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流量算法+乌合之众的狂欢。 可能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本人也想象不到，他的离世最终会在网上掀起一场对“友商”农夫山泉的批斗狂潮，这几天农夫山泉已经从曾经的“国民饮料”变成了“鬼子饮料”，恨不得遭遇了全网的抵制。 其实作为一个全程围观了这场风波中风向转变的人，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些细节蛮讽刺的。比如你注意到没有，在宗庆后去世的头几天里，网上有些“弄潮儿”蹭这个事件流量的姿势，还是效法司马南老师当初碰瓷联想和柳传志，把宗庆后本人打成资本家，拿着放大镜找这位老先生一生的不是。 可是，咋说呢？所谓一代版本一代神，司马南老师那个玩儿法虽然让他赚了不少流量，可那毕竟已经是两年前的老黄历了。如今再有人去拾这个司马老师自己都弃用了的牙慧，实在是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吃屎你都赶不上热乎的”。所以在尝试了几次后，“弄潮儿”果断发现这条“司马南后遗症”的走不通了。想蹭民粹主义的流量，他们得试一条新路。 于是就轮到娃哈哈的最大“友商”农夫山泉倒霉了，宗庆后老先生从差点被挂的路灯上被请下来，被“弄潮儿”们奉上神坛，他们反过来把钟睒睒挂了上去。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被拿来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钟睒睒“被娃哈哈开除”、“对娃哈哈忘恩负义”等传言一下子成了热点。 但这样蹭热点，其实还是有点问题，因为甭管你怎么痛斥钟睒睒对不起宗庆后，那都是两个企业家彼此之间的个人恩怨，对于那些营销号要蹭流量的底层受众来说，这两位的恩怨是实实在在的“神仙打架”——两个亿万富豪之间的一点龃龉，跟我们这些矿泉水卖两块都嫌贵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热度眼看就要散了。 于是，互联网残酷的“进化算法”，很快就优胜劣汰出了一个更无厘头、但又更成功的蹭这个热点的方式——钟睒睒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是首富、也不是他对不起宗庆后，而是他的农夫山泉是汉奸、媚日！ 其实听我这么干说，我相信但凡一个思维正常一点的人都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阴谋论：一家卖矿泉水的企业，不正经做生意捞钱，成天竟琢磨着怎么在瓶盖上致敬日本的国旗，在瓶底上刻上日本天皇十六瓣菊花纹，用“茶π”这个名字为靖国神社招魂…… 劳驾问一句，即便农夫山泉真的如他们所说被日本资本控制了，钟睒睒真的是个汉奸，搞这种你们不这样深挖解读，甚至都没人能看得出来的暗示，到底对他们“效忠”的日本有什么好处呢？人家产业帝国已成，每年安安心心的赚钱不好么，用得着搞这种劳什子，给自己招祸？ 但在这场批斗农夫山泉的狂欢当中，大多数受众是真不懂也不想懂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的。短视频时代残酷的流量算法，总是把那些大字报式的资讯轰炸给他们，要谣言反而成为了这些受众的共识。 手懒，没心思去流量更大某音上截图，随手搜几个视频号上相关视频，大家看看吧。 网络图片 你会发现这几些视频的制作和逻辑其实都特别简单，就是把网上现在扒出来的那些农夫山泉“媚日”的要素稍微一点，然后配个《我的中国心》之类慷慨激昂的音乐，顿时几万几万的转发、点赞和留言就来了。而流量的背后则是暴利。 那么给这些视频点赞、接受它们洗脑的受众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短视频时代，受众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耐性也越来越浅，没有一个“够味儿”的、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开篇语抓住他们，他们立刻就会划走，更不用说转发和点赞了。 网络图片 所以批判农夫山泉“媚日”的视频完美符合了短视频传播三要素： 首先，它抓人，你最长喝的矿泉水居然“媚日”，这个料爆的够足的吧。 其次，它简单，当下的中国社会，若说有什么情绪有足够的铺垫，可以让视频制作者节省下煽动受众的时间成本，直接带领观看者进入高潮，那一定非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反日情绪莫属了。说一个人、一个品牌是汉奸、精日，顿时就能达成最广泛的同仇敌忾。 最后，它还安全，你看这些煽风点火的视频，从点赞、转发量推断，浏览量恐怕得有成百上千万了，可是它们却依然能够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而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能明论是非的地方，抓人、简单又安全的这些短视频获得了流量，而流量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平台来说，就几乎等同于正义，于是宗庆后的去世，在几次流量的“优胜劣汰”之后，演化成了农夫山泉的一场无妄之灾。而从目前的网暴汹汹上看，我们不知道这场风潮，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我想起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讲过一个段子： 据说，巴黎人民想当初攻克巴士底狱的时候，虽然这座监狱里只关了七个奇葩，而不是像之前怂恿人们的谣传中说的那样关押着政治犯，可是兴奋的人们还是把投降的典狱长团团围住了，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 打累了，民众们开始讨论怎么处置这个已经血肉模糊的“该死的叛国者”。 有人建议吊死他，有人则说应该砍下他的头，把头颅挂在马尾巴上。 在徒劳的挣扎中，典狱长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顿时引起了暴怒——这小子居然还敢反抗。 于是有人建议，就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 他的建议立刻博得了群众的赞同。 勒庞说，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刚干完活的厨子，当天他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无非是下班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看到人潮往这个方向涌来，就凑个热闹，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迅速相信杀死眼前这个他几分钟前还不知道是谁的家伙，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 于是，这个厨子用一把借来的刀切开典狱长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就这样，一个善良厨子，只因为下班后的一次围观，成了一个杀人犯。 我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觉得和当下某些浪潮若合符契——一个人，可能几分钟前他还对农夫山泉的“恶行”一无所知下班时还买了瓶矿泉水解渴，可是，也许就因为在挤公交时被流量推送，刷到了一段这种简单、低幼的短视频，他就被同化了，对这个“媚日”品牌喊打喊杀，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而我毫不怀疑，如果这种行为能让他个人不付出成本，他一定会做的，并像巴士底狱那个厨子一样，“坚信这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 那么在身边充斥了这种人、这样事的情况下，请问，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农夫山泉”？ 文章的结尾，让我再谈两个感想吧。 第一，不围观这件事，我都几乎已经忘了中国当下的企业家首富是钟睒睒了。 应当说我对这个事实也不太满意，因为相比于美国那边的亿万富豪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们做的那些东西。“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的卖水企业实在是太low了，更毋宁说农夫山泉当年还搞过很多很低幼的营销，比如拿矿泉水浇花、花长得好，证明他家的矿泉水比“友商”的纯净水有利健康之类的（记得宗庆后当时还反讽：你怎么不拿粪水浇？长得更好）。 人家卖电脑、卖软件的当首富，我们卖矿泉水、做伪科学广告的当首富，说出来确实不好意思了点。 可是我又想，卖个矿泉水的都能被上纲上线的骂的这么惨，钟老板要是真搞一点高端东西，他真遭得住么？ 全球化大分工的今天，你随便生产个电脑、手机、汽车之类的，要不要接受海外的资金、技术、零件？哪一天突然被黄文炳们揪出来，指责你外资控股、用了美国技术或者日本零件，是“隐藏汉奸”，那你还干不干了？ 须知，技术、零件可不是包装、品名，能说换就换的。 第二，我觉得整场风波当中最匪夷所思也最触目惊醒的，是煽动者所动员那些底层受众脑中那种刚性而不可撼动的直线式的“斗争思维”。 说到底，为什么对宗庆后的悼念和推崇，会最终发展为对农夫山泉的攻击呢？因为接受这套叙事的人们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既然宗庆后是“好人”，那么与他竞争，与他作对的就一定是“坏人”，不可能是不好不坏的人、更不可能是好人。于是对宗庆后和娃哈哈的“爱”和崇拜就可以等价为对钟睒睒和农夫山泉的恨和蔑视，批判风潮接着就来了。 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且越接近底层，你会发现爱这样想问题的人就越多——且越来越多。 这种站队斗争思维只在战争是适用的在，在和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中，这种思维不仅可笑，而且有毒。 两个同行业竞争的企业，两瓶喝上去一样的矿泉水而已，你非得分出一个善、一个恶；一个爱国、一个汉奸……你这么活着累不累？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甭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甭管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能实惠、健康、方便的让我们解渴，就是好矿泉水。 这才是正常的思维。 我当然也觉得卖矿泉水不是什么高端产业，钟睒睒当这个首富，有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但是，如果你连这等常识都忘记了，这样的社会，恐怕不配有更好的企业诞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
“女性走到今天才获得表达观点的权利，而小红书却扼住了她们的喉咙” 2023年10月，一个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网络图片 这个内容出自小红书博主“祛魅”的笔记《一个建议，强奸镜头不要对着受害者拍》。 因为说出了无数女性长久以来的心声，这篇帖子被营销号搬运到各大平台。 但祛魅本人并没有因这篇笔记获得多少关注，因为帖子发出不到三小时，她的帐号就被以“传播仇恨和歧视性言论”为由，被小红书禁言7天。 网络图片 整篇帖子不过百余字，其实并没有什么言辞激烈的内容，只是针对影视剧中常见的现象，站在女性角度提出了一个建议。 但这样一个在其他平台可以正常讨论、甚至能被搬上热搜讨论的内容，在小红书这个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居然属于重度违规。 禁言7天，祛魅申诉了6次，均已失败告终。 01小红书的审核黑盒 和祛魅同命相连的女性博主，并不在少数。 1、女博主提到自己专业女生拿奖学金更多，被小红书禁言 同样是在去年10月，一位女大学生兴奋地在小红书上发帖称：自己专业37个人拿到了奖学金，其中27个是女生，自己也是这27分之一。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条帖子，但没多久，她就收到了小红书禁言7天的通知，理由是“使用侮辱性、歧视性的言辞，对男性/女性群体进行直接攻击或贬低”、“通过对特定性别群体发布极端暴力、侮辱性言论来煽动性别仇恨情绪，激化性别矛盾”。 网络图片 这个罪名让她措手不及，原本发红书只是想记录一下拿奖学金这件高兴事，随口提到的获奖人数也是客观事实，甚至没有做任何点评，但竟然被扣上了这么大的帽子。 她想不通，连续申诉好几次，但均被驳回。 而因为同样的理由被禁言的，也不只有这位女大学生。 2、女博主讨论女性继承权，被小红书禁言 另一位女性博主，如实记录了一次自己生物课上的一次经历，课上大家讨论了生活中常见的父母给儿子准备婚房，但通常不会给女儿准备的社会现状，她由此发出感叹“希望女孩冲破一切桎梏”。 结果，被小红书以同样理由禁言7天。 网络图片 3、女博主吐槽女厕所标语令人不适，被小红书禁言 一位女博主，因为在商场的女卫生间看到了令人不适的标语，于是在小红书发帖吐槽。 没想到，被吐槽的商场看到后很诚恳地认了错，并及时修改了标语。 但曾经以“标记我的生活”为口号的小红书，却对真正标记生活的用户做出了禁言处罚。 网络图片 4、女博主讨论穿衣自由，被小红书禁言 一位海南的女博主，发帖谈到了夏天被迫穿一层又一层打底裤的困扰，帖子得到了很多女性的响应，热度很高，但当晚，这位博主就收到了禁言通知。 网络图片 5、女博主讨论女性觉醒，被小红书封号 比禁言更严重的，是封号。 而这正是那些喜欢在小红书上探讨女性议题的女博主的最终命运。 比如图里这位博主，因为不甘像菟丝花一样依附他人，决定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梦想，但没想到在梦想实现之前，就被小红书当头一击。 网络图片 6、女博主为社会问题发声，被小红书封号 小红楼事件爆出后，一位艺术类女博主气愤之下创作了一组创意海报，被广泛转发，但不到一天，她的账号就被永久封禁。 这个包含了创作者无数心血的账号，到现在都无法解封。 网络图片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小红书审核 像一把悬在所有女性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不知道哪天，就会掉落下来 网络图片 02严厉，但却双标 对女性用户重拳出击的同时，小红书的审核对男性用户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一位女博主持续受到某个男用户的私信辱骂，甚至被偷走照片配上侮辱性文字发帖，但当她举报该用户后，小红书却反馈说举报不成立。 网络图片 从简介不难看出这个人对女性毫不掩饰的恶意，而主页上被挂出来的，也不止一名受害者。但这样的帐号，居然无法被举报成功。 网络图片 对比之前那位女博主，仅仅因为提到了37个奖学金得主27个是女生，就被判定是“攻击异性群体”“激化性别矛盾”。 而面对图中这样真正的霸凌，小红书却做到了视若无睹，这不能说不让人疑惑。 不只难举报成功，在内容审核标准上，小红书对男女用户似乎也很难一碗水端平。 一位女博主，发了一张自己喜欢的欧美女明星参加活动的背心照，被判违规，理由是“大面积皮肤裸露或不当联想”。 但如果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右图中男博主的无论是裸露程度还是“不当联想”程度，应该都已经到了违规的程度，然而，截止到目前，这些男博主的笔记在平台上仍然可以被正常搜到。 网络图片 03以女性起家的小红书，为什么背刺女性？ 1、悬殊的性别比，让它迫切想要吸引男性用户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女性用户都可以说是小红书的绝对主力。 据公开数据显示，小红书女性用户一度占比近9成；即使到了2023年，女男比也是悬殊的7:3。 网络图片 面对这样的用户结构，小红书并没有花多少心力去提升女性的使用体验。 反而因为太过渴望男性用户，做出过很多丧心病狂的举动，比如在虎扑投放的擦边广告，赤裸裸地把平台上的女性用户当做吸引男性的性资源。 网络图片 2021年，小红书发布了男性内容激励计划，号召更多男性创造者入驻，并为此给出20亿流量扶持。 网络图片 所有这些努力，让小红书的性别比从9:1缩小到了7：3，但可以预见的是，小红书并不会满足于这个数据。 2、女性意识的崛起，妨碍它留住某些男性用户 正如《女性主义有什么用》一书中提到的研究结论：发表观点是一件专属于男性的事情，通常情况下，女性的声音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土耳其，世界各地的女性仍然为她们的发言权而战，也仍在努力地让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小红书上，聚集了一大群正值脑力巅峰的年轻女性用户，她们热爱读书、酷爱思考，所以无可避免地会发出大量声音。 而急需引入男性用户的小红书，显然是担心这些声音会“吓走“某些男性用户，或者让某些男性用户因”和预期不一致“而对平台失望。所以，对于这些不利于吸引男性用户的声音，平台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高压政策。 屏蔽掉这些“不和谐声音”，将小红书营造成一个更加“男性友好”的平台，恐怕是这一切荒谬背后为数不多的真相。 04小红书寻求增长有错吗？ 没错，但如果手段不对，就要承担相应后果。 1、不一定所有男性用户都买单 把所有男性想象成只为看美女而来，从而捂嘴正常发声的女性，也暴露了小红书对男性的歧视。 不乏有男性是为了研究某一垂直领域而使用小红书，他们也期待在小红书上看到更有建设性的内容，而不是只有吃喝玩乐的分享。 2、加深外界对女性及小红书平台的刻板印象 如果小红书还是一个小网站，那么即使它有一些疯狂举动也无可厚非。 但它现在已经是“3亿人的生活指南”，2亿女性在上面分享着自己的生活灵感。小红书向外传达出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担负着人们对于中国女性、甚至华人女性的看法。 而外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最终也会转化成对小红书平台的刻板印象。很多男性用户之所以一直对小红书不屑一顾，其实本质上还是觉得小红书“没有深度”。如果继续压制女性发表观点，无异于是助长这种偏见。 3、传播仇恨，挑起真正的对立 在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当下，如果小红书坚持要通过隐蔽的高压手段，将平台强行打造成一个物欲横流而不见女性思想的地方，其实无异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甚至会挑起真正的对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很多女性原本只是正常发帖记录生活，但因为平台的野蛮审核，反而会意识到不公，从而心生怨气。 而部分男性用户如果被平台继续骄纵，对女性的冒犯会变本加厉，从而会激起女性的怒火，导致更大的冲突，而这原本都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审核避免。 4、通过失去女性用户，达到性别比平衡 7:3变成5:5，不是只有增加男性用户一条路。 女性用户大量流失也可以做到。 面对小红书的双标，已经有大量女性用户表达了愤怒和失望，进而转投其他平台。 网络图片 5、打上帝一巴掌，上帝还会不会给你花钱？ 小红书的商业化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 很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过这个问题。 但有一个角度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小红书自己可能也没有想过，那就是：被小红书罚过的女性，还会再在上面买东西吗？ 有网友在购物小组里发起过一个投票，虽然人数不多，但比例也可以稍作参考： 网络图片 顾客是上帝，但在小红书这里，上帝却没有开口表达观点的权利。 下一次，小红书内部在复盘商业化进程缓慢的时候，不妨先抽自己一巴掌，再想想上帝的感受。 05那些坚持发声的女性 正在变成编号 祛魅又被禁言了，这次，是30天。 帖子大部分无法展示，名字也变成了编号。 很多人在小红书发帖替她鸣不平，但这些人也陆续变成了编号。 网络图片 这次被禁言的原因，没有明确指出是哪篇笔记，但被禁言的理由，仍然是“煽动性别对立”“引发两性冲突”。 祛魅发现，一篇之前审核通过的笔记忽然显示违规，但这篇笔记中，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两性相关话题，甚至内容本身，是被央视报道过的自己的真实故事。 网络图片 如果一个可以被央视报导、甚至可以被《新闻联播》肯定的内容，在小红书也难逃被判违规的命运——那只能证明，小红书正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路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祛魅魍魉
有时候你会疑惑也会担心，这一波对农夫山泉的攻击，会不会演变成新的“反对日货”。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抵制优衣库或者711的行动，相反，有日资背景的便利店连锁品牌711在常州的两家门店，却宣布下架所有农夫山泉产品，因为其“媚日”…… 这事的荒唐，足够写入“民族主义史”了。 当然，这不会是那个日本711的“企业行为”，只是两家门面，还有可能是加盟店的形式，也就是说，店面的经营自主权属于中国人。 这种行为，可能是舆论的胁迫，店长“聪明”，急忙站队；也可能是出于“爱国热情”的自愿。 但是，即便是加盟店，也应该知道自己经营的是日本品牌，知道711的优势是那些宣传中的日本企业文化和服务标准，也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并且把这种自豪传递给消费者，否则，你为什么要花那一笔加盟费，不自己开一个小卖部呢。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不仅是对农夫山泉的，还包括此前对涉日中国人、中国企业的攻击，是一种新型的“恨”，这种恨甚至和日本无关。 当今的“民粹主义者”，有时候会被讥讽为义和团。其实他们和义和团有很大不同，义和团拳民是前现代的，也是单纯的，否则怎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 而当今的“民粹主义者”，很懂得保护自己。那些在家里拍下视频，把农夫山泉水倒掉，或者用脚踢瓶子的人，不会在家里搜一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日本元素，比如电饭煲，因为这样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相比之下，一瓶矿泉水才2元钱。 他们也不会去冲击所在地的日本企业，因为知道那样一定会被抓。 在公号后台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攻击我“卖国”，因为我在纽约访学，发文章的IP地址会显示我在“美国”。但是，有些攻击，竟然是英文名。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这有什么违和。有时候，那些攻击日本的，头像竟然是日本动漫。 同样是红色瓶盖，有人诱导他们去恨“茅台”，他们不会上当。如果有人请他们喝茅台，他们的口水可能会流下来，因为他们真正迷恋的是权力。他们不仅爱茅台，也怕茅台背后的权力。 但是，恨农夫山泉可以，因为这是民营企业，老板已经出来表态，看起来是一个无依无靠、“可怜的资本家”，根本不可能“跨省”追究他们。 有人说这样折腾下去，农夫山泉垮掉，苦的是农夫山泉的员工，是中国“打工人”。但是，对那些“恨者”来说，这也许正是他们渴望的。他们就是要通过损害“像自己的”，让自己得到满足。 就如同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回老家把自己形容得越惨，乡亲们就越友好。认真看一下那些攻击矿泉水瓶的人，看一下他们的眼神，狂暴而又迷茫，但是却又有着胆怯和狡黠，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 尽管就某个具体的人而言，即便是毛星火那样的领头人，也不足为虑。但是，这种“恨”集合起来，却是一种抽象的、强大的力量，在网上横扫一切，而且溢出屏幕，杀向现实。 一些店铺受到冲击——毫无疑问受伤害的都是中国普通人，但是还没看到有店铺勇敢捍卫自己利益的，也没看到执法部门来维护“市场秩序”。 看到浙江日报为农夫山泉辩护，都要小心翼翼。这多少有点悲哀，也让人警惕：这种“恨”不但强大、顽固，似乎也有点不可冒犯。 现在，711门店出来“反对媚日”，以一种奇怪、荒谬的形式，宣布这种“恨”溢出网络，开始扫荡现实。它会走向何方，又会如何收场？ 文章来源：城市的地得
骨骼健康狀況不佳導致澳大利亞每年有183,000人次骨折。澳大利亞健康骨骼組織首席執行官Greg Lyubomirsky說：「120多萬澳大利亞人患有骨質疏鬆癥，50 歲以上人群中有66%的人骨骼健康狀況欠佳。我們希望是能夠預防骨折，同時鼓勵存在骨質疏鬆風險因素的人群向醫生諮詢。」 現有一個保護骨骼健康的重要渠道和諸位分享！澳大利亞健康骨骼組織（Healthy Bones Australia）是一家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現發佈了新版（簡體中文）社區居民骨骼健康防護信息。 繁體中文版本還額外提供了不同食物中鈣含量的信息，有助於大家增加日常膳食中鈣的攝入量。繁體中文翻譯版本現可在https://healthybonesaustralia.org.au/resource-hub/translatedresources/chinese/上查閱。信息包括增強骨骼健康的各種重要主題，如鈣、維生素D、運動以及骨質疏鬆癥藥物的介紹。 該信息發佈的宗旨是幫助公眾了解骨質疏鬆癥這一健康問題。骨質疏鬆癥人群的骨骼相較正常人更為脆弱，從而可能導致骨折。澳大利亞健康骨骼組織醫療總監Peter Wong 醫生表示：「對已確診骨質疏鬆癥的人群，我們仍能採取很多措施來幫助保護和管理骨骼健康。我們鼓勵存在風險因素的人群與他們的醫生溝通。」 常見風險因素 如果您有骨質疏鬆癥的任何風險因素，您的醫生會轉介您去做骨密度測試。澳大利亞各地均可提供該項簡單的掃瞄測試。 關於澳大利亞健康骨骼組織 澳大利亞健康骨骼組織以保護骨骼健康、減少人群骨質疏鬆發病率為己任。該組織與專家醫療委員會合作，為社區和醫生提供實用信息。
（接上期）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少奇认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就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采纳了陈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 1955年3月，邓子恢到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 “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1967年）指标。1956年1月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年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政治报告认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 1957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进派》的高调讲话。他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会”，并且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 “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年反右派斗争，6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周恩来再一次就反冒进作检查，还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个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提到消灭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要“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还谈到消灭家庭的问题。 （未完待续）
“来新单啦”。王计兵骑在电瓶车上读诗，总被这样的提醒声打断。 2002年初到昆山时，为了节省房租，他用旧木板在吴淞江上搭起了一间木屋，一家人挤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勉力维生。每当暴风雨的天气，附近居民楼上总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危，手电筒的光穿过密集的雨点，落在木屋上。“可能就是这样短短的一瞬间，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 这星星点点的光也照进了王计兵的生命里。17年后，一家人已在昆山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王计兵做起了外卖小哥。在一站和下一站的间隙，他用文字“拾荒”，把清洁工、绿化工人、农民工和自己都写在诗里。在他的笔下，绿化工人有着美丽的名字，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喊满了秋天”。 “外卖诗人”声名鹊起之后，王计兵相继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三本诗集。他半辈子泡在“吃苦耐劳”里，也乐于呈现身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角色，让他们像“小花小草”一样在笔下开放。可能没有那么璀璨，但就像是风雨夜中的那束灯光，让普通人能相互取暖，惺惺相惜。 以下是王计兵的自述： 我是王计兵，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外卖诗人”。 12月28日，我发布了一条视频，总结我的2023。过去一年，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被央视新闻报道，做客很多个节目，获得了第五届徐州诗人节年度诗人奖，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网络图片 我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2023年8月在成都举办新书分享会。 网络图片 2023年10月25日，我受邀参加中美民间对话，与美国大卡车司机、畅销书作者Finn Murphy对谈。 我喜欢写东西。几十年来，这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费力气才能去完成的事情。每当感到紧张、焦虑或者痛苦的时候，我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只有把它写出来，我才会觉得舒服。就像是有人抽了一辈子烟，有人喝了一辈子酒，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样的，以前不过是一种不用花钱的爱好。 01 《父子》 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 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 这就是生活 有时学会一个动作 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1969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官湖的大王庄村，上边有两个哥哥。我家很贫困，连吃饭都是问题。 网络图片 2024年2月21号，我在我的老家邳州官湖大王庄村自拍。 父亲年轻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家里所有有营养的精粮都要留给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就是吃粗粮，有时候粗粮都不够吃，要在里边掺一些野菜的叶子。 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是在三年级。我生病发烧吃不下饭，下午出门时，母亲给我带了煎饼，我走在路上咬了一口，感觉这块煎饼怎么这么香，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红薯煎饼里边，竟然给我卷了一张小麦煎饼——那是体弱的父亲的“特供”。 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很小，身体一直很弱。小学时别人欺负我，长我三岁的二哥总会替我去“报仇”。等上了初中，二哥已经辍学了，我就失去了“保护伞”。一次放学，雪刚化，水沟里满是泥泞，一个调皮的孩子就欺负我，强迫我在沟里一直走不能上岸。当天晚上，我满身泥巴回到了家里。 十五岁时，别人家的小伙子已经能当一个成年的劳力，干比较重的体力活了，但母亲安排我去麦场上撵鸡。这让我很脸红，因为它是几岁的小孩子干的事情。般般件件被父亲看在眼里，他说“你这样到时候长大了肯定也不行”。 网络图片 2018年，我重返故乡，拍下了村里的旧貌。 一次父亲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武校的招生广告，声称“文武兼修”，一边上学一边学武术。父亲很多重活儿都干不了，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决定把我送到那里。我到了才知道，那儿只小学有文化课，初中生就是每天跑步，跟着教练学6个小时武术。 我给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几天后，他火急火燎地来了。我从一年级起就是三好学生，他是指望我考大学的，这样肯定不行。但不清楚校长和教练是怎么说服了父亲，头天晚上三人一起去吃饭，第二天父亲就悄悄回家了，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 网络图片 重返故乡，这是故乡如今的家。 一次武术指导柯受良来我们学校参观，之后我想，这未必不是一条出路。我的身体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锻炼。校长有时还唆使我们出去打架，认为是习武之人嘛，用这种方式来检验成果。 17岁那年，我最后一次去学校，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当时我二哥已经开始做一些小买卖，卖两分钱、五分钱的冰棍，攒了十几块钱。父亲硬是从他口袋里把钱掏出来，最后统统给我，二哥没忍住哭了。 网络图片 2018年10月，永失吾父，痛彻心扉。 当年冬天回来，二哥已经谈婚论嫁了。娶媳妇要建房子，听说打工一年能挣2000块钱，可能对二哥有一些补偿心理，再加上家里情况确实困难，我就突然插话，说不行我和二哥一起去打工，多赚一点。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也就默许了。 在沈阳的工地，我保持着武校的习惯，每天一早出去跑步。一起打工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我性格内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觉得融不进去，晚上就一个人跑去公园玩。 公园树林旁边正好有个租书的摊。我不舍得花钱，就每天在摊子上看。看了很多杂志上的故事和小说，看了一部分古龙和金庸。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看到一半，第二天再来书就被借走了。像《七剑下天山》有好几本，我最终在旧书摊上四处搜罗，花了7年时间才全看完。 网络图片 三十多年后，我成为“书香邳州”推广大使。 故事没看完，总有一种恋恋不舍，心里会一直挂念。一次看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武侠小说，恶人正要欺负一对母女，没来得及继续，第二天书被借走了。我就想象了后面的剧情，“草帽大侠从后背抽出双剑”，使了白鹤亮翅、海底捞月几个动作打败恶人。等我再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竟然和我写的差不多！这大大激发了我对故事、对文学的兴趣。 次年我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捞沙。一车河沙3块钱，每天能捞3车，就是9块。身体上是很疲累的，因为长时间泡在河里，手脚都会渗血，一天下来就想躺着不动。但我的精神很自由。一个月去一次县城，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拿9块钱和一个尿素袋，这样就能背回来满满一袋子的旧书。 网络图片 2001年，我在家乡的邳州大桥前的留影。 长期沉浸在一袋又一袋的文字里边，我萌发出一种冲动，我也可以写。1991年，我开始寄出自己写的故事，都是两三千字的微型小说，到了第二年，很快就发表了十多篇小说。最长的一篇是以我父亲为原型，文章共5000多字。 我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幻想过因为小说发表一夜成名的场景。打着帮父亲看桃树林的借口，捞沙之余，我就躲在棚屋里创作长篇小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里边去，时常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最严重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天之内晕倒三次，家人反复把我送进医院。 虚拟和现实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界限。笔下的人物丧亲，为了体验他的心境，我一袭白衣出现在了村子里。父母尚在，我竟然“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等我返回桃林时，发现遮身的棚屋不见了，二十万字的手稿也不见踪影。我问父亲，他只说不知，直到在新鲜的土堆下看到了被焚烧的稿件残骸。 我为此和父亲冷战了两个月，我觉得既然你连我说话的权力都剥夺了，那我索性就不说话。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原谅他。 0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让妻子兴高采烈 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 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 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 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虽然和父亲闹僵，但我还是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天在沂河捞沙时，会带一本书放在船头，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书。然后，我的爱人出现了。 网络图片 这个春天，今日头条推出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系列微纪录片，我参与了拍摄。纪录片与我的诗同名。 某种程度上，是我的爱人带我走出了那一场阴霾。在我的生命中，她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让你感觉世界上所有的阴云一扫而光，阳光普照，整个世界都亮堂了起来。对于当时尚年轻的我来说，遇到爱情，实在是整个人生中最精彩的事情。 网络图片 让妻子兴高采烈的就是这套红色沙发，我们用了很多年。 她就住在河的对岸，每天要过到河这边干活。我摇着船在河上捞沙，帮忙把他们渡过河，这比他们绕行坐摆渡船要方便很多。一来二去，他们每次都走到我的方位，我也就每次都帮忙渡他们过河。 坐船时，我爱人常翻我的书，后来开始借书看，看完了就换下一本。突然有一天，我在她还的书里发现一张纸条，其实就是她手抄了书里的内容。但我当时会错意了，觉得她肯定是对我有好感，一定是要借此表达什么。等再借她书的时候，我也在书里夹了纸条。之后每次借书还书，我们都要先找纸条，交换次数多了，纸条里的用词也越来越大胆。 有一次她过来赶集，折返时天黑了，所有的船都停了，冬天的水面还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船上没留船槁没办法划，我就让她坐上船，自己则淌在河里，一面破冰，一面把船推到了对岸。河水极冷，连带着漂浮的碎冰抵达我的下巴，但追女孩子嘛，总要拼一把。 93年的春天，我们借了一个老家哥哥的旧房子，在那里结婚。和父母分家，只领了80斤小麦。我爱人之前说，别人都是过日子，她都是熬日子，这话一点不假。 网络图片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妻子已经听我读过很多遍这首写给她的诗，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听说新疆挖甘草挣钱，我们就去了新疆，相依为命。甘草只能挖一段时间，之后甘草园会关闭。我俩就分头行动，她在黄田农场给葡萄园钉葡萄箱，我去哈密的工地上抬木头，工友来自五湖四海，一般就住那里。中秋节晚上下工后，老板说这个节日对我们外地人来说很重要，放我们回家一晚。 我坐上最后一班到黄田农场的车，抵达的站台在一个荒僻的十字路口，离我们住的村子还很远。夜已经很深了，我远远看有一个朦胧的黑影在那里晃，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会是她吧，胆子这么大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下车之后，果然是她等在那里。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她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网络图片 1993年，和妻子在新疆哈密。 那一刻就感觉到，命里的这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哪怕是付出生命，也不能丢失的一个人。 但我们唯一一次激烈的吵架也是发生在新疆，差点吵到要离婚。那段时间我做苦力打砖坯，打一个五分钱，我花了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好看的发卡，想讨她高兴。但她却十分生气，觉得我十分败家。在她看来，一个发卡只值五毛钱或一块钱，不敢想象一个十块钱的发卡。她也会换算，为买这一个发卡我要打多少砖坯，挖多少甘草。 我妻子是个很实际的人。即便到了今天，如果她的生日我送她一束鲜花，那我们肯定会吵架。她也爱网购，去年家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她也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买的都是粮油、鸡鸭这些。 网络图片 2022年，和妻子在江苏昆山森林公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对于我写作的态度。我会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最初这是伴侣之间的一点小情趣。但当它日复一日、十分频繁发生时，她就生出了一丝反感。一次她正要端盆洗衣服，我说“读一篇文章给你听”，她就直接把盆扔在了地上，声音很响，盆在原地旋了几转。 后来我在山东跑翻斗车，跟着车队拉土方，还是把所思所想写在纸上、烟盒上。以至于后来每次伙夫生火都要过来问我拿纸——对他们来说只是纸。我自己写了之后，情绪排解了，也就随手扔掉了。有一天，我突然在挂历本的一页看到自己写的关于男孩女孩教育的小故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网络图片 现在，我也会在在超市里看店的间隙，记录下自己的灵感。 我和两个工友说，这篇故事是我写的。一个工友满脸鄙夷，说“那是不可能的吧？”。另一个工友则侧过头去，微微撇嘴笑了一下。我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人，他们的反应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进一步走向了封闭，不再愿意和身边任何人分享我写的东西。 网络图片 2020年，我的作品出现在了日历上，这次署的是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一直写。从武校出来之后，我身上是有一些戾气的，写作让我变得从容。我觉得每一次写作，就像是照一次镜子，是我和自己的一次对话、审视，是它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 网络图片 文学让我变成一个好人。 03 《我的诗》 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 是日子里喝下的药 毫无疑问，我的诗 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拉土方期间，我两次目睹车队的工友因事故去世。其中一次就在我眼前，等把工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被挤压得很软，像一个果冻。我意识到，这个工作没办法让我安身立命，决定另谋出路。 2002年，我们一家人带着500块钱去了江苏昆山。我花5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30块买了一块铺地摊的塑料布，剩下就批发了一些便宜的手套、袜子。妻子摆地摊，我就骑三轮车载着女儿出去捡破烂。女儿还小，她觉得捡一个瓶子一毛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网络图片 2003年，我和孩子在自家路边摊前合影，路边摊长2.6米，宽1米。 但在我眼中完全不是这样。游乐场附近总有和她同龄的小孩，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有玩的玩具，连坐的地方都干干净净的；但我自己的孩子脏兮兮，在里边东奔西跑，捡空瓶子拽废纸箱。女儿越是开心，我就越是难过，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很强烈地打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心里承受不住，我就不敢再带她出去捡破烂。 为了省租房钱，我在吴淞江上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个小屋，一家人就挤在里边。屋子里通了电，但仅限于照明，那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附近的楼上总是有人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我们住的房子，确认我们的小屋没事。我不知道这束光背后是谁，因为总是一盏灭了，不一会儿又有其他的光会打过来。 一个人一次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在别人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就是这些手电筒的光，让我觉得昆山特别美好，也让我们决心留在这里。 我们摆地摊、捡破烂、做早点铺，开小超市，2017年终于在昆山贷款买了房子，真正在这个城市落了脚。在经历这些的时候，确实会有不容易，想的总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但我没有感觉到辛苦，而是认为就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子。只是这两年我接受采访不断回忆，这些内容被不断报道和复制，被贴上了“辛苦”这个标签。比如让我回忆住在木屋的日子，夏天有多晒？我全然忘了。 网络图片 我们一家五口在自家小超市前的合影。 2009年，我买了第一台电脑。说来很好笑，因为打字太慢，我才和诗歌结了缘。我在QQ空间里写日记，只能笨拙地用两个手指去打字，但要看店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尽量把我的文章浓缩、精简。后来被别人看到了，说这就是诗歌。 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活要么是眼前的苟且，要么是诗和远方，我不喜欢这种绝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低头捡拾六便士，生活的间隙，我也可以抬头看看月亮，二者不是那么非此即彼，它们完全可以兼容。 在现实中无人分享，我就逛诗歌的论坛，把自己的诗贴上去。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希望有知音，我也希望能在论坛上找到知音。论坛氛围很友好，针对我的诗，大家会给出很诚恳的评价和指导，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师。所以我一直说，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我是被百家饭喂养大的。 网络图片 2019年博鳌国际诗歌节，我和我的“老师”们。 网络图片 《特区文学》的《十面埋伏》栏目，十位老师针对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在诗歌创作中，很多老师都给予过我帮助。 2017年，邳州市作协的杨华老师看到了我写的诗，想发展我成为会员。我给文学期刊投稿，顺利获得发表。接到杨华老师电话，得知我被邳州市作协正式录取时，我恰好在老家，父亲就在旁边。挂了电话之后，他说“没想到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父亲很在乎他的权威，一辈子不低头，那是唯一一句向我“低头”的话。我一瞬间抑制不住想哭，立刻起身从他身边走开，花很长时间平复情绪。当了父亲之后我明白，孩子的痛苦在父母那里肯定是双倍的。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焚稿，将这个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孩子拉回了真实的日常生活，但却让自己几十年处在压力和后悔之下。 网络图片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终于互相理解。 网络图片 2020年，我和家人的合影，可惜二女儿和小外孙没在照片里。 他不知道的是，他和母亲也常是我诗歌的主题。他们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活上，承受的贫穷也好，争吵和家暴也好，疾病也好，他们认为那都是命。但他们在承受如此命运的时候，又坚韧得出奇。 网络图片 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包成珍。 […]
中共今年全国人大例会的笑料之一就是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对李尚福目前尚存的代表资格的否定。不过，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被正式宣布终止也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本周一（3月4日），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记者会完工急着退场时回答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尚福是否会来参加两会的追问：“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回答了这两句话后，这位娄发言人就快步离场了。 难得的是，作为不是中共直接出资创办的大外宣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不但敢于抢在娄勤俭快步退场之前“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敏感问题”发难，而且还在娄勤俭的回答内容引发外部新闻界强烈质疑之后，坚持把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包括视频真相依然挂在网上。要知道，这家新加坡《联合早报》“是少有的不用翻墙就可以看的（境外）中文媒体”，而它的记者这次与娄发言人的这两句问答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是被严禁转载的。 笔者注意到，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记者抢在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发稿后，该报网站即于当天晚些时间及时刊登此稿并配发视频，随即被全世界无数媒体转发，也都特别强调如下一段：“去年8月底，他（李尚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月后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防长职务。上月底，李尚福的名字也在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被移除。不过，官方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从本月5日开始，转载并借题发挥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的外界中文媒体数不胜数，有些自媒体业者还非常认真的把网上即时搜索到的，包括李尚福名字在内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截图张贴出来，或为证明中共人大发言人“公然说谎“，或为说明中共当局把自己的法律程序“视同厕纸”。但是，被笔者关注到的自媒体业者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都是出处过时，即使是中共权威的官方网站之一“人民网”截止今日刊登的这份名单，不但秦刚的大名仍在天津团里，去年12月29日被全国人大常委公告因为其原选举单位已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故其代表资格终止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等9人的大名也都还在。 显然，这是因为该人民网的编辑失职，没有把网上信息及时更新。 不过，至少有中共全国人大网做到了“与时俱进“，将“代表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其中注明了包括李尚福在内的代表名单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代表是271名。比“原始”名单整整少了10名，即如上9 名再加上今年2月27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新宣布因被原选举单位罢免而终止代表资格的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中将。 也就是说，这份最权威也是最“与时俱进”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名单里，仍然还有李尚福同志存在。 截止本文截稿，笔者最后一次上网查找。依旧如此！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好事者想要上全国人大网证明笔者所言不虚的话，首先是不要进入全国人大网上输入“李尚福”三个字，这样你只会是做无用功，它只会告诉你很抱歉，未能找到与‘李尚福’相关的内容 “。解难的办法是在谷歌查找“全国人大网 代表信息”，成功进入后再进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即可看到笔者如上所述之结果。 除了最新的代表名单证明娄勤俭所言不实外，更打脸娄勤俭的是中共当局最新官宣，由赵委员长亲口宣布的(截止目前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的数字2956人毫无疑问是包括李尚福在内的。 上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包括秦刚等人被终止代表资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的最后两句话是：“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56人。特此公告。”。 自此至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未有过新一次的代表资格被“终结”的议程，当然也再无代表数字变动的可能。 接下来，本月四日上午，赵乐际主持召开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赵乐际在会上宣布：“十四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56人。截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97人。4日的预备会议，出席2853人，缺席10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无疑，这“缺席”的103人里，就包括了李尚福在内。 那么，本文前面所引娄勤俭被《联合早报》就李尚福是否出席会议问出了破绽的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也就是赵乐际刚刚宣布了“现有代表”人数是2956人之后，身为人大常委会成员之一的娄勤俭本人不应该不知道此时的全国人大“现有代表”的数字2956名还是包括了李尚福在内的。 分析至此，笔者的判断是，首先一个可能是娄勤俭在被记者追问李尚福时脑袋一时短路，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位前国务委员秦刚“已经不是代表”，于是脱口而出了 “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本文撰写到此，笔者再次回看《联合早报》的那段现场视频，娄勤俭在脱口而出“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这句即时回答时，特别加重了“已经”二字，，似乎在回怼发难记者：“这还用问？” 其次一个可能就是娄勤俭自认为李尚福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他当时已经被内定为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才被安排“当选“的。那么既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都已经被免，军委委员身份也已经被剥夺，因此失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是理所当然，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意李尚福正式失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 而这“其次一个可能“的前提就是娄勤俭也是成员之一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根据上面的指示通知了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军委总部或者说解放军驻京机关的选举委员会）对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后上报，但这个程序至今尚未完成。 前文提到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公告时间是去年12月29日。这里提醒注意，这份名单当然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当然也不应该是按职位高低或者罪行轻重排座次，而说是按他们各自所在的原选举单位罢免他们的时间先后为序，也不尽然。其中被罢免时间最早的张振中被联合参谋部召开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具体时间是2023年7月7日，如上名单中的最后一人周亚宁与按姓氏笔划排在他之前的吕宏、李玉超和李传广一共四人都是被火箭军的军人代表大会罢免的，但火箭军分别为罢免他们4人召开过两次军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去年9月26日，一次性罢免了吕宏、李玉超和周亚宁；第二次是去年12月5日，大会只为罢免李传广一人而开。 如上的具体时间内容，笔者最早是在中共全国人大网上看到的，当时还张挂在该网上的标题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文件，如今再进入该网已经调取不出来的。好在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上月6日的报道文章《9名军方将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配发了”全国人大官网截图“，截图说明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笔者举出的如上例证和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秦刚案最终揭晓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中所做的据实、据理分析，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共当局的人大系统的“全过程民主“虽然无比虚伪，但虚伪就虚伪在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章法的。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访时表示，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为何名字出现在与会人大代表名单中，实在让人感到疑惑：“因为每件事都要习近平定夺，把李尚福的事（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忘啦或者压在案头？我搞不清楚。这种程序性错误，按理说不应该发生。” 笔者同意这种分析，错误可能是出现在“程序”上了。 分析到此，也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截止目前的最后一次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召开之后的某一天，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对他罢免的程序，只等下次人大常委会的召开再对外公布。因此也就导致了娄勤俭一时忘记了民主过程还没有走完。 总之，既然前面所具体介绍的9名将领，以及秦刚和一批地方上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者都是被经过了一番“自下而上”的法律流程，那么外界关于“李尚福无缘两会（是因为）人大代表资格被秘密罢免”的分析笔者不能认同。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急中出错、忙中有误，以至乱了章法。 我们知道，与李尚福一样此前已经被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解除了国务委员职务和国务院部长职务的秦刚是被赶在今年的人大（全体）会议开幕之前被紧急“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 上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人大常委会公告内容之一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秦刚……的代表资格终止“。 笔者据此上网查阅了天津人大网站，它倒是及时全文转载了如上包括秦刚内容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但却完全找不到秦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被天津人大本届常委会的哪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辞职的。 笔者不相信秦刚被全国人大常委宣布终止代表资格之前天津市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过是否接受秦刚“辞职”的要求，程序一定要有，过场一定要走。与12年前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每一步都被官方媒体及时公开对外报道所不同的是，如今秦刚被所在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当时，与如上前所列出的先后在不同时间被其所在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9名高将领一样，被处理结果都是要等到“上级单位”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最后一道程序走完之后再统一对外公布。 本专栏本月1日刊登的《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一文中引述了 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中的介绍，……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规定，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可以向原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接受辞职，须经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全体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因执行任务等原因无法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接受各该级选出的代表辞职。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局日前已经安排了李尚福“主动”提出辞去人大代表的话，他所在的选举单位是可以直接由所谓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接受”的，分分钟即可完成的过场。而罢免的话，则一定要等到该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的召开，走一个半数以上同意的过场。如此说来，中共当局在处理李尚福人大代表资格一事恰恰不是在“秘密行事”，而可能是因为完成罢免的程序需要时间。所以结论是：李尚福很快就会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终结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而终结的理由是被罢免的可能性应该是较大于被辞职的可能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