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向来都非常热心积极，扶危济困、修桥补路、捐资助学，都是人道主义的大好事。 不过呢，有的帮扶对象在吃饱之后，也开始不那么在意吃相，懒得再装下去了： 你看咱们关系这么友好，给我建一座全新的总统府吧！要求不高，就是面积大一点，外观气派一点，装修豪华一点，不过分吧？ 中国援建的瓦努阿图总统府 啊对了！我们瓦努阿图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同事也好想好想要一栋独立的办公楼呢，好不好嘛？也不用盖很好啦，四五层就行，这一波两三千万美元应该就能搞定的，不会让你太为难吧？ 网络图片 之前你们中国帮忙建设的总理府、议会大厦、会议中心、国家体育场、马拉坡学校、塔纳—马勒库拉公路、彭特考斯特岛公路都还挺好用的呢。希望你们能者多劳，再接再厉啊，哈哈哈哈。 哎呀，你知道的啦，我们太平洋岛国嘛，总共才33万人口，政治体系就没有你们大国那么成熟，有的时候总统和总理的想法不一定就那么一致…… 比如20年前我们沃霍尔总理就一不小心和台湾签了一份“建交公报”，当时我们总统就不同意来着，哎，一个中国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嘛。后来还是你们领导花了大价钱，啊不对，是用大智慧给扳回来了，所以咱们现在还是友好邦交关系。 你说，那边总理府几年前就给援建了，这总统府要是不盖起来，不搞好一点，你让我们总统面子往哪儿搁？大家伤了和气，平白让澳大利亚和美国看了笑话不是？ 哎，就是这么点小事儿，我们瓦努阿图人啊就是脸皮薄，胃口小，不像隔壁张嘴就是多少个亿，太过分！ 我也知道你们国家现在手头也不是那么宽裕，听说前阵子还把农村学生营养午餐的钱借去发工资了，大家都有难念的经，理解万岁。 所以我们只要一座总统府，啊不，再加一栋财政部大楼，啊不，再加一栋外交部大楼，就这么多了，你瞧我这记性总是忘事儿。我保证，这回就要这么多了。 2128万美元，也就是3064万小学生一顿午餐的补贴，你们中国孩子每人少吃一口，我们瓦努阿图崭新的总统府就屹立起来了，多么划算？外交无小事，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做出正确选择。 至于下一回，我们总统过阵子要去中国做客的，下一回的心愿礼物，到时再说嘛！ 来，干了这杯，还有三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2008年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一篇名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刊出，顿时引爆了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狂风巨浪将这家曾经登上过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的庞然大物彻底摧垮。 因挽救了无数家庭，简光洲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被评为“2008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新锐人物”，当时的颁奖词说： “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网络图片 2024年7月2日，新京报的独家报道揭露了存在于食用油运输行业近二十年的混装黑幕，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犹如当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一样。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作为曝光食品安全黑幕、可能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健康的媒体，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汉奸。 因为新京报“隐瞒了”运油车的去向，而运油车的卸货目的地之一便是金龙鱼这家外资企业的工厂，而这家外资企业背后则有美国资本的身影，与此同时，金龙鱼母公司益海嘉里去年刚做客了新京报的访谈节目。 于是一个阴谋论便诞生了： 益海嘉里是新京报的金主，约等于美国资本是新京报的金主，四舍五入，美国便成了新京报的金主。而新京报之所以揭露运油车行业内幕，并非出于媒体人的良心，而是为了搞垮中储粮，让外资粮商进驻中国，控制咱们的命脉，因此刻意隐瞒运油车去向是为了保护了金主的同时又让舆论指向中储粮。说不定食用油混装也是境外势力的操弄，先弄垮中国人的身体，再在我们对国企失去信任之时趁虚而入。 网络图片 作为一个正常人，实在很难想象到底是怎样智慧的大脑才能在无数种解释中迸发出这样漏洞百出、引人发笑的灵光乍现。但生活在中国社会，这样的论调反而又显得十分合理了。 不过，真正可怕的并非阴谋论本身，毕竟它盛行于世界各地，比如英国皇室是外星蜥蜴变的、尼日利亚总统是一个来自苏丹的替身、地球其实是平的等等。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的世界里，阴谋论可能会一时流行，甚至难以被证伪，但各种信息的交叉印证最终会让大部分人将其识破。 真正可怕的是，这样的阴谋论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对外部充满敌意、内部却矛盾重重的社会。换句话说，针对新京报的阴谋论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猎巫，而是朝媒体环境糟糕、调查记者本就绝迹的土壤上泼了一盆滚烫的热水。 网上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新京报的出发点是坏的，只是执行好了。”这也是近些年国内非常流行的“动机论”，在我看来，这样“论心不论迹”的逻辑除了引发道德滑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接受了这种思考方式，那么一切善意都可以被理解成恶意，结果就是一个彼此怀疑的社会。 当然，不可否认新京报确实引发过许多争议，也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良心媒体”，甚至是所谓的“坏东西”，但从本次事件直接与间接影响以及如今的媒体环境来看，这次的调查报道当得起良心二字。 虽然我们不能总是诉诸良心，但它就像是荒原上零星开放的花朵，解决不了缺水的本质问题，却能给人带去希望。 只是与旧时代不同的是，缺少了调查记者的不懈挖掘、相关当事人的真实采访、其他媒体的持续接力以及连篇累牍的后续报道，这层希望也只是风中残烛上那摇摇欲灭的火苗罢了。 2011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简光洲说： “三鹿报道出来也有很多人骂我，说我是民族企业的灭绝师太，让这么好的民族企业关掉了。在我们报道的当天，我到网上一看新闻，下面有大量的评论，我简单的统计了一下，至少有一半的评论是在骂我们。” 这样的境遇似乎是调查记者在这片土地上逐渐消亡的前奏，随之而去的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看不到头的狂欢。 不过简光洲是幸运的，虽然他也引发过许多社会争议，但那个时候没有境外势力，也没有逻辑学家，他逃过了网络审判。加之有前期的各方协力，在报道刊出的当晚，新华社就发通告确认了奶粉问题，简光洲依然以一个伟大的形象留存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但新京报就没这么幸运了，汉奸的帽子可能要戴很久很久，这不仅说明了媒体环境的急转直下，也暗示着短短十六年间整个社会环境的剧变。 2012年，简光洲辞去工作，离开了新闻行业，在告别的帖子中他说： “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
据新京报记者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往往在出口时被国外检测机构检出问题严重时国人才知道。几年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新闻，知名品牌被检测出矿物油超标，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络图片 2017年3月9号，根据界面新闻的媒体报道：继德芙被爆出矿物油超标之后，海天、老干妈、老干爹、友加等多款油辣椒产品被优恪网送到德国实验室检测出矿物油超标、含有多环芳烃化合物以及增味剂等。 知名企业不服，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都是用国家检验合格的可靠渠道进的原料，不可能啊？！ 让我们回顾下多年前这几家出口欧盟的产品的检测结果吧。 被查出的这些物质均违反了欧盟或美国的相关标准。例如，欧盟对于矿物油的标准为中低黏度MOSH类物质（碳原子数为C16～C35），而X宏、好X家、老X爹、老X妈、X加等9款产品矿物油含量超大幅偏高（C17～C35的MOSH/POSH含量超过4毫克/千克），海X私房豆豉酱（香辣）豆豉油辣椒1款产品矿物油含量大幅偏高（C17 ～ C35的MOSH/POSH含量介于2 ～ 4毫克/千克之间）。而多环芳烃化合物、增塑剂、增味剂也均是超过了欧盟的相关标准。 那含有这些成分对人体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2013年的评估报告显示，中低黏度的MOSH类物质能在动物体内积聚，并在肝脏、脾脏及淋巴结等器官中产生微肉芽肿。而多环芳烃化合物（PAHs）中的一些物质有可能会致癌。 中国的专家当时怎么认为呢？ 网络图片 山东生态健康研究所所长孟祥兵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介绍说，矿物油泛指除植物油以外的石油烃类产品，企业添加矿物油可以延长食品保质期、改善食品外观，节省生产成本，但其对人体的危害很大，如长期摄入可引起消化系统障碍及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过量的摄入后，人体会出现中毒性的症状，还会引起包括神经衰弱在内的一些神经性性的疾病，严重时会引起肺部的疾病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 那么专家认为这些矿物油来源于哪里呢？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马冠生教授在“人民网”的“健康与生活”中发布的文章《矿物油的那些事儿 矿物油对人体健康有害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食品中的矿物油主要来自生产过程的污染和包装材料的迁移，比如用含矿物油的颜料、油墨印制食品包装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矿物油作为加工助剂，或以矿物油作为润滑剂等。 呵呵！ 专家也不知道来源于哪里，只能靠猜，而且是一味地往企业身上找问题，从没想到原料和运输环节。 真正揭露真相的，却是靠一个多年来值得尊重，但却迫于大环境原因人数越来越少的的职业：调查记者。 据新京报记者长期追踪调查后发现：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据报道，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 图片来源：新京报 据介绍，如果卸完煤制油不洗罐的话，通常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除了煤制油，像工业废水、塑化剂、废机油、减水剂这样的非危化品液体，普通货罐车都可以运输。即使卸货时食用油收货方会取样检验，由于检验项目有限，如果食用油中掺入其他杂质，普通的检验也检不出来。 有司机表示，“煤制油可能还算干净的，其他一些不常见的化工液体，污染食用油的话，可能危害更大。” 事情曝光后，网友们瞬间炸锅，纷纷表示“食品安全堪忧”“不敢买豆油了”“倒吸一口凉气”，还有网友呼吁追责，召回有问题的油，严查严处。 网络图片 一开始我以为是一家个体户或私企为节省成本所为，后来发现竟然跟一家央企有关，在新京报的调查报道中，就提到了中储粮下属公司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 作为央企，其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定然是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最严格苛刻的，那么，未经清洗的油罐车就开始装食用油，想必光靠油罐车司机一个人也是办不到的。 可事实上，被记者曝光的运输食用油的油罐车，竟然能从食品安全体系完善的央企中储粮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去。 中储粮成立于2000年，23年来，在没被调查记者曝光前，究竟有多少受到污染的食用油被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看来，海天、老干妈、老干爹、友加们确实受委屈了！ 多年前被各大媒体报道的“矿物油超标”，是否与油罐车被污染有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这些还都是头部品牌，且只是抽样送检，那么，其他没有被抽查到的企业的产品，究竟还有多少，这显然是一个容易令人头皮发麻的问题。 好在央企中储粮的态度还是端正的，没有抵赖，承认了。 7月6日，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中储粮集团就罐车运输油罐混用事件发文回应。 中储粮发文称，针对近日媒体关于罐车运输油罐混用的报道，中储粮集团公司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在7月2日要求下属油脂公司开展排查的基础上，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 要求直属企业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及中储粮集团《中央储备粮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全面严格排查出入库等环节使用的运输工具是否符合要求，相关运输承运单位运输工具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定，运输过程中的操作是否规范。对于检查发现存在违反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立即依法终止运输合作，并列入集团公司服务采购“黑名单”；对发现的重大问题，主动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对于直属企业及员工违反操作规程和工作纪律的，从严从快严肃处理。 中储粮集团要求全系统各单位严格落实责任，严守工作规范，严防粮油污染风险，切实保障储备粮油食品安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朵尔日记
2024年4月30日早上8点33分，57岁的清洁工张梅在广东江门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被垃圾车碰撞后掉入垃圾压缩箱。这个装备有压缩箱的垃圾中转站，是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镇垃圾总量不断上涨、缔造更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而建造的。但这种相对新式的环卫设施需要的一系列安全使用规则和环境，却没有同时配备。 事发后，工作人员在涉事垃圾中转站和市固废处理中心轮番搜索，用钩机车将可疑的生活垃圾钩出卸料平台，人工扒翻搜寻，同时加装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检查。翻找了约7000吨垃圾，仍未找到张梅。 失踪 “张梅不见了”。 4月30日11点多，收到妻子工友的电话时，谭新伦正在做饭。工友的语气很急，谭新伦手里的米都没盛完，就骑着电动车往八一垃圾中转站赶。这是他妻子张梅工作的地方。 图 | 视觉中国 张梅是早上七点多出门的。她是广东江门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的清洁工。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半到下午六点多，中午能休息吃个饭，一个月休息两至三天。垃圾中转站距离张梅家有三公里路程。她一般要六点出头起床，做早饭，并准备中午带单位的午饭。谭新伦记得，4月30日这天出门前，妻子做了碗清汤挂面，随后煮了午饭。 “她能去哪儿呢？”谭新伦满心疑惑。妻子今年57岁，两人结婚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妻子则留在老家，带孩子、照顾老人，还打零工，连市区都去的少。到了垃圾中转站门口，谭新伦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门卫不让他进，他在烈日下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找他们闹，才让我进去。”12点左右，谭新伦和垃圾站员工一起查看了监控，寻找张梅的踪迹。 图｜视觉中国 这是谭新伦第一次了解妻子日常的工作。他看到，早上七点半，张梅和两名工友在休息室穿上了统一的蓝白条纹工作服，戴好帽子，随后拿上扫帚、铲子、斗车，前往垃圾站前方空地。那天张梅负责清扫垃圾站门口。清扫区域很大，她弓着背扫了半小时才干完。8点出头，张梅开始用斗车将垃圾一车车运往站内二楼卸料口倾倒。 8点33分，张梅从监控里消失了。当时，她正在4号机卸料口倾倒垃圾，一辆垃圾运输车倒退着开往此卸料口准备卸料。谭新伦在监控中看到，当时，张梅举起手朝司机挥手，示意他不要开过来，但司机似乎没看到，以很快的速度开过来，张梅来不及躲避。广东江门开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后来发布的《开平市“4.30”八一垃圾中转站清洁工失联事故调查报告》提到，司机黄某驾驶的垃圾运输车与张梅发生碰撞，致张梅从二楼4号机卸料口掉入一楼4号机压缩箱。 《沉默真相》剧照 但事发当时无人知晓。监控显示，9点03分，负责运输八一垃圾中转站一楼4号机压缩箱的圾运输车开出八一垃圾中转站，将4号机压缩箱运至市固废处理中心倾倒。而市固废处理中心的监控显示，压缩箱的垃圾在10时01分倾倒进市固废处理中心4号卸料口，当时市固废处理中心生活垃圾堆料仓已堆有1万多吨生活垃圾。 根据监控提供的这些线索，工作人员在八一垃圾中转站和市固废处理中心轮番搜索，用钩机车从市固废处理中心1号卸料口将可疑的生活垃圾钩出卸料平台，人工扒翻搜寻，同时加装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检查。但截至5月13日，翻找了约7000吨垃圾，仍未找到张梅。 来之不易的工作 张梅家在塘口镇水边村。一位村民说，村里土地不多，一口人只有八九分地，且因水系发达，土地分散，种地挣不到钱，村里人几乎都把土地流转给来自广西、广东茂名的老板，规模化种植水稻和少数火龙果、蔬菜，村里人多出去打工。张梅家里的三亩田地距离河流2公里，灌溉不便，早已送给朋友种。 谭新伦告诉本刊，他与张梅二十多岁结婚，结婚后，自己一直在外打工，张梅则留家带孩子，照顾老人，一直到快四十岁，孩子大了一些后，张梅才开始在周边打工补贴家用，“我是水泥工，一天能赚350元，但工作不稳定。” 谭新伦说，张梅最早在塘口镇一家饭馆当服务员，做些冲茶、端菜的活，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月一两千元。后来饭馆关门了，她又找了一份在水泥厂当保洁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工资约3000元。张梅干了15年，但后来，水泥厂也倒闭了。老板给员工们介绍了一些去处，张梅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八一垃圾中转站，还是做保洁，工资在2800到3000元之间浮动。对她来讲，这个年纪能选择的工作不多。 孙青今年50岁出头，2007年从隔壁乡镇来到塘口镇开办农庄，如今赋闲在家一年多。他告诉本刊，塘口镇工作机会有限。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之后，政府鼓励发展旅游业，很多村民开了饭店、农庄，有不少工作岗位。但疫情后，来旅游的人一直不算多。孙青说，疫情前，他的农庄一个中午能接待100多桌游客，最高峰时有五六十个员工。疫情后，一天只有10桌客人，他辞退了员工，到去年，只留下自己和一个守门人。 孙青说，每到收获季，规模化种植的果蔬园也需要一些临时工，一天工作10小时，工资150元，村民们争抢着去干，最多能干十来天。周边乡镇还有一些水龙头厂、服饰厂。孙青说，工厂流水线生产，得久坐或久站，需要年轻些的，年龄大的身体受不了，计件工资，手慢也挣不到钱，“像张梅这样从未进厂的，更适合做服务员和保洁。”而且，很多工厂都缩招了，孙青有一个朋友是开包装厂的，给本地一家饼干厂做包装，以前员工有30个，现在只能维持10人的规模。 谭新伦和张梅有一儿一女，两人均未成家。尤其是儿子，已经30岁，更让他们发愁。谭新伦说，儿子只有初中学历，原先在深圳干了两年水电工，没活了，今年又去了广州。儿子结婚需要买房买车，家里最大的资产是谭新伦十几年前在村里盖的三层小楼。谭新伦知道妻子想帮他缓解一些压力。2023年1月，她去了八一垃圾中转站上班。 新出现的风险 八一垃圾中转站于2023年1月开始运行，是为了应对开平市垃圾总量不断上涨而建立的。江门市政府发布的《开平市城镇生活垃圾中转站特许经营项目(八一垃圾中转站)》提到，因为开平市城区和各乡镇正在运行的垃圾中转站规模小、年限长，垃圾量持续上涨，转运能力无法满足需求，且转运过程中出现垃圾飘洒、污水滴漏等问题，因而计划建设包括八一站在内的两个垃圾中转站。 建成后的八一垃圾中转站占地面积6543平方米，由开平市邦宸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行，主要收集方圆5公里内的长沙街道、三埠街道、翠山湖新区和包括塘口镇在内六镇的城市生活垃圾和经过有效破碎处理的大件垃圾、园林垃圾，在压缩后进行转运。这种新的垃圾处理方式，占地面积小，节省空间，封闭式的管理也能防漏，解决异味和病菌传播的问题。 但这种新式环卫设施需要一系列安全使用规则。陈松江曾于2019年担任江西吉安垃圾焚烧厂项目工程监理，他告诉本刊，垃圾焚烧厂的卸料口有三十多米深，按他的了解，中转站也有六七米至十米，落入其中非常危险。垃圾车卸料时尾重头轻，卸料时需用2cm粗的地锚勾住车辆保险杠，操作人员需佩戴安全带，与寄挂点连接，避免意外。现场也要求安全管理员指挥、检查设备安全性能。“在缺乏专业人士指挥的情况下，清洁工和垃圾车司机很容易出事。”陈松江说。 刘康是中山市古镇镇一家垃圾清运公司老板，他告诉本刊，压缩式的垃圾中转站近10年才慢慢推行开，他所在镇上的垃圾中转站，原来只是一个临时露天垃圾堆放场，五六年前被改成压缩式，但一直以来很多安全规范并未落实。刘康说，在出事前，他们镇上的垃圾中转站并无明确安全要求，唯一一条就是听从现场操作人员指挥。事后，刘康才接到政府统一的安全规范，司机前往二楼卸料口卸垃圾时，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垃圾站发放的安全带，严格听从操作人员指挥，“叫你倒车你就倒车，叫你等你就等”，禁止包括跟车司机和站内清洁工在内的闲杂人等上二楼，站内垃圾由铲车送往卸料口。 图｜视觉中国 6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提到，事发现场八一垃圾中转站无相应引导人员指挥作业，驾驶员黄某在倒车时未看到张梅，卸料时未下车操作，对事故负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张梅未佩戴安全带、检查确认作业周边环境等安全措施。报告还提到，开平市邦宸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未对入职人员(包括失联人员)开展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即上岗作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建立相应机制，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八一垃圾中转站二楼卸料操作平台存在交叉作业，现场未有相应引导人员指挥作业。 在垃圾车运输司机陈峰看来，此次事故中司机这次的疏忽，可能跟太疲惫，或者着急赶时间有关。陈峰负责一条二三十公里的街道的垃圾清运工作，涉及学校、菜市场和约三十个小区，每个点位约五个垃圾桶。他告诉本刊，自己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大概凌晨3点前开始工作，要赶在7点的早高峰前收完垃圾，否则会影响小区垃圾运转，遭到投诉扣分。为了节省时间，他和跟车助手严密配合，“我一踩刹车，他就立刻跳下车”，等陈峰下车，助手已经将一桶垃圾拉到车旁、挂好，陈峰倒好垃圾，第二桶已经拉到车旁。 到达垃圾处理厂越早，排队等待时间也越短。陈峰说，厨余垃圾味道很大，尤其是夏天，垃圾发酵了，“像闷热天气里，散发的臭鸡蛋的味道”，即使换上雨衣，臭味也一直粘在身上，让人犯恶心。陈峰说，一般来讲，市区垃圾处理由环卫处统一管理，每个司机都有助手和休息时间，但乡镇垃圾处理很多是外包给私人老板，再包给司机。乡镇垃圾偏远、点位分散，更需要抢时间。 截止目前，张梅仍未找到，大概率也不可能再找到。她就在一个看似平常的瞬间，消失在了上万吨垃圾中。谭新伦至今还保留着妻子放在休息室的手机。是接受妻子就此消失的事实？还是继续寻找妻子，以及如何寻找？他也想不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中储粮罐车运输油罐混用，吓坏全国人民。央视网评怒批“草台班子要消费者的命”，值得大大地点赞！ 食品安全如此儿戏，说是“草台班子”都嫌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储粮这样正儿八经的政策性央企，怎么养出了这样的“草台班子”呢？ 前世今生 中储粮的诞生，是中央储备粮体系改革的产物。其身世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统购统销体系，这套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名义上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之后不可逆转的市场化趋势，让这套极其陈旧的体系难以为继。 1990年，中央储备粮体制成立，由新设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局负责。中央储备粮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缩小版——从原来全国粮食产供销的庞大体系，缩小为政策宏观调控、粮食战略储备的局部政策性功能。 可是，这个缩小版的计划经济体制遗产还是很不让人省心。政企不分造成的亏损、挂空账、高损耗、追责难，问题层出不穷。衍生出很多段子，诸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总理视察发现空仓”之类的。段子不能当真，但问题肯定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仅仅运行了十年，就再次面临政企分开的改革大手术。 1999年，国家粮食储备局被一拆为二，政企分家。宏观调控和行业指导的行政职能划归新成立的国家粮食局，中央储备粮调运、轮换、仓储管理、进出口等职能则交由刚刚成立的中储粮总公司来执行。 政策性央企中储粮就此诞生。和经营性央企不同，政策性央企主要就是完成政策任务目标，没有“做大做强”的盈利指标考核。对中储粮主要考核储备是粮宜存率、轮换完成情况等业务指标，经营性的考核只要求守住中央储备粮保值的底线。为此还有政策性补贴和各种政策优惠。 也就是说，中储粮最初的经营模式是很单纯的，拿着政策补贴和各种政策优惠，负责“买原粮、卖原粮”的储备粮流通。经营范围不涉及粮食加工、零售等市场业务。其企业属性只是为了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赋予的。 按照改革的初衷运行，中储粮是不必做大做强的。战略储备粮够用就好，无需做大做强。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做大做强的，“天下粮仓”的金字招牌太特殊，政策赋能太高，跑到市场里捞金，对人对己都有风险。 可是，正所谓“手持利器，必怀杀心”，极高的政策赋能提供的经营便利诱惑之下，谁能不动心呢？ 下海抢食 2008年，中储粮负责人在《求是》发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发挥“三个维护”作用》一文。文章指出：“中央储备粮如果局限于储备环节，维持‘买原粮、卖原粮’的现状，其结果要么就是被其他市场主体利用或钳制，要么就是被边缘化，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篇高规格发表的文章，成为中储粮拓展市场经营范围的“纲领性文件”。翻译成通俗的表达就是，中储粮不下海和其他市场主体争利，就搞不定粮食宏观调控。 细品之下，也不难发觉其中的问题。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职能明确归属国家粮食局，中储粮的政策定位只是执行层的市场端口罢了。粮食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追求怎样的效果，并不是中储粮该操心的。虽说中储粮此番高调表态有越俎代庖之嫌，但是主管的行政部门没有表态，中储粮的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就畅通无阻。 因此，中储粮挥舞着政策大旗，杀入市场，引发了持久的争议。 粮食的加工销售可不是空旷的蓝海，有经营性的央企如中粮集团，有各地的地方国企和民企，还有外企，挤得满满当当。但是，谁又能阻止这家政策性央企的下海抢食呢？ 中储粮“下海”是有政策性优势的上游优势。 中储粮不仅每年有轮换指标，还有轮换补贴托底。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中储粮所保管的中央储备粮轮换费用实行定额补助，每斤粮食2分钱。在轮入轮出时存在的差价，则由中储粮通过把握时机来消化，亏损自己承担，盈余即为经营利润。 本来是为了轮换保值托底的补贴，成了中储粮搞产业链延伸的起点优势。粮食一斤就是块八毛的价，一斤两分的补贴几乎相当于粮食加工企业的净利润率了。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这还不算，“天下粮仓”的金字招牌还有更高的政策赋能。早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储粮的各个直属库名义上专注于粮食保存、流通，不生产终端消费品，因而免于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的外部直接监管。在此体制之下，对于直属库的监管只有来自上级公司的内部监管以及国家粮食局。 由于中储粮下海的降维打击存在不公平竞争和监管漏洞，要求中储粮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离的呼声在业内此起彼伏。比如，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再多年前就提出：在现有的监管体制之下，中储粮如果不实行经营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之间的彻底划清，难免出现一系列的弊端。 然而，这些专业预警并没有阻止中储粮从“天下粮仓”走向“天下粮商”的捷径。大量本不应该开展经营性业务的直属库或改头换面、或明火执仗，做起了粮食加工和销售的买卖。中储粮的摊子迅速铺开，粮食加工企业遍布全国。 然而，这家政策性央企显然没有为大举扩张的产业链做好准备。扩张和亏损扩大几乎同步。 又菜又爱玩 2015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201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由于内部管理不善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中储粮损失超过8亿元，还有超过4亿元的资金面临损失风险。 迅速铺开的米面加工产业链，是亏损的重灾区。2008-2013年,中储粮总公司先后直接投资和批复下属单投资成立了40家米面加工企业，运营情况普遍较差。截至2013年底，仅有19家仍在生产经营(其中3家已资不抵债)，其余21家已停产、对外租赁或处于闲置状态。 中储粮作为政策性央企的特殊性，主体和分支都没有上市，没有公开的财务信息披露。2008年-2013年期间的到底亏了多少，无从得知。但是，业内对中储粮一面亏一面扩张是破有微词的。 很多业内人士提出中储粮的盈利归自己，亏损由财政兜底，是显著的不公平竞争。对此，中储粮的回应称，亏损没有财政兜底，都得自己承担。无账为凭，也就无法定论。但是，这样“又菜又爱玩”的“做大做强”，的确很难用正常的市场主体经营逻辑去解释。 更尴尬的是，大举扩大经营范围，并没有提高中储粮政策性业务的运营水平。“天下粮仓”的问题丛生，时不时闹出大新闻。 一地鸡毛 中储粮在市场“做大做强”的同时，储备粮收储轮换等政策性业务的问题层出不穷、目不暇接。 2010年至2013年，中储粮下属涿州直属库、蓟县直属库等5家单位在与4家粮食企业开展粮食购销合作中监管不力，存储在上述企业的粮食遭盗卖或抵押等，造成1.26亿元购粮款面临损失风险，其中2013年损失480.63万元。 2013年，中储粮下属黑龙江中储粮米业有限公司将商品粮存放在简易仓中，导致粮食出现质量问题，造成损失703.91万元。 截至2014年5月，中储粮下属大同直属库、介休直属库等3家单位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与其合作开展粮食购销业务的2家企业累计拖欠粮食收购资金1.28亿元。 2015年，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谯西粮库9000多吨国家储备粮被粮库负责人谭献华监守自盗。案发后，亳州市多部门还曾采取“突击补库”的方式试图“就地处理”。该案被央视报道后，引发轰动。 2019年8月的一天，中央储备粮宁乡直属库，400多吨粮食不翼而飞了。这次不是内鬼作案，而是4个无业游民6天给粮库拉了81车假粮食，轻而易举地骗走了400吨粮款。这点款子在中储粮的亏钱记录中不痛不痒，损失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上述案件均出自公开的审计报告和媒体报道，五花八门，尽显草台班子本色。 不过，它们和中储粮分公司的“乔建军案”相比，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 乔建军1998年担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是1999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成立时的老班底。2008年，登封市粮食局的职工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举报信，中储粮托托市收购过程的转圈粮问题被揭发。所谓“转圈粮”就是收储粮食时交易只存在账目上，陈粮根本没出过库。这是骗取收储粮资金的惯技。 眼看着纸包不住火，乔建军就开始转移资产、离婚办移民等潜逃准备。此后两年间，乔建军在美国购买了总价值为2800万美元，约合1.8亿人民币的物业。其中包括西雅图市与比尔盖茨为邻居的两处住宅。 可是，主犯准备潜逃的动作，并没有阻止中粮储河南分公司的犯罪团伙继续捞钱。 2009年、2010年这两年，按照账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应该从农民手中收购了全省80%以上的粮食，但实际收购量不到50%。据估算，当时河南存储的粮食中，至少有六分之一是“转圈粮”。 直到2011年11月乔建军出逃，12月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被中纪委“双规”，这场惊天大案才算收场。乔建军成为“百名红通”榜的3号人物，一个基层粮库主任能有如此“殊荣”令人瞠目结舌。 搞正经业务，乔建军们是草台班子，骗政策拨款，这帮人却是专业的，绝对称得上是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我们不能因为河南出的大案否定中储粮整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储粮扩大经营在市场上“做大做强”，并没有对“加强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帮助。该拿的拿了，不该拿的也没放手，一地鸡毛。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负面消息少了很多，中储粮也不例外。甚至因为“勇斗国际四大粮商，把他们打到亏损”的神奇传说，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舆论形象由负转正。 直到此次事件爆发，央视评论再次发出“草台班子”的有力质问。不禁让人感慨，以政策性央企之尊、吃着政策红、手持“免检金牌”下海捞金做大做强的“天下粮仓”，到底守护了什么？是粮食安全的政策目标，还是食品安全的经营底线？ “勇斗四大粮商，把他们打到亏损”之类的段子还是别传了，传到国际上就成了国际笑话。一个草台班子，自己还不知道怎么亏的，除了内斗，还能斗谁？ 文章来源：百家号
一些人的言论，让我对“国贼”的认知又有了新的见解。 《新京报》的韩福涛勇敢揭露了一条隐藏多年的黑暗运油链，为全体消费者带来了真相。 凡是有一点良心和常识的人，都为此叫好。 然而，另一部分人却坐不住了。 面对潜规则的揭露，司马南跳了出来，把水搅浑，试图抹黑良心媒体。 他说：“先别忙着夸调查记者和这家媒体。” 随后又建议：“应该把揭露油罐车乱象事件的媒体和前线调查记者韩福涛等相关人员一同列为调查对象。” 网络图片 他把问题引向“境外势力”，把记者扣上了帽子。 其他很多网友也和司马南一个逻辑，相信大央企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调查记者，为了流量及噱头可以造假，损害国有品牌。 网络图片 按照他们的逻辑，媒体记者们以后就不应该揭露问题，因为一旦揭露，就要被调查、被谴责，谁还敢揭露？ 所以说，世道变坏，就是从司马南他们这样的言论开始的。 在他们的嘴里，忠贞爱国之士被打成汉奸，而奴颜婢膝之辈却成了大侠。 毫无疑问，油罐车事件已经暴露了一批妖魔鬼怪。 他们炮制各种阴谋论，为黑心企业辩护，对正义之士泼脏水。 他们任由问题食品毒害群众，助长社会的反智风气，逼迫媒体噤声，甚至让胡锡进都变成了“公知”！ 事实上，过去些年，这片土地上出现的很多有脊梁、有良知的敢于追求真相的调查记者，他们对推动中国食品安全、劳动环境优化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下场一般都不怎么好。 比如，曝光三聚氰胺的记者简光洲曾经就受到和今天韩福涛同样的指责，备受煎熬。 网络图片 2011年，简光洲在镜头前回忆：“三鹿事件报道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说我是民族企业的‘灭绝师太’，让这么好的民族企业倒闭了。在我们报道当天，我在网上看到大量评论，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在骂我们。” 最终，简光洲在2012同年辞去工作，离开了新闻行业，与理想告别：“东早的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梦想和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对于这样的吹哨人，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正是因为三鹿问题的处理，我们才敢消费国产奶，千万孩子的健康才有了保障。 油罐车混装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后，韩福涛也第一时间注销了微博，估计是评论区、私信里谩骂声居多。 网络图片 查看他的过往经历，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凭借着不怕吃苦的精神及敏锐的新闻嗅觉，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度调查报道。 网络图片 这次，我们会失去他吗？ 像司马南这样天天打着民族形象、国家利益的幌子发表反智言论的人，他们深爱的是流量、他们在美国的房子以及国内外来回穿梭的自由，而唯独不爱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个人。 相反，韩福涛这样的调查记者他们敢于直面问题，用光明去照亮黑暗的角落，让大家的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有保障的空间中。 他真正承担起了新闻人的责任，就是点燃舆论，引发讨论，直面黑幕，解决问题，促进法治，保护民生。 我们应该保护这样的人，至少在网络上声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背后有坚强的后盾，依然勇敢前行。 文章来源：群己论实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日本都没有市场；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信神，家里设有神龛，他们信奉神道和佛教。 战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确立国教，基本和美国一样，推崇宗教自由。那为什么在可以自由传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发展不起来？主要可能有三个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论”，他们相信的神是唯一的，这就自然导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专栏曾简略提到，一神论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它宗教的斗争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抵触。日本文化强调“和为贵”，日本是“大和民族”。 据统计，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亿多，而日本人口才一亿多，说明很多日本人同时信两种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欢具强烈排他性的“一神论”。而日本的神道则是崇拜无数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几万几十万的神。神不是用来奖励和惩罚人的，而是能促人达到内心平静、和谐的某种崇高的东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识常理”，这自然导致他们对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迹、显灵等缺乏兴趣。水可变酒、人死后三天复活、圣战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个处女，这对信奉常识常理的日本人来说难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说。 有学者比较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因远祖偷吃禁果，所有后代都有了原罪，怎么努力修炼也无法去掉原罪。这种教义在日本这个根基在现实常理的文化上讲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的羞耻问题，这与出生和远祖都没关系，而是本次人生的现世问题，人有了羞耻心，才会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识逻辑，自然就难以接受原罪说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时常可见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传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兰的群体跪地唱腔祷告同样难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庙，都是安静的。日本文化强调宁静悠远、沉思静默，他们在神社都是静静地自我沉思、默祷。大声传道他们很难接受，更不可想象一大群信徒连蹦带跳、又唱又喊，牧师大汗淋漓地呼召布道，日本人想到这种场面都会恐惧。别说那些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创唱宗教”式的布道，连西方视为文化瑰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日本都难有市场，因为那种激烈情感的表达，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调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日本没有市场，跟他们的传统文化冲突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 所以，不管多少传教士到日本传道，基督教都没在日本兴盛起来，更别提伊斯兰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难以生存。对这一点，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说，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只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最后变成标本。意思是枯萎在那里，无法存活。如果说能够幸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货。远藤周作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强调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这在他的代表作小说《沉默》中有形象的阐述：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宁可踩踏圣像（耶稣像）。这很日本：实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条。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来主义，把外国各种好的拿来。三次重大文化变革，都是学外部。当年学中国盛唐，明治维新学西方，二战后学美式民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等都多次强调日本是杂交文化，凡是自认好的东西，就拿过来学习。一位英国驻日本记者写了一本书，说欧洲人像有壳的鸡蛋，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而日本人相反，广纳百川，像没壳的鸡蛋，粘稠一片，没有硬质边缘，难以描述。 其实，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没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杂交，像是“无壳鸡蛋”，但其实一直有自己主体性，从没失去过。任何外来文化，包括主导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会被她的主体性文化去芜存真地潜在筛选。它的“杂交”不是对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没壳的鸡蛋”，而是菱角分明，这个棱角就是历史以来支撑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识常理”。 所以一神论的三大宗教，因与日本文化的主体“常识常理”相抵触，就没法在日本扎根成长。佛教不张狂、追求自我内心修炼，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触，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声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是一些道德训诫，结果熏陶出日本人独特的宗教情怀，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国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万，有资料说是几十万。其实，说数字已没有意义，因为日本人崇拜太多内容，都可谓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剑道、画道、花道……，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道”，他们对“道”的规矩、规范，礼仪等等，到处都有宗教般的认真。也可以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怀的族群，因为他们把宗教情怀带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带到了很多细节当中。 以茶道为例，绝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饮而尽、水洒胸襟，而是有“四规”：和、敬、清、寂。“和”指人与大自然的调和；“敬”指主客间的互敬；“清”指心无杂念，淳朴清净，禅之意境；“寂”指无始无终的宁静感觉。维基百科把茶道译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仪式，而宗教活动就很讲究仪式。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曾解释说，“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把禅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仅茶道，日本的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饪、礼仪等等，都有一种宗教感，可以说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怀。甚至礼物包装的精致典雅，商场出售的普通盒饭等，也都很讲究装饰和美感；一个雕花，一片绿叶，到处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种宗教感。所以有学者惊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时间内的在教堂听道，而是从教堂、寺庙、清真寺里解放出来，回到千家万户，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每个人都强调和谐、友善、谦恭、自省、自律，尤其为他人着想，注重别人感受等，这种宗教，才可谓是最实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义，更不是教条，而是和谐生活的滋润剂。这起码在日本的社会文明层面上体现的很明显，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国！
“终于等到后续了。” 7月2日，新京报发布报道，揭露了国内罐车的运输乱象。很多运载煤制油的货运罐车卸货后，未经清洗就继续装运食用油。 然而，在事件发酵一周后，这些被污染的“问题油”流向了哪里，被谁食用了，依然都是问号。 UP主@高剑犁 根据新京报记者，跟踪罐车的蛛丝马迹，挖掘出了这辆油罐车的车牌号 —— 冀E5476W。 网络图片 他通过查询货车行车轨迹的软件，对照报道，还原了罐车将煤油卸货后，“顺路”装载食用油的全过程。 为了搞清这辆车都往哪里送过问题油，他逐一排查了这辆油罐车半年的行车轨迹，挖掘出这辆车的行车路线，和卸载、装货地点。他意外发现，这辆油罐车后续除了运送煤油、食用油之外，还运输过几次动物饲料。 许多网友被@高剑犁 柯南般的侦查能力折服，他发布视频12个小时后就达到了100万播放量，甚至午夜12点还有5000+在线观看。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成立于1988年，隶属于北京大学。在百度百科的介绍页面里，把北大国研中心定位为：机构性质是中立的、非赢利性的的学术研究机构，奉行科学性第一的宗旨。 网络图片 这间机构近二十年来，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的研究团队合作，持续开展中国社会如何评价不平等现象的实证研究。怀特教授在退休前（2015年退休），2004～2014与国研中心一起进行了三轮社会调查；最新的一轮则是在去年（2023年）进行。 纵向对比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中国社会在悄悄发生的一些变化，耐人寻味，也值得引起重视。 网络图片 在前三轮（2004～2014）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时，“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明显是倾向于内归因。这可以理解成2004～2014年，社会对于贫穷的看法起倾向于归咎于个人因素，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相对地，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 但是，在去年最新一轮的调查结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的上升至第一位；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的上升到第3位。相对地，认为“缺乏能力”的下降到第六位；认为“缺乏努力”的下降到第五位。 网络图片 这组数据的细微变化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人会选择“躺平”。当人们普遍认为影响贫穷是因为自己可掌控的因素（能力、努力），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控型”，那么人们就会致力于积极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当人们不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影响自己贫穷的主导因素，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积极地提高能力，付出努力。 同时，认为影响或者导致贫穷的主导因素是“机会不平等”或“不公平的经济机制”，而这二者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还因素，这就被称为“外控型”。外控型的典型行为不是通过提高能力、付出更多努力来改变贫穷的处境，而是倾向于抱怨、愤怒，表达不满。 从现象上看，现时代相比于十年前、五年前，选择“躺平”的人越来越多。 与人们为什么贫穷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富有。调查的数据结果纵向比较也耐人寻味。 网络图片 2004年，这个问题排在前四位的因素分别是：能力和天赋、受过高等教育、人脉关系、辛勤工作。其中，2004、2009、2014前三轮调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能力和天赋“是致富的最主导因素。2009、2014年的两轮调查，”辛勤工作“也被看作是致富的次主导因素。 2023年最近一轮的调查中，”人脉关系“上升为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长”上升到第二位。这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致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人脉和家境。权贵朋友或者家境富裕才是致富的主导影响因素。第二、三轮调查排在前两位的“能力和天赋”、“辛勤工作”分别掉落到第四、第五位。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致富影响因素是“受过高等教育”，四轮调查逐轮下降，2004年位居第二位，接下来的三轮分别三、六、七，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致富的主要影响因素。换句话说，读大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对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读大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网络图片 从数据来看，2004～2009是相对淳朴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摆脱贫穷的有效途径；而富有的人除了能力还需要点天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以及辛勤工作。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不平等”没那么敏感，他们更相信事在人为，不那么怨天尤人。 2023年相比于第三轮调查又间隔了9年，中间横亘了三年疫情。再次启动的调查显示出，人心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相信事在人为的比例越来越少，人们反而更相信能力和努力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乃至决定着贫穷或还是富有。机会的不平等，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平成为具有感知显著性的贫穷主导因素。 这样悄悄的人心变化会对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面对贫穷，不同的归因会影响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内控型的归因，人们更可能付诸努力，积极地试图改变贫穷的处境；外控型的归因，人们除了抱怨，则很少付出努力去改变。 这样，社会经济就可能陷入不同的循环漩涡之中。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努力，那么经济就更可能向好，个人摆脱贫穷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抱怨而不是努力，那么经济就难以向好，个人摆脱贫穷也就越渺茫。当然，这仅限于社会大体公平的前提下。 如果人们感知到的不公平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更多的人不仅会躺平，而且还可能陷入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转机，个人努力能够奏效的时候，习得性无助的人们仍然会继续躺平。 静水潜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昨天讲水灾和混装油事件的文章，都被删了。 如果问我辛苦几个小时所写文字被删的心情，其实倒并没有愤怒，而是感觉荒诞。 因为我的文章主要是提问而不是给出答案，主要内容是关于“新闻的消失”。我全篇文章都没有建立什么观点，更没有试图还原灾难的真相——我也没那个能力。 我只是在不断质疑，为何近些年来，关于灾害的新闻日益稀缺，我们对各种灾难事故越来越难以了解其全貌？ 除此以外，我表达的还有“追问的消失”。 不仅新闻消失了，追问也消失了。我们的周围只剩下一片寂静，寂静到，你经常不知道这片土地在发生些什么，也没有人喊一声：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以前是新闻的退化和选择性报道，现在则是新闻的彻底消失与遁形。 之所以我说荒诞，是因为我的文章被删，恰好又吻合了文章的主题——追问新闻为何消失的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这是一个“禁言循环”，如果我再继续追问：追问为何也消失了？这种对追问本身的禁言，难道又将持续？ 最终我们收获的，将是彻底的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提问本身便是错误，对提问的提问以及对提问的提问的提问也是错误。 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提示词的禁言时代。 我们不能暴露任何会导致联想的词语；所以，这种禁言的根源是希望你停止思想——你为什么要思想？你只需要接纳被灌输的东西便可以了，你的任何思想都将是危险的，以及有可能触碰提示词的。 我哑然失笑：大家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切以通稿为准”，这成了我们时代的常态。什么是通稿？它是既定的“调调”，而不是新闻本身；它所展现的，只是一种安抚式的交代。至于交代的内容，则是根据舆论的要求所预先设定好的，也是最有利于稳定的。 这种稳定来自于，你不需要了解真相——而这就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的初心，因为新闻之所以诞生和存在，就是为了尽可能触及真相。 所以，他们最终需要的，是停止一切大脑的运作。 你只需要活着，按照他们规定的“通稿”活着。在那个通稿里，不存在灾难和危险，即便有一些事故，那也不过是庆功大会的引子；更不需要追问灾难的原因，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原因都是自然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去想提示词，因为这些词会不断引导你的想象，从而抵达那个最终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在犯错？是不是，有人在试图掩盖这个错？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制的升级——在以前，你只不过不能就公共事件私自给出答案，因为那会被定性为谣言。所以我针对公共事件很少去推测真相。 可是现在，就连提问也难以为继了。你只能选择缄默。 也许以后还会出个“提问通稿”，你只能就规定的话题进行规定的提问，这些提问都是“正能量”的。 比如说，针对中国经济你只能问将来会有多好，但不能问存在什么隐忧；针对公共事件你只能问，处理进展有哪些成功的原因，却不能问是否存在人为因素。 事实上，我昨天的文章标题，就只不过是在追问有没有人为因素。看来这种追问也是禁区。 所以，“提问通稿”事实上也已经存在了。 对于禁言这件事情，我们的想象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倪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