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国民党解读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共产党却认为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所以九二共识也被戏称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尽管九二共识说不出共识在哪，但“一中各表”是什么？由于国民党已经论述了30年了，其定义清晰无比。根据1992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所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决议指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这就是“一中各表”的滥觞，国府也在两个月后拿著这最高原则与共产党协商，得到一个彼此存有歧见的“九二共识”回来。 第二次的马习会，马英九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里指称：“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时之间，不少国民党人为之振奋，宣称“台湾第一人，终于在习近平面前表述‘一中各表’了”，就连台湾的重要报纸也以“马习二会 马提‘一中各表’”作为头版标。不过，如果仔细对照1992年国统会以及过去30年来国民党对“一中各表”的定义就会发现，后面那句“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认知）有所不同”并未出现在马英九的论述?。 一句话不见有这么严重吗？如果重新翻阅过去30年两岸关于“一个中国”意涵的论争，就会知道其中的严重性。在1992年香港会谈结束后，海基会与海协会继续以电报方式进行意见统合，中共方面就提到，只要双方承认一个中国，对于未来走向统一没有分歧，就可以暂时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实际内涵。我方对中共的说法表示尊重但没有同意，当时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也因此认为，双方并未达成共识。延续此一基调，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前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声称，中国大陆在九二会谈里的立场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回头看前天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说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竟与王在希说的一字不差，当然已不是巧合可以形容。事实上，马英九说的正是共产党对九二共识的一贯立场，只是把“一中各表”偷换概念成为“各表一中”，也是俗称的“一中框架”，而这正是过去30年以来，历任国民党政府及官员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要等到今时今日马英九对著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才有这场马习二会，那过去30年国民党人的坚持是为了什么？ 马英九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唱和，其实是出卖国民党两岸立场。没想到竟还有媒体不察，以马英九说出“一中各表”为他擦脂抹粉，宣称马英九是“台湾第一人”，这只能用指鹿为马、不辨忠奸来形容。 其实，已经很少台湾人对于这种两岸之间的文书往来、文字之辨有兴趣了；今天翻出这些文书考究，只是因为有政客背弃自己的承诺，想偷天换日欺世盗名。必须强调，两岸的问题从来不是哪些退休高官前赴中国接受了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是这些高官在中国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或“一中各表”，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昧于事实，不愿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解决这根本问题，像马习会这样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中共的统战而服务。 面对再次的马习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意有所指地强调国民党“亲美、友日、和陆”的路线，还提醒马英九要回到第一次马习会的立场。老实说，如果仔细端详马英九过去20年来的前言后语与立场转换，对于这种所谓“国民党有意切割马英九两岸路线”的说法只能先姑妄听之。国民党未来走什么样的两岸路？看看接下来朱立伦如何面对中国的邀访再来论断吧！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总统历史上有11人无法顺利赢得连任，最近一次是2020年的川普，那么，拜登会不会成为第12个？”当有媒体、学者相继抛出这个疑惑，代表他们观察到拜登确实陷入连任危机。尽管有多份民调显示拜登支持度已逐渐和川普拉近，问题是拜登为现任，川普是四年前败阵的对手，“挟著现任优势去追赶曾经击败过的竞争者”，在选举中，那很难被称为“势均力敌”。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拜登并没有任何一份民调在总体表现上赢过川普（差距3到6个百分点左右），同时，拜登施政不满意度也还远大于满意度（CNN──58%：38%）。意谓眼前大选，拜登同时要面对川普和自己这“双重敌人”。 另一观察指标，当美国前劳工部长、柏克莱大学加州分校公共政策教授赖克三月中特别在媒体上撰文，洋洋洒洒重翻川普和共和党的帐，结论是他绝对相信民主党（价值）会再次胜过共和党。不过，文中几句话，应该更能反映他的心境，而他的心境，恐怕才真正符合现实。 这几句话包括他开头提到：“一想到川普可能赢得第二个任期，我的胃就翻腾起来”、“我不关注民调。现在担心为时过早。大多数公众甚至没有注意即将到来的选举”，以及最后向支持者喊话“川普和共和党人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灰心丧志”。 三句话，刚好就是民主选举中落后阵营最常见的“矛盾逆反”。其一，一个极其反对川普的人，不就是因为看了现下的民调，才会认为“川普可能赢”，就是因为知道川普可能赢，才会“想到就反胃”。其二，他也知道许多民众早已开始关心大选，且看到了和他一样的结果（拜登全国民调输川普），于是因为他们所支持的现任总统竟然位处劣势，而可能“灰心丧志”（也就是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期望）。所以，赖克撰文目的，更多属于一种自我激励和精神上反制对手。他说自己不盲目乐观，相信会赢，实际上应是反过来，即“担心很可能会输”，所以必须透过乐观面以平衡煎熬的心情。 同样的，民主党策略家兼顾问罗森伯格也在四月初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大胆预测拜登会赢，就如同2022年期中选举，他在民主党一片不安情绪中直言“不会有红色浪潮”一样（预言成真，民主党却也失去国会多数）。罗森伯格举了几个例子证明有危机的是共和党，例如，第一、共和党和极端意识组织“MAGA”靠得更近，无助拓展选票；第二，川普言行除了更偏执，整体选战能量也比2016大选弱很多；第三，因为拜登竞选起步较晚，民调还未真实反映选情；第四，民主党人尚未淡忘2016年希拉蕊败给川普的创伤（意思是民主党选民会集结选票）；第五，三月初拜登慷慨激昂发表国情咨文，证明他的年纪（高龄）是“资产”（代表从政经验）… 但无论罗森伯格怎么说，负责采访的《纽时》记者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罗森伯格本次受访，是“再次对民调和权威人士以及民主党的悲观情绪进行反击”。既是“反击”，和赖克一样，罗森伯格的分析，激励性质确实也大过“实况解读”。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选举中，当事件不可测（未来还有七个月，谁都无法确知会发生什么大事），现况不可改（川普就是具备相当支持基础），居劣势的一方，就必然会透过唯独操之在己的“正面分析”，一步步去营造胜选机会。情境回到四年前，选举初期川普也曾面临个人施政不满意度远高过满意度的困境，当时也有为数不少评论，推估川普有很大机会失去第二任。直到选举后期，“现任优势”发挥作用，尤其靠著不断在各州创造出“工作机会”，再有舆论以为川普大有可为。只是当年没人预料会发生二战以来影响最重大的全球事件──COVID-19，它和川普败选不无关系。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一份研究报告：如果当初美国COVID-19病例数减少5%，川普很可能会赢得连任。另有证据表明，COVID-19对选民的动员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帮助拜登赢得总统宝座。（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川普会输得那么不甘心） 就选举实务，这一阶段“拜登（绝对）胜选乐观论”愈多，反而愈透露出川普带来的压力，说它是受到川普声势所刺激并不为过（一者也借此稳定支持者，同时为支持者提供辩证基础）。但对民主党来说，下风者的乐观论未必就是“天真”，因为倘若四年前川普可以在那么低的施政满意度下反攻至几乎可望连任，拜登何以不行？毕竟情势再险，适逢选举年又发生一场大疫流行的机会有多少？ 文章来源：上报
不久前拜登主动约习近平通话，近日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访华，稍后国务卿布林肯也要访华，美国政界络绎于途，又引致某些评论指责，说美国又想向中共放软手脚了。 叶伦访华引发中国产能过剩的议题，其实中国产能过剩，又关美国什么事？各国都可能有产能过剩的难题，各国自己去解决便是，但如果你把过剩的产能廉价倾销到别国去，那就不能怪别国来干预你的产能过剩。 中国电动汽车最近向西方国家大举出口，新车以二手车的名目输出以逃避关税。中国国产汽车制造商偷来西方技术，又获得政府高额补贴，以卖一辆蚀本一辆的非商业手法倾销。特斯拉一辆电动汽车卖三万美元，比亚迪一辆卖一万美元，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得起如此的冲击？ 中国有所谓“新三样”，一是电动汽车，二是太阳能电池，三是锂电池，正是当下最受市场瞩目的争端。中国钢铁产品、家用电器、轻工产品，在自己国内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最近习近平提出“以旧换新”的概念，有促进消费的用意，也志在为产能过剩解套。 即使没有产能过剩，每个国家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也都要与别国产品竞争，但竞争是有规则的，要依正常的贸易准则来进行。新车以二手车倾销，定价违背基本的成本计算，那就是准备“乱拳打死老师傅”，摧毁别国正常的市场。 中国不依规则做生意由来已久，早年西方国家受制于中国的供应链与市场，不得不容忍，但今日冲激规模大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供应链转移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值也大大降低，因此今日如果中共想与西方国家硬碰硬打贸易战，西方国家必不会手软。 中国倾销产能不是打经济仗，打的是政治仗，以低价产品搞乱西方市场，摧毁西方制造商，造成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进而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削弱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围堵。总之中共这一招不是战术性的，是战略性的，与习近平的全球野心相呼应，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布局。 从前，美国与中国有贸易纠纷，只有美国自己去对付，欧盟日本澳洲与中国有纠纷，都只能由个别去对付，当年美中贸易纠纷初起，川普下杀手，当时也只有美国独对中共。今日天下已形成两大阵营，美欧日澳为一方，中俄朝伊为一方，活则一起活，死也一起死，因此贸易战打起来，就是世界规模，与往日不可比拟。 拜登政府立足于竞争，致力于巩固西方民主国家的统一阵线，不但军事外交，连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广泛合作，孤立邪恶轴心，所以叶伦此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是来求和的，是来下战书的。 一个老太太，个子很小，行动颟顸，看上去像一个邻居老奶奶，她来下战书，有点搞笑，但偏偏是这个老太太，话中有骨，让中共啃不下。老太太人很小能量很大，你来干扰我的市场，破坏我的产业，我不会接受，你自己看著办，你不办，我会办。 叶伦会期望中共因此而收手吗？我看不会，西方国家对中共那一套已经烂熟于心。贸易战打不打是后话，战书还是要先给你，战书摆在这里，打不打由你决定。 自拜登定义美中关系为竞争关系以来，美国联合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采取全方位的围堵和脱钩，这几年来，中共一直处于无可奈何的守势，处处败退，处处死守，中共早已失去任何领域的主动权。这一次的过剩产能倾销，可以算是中共仅有的一次对西方国家的主动进攻，不但取的是攻势，而且攻势迅猛，让西方国家有点难以招架。 美国与民主国家不可能让中共有再一次掌握主动的机会，一定要在中共的攻势初起时，就把它狠狠地打回去，否则此处一失，别处也会受压，打不赢这个贸易战，让中共占尽便宜，那等于开了一个口，让中共续命，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 叶伦下战书不是靠吓，是以实力为后盾，美国与西方国家手上可以制伏中共的武器很多，中共本来就毫无抵抗力，现在只是嘴硬而已，真的打起来，三两下就丢盔弃甲。上次美中贸易战，习近平一度胆粗粗与美国叫板，不料川普拍台反脸，关税加倍，习近平当场脚软，只能低头认命。这一次也一样，中共聪明一点就自动收手，否则会输得更难看。 美中打贸易战，中共对面还站著欧盟、日本、澳洲、加拿大、甚至印度、墨西哥、越南等中小国家，中共有底气打一场吗？根本没有。口硬是中共惯技，真正短兵相接起来，很快就要举白旗——谁叫他要与邻为壑，得罪全世界？ 与产能过剩议题同时，叶伦、布林肯与驻华大使同声谴责中共暗中援俄，两件事都来得突然，而且声势浩大，显然美国在为稍后的制裁大招作舆论准备。拜登正为总统大选发愁，拿中共来出气，争夺选民眼球，正是绝妙好棋，习近平要绷紧皮肉，准备挨一轮鞭挞了。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读完全文之后，感觉到该文暴露的不是什么“内鬼”问题，而是互联网时代大众人受困于“信息茧房”，习惯在同温层享受意见一致，越来越不宽容，动辄视不同意见为敌的舆论生态。 耶伦访华暴露的“内鬼”是什么？ 耶伦访华是带了问题去的，那就是近几个月欧美都在热议的“中国产能过剩影响全球产业平衡”的问题（我曾在自由亚洲发过数篇文章分析这一势态）。耶伦访华行前曾就此话题在美国做了公开发言，但“内鬼”一文主要不是分析这个对当前美中关系都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就一些国内舆论对耶伦此行评论的细枝末节做文章。 比如，作者先定了调：“美国做什么事，都有一套打法，不要以为耶伦访华是对中国友好，她心里藏着一颗对中国的祸心”——拜登政府延续的是川普的政策，将中国定位于“竞争”关系，如何竞争，这点中国有自己的章程，美国思谋的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路子走，这都是明牌，用“祸心”一词，说明作者对中美关系已经视同敌对关系。 基于此，作者对“有些媒体，或者大V们”发出的通稿表示严重不满：“什么‘77岁老奶奶’‘低调亲民’‘斜挎小包’等等，舔得让人肉麻，77岁就成老奶奶了？如此高调访华，怎么就低调了？拎个小包就亲民了？”“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通稿’吗。这样大范围的通稿很少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认知，有人会不自然地被美国‘友好’带入，认为美国对华示好，并主动与中国和好“。被作者点名痛诟的“骑墙者”是著名的胡锡进，环球文宣体的创始者，作者称“培植内鬼比培植间谍更难，因为内鬼的破坏力比间谍还要大，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破坏是致命的”。作者截取胡锡进微博言论作图为证，并称“其言论已经失去了一名党员的身份。就这样一个立场的人，我们能想到他当主编时，对官媒渗透有多严重”。 “内鬼”一文很有文革大字报上挂下联之风，一是指“内鬼”是美国安插的：“美日在中国安插了很多间谍和内鬼，而且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间谍搞情报，内鬼搞破坏。只要美国对中国有动作时，内鬼就会闻风而动，特别是以骑墙者为代表的内鬼，经常左右民众的视线，大唱‘中美友好’‘恐美论’“，以此警告有关方面舆论阵地“有些失守”了。二是指出还有“一些‘战略内鬼’，有些只干不说，在不同层级上左右国家政策，甚至使坏，表面上看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 胡锡进本就是中共自己人，因一条微博文躺枪不算冤枉，因为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无论是马克思健在时的第一国际、后来在本国建政的苏共、中共，基本都体现了左派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规律：没有绝对的极左（到位的左），只有更左。每逢内斗一起，总是更左的新兴左派打倒原来的左派，直到左至绝处，存活困难，于是又开始反极左。这条规律，其实也不止体现在原教旨马列主义左派阵营，还体现在今天的西方左派。比如美国左派从2020年开始登堂入室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其实基本不是左派与保守派的争斗，而是以极左派反对原来的左派先锋人物为主。比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本是西方左派祖师级人物，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都被西方左派先后“取消”，成为敌人。 中国政府形成互联网投喂信息、观点的系统洗脑工程 西方左派生成的机制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与受教育者的自愿，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而加以抵制，这一过程被称为“吐狼奶”；有感于这教育未能收全功，中国政府还通过网络控制——过滤信息与定向投喂并举对中国大众进行继续教育，让他们成为小粉红而不自知。 我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大揭秘》（2007年出版）一书中专列两章谈到中共互联网早期的管控方式，主要是建立防火墙（金盾工程）过滤信息，大规模雇佣“五毛”水军在网上搅乱舆论。那时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控与反管控的斗争上主要采取开发翻墙软件，突破信息封锁。随着国内互联网从博客时代进入到微博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与舆情管控经历了非常复杂但有效的转变，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将网络舆情分析作为维稳产业的一部分。2013年10月3日，新华网发表《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这个行当的出现，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改变方式，除了硬的一手，比如管制舆论、封号等之外，还开始软的一手，培养“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与此同时，还通过培养文宣样板周小平、花千芳等起示范作用，逐渐形成了一批水准较高的舆情引导者，这些人对大学生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思维方式、关注话题都有把握能力。这些，我曾在《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5日）一文中详细分析。 “信息茧房”造成的精神自阉 说到最后，还得谈谈“信息茧房”对人的精神自阉所起之巨大作用。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不同观点的人发言有时宛如来自平行世界。 Z世代（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者）——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不像他们的前几代受困于信息饥渴。但这一代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却困在信息茧房构造的同温层当中，他们的网络行为基本上是“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基本不懂得言论自由的原则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将捍卫你的言说自由权利”，以为网络围殴、举报封杀（西方表现为“取消文化”）是正常生态，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BTW，这不是中国独有现象，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对舆情监测的大量投入与对舆情分析师的培养，为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有效管控筑就了社会基础，再加上政府秉承“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广告投喂原则，对微博大V的广告收入实行可控性供给，形成了中国微博时代“众声喧哗”但“万流归一”的状态。“文革”时中国各地在文艺晚会上一副常用对联用在如今十分应景：“新春文坛百花艳，歌颂党与毛主席”，“百花”只是指主旋律的表现形式，内在精神只有一条：反美爱国（兼爱党），更可悲的是，不少大众人在诛杀不同意见者时，都以为自己正义在手。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 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自台湾的马英九一行。这次会见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我认为，这次习马会的一大看点是会见的方式。这次习马会不是选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也不是台湾厅，而是东大厅，即通常与外国首脑会见的场地；再有，习近平马英九二人及主要陪同人员分别在两边对面而坐，不是像习近平见港澳特首那样习近平坐中间，特首坐旁边；陪同习近平的还有蔡奇和王沪宁。这种安排显示的是双方地位对等，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是我中央你地方，更不是我是正政府你是伪政府。 九年前，在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第一次会见，当时我就指出马习会的最大看点就是显示双方的地位对等：会谈地点选在第三方——新加坡，会谈现场没有任何表示双方政府和国号的标识物件，马习二人彼此都不称对方官衔，而以“先生”互称，从而显示双方地位的对等。那就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公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但是已经默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这就向“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格局迈出了一大步。九年后的今天，马英九早已卸任，既无官职也无党职，但依然受到和上次一样的对待。那无疑就更加凸显了其政治意涵。 这次习马二会，习马两人讲的话都没什么新意。这再次证明，这次习马会和上次习马会一样，都是形式重于内容：两人怎么会见的比两人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更重要。在这次习马会上，习近平只字不提对台动武，但这并不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对台动武的选项，习近平只不过是没提而已。 在这次习马会上，马英九也谈到两岸同是中国人，谈到两岸要统一。这其实是马英九的一贯立场。马英九一直认为两岸同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中国，两岸未来要统一。但马英九说的统一，不是中共的一国两制。马英九坚持的是和平的民主的统一。不少人对马英九的这些观点很不满。他们说，马英九这些观点违背台湾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不认同两岸一中，也不认同终极统一。这种批评确实有其依据，但仍然失之片面。 记得去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给台湾带来灾难。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也说“我们的宪法是看起来不符现实，甚至还有点荒谬，我们怎么包括大陆呢。”但赵少康紧接着又说，“但就是这个看上去荒谬的宪法，是我们的护身符，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八年前，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到：“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现在，胜选的民进党赖清德和萧美琴也表示，未来他们也会和蔡英文一样，“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现在很多人谈论两岸关系，多半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没读过。打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国家统一前，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往来，并处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其他地区。二、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这就是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明文确定未来国家统一愿景，就定义两岸同属中国。既然如此，马英九的主张又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一部份台湾人不认同两岸一中，不认同未来统一愿景，是有其来由的，也是有某种正当性的；但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台湾、尤其是台湾政府，不论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你也不能把现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中关于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的条款删除，你也应该继续维持两岸一中和未来统一愿景，否则就不能维持两岸现状，对台湾自身也很不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次习马会持肯定态度。就在习马会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院表态：“我们鼓励降低紧张局势并改善两岸关系的步骤，支持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对话。” 我曾说过，两岸问题是当今世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思考两岸问题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据此再得出我们的判断。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这已经没有疑问了。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能盲人摸象，我想可能永远不会讨论出一个公认准确的大象的全身像出来。回顾历史我们就知道，美国大萧条有定论吗？日本经济泡沫有定论吗？苏联解体有定论吗？人们一边解释，历史一边往前飞奔，两者往往是互不相干的。 所以我也斗胆摸一把大象。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名人偶像，但正因为我谁都不是，所以我可以说一些他们都不方便说的话。 我大胆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老实人不够用了。不光是眼下的老实人不够用了，而且是未来可以预见的新生的老实人都不够用了。 前几天跟朋友吃饭，回忆小时候农村人交公粮、交这费那费、交罚款，还要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约而同感慨，那时候的农村人真听话啊。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但比实际生活水平提高更快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的维度，既包括容易量化的物质指标，也包括难以量化的尊严等等。 理想与现实的增长速度的差额，就是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石。从前只能吃一个馒头，心里想吃两个馒头，加把劲一干，竟然吃上了三个馒头，于是干活的力气更足了。疾病也好污染也好意外也好不公也好，所有这些阻力加起来，也抵消不了前面三个馒头、四个馒头甚至五个馒头的激励效果。 现在人人都吃上五个馒头了，如果你想吃的话，同时也没人想吃那么多馒头了。在手机上，人们已经看到别墅洋房山珍海味了，虽然大家还是务实的，不会人人要求顶配生活，但对生活的标配需求，早就不是几个馒头能够衡量的了。每顿至少得有俩菜一汤吧，回家不能天天挨骂吧。所以从前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 从前那种一年忙到头只能从地里扒拉出几百斤粮食，还愿意交出一半的老实人，真的消失了。不管你有多么想念他们，他们都不会再出现了。如果想要解决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最大现实。 事实上，经济结构不一样了，即便真有亿万老实人从天而降，也解决不了问题。现代经济讲究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特种作战、协同作战，考验的是系统综合实力。勤苦耐劳的重要性急剧降低，创造力的重要性急剧增加。 新的经济体系，必须能够吸引聪明人，容纳聪明人，赋能聪明人，至少不要让聪明人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吧。一说到这里我就心虚，生怕不小心得罪谁。但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聪明人难以施展拳脚的社会，最终所有人都会是输家。 这里还想提醒一下，如果你要做重大决策，尽量不要去网上征求意见，免费的意见是最贵的，那些人要真有水平和见地，就不会天天在网上吵不要钱的架了。 我自然知道，每当这种时刻，都会出现反面的意见，他们会说，现在的问题，都是因为聪明人变坏造成的，必须把聪明人好好管起来。不过，这种方案曾经付诸实践过，结果怎么样呢？ 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轻易俘获那些敌视知识与智慧者的芳心，这里的bug是，傻子好骗，但傻子没钱啊。再多傻子凑一块，也解决不了关键问题。傻子还等着别人给他分钱呢。 这就是我摸到的大象。纯属梦话，请勿当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间三角
日头正高，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一处老旧住宅区的二层楼来了两个满头大汗的陆丰村民。 那是2019年7月初，他们找到同乡所在的律所，想找个收费便宜的律师。实习律师张文鹏接待了这两个村民：年纪小的周建华脖子上戴了条大金链子，“是个精神小伙”；年长的邹付敬一只眼看着张文鹏，另一只眼斜视，说话办事像是位“老江湖”。 他们是来找律师“举报”的。这一老一小来自广东省陆丰市河东镇山蕉坑村，十几天前，另一个村民周建锐在家中被带走了，理由是对村里的采石场有敲诈勒索行为。他们想请律师为周建锐辩护。 这次见面没过多久，邹付敬、周建华也被带走了。周建华是在深圳火车站被带走的，他刚刚结束了一趟出差。 他们那时不知道，还有另外4个同村的村民也陆续被带走：年纪最大的黄君杈是在接送孙子、买完菜后，在深圳的家里被带走的；陈华波在惠州家里被带走时，小孩刚出生4天；周玉剑在广西桂林的印刷纸厂上班时被带走；周玉超去北京办事，结果在酒店被带走。 实习律师张文鹏怎么也没想到，未来5年，他和这7个村民的命运扭在了一起。 毁掉的农田，回不去的乡 被捕后，7人被指控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理由是，村民以无证开采、污染环境为由，多次到具备合法手续的陆丰市秋冬联泉石场闹事，敲诈勒索钱财，到各级有关部门上访，影响联泉石场的经营，使石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在村民的回忆里，采石场的出现打破了山蕉坑村的平静。 从2007年开始，联泉石场大量采石，挖山炸石的轰隆声每天在响，灰尘漫天，飞石能溅到500米外村民的屋子里。每当下雨，废泥、碎石、渣土顺着灌溉沟渠，流进山脚的农田，把农田填成沙堆。能耕种的农田越来越少了。 陈华波的农田恰好在石场下游，是最早被毁掉的农田之一。“农田是农民的根。”尽管他已经靠着汽车修理技术在惠州买了间平房，但他认为那只不过是漂泊的暂居地。 村民和采石场的矛盾持续了十几年，镇政府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相关冲突。山蕉坑村几乎住不下去了，少数人留下，为采石场打工。有人忍痛卖了祖宅，买了镇里的房子，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 黄君杈回忆，早在20世纪90年代，山蕉坑村引进几家小规模的采石场手工作业，他是村子第一个提出反对采石场的人，“有了采石场，村子的环境就废了”。采石场出现不久，他就决定带着妻儿到深圳打工。 2007年，联泉石场获得采矿证，开始机械化作业，山蕉坑村的环境恶化得更快了。虽然黄君杈人在深圳，但他对山蕉坑村有感情，坚持多年举报采石场，但那些举报资料寄出后，大多石沉大海。他还回村当过村干部，和采石场博弈，为村民争取了每年7.2万元的补贴。 2018年5月，在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联泉石场补给山蕉坑村5个村民共30万元的费用，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周建锐、周玉剑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按了手印，各自分得12.46万、4.5万、4.5万、4.5万、4.04万元。 邹付敬回忆，当时签字时，镇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在现场，他想着拿了这笔钱，顺着台阶下就算了。在此之前，他和采石场对着干了十几年，还在维权时遇到骗子，被骗了10万元。 没过多久，在深圳工作的周建华难得回老家喝了顿喜酒。饭后站在村口抬头一看发现，“自家的山怎么被采石场挖了大半？” 此前，采石场已经两次越界开采村民的自留山。那是周建华、周建锐、周玉剑、周玉超4个家庭的自留山。这4户人家已在外地发展，周玉超回忆：“之前也越界，但人在外地，想着让采石场赔点钱长教训，别再越界就算了”。 这次越界比前几次范围更大，而且只要村民一离开陆丰，采石场就继续越界。这让这4户人家有点恼火。 4人在自留山上种树苗，想划分界线，但采石场的工作人员直接拔掉树苗，他们只好报警、向村委会投诉。为了越界开采的事，在中山市开海鲜档口的周建锐，不得不每周开车往返于中山和陆丰之间维权。 周玉超回忆，那时候他就想，石场的态度不好，干脆不拿赔偿了，直接要求石场关停，并做复绿工作。 2018年9月，联泉石场因越界开采关停了。石场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周玉超一度以为，他们终于把采石场赶出了村子。没想到，采石场关停的大半年后，事情急转直下，先后收过采石场补偿的村民陆续被捕。 实习律师张文鹏了解案情后，有些不平：“石场声称有正当手续合法开采，但实际却因不断越界开采、非法占用农用地被处罚，最终才被责令关停。”那份《调解协议书》也写明，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同意，共识一致才订出协议，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提起此事生非。 “周建华一分钱没拿，只是在自己的自留山维权，反而被公诉机关说是无事生非，以强拿硬要等方式滋事。”张文鹏补充。 那时，张文鹏26岁，比周建华大两岁，正在等待律师协会的实习面试。他那时对什么类型的案子都有兴趣，觉得这案子有冤情。“即便村民收了赔偿款，公益和私利并不相悖，本来村民就是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 7个被捕的村民大多是初中文化，在外地打工。他们之间有些只是打过照面的点头之交，有些是亲戚、邻居。有个人在外地安家十几年，很少回村，以至于侄子都记不清自家叔叔生了几个女儿。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都和采石场有过纠纷。 张文鹏成了村民的辩护人，他想邀请更多律师加入这个案件，但家属实在掏不出太多钱。 律师刘沛文是张文鹏的朋友。刘沛文回忆，当时他刚刚执业，看到张文鹏转来的起诉书，“几乎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案子，案情不复杂，一看就是很荒唐、明显无罪的案子”，激发了他的兴趣。 最初参与的五六个律师是张文鹏的同学、好友，大多很年轻，他们怀抱着“无罪”的辩护目标，收取较少的费用。 回到法律上去 7个村民被关在了看守所。陈华波形容，他一度想过死，但是翻案的想法又战胜了求死的心，“我本身无罪，为什么要认罪？” 他想不通：在镇政府签的字，又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协商调解，盖着镇政府的公章，为什么会变成敲诈勒索？ 其他6个人也不约而同地喊冤，在多次审讯中均不认罪。周建华表示，“坐完牢，我要出去告到底”。 周玉超在看守所，请律师转告儿子三件事：照顾爷爷奶奶、官司要打下去、要团结。 律师郭会田看了案情认为，这是无罪的案子，也加入辩护律师团队。最后，超10位律师加入本案辩护。 2021年5月，陆丰市人民法院先后对7人作出一审判决。7人因“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不等，并被追缴犯罪所得返还给联泉石场。 一审结果让7户村民和律师们感到失望。 周玉剑被抓后，他的父亲去世了、女儿因为他的案子辍学了、经营十几年的印刷纸厂也倒闭了。他在看守所突发脑梗，送去医院抢救，昏迷九天九夜，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折磨人的，还包括一审判决书中一些村民的说法。那时，山蕉坑村被分成两派，一派是仍在村子里生活，为采石场工作的村民，希望采石场继续经营，另一派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希望采石场关停。 “我就要翻案，宁可一天也不减刑”，周建锐在看守所数着日子，“刑满是2024年6月18日，我那会儿30岁出头，还有机会出去翻案、做事业”。 但这不足以让7个家庭把信任完全托付给张文鹏。邹付敬的儿子邹贵帆回忆，父亲被抓后的一年半时间里，7个家庭联系得不多，他想找关系把父亲从看守所里“救”出来，还被骗子骗了钱。 一审判决给他提了醒：找关系行不通，这个案子还得回到法律上去。 他在深圳长大，决定完全抛弃深圳的生意，回陆丰专心打官司，也慢慢认识了其他6个家庭的成员，把7个家庭重新拢在一起。 被逼到绝境，只剩坚持 不服一审判决的村民提起上诉。 在庭审上，村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郭会田律师也着急，“村民只会喊冤，不会说冤在哪儿，法的依据在哪儿，不会搜集证据”。但他在法庭上，也忍不住说：“如果这个判决在贵院生效了，我一定陪村民打到底。” 他同情这群朴素的村民，“老百姓不需要太多法律素养，被欺负了，卖房子也要告到底”。慢慢地，为村民辩护的律师超过10人，都是冲着“无罪”来的。一位法律援助律师也在庭上作无罪辩护。 张文鹏回忆，一审判决一度让他感觉辩护无力，想把案子交给更有名气更有经验的律师，对方也有兴趣接，但为7个村民辩护，每人要收10万元，家属掏不起，只能作罢。于是，作为最早接触这个案子的辩护人，张文鹏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管，“我不管就没人管了”。 2021年7月，周建华被释放，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三天就去深圳找张文鹏，“我要帮其他6人早点出来，里面太难熬了”。 张文鹏说，办这个案，对村民的同情占了一部分，对法律的信仰占了一部分。他对家属说：“这个案子是被蒙在麻袋里打，我们要让它暴露在阳光下，让更多人知道。” 张文鹏和周建华提起公益诉讼的申请，请求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石场损坏生态环境一事进行检察监督。 汕尾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后发现，联泉石场在2015年、2018年两次越界开采，被责令停止开采、做出行政处罚；采矿权开采范围是71.25亩，经鉴定，联泉石场最后采矿总面积是213.45亩，其中林地面积189.6亩；责令石场关停后，采矿区、加工区、生活区、矿区道路复绿复垦推进缓慢，采矿区域和周围生态一直受到侵害，且矿坑威胁周边村民的生命安全。 律师们也从7个村民的卷宗中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有利于采石场的村民口供是同一时间录的，且有90%很相似，许多口供只盖了手印没有签名。 2022年2月，汕尾中院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司法的水平线 发回重审后，一群法官走出法庭，把合议庭开到山蕉坑村里。法官们带着铲子走到周玉剑的农田里，一铲子下地，铲出了碎石头，还爬到矿坑旁勘验。 只有亲临采石场，才能看到许多细节：石场关停数年后，被沙子覆盖的农田长期无人耕种，长出杂草和小树，连成一片，变成了荒树林，还有未清理的碎石垒在农田上；站在高处俯瞰采石场，只有一侧山坡复绿种了树，其他四分之三的山体被挖空后，露出黄褐色的岩石。 2023年7月3日，在合议庭现场勘验不久，陆丰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刑事判决，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被不予起诉；另外4个村民被陆丰市法院认定“敲诈勒索”罪名成立，但可免予刑事处罚。 2023年11月，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陆丰市人民法院向邹付敬、黄君杈、陈华波支付国家赔偿各50多万元。 刘沛文律师说，3人无罪、4人定罪免罚的判决，在当前的刑辩环境中，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但7个家庭坚持还要打，打到所有人无罪。 4个“定罪免罚”的村民再次上诉。为了打“持久战”，律师们也想办法给村民们省钱。郭会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律师，他主动提出要住在村民家里，给家属省点钱。 几个男性律师挤在了村民家里，有人睡床，有人打地铺，两人盖一床被子。郭会田说，律师们收取了微薄的费用，与付出严重不对等。过去5年，张文鹏在深圳和陆丰间往返了100多趟。 负责律师团吃住的是这几户人家的妇女，她们大多是山蕉坑村人，不会说普通话，有的也不识字。周玉超的妻子说，她掏空家底也要坚持到丈夫无罪。陈华波被抓时，妻子还在坐月子，40天后就去当保洁养家。 有时候，张文鹏对这群山蕉坑村的村民有些不解：“山蕉坑村每户分到三亩多的地，村民明明在外做生意好好的，居然为了这三亩地回家维权。” 山蕉坑村属于山区，不靠海，离县城较远，很多村民把这三亩多的田地当成命根子。他们在田地上种水稻、番薯，自留山种遍松柏。即便最近十几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变多了，这个约50户、350人的小村子就像鸟笼，逢年过节，把外出游子的心收拢到一起。 陈华波说，农田被毁后，他连每年农忙回家帮忙收稻谷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将来是要葬在山蕉坑的”。 张文鹏说，希望“这个案子成为裁判案例，以后当农村环境严重被毁，村民要钱不再犯法”。 冤狱的痕迹 2024年3月25日，陆丰市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陆丰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足，向法院撤回对周建锐四人的起诉，陆丰市人民法院准予撤回起诉。 村民和律师团的坚持有了结果：7人均无罪。 “这类案子中，极少数能有全部无罪的结果，”律师郭会田说，“村民的心太齐了。” 实习律师张文鹏张罗着在深圳办了场庆功宴。邹付敬在饭桌上念了几首诗，是他在看守所时写的。申请国家赔偿之前，他大手一挥，流露出几分豪气，表示宁可不要国家赔偿，要一只眼睛。进了看守所以后，他的瞳孔移位和知觉性内斜更严重了。 对于这7个村民来说，恢复生活还需要一些力气。 经历了脑梗、心脏搭桥手术的周玉剑，释放后去应聘片皮鸭的工作，被老板婉拒了。他总是低着头，跟着人群走在最后，“我后面的人生，没有太多计划了”。 周玉超原先在广东省普宁市做印刷纸生意，雇了十几个工人，年景好时能赚小百万。从看守所释放后，印刷纸厂已经倒闭了，56岁的周玉超回到河东镇，当建筑小工抬水泥。后来，他换了一份不用日晒的工作：在市场卖猪肉，每月能赚2000元。 2024年4月2日，陆丰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周建华等4人，领取不起诉决定书，这意味着，4人的无罪程序走完了最后一步。 周建华戴回了初见张文鹏时的大金链子。领完决定书后，他第一时间赶回佛山卖海鲜，他顶着黑眼圈说：“下午去（陆丰）检察院（领取不起诉决定书），晚上还要回佛山接货。” 周玉超当天凌晨5点就去卖猪肉了，下午才赶回家，他急匆匆地洗了个澡，换了身颜色鲜艳的新衣服，蹲在天井旁刷皮鞋——杀猪的猪油滴到皮鞋上了。 周玉超踩着擦得锃亮的皮鞋走出家门去检察院。没走两步，他说：“等了四五年，终于等到今天的好日子。” 文章来源：冰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