无期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介绍了去年10月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的次日即已经有外界媒体质疑“如果李尚福在那么长一段时间有贪腐问题，习为什么还要提拔他？这等于说习没有做到领导人应具有的“‘知人善任’？” 所谓“知人善任”的反义词就是“用人失察失误”。“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的规定出自于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习近平亲自主持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的第八十四条内容是：“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说情干预、跑官要官、突击提拔或者调整干部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那么，先后把魏凤和、李尚福和秦刚三人安排到副国级领导岗位，是否属于“任人唯亲”和“突击提拔”先不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者”只能是习近平。此其一。 其二，如上三人虽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两个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试问所有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领导人所占据的不同领导岗位中，又有哪一个能够比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份量更重呢？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因为犯了重罪而正在等军事法院的审判，新任外交部长上任数月就被废黜，导致国内外舆论大哗的后果已经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中共党章规定：“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强调过“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 所以如果对习近平本人也严格按照如上《规定》内容执行的话，习近平因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了他即使不被开除党籍，至少也应该受到个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吧？但是，中共党内、军内的上上下下，有哪一个敢于就此对习近平提出质疑呢？ 至于在提拔和重用如上三人晋升国务委员的过程中，推荐人和“政治担保”人也都应该被视为“用人失察失误”的“直接责任者”。都有谁呢？军委方面至少包括前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上届加本届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外交系统难辞其咎的至少包括王毅和2022年年中主要负责对秦刚进行“全面考察”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以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 当然，因为习近平本人绝无半点可能“罪己”，应该也不好意思“罪人”。不过，不排除张又侠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自扇耳光，主动检讨自己没有替习主席“把好用人关”的可能。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闭幕后，新华社分别播发了《肩负历史重任 开创复兴伟业——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以及《高举伟大旗帜 谱写崭新篇章——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两份长篇报道，两篇中都有如下一段表述： “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看，主体为省部级和军队战区职（级）以上领导骨干……。” 但是，两篇文章的内容中都完全避提军方的“两委”委员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而事实上如果说地方和中央机关里产生的“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还是要经过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话，中央军委实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决定了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都是不需要经过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的，也就是说，出自军队系统的“两委”委员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无论是十九大上的魏凤和还是二十大上的李尚福，以及本文后面内容中还要涉及的李玉超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习近平一人来负。 在过往的中共党、国领导人中，是否有因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党内轻量级处分（警告或严重警告）者，我们外界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就是 “用人失察失误”。此人就是薄熙来。 2012年9月28日由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给他开列的多项罪状中，既包括“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也包括“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薄熙来的所谓“用人失察失误”当然是指提拔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而造成的所谓“严重后果”则是指王立军被他薄熙来一巴掌打进了美国驻成都领馆。 那么比照薄熙来，如今习近平的“用人失察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对整个党国的外交形象及国防事业的巨大损害，绝对不是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到美国领馆过了一夜的“严重后果”所能相提并论的。 2022年9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党组）处分批准权限”做了明确说明：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撰写本文之前，又仔细阅读并“认真领会”了《规定》中如上这段内容，才看明白其中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应该是指当届，也就是在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所以，对照检查笔者在今2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如下一段叙述有误：“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需要在此纠正的是：如上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丁来杭、李传广和周亚宁以及张振中虽然肯定已经被中央军委在内部宣布了开除党籍、军籍，但是这种对上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处分，是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走程序”的。地方上的上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是同理。 所以说，下周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首先要“追认”的当然是已经在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李尚福开除党籍的决定。与此同时，应该还会正式宣布撤销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同时任命董军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至于魏凤和，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政治局会议上无论对他做出怎么样的处分，都不需要再由中央全会“追认”。过去相继被开除党籍、军籍的腐败军头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张阳和房峰辉等人，因为被处分时都已经不是当届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都没有被拿到处分他们之后的中央全会上“走程序”。 另外，今年2月5日发表了《有多少中委、候补中委及二十大代表中的蠹虫在等待三中全会发落？》一文之后，陆续又有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西藏自治区党委前书记吴英杰，司法部前部长唐一军等因“严重违纪违法”罪名接受审查调查，但他们都是上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处分决定也不需要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追认”。 至于本届中央委员，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既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 那么在下周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可能出现“追认此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李玉超党籍的决定“的说法。 我们不妨以过去处理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王建平和田修思为例。 2017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黄兴国、李立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杨焕宁、王三运、项俊波、李云峰、杨崇勇、张喜武、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其中的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处理过的首位现役上将，当然也是当届中央委员。而田修思当时虽然已经退役转到全国人大任职，但此前是在空军政委任上“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的。 当然，等到下次，也就是四中全会上再处分李玉超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无论是田修思还是王建平，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先后被军网或国防部网站公开宣布了他们“正在接受军纪委审查”的消息。而李玉超“正在接受审查”的消息至今还没有被对外公开。 而如上开列的被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宣布党纪处理的那一大堆贪官污吏中，项俊波与如今也可能会在下周一的三中全会上宣布对其进行党纪处理的唐仁健一样，都是在国家机关正部级领导岗位上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 项俊波当年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在“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的四年半之后，于2017年4月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任上被中纪委宣布接受审查。当年5月被宣布免职，9月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然后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被“追认”此前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而如今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唐仁健是在农业农村部部长任上于今年5月18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40天后，他的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职务被宣布由韩俊接替。 因为中纪委的网站上直指他唐仁健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了“严重”二字，就决定了他在下周的三中全会上有可能也会被宣布“追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他党纪处分的决定。 不过诡异的是，虽然唐仁健被宣布“接受调查”的40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召开了最新一次例会，但会议宣布的国家部委人事异动只有免去马晓伟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同时任命雷海潮接任的一项内容，却没有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长职务并任命韩俊接替此职务的内容。害得这位韩俊在本月5日会见外国农业部长时，仍然只能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的身份。 也就是说，到下周召开三中全会时，唐仁健在“法理”上仍然还是国务院的农业农村部部长。那么是否会因为中纪委对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所以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尚未决定对他的党纪处分呢。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就不会提及唐仁健的名字。虽然他百分之百不会出席这次会议。 除了上面介绍和分析的李尚福、李玉超以及唐仁健，下周的三中全会是否会宣布对秦刚和袁洁等人的党纪处分，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
这两天，《新京报》爆出了一个大新闻。 这条新闻，揭露出了国内食用油行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乱象： 网络图片 在这条新闻中，《新京报》的记者在通过深度暗访、长期跟踪且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国内很多罐车司机为了节约几百块钱的清洗费，所以在换货时，压根不清洗罐体，这些罐车在卸完煤制油后直接装运食用油，而一些公司或单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成了行业内的日常操作。 网络图片 据新京报记者报道，存在以上这些违规操作的，还有一些是我们国内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覆盖的用户面极其庞大，所以说这次事件，对很多人的心理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网络图片 那么，如果一些油罐车司机长期如此操作，而一些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期不闻不问的话，这会对普通人产生什么危害呢？ 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副教授表示，运输食用油的罐车还去运输其他化工液体，其风险非常难以预料，因为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会影响人体健康。 网络图片 而如果毒性大的化工液体残留在里面，直接接触或者吸入都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比如说有机溶剂、酸、碱、重金属等等，有可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其实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只要仔细点你就会发现，《新京报》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是直接点名了一些大佬的。 网络图片 仔细数了一下，我发现新京报在这篇报道中，至少得罪了5位大佬。 《新京报》得罪的第一位大佬，就是中储粮和汇福粮油。 这两位大佬，可以说是行业里的大哥级的大佬了，而他们旗下的著名食用油品牌，我就不说了，反正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些食用油广告，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旗下的。 《新京报》得罪的第二位大佬，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其相关企业。 新京报记者直接指出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而这个基地，是一个被确定为国家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千万千瓦级煤电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及循环经济示范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煤制油项目……而新京报记者则直接点名了这个基地，还在报道中说了违规罐车就常在这里扎堆，不得不说，新京报是真的勇。 《新京报》得罪的第三位大佬，是一些食用油生产企业。 新京报还在报道中爆出了一些食用油生产企业，对油罐车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接受未清洗的罐车装载食用油，这就间接助长了罐车“混用又不清洗”的现象，增加了食用油被污染的风险。 《新京报》得罪的第四位大佬，是一些罐车运输行业的人。 新京报还曝光了罐车司机在运输过程中，为了节省几百块的开支，不清洗罐体，直接用来运输不同种类的液体，而且还把跟一些货车司机的影像和对话曝光了出来——众所周知，货车司机这个群体，是很团结的，而且遍布各地，新京报得罪他们，后果到底会如何呢？ 《新京报》得罪的第五位大佬，是一些监管部门。 新京报记者虽然没有在文章里直接提及监管部门的具体问题，但可以从新京报报道的罐车“混用又不清洗”现象的普遍存在中推断，监管部门在执法力度、监管标准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所以新京报这样报道，这也是间接得罪了一些监管部门。 其实当看到《新京报》的这个报道后，我第一反应是觉得新京报的这位记者是很勇的。 因为在这篇报道中，报道方是完全没有将事件中的相关方打码，而是直接点名爆了出来，而且一点就点出了多个单位，一得罪就是得罪众多大佬，不得不说这在行业中算是很少见的。 估计是因为新京报在这个报道点名的大佬太多，波及的范围太大，所以在新京报的报道出来后，在评论区我也发现了这样的声音： 网络图片 因为新京报之前曾经报道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闻，所以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我还是看到了一些人在质疑这条新闻的真实性。 那么，新京报这次真的是在造谣吗？ 其实只要看一下新京报报道的新闻你会发现，在新京报发的新闻中，其实附带有视频、画面、以及录音的，所以如果说新京报是在造谣，那他们就是在视频、画面、录音上作假了，这真的有必要么？ 而且如果他们真想造谣的话，他们其实是完全可以把很多单位打码起来的，可是他们并么有这么做，而是直接将一大波单位的名字曝光了出来——如果他们真的是想为了流量而造谣的话，那他们有必要把那么多单位的名字曝光出来吗？这会得罪多少大佬，会遭受多少报复，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所以说，就这次事件来看，我认为《新京报》这次的报道，作假的可能性并不大。虽然我也很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但是新京报这次的曝光行为，我认为做的对。 虽然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管理者，你大概率会觉得新京报的这种报道是在没事找事，是在给一堆人添麻烦，但是实际上，身为媒体，监督与批评，其实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很多人都觉得新京报这样的行为，就是在给社会制造麻烦，但是这样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是在把社会建设得更加完善、更加有序。 身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我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这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什么样的人，从不对社会进行监督呢？ 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丝感情的人，才会从不对社会进行监督与批评。因为他们一旦发现社会有问题，他们会直接换一个社会生活——他们会直接把资产、资源、亲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这类人，他们从不会批评社会，因为他们一旦发现社会有问题之后，他们就会直接换社会了。 所以说，一些人批评与监督这个社会，是因为他们会长期在这里生活；而一些人，他们从不批评监督社会，也不抱怨社会，那是因为他们有钱有资源，可以随时换社会，所以他们才懒得批评与监督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用煤制油罐车装食用油，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估计也就我们国家有。网友们怒不可遏，纷纷呼吁严惩判刑。 作为煤制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事件的当事方之一，中储粮集团终于站出来回应了。中储粮用了四个词语，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大意是我们知道了，很重视，也已经展开排查了，并且举一反三进行自我检讨了，我们将吸取这件事件的教训，下不为例。 网络图片 中储粮还说要对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发现存在违反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立即终止运输合作，并列入集团“黑名单”。 没有道歉，没有处罚，没有召回。从中储粮的回应，大概明白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别说是从重处罚，连自罚三杯都没有。 很明显中储粮对于新京报的报道不是很认可，还得花时间自查一下，看看你的报道是不是真的。看来新京报影响力还不够啊，要是央视这种级别的媒体，企业都是第一时间出来道歉，并作出处理。 网络图片 不过也是，中储粮是什么企业，它可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大型央企，按级别应该是副部级。 我猜这件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报道中的油罐车运输单位拉黑，然后对下面的个别企业和个人作出纪律处罚，然后就完事了。 当然，有回应还算好的，这次事件的另一个当事方汇福粮油集团，还在装傻充愣，事件曝光都快一个星期了。 网络图片 我们来估算个数据，看看有多少这种食用油流入市场。根据新京报的报道，一辆罐车可以装35吨大豆油，一吨食用油等于1250升，35吨就是43750升，按照5升一桶油来算，那一辆罐车相当于装了8750桶食用油。 而罐车司机也说了，卸完煤制油，不清洗罐体，直接装食用油，早就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也就是说这个行业，还不知道有多少运输公司，多少辆罐车，多少掺杂了煤制油的食用油，进入了超市，小卖部，进了千家万户，吃进了老百姓的肚子里。细思极恐，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吃慢性“毒药”。 网络图片 连中储粮这样的大型央企都沦陷了，其它中小食用油企业岂不是更疯狂，我们还能相信谁？中储粮自查，最多杜绝这个事件中的一环不出问题而已，那接收方谁来查？ 既然已经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意味着不只是中储粮和汇福这两家公司有问题，它们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按道理来说，出现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监管部门应该站出来对整个行业进行一次系统大排查，但是事件曝光这么多天，却始终默不作声。之前监管缺失就不说了，现在连亡羊补牢都没有。 说实话，有点寒心，中国老百姓太不容易了，想吃点安全的食品太难了。为什么食品问题屡禁不止？为什么企业敢这么肆无忌惮？不就是把关不严，处罚太轻吗？ 网络图片 难怪网友调侃说一些监管部门只在央视315那几天上班，其它时间基本都放假了。食品安全大于天，感觉就是一句笑话。 打假博主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其实就是打一些部门的脸。不过，它们什么时候在乎过。真要有出动几十万人夜查电动车的决心，啥食品安全问题都没有了。 谁也没想到，天天自己做饭，好不容易躲过了地沟油，现在罐车油又来了。啥也不想说了，有钱就买进口食品，没钱就自求多福吧。 文章来源：财话连篇
据新京报记者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 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调查提到的涉事企业，就包括中储粮下边的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 7月6日，中储粮集团发文表示，公司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 中储粮集团还表示要求全系统各单位严格落实责任，严守工作规范，严防粮油污染风险，切实保障储备粮油食品安全。 对于人人关心的最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储粮集团的回应，可以说都是官话，正常来说。一家企业出了这样的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向所有的消费者道歉，对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而致歉。 在道歉后，还应该想办法补偿受损的消费者，还要追加有类似问题的产品进行销毁，然后还是引以为戒，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信于消费者。 但这是一家国企，国企领导并不向消费者负责，他们是向上级负责。 如何向上级交待？这是官僚体制里最常见的套话，那就是”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意思是，领导你好，这事我没干好，给你惹麻烦了，放心，下次不会再出事了。 至于消费者，他其实是不在乎的。 当然国企，也是市场中的一员，中储粮油脂也要向市场销售产品。 中储粮油脂公司在全国主要油脂油料集散地建立了覆盖全面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收储、贸易、物流、加工、终端销售、研发的完整产业链，拥有年油料加工能力570万吨、油脂加工能力210万吨、包装油灌装能力80万吨。公司资产总额76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460亿元。旗下“金鼎”食用油、“福豆来”豆粕等品牌畅销全国，连年获“全国食用油行业质量领先品牌”“中国粮油榜十佳粮油品牌”等荣誉。 市场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导他们的命运。 脸面，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生存的基础，我们将它称作为商誉。 一家不重视自己商誉的企业，一家不要”脸“的企业，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不管这家企业多么牛叉，在市场中必然会被淘汰出局。 从未有一家不注重自己商誉的企业，能在市场中长期存活。 商誉机制，由消费者主权产生，是由消费者用钞票进行投票的结果，当市场上普遍认为这家企业没有诚信，不是一个服务消费者的机构时，这家企业就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抛弃。 继续购买这家企业产品的消费者，都会被其他消费者所鄙视，你为什么要去买一家信誉破产，不在意你感受的企业的产品。 因此，食品安全最好的机制，其实不是什么政府监管，而是商誉机制和市场机制。 在市场机制中，允许企业做大，做大的企业更容易取信于消费者，他们犯错后的损失更大，在一个遍地小企业的地方，商誉往往不好，因为他们犯错的成本低，因此，要支持市场的自由竞争，让优秀的企业做大。 在商誉机制下，大企业必须战战兢兢，因为品牌越大，影响力越大，一旦犯大错，还不处理好，就必然被消费者抛弃。 市场中，也会有无数的民间检测机构，民间媒体，民间爆料人，时刻对大企业的问题进行揭露，甚至还有竞争对手也会主动发现问题。 企业家即使占据了全部的市场，他也必须无比小心，因为消费者是最”残酷无情“的，企业的利润机制，就决定了企业要想赚到钱，长远地赚到钱，迎合消费者的更多需求保证产品品质就是唯一的方法。 然而国企，不需要。 国企有很多特权，他们在与民营企业竞争时，有些存在着垄断地位，有些存在着信贷优势，有些存在着政府补贴优势等等。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国企民企要一视同仁，但客观的事实就是大量的国企有着大量的低息贷款、各种特权优势。 当其利润来源于特权时，而不是来源于消费者的喜爱时，他往往就会忽略消费者的需求，转过头来追求更多的特权。 国企还存在无产权主体的问题，他只能用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国企领导者每一天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上级满意 ，而不是如何让消费者满意 。 这就是中储粮在出事后，不对消费者道歉的根本原因。 资源到底应该由谁拥有，厂房应该在谁手里，不应该由政府来决定，而应该由消费者决定。 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如此，是消费者决定了腾讯阿里们可以拥有庞大的计算机集群，因为他们的服务更好，他们的产品更好，于是消费者用购买用消费让腾讯拥有了生产资料。 当有一天，发现这家企业在坑害消费者时，那么哪怕大如阿里腾讯也要破产，他们的资产、人才都将转移到另一家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企业手里。 面对食品安全，我们要的不是政府加强管制，而是要呼吁，将企业生死的决定权，将资源的使用权，将生产资料应该由谁拥有的选择权，交回消费者。 只有这样，所有不要”脸“的企业，才会被赶出市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你可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绝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但凡世间谎言，不管它披着多么高尚的外衣，扛着多幺正义的旗号。一旦看清，也就看轻。 南方水灾还在继续，江西九江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号召在外乡亲回乡支援，湖南平江同样受灾严重，当地呼吁大家捐款捐物，并晒出捐款账号，多家官媒纷纷转发。 然而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些新闻后，人们不再感动地稀里糊涂，毫不犹豫就打开口袋捐款捐物，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 “请告诉我郭美美账户号？” “捐了不给用途说明，能报警诈骗吗？” “这么多评论，竟然没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等词语，还不值得反思？” … 网络图片 几乎所有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画风都是这样出奇一致。话不多说，随便截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络图片 就连官媒的评论区，同样是这般画风。在澎湃新闻的评论区，点赞最多的评论是：“捐款账目可否公开透明”。 网络图片 而在齐鲁壹点的评论区，则更加“难看”。齐鲁壹点报道说，今年企业救灾捐款数额明显下降，演艺界救灾行动相对沉寂，有救援项目的互联网筹款额，从去年的最终筹款700万元，变为目前刚过30万元。 网络图片 短短十几秒的新闻，结果引来了15000条评论，并且这些评论清一色都是质疑的声音： “先来说一下66县挪用孩子饭钱的事吧！” “是什么让善良的人们寒了心？” “以后请先公布城管、农管、运管这几个单位的捐款情况。” … 说实话，这些评论不仅仅是难看那么简单，作为旁观者，我们看了都觉得难堪，觉得无地自容，不知道当事者是何感想。 媒体的报道确实没说错，去年涿州水灾，明星的救灾行动确实比往年沉寂了许多，王宝强更是直接把救援物资亲自送到灾民手上。而今年，就几乎再也没听说过明星救灾的相关消息了。 为什么会这样？是世道变了？人心变得凉薄了？还是这届老百姓不听话了？ 其实都不是，国人向来都是温良友善的，同样也乐善好施。面对各种灾难，从来没有如此漠视不管的道理，而言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信任没了，尤其是对某些平台、某些人丧失了基本信任。 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郭美美事件开始，也许是从几年前的武汉上海开始，也许是他们一点点败没的。 去年有个网友说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网友说： “我觉得受灾的时候应该是红十字会打开仓门救灾的时候，而不是打开账户。” 人们的嘲讽，真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善心，而是因为大家在这方面吃过太多亏。这些年，他们被诟病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善款去向不明、资金与物品无法追溯去向等等。 人人都很关注这些问题，我们都想知道这个钱到底用在谁身上？是否进了其他人的口袋？捐赠的物资有没有被半路截胡等等。 我们辛辛苦苦上班一个月几千块工资，你让我们捐款，我们都想知道善款花在哪些地方。如果花在灾区，我们觉得你在办实事，下一次我们说不定会继续捐款；可如果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你让我们怎么想？我们怎能不寒心？ 世道无常，黄钟毁弃。 当前慈善事业的主要矛盾，就是群众日渐雪亮的眼睛，和漏洞百出的爱心绑架能力不匹配。 果然，我们越担心的事，反而就越会发生。去年涿州水灾，有网友表示：“我想捐，但又担心捐出去的，有多少用在你们身上。” 网络图片 有涿州灾区的网友表示理解，说感谢大家的这份心意，已经收到了。 网络图片 没多久，这位涿州网友又留言了，说“就今天河南发生的事，不建议大家捐款，除非财政公开，交代清楚每一笔钱的去向。” 网络图片 那河南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河南网友站出来说了自己的经历。 网络图片 2021年夏天，河南遭遇特大暴雨。洪水过后，河南得到了近百亿元的灾后重建资金。然而，两年之后的2023年8月，这笔灾后重建资金却被曝出了大问题。 媒体更是忍不住怒问：谁动了老百姓的救命钱！ 网络图片 河南省审计厅披露了相关细节： 73个县242个项目建成后，存在工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涉及计划投资额33.46亿元； 3个县3个非受灾项目违规获取重建资金3.75亿元； 4个市县多报15个项目投资完成额4.32亿元； … 动不动就是以“亿”为计量单位，简直触目惊心！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可是上百亿的资金，可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可是无数人重建家园与恢复生活的希望，可还是出问题了。 和汹涌而来的洪水相比，更凉的是人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与此同时，澎湃新闻报道了一条新闻，武汉某救援队在赴灾区抗洪救援后，准备回武汉，却在某高速收费站被要求缴纳高速费。哪怕救援队员出具了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盖章的联系函，工作人员依然表示不能免费。 最终，跑去抗洪的救援队被迫缴纳了高速费。 网络图片 有网友评论说： “严厉打击非法救援和非法捐款的不良行为。”“没毛病啊，按照某法官的答复，不是你放的水，你为什么要去管？”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愿不愿意捐，想不想捐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捐，敢不敢捐的问题。说白了，人心一旦凉了，想再暖回来就难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不怪老百姓，要怪就怪大家夜路走得太多了，真的害怕再遇到“鬼”。 信任是最宝贵且稀缺的财富，一旦失去，再想建立起来就很困难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柳丁
新京报的一位记者，追踪调查了很多油罐车，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行业秘密”：一些油罐车平时不仅仅拉食用油，也会拉煤制油，还会拉工业废水、塑化剂、废机油、减水剂这样的非危化品液体。而且这中间有可能没有空挡，卸了各种奇怪奇怪的液体以后，不做清洗，直接就往里面灌食用油。 网络图片 油罐里残留的煤油、废机油、工业废水，和食用油混合在一起，然后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看了这则报道以后，是不是有一种拿着粪桶盛饭吃的感觉，恶心的想吐？ 如果新京报的报道属实的话，这比地沟油事件更为恶劣。用南方都市报的话来说，“装完化工油又装食用油，这与投毒有什么区别？” 网络图片 在新京报7月2日发出报道以后，到7月6日，涉事企业中储粮给了一个姗姗来迟的回应： 网络图片 这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回应，既没有表示道歉，也没有提及对问题产品的召回，在精选评论中还不忘记提醒网友，“大国粮仓担子重，作为消费者，我们也要理性看待问题”。我都吃上煤油废机油工业废水塑化剂混合的食用油了，你还在谆谆教导我要理性？ 网络图片 中储粮说要开展排查，像这种自己有问题，靠自己查自己的事，我也只能说一声呵呵了。 而那些本应承担起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到现在还在装死。 油罐车是谁家的啊？这些被污染的油都流向了哪里？对消费者的健康危害有多大？涉事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有去核实了吗？处罚了吗？有吊销执照了吗？ 媒体报道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还没看到有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 来看看这些年的一些新闻：营业才两周的采耳店获利500元，被罚22万元；商贩卖了20元的芹菜,被罚6.6万元；进价1.2元/斤的土豆，售价从1.4元/斤涨至2元/斤，被罚款30万元…… 对平头百姓下起狠手来，恨不得罚到倾家荡产。但遇到这种涉及千家万户的更加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也会像对待老百姓那样严格执法吗？ 而从新京报报道的罐车“混用又不清洗”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很怀疑，相关监管部门在执法力度、监管标准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可能存在严重的不足，甚至不排除有工作人员故意放松监管，从中牟利。 都说“食品安全大于天”，可是，在某些人眼里，或许压根就没当一回事。 要向新京报的记者致敬，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样有良心的调查报道了。新京报的报道，直接指名道姓的将事件的多个相关方爆了出来，一次就得罪了众多大佬。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这是需要勇气的。 网络图片 新京报这样的报道，其实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员来说，他们会认为新京报是在没事找事。对一些热衷歌颂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认为新京报是负能量，是屁股歪了，是在给社会制造麻烦。 在新京报的这次报道出来后，在一些评论区，就看到有这样的声音： 网络图片 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只能一声长叹，有这些人在，也难怪那些黑心企业可以有恃无恐，也难怪食品安全问题总是能法得到彻底解决。 最后，还是要向新京报的记者致敬，他们是媒体行业的良心，也是这个时代的良心。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食用油的运送，和煤制油、塑化剂、废机油等工业废水的运送，本该是绝对泾渭分明的两条运送路线，没想到一直以来却被极为天才地合二为一，如果不是新京报的报道，还不知道这一“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会被隐瞒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行为，究竟持续多久、覆盖多广、已造成的大众健康损害多深，目前依旧没有得到回答。唯一感觉到的，是从喉咙深处泛上来的那股刺鼻恶臭，回忆中无数吃进肚子的美食，此刻都被蒙上漆黑的问号。 而在浏览相关新闻评论时，能注意到一个相当显眼的现象——不少人在庆幸自己一直以来都吃什么样的油，所以躲过一劫，以及另一群人四处询问现在应该吃什么样的油，才能躲过一劫。 以上行为，尽管模糊了行业监管、污染作恶的重点，但当然不值得任何谴责。只是很有趣。这样一种“躲过”心理，几乎在一切负面新闻下都能看见。 还好我没有餐馆吃饭，所以我躲过了地沟油，还好我没有乱接电话，所以我躲过了电信诈骗，还好我没有穿错衣服，所以我躲过了骚扰暴打，还好我没有贪心投资，所以我躲过了金融暴雷…… 这些心态，从不指向现象的荒谬，而是指向极为饱满的“求生智慧”。但，为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躲过”？有没有可能，总有一天我们“躲不过”？ 有没有可能，这种“躲过”心理，就是我们要一直学习怎么“躲过”的原因？ 这样一种本能的合理又诡异的心理机制，深深扎根于你我的文化共识——默认环境的糟糕，不觉得能改变也不打算去改变，只专心从中钻研出“聪明人”的求生之道，等到“蠢人”遭遇不幸时，便叉腰庆幸，觉得自己多明智，多成熟，多远见。 司机们，谁也不想当改变行业惯性，得罪管理者的蠢人，所以机智又聪明地，运完煤油运食用油，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最多自家做饭改用猪油，觉得信人不如信猪。 记者们，谁也不想当揭露恶心真相，顶压力发稿的蠢人，所以老道又懂事地，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于是大家和和气气，鸟语花香，最多午夜梦回当初新闻理想，叹一口浊气。 大家都想做“聪明人”，都想躲过那刺鼻流泪的真相，都想躲过被人骂笨蛋的境遇，都想躲过“枪打出头鸟”的命运，但最后呢？我们就这样互相制造出彼此的不知情，在文化无意识的交换行为里，假装一切无恙。 这一次，油罐车混用混载，我们知道了，我们面对了，我们没有太多人去做笑话蠢货的“聪明人”。 是因为食用油所涵盖潜在食用者的巨大面积。 是因为油罐车的易于监督。 是因为新京报。 但下一次呢？ 我们终将在集体的躲避中，遇见彼此带来的避无可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一水
永远保持愤怒， 永不怨天尤人。 “我想表达的态度已经在影片中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包括影片所有的删改痕迹，这都是我希望观众了解到的。 上映的时候，从现在开始，我选择保持沉默。”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发布会 “我们不能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是艺术家的逻辑。 另外一方面，在新闻层面，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报道尺度是在扩展的，那么新闻可以到这个层面，为什么电影不可以呢？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不是我不合理，而是对电影的理解和管控本身有问题。” –贾樟柯 “对，他们开玩笑的猫狗是主人、同志不能黑，一切赖广电。我觉得广电局对于今天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你去赖它一点不帮忙，你每天想到说，哪个题材不能拍，如果让我拍了，就拍成多么多么好。 那不如去想想哪个题材是可以拍的，你如何把它拍好。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你想到的唯一诉求是赚钱，而你又不了解中国市场、不了解中国观众，关于赚钱是一个非常盲目的梦想。” –戴锦华 “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拍了《鸟鸣嘤》，电影拍得依旧辛苦，去云南勘了N多次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电影拍完了两年了。 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两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电影拍完了两年了，送到电影局里到现在没有任何审查意见。 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确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到找到一个结果。” –田壮壮 01·国家电影局的文件· 文件原文 《影片赴境外参加电影节（展）前须履行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国家支持国产影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展）。拟参加境外电影节（展）的，送展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在该境外电影节（展）举办前，将相关材料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遵循属地原则，影片在立项的省级电影主管部门备案。在国家电影局直接立项的影片，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备案主体应在节（展）举办二十个工作日前报送备案材料：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备案申请（包括：电影节展名称中英文、时间、地点，电影出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影片公映许可证复印件。 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参照执行，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 （官网短片赴境外参加电影节（展）备案表） 文件重点： 制作完成的电影必须完成备案，拿到公映许可证（龙标）才能参与境外影展（节）。 备案需要条件：出品单位、送展法人、故事梗概、联系人等。（个人不再具有资质） 不仅强调的是拿到公映许可证过审，也强调完整的备案流程。 （国家电影局官网） 02·华语短片的意义· 突出地位 为什么电影局会突然加大对于短片参与境外影（展)的审查，因为最近几年，短片逐渐成为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展中的新出口。 以最著名的欧洲三大电影局为例，近几年华语长片开始出现明显的缺席。 2020年之前，大陆长片经常因为“技术原因”退出，比如《少年的你》和《一秒钟》无缘柏林展映。 2020年后，除今年的戛纳是华语大年外，能明显感觉到大陆长片在世界影展中愈发受到限制。 比如2021年三大主竞赛单元华语长片零入围，这种情况应该是1988年后华语电影开始黄金发展后首次出现。 2022年戛纳所有单元中的华语长片遗憾零入围，而形成对比的是，2022年六部华语短片入围了戛纳，并且还有两部是主竞赛，并均出自大导之手或摘得大奖。 毕赣的《破碎太阳之心》入围戛纳主竞赛，陈剑莹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摘得短片金棕榈，《地儿》入围基石单元荣获二等奖，《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入围影评人周单元，并获得短片酷儿金棕榈奖。 当下，华语短片的地位正在愈发突出。 创作尺度的自由 华语短片另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上的自由，其尺度与往往比长片更多元、开放。 例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拍摄的是导演本人因为同性恋身份带给自己妈妈的伤痛，LGBT题材如此直接的出现，在大陆长片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中诸如“我的男朋友（男性声音旁白）、你这样我怎么出去见人、初二与25岁男人的聊天记录”等台词贡献了强大的情感张力外，展示了青年导演在完全自由的创作条件下所展示的才华。 而2021年的香港影片《天下乌鸦》虽然获得了短片金棕榈（这一奖项中国连续蝉联两年），但影片的视角则陷入了“辱华”与“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争议。 而其他优秀影片中对于中国农村场景、留守儿童、性爱场景、末日场景等不同题材的拍摄，均是长片的审查敏感点。 （李家和-《地儿》-2022年戛纳基石单元二等奖） 03·审查带来的影响· 送展法人与出品公司的限制 在备案中明确要求，片方必须提供送展法人与出品公司的资质，但是目前参与外国影展的华语短片一般分为三类。先说其中两种不常见的。 广告型短片： 张大磊的《下午过去过去了一半》是雷克萨斯的广告，毕赣的《破碎太阳之心》是pidan的广告。 这种广告型短片本着商业的原则，一定会想办法规避审查敏感因素，法人与出品公司也非常明确。 国际【短片集长片】中的联合执导： 陈哲艺的《隔爱》出自短片集长片电影-《永恒风暴之年》，陈凯歌早年的短片《百花深处》来自《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这种长片由若干个短片组成，其中的某个短片是中国导演独立执导。 这种既是长片也是短片的电影，出品方或者影片地区其实来说不属于中国，一般是外国投资方或者组委会出品。 但影片主创、语言、主旨表达、影片受众、拍摄地等全部实际拍摄过程都发生在中国，并且也可以拿出来单独作为一部中国短片参展。 如果按照规定来看，参加国际节展是否需要龙标存疑，需要实际的样本观察。 导演个人出资： 这是最常见的短片类型，那就是短片都是导演自己出钱拍的，那这个没有公司和法人怎么办。当然这都是比较好解决的了，毕竟所有资金都是导演个人出的，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但还有很多短片其实都是学生的毕设、毕联，面对审查时，会出现出品人和出品单位的纠纷。 比如每年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联合作品，出品方和版权方都是北京青年制片厂（BFA下属单位），学校会给学生一部分资金拍电影，但是一般也需要学生自己补贴一部分钱。 比如学校出了18万，学生自己出了12万把这部影片拍完，那这个出品公司和法人是谁。以及如果没过审，参与不了影展，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甚至，如果学生在没拿到龙标的情况下，违规偷偷把影片偷偷送去参展并入围获奖，那应该处罚谁。 （王平波-《塑料袋》北京电影学院2022年毕业联合作品） 等待周期变长 短片本就因为没有市场，所以不可能回本（也可能通过奖金回收部分资金）。 个人出钱的影片，导演一般会把全部身家拿来拍电影，然后身上一分钱不剩的时候把影片送去评奖，等待自己被行业看到。 但现在多了等待审查、收到删减意见、重新制作修改等时间，明显提升了短片的制作成本，对于青年创作者会更艰难。 而且短片的数量远比长片多，体量如此庞大的片源，电影局审查的效率肯定会变慢。 而且如果是毕设、毕联类型短片，因为最好在学生毕业前完成短片发行，那考虑加上等待送审的时间，可能会改变每年大四、研三一整年来创作影片的创作惯例。 创作自由的消失 以往的短片不存在任何创作限制。 比如《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中明确的说出了妈妈知道自己有男朋友，把出柜的问题在阳光下正常的说出，才是真正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那如果增加了审查，这种作品甚至无法与观众见面。 （黄树立-《当我望向你的时候》2022年戛纳酷儿金棕榈） 04·怎么惩罚·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拿到龙标私自龙参展，那导演与出品方会被怎么处理。青年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如果封杀了一大堆未来怎么发展。 如果是长片的话，参考今年两位第六代导演在戛纳和柏林的境遇即可。但是短片的惩罚还有待观望。 05·新的思路· 因为短片报投国际影展，一般都会找发行公司做公关，帮忙打招呼、探口风等。考虑到现在增加了审查，未来短片发行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 法人代挂 首先要解决出品方与送展法人的资质问题，有条件的导演应该是自己成立公司。未来可能会有影视公司收费，帮忙短片送审与送展。如果是学生短片，肯定会以学校和监制指导老师的意见为主。 创作自由的消失 也可能会出现找到外国资本打包影片，把影片改成别的国家制片与发行，绕开国内的审查，最终以外国电影的身份去参奖，比如寻找香港或者欧洲的投资。 当然，这应该都是导演先垫钱完成拍摄，然后带着成片拉投资，跟长片找钱的过程相反。 （邱阳-《南方少女》2019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短片发现奖） 国内影展的竞争更激烈 电影局只说了境外的影展需要龙标，但是没说国内的影展需要送审才能参与。 国内的官方影展就是上影节、北影节。民间影展就是FIRST、平遥等。可以预见，未来国内的短片展或者短片单元的竞争会更激烈。 但是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国内短片展（单元）肯定会收紧审查标准。 不要怨天尤人 电影受到限制确实会让创作者更艰难，但是怨天尤人是没用的。 我们必须承认，就算没有审核制度，绝大多数人也拍不好电影。不要把审查当成逃避创作的勇气。先别把自己代入梦的背后那么哀伤。 此外，目前国际获奖的大多数影片，讲的都是日常的题材，没用刻意去突破某种限制。要记得保持愤怒，但绝不是怨天尤人。 （丛希文-《将爱放逐》2024年戛纳基石单元入围） 06·短片的打击· 短片的自由曾经帮助青年导演复制了一条第六代年轻时候的路径，就是不管国内审查，只需国际拿奖，即可在行业立足。但是电影最后的自由之地也消失了。 或许也可以逼迫青年导演提前面对、适应审查，不要做孤独的艺术家。但青年导演更需要的是帮助与自由，先帮他们被别人看到才华是最重要的。电影是自由的。 但唯一的好处是，就是以后老师问你怎么不拍期末短片作业，你可以说因为我的短片没过电影局的审查。 （邹静-《朵丽》2021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短片发现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电考研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