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托儿补助金的法律于7月1日生效，从 7 月开始为全国约 120 万个家庭提供更便宜的托儿服务。 更便宜的托儿服务计划(Cheaper Child Care)对儿童、对家庭、对澳洲都有好处。 以一个年收入$120,000且有一名子女需要托管的家庭为例，他们的每年托儿费用将比法例修订前减少约$1,700。 对于总收入在$80,000或以下的家庭，托儿补助金的补贴率将提高至 90%。 对于有两名或以上年龄在5岁或以下子女的家庭，第二名及其后的子女继续可获得最高达 95% 的补贴。 通过增加家庭每两周获得的补贴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的基准时数，更多的原住⺠儿童将能够接受早期教育。 希望计算托儿补助金的家庭现在可以浏览 www.childcaresubsidy.gov.au。 教育部⻑ Jason Clare表示：“大约 120 万个家庭将受惠于更便宜的托儿服务。这不仅有助舒缓生活成本压力，也能让父母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增加带薪工作的时间。” “除了房屋贷款或房租之外，托儿服务是许多澳洲家庭最大的必要支出。” “这是一项实际的措施，对儿童、对父母、对国家都有好处。” 幼儿教育部⻑ Anne Aly 表示：“更易于负担的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为澳洲家庭带来双赢，不仅可以减轻生活成本，同时也更便于增加家庭收入。” “这是为澳洲各地约 120 万个家庭减轻预算压力提供的真正舒缓。” “更易于负担的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意味著更多的澳洲儿童能够获得基础教育为他们的健康和学习带来的重大效益，无论他们居于何处或背景如何。” 她说。 （图源：教育部）
7月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公布了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海以12183元的缴费基数和7310元的基数下限高居全国第一，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想交社保，不管收入多少，都得负担至少2558.5元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 社保，本来是给每个人托底的保障。有全职工作的人通常不会为社保烦恼，单位会承担大部分费用，然而，一旦失去工作，社保就需要花费精力和金钱才能继续维持。有人采取各种方式，挂靠、办理灵活就业，甚至自己开个公司，而现在，随着全国各地社保基数连年上涨，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们，身上的负担又要加重。 为此，许多暂时没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和自由职业者，开始权衡交社保到底有没有用，对于他们来说，退休还很遥远，社保最大的作用是和这个城市的连接——买房、买车，过上稳定的生活，社保都是一个基础。而现在，他们觉得，这个连接，似乎也没那么重要。 社保涨了 冉冉今年24岁，工作了两年，有10万存款。6月份，她裸辞了，想给自己一个gap year，体验一下自己喜欢的生活。 一番盘算后，存款还是够用一年的。但没了工作，社保也会跟着断，好在5月初，上海放开了灵活就业的户籍要求，她可以以灵活就业的身份自己交社保，每个月2282元，一年两万七千多，她把这笔钱预留了出来。 计划赶不上变化。7月1日，上海社保基数提高，灵活就业者每个月需要缴纳2558.5元。多出近三百块，都快赶上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了，这让她犹豫起来。“太高了，以后我不在上海长期发展的话，其实也不是必须在上海交社保。”在上海交一年社保，意味着存款会缩水三成，最终，她选择回家乡安徽交社保，每月只要1200多元。 在上海，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又想交社保，那2558.5元将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再算上两千元的房租、一两千元的餐饮和其他开支，6000元，是一个基础的生活成本。而在上海，有大约300万灵活就业人员，分布在网约送餐、快递物流、家政保洁、建筑装潢、网络电商等行业，大部分灵活就业者的月收入都不高，也就六七千元，而且并不稳定。 因此，即便灵活就业也可以自己交社保，很多打零工的人，也没有考虑在上海交社保或在上海退休，赚一些钱回老家，是更普遍的想法。根据上海市人保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全市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536万人，而在七普数据里，上海常住人口2487万，0-14岁非劳动人口243万，再除去在校大学生55万人、交了城乡居民保险的近100万人和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在上海可能仍有四五百万的劳动人口并没有参与社保。 根据上海人保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上海社保参保人数已经出现下滑趋势，3月末比去年末减少10万人，5月份放开外地户籍灵活就业参保后，6月末回升了3万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留在上海，对社保也犹豫起来。没有固定工作的，更是非常佛系，有钱就交，没钱就不交，管不了那么多，社保一涨价，就更不想交了。 27岁的上海人蔡旻旻，最近几个月正在全职备考专升本。备考间隙，她在奶茶店兼职，一周去三天，每个月能赚七八百块，勉强够生活开支。蔡旻旻的社保已经断缴一个多月了，考试在10月底结束，她准备找到下一份工作再尝试能否补缴。她听说，断缴社保可能影响以后的养老金数额，但因为社保“太贵了”，几乎是她目前打零工月收入的三倍，没有犹豫就断缴了。 而25岁的内蒙人金昊，两年前大学毕业带着两万块钱来到上海，一直以零工为生。幸好大学时在家里要求下，考下了建筑行业证书，遇到项目，他去公司挂靠一阵，能交上几个月社保，没项目时，社保就中断。他不追求连续缴纳社保，因为压根儿没考虑过在上海买房买车的事情。 年轻人们还有很多选择，但对于已经交了很多年的中年人来说，即便突然没有了固定工作，也不能轻易断缴社保，沉没成本太高了，只能选择继续“熬”。 收到社保局寄来的信函时，徐文禾感觉，失业中年人的焦虑又糊一层。信里头提示她，7月起社保基数提高了。“这笔逐渐增加的硬成本啊，为了养老却不得不交。” 徐文禾今年38岁，年初从互联网公司离职。算起来，她的社保已经缴够了15年，可以享受在上海的退休待遇。但徐文禾不放心，她决定交满20年。她担心等到自己退休时，年限还可能延长。这种不安全感来自父辈的经历。徐文禾的父亲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后，开始缴纳城市社保，等到快满六十岁，才发现缴纳年限不够，只好一次性补缴了好几年的社保。 如果还能找到工作，许多中年人不会优先考虑办理灵活就业。原本，徐文禾想着，等处理完家事，自己还要回归职场，她先在朋友的公司做了代缴，保证社保的连续性。等到五月，又决定生二胎，她判断自己往后很难再找到工作，才转成了灵活就业。 和徐文禾一样，35岁的陈怡，交社保已经13年，准备再自己交两年，至少凑够15年。今年四月，她从行政岗位上被裁员。因为找不到工作，为了医保不断缴，她只能办理了灵活就业。 对于突然失业的中年人来说，多出两千多元的社保支出，生活的负重又增加了，他们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找到，什么时候找到，相比社保，找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稳定的工作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往往就不用担心社保的问题，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年轻人天然不稳定，容易跳来跳去，而中年人，则随时背负着失业的风险。 2021年，冉冉大学还没毕业，就进了这家公司实习。那时，因为“一体化管理”，她也被卷入公司的加班风气中。早上九点打卡上班，下班卡到能赶上地铁末班车为止，能延则延。最麻烦的是，公司规定一个项目组要一起下班，冉冉的时间常常耗费在等待组员的过程中。不加班的日子又都在出差，最久的一次，她在外地待了三四个月，每天的生活只剩下办公室、食堂、酒店三点一线。 冉冉是安徽人，地理位置的接近，让上海成为一线城市中，最顺理成章的选择。初来上海，陆家嘴的繁华也触动过她，但在相册里留下的光鲜很快就消散了。单程通勤超过1小时，“路上的繁华是一种与我无关的繁华”。 工作不止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也开始侵蚀她的身体。有几次熬夜，心脏开始出现针扎一样的刺痛感。有一回在公司，她忍不住和熟悉的同事们抱怨，“加班太久了，心脏不舒服”。结果领导说了句，“正常，熬夜就会这样”，轻飘飘地回应盖住了心脏疼痛的恐慌。而领导自己也有类似症状，冉冉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但她知道，“这个环境把病态的事情当成正常，那只能说环境本身是病态的”。 想离职的念头越积越沉，直到今年3月，一次大面积返工，让她下定决心。“我不想一直等，我不可能永远二十多岁，还是想试试有生命气息的生活。” 陈怡原本没想过办理灵活就业。那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她是待了七年的老员工。年初，领导曾经提醒她，今年会有裁员。“最后一天”来得很快，公司对所有处于哺乳期和休产假的员工进行了梳理，分别进行谈话协商。陈怡考虑，“过了哺乳期，保不准公司还会有下一波裁员，可能马上也轮到我。”她没有选择留下，拿了八九个月的赔偿，离开了公司。 早早拿赔偿走人，也是想抓住金三银四，迅速找到下家入职。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找工作的难度仍然超出了陈怡想象，面试基本没有到过第二轮。还有一些刺痛她的对话会反复发生： “孩子多大？” “1岁，我们家三个老人带孩子，完全不用我操心孩子的问题。” 对方会追问：“这种情况下你能接受加班吗？” 陈怡明白，对方这么问，已经表明了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别大。她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标准，也开始投递前台等岗位，但连简历关都过不去，“对方觉得太资深了，超出条件”。 没办法，陈怡只能考虑转行。她去一家中介机构当起了兼职，每租售出一套房，就能获得提成。虽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单。但这成为了她的新事业，兼职不需要坐班，她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中，年轻群体越来越多。摄影师、撰稿人、画师，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工资并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但风险也很明显：接单量并不稳定。 金昊是模特，主要接一些淘宝商演、展会等活动。他明显感觉到，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了。以往，他每个月平均能拿到1万左右的工资，但现在错过一单，就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收入。光景好的时候，他的日程表上，未来几个月都被提前预约了。到了今年，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开始出现空档现象。 工作机会缩减的同时，竞争对象也变多了。刚入行时，遇到活动招募模特，10个人里头选5个。到最近，变成了50个人中选5个。一些奢侈品活动，被选中的难度会更大。今年三月，宝格丽展会选模特，100个人中选出8个。候选人要经历三道关卡，先筛选个人资料，再线上面试选出20个，最后线下定最终的八个名额。金昊被卡在线上面试，错失了1000块钱一天，持续40天的大单。 除了订单量不稳定，灵活就业者还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 艾影今年26岁，在决定成为一位自由摄影师前，她待过两家公司，最后实在不想上班，“坐在那里很占用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创造力”。因为喜欢摄影，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她，转行到摄影。为了抵抗风险，她同时还在网上做家居博主，也接一些运营工作。她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类，刚转行，就有朋友帮忙介绍客户，她也顺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户的认可。 但一旦遇到变量，就可能意味着没有收入。去年初，她和男友在上海市区租了一间工作室，每个月房租一万五，押一付三，几乎搭进去了两人全部积蓄。结果遇到疫情，关门两个月，那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后，两人注册了一个公司，社保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但也是自己出，涨价后一个月5700块钱，还增加了许多开公司的隐形成本。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人本身都是随波逐流，交不交社保，也变成一件随缘的事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医疗反腐，“性贿赂”成了最热的瓜。#医药代表性贿赂医生#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惊人的5.2亿，发布的媒体多达108家。 医生和药代（医药代表），这两个群体的从业人员，加起来至少超过600万人。媒体设计了一个猥琐的话题，然后一哄而上，将两个职业打翻在地，踩在泥里，任人践踏。 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各类关于“药代性贿赂医生”的小黄文，有“前药代自述”的，有“听朋友说”的，有“我有一个同学（邻居）”或“我有一个前同事”的，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龌龊的细节，内容劲爆，堪比限制级小电影。 平日里不敢谈性，压抑太久，一旦开了闸门，便是满脑子的马赛克，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 有自媒体大V，震惊体重现，把“震憾”“无T”“随时”一类吸人眼球的词汇全用上了，文章自然是妥妥的十万加。 又有某网络大V，用“性价比”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性贿赂对于女性“性价比最高”，对于男性“性价比最低”。 也许在这位的眼里，以权谋私玩弄女性的衣冠禽兽，是可怜的受害者，无辜的“小白兔”? 世上最荒唐的，也莫过于此了。 中国的一些文人，一贯就是这副德行：纣王无道，妲己是罪魁祸首；安史之乱，杨贵妃就该死有余辜；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陈圆圆便成了红颜祸水，被千夫所指。 历史，就这样写满了荒诞和荒谬。让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背祸国殃民的锅，再骂上几句来装逼显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一些读书人究竟有多无耻，从这里可见端倪。 河南信阳，30余人向信阳市原公安局长李长根行贿以获取职务调整，也就是俗称的“买官”。 但是，李长根落马以后，向李长根“买官”的人，姓甚名谁，至今秘而不宣。而网上有消息称，那些行贿者，有一些甚至仍然在政法队伍中任职。 还是在河南信阳，上个月有媒体报道，一镇长涉行贿案件，还上了法院的判决书，然而并没有耽误他升官。媒体曝光了，至今也没有看到当地的回复。 湘雅二医院的刘翔峰，明明病人没事却说成是癌症，切一段正常肠子吓唬病人捞钱，媒体评论称“把病人当摇钱树，手段之卑鄙恶劣令人发指”。从丑闻曝光，差不多整整一年过去了，还没有看到后续责任追究的相关报道。 以上说的这几例，都来自媒体的报道。行贿受贿也好，医疗腐败也好，随便拎一件出来，都比所谓的“性贿赂”更值得关注。可再大的事，竟然都不如裤档里的这点事热闹。“性贿赂”成了医疗反腐中最热的瓜，是谁在有意带节奏？ 而这场网络狂欢，正在异化，从女药代，漫延至对所有女销售的羞辱。女人，长得漂亮的女人，又背上了红颜祸水的原罪。 我去看了另一个话题，#全国多地公布涉医药领域腐败举报方式#，目前的阅读量，却只有少得可怜的400万，发布的媒体只有9家。这正常吗？ 2021年5月20日，链家前董事长、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左晖因病去世，年仅50岁。 一些人在网上破口大骂，连“死者为大”的传统都不顾及了。 尽管在整个房地产链条里，中介是最低端的环节，但网络还是把对高房价的愤怒撒到了中介头上。 买不起房骂中介，赚不到钱恨资本，看不起病怪药代。 自古公公好威名，柿子专栋软的捏。互联网上的狂欢，从来就是如此。 我非常厌恶这样的狂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今天以一句网传微信妙语开篇 : 韭州大地，可割可弃。“九”是韭菜的韭州，“歌”是收割的割，“泣”是抛弃的弃。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下中国网民聚焦的事件：1，为保雄安而遭弃的涿州，以及河北两百多万等待救济赔偿的灾民，还有无数死不瞑目的冤魂；2，倒查20年反腐运动中即将被收割的各行各业专业人士。 一篇题为《漏船载酒泛中流》的网文这样写道：小半个中国泡在水里，河北灾民向政府讨公道，灾区满目疮夷触目惊心，各级官员对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而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竟然是自己接收，中共国一片哀鸿遍野的末世风景。天津告急，保定浸水，其他省份没有台风，也满城汽车耕水而行，证明都是人祸放大了天灾，正当雨季，长江与黄河流域还会发生不同的水患。灾民数十万之巨，家宅夷为平地，无处容身，政府如何安置？百姓的生财工具尽失，农民丢去土地，生意人血本无归，一家人如何活下去？城镇遭水劫，清理重建是大工程，地方政府囊空如洗，去哪里找钱？ 中央电视台指水患是雨多的关系，与泄洪无关，灾民集体到政府门前讨说法。政府讳言泄洪，因为泄洪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人命财产损失政府要赔偿，推给天灾，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在灾民看来，灾情的起因不弄清楚，日后政府卸责，民众便无处说理。 现在乡镇一级最多的是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回乡的农民工，正当血气方刚，本来对社会现实就一肚子不满，再加上灾后生路尽毁，政府不作为谎话连篇，再加上向政府讨公道还要被喷胡椒水，试问这一口气如何吞下去？ 灾区的政局必然恶化，官民冲突难免升级，河北出动武警对付灾民，各省市也要出动武警镇压各种社会动乱，终有一天，武警不够用，到那时，靠什么维持政权稳定？ 正如一艘船舱漏水的破船，中共在历史洪流急湍的波峰浪谷之间载浮载沉，正失控被冲下历史长河的入海口，更惨的是，没有人在远方搭救他们，中共靠自己也无以求生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毁灭，中共走到今日的困境，都是习近平一手一脚胡乱作为﹑倒行逆施造就的。习近平上台之初，少数仁人志士要求政治改革，大多数中国人仍沉迷于现世安乐。习近平极端倒退的国策，加剧中共与底层百姓的对立，旧的矛盾没有疏通，新的矛盾不断迭加，经不起一再激化，官民已到决裂的地步。官民矛盾的激化，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开始。江朱胡温朝也有官民矛盾，但当时中共还有一定声望，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情况尚好，人民生活过得去，政府说的话还有人相信。轮到习近平，政府撒谎更公开更无耻，手法更低劣嘴脸更难看，结果是唤醒更多被洗脑的民众。 经济救无可救，外交空前孤立，民生凋蔽无以治理，因此习近平近来既不谈经济民生，也不谈外交，一心一意搞党内斗争和准备打仗。内防部下哗变颠覆他的地位，外防美国与西方步步压迫不给生路，满目苍凉，寝食难安，只想到“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的悲惨结局。如此的精神状态，岂有自信可言？又如何谈得上东升西降的大话？ 党内斗争伤党的肌体，准备打仗伤国之根本，两件事都不利于国计民生与江山整固，等于在那条漏船上凿更多大窿，让水进得更凶，船沉得更快。 网友@佛瑞德里希4th发帖说：有人说黄泛区不是一种地理，而是一种地位。没错，中共这次泄洪更是用事实证明了，决定洪水流向的，不是地理上的海拔落差，而是承受灾情的人们在权力等级上的落差。这次泄洪的操作，已经体现出了中共在面对危机时的最新行事风格。这次泄洪时，政府的操作若形容得粗鲁点，就象尿床一样——半夜悄悄把水放了。然后代价是无数在权力格局中处于较低地位的人，家园陷入污泥浊水。 面对由恒大、碧桂园等企业爆雷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中共的处理手法，是不让恒大破产，把无法处理的坏帐“拖”下去，把危机冻结在金融系统之内，风险是谁在承担？是银行，也就是把钱存在银行的普通储户。面对财政枯竭的危机，你看得到的，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堵住了想呼救想发声的嘴，然后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敛财。从谁身上敛？从居住在权力格局中低海拔地区的人身上。 另一种泄洪正在发生。政府正在悄悄的把财政危机的洪水，泄到权力的低海拔区。为什么现在大搞医疗反腐？在中共国这样的匮乏帝国内部，知识分子，靠技术吃饭的各种专业工作者，长期处于权力的低海拔区。财政危机的洪水，当然要悄悄往他们身上泄。不论你是怎么赚的钱，不论你那些“灰色收入”当初是怎样公开的秘密，全行业的通行做法，你积攒的财富都需要交出来。养肥的猪，要宰了。民企的第一桶金，几乎都是经不住“倒查三十年”的。在改开初期，在许多领域，政府都没来得及完善规章制度，当时有许多政府和民间做法都是在“大胆尝试”、“勇于创新”。严格说来就是违规操作。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让无数富豪涌现。同时也留下了无数违规操作赚取第一桶金的“黑历史”。这些所谓的中产富豪，靠技术吃饭，自认为“没有问题”的人，多是离官场稍远，对政治风险不敏感，深信中共各种宣传的人，他们的资产几乎全部放在墙内，他们的人生规划也基本全在墙内，就算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他们想的也是让孩子未来回到中国继承家业，走父辈已经走通的专业道路。他们，就是中共圈养多年，此时要屠宰的肥猪。 政府面对的财政危机，正悄然演变为一场覆盖全国的财产权风险。你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只因家底丰厚，也被“倒查三十年”，抓住你早期随大流的违规，把你多年积蓄统统罚没。洪水这种灾害，有个特性，就是无孔不入，当它汹涌而至，淹没所有低洼地区，你只有逃往高处，才能避过浩劫。中共正在把自身面临的财政危机，把由自己的倒行逆施、历史积欠构成的天量债务，悄然转化为一场淹没所有人财产权的洪水。这场隐秘的泄洪，已经让你的财产权浸入一片由中共官场特权暴行构成的污泥浊水。当你的工资不是你的工资，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你的积蓄不是你的积蓄，当每一个原本天经地义的“是”，都需要你额外的争取才有可能得到确认，维护最基本、最日常的财产权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主题。
前美国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退役海军少将史达曼(Michael Studeman)星期一(8月 7日)在华盛顿发出警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低估了入侵台湾的后果，一旦他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那对中国、对习近平、对全球都会有毁灭性的影响，而美国要做的是运用所有方式遏阻战事的发生。 7月才退役的史达曼少将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遏阻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当前的印太地区犹如一片干草，星星之火便可迅速燎原，一旦战争发生不会有真正赢家，因此美国希望能与中国保持热线沟通，如此才能遏制火星的萌发，但是日前双方的关系存在问题，因此地区安全环境极具挑战，美国也在用尽各种方式避免台海发生战事。 他说：“我同意我们必须检视能防止一个战争环境或危机发生的所有形式的影响力，因为那不仅对中国和习近平白己的地位带来后果，事实上对全球都是毁灭性的。因为我认为如果他对合湾做出行动，最终会发生的事情将导致这位主席和总书记的垮台。我认为他低估了这一点。” 曾在2020年11月被爆出在担任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任内秘访台湾的史达曼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各种胁迫行为正在破坏西太平洋稳定，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都对此感都到担忧，但是北京当局却不认为是自己的行为导致这种结果，反而认为是所有人在围堵中国，因此它必须采取作为来突破围堵。 在台湾议题上，史达曼说，北京领导人见到的是它所称的美国正在偏离“一中政策”、有一些关于支持法理台独的言论、对台湾要战略清晰，以及越来越多人访问台湾，等待，这些都使北京当局认为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当经济和外交施压无效后，剩下的就是使用军力了。 “我(北京)是否在台湾周围增加我的部队，试图使他们精疲力竭，以便对美国发出信号说，继续朝改变现状的方向走会受到惩罚。军队被用来起到在形塑议题上其他工具所达不到的效果，”他说。 史达曼说，在中国人的想法中，经济没有做到警告信号的作用，外交也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只剩下军事手段，而且他们积极的使用这个手段来发出信号。 “如果你不听我(北京)的关切，并看到这些做法已经按近红线，那么我就要使用军力，而且我们必须以更有力的方式来做，包括发射导弹越过台湾上空，以展示我们的政治信号。他们想要阻止他们看到的增加台湾独立的负面趋势，比如从事实独立专为法理独立，对中国方面来说那是错误的方向，因此他们要采取行动把这个趋势扭转回来。” 对于如何形塑北京领导人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史达曼坦承，在中国的独裁体制下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习近平的决策过程、谁敢对他说真话，因此要预测他对台湾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就变得比较困难。 哈德逊研究所最近发布一份以中国对台湾的企图为主题的报告说，美国在西太平洋面对中国的防卫态势在现实上无法以足够的部队数量来达到压制解放军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能力、与可能发生冲突地区所占的地理优势，以及只需要专注于范围狭窄的一组对手等条件，都能让它比美军更快速地集结部队并对准美国的脆弱处，再者，美国国防部负有的全球性的责任，这也使它无法把部队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围，但中国却能将其大多数的防卫能力投入印太地区。” 这份报告说，美国军方需要持续改善它防卫台湾的能力，但任何只谋求增加弹药库存及部队结构的策略，都注定无法让美军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等地区建立优势，乌克兰战争己经凸显，影响盟友与敌人的看法与取得实地进展近乎同等重要，因此美国国防部应该将劝阻行动(campaigning for dissuasion)视为美国国防与情报界主导的一系列行动，以系统性地建立一个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法的基线，衡量这些想法如何变化，并最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去影响它们。”
每到中共北戴河时刻，都会传出习近平被软禁或者大权旁落之类的“谣言”，去年如此，今年亦这样。这类“谣言”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论，不过，对习近平的权力现状，有必要认真探讨。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因为正值华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灾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是人们看到在中共高层，出现在抗洪一线的高官，只有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当局特意强调他是受习委派来指导抗洪的。其他高官集体隐身不见，这引发了民间的强烈非议。在此情形下，总理李强8月8日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在北戴河召开的，因为此后几天官媒再未报道李的任何消息，其他领导人亦继续隐身。当然也不排除李强为召开这次常务会议专门回了一趟北京，会议一结束就又去北戴河了。 按惯例，北戴河休假一般两周，7月底到8月15日结束。外交部7月30日已预告例行记者会将休会两周。这个例行记者会基本每天都会举行，但从8月1日到现在，尚未举行一次。假如李强因华北的洪灾而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中南海北院处理政务，至少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同时返京，不可能只李强一人回。但现在这些人都未现身，由此可见，对中南海的要员们来说，哪管外面洪水滔天，在北戴河自岿然不动，照样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浪的逍遥日子。 只要习仍在位，中国经济困境难解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好心情享受这番美景，他正面临着一大堆麻烦事要处理。首要的还不是洪灾，而是经济。洪灾短期内就能过去，但今年来的经济非常不理想，几乎所有的警报都响起来了，他要好好想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利用这个难得的十多天休假，把思路厘清，所以宁愿背负不去抗洪现场的百姓骂名，召集他的幕僚思虑对策。 但是他将很难找到“解”，因为造成中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由于他大权独揽，政令己出，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扰乱了经济规律，让中国经济彻底熄火。虽然当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把经济搞上去，密集发布各类政策，几乎把过去压制资本的做法推倒重来，然而效果依然不彰，市场依然低迷，民众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在于，习对经济、社会和这个党伤害太大，只要他还稳坐在高台上，资本就会继续选择用脚投票，不愿用脚投票的，就选择躺平。这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一种习惯性的反应。 习的幕僚们应该清楚这点，但是他们不敢去提醒他，担心会被他认为怀有二心。习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之源，外界不清楚，然而，即便他了解，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要放下一点权力，或者有放下一点权力的表示，外界就造谣，说他不行了，已被控制或拿下，很多人就想对他跃跃欲试寻“仇”——哪怕是心理上的。过去10年，他结下的冤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而在疫情三年，他又把草根阶层得罪，所以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龙庭之上，用权力层层来确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对此他倒有自知之明。 秦刚、火箭军事件伤了习权威 最近的秦刚事件和火箭军领导集体的一锅端传闻证明亲信也是不可靠的。如果说，秦刚虽贵为外长兼国务委员，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构不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论基于何因被罢免外长，他对习的伤害是软性的，但反过来说，秦刚没有按照习的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了问题，从权力的角度看，也就是没有紧跟他，对他的权威是一个伤害。 相比秦刚，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不论因贪腐还是涉儿子的涉密案，对习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既有软性的一面，也可能有物理的一面。李或许对习并非不忠，然而，假如他爱财——这种可能性更大，在习三令五申不准贪腐的情况下仍然大把大把捞钱，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习和习的事业。习把火箭军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原本指望他能够看管和发展好这个重要军种，他却只想着在这个岗位上捞钱，或者以前一直在捞钱，又会有多少心思用于火箭军或其他军种的建设？这是对习软性伤害的一面。物理伤害的一面表现在，不排除李一旦发觉腐败东窗事发，会先采取某种极端手段自保，从而直接或间接威胁到习。林彪和毛曾是生死之交，两人关系远非李习关系可比，可当两人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他的儿子却招募了敢死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由此来看，焉知李玉超或他的同党对习没动类似心思？ 总之，在政敌四面环伺下，习会觉得自己不安全。也许除了极少数亲信，他连他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这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现在的政治言，他的集权独裁程度又罕见。从过往的案例看，对独裁者人身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对派，而是他高度倚赖的、拥有专政手段和能力的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将领。军队独特的环境，对忠诚的强调，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心，他是有实施工具和能力的。这就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控军队甚至建立私家护卫队的原因。 习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门与岗位，全部启用自己人马，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表面上，任何人奈何他不得，想对他搞小动作，难上加难。但如上所述，大权在握不表明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对全局的掌控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毛的极权是中国亦是世界极权史的极致，可连毛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有大权旁落之忧虑。习的极权由于有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的相助，在统治工具上比毛时期来得更精细和先进，然而，习没有毛之大才和胆识，官员们服膺他不是因为尊崇他，而是害怕他，这跟官员对毛的权威的真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后者也有很大的宣传造神所导致的成分。 今年的北戴河比往年更不平静 今天当局对习的造神也是不遗余力，可效果差强人意，甚至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把他当作一个笑话，虽然表面上他们对习恭恭敬敬，恭维有加。可以说，官员比起一般民众，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来，在对习的认识上，会更真实，更不可能去崇拜他，因为他们能透过萦绕在习头顶上的那套光环，知道他有几斤几两，看清他的底细，对他是畏而不敬。 习的亲信则更进一步，因为他们近距离接触他，当局刻意塑造的那种距离的神秘感，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的考虑自觉和习捆绑在一起，做出一副无限忠于习，维护习的权威的样子，好让习对他们放心。但是他们也做好了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准备，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习，会留一个心眼。原因在于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况，名为世界老二，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哪一个漏洞出现泉涌，都有可能导致决堤。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信仰而对习死忠。习当然也知道他的高级干部队伍里这种情况，对他们同样不放心，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他就要观察他的亲信会如何反应，有没有背叛他的迹象。不排除火箭军一锅端遭整肃不只是出于腐败原因，而是忠诚出现了松懈。 客观评估，尽管出现了秦刚特别是火箭军的事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强大和牢固，但是，二十大刚过半年就几乎同时发生这两起事情，说明他亲手筑起的权力大厦开始在松动。对独裁者来说，倒塌起于亲信心理出现背叛这个青萍之末。中国社会和党内对习的不满早已累积到一定程度，他的亲信也早就感知到这点。因此，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注定会比往年更不平静，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怀鬼胎也一定会加剧，从而使得习确实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年代，为自己保得一个平安。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李嘉诚七折卖楼（房），引起全世界震荡。有人说，李嘉诚贱卖新盘，是因为香港过去楼市升得太厉害，李嘉诚调低售价，只是预防香港楼市过热的措施。 我还从没见过地产商主动抑制楼价的事，楼市过热，吃亏的永远都是小业主，地产商趁楼市热大赚，即使楼市冷下来，他也已经赚够了。我不知道李嘉诚手上还有没有其他楼盘，如果有，甩卖只是倒自己米，如果没有，他不是要给其他地产商骂死？ 李嘉诚此举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对香港未来投一张不信任票，这不是一个楼市信号，也不是一个经济信号，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自中共国安法公布，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实施严酷管控，香港的法治一路衰败，港人的自由一路削弱，香港的政治环境恶劣，营商环境恶化，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由排名68，暴跌至148；而一项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由全球第3跌至34。近年香港人移居外国的人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其中大部份都是专业精英；香港与中国签定货币互换协议，香港库房成为中共的提款机；中共战狼外交得罪全世界，香港也从万人迷变成乞人憎。 政治环境的恶化，导致不少跨国公司将总部迁移至新加坡，外资大行也大量裁员以适应未来暗淡的前景。 香港的政治环境不妙，因为香港政府只是提线木偶，中联办与港澳办是特区政府的太上皇，国安公署成为香港警察的顶头上司。从前政府依法办事，商人可据理力争，此后商家们只是中共砧上肉。 经济环境变，是因为政治与文化环境变，香港前景之不妙，建基于中国前景之不妙。李嘉诚七折卖楼，基于他对全局判断的悲观预期。 美中关系恶化，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外贸﹑科技﹑外交﹑军事上的制裁与围剿永无止境，中共内部经济处处爆雷，社会问题丛生，最致命的是政府束手无策。习近平对现状绝望，对未来悲观，全部心思只用在清理门户与准备战争，已无心内政外交。 经济恶化带来民生困顿，社会不稳，民变四起，中国的政治大动荡正在酝酿之中，中共一旦崩溃，香港无以置身事外，到时天下大乱，地方割据，难民蜂涌而至，香港将成为失防的孤城。 对香港未来的悲观，基于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基于内外局势不可救药，李嘉诚七折卖楼，出于他高度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他在灾难来临之前预为之谋，走得快好世界（比世界快），原因正是他对世局的认知比一般人更宏观更前瞻。 李嘉诚一生勤奋用功，对知识如饥似渴，有过人的胆识，做生意进退有据，判断政治动向和时代潮流高人一筹，他每每敢为人先，又能在危机来临之前安全撤退。早在2013年，李嘉诚就抛售大陆地产项目，当年官方媒体以“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对他施加压力，李嘉诚不为所动；多年来李嘉诚也先后抛售一些香港的项目，不过做得低调而已。面对社会舆论质疑，他顾左右而言他，多做事少说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快刀斩乱麻，我行我素。 李嘉诚长袖善舞，他与中共及特区政府维持体面交往，中共有求于他从不推托，但他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做卖笑争宠的事，不做中共的跟班。中联办为梁振英助选，李嘉诚票偏偏票投唐英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特区政府暴力镇压，李嘉诚公开呼吁“对接班人手下留情”，冒被中共报复之险为香港说情，他爱惜香港又特立独行，因为有主见有底气，不作墙头草。 他在香港发达，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一切，但这个香港主要是港英时代的香港，香港优良的制度，香港人的拥戴，造就他恢宏的事业。他对香港感恩，眼看香港在中共手上一路沦落，难免有不忍之痛，这是不问可知的。 李嘉诚七折卖楼，与其说是他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不如说是他在对香港人发出政治预警，提醒我们来日大难，早作打算，不管他有心无心，我们都不要低估他的政治智慧。想走不想走，能走不能走，大家都多预留一点回旋馀地，以免灾难临头时慌不择路。 有人又会笑我想多了，我的人生哲学是宁肯想多不要想少。李嘉诚此举有异，引人深思，以上推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他们在安全的时候好勇敢。 1 今天刷手机，在网上看到两个短视频，觉得特适合放在一起说一说。 一件事发生在杭州，有位网名“铁头惩恶扬善”的某音网红，日前冲进新东方培训机构的校区大闹，在严厉指责该学校“违规补课”之后，还现场打电话进行举报，还扬言说：“只要这家店敢开，以后我天天来。”然后把视频分段发到网上赚流量。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北京某苹果专卖店，一位红衣大妈现场摔砸苹果手机、平板电脑之后，大骂所有用苹果的都是美日走狗、汉奸。情到深处，居然现场叉腰来了一段诗朗诵：“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然后现场抽查所有来店顾客，会不会背这首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年初老谋子那部《满江红》里的秦桧成精了。 红衣大妈大闹苹果店，砸iPhone，大骂用iPhone的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走狗，当场激情背诵《满江红》《定风波》《木兰辞》，并且抽查路人背诗，最后被救护车强行拉走。 pic.twitter.com/J1kaQSUcnV — 猫神 (@maoshen04) August 10, 2023 与杭州而“铁头”哥惊人相似的，大妈在被救护车拉走时，也霸气的说了一句“等着吧，我会出来的！”——这一句，似乎又疑似《喜羊羊》里的灰太狼先生附体了。 说正经的，在看了这两段视频之后，我总觉得此二位虽然性别一男一女、事发一南一北，一个发抖音一个背古诗，但他们在气质上总有某种莫名的迷之相似之处，并让我产生的了非常强烈的既视感。 想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既视感来源于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说的那个名段：阿Q在被赵四老爷扇了那一嘴巴，质问“你也配姓赵”，心中一直郁郁。结果某天路上遇到个小尼姑，便突然伸出手去摸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如果把前后文都挡上，单看这段，你问阿Q欺负小尼姑，有什么明确动机么？似乎没有，那他一个未庄“灵活就业人员”怎么突然平白无故的想起帮庙里纠察起作风纪律问题了？一定要问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在接连挑战了未庄从赵四老爷到王胡、小D的所有阶层之后，阿Q发现上述人等他一个都惹不起，还总挨他们的欺负。可频繁受辱，心中却又积累了一股邪火要发，那发给谁呢，只好欺负小尼姑了。 其实尼姑和和尚有没有那一腿，对阿Q压根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他知道小尼姑与赵四、王胡、小D们不同，是无法拿他怎么样的存在。既然你没法拿我怎么样，那我就可以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上肆意的找你的茬、欺辱你、嘲笑你，并且把它当做“战绩”嚣张的拍成视频，以换取同样压抑、有此心理诉求的人的浏览、点赞。 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虽然找茬的事由不同，但两个人临走时留的话都惊人的相似——“我会回来的”，“以后我天天来”。这其实是一种宣告，证明站在安全范围外欺辱他人以发泄这种事，的确是让人上瘾的。 网红“铁头”和红衣大妈试了一次之后，发觉这么干挺爽，而且无论新东方还是苹果店，似乎也真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大胆宣誓：以后要还来！——人家就迷上这一口了。 你看小说里的阿Q在壮起胆子捏了小尼姑那一把之后，不也觉得上瘾么。只不过阿Q还没有这两位那般无耻，不敢公然宣布“以后我天天查你和和尚那事儿”罢了。 然而鲁迅依然不客气的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Ｑ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同样的，无论头铁网红，还是红衣大妈，他们永远那样得意，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在此一刻灵魂附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这是最近挺火的某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其实这歌词说了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学现象，那就是“代偿心理”。很多人在当自己追求某种东西追求不到，因而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就不再去追求原来的目的了，而是试图“重新”假设一个目的来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尝试扮演自己在原有目标中无法满足的那个形象。所以勾栏里的小姐最喜欢装的三贞九烈，而去了势的公公最喜欢打扮的雄风威然。 这种代偿心理反映到现代，就是你会看到越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那些谁也惹不起、只能在村头镇口闲废的街溜子，只要你敢给他起个头，痛斥一下美帝日狗狼狈为奸、扰乱世界的狼子野心，他能兴奋的跟你从白扯到黑，没准说到激动处，也能朗诵个什么“靖康耻，犹未雪”出来。 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些让他们如此“义愤填膺”国际大事对他们这等人的生活真有半毛钱的影响么？他们是真去过美国啊，还是用得起苹果？ 别扯了。对他们生活真有影响的，其实是比这些鸡毛蒜皮的多的市井小事。 比如他单位的领导违反劳动法让他无偿996加个班，或者他家孩子的学校老师看人下菜碟、又在学校里给他家孩子穿小鞋了。 可是无论单位的小领导，还是学校里小老师，对于他这等小民来说，那都是惹不起的存在，他们如果敢在这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情上义愤填膺、奋起反击，多半是容易遭到报复的。就连上下班挤公交，看见有无赖多占座位，他们都未必敢上去伸张正义。因为这年头有点小权就喜欢耍耍的人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哪片云彩下雨”——这是小民们苟且的生存智慧。 可是“威名”还是要“好”，生活中积攒的压力还要发泄。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去新东方拍视频大闹，或者去苹果店朗诵《满江红》。反正无论是民资还是外企，他们与阔论者们厉声批判的美帝、西方、资本家们一样，是没办法拿这些人怎么办的。 他们明白得很，在他们卑微生活中所有能看得见的“云彩”中，只有这一片，是他们怎么骂也不会打雷下雨的。 是的，在这个心理发泄的食物链中，美帝、资本家、新东方和苹果店扮演了那个毫无威胁的小尼姑，可以让“今阿Q”们肆意表演他们现实中最欠缺的英勇形象。 在这种表演中，阿Q们笑了，十分得意，看客们也笑了，九分得意。只有涉事的新东方和苹果店里的员工哭了——好不容易熬过了疫情，这才开门做了几天正经生意啊，就来这么帮神经病闹腾，还叫嚣要天天来。真被他们得逞了，这生意还咋做？经济还要不要复苏、就业还要不要拉动了？ 求求这帮大妈和网红了，多少做个人。无论你打着什么样的大义名分，不要做一个“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在免费的时候才慷慨、在愚蠢的时候才真诚、在浅薄的时候才动情”的人。这一点也不英勇，这很可笑。 而且，你就不怕这种事做多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么？ 3 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见证》。 这书里讲过当年苏联一些很有意思的古怪“民俗”——比如他说，当时苏联干部住的是单位分配的筒子楼，厨房是公用的，于是包括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在内的大量苏联人都养成了个习惯——趁邻居不注意，喜欢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到头来弄得大家都知道自己喝过别人的痰，也因此都会往别人的水壶里继续吐，因为不吐岂不是亏了？ 用今天的话讲，肖斯塔科维奇说的这种恶心现象，就是标准的“底层互害”。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会形成这种古怪的风气，到底是为什么？须知肖斯塔科维奇和分到他旁边的那些同单位邻居，可都是文化人。 说白了，就是大家在明面上活的都过于小心翼翼了，在公交车上别人踩了你的脚，你都最好先问清对方是不是克格勃的再让他挪开。有很多人心中怀着戾气不敢发泄，就靠往别人水壶里吐痰这种恶心招数来互相使绊子。靠看着别人吃瘪，自己又绝对安全，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 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段子提示我们的一点是，那些看似安全的互害式发泄，做多了迟早是会反噬自己的。阿Q在未庄之所以受了王胡、小D们那么多欺负，本质上讲是因为王胡、小D怕也是挨过赵四老爷的巴掌，却不敢对比他强的人反抗，只好发泄在阿Q这里，而阿Q又发泄给小尼姑，这个戾气也不会在小尼姑这里平白无故的消失。就像苏联筒子楼水壶里那痰吐来吐去，只会越来越多。 同样的道理，那些喊习惯了“抵制美货日货”、“资本家挂路灯”的人，他们跑去新东方或苹果店实际行动，或者看着这样的视频点赞叫好，打的心里算盘都是觉得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绝对安全的。毕竟打的是“爱国”“反资本”的旗号。 可是如果外资和民企的声音真的被他们这种胡闹这听的做不下去了，销声匿迹了。到时候这帮人又会跑到谁的水壶里去吐痰呢？他们自己的水壶里又会有多少别人的痰，那可就说不准了。 所以虽然这位“铁头”网红和红衣大妈在视频中的行为看上去滑稽可笑、有类疯癫，可我真的一点都笑不出来。 因为看着他们靠这些视频博得的流量、点赞数、以及大量说他们“勇气可嘉”、“至少本心是好的”的留言。我着实不知道，如今我们的身边，那些感觉自己嗓子里有痰，不敢在别处乱吐，就打着各种大义名分往别人水壶安全的吐的人，到底有多少。 最可笑、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这帮人，永远热衷以这种胡闹“表演英勇”——去不知，这种勇敢，恰恰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最欠缺的。 网红举报新东方； 大妈怒砸苹果店。 Q爷专欺小尼姑； 公公自古好威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