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春天开始，很多高校教师发现，AI已经悄然渗透进高校学生学业的核心考察环节。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借助AI完成自己的课程论文、毕业论文。AI“统一”了一部分人的写作风格，大话、套话、车轱辘话占据文章越来越多的部分。很多学校开始检测论文的AI率，但荒诞的场景也在出现：明明用了AI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 检测AI率，成了“玄学”；把AI率降到学校和老师规定的比例之下，同样是“玄学”。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当AI入侵本该体现思辨力、创造力的毕业论文时，师生之间突然都进入到一种无序的状态…… 入侵 周冉的毕业论文是在AI的帮助之下通过的。 她是四川一所二本院校法学系的学生，今年毕业。春天，由自己完成的初稿交给老师后，周冉没多久就收到了反馈：“写得非常差”。 于是在改稿时，周冉尝试使用AI。她把自己论文中的观点抛给AI，问它对此有怎样的看法，然后对自己的初稿做补充；同时根据AI的回答去找相关的论文，再把论文里的观点补充到自己的文章里。 最让她惊喜的，AI不止提供理论资料，还有案例。哪怕没有直接提供案例材料，也会给出相关的网站，周冉借此给自己的论文增加了很多全新的内容，弥补了初稿“太过理论，缺少实务”的不足。 二稿提交后，除了一些格式、措辞方面的小问题，老师没再说什么。论文顺利通过了。 周冉说，在毕业季，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会不同程度地借助AI完成论文，大家也会在私下里互相分享更好用的软件。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这款AI工具，能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且有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通俗的理解就是：AI能帮你写文章了。近两年，国内的AI通用大模型例如文心一言、通义千问、Kimi等也陆续进入市场。AI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近，不可避免地入侵到毕业论文。2024届毕业生，也成为第一波在论文中大规模使用AI的群体。 在很多高校的校内论坛中，总能看到互相租借ChatGPT账号的帖子；在其他社交媒体，也有很多关于如何在毕业论文中使用AI的攻略，例如“1小时写完论文的GPT指令”。有网友调侃，“毕业论文的致谢，最该感谢的是AI”。 一所重点高校的女孩楚楚说，不管是课程论文还是毕业论文，使用AI几乎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 平日，期末考试周几乎是一个学期里最难熬的阶段，一周时间里要考几门试，同时要交大概三四篇、总数两万字以上的论文。“比如一篇6000字的作业，从零开始一篇一篇查论文，一点一点去写，对我来说是可行的，但对时间来说是不可行的，我需要更高效的产出方式。”楚楚说。 她最早接触到AI是在去年，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她感慨论文写得很痛苦。一旁的同学推荐了ChatGPT，说“GPT让我效率倍增”，她尝试着用了用，发现很高效，一路摸索着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国产AI软件。 楚楚说，AI能帮人写一个几百字的小东西，但想要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它只能帮人在某些步骤上节省时间。大多时候，她拿AI当做一个“高级浏览器”使用。 写一篇综述性文章，楚楚往往需要精读十篇论文，再泛读二三十篇。“以往需要三四天时间看资料，真的是人肉在啃，看得我头都大了”，现在这个工作由AI替代，直接筛选出最有用的资料，同时，把一篇论文的PDF上传，就能迅速生成论文的框架和提炼后的内容，这样便可以跳读，而不必读完整篇论文了。如今，前期的阅读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够了。 阅读完成后，楚楚会将筛选出的有效资料和自己生发出的灵感一起提供给AI，由它生成一个文章框架；紧接着为这个框架增添血肉，针对更详细的小标题，问AI能找到哪些资料，最后结合自己的想法补充完整，一篇文章的底稿就完成了。 “它生成的不是最出色的，但却是最保险的。”楚楚说。只不过，AI用多了，发现有时候自己动手写的东西也一股“AI味儿”——官方的、书面的语言风格，以及习惯性的“总分”结构。 图源视觉中国 “渡劫” 高校教师们也逐渐感受到了AI的入侵。在社交媒体上，一边是学生们的使用攻略，另一边也不乏老师们的观察。 有的老师质疑，“好多表达很奇怪，真的在想是不是AI生成的”；也有人分析，“有位学生用AI写的，是特别拙劣一眼就能看出的程度，比如国内外研究现状一篇论文都没有，都是大话套话，研究建议提的都是跟自己研究一点关系没有的空话” ；有的老师感慨，“每年带毕业论文都感觉在渡劫，抄袭、AI、拼凑，自以为不露痕迹”…… 毕业论文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AI味儿”，越来越难闻到“人味儿”。是很多老师共同的感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王敬雅发现，由AI生成的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假大空的车轱辘话”，给出一个论点，得到三个分论点；拿其中的分论点追问，再次得到三个分论点。但往往没有什么研究意义。 王敬雅平时和同事们交流时，大家还提起，如今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了AI的“重灾区”，其他专业的作业、论文也同样，越是标准化、程式化的内容，学生越容易用AI替代完成。 像王敬雅老师遇到的那样，在一所双一流高校任教的李欣总结，从论文的写作风格就能“闻到AI味儿”——往往是结构很完整，语言很通顺，内容也面面俱到，但到了该深入论证进去的部分，始终停留在表面，反复缠绕、涂抹。 李欣说，以前批改论文，看到语句不通的、使用接近学生本人平时说话习惯但不符合学术规范用语的，会感到生气，但现在她看到，第一反应是开心，“至少说明是自己写的”。 论文致谢的部分往往是偏感性、有“人味儿”的内容，但现实情况是，连需要真诚、走心的这部分，很多学生都要找AI代劳，只留下一些官方的、空洞的文字。 图源视觉中国 李欣的一位同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看到学生的论文致谢很简单、敷衍，让其回去重写这部分，没想到最终交上来的还是AI帮写的，后来学生坦言，直接询问了“如何感谢老师”、“如何感谢同学”。 由AI操控的论文，致命的问题不只是鲜有独立思想、新的观点，对学术、事实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李欣的一个学生，撰写的论文关于某一类视频的传播策略，在“研究现状”部分，学生写：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空白，没有相关文献。但一直看到最后，李欣发现学生还是列了整整十个参考文献，不仅和前述的“研究现状”矛盾，这些文献名称本身也过于相似：时间全部为2023年，题目中全部包含着共同的关键词，且每一篇文章都是双作者，以“XX＆XX”的格式排列得整整齐齐。 李欣察觉到异常，拎出其中一篇去搜索。在知网搜，文章不存在；在浏览器搜，同样搜不到。她逐一搜索了这十篇，全部是同样的结果。这才意识到，原来全是围绕关键词，由AI编撰的——这十个参考文献，全是假的。 王敬雅说，语言逻辑类软件的工作原理，是根据语言构建信息，但不做事实检验，所以会有“胡编乱造”的风险。她所在的历史领域，AI也可能“编”史实，比如说“刘半农是中国近代的女性革命家”。 所以，在布置课程作业时，她会给学生“打预防针”：AI会编造一些事实性的内容，有的以本科生的知识储备或许看不出来，但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侯毅凌也曾发布微博：给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时，一位组里的同事面色凝重地说，我今天会得罪人，但我不得不把这事情说出来。（对着6位学生）我把你们每个人的电子版的开题报告都用AI内容检测工具过了一遍，结果有的AI生成内容高达80%！我和另一位同事不由一惊，一眼看过去，学生们的脸色也变了，躲避着我们的目光。让人愁啊，那诱惑叫学生怎么抵制啊。 但无论如何，浪潮已经来了。 图源侯毅凌微博 “玄学” 国家感知到了这股浪潮。2023年8月28日，我国学位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利用人工智能代写学位论文等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明确，用AI代写学位论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若是学生，或被撤销学位证。 今年春天，也陆续有高校发布了关于AI在论文写作中的规范。天津科技大学对“生成式AI检测结果超过40%”的学生发出警示，并要求自查自纠；湖北大学本科生院通知，在本科毕业论文审核过程中，试行加入对论文使用生成式AI风险情况的检测；福州大学称，对2024届本科论文进行AI代写的检测，并以此作为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 周冉所在的学院，规定AI率不能超过30％，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20％。在检测之前，她有点忐忑，自己的论文里有不少来自AI的内容，万一数值太高，只能花工夫再和论文死磕一轮了。但没想到的是，显示在眼前的数字只有5％左右，她想，可能和自己没有完全复制AI提供的内容有关。 在很多学生眼里，AI率检测就是门“玄学”。明明用了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周冉的情况属于前者，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陈露则遇到了后一种情况。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是陈露的大二下学期。她上了一门网络与新媒体课，老师对期末课程论文的要求很严格，一切按照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格式规范，也要查重。 临交作业前，陈露说，或许是考虑到AI率检测在将来会是一种趋势，老师突然通知，要求学生提交论文时要附带AIGC检测报告，且数据不得超过15％。 陈露将论文上传到老师要求的网站，没想到一篇完全纯人工走心写完的论文，被检测出AI率超过了30％。那些被标红标黄的段落或者句子，是她自己逐字敲出来的。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在讲述类似的遭遇。比如在毕业前，接到学校关于查AI率的通知，学生将自己写作的论文上传到网站，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高出学校要求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手打，被确诊AI”。 没人知道AI检测的具体逻辑是什么，也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毕业在即，事关能否顺利毕业，大家只能去逐字改写那些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AI识别成AI所为的文字。 陈露也经历了同样的情绪转变，由惊讶到无语，又到无可奈何。最后只能面对。 AI率是门玄学，降AI率同样是玄学。 陈露去网上看攻略，看到不少网友在分享建议，比如：暴露一些“人”的缺点，例如让语句不那么通顺，或是多一些口语化、接地气的内容——尽管这和论文本身的要求是相悖的。 还有人说，自己把“被判AI”的段落转换成了爱沙尼亚语，然后再转换成中文，就通过了。 陈露没有尝试，自己花了心思写的论文，再亲自弄成破碎、杂乱的样子，总归有点下不去手。 其实，在网上，这样的帖子有很多，但里面混杂着个人的建议和攻略，以及各种广告。在小红书平台，有人贴出醒目的招揽：“AI率从87%→2%，我是怎么做到的？”从简介中能看出，降AI率，用的也是AI工具，“一键成文”，但在评论里，发帖人则说出了“打折券”、“教程”的字样。 陈露也遇到过，网友热情分享一款可以降AI率的软件，她按照对方提供的步骤操作，最后发现软件需要付费。陈露也尝试过一些免费软件，发现并不好用，逻辑被打破，句子被改得七零八落，很多甚至都不通顺了，只好放弃。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图源剧集《攻壳机动队》 战争 在学业最紧的时期，降AI率无异于一场战争。 那段时间恰逢考试周，陈露要一边备考，一边给自己的课程论文降AI率。网站每天提供一次免费检测机会，每天早上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然后用这一天的空余时间，来和那些标红标黄的句子搏斗。 不止是她，全宿舍四个人，AI率全都超了，大家每天钉在各自的椅子上，空气里回荡着吐槽的声音。去考试的路上遇到同学，打招呼的方式都变成了：降下来了吗？ 但更让陈露痛苦的是，室友确实使用了AI，也检测出了60％多的AI率，但没多久就降下去了；自己完全没有用，不仅被测出30％，还迟迟降不下去。不仅如此，中间有段时间，甚至还“不降反升”了。“精神状态”屡遭打击之后，她跑去网上发帖吐槽：我是什么AI吗？配图是三张检测报告，数据从28.5％到26.41％，又到27.63％。 发布动态后，她收到了一些来自网友的建议，同时也收到了一些“问候”：需要人工降吗？她发现，如今已经衍生出了人工降AI率这种新“工作”。 图源视觉中国 正在读大学的男生卢凯，给不少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做过“外援”。如今，他就在用业余时间靠帮别人降AI率赚外快。四五月份是他最忙的时候，临近答辩，几乎每天都有人“下单”。 卢凯的工作流程是，先由对方发来AI检测报告，然后根据“疑似AI生成文字”字数定价（每千字收费30到40元），对方支付定金，卢凯将被标注的句子重新改写，完成后重新进行AI率检测，达到标准后截图报告给对方，支付尾款，发送修改后的论文。如果有人介绍别的同学过来，卢凯会发红包致谢。 过去几个月里，卢凯的订单有百余元的，更常见的费用在400元左右。他接过最“艰巨”的一单，是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疑似AIGC占全文比达到88％。 明明是自己写的文章，被判定为疑似AI，还要把数据降低下去。陈露不想为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付费，但又不得不面对，最终只能继续自己“降”。 后来，她慢慢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去掉每小段前的总结，忌模式化的总分结构；多变换句式，避免重复词语；一定要给句子加主语；别用太多逗号，多用句号断句，多分段；短句变长句，“首先其次”变“其一其二”，“和”变“与、并且、以及、等”…… 尽管只是一篇课程论文，但因为老师要求严格，陈露也足够重视，前期她在它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查资料、写作、修改润色，每个环节都尽了心。过程中时间和精力都花了不少，但文章肉眼可见地变好了，也就觉得“值了”。但降AI率的那几天，她每天都在怀疑人生，因为明知道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却又不得不做。 到第九个早上，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跳出来的数据终于降到了老师规定的范围内。陈露没有丝毫成就感也并不开心，只觉得如释重负，“一个烫手山芋终于扔了”。 图源视觉中国 退化 AI来势汹汹，但迎接它的人还处于无序和探索中。 有的学生得知学校查AI率，于是努力降下去；有的学校不查，但学生又担心查，怕影响毕业，每天四处打探消息。 新华财经曾报道，为避免AI写作的影响，一些国外高校正在减少课后完成的开放式作业，更加强调课堂作业、手写论文、小组作业和口试。 国内的高校教师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训练方式和考核方式，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怎么考察过程而非结果。 围绕AI和毕业论文的各种讨论中，有学生在社交平台吐槽：本科生写论文，无非是制造学术垃圾；不要指望我一个小小本科生写出多么高深多么有学术意义的东西；AI写的都比我写的好。 AI来袭后，李欣还特意和同行讨论过。 如果说，一个学生对一个话题是有想法的，但不会表达、说不清楚，借助一款软件来表达更清楚，这样可不可以？ ——但想了想，她还是觉得，把思考的过程和结果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达清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能力之一，也是教育应该培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学生把AI当做高级浏览器使用，只是借助它来检索文献、提炼重点，减轻自己看文献的压力，这样可不可以？ ——李欣也想过，最终的结论是，看文献过程中寻找和激发自己的兴趣点也很重要，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同时，在海量资料中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各种论述中寻找自己的研究线索，同样是一种研究能力的培养。 “传统手艺都还好用，只是效率问题。一旦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就回不去了，只会追求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方便，而这个过程中的损失很难去评估。”李欣说。 李欣从教15年了，关于技术对人的影响，始终保持着觉察。 她回忆，以前上课的时候，偶尔还需要维持课堂秩序，因为学生之间会小声聊天，讲台上的老师则需要在课程中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现在，底下常常一片死寂，无论上课下课，几乎都没人说话，大家埋头在手机和平板里，即使是讲段子也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了，让他们“抬头”成了很多老师的难题。 同时正在发生的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有的学生已经很难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想法了，“很多时候都是在蹦词、蹦短语”。更别说一篇毕业论文，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分几个部分，有逻辑地论证、推理，然后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的学生已经做不到了”。 前不久，李欣读到一篇关于宿舍投毒案的深度报道，在事件之外，还探讨了关于人际关系等等话题。但她注意到，文章在社交媒体传播时，很多年轻人评论：文章怎么这么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大家只想要一个直给的结论，但没有能力和耐心去理解一个相对复杂的事情，和中间关于人性细微幽暗的部分。” 李欣记得，前段时间她的同事，一位硕士生导师，在改学生论文时写了大段大段的批注。后来学生改了一版论文发来，同事发现很多地方没有改动。学生很坦诚，说：“老师你写得太多了，我看不完。” “思维方式和思考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如果不用也会退化，而毕业论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训练和检验。”李欣认为。 而碎片化的侵袭还在进行中，AI又来了。AI的能力在一点点进步，而人的能力不能越来越退化。 图源剧集《她》 应对 必须要有应对之策，而且越来越迫切。新技术不会停止脚步，科技的发展无法阻挡，李欣说，作为老师，她还在尝试和探索，如何了解它、应用它。 今年学院有一笔针对硬件设备的经费，由各个专业申报。李欣想给每个老师申请一个文心一言的账号，让老师们先了解，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但后来，申请还是被砍掉了——一台电脑或是一台摄像机可以，但一个虚拟账号，一旦失效，验收时无法证明这笔钱花在了哪里。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赵思渊也和同行聊起过，或许在将来，一些课程将会不得不回归传统的考察方式，比如以随堂测验、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度，“有些考核内容在课后的确很难知道学生是如何完成的”。 对于AI的使用，从事多年数字人文研究的赵思渊持更积极、开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想要应付一件事，他能找到一万种方法。”赵思渊说，在没有AI的年代，想要敷衍论文的人也可以找“枪手”，“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试图投机取巧以实现目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社会现象，只是在不同技术环境下，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而如今在新的技术环境之下，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就显得更重要。 这些年，赵思渊在校内开设一门关于论文写作的课程。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他意识到这一定会显著改变学术写作的工作方式，所以从2023年起，会在每学期的课程中专门拿出一节课来，从技能角度和伦理角度，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恰当使用AI。 过去的时间里，赵思渊尝试和探索了一些关于AI的应用场景。他觉得，AI可以代替人完成一些低难度、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制作表格、PPT；在处理程式化、标准化的文本方面也可以提供帮助，尤其在发表英文论文时，赵思渊曾读过一个实验室学者写的文章，对方说，如今用GPT做论文润色的成本大概0.3美分，但过去可能要付几百美元做这件事。 但同时，该读的史料还是要读，该做的田野调研还是要做，包括在电脑里跑数据、在桌前做实验，永远是人要做、该做的事。“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性的检验。” “技术带来的变化，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赵思渊说，但只是训练方式在发生变化，工具永远是学术训练的辅助，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工具，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王敬雅也觉得，目前AI可以替代一部分“手”的工作，但永远无法代替“脑子”。 以ChatGPT为主的AI产品，背后的语言生成机制，是依据已有语料精炼出的概率模型，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但是很难创造出全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想法和观点。王敬雅说，而最珍贵的，往往是“跳”的那一下。 什么是“跳”的那一下？她举例了田余庆先生的经典作品《东晋门阀政治》。 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大量史料，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豪强大族的交替，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他们怎么支持某个皇帝，怎么进行家族联姻，怎么实现自己的家族利益。 王敬雅说，事实上，这样的关系网在如今是可以借助技术实现的，比如在新兴学科“数字人文”领域，有非常便捷的资料库，“谁是谁的姻亲，谁是谁的门生，谁和谁祖籍相同，很多细节是人容易忽略的，但数据可以做到，可以给研究提供帮助。”王敬雅说，但是，在构建关系网之后，田余庆先生基于对文化的理解、对政治的敏感性，实现了那珍贵的一“跳”：分析了当时的门阀世家如何以自己的关系网络，影响当时的政治格局。 “这是AI做不到的。” 图源剧集《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我曾经服务于民航业十一年，在这期间和之后的岁月里读过许多份情况通报，而以下截图里的这一份对我来说可以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网络图片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件事里的各方。究竟是什么航司，什么飞行机组，什么祖父母，什么同行旅客，会允许两个陌生人把一个据传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孩带到封闭的洗手间里进行所谓“教育”？为什么？凭什么？这难道不是机上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禁未成年儿童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可以毫无阻力地在航班上发生？ 不敢想象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被两个陌生人强行从熟悉的祖父母身边带走，单独关进狭小封闭的机上卫生间里是什么感受。人类不会做这种事情，哪怕动物都不会让自己的幼崽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剥夺安全感，人身控制，亲人分离，空间幽闭，这是什么一种行为？指望不上自己信任的亲人，被陌生人强行带走禁闭，这对于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伤害？ta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吗？ta还能相信自己身边的什么人和事？ 最先人们只是在网上控诉旅途中遭遇的“熊孩子”，然后是指责“熊家长”，所有这一切都限于言论的范畴。最先带孩子的家长只是在网上陈情，讲述自己带孩子的艰难，请求大家将心比心。然后带孩子的家长最先开始行动，上飞机之后就要给所有旅客发糖发小礼物，事先争取理解和原谅。 现在旅客开始突破了言论的边界，也采取了行动，针对孩子的行动。在这之前，我认为无论言辞如何锋利，那是文明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也是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可以争吵，甚至可以相互辱骂。通过这种互动和冲撞，大家可以确立相互相处的方式，也可以增强相互的理解，虽然过程可能不大愉快。 现在，有人越过了这条大家心照不宣的底线，不再把事情维持在成年人之间，而是突袭儿童，这在我看来就是恐怖主义。只有恐怖分子才不去区分“我反对孩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哭闹”的言论和“我要抓住小孩子给他们上一课”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因为恐怖分子不会在意后者可能触及法律问题，更不会在意后者可能产生的伤害。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伤害。 面对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孩子祖父母、飞行机组、同机旅客安静如鸡，任由两个旅客对幼童施为，这种静默和许可我不理解。仿佛是之前网上的海量小作文，汹涌的声讨声已经把所有人魇住了，人们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儿童哭闹不假思索的反感和愤怒，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认为它已经接近于一种非法行为，认为它必须得到纠正或者中止，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神圣性。 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在公共交通中，承运人的责任是确保旅客安全、准点地从A地前往B地。旅客所能得到的服务，就是安全、准点地从A地抵达B地。这中间不包括所有旅客都应该洗干净，身上不带异味，不包括所有旅客在睡觉时不打鼾，在旅途中不生病—所有这一切，旅客们都在忍受，认为这是旅程的正常组成部分。 人们真正会抗议的是在机舱里有人打开手机平板外放，抗议有人用脚踩在椅背顶端或者反复踩踏，抗议幼童不断用行动骚扰周围旅客—会抗议是因为这些行为原本是可控的，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人任由它们发生。 儿童哭闹算是哪一类？一两岁的幼儿哭闹算是哪一类？属于旅途的正常组成部分。幼儿因为气压变化因为机舱噪音因为陌生环境而哭闹，和旅客有狐臭，睡觉打鼾，突发急病，在你身边吐了一地一样，是会对人造成不便，是会让人不悦，但这就是旅途，这就是人。在票面价格提供的安全方便快捷之外，每个人还需要负责自己忍受的那一部分，因为有天别人可能也需要同样忍受你自己。 你可以表示反感，你可以表示厌恶，你甚至可以表达你的反对，要求打鼾乘客和狐臭乘客单独组成一个航班飞行。但是，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别人家的幼童，那是两回事。这种权力主张和中小学后巷里的小流氓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从学校里走出来每一个学生，乃至有权向他们“征税”。 而这件事情的流氓之处在于，老板模样的人在机上打电话他们不阻止，壮汉踩踏座椅靠背他们不呵斥，刺青大哥不允许他们放平椅背他们不抗争，面对老人和幼儿的时候，他们果断出手了，要带人去洗手间讲道理了？是因为老人和幼儿无法反抗吗？成功选取了最弱的环节吗？ 以往发生任何针对儿童的恶行，网上的父母就会闻风而动，带入自己和孩子，陷入狂暴的状态。这一次很奇怪，大部分人安安静静。我认为这种默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它给陌生人“教育”自己家孩子开了绿灯，给外人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纽带开了绿灯。那每家每户最好现在就开始祈祷，祈祷自己家孩子没有做未来也不会做任何网民反感的事情，否则陌生的叔叔阿姨就有权单独把孩子带到小黑屋里去，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看着。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社会吗？这就是未来小孩子需要面对的社会吗？整件事情里，最让我难过是通报里小朋友父母说的话：同时对机上两位旅客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我不理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
小高，你到我们这里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大熊，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考试可以说是他唯一擅长的事情。2021年毕业后，他先考上了政府志愿服务计划，一年后考上事业编，两年后，今年6月，他终于考上了公务员。 今年，公务员考试考生人数又达到了历史新高，303.3万人，录用比例达到77:1，超过2023年的67:1，2022年的61:1。大学毕业至今的三年里，我周围的同学几乎都选择了考公或考编，还有不少人考到酒厂当工人。一份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想进去国企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今年达到了47.7%。 大熊进入体制工作这三年，我看着他发生变化，起初对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他还常常找我商量应对，嗤之以鼻，渐渐地，我的作用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告解室里的神父。 最近一次，他考上公务员后来找我见面，已全然不见曾经的那些纠结和困惑。他接受了这套运转的机制，并默认了自己的角色。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他都身不由己。 1 大学四年一事无成 考公上岸一朝翻身 大熊大名高天志，因酷爱哆啦A梦，大家都叫他大熊，今年26岁。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住在我对门寝室。 大学四年里，大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擅长考试，他最骄傲的事情是：我可是我们班男生中第一个过四级的——而且还是裸考。 他和室友关系也不近，我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脑袋搭在那把电竞椅上，看老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然后看新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他喜欢哆啦A梦，经常对着那个玩偶自问自答。 2020年大三时，大熊本来在准备考研，但疫情来了，他弃考了。大四时，经历了近一年的网课，同学们都变得沉默。 我们学校是一所二本院校。校招时，我和室友投的简历都像石子入水一样杳无音讯。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我看到图书馆墙上贴着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大熊告诉我，他准备再次考研。同时，他报名了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如果选中，可以进入政府见习一年，保留应届生的身份。 那年大熊被志愿服务计划录取。过了一年，2022年7月，他考上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小镇的事业编。又过了两年，2024年6月，他考上了老家X县的公务员。 网络图片 大熊打来视频向我报喜。他还和大学时一样胖，只是比大学时精神了许多，笑得也更爽朗。 公务员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大熊的一位室友给他发来消息：大学四年，你一事无成，如今你总算做了一件最对的事儿，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2 大雄变身临时工小高 大熊是这样考上政府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的： 先是学校面试，面试官是学校团委的学生干部，每人轮流进行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并讲讲对服务计划的理解。大熊一股脑地将计划的精神要领背了一遍：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角落去，用一年的青春，换取永远的珍贵经历，等等。他通过了学校的筛选。 一周后是由S省团委组织的面试大会，大熊讲的也差不多，在最后他重申作为S省人想要帮助S省人民的愿望。 2021年7月，大熊收到了来自X县团委试岗报到的短信通知，他被分配到了县里新成立的金融局办公室。 正式报到那天，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从团委书记到下面的各部门领导挨个发言，志愿者有80多人，站在台上，等着主持人点名领走，就像《士兵突击》里的新兵入伍仪式一样。 大熊被分到了金融局。领他走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大姐，姓李，长得像大熊初中的语文老师。一年之后的大熊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贵人。 金融局就在县政府旁边的商务中心大厦的十六层，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县政府门前巨大的广场，外面淌着的一条河，再远处是X县的一半全貌。 李大姐领着大熊进了金融局的金融办公室，李大姐就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任。办公室加上李大姐一共三个人。130平米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大熊所在的公共办公区，另一半则是李大姐的办公室，里面又分出来一个仓库和一个小卧室。 上班第一天，他去局长办公室报到，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放着一张会客的皮质黑沙发，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是一整面的柚木色书架，党史资料和文件档案一层一层叠着。局长戴一副黑框眼镜，白色衬衫扎在裤子里，精瘦身材，正低头看文件。大熊压着身子走进去介绍自己，局长对大熊说： 小高，你到我们金融局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在这学明白之后，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整个政府，大到中央，下到乡镇基层，都是这套运行机制。你以后就算不在体制内工作，干些其他工作，文员秘书之类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大熊边听边点头。他当时想的是，一边做着这份清闲的工作，一边准备再次考研。 整个局里一共16个人，除开领导和四个科室负责人以及四个正式编制后，剩下（7人）的都是临时合同工。大熊是志愿服务，每个月只能拿2300块，比临时工的工资还要低1000块。他主要是打下手，并不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因为老是跑上跑下，加上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很快弄清楚了自己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收发文件，上传下达，布置会议，购买办公用品，预约公务用车，买杂物，打扫局长办公室，以及完成局长下达的所有工作和生活要求，比如拿个快递，买包烟，递瓶水，食堂带饭……最麻烦的一个活儿是安排会议，要端茶倒水，还要摆桌子摆椅子。 他觉得自己像个太监。他看着桌上摆放的领导座次和那些银行代表名字，心想，局长说的运行机制，敢情是这样。 小高和李大姐相处最多，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李大姐叫他：高儿。李大姐有个女儿，常被带来办公室，小高有段日子最忙的事就是陪小孩玩儿，辅导功课。 有次李大姐的老公来局里开会，小高下去迎接，对方是一位乡镇领导，穿着一身黑西裤、黑皮鞋、白衬衫，微微扬起的刘海刚好齐到黑色镜框，小高心里默默地想，要是有一天也能如此穿着打扮，也拥有一位李大姐这样温柔的且有正式工作的妻子，人生足矣。 作为小高的直属领导，李大姐手把手地教他处理文件，还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儿。有一次，一个上访常客来局里，小高被对方骂得不知所措，慌在原地。这人因为参与民间集资，钱被卷跑后公安机关抓不到人，政府也没办法解决，总是来金融局上访。小高只好一个劲儿地安抚他的情绪，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局长，局长没好气地说：这人都是老油条了，下次赶紧打发走。 李大姐知道后，告诉小高，遇到上访问题的口诀：端茶倒水做记录，热情礼貌三不知。她让小高下次将人直接带到接待室，由李大姐出面了解情况安抚，要还是搞不定，才请局长出面订个日期许个承诺，对方又能安静不少日子。 局里有老一点的人告诉小高，以前有上访的人要是说话解决不了，直接就带着进局子了，关个几天，这人自然就安静了，只是现在政策下来了，不能用以前的手段了。 金融局的工作很闲，小高每天9点到局里，大多时候是看书和看手机，帮着换下水，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一天也没什么事儿。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他在的办公室算是领导的秘书处，必须等领导下班了，才能离开。 网络图片 李大姐看局长没什么事情安排时，经常让小高直接走，或者带着他一起溜走。慢慢地，大姐开始和小高唠起了家常，听说他还在准备考研，立马制止他，让他不要考研，直接去考编考公。 李大姐讲起自己的经历。毕业后，她做了两年销售，父亲和爷爷生病了，家里没人管，日子散成一地鸡毛。她的销售工作并不如意，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她想过安稳的生活，先是考编，进入编制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李大姐告诉小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很好，有公积金买房，对下一代的帮助很大。她严肃地建议小高，考研出来还得考公，何必浪费时间，不如一劳永逸直接解决。这思路，小高以前没有想到，经李大姐一点拨，才恍然大悟。 2021年10月份，在金融局待了三个月后，小高决定放弃考研计划，开始考公。 金融局考编考公的老人很多，多是屡败屡战者，小高很容易就获得了复习资料，但不久之后，疫情在小城滋生，小高被分派到防控点去执勤，复习的时间成了问题。 临近2022年春节，小高参加了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距离面试差8分。 毕业后，我们大学的同学总是时不时地在群里吐槽工作：加班，被PUA，被欠薪，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没有双休。大家都过上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生活。有时独自生活在出租屋里，我常常感到被巨大的沉默所吞噬，精神也随着干瘪下去。 小高很少加入我们的话题，他在金融局享受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办公室里的人带着笑脸，友善客气，每一天去上班都不必纠结，还能拥有不必将早餐囫囵吞下的松弛。他甚至和在学校一样，保持着两小时的午休习惯。每天下班，他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家里的楼下，此时的夕阳还未全部成型，他还能留出来一小时跑步。他理解我的压力，有时候也说：你看起来衰老了好多。 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只剩下半年，每次看到我们抱怨，小高仿佛感觉那台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齿轮，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一种如履薄冰的恐惧让他头皮发麻。他已经习惯而且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第一次考公失败后，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上岸成功。 3 防疫一线当“大白” 局长倚重照顾 小高身不由己 2022年春节过后，小高所在的县城冷清了下来。从2021年底开始，疫情持续加重，可感染情况并未公布，只在政府内部流传。 小高听李大姐说，马上就要封城了，县里的娱乐场所都停掉了，现在只开放少数超市。春节假期后上班没几天，县里开始全面管控，金融局也开始居家办公。直到管控的第20天，下午四点，县政府的公众号发布了新增三例的公告。晚上七点，市里又发出全面清零的公告。 第二天，县政府的微信公号发布了新的公告——封城。他记得上面有段话写着：此前我县进行了20天的封控演练。很快，外出学习的县委书记回归，市里派驻指导组，X县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 “真”封控。 小高每天待在房间里复习备考。考公失败后，他听从李大姐的建议，先报事业编。此前离面试只差8分，加上现在居家办公，时间充裕，小高觉得这次把握很大。 2022年4月25号早上8点，闹钟响起，小高迷迷糊糊打开手机，看到一条凌晨四点发来的消息，局长说：务必于4月25日早上六点前到xxx防疫点位集合进行疫情防控，不来的将计入年度考核档案！！！ 小高一看时间，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他立马掀开被子，换好衣服，擦了把脸就往外走。走到小区门口，他发现大门关死，只留下一扇门卫室通往外面的小门。门卫坐在椅子上刷着短视频，斜了小高一眼说：封城了，所有人都不能出去。小高解释自己是政府的，要去防控。对方抬眼打量小高，说：工作证。小高是个临时工，没有工作证，只好给局长打电话，门卫向局长问了姓名、单位、执勤点后，才让小高通过。 防疫点位上只有四个人，局长、副局长、局长司机、一位女同事（后来走了）。局里的正式员工和临时工都没来。实际上，局长给金融局的16个人都发了相同的私信，但并没有在群里统一通知。好在下面乡镇上的人前来支援，才解决了人手问题。 小高所在的金融局，有5人是年过三十的合同工，为了考编制，一直留在政府里。其中一位大哥从大学毕业开始，边工作边考公，直到35岁才考上。政府里的工作由上往下安排，到合同工这里便是最后一环。他们最忙碌，实际上也最被需要。小高觉得有些人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正式员工。只在发工资和逢年过节发油卡、礼品时，他们才能感到差异。 小高和我聊到临时工的问题，我常和他争辩，应该同工同酬。小高一句话就给我打了回来：人家给你一个救生圈，你不说感恩就算了，还想要上船，想什么呢。 现在小高成了兜底的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防疫物资。酒精、口罩、隔离服都没有。第二天，宣传办的人来拍照，局长毛了：现在口罩酒精什么都没有，隔离服也没有，就连饭菜水都没有，让我们怎么防疫，天天就搞这些形式主义，物资不给我们送来，宣传标语倒先送来了。那个来拍照的大姐也很委屈：没办法，领导就是这样要求的。 小高在一旁看着，觉得局长说得对，也理解那大姐。但他心里想的是：复习考试的事儿咋办。 局长连着三天追问物资，电话一直打到了县政府，每一次都声嘶力竭。三天后，酒精和口罩终于送来了。等到第十天才送来桶装水，之前一直靠局长在旁边住户接水牵电。局长没让小高直接去接触感染人员，让他做一些文员的工作，并在私下里给了小高500元钱。 小高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面只有一张铁板床，比学校宿舍的床稍宽一点。一日三餐，他们吃政府配送的菜，早餐是馒头咸菜，午饭是几颗堆起来的青菜花菜，还有几片猪耳朵，一小盒米饭，没有盐分，很清淡。小高吃不饱，很难受。局长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许多方便面，面包，火腿肠。他将这些东西都藏在司机的帐篷里，只有局长、副局长、司机和他，四个人知情。后来局长又搞来四箱怡宝，偷偷地给了小高一箱。天逐渐热起来，帐篷成了蒸笼。局长又搞来了街上一家安保公司的钥匙，这下小高能用上空调和干净的厕所了。 网络图片 小高执勤的地方是个没有物业的老小区，出口被大铁皮门封住了，政府每三天配送一次物资包，物资由大卡车配送到据点，他们拿下来，再分发给各个单元楼小组的组长。 一天深夜1点，一辆黑色皮卡开过来，停在了小区门口。六个穿着便服的大汉从车上走下来。一人冲着小高喊，把门打开，要准备消杀。小高见对方没有文牒，便准备通知局长。这人没等小高摸出手机，便疾步上前：不用说了，我们刚从县里开完会，县里领导直接下的命令。此前局长给小高下了死命令，没有文件证明，一律不得进出，小高边拿手机边说：那我也得说一声，我没有通知就让你们进去我得倒霉。这个大汉上前准备自己开门，小高的电话也接通了。 小高：局长，来了五六个人要进门消杀，说是县里安排来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局长：消杀？！这都凌晨1点了。消杀什么？你把门给我看好！我现在立马过去。 A大汉：这点位长是谁，那么屌，县里领导安排的他都不开门。 B大汉：我看一下工牌子，陈**。就上次开会县里领导说他防疫不到位的那个。 A大汉：我的乖，就这还当局长呢。 他们说话声音很大，局长听见后暴怒，让小高打开免提：你们在说什么？我可是都听到了！我倒要问问是哪个熊孬说的！我没有接到县里通知，你们今天哪个敢进去试试！ 局长挂了电话往这边赶，小高没搭话，坐在椅子上，六个大汉则站在车边。十几分钟后局长到了，火气也消了不少，对方只说：你不信自己给县里打电话。局长通完电话后，又耗了十分钟才放他们进去。 需要消杀的住户都被隔离了，只剩下一个80岁的大爷。消杀的人让小高去安抚情绪，小高找来副局长出面。副局长说：你也是老党员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有政策你不知道吗？你不遵守规定，出了事儿，我们谁都背不起这个责任！随后大爷被请出房间，给了一个折叠床和小被褥，在小区保安室对付了一晚。 小高回去之前，给那位大爷拿去了一瓶水。他认为自己做不了什么，只是一颗子弹，不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那段时间，“身不由己”成为小高最多的感叹。 经过了十来天的慌乱过后，防控的节奏稳定下来。小高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复习计划。他断定今年的事业编考试会延期，果然，考试时间往后推迟了3个月，要到7月举行。 他没觉得疫情是什么大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小高算了算，除去每天四小时执勤，以及为局长整理一些文件外，还有很多空闲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复习。但他出门的时候走得急，复习资料全部没拿。 纠结了一天后，小高下定决心要偷溜回家拿资料。2022年5月10号，封城的第15天，他打电话给母亲，让其准备好备考资料，约好深夜在小区楼下背面的铁栅栏见面。 凌晨两点，小高关掉手机屏幕，躺着床上听了一会儿帐篷外的动静，只听到一些树叶沙沙声和很远处传来汽车报警声，外面的马路没有汽车经过。他起身，铁板床发出刺耳的吱吱声，他站起来又停了几秒，才掀开帐篷的门帘，弯着身子，迈出腿，左右环顾了一下，走到外面。30顶帐篷齐刷刷地黑着，马路上路灯下泛着白雾，在行道树的作用下，呈现出丁达尔效应的反射光。 他迈着小碎步跑到帐篷对面的马路上，躲在树荫旁边往前走。他的防疫工作证还没发下来，不敢走大路，怕有人巡逻。他穿过公园的树林，看不清路，也不敢拿手机照亮。他很紧张，根据规定，执勤人员非必要不得擅自离开据点，倘若被抓到的话，他这一年的志愿服务算是泡汤了。 走了大约十分钟，小高隐约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他一个箭步躲进树丛，蹲下观察。树枝插在他的头发上，汗水沿着头皮一直往下渗，很快就打湿了整个后背。过了一会儿，汽车的声音逐渐消失，一切又安静下来，小高却不敢往前走了。 重新回到帐篷后，小高脱下衣服，躺在床上，把风扇风力调到最大。他大口喘着粗气，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了过去。 第二天，小高打听到政府门口的路没有管控，可以通过，他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拿到了临时工作证，还穿上了执勤时的白色防护服。 往常回家只需五分钟的路程，绕了快半小时。他终于走到小区铁栅栏围起的一个角落，母亲正在栅栏后面朝他喊。小高冲上去让母亲不要说话。匆匆拿到资料后，他叮嘱母亲，让她和父亲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门，马上就要清零解封了。他没来得及看清母亲的脸，说完便转身往回走。 回到帐篷里，小高脱掉防护服，全身被汗湿透了。母亲给的袋子里装着试题资料和一本面试书籍，还有一些口罩、酒精，一个插排和一盏小台灯。 此后小高开始将时间全部投入到备考中。局长让他有空就去帮忙，他有时候故意不去。他把折叠床弄成了临时书桌，地上垫几张纸坐着，把书放在床上看。白天他在外面商店的台阶上看书。 2022年5月24号，解封前一天，小高看完了所有的书和复习资料。 在帐篷里复习的时候，他想起大学时有同学因为他的肥胖和不善言语，投来轻视的眼神。以前他没机会证明自己，现在他下定决心要让人刮目相看。小高也确实擅长于此。试题里的那些逻辑问题，图形问题，他总是能一眼找出其中的关系。 拿回复习资料没多久，城里开始进行清零工作，所有感染者或接触者都要转移出去。晚上九点，小区门打开了，人们走出来，儿女带着老人，父母带着小孩，都穿着隔离服，排成蜿蜒的队伍。小高负责拍照。 这些人里，有他初中时暗恋的女同学。小区刚封时，她要出去实习，跟局长说了很久才得以出来，小高认出了她，但她显然认不出穿着防护服的小高。他还记得那个大妈，她的父亲去世，她在家里等了两天，才得以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还有一位临盆的孕妇，等了很久，救护车才来，还有一个误食消毒药丸的小孩儿…… 在县里，每天都要开点调大会，会上每个点位长要汇报当天的防疫情况，从感染人数，消杀工作，到物资分配，人员排班，全部需要记录在册。 解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上，一个点位负责人仔细做了PPT，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小时，受到了书记表扬，说要让电视台来采访。局长也为这次大会做了充分准备，拉着小高将发言稿改了又改，点位人数、任务分配、辖区人数、多少妇孺老幼、哪家哪户没有消杀、物资分配情况……改了整整一天。局长没被抽到发言，他看到别人受表扬，用手拐了一下小高，问他什么感受，小高挤出勉强的笑容，心里想：人一旦成为数字时，每一个人都能被一笔带过。 在连续十五天没有新增病例之后，2022年5月25号，城里宣布逐步解封，县长被撤职。 解封那天晚上十二点，他躺在折叠床上，忽然听到了外面马路上出现吵闹声，骑车的、鸣笛的、放烟花爆竹的……响成一片。那晚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他们收拾东西，拆掉帐篷。他意识到，在体制这个巨大机器面前，大家都只是零部件而已，开关按下，一切只能跟着转动。 4 考编上岸 送礼的事让他犯难 解封后，距离考编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小高每天早上8点起床，先刷一套试题，然后去金融局上班。上班时，他在办公室看讲课视频。下班回家后，他学习到晚上10点，洗漱完躺在床上，再看半小时的网课视频。 看视频的时候，累了他就会打开弹幕，成千上万的弹幕瞬间铺满整个屏幕：师傅别念了、我大着胆子来听了、轮到我点开这个视频了泪目、四点多还在卷的局长们你们好、懂了大领导秃了这就去弄同款发型……小高盯着，心里也好过了些：原来大家都这么辛苦。 我偶尔会在游戏上看见他在线，便发消息给他为啥没学习，他说太累想要放松一下，然后头像又成了灰色。 2022年8月3号，我接到他的电话，得知他考上了Y市某个乡镇的事业编。 小高的成功，带着很偶然的成分。他一共报了四个岗位，都在不同地方。最后他考上的岗位是距离他最远的，他只是顺手报了名。考试当天进入考场时，他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缺考了。这个岗位的笔试他考了第二名，只比第一名低了0.9分。 他的爷爷奶奶听说这个消息，立马就要去取钱给他，让他报名面试速成班。小高很犹豫，拨打了当地排名第一的辅导班的电话，对面给出了3天七千四，5天九千八的培训套餐。大熊觉得价格有点高，对方只说，我们就这价格，你要报吗？小高挂了电话，在网上花2000块钱报了网课。 面试那天，考场里坐着四个考官，看起来都已经年过四十，眼神冷漠。小高脑子里不断地练习着答题的模板和说话的节奏语气。情景模拟时，考官出的题是，镇上就要刮台风了，让他去进行通报。小高从人身安全、公民财产、防灾规范、撤离路线、事后安置这几个点进行了阐述。 考完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查成绩，考上了。 一周过去后，小高在当地的政府公众号上查询面试成绩，他是面试第一，笔试第二。消息出来后，他一个人也没有通知，直到公示期过了，才向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家人透露。 体检那天，小高遇到了另一个考来的朋友，对方说自己花了三万报的面试班。他内心窃喜。 一周后，岗位所在乡镇派人来政审，小高需要找金融局的四个人来参与。他去找局长，给局长拿了一条中华烟，感谢他在疫情时的照顾，并请他劳心接待政审的人。局长嘱咐他，要给政审的人准备礼品，然后安排李大姐来接待。局长还给小高颁发了市优秀志愿者的奖。 送礼让小高犯了难，他给局长拿烟纯粹是真心感激，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但人情世故的事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小高想，买烟买酒太贵了，不合适，他考虑再三，决定送点家乡特产：香烤啤酒鸭。 政审那天来了三个人，一老一少，还有一个司机。小高拎着特产，准备在司机停车的时候顺手将礼物放在后备厢里。车子停下后，还没等小高上前，司机就把车开走了，小高只好又把礼物收了起来。此前一天，他还跑到县里一家比较好的饭店打招呼，说会有招待，让饭店务必要留出一个包房。 政审时，镇上的人先找到小高了解他对即将上任的工作的看法。两个人里，有个人只比小高大一岁，看着冷冷的，但另一个人稍年长的人每次向小高提问完后，都会朝这位年轻人投去征求意见的眼神。小高心里既羡慕又失落：年纪明明差不多，可他还是被考察的一方。后来小高才知道，这人在镇上名声在外，据说“上头有人”。 和小高聊完后，他们又找了小高安排的四个人面谈，李大姐就是其中之一。李大姐出来后对小高说：局长见人就夸你，说我们高儿这孩子素质高，办事强，疫情的时候帮了很多忙，是个踏实的人，而且走之前还给自己解决了前途问题。 政审结束后，李大姐邀请这两人吃饭，小高见状也赶紧上前邀约，对方拒绝了。临走，他们又问了一句：这里哪个饭店比较好吃？小高没多想，推荐了一家。如今他回想起来才明白，当时人家给了他机会，但他没有抓住。有些时候，需要克服难为情，制造一种“盛情难却”的局面，才能达到目的。 考编通过后，小高一直告诉家里人要保密，他觉得在公示期结束之前一切都不算确定。他还有些迷信，总觉得事儿没成之前，一定不能声张，毕竟煮熟的鸭子也能飞。结果，他父亲几乎立即告诉了全家亲戚。他去看望外公外婆时，外婆咧开嘴笑不停，说，我的宝贝大外孙，要去拿政府的大红票子了！ 5 […]
2023年年初的一场小范围会议中，小红书的中高管坐在一起讨论可能影响新一年电商业绩的风险，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时尚潮流商家负责人彩麟（薯名）离职，那会是电商业务的最大风险——从2022年开始，时尚行业在小红书电商GMV贡献越来越高，到去年年初占比已接近50%，超过美护行业，成为内部第一。 但兼任交易部负责人的小红书COO柯南（薯名）并不满意时尚行业的成果。多位前电商业务及中台员工说，柯南曾在多场会议中点评彩麟“不懂小红书”，认为她没有策略。 这样的评价很不合常理。在其他互联网公司，数据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通用标准：带来增长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员工也习惯用数据证明自己，谁的数据越好，就越值得晋升。但在小红书，这套标准在某些场合失效了。 之后的一场组织架构调整中，在小红书待了9年的家居行业运营负责人麦昆（薯名）被提拔为电商行业的商家总负责人，数据表现突出的彩鳞与其他行业负责人从直接汇报给柯南，变为汇报给麦昆。被大家视为影响电商业绩的最大风险因子——彩鳞离职——一下成为了悬在电商部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后，CEO毛文超出面了。双月复盘会上，毛文超开始让时尚负责人彩鳞和柯南分别坐在自己两侧，并夸赞前者的表现——这代表着一种新信号。于是，电商部达成了微妙的新平衡：麦昆仍然是名义上的行业总负责人，但彩鳞在决策上的地位得以提升，几乎不受麦昆干预。 在更多员工眼里，这场一波三折的管理层调动只不过是小红书众多管理问题的一个切片，他们还能列举出很多自己难以理解的调动、晋升和裁员案例。他们时常弄不懂小红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并因此陷入长久的不安全感，工作中如履薄冰。 连毛文超自己也意识到，小红书遇到了“大公司病”——在11周年发布的内部信里，他与联合创始人瞿芳提到，许多一线员工已经感知到业务复杂和组织长大所带来的臃肿和熵增，“有劲儿用不出”，“难的不是挑战而是缺乏意义的消耗”。 往回看，或许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的小红书开始发力商业变现，电商、广告以及国际化业务变动剧烈：1月，电商负责人杰斯（薯名）离职，原为一级部门的电商部被划归至社区部之下，开始由柯南管理；3月，战略负责人二丫（薯名）被调去做国际化业务负责人，小红书开始试水东南亚出海业务；9月，CMO之恒（薯名）带领商业部进行行业划分，开启数次组织架构的拆分、合并。 伴随业务增长而来的，是人员的扩充。小红书开出更高的薪酬和更大的职权范围，以吸引有3至5年一线经验的执行层，和在其他大厂做过管理的中高层，希望他们能带来可复用的成功经验。在去年年初内部还能查看到员工总人数时，系统显示，含实习生等人员在内的小红书员工数已经达到一万二。 这些源源不断的新员工，有着被小红书肯定的丰富经验，也深谙大厂的生存规则，他们抱着期望加入小红书，想在这家为数不多的还处在上升趋势的互联网公司大施拳脚，结果发现自己待的时间远比预期的短，甚至难以landing，连试用期都挺不过。一位中台前员工说，他观察到试用期没满就主动或被动走人的，“比例不小”。 一位商业部员工说，过去一年，光商业部就有超过10位R6级别及以上的人员离职——在小红书的职级体系里，如果是公司创始人兼 CEO 是第一层，R6相当于CEO的减3，通常是业务线的小组长。他曾参加一场由HR组织的培训会议，HR询问在场员工有谁入职超过半年、谁超过一年，并让大家举手，“超过半年的人其实就很少了，基本上都是新来的”。 高频的人员流动和频繁的业务转向中，小红书的组织沟通机制时常失效，决策不及时，落地很艰难，但这不仅是大厂共有的“大公司病”，一些小红书独有的“小红书病”，藏在更深的地方，时刻影响着成千上万员工和这家当红互联网公司的命运。 不以数据为导向 中层管理者高宁还记得入职小红书后，第一次参加双月总结会时的震惊。 整场汇报，没有一个数据。运营负责人的总结像是一篇作文，90%的内容是在讲述自己做业务的心路历程，毛文超还在文档里圈圈点点，评论一句“笑死我了”。另一位产品负责人，也没有提到关于产品的数据。 这和她在另一家大厂的工作经历完全不同。她曾需要通过各种事实、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方向是对的，“而小红书好像对事实、数据以及真实信息无视了”。 这是像高宁这样的大厂人来到小红书必须学习的第一节课——接受不以数据为导向。 小红书春晚项目负责人来克（薯名）曾在内部播客节目《有人种薯》中提到，自己会在面试或者新人landing时，非常警惕新人到底相不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真洞察，他会扔掉所有那些刻板的执行方式，而不是唯数据论、唯 ROI 论，或者是唯所谓的benchmark来比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两种脑子，并不是说另外一种脑子不对。小红书发展到今天，可能也需要一些更科学的管理方式来做评估、管理，但是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创造是放在第一位的。” 前电商业务员工陈思曾经完全看不上这套说辞。她习惯了用数据作为评价标准。她参与过一场电商活动的策划，尽管成交不错，但柯南只肯定了整场活动中的一个产品设计——用户点开笔记，会看到两只蝴蝶飞出来。“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理解，这是什么评价标准？它好在哪？这个东西和电商到底有什么关系？” 直到离开小红书，加入另一家大厂之后，陈思才慢慢理解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做内容时，其他大厂是解一道数学题，有固定公式，比如用红包换来新的创作者，自然能创造出更多的内容，内容能够换来的新用户数和留存率就是答案。而小红书孵化社区的过程，是做一道语文题，什么样的内容能让用户喜欢，没有公式，也没有标准答案，只能靠员工们的感觉。但她仍然觉得，这一逻辑也只在做社区时合理，“电商是一道数学题”。 交易部每月一次的经营月会，往往是感觉与数据两种逻辑碰撞最明显、剧烈的时候。 各行业负责人汇报时，柯南更看重他们提到的“有心智”的个例，比如小众设计师品牌分支Red Label——在主做服饰电商的时尚潮流行业里，Red Label只占据GMV不到20%。 柯南只会问Red label的策略，对剩下80%GMV占比的其他服饰领域毫不过问。渐渐地，行业负责人也学会在汇报时突出重点，在文档里贴的图都是漂亮、独特的商品，把不怎么高的成交额数字缩得非常小，放在下端，不提80%的GMV是如何完成的。尽管在实际运营中，小红书的服饰运营团队架构和抖音、天猫并没有太大区别，依旧是按照男装、女装、童装、鞋子等分类做运营，但在需要资源支持的时候，都是20%的个例优先，80%的工作“只能闷头自己干”。 一些数据表现优秀的案例甚至还会被打压。某行业负责人扶持了一位外部主播入驻小红书开直播间，一场直播的GMV能到2000万——虽然比不上董洁与章小蕙巅峰时期的单场5000万，但已经算得上目前小红书内部主播的头部。但柯南不允许将这个主播作为案例在内部和外部宣传。 “柯南说这不够小红书，不是正确的路径。”一位接近电商的内部人士说。柯南给出的理由包括两点，一是该主播不是小红书培育和成长起来的，二是该直播间卖的货品不具备小红书特色。 有员工觉得，小红书对于这套方法论的坚持，有时到了反行业规律的地步。 2022年年初，高层曾拒绝模仿字节早期做内容电商的方式，以发券或红包等现金激励的形式来做国内电商的增长，认为这样的方式会破坏用户体验，并且会吸引来一部分灰产用户，没法产生长期价值。但负责电商增长业务的一位小组长，花了半年时间，也没有让电商用户带来太多增长，最后被开除。后来提拔的新组长，还是用回了补贴利益点的方式。 同年在做东南亚国际化业务上，高层明确拒绝要买量，原因是毛文超相信买来的用户都不是真正喜欢这个社区的用户。一位中台前员工回忆说，其实众人出发新加坡之前，毛文超说这是“没有预算、没有上限”的项目，但当国际化业务真正开始后，高层又改口，不给投放预算。 最后，运营组的员工“像拉保险一样”线下拉新，或是在instagram上给用户去发私信链接，邀请他们下载并使用小红书，一位知情人士说，2022年下半年的时间，产品在某国家的DAU非常低。 这些别扭的、与过往做事逻辑截然相反的事，让很多新来的员工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当数据目标失去引领作用，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被认可的方向。 Say no和小红书味 2022年8月，小红书本地生活业务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产品、运营员工开始了一场长达4个月的共创会。他们来办公室打卡，但什么都不做，只探讨小红书本地生活业务未来该怎么做。每当讨论出一个方案后，柯南会前来点评十几二十分钟，但不给出明确的方向。而本地生活部门员工接下来的工作，则是琢磨柯南的点评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想要什么，再花三天到一周的时间给出一版新方案——4个月时间就在周而复始的汇报、点评循环中过去了。 “柯南就是say no的逻辑。”一位电商业务前中层管理说，“她不会给出具体的方向，但她内心会有一个标准——什么是她不想要的。” 从一线到高层都感觉到，站在业务决策层的毛文超和柯南身上有股焦虑、恐惧感——小红书是从电商回到社区后取得成功的，他们害怕外来者们来到小红书，除了带来市场经验，也会再次改变小红书，让它失去区别于抖音等其他产品的独特之处。如果小红书不再是小红书，建立在社区之上的电商、广告销售，甚至是未来的上市计划，也无从谈起。 某种程度上，不以数据为导向的确让小红书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带动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疫情期间，从小红书兴起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流，比如露营，“他给了你这样的空间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没有要求必须在短期内有多少DAU或笔记数量，放在字节或阿里，如果你需要三个月、一年才能验证这件事情能不能成，那压根儿就成不了，直接被毙掉了”。 正是因为社区的经验过于成功，做出了小红书特色，成了小红书的护城河，这种恐惧感才愈加强烈。于是管理层要求，必须建设小红书式的电商、广告销售之路。而一旦有人让他们心中的警铃响起，say no就会生效。 多位电商业务的员工认为，电商负责人杰斯在2022年年初离职，就是决策层恐惧感发作的例证。 杰斯加入小红书是在2019年。那年夏天，小红书开启直播内测，5个月后，小红书开始内测电商直播，杰斯也成为电商直播业务的负责人。几个月后的一场创作者开放日，杰斯说，GMV不是小红书直播业务的核心目标，因为“社区的核心是人，我们最在意的是人的感受”。 当时社区还没把流量开放给电商，但小红书直播带货进展已经不错，并捧出以“爱臭美的狗甜儿”为代表的第一批主播，她曾创下过小红书带货纪录。 “但柯南认为杰斯做的直播带货，不是小红书想要的。”一位电商前员工说，在杰斯带领下电商业务全年GMV快速增长，柯南依旧认为杰斯卖的货不符合小红书定位，并认为小红书基本盘还是双列图文，不是直播。而杰斯所制定的一系列直播策略，比如打通社区和电商流量，通过笔记的形式引导用户跳转进直播间，也没有得到认可。在后期脑暴会等大型会议上，这位负责人频繁受到高层的挑战。 2022年1月，杰斯离职，官方声明称是因家庭原因。同一时间，小红书宣布将电商部和社区部合并成为新的社区部，由柯南带队——直播业务开始不受重视，“根本没人管”。月会上，负责主播运营的团队往往被分到最后再汇报，也从未主动提到要再孵化谁。 员工们意识到，在小红书，是否能得到认可，不在于数据好不好，而要看自己“懂不懂小红书”，做的事情有没有小红书味——不管是宣传物料，还是活动设计，员工都被要求做出小红书味。它是阿里味、字节味的反面，但具体是什么，没人能说出来一个定义，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供大家学习。 小红书春晚项目负责人来克曾这样解释小红书味：“第一眼就觉得非常简单、纯粹，是让人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的东西，劲儿往一处使的那种感觉”“有很小很小的连接和能量，让看到的人能够会心一笑”。 沿着这种玄妙的感觉，更多具有小红书特色的词被创造出来。比如“个人体感”在小红书使用率格外高。高层讨论上，有人说要通过去景德镇去深入地跟商家调研，来增加个人体感；一名高层在月报中反思，个人体感率还不够高。 体感好的时候，生产出的东西是“有灵魂的”。在内部，“有灵魂”可以被用来夸赞一个文档，也可以夸赞一个人。小红书春节营销传播负责人托托（薯名）说，自己最初听到这个词很懵，待了两年后对“有灵魂”的理解是：“回到常识，回到你自己，你观察到的、考虑到的，然后你有顾虑的，又打消顾虑的，你又如何打消自己顾虑的，最终你做了一个决定，老老实实地，不要去粉饰，把这个过程给它落下。” 这不是一种方法论。一场共创会上，多位中高层曾讨论起小红书做到现在有没有核心方法论，毛文超说，小红书不需要方法论。 没有方法论或许就是小红书维持创造力的方法。只是对于新人来说，理解语文题会比学习数学公式更难。他们也难有抓手来学习，究竟什么是小红书味，什么是有灵魂。 生死门 当员工们一起来解答语文题，而评卷人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毛文超与柯南时，老板的喜好就成了做事的依据。 相比数据是客观、不分等级的，感觉与人相绑定，揣度高层的意思来做事，而不是盲目追求数据成果，成为度过试用期乃至一直待下去的最安全、有效的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台，或是老板身边人，问问老板的想法是什么，然后顺着他的想法去干。”前中台员工许泽说。 在小红书中台团队工作，许泽最大的感受是，相比字节跳动是业务团队领着打仗，小红书的业务团队“非常怂，非常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他曾遇到过业务团队连写策略报告中的OKR，都要来问中台员工该怎么写。做任何决策时，业务团队往往不会直接去找柯南讨论，而是会提前问中台，柯南最近到底在关心GMV、DAB（日均下单用户数），又或是其他指标，让中台提前“透题”。他们也会将策略报告拿给中台一一确认，以增加柯南同意的成功概率，“这是懂这个小世界的生存规则”。 很难苛责业务团队的谨慎，因为在小红书，如果猜不到老板的想法，得不到认可，后果往往会很严重。 中层管理者程浩很怕开会。决策层批评人时的高压，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一场国际化业务的共创会上，核心高管直接被毛文超骂哭；另一场电商部门的经营月会上，某高层被柯南骂到线上会议直接关停，线下的人自己悄悄走掉，只为给高层留面子。甚至连商业部广告销售负责人CMO之恒，也会被毛文超质疑得厉害。 在商业部，中层将每月一度的经营月会称为生死门。一位接近商业部的人士说，业务负责人们担心自己会在经营月会上回答不好毛文超、柯南提出的问题，或是与他们发生意见冲突，这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职权范围。 他们目睹过类似的案例。生活服务行业群的前负责人曾在去年夏天的一场月会上，和柯南讨论了10分钟，是否可以在搜索流量倾斜来给商业化广告业务增量。柯南不同意该负责人的观点，认为他在走捷径。“但这只是观点的讨论，并没有对和错。”上述人士说。 一个月之后，该负责人被加了个领导，再过一个月，他就离职了——没能挺过试用期。然而据上述内部人士说，从每周周会的表现来看，上述负责人业务表现，以及对产品需求、商家、行业和竞争对手的洞察，“其实都是ok的”。 当业务并不好做，而大家又观察到与老板意见不一致可能会被调动之后，他们害怕说出真实的想法，害怕与上层会不一样。 一位知情人士说，在2022年一场共创会上，中层与高管们曾在一起讨论小红书的海外版本应该做什么方向。毛文超就其中一个方向简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在微信群内发起一项投票，让大家从四个选项中选出小红书该发展的方向。 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毛文超事先发布过看法的方向。毛文超点名了选择不同选项的员工，要求他们说出原因，其中一位高管马上转变想法，称本来认为两个方向都可以，现在觉得还是多数人的选择更好。“其实并没有人说选择其他方向不可以，但是通过点名、非常严肃地问你，就已经说明很多了。” 高压、沟通不畅的会议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低效。 入职接近两年，程浩参加过数十场月度会议。这些月会足够长，从早上九点开始，下午五六点结束，中间只休息30分钟。光是这一点，就让程浩觉得难以忍受——在其他大厂工作时，只有汇报重要进度或是需要整个公司来做重大决策，才和CEO开会。PPT有明确页数要求，不超过10页，且至少有一页需要CEO给决策，会议不可能开7个小时。 而在小红书，尽管每场会议前都会有流程安排，比如财务数据分析、经营汇报，大家也会将实际业务遇到的困难、需要的支持提前写进共享文档里，但真正开会时，会议变得非常发散，“因为（毛文超）经常会跑题。”程浩说，“他的思维很跳跃，经常从一个话题延伸、抽象到价值观、路线问题，最终又不做决策。”他甚至很难想起毛文超究竟说过哪些话。 不做决策，七个小时以上、让人难以记住内容的会议到底会聊什么？ 答案是什么都聊。一场电商部门的经营月会，中高层甚至花了一两个小时聊MBTI。COO柯南让自己的下属在会前测了自己的MBTI，开会时，大家分析了许久不同属性的特点，交流每个人的属性是什么。一位业务负责人由于是T人，被告知以后在招聘时可以再招一些F人。 在多位员工看来，小红书的业务不像字节跳动和拼多多那样是基于老板的顶层设计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社区基础上自发生长出来的。用户做了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或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管理层就去跟进或满足，很少主动预判和决策。这种思路也被沿用在电商、广告等商业化举措上，市场上没有一份可被小红书直接复制的经验，管理层只能等下面的人去试，再去判断这件事OK不OK。 只是在反复的尝试中，员工很难得到正反馈，反而会因为没有目标与共识，感到困惑、消耗，做大量无用功，最后或忍耐到极限主动离职，或因为频繁变更方向难以得到明确结果，没有产出，而被裁员。 在摇摆反复中前进 小红书电商的美食行业负责人曾在短时间内换过3任。 第一任负责人是天猫生鲜出身，柯南觉得对方“不够高端”，只知道做规模，将其调去做另一行业的项目。第二任负责人是盒马出身，按照柯南想法将目标设定在高端用户，主打有机食品、短保质期的高品质产品等。但等到他做述职报告时，柯南的想法又变了——她觉得还是得做大众化食品。于是第二任负责人没通过试用期，第三任负责人再次上台了。 在互联网大厂，大大小小的摇摆本身很正常，这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对增长的追求，对竞争对手的恐惧，都会加重一家公司的焦虑。他们必须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再根据结果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只是在员工看来，小红书的很多调整往往没有经过充足的方案测算与探讨，只根据决策层的直觉和主张而变化，“并且他们想不清哪些东西适合小红书，哪些东西不适合，只希望通过招聘换人来解决问题，但其实招聘不解万物”。 除了通过换人来调整业务方向，小到一项数据指标的设定，比如电商增长的目标到底是GMV、利润、订单，还是用户数量，大到某个产品是否要继续，都在以员工难以适应的速度更换着。 在2022年柯南接管小红书商业化产品之后，多个商业化产品关停再重启，包括商业化广告外链淘宝及小程序（2023年2月关停，同年10月重启），小红书与天猫合作的底层数据互通互传工具小红星（2023年9月关停，今年1月重启）。后者曾是CMO之恒管理商业化产品时，曾大力建设并推广的项目。“关停时，都是说为了发展小红书站内电商，或是维护社区生态健康，需要商业化收入的时候，又放开了。” 一位商业部前员工说，小红星在2023年中断时，自己一度很难和客户去解释。尽管商业部紧接着就推出了一款与京东合作的数据工具“小红盟”，但商家很难买账——过去推广时一直是“小红书种草、天猫收割”，前后不一致的话术与商家的认知、市场的判断都是相悖的。这也让业务很难做下去。 业务的摇摆背后，是小红书管理层认知的缓慢迭代。 2022年初，前电商负责人杰斯离职后，小红书将电商部和社区部合并成为新的社区部，由柯南带队。 在6月的一场会议中，柯南定下了一个年底要实现的DAB目标。“毛文超直接说，很开心业务一号位今天敢于说年底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按照我对小红书执行力的理解，我知道我们年底一定做不到，如果达到了，我毛文超就从小红书楼上跳下去。”一位在场的前电商部员工回忆。 紧接着，在一个月后的复盘会上，柯南又马上否定自己的目标，称小红书做电商的人，谁要是以数字结果为导向，就离开小红书，“从此DAB目标再也没有人提过”。然而到了2023年年初，对过去一整年进行全年复盘时，柯南再一次自我否定，称自己以前规模视角不够，之后需要迭代。 业务就在反复中，缓慢往前推进。直到2023年董洁在没有官方孵化的情况下出现，柯南终于肯定直播与电商的作用。2023年3月，小红书正式将直播业务提升为独立部门。8月，直播业务部门、电商业务部门整合成为全新的交易部，成为与社区部、商业部平行的一级部门。 尽管如此，柯南与毛文超并没有真的放下那份恐惧，社区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他们只给到中层管理与执行层一个固定的指标——非社区内容占据总流量的8%，但并没有建立更多的协调机制，让这几方达成平衡产生共赢。于是不同部门建立起了一堵互相隔绝的墙，将完成自己的KPI放在首位，而拒绝横向的协调、合作。 常常有电商部门业务负责人带着流量策略找到算法技术团队，算法团队会要求电商部门先去找社区达成共识，而社区会以影响用户为由直接拒绝合作，最后策略执行不了，业绩也会因此受影响——一位一线员工就是因此无法实施自己制定的流量策略，而被认为“没有取得亮眼成绩”被裁掉。 那些承诺以破坏部分社区体验来换取特定收益的“冒险家们”，也因为不同部门配合度不高，成功率不高，最后落入“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的境地。 高流动率下的人 离开小红书一年多，中层管理者高宁还在做心理咨询。 她没能挺过6个月的试用期，尽管她之前已经待过两家大厂，自认为抗压能力、工作能力、稳定性都不错。而现在，一讲到那半年时间的经历，她仍然控制不住落泪，“身体有了创伤记忆”——走在路上，她的脑子里仍然会闪回前领导批评、人身攻击自己的画面。有天，她刷到前领导的视频，“看了几秒，身体就开始不舒服”。 高宁是被猎头推荐入职的。入职第3个月，她所在部门组织架构调整，领导降级，替代她成为业务负责人，高宁也被迫降级，从中层管理变为一线员工，工作内容和部门实习生一样。她形容那是一个“根本不匹配自己能力”的岗位。 接下来的日子，业务方向开始以周为单位频繁改变。每周一领导与高层开完会后，就会告诉高宁方向又变了。领导经常性的攻击也让她喘不过气，有位同事已经在吃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 入职第5个月时，高宁迎来第一次内部评估和绩效评价，结果是3.25。但她不理解这个结果：自己所负责的产品在上线1个月时，已经和上线3个月的同事产品数据齐平。 她想申请休假。频繁变化的业务以及高压的领导，让她觉得自己到了极限，想喘口气，再思考转岗的事。但休假申请提交后的第二天，领导和HR告诉高宁，她被辞退了。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接，迅速被踢出所有工作群，高宁在小红书的日子就这么结束了。 她甚至没在小红书拥有一个工号——员工入职满一年才有工号。这并不是随机的，是司龄1年以上的小红书员工顺序序号，今年4月，这个数字刚破6000。这意味着小红书成立至今11年，包括离职员工在内，在这家公司待满一年的人刚过6000人。 前商业部中层郑维待的时间更长，但也没超过2年——2年被视为入职小红书之后的第二道门槛，按照0-50%-25%-25%的归属原则，入职满两年的员工才能拿到第一笔期权。 郑维在2022年进入小红书成为商业部某行业负责人。紧接着组织架构调整，部门被合并。部门来的新领导，将郑维和同级的多位同事都调去做一线销售。郑维难以接受，“团队都是我带起来的，业务也都达标了，我进来的时候是（业务负责人）这样一个title，你让我去做一线，这怎么可能呢？” 他没能申诉成功，只好辗转转岗到了另一个部门，做一线销售——新部门的领导也是刚来的，他向郑维承诺，做销售只是暂时的，后续或许有调整空间。然而该领导也在一个月后迅速转岗。 转岗后，郑维的绩效目标完成率有多个双月超额完成，只有1个双月较低——他解释是因为领导将目标翻了很多倍，并告诉他要“帮其他几个兄弟扛任务”。而这期间，将他降职的原部门领导并没能landing成功，在试用期离职。“但我一直觉得风险非常大。”郑维说，成为一线销售后，自己拿的还是远高于销售的业务负责人薪酬，担心一到人才盘点，公司就会因人效比而为难他。他更担心的是，职位降级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影响。 果然年终时，郑维被领导和HR告知绩效不达标要被裁员。他拿出自己双月完成率情况以及全年收入找到HR理论，无果。在最后一通与HR的通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办公系统用不了，紧接着邮箱就收到一份解约通知书，解约原因是不符合岗位要求。他决定申请劳动仲裁，并拒绝和解，只为自己讨个说法。 最后，这些低于预期时间离职的员工们，都构成了小红书高流动率的一个数字。 在那封11周年内部信的结尾，毛文超和瞿芳写道，需要重新出发，保持敏捷和专注的创业团队状态。 所谓敏捷，是指团队自驱、扁平、灵动，而不在臃肿复杂的环境中消耗。于是，最先采用的治病办法是向组织动刀——8月16日，小红书宣布不再设置r职级；简化管理层级，不再设置L0；各级leader采取任命制。 但小红书的病，是没法通过只撤销职级、简化管理，而彻底根治的。这是在组织文化、业务发展规划、内部管理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系统之病。 而对于中层管理者程浩来说，相比公司治病，他更在意自己还能在小红书待多久。 他说自己很幸运，入职快两年，还没经历过特别大的调整，但他也感觉到，自己所负责的业务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入职时，HR曾对他说，小红书很可能会在2024年上市，他不知道自己离开，和期权归属成功、小红书上市，哪一个会更早到来。 但他已经计划好，离开小红书，他再也不会待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这么多年，他已经攒下了可以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的资本，他想要彻底休息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镜相
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推崇“丛林法则”，张嘴就是“争当人上人”，认为只要成为“人上人”，有权有钱，就能过得很好，只要自己适应社会那一套，不管好的坏的，就能融入其中，成为受益者，成为“物竞天择”的赢家。 我一直觉得这种思维特别愚蠢，因为一个社会好不好，不能看有权或有钱的人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有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普通人能否安稳快乐度过一生。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权力和金钱构筑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随时能够被权力更大的人剥夺。 即使你能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会。因为我一直强调一句话——“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这些年来，“越来越难适应的社会”已经肉眼可见。这两天，飞机上两女子带一岁小女孩进厕所“立规矩”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让我很愤怒。一岁左右的孩子，在哭闹问题上经常是不可控的，她连话都不会说，只能依靠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恐惧。如果孩子在飞机上持续哭闹，那么空乘人员应该提供帮助。 结果呢？两个得意洋洋“立规矩”的女人，轻易禁锢了一个一岁小女孩，小女孩的监护人对这种陌生人侵害自家孩子的行为“表示同意”，后来连父母都“表示理解”，空乘人员竟然无动于衷，认为是乘客协商后的行为，连警察也持此论调。 文明社会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两个打着“立规矩”霸凌孩子的女人会吃官司，学学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小女孩的爷爷奶奶也会吃官司，因为监护不力给孩子带来了危险。航空公司会遭遇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股价一落千丈，和稀泥的公权力也会被严厉批评…… 许多人将这件事归结于“厌童”情绪，就像其他许多社会事件一样，最终被归因于民间的某种情绪。 我认同这一点。这个社会上当然有很多“熊孩子”，但熊孩子的存在肯定是因为熊家长，高铁上那些吵闹几个小时的熊孩子，很大几率会有开着手机公放刷抖音的父母。有一次我外出旅行，十二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前排有个三四岁的小男生（听妈妈口音是上海人），全程基本保持安静，最大声的一次是在清晨时分见到外面的云海，“哇”了一声。我在看电子书时，他趴在座位上探头看我，很好奇的样子，但不出言打扰，跟妈妈说话时也轻声细气。他当然有个好榜样，因为每次空姐提供服务时，他的妈妈一定会有一声“谢谢”，去洗手间时在过道碰到其他乘客的手肘，马上就会说“不好意思”。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并不算多，高铁上尤其糟糕。 而且，这个社会对“熊孩子”的定义标准太苛刻了，有些人的标准更是高到非人类级别。即使再文明的家庭，也不可能教出那些人想要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标准并不是人，而是一件不能随便出声也不能随便动的器物。我在海外旅行时常常在飞机或其他密闭空间见到哭闹的婴儿，同时见到的是孩子父母的歉意微笑和其他人的理解微笑。这种歉意和容忍的和谐，那些把“熊孩子”标准提升到非人级别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仅仅归结于情绪，还是太浮于表面，它是传统，一种鲁迅笔下的“吃人”和“看客”的传统。我的不少朋友都不喜欢“国民性”这个词，认为鲁迅走得太偏，但我始终认为鲁迅是对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深入骨髓。 网络图片 两个中年女人拿一个一岁孩子“立规矩”，看起来真的好威风，但会让我想起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那些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的人。 在她们眼中，飞机上这个一岁小女孩是弱者，“立规矩”的本质就是“丛林法则”的精髓，也就是弱肉强食。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高谈阔论，她们有极大几率不会出来“立规矩”。如果带一岁小女孩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五大三粗的爸爸，或者还有一大堆亲戚朋友同行，她们也有极大几率不出来“立规矩”。如果一岁小女孩是她们领导家孩子，她们可能还会赞美“这孩子中气真足”。 如果离开飞机这个封闭空间，来到她们的工作单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得好好甄别，但家里有背景的得供着，没背景的就可以欺负，领导讲话当然要听，退休了就另一回事，如果领导胡作非为，她们会给领导“立规矩”吗？当然不会。 所以，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其实是摇摆的，强弱也是随时可以转化的。有时可以“吃人”，有时就可以摇头摆尾乞怜，有时可以装出义愤填膺、大义凛然或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有时就做个冷漠看客。 对于他们来说，批评社会阴暗面、批评公权力这些事情太可怕了，要求未免太高，但就算放低要求，他们也不可能去做。 比如说，广场舞扰民到处都是，有几个人敢去单挑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啊？有些地方的暴走团严重阻碍交通，在马路上横行霸道，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讲道理摆事实让他们文明一点啊？高铁上那些开着手机喇叭刷低智抖音的人，有多少乘务员会管呢？她们只会不停提醒一两岁孩子别吵闹。那些喜欢插队的人，加塞的司机，会得到无数腹诽和白眼，但他们真的在乎吗？显然不，因为只要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他们就已经赢了。在很多人看来，脸可以不要，尊严可以不要，只要能插队能找人办成事能钻空子，那就是“够灵活会来事”。 这才是“丛林法则”的真相，那些“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争当人上人”之类的大道理，本质上都是怂人的意淫。因为他们很怂，所以他们只会在安全的时候勇敢，只会在虚假的环境下慷慨激昂。面对真正的丑恶时，他们就会扑上去“融入其中”，哪怕在粪坑里喘不过气来，也会挣扎着叫道：“看，我又适应社会了！” 可怜的是无辜的孩子们，他们别无选择，举目四顾，找个正常人都是奢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有个困扰我很多年的问题： 明明一口完整的锅比一堆废铁要值钱得多，为什么陷入困境的人不卖锅，却要砸锅卖铁呢？ 直到今天看到好几座城市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下发了“砸锅卖铁”红头文件，我终于是明白到这个词的精髓了。 网络图片 之所以要砸锅卖铁，很显然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铁锅不是什么优质资产，很显然并不容易卖出去，砸成废铁反而能快速换到一些零钱。 地方政府困难是真的，债务多也是真的，但地方政府手上独家资产和优质资产多也是真的。再困难的地方政府，后院也总有几只下金蛋的鸡，例如采矿权、比如优质地段的国有物业，这些真正好卖且能卖出大价钱的优质资产，他们是舍不得卖给民企的。 所以，真正拿出来换钱的，就主要是那些本身也没多大市场吸引力，价值也不太高的政府资产，甚至是本身还需要往里贴钱抢救的“病危资产”。这些资产，作为完整的锅直接卖不容易脱手，砸成废铁，贱卖出去才有点机会。这个过程中经手的人还有机会沾点油水。 第二，砸锅卖铁最重要的不是卖出多少钱来，而是做个姿态给上面和下面看。 相对于动辄数百亿的债务缺口来说，砸锅卖铁出售一些国有的零碎资产，清退几个没背景的合同工，是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能凑足利息就算不错了。 那，既然不顶用，既然于大局无补，为啥还要费劲折腾呢？其实还是扶贫攻坚阶段卖惨的思路，我都这么惨砸锅卖铁了，上面真的忍心不救吗？也是顺便做给公众看一下，表示我们有在努力化解债务了，但是的确家底有限能力有限，不能怪领导不上心。 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砸锅卖铁更像是破釜沉舟的含义，都是为了表决心，区别是砸锅卖铁的地方政府砸了锅之后还是会躺平等救的，不可能真去冲锋陷阵。 第三，砸锅卖铁听起来有点点文化，虽然不多，但架不住领导喜欢。 我们经常会见到政府文件里有一些类似“砸锅卖铁”这样看起来有点文化但实际含义比较模糊的词汇，它们特别适合用来安排那些虽然很重要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事情，可以换个花样词汇装点一下，显得比较忙，也显得有水平。 比如……呃，发现并没有能够安全列举的例子，算了不写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最近“砸锅卖铁”这个词又火了，在多地的政府文件中频繁出现。 印象中父母经常喜欢说这个词，考上大学砸锅卖铁都要让你读。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为啥要砸锅卖铁？直接卖锅不是更好吗？ 卖锅本来能卖10元，砸锅卖铁，不但多此一举，还让本来有用的锅变成一堆废铁，可能只能卖一块钱。 可能是父母辈经历过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运动，为了增加钢铁产量，把家里的锅砸了，融化成铁水，技术好点的地方可能会重新生产一些锅，技术不好的地方就炼成一堆废渣。 搞得好多家都没锅用，吃饭都是问题。搞得砸锅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谁都别吃了。 也许在那一辈的认知中，砸锅卖铁并没有什么不妥，于是在文件里又频繁出现。 其中青海德令哈和重庆璧山的文件在网上广为流传。 德令哈因为海子的诗而火，其中写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现在的诗人将其改为砸锅卖铁版本：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砸锅卖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砸锅卖铁。 我曾经路过德令哈，也写过一首词。 鹧鸪天 德令哈中秋正黄，阳光洒满路边杨。 因悲海子相思苦，更感荒原道路长。 余落日，剩苍茫。 远方山势久低昂。 荒凉大漠无人阻，任我驱驰任我狂。 美丽的小城，为何要砸锅卖铁呢？为了偿债何至于此？ 回到这个词本身，砸锅卖铁，恰如拆屋卖砖，杀人卖骨，杀鸡取卵…… 以前看到过一些贼偷了仓库的饮料，结果全部都把饮料倒掉，只为了卖空瓶子。面对这种人，我们会呵呵一笑，骂偷饮料的人愚蠢，或者格局低。 偷水卖瓶和砸锅卖铁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也暴露了砸锅卖铁之人的智商和格局。 一个企业好好扶持就是下金蛋的鸡，但砸锅卖铁就是毁掉企业只为卖企业的厂房、设备等。这不就是杀鸡取卵吗？ 昔人买椟还珠已贻笑千载，现在的人教育程度普遍比古人高，为何还要砸锅卖铁呢？ 如果想表达决心，可以说破釜沉舟，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可以说精兵简政，别动不动就砸锅卖铁，砸谁的锅？卖的铁又归谁？ 砸了今日锅，去还昨日债，谁为明日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昨天一则官媒发布的辟谣消息顷刻止住了房屋养老金传言的沸沸扬扬，立马让许多人相信官方正式辟谣了。 苦命的我学的是话语分析，又是偏向批判理论这一头，备受强迫症折磨。看到朋友转发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习惯性地选择了怀疑。 我看到的辟谣消息来自《解放日报》的微信公众号。该消息就有关房屋养老金的传言，明确指出“上海辟谣平台从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获悉，该传言不实。” 因为有提到上海辟谣平台，说明这是两手消息。出于习惯，我便找到了《上海辟谣》，想了解一下完整的辟谣文本。不想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上海辟谣》网站上竟然没有这条消息。首页没有，“头条”没有，“权威发布”没有，“谣言终结”没有，“求证实录”没有，“辟尔摩斯实验室”没有，“涨姿势”没有，“捉谣记FM”没有，“辟谣报告”没有，“听他咋说”没有，最后一栏“我有疑问”也没有。查了“热门排行”，所列的十条辟谣竟然也没有！情急之下， 我键入了关键词，竟然得到的是0条结果！ 网络图片 除了《解放日报》，还有《环球网》等许多官媒都转发了。他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吧？难道上海有两个官方的《上海辟谣》平台吗？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老夫虽然上了辟谣平台，但实在不懂如何查询或查询的路子完全不对！ 假设我完全错了，《上海辟谣》确实发布了这条消息，但我还是忍不住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解放日报》说“上海辟谣平台从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获悉，该传言不实。”辟谣平台的消息来源似乎很可靠。 可根据话语分析的基本假设，消息的可靠程度与消息源的具体程度成正比。“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似乎是蛮具体的源头，问题是住建委或房管局哪个部门说的？谁说的？有文件吗？这样的引言源头交代能让人进行核实吗？且不说，我在上海辟谣平台上根本没有查到相关内容，消息源如此笼统，无法或难以核实的消息怎么能让我相信这就是官方态度呢？ 其次，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内容，所辟谣的只涉及个别传言介绍的房屋养老金的具体收费！然而，收费这条消息为假并不能证明房屋养老金的其他传言为假。 网络图片 虽然我们懂官媒代表官方意志，但我们更有觉悟，能辨别官媒与官方并不是一回事。 其实，还有刊登在《中国建设报》的另外两篇辟谣文章也广为传播。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专家，如阎建军“ 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政府建，不给群众添负担”。政策出台，专家出来解释，指点迷津，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问题是，尽管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阎建军或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专家解读和官方辟谣却实在是两码事情。解读是个人的理解，本身并不体现官方的意志，最多体现的是这些专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长官意志的推测。就是推测错了，也不犯法或有悖道德。 关键是：他们的解释有官方授权吗？或者他们是否具体参与了房屋养老金的策划或论证？他们是否有看到具体的文件？都已经试点了，那一定有详细的文件。他们对试点了解多少？ 从他们写的文章看，他们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具体参与，既没有提到文件，也没介绍试点。他们的理解似乎是建立在一般语境之上的。阎建军所说的“除了公共账户之外，房屋养老金还设立了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基于已经运转二十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无需人民群众在现行制度之外另行缴存维修资金”这话，实际上是住建部的那句“房屋养老金制度里的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建立起来了”话的转述而已。他不必对此负责的。 即便是转述，我也还是有疑问。他的话也不完全一样。他说“无需人民群众在现行制度之外另行缴存维修资金”，他说的是的现行制度，即房屋养老金之前的制度。一旦养老金制度建立，所谓的“现行制度”应该就废止了吧？一旦实行新的制度，名头不一样了，涵盖的内容不一样了，人民群众缴纳的钱会有增加吗？ 看到住建部领导有说“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这话的理解是需要具体语境的。任何时候要求业主多缴费，都可以解释为避免将来可能有更大的负担和利益减损。也就是说，为了不增加个人将来的负担，不减损将来的权益，现在多缴一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按照住建部的意思，这次试验的重点是公共账户。没看到文件，我也不懂经济。公共账户的资金从何而来？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吗？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大笔一挥： “目前，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款项来自公共资金，按照‘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有点语文常识的人都知道，但凡只要用“探索”一词，这就表明这资金还没有着落。我的疑问是，如果地方政府探索不出筹集渠道呢？公共账户资金如果落实不了，那房屋养老该如何落实？ 我这里讲的房屋都是商品房，也就是个人买下来的房子，是私人财产。我注意到尹飞有引用法律进行解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物上负担由所有权人承担的原理，该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承担。在区分建筑物中，就业主专有部分，应由业主自行承担；对于共有部分，则应当由业主共同承担。对于区分建筑物的共有部分维修资金，由于涉及众多业主，其筹集和使用、管理也应由业主共同进行，因此需要建立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管理机制。” 按照他的说法，根据法律，房屋各个部分的维修是所有权人或业主自行负责的事情。法律没有提到动用公共资源为私人所有的房产进行维修。那筹措不到或无法建立公共账户好像不违法啊！反之，动用公共资源倒需要找点法律依据。 其实，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不能沿用“房屋维修基金”的说法呢？“房屋维修基金”不是同样可以开设个人和公共两个账户吗？ Zipf曾用“省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来解释人类行为。没有额外的收益，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改个名称呢？ 看到了阎建军“房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公共账户，主要用于公共体检”这句话和相关讨论，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这应该是我小鸡肚肠的胡乱猜测和错误领会：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许是改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专款专用的性质。业主现在所缴纳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该只能用于本住宅小区的房屋维修。一旦建立了房屋养老金制度之后，经费的支配和使用很可能与社保等类似，作为公共经费，不再只用于本小区房屋了。 回到辟谣的话题，住建部副部长的那句“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的话只说明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同一关系，并不能保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成为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之后，个人所缴纳的比例不会发生变化。 官方的话还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我觉得很简单，只要官方，也就是由具体部门的领导或发言人发布一个说明，说明房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缴纳比例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大家的担心不就没了？公共账户不就成了让业主心花怒放的锦上添花的美事了吗？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不是好些地方在搞试点吗？这又不涉及国家机密。公布一个试点方案不就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学问批判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房屋养老问题，涉及面广，兹事体大，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在于，在缺少前期研究论证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展试点，步伐如此之快，难免引人质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这三项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上海等22个城市目前正在开展试点。 住房养老金制度，是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之外，额外设立一个公共账户，类似于养老保险中的统筹账户，资金主要用于房屋公共部位的维修、保养。这一消息出来后，很多网友担心，这是变相征收房产税，会加重民众的负担。 针对坊间的疑问，8月26日住建部官媒《建筑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发布社评文章称，房屋养老金不是房地产税，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个人买房时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后，不用额外再掏钱了。 这一表态让很多人悬着的心落了地，但并未完全平息质疑。 房屋跟人一样，随着年限增长，也会衰老。几年前一篇刷屏文章《当小区难以挽回地走向衰败》，所描绘的小区老龄化现状，曾引发强烈关注。那些外墙脱落、设施老化的老房子，不可能简单推倒重建，要维修、保养，就需要大量的资金。 并且，中国的商品房建设浪潮，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意味着大量的房屋，楼龄已经超过了30年，接下来，住房老龄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维保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所以，房屋养老金针对的住房老龄化情况，客观存在；未雨绸缪，提前完善资金筹措的制度体系，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公众的核心关注点是，公共账户的钱从哪里来？ 有专家提到，既然是公共账户，使用的就是公共资金，如土地出让金、财政奖补等等。 问题在于，像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阶段，近几年本就是在逐渐减少，受此影响，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严重缩水，未来哪来这么多余钱，来支持房屋养老金的建设呢？ 另一方面，针对房屋养老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于住宅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如果再额外增设一个公共账户，可能会造成功能的重叠，合理性和必要性还需要充分的论证。 事实上，有个人账户属性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目前还远远没有到“见底”的程度，相反，这笔费用交钱容易，但申请门槛高、手续复杂，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网络图片 有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结余超过 1万亿元，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结余超过百亿元，但累计使用资金仅占累计归集资金的10%左右，成都和深圳分别约为4%和5%。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本身就是房屋的养老金。所以民众的一个疑问是，既然有大量的养老金，躺在资金池里闲置，现在为何要急着另辟蹊径，额外筹钱填窟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优化审批程序，盘活沉睡的结余资金，让提取使用更加便利吗？ 哪怕新的制度设计，确实做到了取“财”于公共资金，但不需要民众直接出钱，不意味着负担不会间接转移到民众头上。毕竟，财政资金切出来一块，在民生福祉方面的开支，相应的也会减少。 而且，公共账户真的建立起来了，如何监督资金的使用？有人就担心，会不会像过度医疗一样，出现过度维修的状况？有公共账户兜底，开发商会不会更加没有动力，去修建高品质、耐久性的住房？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房屋养老问题，涉及面广，兹事体大，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在缺少前期研究论证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展试点，步伐如此之快，难免引人质疑。 房屋养老金引发的担心，理应得到正视。哪怕真的有设立的必要性，也应该深入研讨、广泛征询意见，一步一步从容推进，切勿操之过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