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财政吃紧，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薪。吉林就连退休金也被停发。甚至有政府向寺院借钱，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做好自谋出路的准备。 “八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要发工资，我们要生存”。近期，广西桂林市广电局门口，三十多人在拉横幅，讨要工资的一段视频流出。对此，本周四，桂林网信办通过桂林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网传桂林广电系统职工限入财务困境，半年未发工资的辟谣》，但是未解释视频中的请愿者是谁，更奇怪的是官方为广电系统职工“财务困境”辟谣，而不提广电系统的财务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就此致电桂林市广播电视局，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另外，本周一（4日），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因为领不到每月一日发放的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现场视频中，退休教师要求当局立即给一个说法。 刚从山东回到山西的退休公务员周先生，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在山东的同学告诉他，滨州各区政府，部分公务员就连八月的工资都没发放：“滨州公务员，那些在岗在职的体制内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了，上个月开始拖欠工资。原来是某一个区政府拖欠工资，现在大部分区到现在一个多月还没发工资，再加上事业单位。现在政府工具箱（措施）里都没工具了。” 天津市有区政府据称向寺院借钱 天津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市河北区等至少4个区政府部门财政吃紧，很多部门的公务员已被拖欠工资达数个月。据网民称，有官员到当地大悲寺院向主持借钱，结果寺院也哭穷，拒绝了借钱的要求。 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胶州市多个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被停发工资已经数个月：“青岛、潍坊、高密，我们当地好几个乡镇，春节后到乡镇，公务员工资没有发或者发一部分。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政府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现在有很多。” 南京市财政吃紧区政府相互借钱 据网民披露，今年8月份开始，南京市高淳区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未领到工资。最终在南京市政府的协调下，由江宁区政府动用财政，借钱给高淳区政府。此外，溧水区政府也出现财政紧张。南京网民告诉本台，当地许多工程停顿，各行业近乎静默状态。 截止目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并未发现大批公务员因领不到工资，上访维权的现象。对此，张先生解释，许多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加上之前几年，政府通过卖地收入赚了不少。他说：“公务员几个月不发工资，没有人去造反，他们的灰色收入就够生活了。另外，他们有退休和医疗保障，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 武汉慈善机构员工被告知政府“没钱” 武汉市江岸区一慈善机构的前工作人员李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区政府已经停止向慈善机构拨款。她说，区政府要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慈善机构他们专门募集资金，然后捐给贫困或者残疾儿童，属于政府机构，叫社区服务中心，他们的工资原来也是政府拨款，现在没有款拨给他们了。区里跟他们讲要他们自己解决。” 李女士说，此前，当地许多社区的募捐，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但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加之外国民间机构的捐助在中国《反间谍法》7月生效后，近乎归零。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文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期间，因国家走向而受到元老们斥责。有分析认为，中共元老们已经被严加看管，不可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妄议中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峰会，引起国际舆论揣测。曾经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的中泽克二撰文写道，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似乎是个前兆。尽管北戴河会议召开从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闭门会谈的细节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文章称，现今的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时青年失业率恶化到中国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此外，两名火箭军高级将领遭到整肃解职的消息7月曝光后，军队陷入骚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外界对外交部长的疑虑仍余波荡漾。“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个月底习近平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并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还大谈反恐、反分裂斗争，相较之下，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谈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再对照今年的谈话可以印证，“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受到挑战，经济的下行的确影响社会稳定， 还影响他个人执政乃至中共政权的稳定。” 曾庆红仍有影响力？ 中泽克二引述所谓的消息人士称，北戴河会议前，党内元老们已先行召开会议，总结他们的意见，之后只有几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习近平传达他们的共识，“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没有采取有效因应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众支持，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报导指，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旅美评论人士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曾庆红跨越了各个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红二代太子党龙头人物。如果这项消息属实，说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残余势力帮助下，成功将团派团灭。他提到在20大胡锦涛强行被架离时，现场笼罩在惊恐的气氛中，习近平在会后却跟曾庆红谈笑风生。 陈破空：“现在报道出来是曾庆红有发言权可以说话，那他应该会表达，他扶持了习近平的权力，又支持他连任，但是习干得一塌糊涂。曾庆红就可以批评习。” 不过，陈破空对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认为，如果此说成立，曾庆红还能发挥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确，估计20后政治老人已经全面出局，现在是习近平一派独大。 “曾庆红是有影响力、有话语权，但是现在曾庆红没有能力挑战习的地位。”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的元老在过去十年多数已经被清洗、禁锢，私下发牢骚也许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让他们集体发声。 “习近平过去靠中央警卫局，名义上保护元老们的安全，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现在又增加特勤局，属于贴身保镖性质，对副国级以上都严加看管，哪能发表对习不利的言论。”蔡慎坤补充说道。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 习近平缺席G20 该报道指出，习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严厉批评后，向他提拔的亲信表达不满，并将箭头指向3位前任-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 日经报导指，习近平表示：“前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我该受责备吗？”报导称，G20会中可能讨论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而选择缺席。 陈破空说，习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见。除了近期中国推出新版地图，中印关系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砖峰会可看出身体健康可能出状况。另一方面，在习近平任内中国从崛起到衰落，让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受挫。过去那个要向世界指点方向的他，缺席G20峰会也显示退出国际舞台减少影响力。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物件，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物件。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著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著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著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路。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2022年6月9日《经济学人》再次发文，说“中国革命前的精英们的孙子们异常富有”。文章说，在毛时代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给贫穷的农民，数十万地主被杀害。在很长一段时期，地主的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后来发生了逆转。根据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收集的资料，后来，老精英们的后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产党员的收入还高。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后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孙子们更有进取心，工作时间更长。虽然精英阶层的资本在70年前被摧毁，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却经久不衰。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著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导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光传媒）
洗碗机，澳洲家家户户的必备电器，解决了家庭洗碗矛盾，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它可能对人类肠道产生不良影响。 瑞士苏黎世大学过敏和哮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发现，洗碗机中的化学残留物可能对肠道健康产生潜在风险。在洗碗机清洗后，漂洗剂的残留物可能留在餐具上，进而破坏肠道中的天然保护层，可能导致慢性疾病的发作。 洗碗机的清洗过程通常包括高压热水和洗涤剂清洗，然后进行漂洗和干燥。这意味着洗涤剂会不断地接触餐具，但无法完全清洗掉，导致漂洗剂残留在餐具上。在下次使用餐具时，这些干燥的化学残留物可能进入胃肠道，破坏肠道健康。 研究人员使用了微芯片技术，在人类肠道器官和肠道细胞中模拟了肠道上皮细胞，来研究洗涤剂和漂洗剂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高剂量的漂洗剂直接杀死肠道上皮细胞，而低剂量的漂洗剂也削弱了细胞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肠道的渗透性。 这种伤害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乙氧基化物，它广泛存在于洗碗机的洗涤剂中，尤其是商用洗涤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在使用餐具之前，最好用清水再次漂洗一遍，以减少化学残留物的风险。 这项研究提醒人们关注洗碗机残留物可能对健康产生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外出就餐时。这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清洗习惯，例如用水涮洗餐具，这些做法可能对肠道健康有益。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方法可能比想象中更简单。
澳洲将迎来R U OK?日：为了心理健康，每个人都值得被问一声“你还好吗？” 下周四，整个澳洲都将染成黄色，但这不是因为任何节日或庆典。9月14日，澳洲将迎来特殊的一天，即“Are U Ok”日。这一天，无论是墨尔本还是悉尼，澳洲各地的街角、商场、公园、办公室、学校，甚至医院，到处都会看到明亮的黄色标志，以及人们询问的一句问题：“Are U Ok？” 这个特殊的日子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一个深刻的背后故事。R U OK?日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Gavin Larkin的广告业高管。虽然他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个成功的人，但内心却一直感到不快乐。他的父亲Barry Larkin曾是一个看似幸福的男人，但却突然自杀，给家人留下了无尽的痛苦。这个经历促使Gavin走上了心理健康问题的道路，他决心倡导心理健康对话。 R U OK?的简单四个字母代表了一种关心和支持。这个运动旨在让每个人都能够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情感和压力，而不必担心被负面看待。心理问题是看不出来的，而这一天让人们明白，谈论这些问题是可以的，是鼓励的。通过R U OK?这个简单的问题，许多生命得以挽救。 今年的R U OK?日更为特殊，因为澳洲人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加上官方现金利率的上涨，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家庭生活，还对心理健康造成了影响。 因此，无论你是澳洲本地人还是留学生，这一天都是一个机会，可以借助R U OK?日倡导心理健康对话。不要害怕分享自己的情感和压力，也不要犹豫询问亲人、朋友和爱人一声：“Are U Ok？”这个简单的问题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北宋初年，南唐著名的文艺皇帝李煜亡国以后，曾经写下过一首在华人之中传唱度宇宙超级无敌高的《虞美人》，里面有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显得尤为凄美。 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那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显得李煜特别无辜，仿佛一个偏安江南、与世无争的王朝，被强大而蛮横的赵匡胤无缘无故地灭掉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老赵丛林法则真上头。 不过，你别看老李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在他治下的南唐百姓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当然，我说得有点含蓄，其实是非常难过。 不但他治下的百姓日子不好过，他当皇帝之前的南唐百姓也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史料上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南唐官员的狠毒 。 徐知训在宣州担任守臣的时候，对待百姓极为苛刻，几乎可以说是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称其为“刮地三尺”。 后来徐知训去扬州觐见君王的时候，连伶人都忍不住讽刺他，装扮成一个恶鬼的样子在君臣面前游荡。旁边的伶人问他是谁，这个恶鬼委屈地回答：“我是宣州的土地神，被徐老爷刮地三尺刮到这里来了。” 另一个叫张崇的官员在庐州任一把手的时候，也是极其残酷，某一年他奉命去扬州觐见，百姓以为他要调走了，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说“渠伊不复来矣”，意思是“这人终于不会来了”。结果等张崇回来之后，立刻开始在辖区内征收“渠伊钱”。 第二年，他又去扬州觐见，百姓又以为他要调走，但是这次吸取了教训，没好意思在大街上开口庆贺，只是在路上遇见的时候捋着胡须含笑不语 。 张崇回来之后听说了此事，又开始征收“捋须钱”。 后周建国之后，南唐李璟和李煜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安全，一直在倾其所有地讨好后周和此后北宋的开封政权，主要方式就是送钱。 尤其是如狼似虎的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他们更是战战兢兢地加大了送钱的力度：登基了送钱，生日了送钱，太后死了送钱，赵弘殷改葬送钱，新收土地了送钱，逢年过节了送钱，在《宋史》中留下了不少供奉的记录。 根据郑文宝《江表志》的记载，李璟、李煜两代人这样无条件供奉开封政权十来年之后，经济终于捉襟见肘，没办法，只能想方设法掠夺百姓。 赵匡胤登基没多久，李煜就发现实在没钱了，于是在南唐开始禁铜，然后实施了残酷的货币改革：重新铸钱，以一当十让南唐百姓兑换。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南唐百姓的财富瞬间缩水为十分之一，以前的千万富翁变成了百万富翁，家贫如洗的就洗得更加彻底，几乎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甚至还要倒欠。 当李煜尝到掠夺民间财富的甜头之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利用货币改革筹钱，满足赵匡胤的同时，将自己的百姓盘剥得体无完肤，让本来就贫穷的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南唐灭亡之后，李煜还好意思感慨“问君能有几多愁”，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的百姓有几多愁 。 他发行当十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百姓本就微薄的财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呢？ （全文转自读宋史的赵大胖）
鸡蛋是三明治的绝佳食材，随著不同的烹调方式，鸡蛋呈现不同的外观与口感，为三明治呈现不同的创意与美味。 一、鸡蛋沙拉三明治 鸡蛋入菜，有许多美味的鸡蛋沙拉料理，沙拉滑顺的口感，很适合搭配吐司或法国面包，做成适合自家的三明治。 鸡蛋沙拉三明治（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吐司面包适量。 鸡蛋沙拉材料：鸡蛋3个、美乃滋、盐、迷迭香微量。 作法： 1. 水煮蛋：鸡蛋下冷水，水淹过蛋，下1小匙盐（如果蛋壳裂开、蛋白流了出来，盐也有凝固蛋白质的作用，可以减少流出的蛋白）；大火煮滚，转小火煮 4分钟，至蛋黄完全熟透。 2. 蛋白切丁；蛋黄加美乃滋、盐、迷迭香菜碎，搅拌均匀，再和蛋白丁拌匀，即可送冷藏，冰 1小时入味。 3. 吐司烤金黄，夹入鸡蛋沙拉即可以盛盘上桌。 美味秘诀：鸡蛋沙拉可变化风味。 二、玉子烧三明治 这道鸡蛋三明治，常见于日本的餐厅，传统的玉子烧成为了三明治的馅料，面包和鸡蛋的柔软口感很协调，值得品味。 玉子烧三明治（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吐司面包适量、鸡蛋 4个。 设备：玉子烧锅。 材料A：牛奶 50c.c.、白砂糖 1小匙及盐少量。 作法： 1. 将鸡蛋搅打均匀，加材料 A拌匀。 2. 于玉子烧锅中擦抹一层橄榄油，倒入少量蛋液铺满锅面，以小火油煎至蛋液凝固。 3. 将凝固的蛋卷折起来，在空白锅面上重复作法，至蛋液使用完毕，卷折完成玉子烧。 4. 于吐司内侧涂抹适量的美乃滋，再摆放玉子烧，并切成适量大小即可。 美味秘诀：玉子烧厚度随喜好调配。 三、太阳蛋三明治 鸡蛋的可塑性很高，太阳蛋是最简单也最能引人垂涎的外型之一，只要夹入面包，洒点儿黑胡椒盐提味就很美味。 太阳蛋三明治（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吐司面包 1片、鸡蛋 1个。 抹酱：牛油果肉 1/2杯、柠檬汁 1大匙、坚果碎粒 1大匙、盐适量，搅拌均匀。 调料：盐、黑胡椒、白芝麻适量。 作法： 1. 太阳蛋：平底锅用中火预热至少 3分钟，下油，油烧热才下鸡蛋；用锅盖盖住平底锅，用小火煎让蛋白凝固，不需要额外给蛋白抹油。 2. 吐司烤酥脆，依序放抹酱、太阳蛋、洒调料即可。 煎蛋漂亮秘诀：先将鸡蛋敲入小容器中，然后慢慢地将鸡蛋倒入平底锅中，这样有助于让蛋黄在蛋清的中心定型。 四、欧姆蛋三明治 欧姆蛋的变化就更多了，各国各地区都有自己饮食文化中的欧姆蛋，不妨试试看各种欧姆蛋，变化三明治的风景。 欧姆蛋三明治（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法国面包 1根、鸡蛋 3个。 配料：洋葱细丁50g、起司粉1大匙、土豆细丁 100g、奶油 1/ 2大匙。 调料：盐、黑胡椒适量。 作法： 1. 蛋全部打散，加入配料和调料，搅拌均匀。 2. 平底锅用中火预热至少 3分钟，下油，油烧热才下鸡蛋；用锅盖盖住平底锅，用小火，烘烤欧姆蛋直至两面都均匀金黄。 3. 法国面包剖切开，欧姆蛋切适合大小，放在两片面包之间即可。 美味秘诀：欧姆蛋的口感因选择嫩口或扎实，可调整小火加热的时间。
为了协助侨台商企业在海外实现布局扩大事业版图，侨委会积极辅导并推动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以提供各地侨台商信用保证服务，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澳洲分会于2023年9月2日假昆士兰台湾中心举办海外信保基金的线上说明会，为现场60多位参与者提供有关海外信保基金的详细信息和申请办法。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会长郑丽环表示：感谢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以及侨委会昆士兰台湾中心的支持协助，促成此次的活动。这次线上说明会将简介海外信保基金的运作与申请流程，以及如何透过信用保证基金来提升企业营运绩效的方法，会议最后将提供Q&A时间，希望现场参与的侨台商能够把握机会，了解如何获得资金挹注并辅助事业经营发展，进而拓展台湾经贸力量。台湾中心欧阳群主任表示：感谢杨清泉总经理、周雅娜经理、刘彩云经理以及各台侨团体会长、侨胞乡亲特别在周末假期时间参加讲座，并分享i侨卡及全球侨台商产学合作方案资讯，侨委会提供侨台商跨境多元服务、推动产学合作，以台湾技术优势支持侨台商在海外的事业发展，如同世华于8月份与国立成功大学合作的健康讲座：不但协助研究团队成果展现也造福高龄侨胞乡亲的双赢互利局面。接著主任介绍全球侨台商产业升级与技术服务方案，引进台湾资源力量，增加产业竞争力，最后宣导：侨委会“2023连锁加盟产业参访与商机交流团”及“2024年南半球地区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报名资讯，如需了解最新侨委会活动讯息，可透过各式电子社交平台资源了解。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介绍会议先由综合规划部经理周雅娜介绍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业务概况：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目的在为具有海外发展潜力，但欠缺担保品之侨台商事业提供信用保证。透过海外信保基金之保证，有助于侨台商顺利取得银行融资，提升营运绩效，增加国际竞争力，强化产业分工，促进海外布局，进而拓展台湾经贸力量。侨委会为协助侨台商企业海外布局扩大事业版图，于1988年推动成立“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目前海外信保基金在全球各地有197处承办据点，分布于24个国家、50个都会区，海外侨台商及侨民透过该基金信用保证协助取得事业所需资金，支持企业发展，此次说明会目的：使侨台商企业了解到海外信保基金的运作方式、申请流程以及相关优惠条件。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接著由业务审查部经理刘彩云带来实际的案例分享，最后现场开放问与答，由海外信用保证基金杨清泉总经理为乡亲们服务，侨胞纷纷踊跃询问在申办贷款上的疑问，听完详细讲解、经验分享及询答后，侨台商们对海外信保基金融资保证申办贷款都表示获益良多，会议在大家热烈讨论下圆满结束。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说明会（供图） 最后感谢侨委会积极辅导并推动海外信用保证基金的设立，以提供各地侨台商信用保证服务，给侨台商营运上的资助。更多资讯可参考海外信保基金官网https://bit.ly/3YOSKsK，或加入海外信用保证基金LINE专线谘询。ID：@Taiwan-Fund。 欢迎读者朋友提供各类社区消息，请联系我们社区记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