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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岳文山第三次被学生举报了。 举报的理由是，学生认为他不热爱毛主席。前两次则分别是他在课堂讲授中苏边界协定时，学生指责他有意抹黑中俄关系，以及在课间讨论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被学生认为在刻意美化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的人文侵略。 因此，学生们断定岳文山“屁股歪了”。 岳文山在一所位于中国某一线城市的知名高校任教，与学校签订了3+3的聘用合同，即经过3年的聘用考核期后，需再签订3年的聘用合同，考核标准与第一个3年一样。 但因为这三次举报，岳文山失去了原本已经拿到的某社科项目的资金，没有项目加成，他每个月只能从大学领取基本工资，每月折合7000元人民币。同样因为失去了上述社科项目的加持，他很可能在与大学签订的合同到期后，而陷入“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困境，即被大学扫地出门，陷入职业危机。 第三次举报发生后，他所在的学校和学院领导更是多番找他谈话，要求他必须立刻、马上端正思想，摒弃西方学术界灌输给他的“毒药”，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坚守共产主义理想。 与岳文山陷入共同的困顿境地的还有程红山。但是和岳文山的青年教师的身份不同，程红山已经在一所知名高校拿到了教授的头衔。因此，他也敢于更加理直气壮地与学校管理层的霸权相抗衡。 最近的一次冲突为：课堂上，程红山发现了座位倒数第三排一位戴着口罩的学生并没有认真听他讲课，也不会和其他学生一道跟随他的讲课节奏去观看他的PPT。出于疑虑他走到了该名戴口罩学生的旁边，询问他是哪个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会选择来旁听他的课程。但该生不出所料，支支吾吾，程立即明白他的来意，遂高声呵斥其离开。 事后，经多方复盘，这名看似是学生的人其实是学校安插在课堂的“信息员”。 信息员即在学生中间招募的负责监督高校教师课堂言论并即时上报学校管理部门的监视人员。随后，程红山闯入学院院长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要在他的课堂安插信息员。但闻讯而来的安保人员迅速将他带离院长办公室，至今他仍未得到一个答复。 此次课堂间的冲突也给程红山敲响了警钟，“虽然这次我没被抓住把柄，但是谁知道下一次会发生什么呢？”他说。于是，他决定彻底躺平，课堂上不再引导学生进行思维发散，而是打开课本，让他们照着念。 在中国的高校领域，程红山从来不是第一个被迫躺平的人。在这之前的几年内，已有多名知名高校教授被学校勒令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在公共场合发言、不准写书，甚至到最后，也不再允许他们给学生讲课。 与高校这种噤若寒蝉的生态几乎同步，包括媒体、出版以及律师等热衷于公共发声和公共讨论的群体也愈发频繁地感受到了来自共产铁锤的重击。 从最初被掐断发声渠道，到不能发声，到之后频繁进行自我审查的不敢说话，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循环经历着被举报、被解职、被拘捕甚至被迫流亡异国他乡。 政治生态的高压叠加各个互联网公司不断精进的言论审查技术的制约，异见表达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无法企及的奢望。这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进入失语时代。 网络图片 噤声、阉割、抵抗 2023年底，易明波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撰写一篇自己在过去一年对中国国内市场的观察总结，并发在其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但观望过后，他最终选择放弃。 “现在的大趋势是，所有人不能唱衰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数据指手画脚，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是假的，但我们还是只能以这些假数据为公开发行的研究报告的数据为依据，否则很可能会被扣上寻衅滋事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易明波说。 易明波现在在一家外国投资银行的中国办公室工作，负责带领团队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2017年，为了在全体社会氛围“左转”的趋势中，尽最大努力自保，他申请到了香港公民的身份，将香港作为自己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撤出中国大陆的跳板。 “但国安法的施行让我的这种未雨绸缪彻底沦为了泡影，现在除非可以移民，否则我只能谨言慎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也正因为如此，从2023年年底开始到现在，易明波拒绝了多家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展望的采访邀约。 易明波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因为害怕引火上身而选择闭口不言。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公开讲话的所有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党和国家是好的’，‘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作为学者根本不能研究真问题，只能迎合官方决策，并在官方论断形成的时候，千方百计地论证国家政策的合理性。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专家的知识和学术求真沦为了为国家统治保驾护航的工具”，上海知名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而当学者迫于来自学校以及党务系统的政治压力而不得已接受官方媒体的邀约，站在国家的立场解释各项党政决策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时，也必须要事先经历所在单位行政系统的连环发问，询问内容主要为：你和记者是如何认识的？你们主要通过哪些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你们是什么时候进行联系的？记者都提问了哪些问题？你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在一一回答完这些问题，并且回答经过高校行政办公室和学院主要领导的审查，在对方签字同意后，学者才可以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想要审批快速通过，也是有诀窍可循的。比如在答记者问的回复中，第一句话我们可以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作为开头，结束的时候一定要以‘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和对老百姓福祉的关心’作结。这样一来，不管他们怎么审查都很难挑出毛病来，我先阉割了我自己，其他人还能奈我何？”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但自我阉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把学术研究当成一项普通的工作来做，不在此基础上赋予任何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那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而进行的自我内容审查可能会相对容易。但事与愿违的是，很多学者能够熬过多年的学术训练，肯定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在这种前提下的自我审查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违反人性的”，中国南方某高校社会学科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师表示。 对于这位年轻教师的表述，陈彤彤非常认可。在她看来，自我审查无异于在大脑中植入芯片，然后人被异化为机器，会根据外界指令对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任意切割，并做到随时切换频道说出国家和政府需要和想听到的话。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和机器相比，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且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有追求的人在这种自我阉割的过程中势必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她说。 而她正是这种痛苦的受害者。陈彤彤大学毕业于中国大陆一所高校的新闻学院，之后加入北京一家知名都市报，成为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2023年上半年因其长期追踪的一起案件的报道被编辑以“太过敏感”，“容易在社会层面引发负面情绪”为由拒绝刊发。对此，陈彤彤非常愤怒，她找到编辑，要求交代，但编辑只是告诉她，他的决定就是最终的结果，而且编辑没有责任向她解释什么。于是，抗争无果后，陈彤彤选择了当场辞职。 回顾过去多年的媒体从业生涯，失眠、焦虑、重度抑郁是陈彤彤的最后收获。 辞职前，陈彤彤与北京各个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会举行定期聚会，在她自己进行的一个非常粗略的统计中，她发现所认识的记者、编辑中至少90%的人患有抑郁症。究其原因，行业沉沦是大家最主要的痛苦来源，其中敢于抗争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往往如陈彤彤般会被所在的媒体平台视为“危险分子”，而遭到所在媒体的刻意打压。 “2022年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疫情管控进入第三年，每个人都如笼中鸟一样，受到了大量非人的对待。与其他人相比，作为记者，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间惨剧，但是却无处言说，承受的痛苦自然也会比其他人多很多”，陈彤彤表示。 而正是在同一年，“政治性抑郁”一词横空出世。对于政治性抑郁一词，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根据约定俗成的说法，意指由政治事件诱发抑郁经历或由政治事件触发、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其中最让她难以承受的一次经历是，2022年年中，北京丰台某小区毫无缘由被突然封控，居民追问被封控的原因以及何时能解封的问题，均被街道人员无理驳回，这引发了小区居民们的不满。但对于小区居民们的持续诘问，街道办公人员毫不客气地表示，再有人不服从街道的管理，他们将要求警察介入管控。 而此前因为封控来得毫无预兆，大多数小区居民家里开始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更有很多人因封控而无法正常就医，但因包括腾讯、微博、抖音在内的社交媒体将“封控”一次设置为敏感词，并自动过滤掉相关内容，而导致上述小区居民们的求救无法传递到外界。 陈彤彤报社的一位同事恰恰在这个小区居住，于是在和编辑商量后，陈彤彤和该同事决定报道小区被封控后的处境和面临的难题。但经过两天熬夜工作提交稿件后，编辑却突然改口称，报社收到了宣传部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出媒体不能对国家疫情管控的方针政策进行质疑，更不能与国家政策进行对抗，相反，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积极拥护相关政策并正视基层人员的付出。 于是，编辑直接告诉陈彤彤和同事，“写一写小区在疫情期间的管理吧，重点放在小区的管控如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严防死守，使得疫情没有继续扩散，同时强调一下基层管理人员的付出、辛苦和不容易”。 在陈彤彤和同事看来，如果他们真要根据编辑指导的方向进行稿件采写的话，无异于助纣为虐，且在他们看来，编辑提议的稿件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 但是对于他们的抵抗和拒绝，编辑只留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不能接受的话，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容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恰如其分。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主的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以及党支部在各个媒体的扎根，“媒体姓党”也已成为各个媒体的共性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监管和保住工作的压力，媒体从上至下的管理层纷纷转向，从新闻生产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治宣传的迎合者，并配合监管部门在自我阉割的基础上对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进行进一步的压制，这直接导致，自由、抗争、讲真话在新闻行业已成为了稀缺品。 迎合，迎合，还是迎合 在新闻从业者眼中，这种被要求“唱好”国家行政力量的稿件被统称为“任务稿”。而近两年，在“媒体姓党”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下，媒体所承担的“任务稿”重担也在越来越重。 “比如两会、房地产和户籍政策、官员的对外出访甚至官员落马等题材，媒体不被允许自行进行报道和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但我们还必须要刊登相关新闻，也就是要一字不错地转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通稿。从这个角度上说，媒体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其最本真的、‘原教旨’般的媒体特性，相反只是沦为了一个发声工具，也就是俗称的喇叭”，一位在某知名媒体任职多年的资深媒体人评价道。 被迫充当“喇叭”的还有学术研究人员。杨梦玲是某知名985高校的一位在读博士，所学专业为政治学。在申请博士之前，她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她坚信自己是热爱学术的。 但是博士研究进行了一年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并反复告诫她硕士时期的师弟师妹们，想要在国内读博的话，一定要慎重。 “与理工类专业不同，当下国家对高校学者的要求和指示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文科专业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论证我们国家当下的政治制度是最优的、是最适合中国人民的。学术研究是要研究真问题的。而一旦其被率先套上了一个紧箍咒，那就不是学术了，和肉喇叭没区别”，杨梦玲说。 杨梦玲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近两年在学术界已成为常规操作，最知名的案例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曾发表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和《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两篇文章均首先出现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期刊《历史研究》上，署名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两篇文章一经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面向公众发表，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纷纷认为由官方机构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在为“闭关锁国”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官方暴力行动“正名”，一时间众多网民纷纷感慨国家在开倒车。 大众的忧虑不无道理。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主要内容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文章还指出，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则在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指出义和团运动的主旨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 “这种强词夺理和对历史的扭曲显然是在对明清封建王朝脱离世界主流序列和发动的民间暴力‘招魂’”，历史研究领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如此表示，同时强调，国家智库的这一举动更让人感觉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这种为不合理和暴力“正名”的意图显然是对国家可能要对这种不合理和暴力进行的效仿而事先进行的铺路。 对于这一境况，上述学者更是直言：“对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个知名高校具有行政身份，诸如院长、校长、主任、所长等职位的人来说，他们的党内身份在其学者身份之上，这决定了为党服务是他们所在职位的第一要义，学术研究则在其后，两者相冲突的时候，学术身份必须要让位于党内身份。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了，他们是经过党和国家改造后的工具”。 “工具论”在法学领域则更加明显，“法政不分家”也是杨梦玲所在的政治学院一直倡导的理念，而在学术界要严格论证“政”在“法”上，即党大于法，是不容推卸的责任。 这也是徐天浩对中国法律失望的主要原因。徐天浩大学毕业于一家知名高校的法学院，他至今难以忘记入学第一课法理学教授告知他们的法律的本质。“在我国，法律即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层施行的以维护政权安全为首要目的而进行的暴力统治的工具”，徐天浩说，“对于这个概念，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法律的本质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对于法理学中所提及的统治工具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爱国多年前曾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法理学已死。 在这篇题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中，中国的法理学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和思辨的论证性。同时他直言，在学术界，为了争抢法理学的“头牌”、“领袖”、“首席”和“大佬”的身份，学者教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也使得法理学和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 比如官方提出一个概念或口号后，法理学专家们就会把政治口号演绎成法学的口号，写成法理学的官样文章，登上法学权威或核心期刊，从而沦为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经典代表。 比如官方说要发展市场经济，法理学家就写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官方说尊重权利，法理学家就写法律权利本位说和中国人权体系；官方说走中国特色，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与本土资源；官方说改革开放，法理学家就写法律全球化；官方说依法治国，法理学家就写法治中国。这直接导致中国法学界的主要学术研究充斥着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等充斥着“假大空”及以政治讨好为主的官样文章。 在知名人权律师李建明看来，这些以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身份为主的文章全部为学术垃圾。 “中国法学界对法治建设毫无帮助，相反因为身处其中的学者们的四处逢迎，导致我们律师在为案件辩护时，发现很多时候法官根本不会依法判案，相反更多地会依据那帮所谓的法学家的极具‘政治性’的法学理论作为判决依据，这直接导致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人权无法依法得到保障”，他说。 而对于法学界的这种情况，多位接受采访的法学界人士表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最直观反映。 2012年新浪微博开始兴起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的个人微博账号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但之后几年贺卫方因其自由派言论，如没有司法独立就没人是安全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向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以及频繁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列宁政党进行比较等大胆和开放的言论，而被新浪微博禁言，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及个人微信账号均被封。而他所任职的北京大学也不再允许他给学生上课，停掉了他的一切工作。与此同时，贺卫方也被所有中国媒体和出版社列入了“黑名单”，媒体不能再对他进行采访，出版界也不能再出版他的图书。 在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看来，贺卫方的处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言论空间和学术自由的打压。“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学术界人士在被中国共产党肆意欺凌，知识界的尊严被放在了地上被他们踩在地上进行摩擦”，其中一位此前在新浪微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表示。 而这种打压也昭然宣示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以被党以各种名义为借口而公然夺走，“贺卫方的公众影响力随着被新浪微博禁言，说没就没了，党甚至不需要大动干戈，只需要稍微动动手指就能做到”，上述公共知识分子表示，并指出，“在国家权力面前，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脆弱”。 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以贺卫方、张鸣、朱学勤、莫之许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极度活跃的十年前，陈伟明以为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最终方向。“我们当时甚至天真地认为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文明、开放和自由，但谁知道，一切都成为了泡影”，他说。 十年前，陈伟明在一家知名出版公司担任负责人，彼时，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大力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占据了当年图书畅销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十年后，回望当时，陈伟明倍感伤心：“旧制度没有被破除，大革命也没有如期到来，我们又进入了旧循环。曾经的希冀，到头来发现，终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怎么能不令人难过”。 而伴随着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被迫退场，中国媒体传递出的声音也愈发保守和党性明显。 这一点在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只有通过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后才能获得由国家人社部和宣传部门共同发放的新闻采编记者证。而只有获得记者证后，才会被国家权力机关认定为“合法”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人员则会被统一认为在进行“非法采编”，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之前相比，近两年进行的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的相关题目与新闻专业的关联性越来越低，题目更倾向于考察参加考试人员对党史和中国各级官员讲话甚至各个主要党政会议所传达的会议精神的掌握程度。 比如试卷会要求考生回答延安精神的内核是什么、伟大斗争是指什么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途是什么，以及党一直坚持“一切为了人民”，请具体阐述相应的会议精神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内核是什么。 在某知名高校新闻学院教授看来，这种考核与其说是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执业能力，不如说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党性。 “毕竟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那么所有的新闻从业者自然都应该是党的喉舌。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从业人员进行党性测试太正常了”，上述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而对新闻工作者加强党性教育除了每年举行一次的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以外，媒体内部进行的党建工作则更加赤裸地宣示了“媒体姓党”的国家方针。 蒋玉娜大学时期在辅导员的劝说下稀里糊涂地入了党，她之前从来没想过学生时期不明所以的行为现在会给她带来如此多的不便。 “作为党员，每周我都要去和我所在媒体平台的其他党员一块儿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开始前，领导会用手机播放国际歌和国歌，然后每人需要站起来发表两分钟的党务学习心得。场面极为尴尬和滑稽，但是一旦加入了共产党，党要是不开除我的话，我根本无法自行退党。可我又实在厌恶这种压迫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她补充到，“我所在的媒体并不是党媒，而是一家市场化媒体，所以在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前，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陷入如此滑稽的境遇”。 这也是陈彤彤的困惑之一。她之前所在的媒体也是所谓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是说媒体机构的所有开支由媒体自身自负盈亏，党政机关不会像对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那样给与我们财政拨款，“但后来我们居然变得比党媒还要党媒”，她说。 对于这一比党媒更像党媒的特性，陈彤彤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湖北某地曾发生一起楼房坍塌事故，死伤30多个人，算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按照常规的新闻操作方式，记者肯定要前往当地对事故原因和死伤情况进行调查和报道。但当时值班的编辑部主任却认为这种灾难性事故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愤怒进而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不允许对该事故进行报道。 但讽刺的是，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日报都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看到这些媒体的报道后，她和同事对编辑部主任的决定都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只有他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记者赶走的份，而我们却无法动他分毫。这是新闻界非常残酷的现实。” “现在的中国媒体行业已经没有党媒和非党媒的区分了。相反，此前认为自己是‘非党媒’的媒体相对于传统的党媒来说，缺少了党的行政机关作为主管单位，而这种主管单位事实上会为媒体提供庇护，因此，在缺少庇护的前提下，所谓的‘非党媒’只能表现得更红更党性十足，才能求得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机会”，上述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和法律界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具备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能力，但不愿意向党性屈服的人，只能被迫离开新闻界。而那些愿意放弃新闻学的尊严并选择随波逐流的人则在党指挥新闻的编辑部办公室如鱼得水。 不过对于一些人的留守，隋占波认为不必上纲上线、大加抨击，“就是一份职业、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而已，经济如此糟糕，很多人需要赚钱养家养孩子，只要他们没有违法，我觉得对个体的行为不必太过苛责”，他说。 隋占波现在在一家传统意义上的“非党媒”任职副主编，相比于被指责“背叛了新闻”，他觉得更困难和弥足珍贵的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守。 但他的乐观和自信正在被逐一击碎。事情缘起于隋占波派手下的记者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出行巨头滴滴裁员的报道，在事先的判断中，他认为首先滴滴的裁员行为是单纯的企业出于自身的业务变化而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涉商业报道，相应的尺度会比较宽松；其次，对企业的报道不涉及党、不涉及政治，在他看来是相对安全和可控的。 但事与愿违，报道发出不到7个小时，他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主管内容审核的副总编辑发来的删稿命令，同时该副总编辑对隋占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副总编辑眼中，隋占波的“罪状”如下：此前滴滴私自在纳斯达克上市，引发国家相关部门的震怒，随后滴滴退市并被要求整改，与此相伴随的是业务受损，所以此次的裁员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的监管造成了滴滴裁员的后果，这是在与国家职能部门进行对抗；其次，在当今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裁员的大环境下，公然报道企业裁员，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对国家维稳部门带来大量的工作压力。 对于这份罪状，虽然不认可，但为保住工作和收入，隋占波还是连夜写了近一万字的检讨信。检讨信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他指挥记者做这样一篇报道的动机和初衷，并表明他及记者均无意对抗国家大政方针；第二部分，详细罗列整个采编过程，包括采访了哪些人，对方进行了怎样的表述，对方有无对国家监管的抱怨；第三部分，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必定会继续加强对党务文件的学习，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对于自己的这一处境，隋占波有点无奈，但作为成年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现在就是领导让吃屎，我都得笑着吃”，他说。 知识分子的消亡 那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没有了，被一网打尽了”，社科图书编辑白国明说。 十年前，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学者杨奎松曾撰写了一本名为《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的图书，并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该书主要探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但最后却在政治中不知所措、受人轻视。 对这本书的书写和书中提及史料的探寻也解答了作者自己曾经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相对于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即政治立场的转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为常见。白国明便曾亲历身边多人在“左”“右”之间的反复横跳。 “比如在八九运动风波之后，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国家暴力威胁，很多人还是坚持自己对民主政体的向往和期待国家可以进行民主转型。但很遗憾，随着国家暴力的升级，在杀一儆百的暴力恐吓下，以及很多人确实因为个人的立场表达付出了终身的代价，趋利避害也因此成为了更多人的现实选择”，白国明表示。 但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仅是原因之一，在接受采访的多位学者看来，行动者在采取行动之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无力感，这相比外界的政治压力更为致命。 独立学者李建成在中国政府近几年大举消除异见者的各种行动过后，便处于地方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并且因为被列入了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黑名单，他无法搭乘飞机和火车。但是对于自己曾经的坚守和公开言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偶尔唯一感到失落的地方是，有时候朋友会带年轻人拜访他，但对于他曾经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甚至在很多年轻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学识的普通人。 “外界好像已经把我给遗忘了”，李建成有点难过。他更想不通的是，他曾“铤而走险”，但在失败后，所有的代价却全部是由他及他的家人承担的，甚至他为之赴汤蹈火的那些人压根儿不记得他。 “英雄”的尽头是满目荒凉，这种案例在当下的中国不胜枚举。 曾经力排众议在某党媒发文公开指责某副国级官员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是亡党灭族前兆的一位学者也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园质问与他聊天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谁，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则会气愤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连他都不知道？ 与这位学者相熟的一位图书编辑表示，近两年，该学者的微信朋友圈全部是赞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 “他也完成了转向，正在积极拥抱主流”，上述图书编辑表示，并对这种行为给予理解。 “在中国，行动者走到最后都是孤独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异议被国家排除在主流序列之外。而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养成的对权力的畏惧，又直接导致大多数人选择对这些人敬而远之，以免惹祸上身。在这种境遇之下，毫无疑问，个体会陷入巨大的孤独和挫败中。而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积极向主流靠拢，并期待融入大众，也就成为了一种人生执念”，该图书编辑指出。 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同样饱受磨难和摧残的东欧知识分子之间最大的区别。 白国明十年前曾在某知名出版社的组织下，和一群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前去东欧考察。在波兰，他们见到了一位在苏联时期便曾领导波兰人民抵御独裁统治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在苏联解体后，他便回到了波兰东部某小城的一个造船厂，在制造车间任职管理人员。 在见到他后，前来访问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倍感诧异，他们疑惑这位昔日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功到垂成后为何又甘心重回工厂，他们反复向他询问，这中间是否会有心理落差。 “没有落差，那位曾经的运动领袖回答得非常干脆”，白国明说。而他当时的坦承与平静更是让白国明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十年后，他仍能清晰的复述出对方当时的回答，“上帝一直与我同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完成的。我们取得成功的话，会把爱与和平带给更多的人，这是上帝的旨意；但如果失败了，我相信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子民，仍会给予我爱与庇护”。 因此，在中国多位热衷公共活动的独立学者看来，精神信仰是抗争者最后的堡垒。但在中国，除孔孟之道外，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赖以进行精神寄托的宗教。所以，在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抗争之路走得更加艰难，也更加令人敬佩。 王志刚曾是一位人权律师，在“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律师行业变得风声鹤唳，他也因为声援被抓捕的律师而被国家相关部门吊销了律师执业资格，之后他在中国互联网的一切痕迹也被消除得一干二净。让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王志刚的身份证无法注册手机卡和各种通讯软件，科技的进步反而将他和外界隔绝开了。所有这一切的管控措施直接导致，在外界看来，王志刚这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 但与大多数其他被迫害和被失声的人不同，同样没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刚并不觉得孤独。“其实也不能说我没有精神信仰，我信仰民主、自由，我信仰生而为人，我们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所以我从来不会后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因为我坚信，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坚持正确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说，并强调，世界历史浩浩荡荡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有太多的先驱者、抗争者和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无人知晓。 “这些人比我伟大得多，世人都忘了他们，我又凭什么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在我看来，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不与邪恶为伍，从不应该成为一种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而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道德基准线。所以我会告诉每一个前来拜访我的年轻人，不要管周围人怎么看、怎么想，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努力奔跑，我们要坚信，在将来，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王志刚说。 文章来源：莽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