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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01 “擦边”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种很恶意的文字游戏。 我最早认识这个词,是从乒乓球比赛开始的,意思就是球落在桌沿上改变原本的弹跳轨迹,让对手不好接甚至接不到。 在乒乓球比赛中,擦边是绝对的好球。这个“好球”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符合规则的球,擦边也是落到对方的球桌上,没有任何问题;另一种意思是击球者的技术和运气都非常好,只有在追求极限角度的同时还有足够的运气,才能擦边。 用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来类比,就是足球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 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擦边的意思就被完全拧过来了,明明是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偏偏他们就定义为了砸在门框的外侧弹出来。 也就是说,明明是一件合法、和规的事情,被他们说成是一种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了。 他们没有被处罚,是因为相关部门“顾不上”“来不及”,“迟早的事儿”。 你还别说,他们这么一闹腾,往往真的就顾得上来得及了。 02 很多人聊到吴柳芳跳舞的视频,就喜欢反问一句:要是让你的老婆女儿去跳这种舞,你愿意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把这种问题当成是一个“绝杀”,他觉得既能对辩护者的家人进行羞辱,也能证明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谬误。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充满着恶意的。 一个恶意是,提问者把老婆和女儿这种相对年轻的女性亲属在潜意识里当成自己的一种资源或者一个工具,老婆和女儿选择什么职业,需要他的同意。他有能力他就负责安排,他没能力他就负责批准,总而言之虽然他自己不做,但是他得有决定权。 另一个恶意是,他把所有他看不上的职业都当成是一种无门槛的行当,觉得“虽然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协调、唱歌要跑调,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只要爷豁出去了就能挣大钱”。 所以虽然我不太乐意陷入这种不怀好意的提问中去,我还是想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 成年人从事什么合法职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要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力度,你就不要陷入那种“我让不让他们去”这种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中去,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都很不好; 任何能够挣更多钱的职业都是需要门槛的,有些职业你做不下来就不要去撞墙,不但挣不到钱还要遍体鳞伤,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并且性价比尽可能高的职业来养活自己。 所以提这种问题的的人,既然你充满了爹味,那就得把当爹的责任承担起来,你在设想让老婆女儿去跳舞这种场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努力工作,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保障,让她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去尝试各种职业呢? 03 很有不少人说到吴柳芳的过往,说她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为国征战过的人。意思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光环,让她不能从事跳舞这样的工作,否则就是抹黑。 我想说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纳税(消费)了,都是为国征战,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其中的差别,不应该体现在“有没有穿着制服为国家贡献”,或者“是不是体制内的为国家贡献”,而是应该体现在“我有没有浪费自己和别人做的贡献”,甚至“我有没有恶意占有别人做的贡献”这个差别上。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爱中国,我一直在为中国做贡献。 我2017年大连国际马拉松30多公里的时候,跟一个外国人死拼,把中国选手的名次往前提了一名,我也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过,怎么了?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在西藏的时候,我们学校新校区的第一面国旗就是我亲手升起来的,我也在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谷中升起过五星红旗,这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还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乡村小学扫过厕所呢,这也是更多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学校封闭式管理,你们想扫厕所都进不去。 我想说的一个常识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能力有大有小,但是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贡献不明显就否定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成就,哪怕你自己认为你没有任何贡献,我也要坚持认为:我也贡献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01 “擦边”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种很恶意的文字游戏。 我最早认识这个词,是从乒乓球比赛开始的,意思就是球落在桌沿上改变原本的弹跳轨迹,让对手不好接甚至接不到。 在乒乓球比赛中,擦边是绝对的好球。这个“好球”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符合规则的球,擦边也是落到对方的球桌上,没有任何问题;另一种意思是击球者的技术和运气都非常好,只有在追求极限角度的同时还有足够的运气,才能擦边。 用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来类比,就是足球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 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擦边的意思就被完全拧过来了,明明是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偏偏他们就定义为了砸在门框的外侧弹出来。 也就是说,明明是一件合法、和规的事情,被他们说成是一种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了。 他们没有被处罚,是因为相关部门“顾不上”“来不及”,“迟早的事儿”。 你还别说,他们这么一闹腾,往往真的就顾得上来得及了。 02 很多人聊到吴柳芳跳舞的视频,就喜欢反问一句:要是让你的老婆女儿去跳这种舞,你愿意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把这种问题当成是一个“绝杀”,他觉得既能对辩护者的家人进行羞辱,也能证明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谬误。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充满着恶意的。 一个恶意是,提问者把老婆和女儿这种相对年轻的女性亲属在潜意识里当成自己的一种资源或者一个工具,老婆和女儿选择什么职业,需要他的同意。他有能力他就负责安排,他没能力他就负责批准,总而言之虽然他自己不做,但是他得有决定权。 另一个恶意是,他把所有他看不上的职业都当成是一种无门槛的行当,觉得“虽然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协调、唱歌要跑调,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只要爷豁出去了就能挣大钱”。 所以虽然我不太乐意陷入这种不怀好意的提问中去,我还是想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 成年人从事什么合法职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要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力度,你就不要陷入那种“我让不让他们去”这种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中去,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都很不好; 任何能够挣更多钱的职业都是需要门槛的,有些职业你做不下来就不要去撞墙,不但挣不到钱还要遍体鳞伤,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并且性价比尽可能高的职业来养活自己。 所以提这种问题的的人,既然你充满了爹味,那就得把当爹的责任承担起来,你在设想让老婆女儿去跳舞这种场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努力工作,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保障,让她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去尝试各种职业呢? 03 很有不少人说到吴柳芳的过往,说她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为国征战过的人。意思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光环,让她不能从事跳舞这样的工作,否则就是抹黑。 我想说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纳税(消费)了,都是为国征战,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其中的差别,不应该体现在“有没有穿着制服为国家贡献”,或者“是不是体制内的为国家贡献”,而是应该体现在“我有没有浪费自己和别人做的贡献”,甚至“我有没有恶意占有别人做的贡献”这个差别上。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爱中国,我一直在为中国做贡献。 我2017年大连国际马拉松30多公里的时候,跟一个外国人死拼,把中国选手的名次往前提了一名,我也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过,怎么了?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在西藏的时候,我们学校新校区的第一面国旗就是我亲手升起来的,我也在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谷中升起过五星红旗,这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还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乡村小学扫过厕所呢,这也是更多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学校封闭式管理,你们想扫厕所都进不去。 我想说的一个常识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能力有大有小,但是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贡献不明显就否定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成就,哪怕你自己认为你没有任何贡献,我也要坚持认为:我也贡献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01 “擦边”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种很恶意的文字游戏。 我最早认识这个词,是从乒乓球比赛开始的,意思就是球落在桌沿上改变原本的弹跳轨迹,让对手不好接甚至接不到。 在乒乓球比赛中,擦边是绝对的好球。这个“好球”包括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符合规则的球,擦边也是落到对方的球桌上,没有任何问题;另一种意思是击球者的技术和运气都非常好,只有在追求极限角度的同时还有足够的运气,才能擦边。 用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来类比,就是足球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 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擦边的意思就被完全拧过来了,明明是砸在门框的内侧进网,偏偏他们就定义为了砸在门框的外侧弹出来。 也就是说,明明是一件合法、和规的事情,被他们说成是一种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了。 他们没有被处罚,是因为相关部门“顾不上”“来不及”,“迟早的事儿”。 你还别说,他们这么一闹腾,往往真的就顾得上来得及了。 02 很多人聊到吴柳芳跳舞的视频,就喜欢反问一句:要是让你的老婆女儿去跳这种舞,你愿意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把这种问题当成是一个“绝杀”,他觉得既能对辩护者的家人进行羞辱,也能证明对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谬误。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充满着恶意的。 一个恶意是,提问者把老婆和女儿这种相对年轻的女性亲属在潜意识里当成自己的一种资源或者一个工具,老婆和女儿选择什么职业,需要他的同意。他有能力他就负责安排,他没能力他就负责批准,总而言之虽然他自己不做,但是他得有决定权。 另一个恶意是,他把所有他看不上的职业都当成是一种无门槛的行当,觉得“虽然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协调、唱歌要跑调,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只要爷豁出去了就能挣大钱”。 所以虽然我不太乐意陷入这种不怀好意的提问中去,我还是想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 成年人从事什么合法职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要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力度,你就不要陷入那种“我让不让他们去”这种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中去,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都很不好; 任何能够挣更多钱的职业都是需要门槛的,有些职业你做不下来就不要去撞墙,不但挣不到钱还要遍体鳞伤,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择一种适合自己、并且性价比尽可能高的职业来养活自己。 所以提这种问题的的人,既然你充满了爹味,那就得把当爹的责任承担起来,你在设想让老婆女儿去跳舞这种场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努力工作,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保障,让她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去尝试各种职业呢? 03 很有不少人说到吴柳芳的过往,说她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为国征战过的人。意思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光环,让她不能从事跳舞这样的工作,否则就是抹黑。 我想说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纳税(消费)了,都是为国征战,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 其中的差别,不应该体现在“有没有穿着制服为国家贡献”,或者“是不是体制内的为国家贡献”,而是应该体现在“我有没有浪费自己和别人做的贡献”,甚至“我有没有恶意占有别人做的贡献”这个差别上。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爱中国,我一直在为中国做贡献。 我2017年大连国际马拉松30多公里的时候,跟一个外国人死拼,把中国选手的名次往前提了一名,我也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过,怎么了?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升起五星红旗,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在西藏的时候,我们学校新校区的第一面国旗就是我亲手升起来的,我也在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谷中升起过五星红旗,这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还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乡村小学扫过厕所呢,这也是更多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学校封闭式管理,你们想扫厕所都进不去。 我想说的一个常识是,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在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能力有大有小,但是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贡献不明显就否定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成就,哪怕你自己认为你没有任何贡献,我也要坚持认为:我也贡献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一天中至少自己煮一餐,补充新鲜营养食物,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因此,生活愈忙碌愈需要十分钟上菜的好方法。 万用酱汁爽口凉拌菜 有了各式的万用酱汁,各种食材都可以水煮后,拌成美味凉拌菜。例如:蒜泥酱,可拌各种当令的烫青菜和事先煮好的白切猪肉、鸡肉;胡麻酱可凉拌豆腐或水煮根茎类蔬菜丝;鱼露酱可凉拌面线、冬粉等等。凉拌菜食材不拘,只要鲜度够即可,同时,运用刀工切细也有助于缩短烹调时间。 凉拌菜(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蔬菜煎饼简单营养 将所有食材切细,和面糊一起油煎成饼状,是另一种快速上菜的一锅料理。适当的油煎火候可以让煎饼外酥内嫩,分外美味开胃。选用适当的煎饼材料,可以创造更协调的口感,提升煎饼的风味,例如:多汁叶菜切丝做成煎饼,吃起来清甜美味,兼具高纤营养,若再加上肉类就是营养均衡的一餐了。 蔬菜煎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肉料理快烧先备料 事先备料,可以快速煮出美味的蛋白质料理,例如:事先把肉切薄片,或是处理成细绞肉。薄片可以快炒或煮滚汤,绞肉则可以用来做煎饼或蒸煮料理,只要食材新鲜,短时间烹调保留肉类的鲜美。同时,腌过的肉类不仅增加风味,也有软化肉质的效果,很多快速出餐的方案,都会选用炸肉料理。 肉料(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方便滚汤好汤头秘诀 依煮汤时间可将汤料理概分为滚汤、炖汤、煲汤。滚汤时间最短,约半小时内,更短甚至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如:使用快熟食材蛋花汤、叶菜汤等等。滚汤也可以煮出好汤头,例如:利用辛香食材姜、葱、洋葱等,或是利用腌渍食材,如切细的中式酸菜或韩式泡菜,都可以快速煮出鲜美的汤头。 汤料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蒸海鲜保留原汁原味 蒸煮是一种健康、快速、简便的烹调方式,同时,不使用大火快炒,还有保留食材的原味,以及营养的优点。选用适合蒸煮的食材,更是可以品尝到该食材最好的风味,例如:鲜美的蒸鱼、香润的蒸肉、鲜甜蒸蔬菜、入味的蒸豆腐等。只要慎选食材与调味,十分钟上菜的蒸料理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 蒸海鲜(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上月31日,自由亚洲刊登和播出了《甘陕官场夫妻双双落马 揭露地方税务系统腐败隐患》一文, 大致内容是甘肃省女副省长赵金云于10月25日被通报落马,成为自去年以来第60位因职务犯罪被查的中管干部。她的丈夫陕西省税务局局长包东红的信息也从本单位的官网上消失了。开始撰写本文时,笔者到陕西省税务局官网上核实,发现该网上的“领导简介”栏里一把手的位置被该局党组副书记王宏伟占居。 一位曾与包东红有过交集的退休人士宋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她(赵金云)是怎么进入政府我也不清楚,她是民主党派的(九三学社),民主党派应该是清水衙门,她还能弄那么多(钱)……” 事实上,首先民主党派自身就早已不是“清水衙门”,民主党派专职领导人里也出现了“职务犯罪”现象。其次,像甘肃的赵金云副省长这样的民主党派成员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因以权易钱、以权易色、以色易权而被各级纪委以同级监察委名义先“留置“,后“移交司法”者已经是越来越多。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于今年1月5日刊登的《党外身份不是党外干部的“挡箭牌”》中说:“近年来,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查处通报中,出现多起党外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行为…….” 之后,这篇文章已经成为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教育党外干部的必读文章。 所谓“党外干部”的同义词是“非中共党员干部”。按照中共统战部门文件的权威说法:党外代表人士是指“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非中共人士,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经济、港澳台海外等领域的代表人士”。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县处级(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和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工商联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外人士,(以及)在有关社会团体担任一定职务并发挥较大作用的党外人士。 那么,上述人中的一部分,即“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县处级(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有多少呢? 在习近平登基的前一年,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中央外宣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止到去年(2010年)年底,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国务院的部委办局领导班子当中,非中共的领导干部19名,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当中的非中共干部有207名,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配备了非中共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国务院组成部门还有两名非中共人士担任正部长(指当时的万刚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身份兼任政府的科技部长,陈竺以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主席身份任卫生部部长),省级政府工作部门有33名非中共人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正职。省级高等法院、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当中还有654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快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用中共官媒的说法就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党外干部配备的‘刚性’要求”。 接下来,在2018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再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其中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都要有一定数量。” 所以,如今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的数量肯定是远远超过了3.2万了。而林子大了,自然就是什么鸟都有。 一篇出自“民主党派成员”之手的文章《当前我国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分析》中写道:“……在社会舆论眼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几乎成了政府腐败的唯一来源。这种长期的错误理念导致我国反腐败工作进行的不全面、不充分,也与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相背离……。党外干部群体很明显,同样也是我国公权力执行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也可能是腐败的源头。党外干部不能因其特殊性,就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死角’。所以,加强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工作力度势在必行。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的党外干部占比约为4.6%。虽然占比较少,但绝对数量上也不算小数目。对于如此之多的党外干部,在我国前期反腐败工作中却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在日常的反腐败工作开展中,党外干部往往被排除在外,或者被束之高阁,视为名义上监督力度的一环,而非受监督的主体。“ 另外一篇论述“党外干部不能享有”治外法权“的文章如此警告所有党外干部:法律没有“死角”,反腐败也没有“盲区”,党外不是“纪外”,也不是“法外”,更不能成为“例外”。 该文章中介绍的案例之一是山西省临汾市前副市长苗元礼。此人被指控“用掌管的煤炭生产、安全审批权、管理权、监督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落马之后此公多次“反省“说自己一直以来都相信(与党员干部相比)党外干部享有即使违法乱纪也不会被“怎么样”的特权。他说:“我不是党员干部,是党外干部……。不是党员,可以不受党纪约束;有了事,组织上也许会宽容些”。 而这位苗副市当年被查的“导火索”,竟是当时临汾市的另外一名副市长在看到省委组织部下达的拟提拔苗元礼为省政府机关正厅级干部的公示之后,鼓动一群曾身受苗元礼之害的煤老板联名递了状子向中纪委揭发。 这里解释一下,按照中共组织规定,党外干部在县以上各级政府、政协、人大以检察院和法院等权力机关只能担任副职,不过,在各级政府下属的部委、厅局,党外干部也可以担任正职。而苗元礼当年被拟任的职务就是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当然,凡是用党外干部担任行政一把手的部委、厅局里,同时还要设一个党组书记监督他(她)。据说中共当局有内部通知,各级公安、国安机构里,都不能安排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无论正副。 苗元礼当时对山西省纪委的“反省”材料被曝光后,人民日报也适时刊登出《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反腐败“党外”也不“例外”》一文,说是随着党外干部培养选拔迈上新台阶,苗元礼、邹德祥等案发,对于党外干部的监督管理问题,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苗元礼等无党派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暴露出在党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对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课题。 不过呢,正是在苗元礼案发之后,“党外干部群体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减反增”。针对党外干部比党内干部的“越反越腐”是有过之而不无及的现象,中央统战部特别下达了“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当前我国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分析》一文分析说::……党外干部因其具有国家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双重身份,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党员干部的独特性影响因素。 文章作者坦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外干部群体是长期被排斥在核心位置外的。在机关中,党外干部往往只能充当次要或者边缘岗位,即使是当上领导,所承担的也多是重要性相对较弱的职能”。如此现实情况“造成部分党外干部心态失衡,认为自己是‘被统战’的干部,是执政党的‘花瓶’…… ‘有位’但很难’有威’(故不可能)‘有为’。……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局外人’心理。纵观‘落马’的党外干部可以发现,‘不是党员,可以不受党纪约束’这种错误的意识使他们长期放弃了接受来自组织、来自群众的监督,逐渐养成了‘天马行空’、妄自尊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文章作者还找了一条理由:“(相对中共党员干部,党外干部)社会关系复杂,抵御腐败风险能力构筑滞后。在我国,党外干部尤其是民主党派干部,由于所处的政党、群体社会层次更为‘上层’,所面临的腐败诱因也更多。如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会内企业家数量居多。会内组织活动中,该会干部多与企业家接触固然有助于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但也存在权钱交易的风险加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领导科学学科创始人”李拓则认为:中纪委处理民主党派官员先例较少,是因掌握实际权力的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但是,十八大后加强反腐,也包括对民主党派的反腐,“这意味着进入新常态,不要以为其他党派的就没有人管“。 说这番话时的李拓正在就广州市政协前副主席潘胜燊“出卖国家利益”案接受境外记者采访。对于“虽然潘是民建成员,但官方报道其调查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并由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布”的问题,李拓回答说:从措辞上判断,由中共纪委“双规“(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接受调查)了他。民建中央设有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该会纪律执行和监督成员履行职责。而中共的党章并未提及对其他党派成员的违纪处理。官方消息所指潘的“违纪”应是违反了民建的党纪,他们的党纪也是坚持廉洁奉公的。中共纪委处理民主党派的公务人员,法理基础来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 李拓的意思似乎是由共产党的纪委代民建中央的纪监机构执纪是天经地义。而这位“中国领导科学”的学科带头人说这番话时肯定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以中共(党内)纪委的名义“双规”并查处非中共人士—-无论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还是宗教界人士、(不在党的)私营企业主等,确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所以才在十八大,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之后,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很快主导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委。虽然同时也明文规定监察委和同级党的纪委是所谓“合署办公”,也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对真正的非中共人士进行查处时,只打监察委的名号。 这里之所以强调“真正”二字,是因为中共党外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双重政治身份的。比如前年落马的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的官方简历清楚写明他是1986年12月加入农工党,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后因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需要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之前,曾先后担任过大兴县精神病医院院长、党组书记和县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也明言于鲁明因“严重违反(共产)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开除他中共党籍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前面说到的《学习时报》刊登的《党外身份不是党外干部的“挡箭牌”》一文,也还特别以于鲁明为典型案例,说于鲁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党重点培养选拔起来的高级干部,但其背弃党派初心,丢掉共产党员标准,把拥有的党外身份当作可以“例外”的“挡箭牌”……。”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今天播讲的文章内容至此结束,更多的关于中共政权如何在党外干部中大抓腐败犯罪分子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众多亲信掌控了关键职位。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并且权势消长在这两年间也颇为明显。其中手握“刀把子”的四大权臣,蔡奇、李希、王小洪、陈一新,凭著“杀器”成为朝中当红之人,但也不免招风犯忌。 头号刀把子蔡奇从盯紧元老到监控全社会 蔡奇作为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自兼任中央办公厅之后,权势更显外露。他不但时时伴习出行,还控制中央警卫局,将一众正国级大佬,包括已退位的前常委,全部盯紧。 习近平最警惕的是正国级高官栽培自己的亲信,现在每个高官都有把柄在习手上。比如最近受审的中国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红力,早年帮外国投行招聘太子党以获得市场准入,涉及刘云山、汪洋、栗战书等家族。而中纪委通报中就罕有提到张红力“徇私录用调整干部”。之前被抓的权贵白手套肖建华、许家印也一样,相信已供出不少权贵家族的黑料。 习除了给这些党内大佬下达不得“妄议中央”禁令,还得提防他们相互走动串联,特别是和军方将领有勾连。所以蔡奇掌管的中南海保镖,与其说是政治老人的警卫,不如说是监控者。 蔡奇还替习实际掌控著中共国安委。 2022年末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最明显的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对之下胡锦涛卸任时的十八大报告,仅36次提及安全。而习最忧心的个人安全或称习政权的安全重担,首先交给了蔡奇。 2023年5月末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共国安委第一次会议,相较于前两届国安委都是设置两名副主席,分别由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担任,本届增设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担任。按例,蔡奇作为中央办公主任,还会兼国安委办公室主任,现在的国安委办常务副主任是刘红星,他听命于蔡奇。 事实上,以国安委的核心人物角色,蔡奇可以号令所有机关企业,甚至协调军方。 再者,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今年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也是蔡奇出席并讲话。 2023年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层层有机构,负责控制访民,还负责中共所谓的党建及基层政权建设,控制各地行业协会商会、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并涉及志愿者群体。这个组织近期在全国招募社区工作者(这是网格员的升级版)。各地的外送员、快递员也被纳入特务工作行列。 这个新部门被旅美学者吴国光称为“极权补丁”。在中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民怨四起之时,这个新的维稳部门由曾经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掌控,意味著中共对社会镇压力度的强化。 不过,由于蔡奇太过强势,威胁到总理李强,比如从李强手上夺走了全国秘书管理大权等。有关蔡李不和之说早已不胫而走,这可能埋下蔡奇日后的祸患。 “新东厂”首席李希强力打贪制造“躺平” “东厂”是中国明朝时期由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者,中纪委被称为权力无边的“新东厂”。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前两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赵乐际,都没有达到李希和习近平的亲密程度。 属于“陕甘宁边区派”的李希,早年在甘肃大力帮老家把习仲勋起家之地开发成为红色景点。李希担任延安市委书记期间,又将习近平早年当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为官员趋之若鹜的朝拜地。这可能是他得到习的信任的原因之一。 李希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中纪委书记后,前所未有地在全国纪检系统搞“清理门户”,前任赵乐际的亲信旧部纷纷被拿下。而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多名大秘旧部,如董宏、范一飞、田惠宇均已被判重刑。 李希上任以来打下的省部级老虎,总数已超过王岐山任内的同期,甚至是赵乐际同期的两倍有多。 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无论李源潮、王岐山、赵乐际、孟建柱等前中共高层,甚至习家军的栗战书,都被李希采取了“剪羽毛”的方式,把他们身边的羽毛彻底剪除。因为习要让这些政治老人成为孤家寡人,不能在未来构成任何威胁。 习打贪官的性质近年有些变化,过去第一任期,他是要清除不同派系的政敌,如周永康;第二任还是,只是清理的级别低些,像孙力军这类江曾派系的孟建柱的党羽;而第三任期,习除了清理不忠之臣,就是更明确的搞打贪经济,收钱充实国库以备战。故此,李希的打贪被赋予了战略意图。 在专制体制之下,中纪委书记会令官员又怕又恨,但最后官员变得人人都不想多做事,因为多做多错。在李希上任后,中共官场的躺平更为严重。特别是男女官员不思政务,乐于淫乱,不时爆出更多丑闻。整体上的官场怠政扩展,也为习政权最后的没落埋下伏笔。 王小洪“私家军”借力社会动乱警权大增 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小洪本身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靠负责习近平当年在福州的安全警卫起步,跟定习的王小洪,自2016年进入公安部,逐步掌握公安部实权。藉清洗反习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势力,他将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亲信遍布全国公安系统。 其中,刚担任中共新疆公安厅长半年的潘曦,近日升任新疆副主席。潘曦是福建省福州人,是王小洪的同乡和旧部。 笔者之前在《上报》有文章提到,这支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公安队伍,只知有王小洪,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恐怕未来在中南海也要搅起风波。 王小洪作为官场福建帮成员,有习近平撑腰,又掌控规模庞大的社会维稳力量,还包括能监控副国级领导人的公安部特勤局,所以作派比较张扬,并不把浙江帮的总理李强放在眼内。 一个明显的情形就是,近期中共地方公安跨境对企业家进行趋利性执法,被称为“远洋捕捞”,引发巨大争议。 因为经济不好,当局号称要保护民企,所以今年10月8日,中共总理李强和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都公开强调要制止公安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但从来未见过公安部就此表态,或对各地公安有所提醒。这除了因为北京中央觉得要靠著公安去维持政权的安全,所以不敢过分打压地方政府和地方公检法之外,也有习家军互不卖帐、王小洪不将李强放眼内的原因。 还有一个使公安地位上升和权力扩张的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多地发生所谓报复社会的恶性袭击案件,造成重大伤亡。习近平要求“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等。随后各地甚至开始排查所谓“四无”“五失”等各种失意和被怀疑“有危险”的人群。 今年11月18日,王小洪在辽宁放话,要严密重点部位防控和社会面巡控。19日,网上传出广州一位白发老人持刀与几名警察对峙中,被连开三枪击倒,据说被当场击毙。海外网民多同情老人,质疑现在警察开枪许可权扩大了。 有网民说,“现在警察居然佩枪了,听说以前是不给配的,怕他们造反……”“看来公安内部已经明确了,以后被枪杀的会越来越多。” 笔者认为,本来民众报复社会的罪行的源头,就是中共自己的专制暴政,当局制造了一个高压锅式的社会环境,让民怨无法排解,导致无差别袭击的本土型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习近平当然不会做检讨,当局反而要借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强化对人民的控制,故此王小洪掌控的公安,在政权中的地位就变得更重要,包括公安的用枪、开枪权会扩大。 中国百姓中历来流传“过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现在公安更加暴力化,也会成为民众反共的第一攻击目标。 陈一新掌国安跨界抢权惹是非 陈一新已65岁,本来已到正部级退休年龄。但据说他还有野心,希望像张又侠、王毅或者夏宝龙、宋涛这些超龄高官一样继续陪跑。 陈一新曾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期间大搞政法系整风,当时实际上架空了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2022年10月陈一新掌管国安部之后,该部在去年中首次开通微信公众号,随后频频公开就中共经济、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的涉安全议题表态。 中共去年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国安部掀起了一波“抓间谍”的群众运动,发动对外企的突击搜查和调查。国安部又扩大对西方的骇客攻击,甚至在美国大选侵入了川普(Trump)和哈里斯(Harris)竞选团队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手机。这与外界对于中共的侵略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就在今年11月21日,中共国安部借“拜习会”话题对中美关系发表评论文章说,将“坚决反制外部遏制打压”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康生主管情报系统权力太大,成为引发动乱的原因之一。现在陈一新在习家军中地位相对不高,但却是最高调的一个。这背后应该是与习近平对于政权安全问题的异常担忧有关,因陈一新善于表现,不时邀功请赏,习也乐于用他。 陈一新跨界到经济、外交、文化各领域,包括原来公安部的地盘。同时,中共的国安警察动辄举著习近平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牌子,要求各部门配合工作,或私下对官员搞监听跟踪,已经在中共官场中引起不少非议。这种不满相信也包括来自他的上司陈文清,甚至包括蔡奇,因为陈一新在国安方面直达习近平,经常绕过了蔡奇。 前国安部长、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其实不是习嫡系,他相对低调,但在内斗中不一定是弱者。事实上,习的几大“刀把子”,论杀伤力也抵不上一把“枪杆子”,如果传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日后可能发动兵变,这些“刀把子”的野心和未来计画也会化为乌有。而无论本来是“刀把子”还是“枪杆子”,中共政权中的谁,只有能够良心发现,倒戈为人民而战,才能够有未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星期二(11月19日)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正式建议美国国会应当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几天前,国会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推出法案,同样要求正式终止中国的PNTR地位。美国国会真的会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吗?如果得到通过,这将如何影响中国业已陷入困境的经济? USCC在其年度报告中说,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让中国在窃取知识产权以及操纵市场的情况下,获得与美国盟友同等的贸易待遇。”穆勒纳尔说,取消这项待遇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支持供应链韧性,并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今年9月,参议院也有议员推出了类似法案。关键发起人之一是被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 两项议案都包括具体措辞,要对从中国进口的范围广泛的产品征收100%关税,包括消费电子产品、机床、太阳能设备,等等。 什么PNTR?美国国会真的会通过吗?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前身为“最惠国待遇”。在国际经济中,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非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即一个国家向其所有贸易伙伴提供相同的税率以及进口配额等等。 在1979年美中建交之后,美国政府曾逐年审议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中国随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逐年审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中之间享受最优惠的关税,进口配额,免去一些检查等等。此后,美中两国的贸易额大增。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4年间,中国对美出口额从约500亿美元增至约5000亿美元,翻了10倍。 在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贸易专家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使用出口补贴、贸易壁垒、监管优惠等为中国企业提供竞争优势,使外国竞争对手在其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研究员、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AFPI)的高级顾问钟伟峰认为,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数不胜数,而华盛顿此前一直没有对这些不当行为作出回应。 “华盛顿决策者现在正在考虑取消中国多年来一直享有和滥用的特权,这是一个好消息。激励措施很重要,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应该感受到这一点。”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维持着正常贸易关系。如果美国真的取消了中国的PNTR地位,中国商品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将降至与朝鲜、古巴、俄罗斯等国家的水平。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如果有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可以取消一个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就使用这个特例,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取消了与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推荐取消中国PNTR地位之后,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援引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的话说,中国的PNTR地位“不会轻易终止,否则美国经济无法承受,全球经济也会因此陷入动荡中。”他预测,这将是新政府与中国进行经谈判的新筹码。 然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芮恩施(William Reinsch)告诉美国之音,随着明年年初参众两院以及白宫都由共和党控制,明年取消中国PNTR地位的可能性非常高。 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 中国国有证券公司申万宏源在10月底发表了一项研究,探究了取消“最惠国待遇”,也即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中国的影响。 “若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写道。 目前,美国最惠国关税税率平均约为2.2%,然而实际上,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总额中,有48%的产品已经实质上不再享受“最惠国待遇”税率。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19.3%,而这个数字在2018年初为2.3%。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芮恩施,鉴于上述原因,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且这么做可能意味着美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不过,他认为,真正会给中国带来影响的做法是在美国的《协调关税表》(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中特别为中国创建第三栏,对中国产品施加专门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产品的关税都非常高,那双方经济真的可能会脱钩。”芮恩施说,已经有人建议这么做。 芮恩施解释说,美国的《协调关税表》第一栏适用于享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WTO成员国,第二栏则是没有该地位的国家。取消PNTR,意味着中国的关税将从第一栏变为第二栏,但并不是每一个产品的税率都将有所提高。 中国证券公司申万宏源的分析指出,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后,机械设备及零件、车辆机器零附件、集成电路半导体,以及矿物与金属及制品这些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都将大幅提高。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高级顾问钟伟峰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失去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无疑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当中国国内经济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并且相比之下,现在出口成为更重要的增长引擎时,(取消PNTR)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他说。 新冠病毒疫情后,中国内需持续疲软,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对外贸易近几个月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罕见的亮点。因此,外贸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可能的应对措施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11月22日表示,他期待与美方开展“积极的对话”,拓展合作领域、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平稳。前一天,商务部出台“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宣称要“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 芮恩施说,一旦美国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中国首先可以做的就是让人民币贬值。“这将使得他们对美国的出口更便宜,从而抵消一部分关税产生的影响。”他告诉美国之音。 除此之外,他认为可能的报复措施包括立即停止购买美国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农产品。中国也有可能对关键矿物进行出口管制,以证明其在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钟伟峰认为,一旦美国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预期中国将更加依赖经济自给自足。 “自从美国对中国实施强有力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以来,这一趋势就一直存在。当中国经济看到(外国的)大门关闭时,它很可能会进一步转向内向型。如果担心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可能会更多地采取规避措施,比如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通过第三国转运。”他说。 在美国经济方面,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报告,一旦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美国的通胀率也将上升,农业、耐用品制造业和采矿业受到的打击最大。美国股市价格将下跌,美中贸易赤字将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