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月底，有“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指纽约布鲁克林检察官偕同了联邦调查局，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顾问格雷科（Winnie Greco）进行搜索，这位顾问另有一中文名“郑褀蓉”，她是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的重要募款人之一，之所以受到亚当斯赏识，自然和她在纽约当地华人圈非常活耀，人脉广博，几可直通中国有关。自亚当斯政坛发迹受到关注，几次的中国行都是郑褀蓉安排，她和市长间特殊的交谊，便让今天她遭搜索（包括两处房产）一事格外敏感。报导隔天，检方即证实了这次行动。 郑褀蓉大致背景如下：约莫10多年前，她以“华人社区荣誉大使”身分，结识了时任布鲁克林区区长的亚当斯。2012年，她创办了“中美纽约布鲁克林拱门协会”，曾打算在布鲁克林一处华人街区竖立由北京致赠的拱门，未果。2014年，她再主动藉这一协会，邀请亚当斯前往中国访问11天，期间7000美元旅费全由协会支付。另外，郑褀蓉也曾协助将纽约小镇Warwick的部分农产品销往中国。到2017年亚当斯访中，在郑褀蓉居间下，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对这位“纽约市长潜在人选”更是礼遇有加。到了2021年亚当斯如愿竞选纽约市长，郑褀蓉便被倚重为亚当斯统筹亚裔选民（主要是中裔）的要角，正式进入亚当斯核心圈。2022年亚当斯就职典礼上，郑褀蓉就站在亚当斯的一侧，市长幕僚都知道郑褀蓉是市长身边红人。 郑褀蓉和亚当斯两人鱼帮水、水帮鱼，亚当斯借由郑褀蓉的人脉，稳固住纽约华人圈的选票，郑褀蓉则因身为亚当斯“核心顾问”，在纽约政商界愈来愈吃得开，所有她主办的活动，亚当斯无不给足面子亲自出席。在检方针对郑褀蓉这次的搜索中，锁定范围其实不只郑褀蓉住所，还包括华人聚集指标区法拉盛内的一处商场，今年农历年联欢会，郑褀蓉就是在那办活动并邀请亚当斯莅临演讲。自去年夏天以来，纽约检方就一直在调查这座商场（新世界购物中心）、亚当斯以及郑褀蓉彼此间关于政治募款的连动性。 其中一环节，包括根据亚当斯2021年收受捐款明细，被发现有121份捐款，分别是来自新世界购物中心内Jmart超市的基层员工，每一个人的捐款额度还刚好都是249美金（候选人收到个人单笔250美元以下捐款，可另外向纽约州公共竞选财务委员会申请“公共配套资金”──对方每捐赠1美元，候选人即可获得8美元的公共配套资金）。一来，这不只是有钻漏洞之嫌，二者，在媒体追查下，竟有超市员工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被挂名捐款”，更证实了郑褀蓉这一“活动大本营”的背后不会太单纯。 郑褀蓉对亚当斯“10年投资”，正是中国典型透过海外侨民，锁定当地政要的一种“养兵千日”模式。如今，在有“市长罩”的情况下，郑褀蓉仍遭检调大动作搜索，气氛确实不太寻常，更因为郑褀蓉的“中国背景”，而使得整起事件，仿佛美国对“中国遥控侨民干预美国内政”的一连串反制。 这起搜索“市长华裔顾问”事件，很快就被和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另一行动产生联想。当时布鲁克林检察官指控了7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曾借由所谓的“猎狐行动”胁迫一名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返中受审。中国“猎狐行动”（海外秘密猎捕）名义上是在执行习近平全球反贪腐，看似针对中国避走海外的贪污犯，实际上却抓了许多海外政治异议人士，等于是在他国的土地上执行“中共长臂管辖”。 另外，当许多国家陆续揭露自己内部竟存在“中国海外秘密警察”，不时对中国海外公民进行恐吓，并压制其批评中共的言行，纽约也在去年对34名当地中国裔人士作出指控，称他们以“海外秘密警察之姿”骚扰中国侨民。 自2022年布鲁克林检察官揪出中国在纽约执行“猎狐行动”，2023年再揭露中国在纽约亦有“海外秘密警察”，再到今天市长中裔顾问遭搜索，尽管案由不一，却又具备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即美国司法部已开始有系统地要遏制中国政府于美国遥控侨民的举措，且凸显中国不只干预他国内政，兼而侵犯他国司法，已到再难让人漠视的境地。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河北邯郸，3名初中生联手残忍杀害了他们长期欺凌的同学，埋尸在废弃的蔬菜大棚里。 舆论关注最多的是法律问题： 这是3个未成年人杀死了另一个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对未成年人渣，应该严惩还是拯救？ 被有意无意忽视的，则是背后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 这是3名留守儿童杀死另一名留守儿童的血色悲剧，背后更是中国1086万留守儿童（2023年数据）的灰色人生。 杀人的3个小恶魔，何以扭曲沦丧至此？ 网络图片 据津云新闻报道，3个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人家在北高村、一人家在鸡泽屯、一人家在张庄村，父母均在外务工，他们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事发以后，这些天就没再见到他们家的人。 网上有很多人在猜测说，埋尸体的坑那么深，凭三个孩子只怕是挖不动，很可能有大人参与其中。我没有调查不能下定论，但仅凭常识推断也能知道，这样一桩“毫无意义”的凶杀案，但凡三个小恶魔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大人知道，都不可能放任发生。如果是杀人之后被家长知道，则不可能把尸体埋在距离死者家仅100米的废弃大棚里。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三个孩子已经疯狂到联手杀人的程度，为什么他们的家长（爷爷奶奶）居然一无所知，又或者……是无能为力？ 以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现状来看，和父母两地分离，被老人隔代养育的，基本只会管吃饱穿暖，有些自己身患疾病的老人，甚至连留守儿童的饱暖都不一定能管好…… 网络图片 辅导孩子作业？不可能的。孩子遇到挫折和困惑时做好心理疏导安慰？不知道那是啥。至于对孩子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示范，更是不存在的。连日常的沟通都不一定能做好，又怎么能指望爷爷奶奶及时发现并阻止小恶魔杀人呢？ 至于受害者这边，在被杀害之前曾长期遭受霸凌伤害，被关在劳动间里，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事情，为何没有家长为他张开保护的羽翼？ 是的，虽然有生与死的距离，但被害人与三个小恶魔其实身处同样的困境。据媒体报道，被害儿童王子耀的父母已经离婚，他平常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父亲则在外地工作，孩子失踪报警都找不到后才赶回家。 网络图片 孩子遇害后，这位父亲痛苦地写道： “爸爸第一次带你去看大海，问你喜欢吗？你说喜欢，从那以后每个暑假爸爸都会把你接过来玩，到现在我都觉得在梦里，爸爸以后不能接你看海了，我可怜的孩子啊……” 评论区有人反问，这爸爸现在知道心疼孩子了，早干嘛去了？怎么不把他带在身边呢？ 反问总是容易，而现实却太过艰难。但凡能让孩子在自己打工的城市读书，又有几多父母忍心把孩子留在农村给老人带呢？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我国共有小学阶段留守儿童690万人，初中阶段留守儿童396万人，合计1080万孩子处于和父母长期分离的状态。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2_1099961.html 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城市上学，是这千万留守儿童的家长不想吗？你去问问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广州市教委，哪怕是问问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教委，农民工子弟能在这些城市无差别入学，无差别中考升学吗？ 最丧心病狂的是某个首善之区，竟连专门接收留守儿童，完全放弃本地中考机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要取缔、赶走…… 有的媒体还煞有介事地去采访专家，问长期和父母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会有怎样的影响。这特么还需要问吗？！ 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某些既得利益者肯定会跳出来说，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有限，不可能承载得了这么多留守儿童涌入读书。 那我们来看看现实： 北京，连央企机关幼儿园都因为生源不足开始对外招生。 网络图片 上海，幼儿园出现停办潮，多所小学停办或撤并。 网络图片 我所在的广州，民办、公办学校关了一个又一个：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以前你拿学位不足来说事儿也就罢了，现在这个情况，还拿教育资源不足来当借口？！ 做个人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历史上真实的他的确能经世济民，但不是以你想象的那种方式。 在中国文明史上，南北宋堪称群星璀璨，但若说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南宋首推岳飞，北宋则首推包拯。 前者能让千年以后的导演依然拍一部《满江红》赚足票房，后者则能让千年后的百姓遇上不平事依然跑去哭拜。这俩文化IP遍数古今真的也是没谁可匹敌了。 可有趣的是，岳飞和包拯的民间形象，与他们的历史形象的差距，恰恰又是极大的。岳飞的故事我在《岳飞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许的Plan B》一文中曾经解析过了。 今天我们聊聊包拯。 网络图片 提到包青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小说里的那些案子，什么铡美案、乌盆案、狸猫换太子等等，在这些案子当中，包青天的形象不仅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更重要的是英明睿智、明辨是非，宛如后世西方侦探小说中名侦探们一样，把案情抽丝剥茧的还原清楚，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可有趣的是，明辨是非、“名侦探包龙图”这个形象，恰恰与戏剧里的黑脸一样，是跟史料中的包拯离得最远的。 《宋史·包拯传》当中倒是确实记载过一桩包拯“明辨是非”的案子。说他在地方上当知县时，有一天有人告状说自家的牛舌头被割走了。 这种类似今天你自行车被人放了气的案子，当然是很难破的。可是包拯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就行。 这命令可谓惊世骇俗，因为按照宋朝法律，老百姓无故私杀自家的牛马是犯法的。 于是不久之后，就有人跑来告发，说某某杀了自家的牛。 包知县一拍惊堂木：老实交代！当初割了牛舌头的，是不是你这小子！ 包拯的逻辑是这样的：北宋子民又不是仙台人，割牛舌这种事损人不利己，什么人会干呢？肯定是他家邻里中与他有私怨的人，靠这种阴恻恻、难以追责的事情发泄怨气。既然有私怨，又偷割了他家的牛舌，肯定会盯着他怎么处置这头牛，一看这家人居然干脆把牛杀了，当然要落井下石，出首告发。 所以举报这家人私自宰牛的人，一定就是当初割了牛舌的人，此题得证。 这似乎很符合后世附加给包拯的“青天”形象。只不过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套推理虽然精妙，但按照现代司法标准却是证据缺失的，如果犯人像《名侦探柯南》里一样抗辩一句“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最关键的证据呢？”包拯估计就得跟毛利小五郎一样抓瞎了。 网络图片 所以这个推理故事还不如《柯南》…… 当然，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不存在，所谓“五木之下，何供不得？”，古代中国司法可不讲究什么“证据链”，进了衙门口，一通好打，看你招是不招？ 像包拯这样能够先通过推理大体确定犯人是谁，已经算是当时的业内良心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进了正史，但这个故事本身很可能是假的。 根据史学家的考证，“割牛舌案”这个段子在当时相似脚本实在太多了，仅在北宋一朝，就在不同的清官身上发生过六次，其中还包括曾巩这样也比较有名的名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假设北宋有那么一个和“开膛手杰克”一样的惯犯“割牛舌张三”的话。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案子是偶然发生过一次之后，以讹传讹，逐渐被老百姓用在所有他们想赞誉的清官身上的套路——道理就跟你小时候写好人好事，实在没的可写，就写扶老奶奶过马路一样。 于是正史记载的包拯唯一一次“名侦探”，也成了真实性存疑的悬案。 那么包拯为什么出名呢？难道真就因为他清廉，铁面无私么？ 如果仅仅因此，他就得后世如此附加赞誉，那岂不是说明古代中国秉公执法的清官实在是太少了，有这么一个也成了濒危动物一样的极稀罕物什？ 如果读正史的话，你会发现包拯的为官生涯居然是比较“佛系”的。 他28岁的时候得中进士，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论，确实是青年才俊，可是当朝廷授官让他“知建昌府事”的时候，他却来了个“辞不授”——工作地点太远，父母健在，我不愿去。 于是朝廷又耐着性子，改授这位“少年包青天”到距离老家不足300里的和州上任——按说这已经是打破了秦制下官员必须异地为官的惯例了。 结果包拯依然不干。朝廷这下彻底抓狂了，你这是压根就不想做官啊！见过辞官的，没见过一考上进士的就辞官的啊？不想当官，那你考进士干嘛啊？ 包拯打在牌面上的理由是要奉养父母，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其实关乎包拯这一生为官风格的真相。 包拯的父亲名叫包令仪，也是少年得中进士，最高曾经做到了南京留守（大约相当于直辖市市长）这样的高官。所以包拯用今天的话说，其实是个妥妥的“官二代”，他个人和他家从来不缺钱花、更不缺地位（所以京剧里什么嫂娘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故事纯属演义）。 这样一个人参加科举，拿到官场的通行证，主要其实不是求官，而是证明自己——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姓赵！同时进士出身也相当于给了他一张护身符，对本地官吏构成了一种“潜在威慑”让他们不敢随意欺负自己。 以这个角度去解读，你就能更容易的理解包拯为官之后很多行为——与明代的海瑞苦行僧一般要求自己恪守清廉不同，包拯的清廉与刚正，更多体现了宋代名臣那种富有和自足之后的不需要。 比如他在知端州的时候一改前任们胡乱摊牌、从民间无度摊派、索求“端砚”的恶习，除了每年进贡给皇帝的十方砚台，一方砚也不取。为什么？除了包拯确实道德高尚之外，三个重要的辅助原因，一是人家家境好，对这些好东西都吃过见过了；二是他后台硬，没有那么多迎来送往的需求；三就是包拯这人官当的“佛系”，以赡养父母之名，他能从28岁的小青年“请假”到快奔四才出仕，你能想想他对当大官有多么没有野心。 所以与欧阳修、范冲淹等等同时代想要“大有为”、也在仕途大起大落的“庆历名臣”不同，“佛系”的包拯这辈子的为官履历其实非常波澜不惊，就是那么一路做上去的。而连带着，他的为政观点也非常平和。 网络图片 包拯所经历的宋仁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折腾”岁月，但这段时期内依然发生了庆历新政。 所谓“庆历新政”其实是后来更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序曲，欧阳修、范仲淹等人认识到宋朝的种种积弊问题，决心厉行改革，而他们改革方式则是进行官员考评，庆历名臣们的改革主张非常理想主义：他们只要朝廷精选出二十来个按察使，对地方官进行巡视、考核，只消半年时间，就“足以澄清天下”。 而在这场改革运动即将发轫时，站在庆历新政对立面的“反动派”是谁呢？恰恰就是包拯。 庆历四年，包拯上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的奏书，光看这个奏折名字，你就可以大体猜到他是对着欧阳修等人“骑脸输出”，而在奏折的具体行文当中，包拯以他自己和他家族的为官经验，指出了过于这套看上去很美的新政的诸多问题： 第一，现在朝廷搞官员考核，可是监察官们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员，监察官员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一顿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抓一些毫无背景的官员来凑数，进一步导致官场的权贵化。 所谓“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滑者则纵而不顾”。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刚正不阿的官员，他们在官场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为你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难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谓派出按察使去“考问风俗”，一波“民意测验”下来，风评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们。考核越严格，越是逆淘汰。 所谓“遂使守节之士或负终身之玷”。 第三，加强考核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官员为了朝廷树立KPI，会不择手段刷绩效，而百姓在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负担只会更重。 所谓“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 由于王安石变法被现代史学界所肯定，庆历新政作为其“前传”的形象也是相对正面的。那么如此看来，包拯上书反对庆历新政的这些言语，简直是标准的“反动言论”。 可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包拯的这些担心，确实精准预言了庆历新政所带来的弊端，而这些弊端，在之后间接导致北宋党争乃至亡国的王安石变法中，呈现了更剧烈的发作。 那你问历史上真实的包拯，他的为官原则和为政理想是什么呢？ 我想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与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经上书说，漳河流域现在被朝廷划定为官方马场，但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用来养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里开垦种田，多打出来的粮食能“活人无数”。 再比如，他又建议，说现在朝廷囤重兵于河北，每年的军饷和粮草消耗转运费用就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将领们天天喊着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可也没见行动啊？朝廷给辽人的岁币也没见少发啊……如果朝廷决定不打仗，那不如就干脆少囤一点精兵，能挡住辽人的突袭就行，把省下的粮饷用来恩养百姓，搞寓兵于民，在河南多组织一些民兵、乡勇，万一辽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结起来，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么…… 是的，如果把真实历史上的包拯形象还原出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不讨如今网上“大棋党”们喜欢的人——他不仅没有名侦探一样的大脑，杀伐果决的性格，而且有点佛系，甚至有点婆婆妈妈，他反对庆历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话，肯定更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朝廷以“备战”“收复燕云”为口号用沃野良田来养马、囤重兵于河北…… 甚至他还隐隐反对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在北宋时代绝对政治正确的旗号。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后世史家眼中中国古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给皇上的奏折当中，却成了“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的凶险岁月。 包拯简直就是骑在仁宗皇帝的脸上输出，说如今日子刚好过没几年，老百姓刚吃饱了一口饭，经不起折腾啊，一折腾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一定悠着点。 说到底，包拯这种官员，对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处在哪里？ 压根不在于民间传说想象的那样、铡了几个皇帝的女婿陈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后或者国舅的麻烦，那算个屁啊？哪个皇帝真有心cosplay一下李世民，还能容不下个魏征？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对皇帝来说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于他的立场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在不断告诫皇帝，你少折腾两下吧，少养几匹马，少囤一些兵，让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一口气。 而同时代和之后的其他名臣，从欧阳修、范冲淹到王安石、吕惠卿，他们的改革方法无论怎样变化，他们的立场其实都是站在皇帝那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更高效的汲取系统，从民间汲取更多的物力、财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为”。 这些人本质上是“专为君谋”的商鞅的继承人，其所抱的觉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句看似自我牺牲、悲壮无比的名台词—— “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 网络图片 而包拯的这种真正站在小民立场上想问题的人，是皇上难忍，同僚难忍，甚至很多吃观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难忍的。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皇帝，这种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为害怕折腾百姓而强忍住的仁君，才能够忍得下包拯的这样臣子，让他权知开封府事，让他做到龙图阁大学士，还让他留下一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传说。 所以《宋史》最后的论赞说的精准：“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写宋史的脱脱这个人，生性确实颖达，只不过元朝那个时代，给他的才学和时间实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说准了一些东西，但却不能完全说透。 在中国古代史上，为官清廉、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官员虽然不多，但也绝非那么少，不过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个标签“酷吏”——他们在为官清廉、铁面断案的同时，对小民百姓也是无情的，他们会同样严厉的执行朝廷下达的那些盘剥百姓、竭尽民力的指令。这些人的“清廉”“严明”跟他们的苛刻严酷本质上二位一体，都是为了成为皇帝执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国古代史上两类官员其实都有，一种是庸官，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宽和但循私。另一种是酷吏，他们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清廉却苛酷。大多数官员都在这两个极端的光谱上来回摇摆。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一方面“其政严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却“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为官即不为富裕自己、也不为效忠皇帝，他是一个真的想“与民休息”的人。 这样的官，确实太难得了。 最近在读郭建龙老师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他说中国古代史上有个规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国家困窘，所以皇权会被迫执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导致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一旦达成之后，朝廷又会发现，繁荣社会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多半无法被权力所调用，甚至有的时候反而腐蚀甚至解构权力的。那么这个时候，王朝就会它的自保机制，应激性的让皇帝仍用一批严明但苛酷的酷吏来为政。 他们在清廉为政的同时，更主要的目标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驯服社会这头养回精神来的野马，让它重新驯服于王朝的缰索。于是王朝就会进入“第一酷吏时期”，汉朝的景帝、武帝时代先后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则天时期，都是这种规律的经典呈现。 网络图片 一个幽灵，商鞅的幽灵，在中国古代史上反复的借尸还魂。 而我们看到宋代，本来这个“第一酷吏时期”应该在仁宗朝的庆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呈现，但却没有。 老百姓又过了十几年“清平乐”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才让这个规律重现。 我想，这应该感谢有宋仁宗和包拯这样的君臣，他们“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们真正去为每个小民一餐饭、一身衣着想的立场与仁心，的确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值得人们的永久纪念。 网络图片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闪光之处，是很难被多数人所欣赏的。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审美中，一个人，哪怕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长期被杀伐果决、金戈铁马、伏尸百万、开疆万里的“大格局史观”所洗脑，他也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把包拯这样真正为民着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旧、甚至“圣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后世历史上，这种人在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相当高。他们忘记了宽仁，而只欢呼和期待一视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间宣传、纪念包拯的传说，为了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也渐渐走了样。 在故事中的包拯变成了一个能铡驸马、审皇亲、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开封包拯庙，看到与那塑像同样显眼的，是那传说中的三口铡刀——龙头铡皇亲、虎头铡官宦、狗头铡劣绅，还是皇帝钦赐，可以先斩后奏…… 这还不算，包大人还必须跟江湖好汉（民间黑社会组织）深相勾结，弄个王朝马汉、展昭展侍卫“在身边”。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民间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黑白通吃、还动不动喜欢开铡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铡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逻辑甚至张献忠模式来“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爷”。 包拯和仁宗皇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计要一起晕菜了——你不知道我们北宋杀个人有多慎重么？“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那是宋太祖亲训啊！哪来那么多“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杀杀杀杀杀杀杀”，不知不觉中这已经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说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口铡刀，并向往那一声无比解恨的“开~铡~”！ 网络图片 只能说，思想和时代都已经相差太远了，民间已经把包拯想象成了一个与真实的他截然不同、甚至性格和主张都完全相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过一个段子，说即便耶稣真的复活，他的信徒们也不会认。 因为他们崇拜他，而崇拜是距离理解最远的情感。 我想，这个逻辑放在包拯上也一样。一个真实的包拯如果真的站在你面前，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就多半不会崇拜他，甚至可能特别讨厌他——因为他们的三观和治世理想，已经离他太远了。 只是我在想一件事，庙宇里受人跪拜、黑脸似阎王、铡人如割韭菜的青天大老爷，和那个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哪一个想法，才能给人们真正的“清平乐”？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今年人大闭幕式主席台出现诡异一幕，李强发现人大工作报告中有严重问题，当众向习近平提醒，引来王沪宁、丁薛祥围观，习近平斥责右侧的赵乐际（人大委员长），以指叩台，神色严峻，此后赵乐际即埋首在报告上批注。 这一幕之所以诡异，因为人大报告事先必经中央政治局拍板通过，报告中有严重问题，不只是赵乐际的责任，所有常委都过眼，都有责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经过精心策列，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如果只是鸡毛蒜皮小事，李强不会当众大作文章，如果是严重政治问题，没有理由不一早被发现。中共惯例，所有党内斗争问题，一定要在党代会与人大政协会议前内部搞掂，保证会议滴水不漏顺利召开。上次胡锦涛被当众架走，以及这一次赵乐际被当众训斥，都是违背中共惯例的，显示中共最高层也开始无法度。 自习近平上台后，一切随心所欲，他不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一于我行我素，以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变成他一人之党，这固然很过瘾，但党的威信便是这样，一点点流失殆尽。 这些是表面现象，内在实质是高层的矛盾正在深度激化，激化到无法掩盖了，索性让它表面化，宣示两条路线斗争的白热化，儆示各级干部循规蹈纪，不要踩政治红线。 正常的国家和政府，都有各种法律与纪律约束，人人按章办事，一切有条不紊，但习近平当权后一人独大，万众俯伏，朝令夕改，私相授受，党纪国法都成为摆设。官大任意妄为，不断塞进私货，法纪成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以欺瞒上级为能事，以欺压百姓为忠心，这样一来，法纪废弛便成为常态。 在法纪之上，本来还应凌驾每个人的精神归宿，价值观是内在的，法纪是外在的，都是人的行为准则。但在中国，普世价值是西方邪魔，共产价值没有人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妾身未明，宗教信仰是非难辨，中国人信奉什么？只信奉现实利害，中共最高层如此，官员如此，百姓也如此。 没有精神归宿的结果是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没有精神归宿，又无视法律规矩，这是上下一片乱象的根本原因。 人大会议期间，有人驾车冲击中南海，有人到公安机构放炸弹，全国各大城市爆炸火灾恶性事故四起，凶徒驾车上人行道撞人也成了常态，如此暴烈的、非正常的冲突，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社会恶性事故表面看都相似，但实质原因却大相迳庭，有人出于正义，有人出于报复，有人出于反社会人格，有人出于对共产党的仇视。出发点不同，报复的对象却都是政府与社会。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怪现状也层出不穷，一些年轻人化装成红卫兵，又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大妈化装成解放军，手握木枪要解放台湾。历史正在被刻意颠倒，文革的僵尸正在复活，有民间自发的，也有政府官员有心组织的。复辟文革是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一招，与准备打仗，加强高科技管控，藉反腐以清君侧等多管齐下，死保自己的权位。 有人热衷于玩政治，有人热衷于抢钱，有人乐衷于欺压百姓，有人乐衷于报复政府，当今中国，望中是一幅群魔乱舞的末世景象。 社会乱象，先是经济败坏造成的，跟著以希望破灭为催化剂，政府烂了，上行下效，民间以乱制烂，反正国家也不是自己的，国家垮了，从头来过，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人觉得对国家负有责任，寄托有感情，既然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那就让共产党去操心好了。 面对中国自上而下的乱象，习近平自困愁城，一门心思只是期望不要死得那么快而已，一切都是临急抱佛脚，最要紧今日过得去，明日的事明日再烦。万箭穿心之下，已经感觉不到哪一处最痛。一个分崩离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后一刻的到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谁飞得出去是谁的造化。 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乱是常态，乱到不可收拾，就是结局。（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的TikTok剥离法案连日来在墙内墙外社交平台引发热议。3月14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禁用YouTube、Facebook和lnstagram。请问这种做法和美国拟禁用TikTok有何区别？汪文斌回答说：我们一贯欢迎外国各类平台和服务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基础上，进入中国市场。这和你提到的美方对TikTok的处理完全不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霸凌行径，什么是强盗逻辑。 汪文斌稍早时还说过：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网友@ID发帖说：共产党骂自己最狠，我都没想到可以这样说。 网友@五月ノ猫发帖说：美国议员有没有正面询问过周受资，为何tiktok在中国被禁止，你们是犯了什么大罪吗？ 网友@老周横眉发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所有中国境内不能使用的众多应用里，TikTok的禁用级别是最高的。像谷歌、油管、推特这些APP，只要用VPN或去到境外就能使用。但是TikTok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手机里还插着中国的SIM卡，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不管你用什么VPN，你都上不了。小粉红们特别喜欢吹嘘这是一款征服了世界的中国产品。确实是征服了世界，唯独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防火墙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监控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封锁部分主机和对页面进行关键字的过滤，捆绑网民和服务提供者，利用实名上网、网站备案等，强逼网站对网民实行自我审查，导致关闭和删贴风起云涌。一些国际著名网站，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选择。2009年5月，工信部的绿坝预装方案，因遭受各方狙击不了了之。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升级管控，试图夺回监控主导权，最终迫使Google退出中国、Facebook、Twitter在这一时期摩拳擦掌准备进军中国，没想到根本连门都找不到。甚至基于P2P技术的资源分享平台，如VeryCD、BTChina也同期在中囯沦陷。 网友@Leva发帖说：中国政府天天跟美国唧唧歪歪。美国禁止TikTok，禁止港口起重机，禁止中国电动车，禁止共产党员和留学生签证，抵制华为……禁止出口光刻机……禁止出口高端芯片…… 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已经是美国的敌对国家，而且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威胁最大的头号敌人。美国官方从来不避讳，公开这么说。注意美国只是在防守，还没进攻呢，只是防守，中国就受不了了……。 网友@庚白星君发帖说：……即使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也同意抢夺TikTok所有权，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是枉然。所以，在两院法案通过并获拜登签署后，再经过或许相对漫长的司法诉讼程序，即使最终TikTok败诉，不得不执行美国议会和司法裁决，但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制约，TikTok最终还是只有一个选择：不可能被迫转让所有权，而是彻底退出美国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名义上是抢夺TikTok所有权，实际上是要彻底封杀TikTok的原因所在。 目前美国政府和政客们都在说，针对TikTok的法案不是封禁。如果TikTok真的放弃美国市场，将公司总部和服务器转移到第三国，美国用户能照常使用，这反倒是一件倒逼美国政府的做法。…如果美国政府不让美国网民使用，要搞什么“防火墙”，这不就是逼着美国政府自己去违背自己的法律，自己打脸自己，促使美国人民起来反抗政府的大好事么？……对TikTok来说，真正痛苦的事情或许只有一件，就是其核心技术团队在硅谷，人才和技术中坚在硅谷。这恐怕才是 TikTok 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的原因所在。这个问题关系两个要素，一是核心技术的生态环境，二是人才的人力成本，前者可能暂时无解，后者则完全可以克服。讲到这里，忽然又想起 “低级红” 们的无知自大，有些着急于中国高科技研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上马高科技产业园区或研发基地，重复建设，运动式上马。其实，美国只有一个硅谷就足以引领全球不是么？对高科技而言，数量和规模不是优势，技术领先才是优势，高科技人才能形成人才聚集地，知识资本能形成价值链才是优势。须知，这些正是美国硅谷的优势，是真正能影响到TikTok未来，使其不愿离开硅谷的根本原因。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