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一项最新调查的早期结果显示，英国春季失业率降至3.5%，表明就业市场比之前想像的更为强劲。 据《金融时报》报导，上个月ONS在一份电子表格中悄然公布的这一数据与第二、三季度4.2%的官方估计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仅出现过一次的失业率低点。 然而，ONS提醒人们不要过度关注这一数据的，因为这是其新刚推出的转型劳动力调查(TLFS)的“非常早期”和“高度实验性”结果，并警告说：“我们不会对其做过多解读。” TLFS问卷调查定于明年3月正式推出，旨在获得更好的回复率和更大的样本量，但目前仍处于开发测试阶段。 该数据上一次于2022年夏季出现，如果得到确认，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二个失业率低点，表明英国经济对利率上升的抵抗力超过之前的预期。 ONS最近也上调了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数据，这同样说明英国经济从大流行中反弹的情况好于最初估计，但该机构也因其数据可靠性而面临政治压力。 较低的失业率将有助于支持保守党关于英国经济出现反弹的论述，同时显示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压力仍在很大程度上助长通胀，英国央行预计通胀率在2025年前不会降至2%的目标。 英国财政大臣亨特（Jeremy Hunt）对上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这证明了“那些唱衰英国经济的人是错误的”。 但一位财政部内部人士说：“事实上，ONS的原始数据是错误的，这令人深感沮丧，因为这对公众和企业界评估英国经济的方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监管机构英国统计局（UKSA）近日表示，对ONS修订数据的“极端”批评是错误的，但ONS应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提高公众对其估算不确定性的理解，特别是当这种修订“挑战了人们对英国经济的普遍看法”。 ONS过去两个月没有公布相关劳动力数据，这是由于其所依据的旧劳动力调查问卷因答复率下降而变得太不可靠，无法使用。 而目前的最佳估计反映了税收记录和福利索赔的最新趋势，即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失业率稳定在4.2%。新调查显示，截至8月份的三个月内失业率微升至3.8%。 ONS近几个月的旧劳动力调查显示，就业市场的情况比其他商业调查要弱，这与工资仍在快速增长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新的TLFS数据已于10月24日发布，但此前从未报导过。 ONS发言人表示：“调查问卷仍有待进一步改进，以便更好地估计就业、失业等经济指标。但与之前的调查结果相比，TLFS数据与其最新估计的就业和失业率更趋一致。” ONS的最新估计是根据工资税和失业福利申请的最新趋势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出的。
作为推进AUKUS三边安全协定的最新举措，美国、英国和澳洲同意提高太空监测能力，以应对敌对国家的“新兴威胁”。 据《金融时报》报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Richard Marles)和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Grant Shapps)于12月1日在加州参加了旨在加强AUKUS合作的年度会议，会上宣布将在各自国家建造一座陆基雷达，以增强“空间域意识”并提高探测、追踪和识别深空物体的能力。 沙普斯表示，该雷达系统能够探测、识别和追踪最远36,000公里外的太空目标，保护三国通讯和导航卫星“免受未来的致命威胁”。 首个雷达将于2026年在西澳大利亚建造，其馀两个将于2030年完工。 尽管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已解冻，但中国仍在该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上个月在邻近日本的国际水域，澳洲海军潜水员被一艘中国军舰发出的声纳脉冲弄伤，澳洲总理艾博内斯（Anthony Albanese）指责中方的这一行为“危险、不安全和不专业”。 Aukus协定有两大支柱。依照第一支柱，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装备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第二支柱专注于网路安全、人工智慧、量子技术及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 三国计画在美制P-8巡逻侦察机上使用先进的人工智慧演算法，以提高其反潜作战能力。这些演算法将有助于改进该机型从投放到海洋中的微小“声纳浮标”中获取数据的能力，这在中国不断扩大潜艇活动范围的当下极为重要。 三国还将加快量子技术开发，以便在全球定位系统（GPS）可能降级的情况下改进导航能力。他们还将发起一项Aukus“创新挑战”，邀请企业参与电子战开发等领域的有奖竞赛。 在一项将受到国防承包商欢迎的举措中，三国将创建一个“行业论坛”，将政府和企业高管聚集在一起，这一努力将使先进技术的研发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一些公司抱怨说，由于许多项目涉及保密条款，而且政府提供的信息缺乏透明度，因此很难弄清楚如何为Aukus做出贡献。 在联合声明中，三国防长重申：“将继续致力于深化三边合作，加强信息和技术共享，整合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加强三国的联合军事力量和韧性，以确保印太地区稳定。” 同时，Aukus协议也致力于核不扩散，并对澳洲将组建独立核安监管机构的决定表示欢迎。 奥斯汀在记者会上说道：“Aukus协议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团结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著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共同开创出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 马尔斯则驳斥了有关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可能威胁到Aukus协议的担忧，称该协议得到了美国“所有政治派别”的支持。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十分之四的澳洲人认为，如果川普当选，政府应该放弃该协议。 沙普斯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哈马斯在中东肆虐，中国破坏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多的开拓性创新来应对国际挑战。”
《权力：国中之国》（Secrets and Power: China in the UK）的记录片称，诺丁汉大学在北京的压力下于2016年关闭了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该学院的前院长曾锐生教授（Prof Steve Tsang）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CCP），曾教授表示，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大学管理层要求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诺丁汉大学否认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因政治原因而关闭，该事件是最新一期《Dispatches》中记录中国影响力渗透英国社会的众多例子之一，该节目将于12月6日晚十点在第四频道播出。 该记录片还提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称该校一名顶尖的电脑专家与中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人工智慧武器的论文，这些武器可用于提升中国军方战力。 报导称，帝国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创始人郭一科与上海大学的合作者撰写了八篇论文，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控制水面航行器。 2019年，郭一科与这家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研究所签订了相关协议。该协议于2021年终止，帝国理工学院表示将退还与合作相关的资金。 根据郭的说法，他的论文是“基础性的”，“旨在帮助扩展我们现有的科技认知，而不涉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他补充说：“论文中的观点可以造福全球科技界。” 这部记录片还曝光了一起疑似中国间谍针对移居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刘祖廸（Finn Lau）的欺诈采访事件。 刘祖廸是一名在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他被香港警方悬赏100万港币（约10万英镑）通缉。刘说一个名叫理查德．冯（Richard Vong）的人找过他，自称是《多伦多卫报》记者。但《多伦多卫报》的编辑告诉《Dispatches》节目组，他们从来没有雇用过一个名叫理查德．冯的人。 在《卫报》独家分享的一段视讯通话中，冯向刘祖廸询问与Global Detwin with China组织的合作情况，该组织鼓励英国城市断绝与中国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在与刘的通话中，冯还拒绝透露他的姓氏拼写方式，称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Dispatches》团队使用脸部辨识软体追踪到了这名所谓的记者，并断言他实际上是一名曾在上海担任英语老师的美国人。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表示，有关涉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粹是假讯息”，同时也否认试图干预英国大学的内部决策。 前美国中情局（CIA）高级情报官员拉塞尔（Martijn Rasser）在接受《Dispatches》采访时表示，北京在英国肆无忌惮的间谍活动“让英国颜面尽失”。
随着台湾2024总统大选逼近，中国陆续推出惠台政策，受到台商普遍的欢迎，也被视为间接为亲中的国民党籍(蓝)候选人助选。不过，台商深知，中国为了以商逼政，在民进党(绿)主政八年内，也常祭出经贸反制措施，贸易武器化的结果让台商首当其冲成为两岸“不对称贸易战”下的受害者。因此，为了避开台湾蓝绿执政及近年美中大国博弈的干扰，多数台商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已启动“B计划”，除工厂多元化外，也布局全球出口市场，不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甚至积极扮演美中供应供应链整合的要角，将地缘危机化为商机。 中国福建省11月27日再颁布15项惠台新政，其中包括台胞证由专人“快递到府”的亲民措施，这是北京继9月发布有关支持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22项惠台措施后，再出新招，普遍受到台商的欢迎，但也被部分台湾舆论视为是“统战”或帮蓝营候选人拉拢人心和选票的工具。 部分台商不讳言，台湾明年若政党轮替，由蓝营总统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可望回暖，但他们也说，台商近几年夹在美中贸易战中，已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和出口的依赖，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引来中国的贸易抵制，对已走向全球的台商来说，受到的冲击也应有限。 台商：国民党执政有望续签服贸和货贸协议 在台北的五金贸易公司总经理吕素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看好蓝营胜选后的两岸经贸前景，虽然已执政8年的绿营若再继续执政，中国也不会收回《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下已经让利的早收清单。 《两岸经合架构协议》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2010年与中国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岸后续应针对深化服务业和货品往来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服贸)协议》和《海峡两岸货品贸易(货贸)协议》，但基于台湾社会对向中国大幅开放市场的疑虑及2014年爆发“太阳花学运”的杯葛，两项协议未能完成立法，并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主政后就被搁置至今。 吕素芬说：“蓝营拿到执政权的话，我相信，可能可以续签服贸(协议)跟货贸(协议)，因为卡关了，ECFA(《两岸经合架构协议》)只有早收清单而已。” 不过，吕素芬也说，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中国市场较难经营了，台商的韧性很高，也有能力开发中国以外的市场，如销往东南亚国家或印度。只不过，像越南和泰国等新兴市场虽臻成熟，但人口少，消费力落后中国，而印度虽有人口红利，但其消费力和经济发展程度也仍不及中国。 吕素芬说：“台湾人说的‘这池没鱼就去别的池子找’，就是说，这个池塘没有水、没有鱼，我们就到别的池塘去找。所以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国家，我们(台商)哪个地方都可以去。所以，其实我们做生意人，真地是比较不担心这一个方面(蓝绿执政)的问题。” 吕素芬的公司从中国进口五金原料和五金制品，再销往欧洲市场，因此，中国供应链断链或原料短缺对她公司的影响远高于两岸政治对立或台湾蓝绿执政的干扰。不过她说，中国五金制品的价格竞争力仍强，很难被取代，台商只要转往中国以外的地方采购，成本至少多两成。 至于两岸五金业者的竞争态势，她说，美中贸易战2018年开打后，其他台湾五金同行业者受惠于转单效应，订单反而增多，因为美国对华加征最高25%的进口货物关税后，中国五金制品随即丧失价格竞争力，美国买家转向台湾下单，台湾厂商反成大国地缘角力的受益者。 中美夹缝中突围 台湾具供应链整合优势 美中角力加剧了两大强权间的紧张关系和经贸往来，加上台湾多站队美国，也间接导致两岸关系恶化。但位于台南的汽车零配件外销公司总经理特助王绍棋说，即便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减，台商多能在夹缝中找到商机。 王绍棋告诉美国之音：“需求不会因为国家对立就减少，这时候要看需求面跟供给面怎么变化，台湾的角色就是在这供需之间取得一个别人不能取代的地位。虽然说这(美对中国货品加征的)25%关税，把他们的整个(中国)市场封起来了，可是那一扇门，其实我觉得是往台湾开。” 王绍棋说，台商的优势是高品质精密加工，且多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这样的竞争力反而因中美贸易战而受到凸显和重视，因此，台湾只要握机会优化产品质量和品项，就能加大欧美市场客户粘着度。 他还说，美资撤出中国不代表放弃中国市场，台商应利用地理和中文优势，帮国际客户整合供应链，例如，协助美国客户从中国采购原料，也将自己的定位从代工制造提升至需求和供应链整合者的角色。 他说，台湾一度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只要中国一反制，如农产品出口或在华产线就遭殃。台商“只看向西边”的结果轻忽了全球布局，因此错失欧、美、日等其他国家更多元、需求更多、利润更高的市场。 王绍棋说，台湾是资源有限的小国，被迫在大国间选边站并非上策，相反地，若能在大国的供需博弈间找到定位，就较不易受到国际政治或蓝绿执政的冲击。 北京“贸易武器化” 台商全球布局“B计划” 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台湾对美、中两国的出口已有所消长。根据台湾财政部7月发布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对美国出口占外销总额的16.1％，创近20年的同期新高；而对中国出口(含香港)的占比则是跌至35.5％，也是近20年同期新低。 台湾财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台湾10年来对中国的出口比重维持在40％左右，于2020年达43.9%的历史高点。中国虽仍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台湾2022年对东协、美国、日本的出口占比分别达16.8%、15.7%和7%，皆为近年新高，代表出口渐往全球布局。 随着台湾民进党政府越来越亲美，北京近年将市场“武器化”，企图以商逼政。例如，中国商务部10月9日公告，对台湾2509项商品的贸易壁垒调查将展延至明年1月12日，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夕，被台湾舆论视有影响选情之嫌。北京甚至扬言，未来将终止《两岸经合架构协议》的早收清单，取消对台湾纺织、石化和汽车零组件等539项产品的关税减免。 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1月28日率先喊出，他若当选，将全面启动《两岸经合架构协议》协商，并大幅开放陆生来台就学、就业等亲中政策。 不过，在葡萄牙开设投资移民顾问公司的台湾青商会会长陈妍表示，台海紧张局势已催化台商启动全球布局的“B计划”，越来越多台湾的新创公司和寻求数位转型的传统产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就是担心台海关系再生变，将资金和研发中心移往海外，买个双重保障。 陈妍分析，过去台商基于廉价劳力和语言优势大举西进中国，轻忽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但新一代台商危机意识较高，凡涉及研发、专利和食品配方等产业，已倾向将研发中心设在欧洲或新加坡等其他国家。 陈妍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去中国会担心技术被取代、或者被抄袭，我觉得，蛮多新一代的人会去预防这件事情，所以有些新创公司不会把主力放在中国的市场。” 陈妍说，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或趋和平稳定，中国也会对台资重启经贸大门，其中低成本、赚快钱的产业，如成衣制造，中国市场庞大仍具吸引力，但技术门槛低、易被复制的产业在中国很难存活。但若民进党赢得大选，施政主轴将是“让世界看到台湾”，也会提供台商资源，在大型国际会议或展览曝光台湾品牌，着眼的将是更大的全球市场。她说，身为海外台商，没有政治立场，不论哪一党执政，只要有钱赚，都是发展出路。 台商迁徙不可逆 新地缘经济 在阿尔及利亚的玛吉斯轮胎经销商西奎尔国际公司(Sequoi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总经理吴孟宗也观察到地缘政治造就的全球商机，因为台商“工厂世界化、产地多元化”的迁徙趋势已不可逆。 吴孟宗也是非洲台商总会荣誉总会长，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不要只做适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做全世界要的东西。我们(台商)习惯是自由化的经济，而不是一种计划性的、或者是(中国)政府决定性的一种经济。与其让它(中国)让利，倒不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多元化。” 吴孟宗说，中国近几年制造成本提高，导致不少产业外移，已渐失外资青睐。而台商产线国际化已趋成熟，以球鞋、纺织品为例，台商在越南、印尼和非洲各国设厂制造，已找到替代的供应链，让很多隐形冠军型的台商仍在各行各业主掌话语权。 他还说，台湾下一届政府无论那一党执政，都无法改变中国武断的决策模式，也须将台湾的“国家安全”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国民党不能只追求中国惠台的蝇头小利，而民进党也会在夹缝中开展全球经贸。 面对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吴孟宗呼吁台商做好金融避险，以防资金断链，也呼吁台湾朝金融中心的目标发展，开放金融业并引进全球资金，就可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接上期）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表格22-7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表格22-8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泛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