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精英荟萃的地方，美国硅谷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科技是这里的代名词，海量的工作机会和可观的薪水吸引着无数科技人才在此汇聚，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亚洲移民。 然而在光鲜的背后，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今年二月份，一个16岁的华裔女高中生卧轨自杀，让硅谷的高中在美国互联网又引起了讨论。 网络截图 网友们叙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学时的经历，以及对硅谷课业压力的所见所闻。 “我女儿以前去过那里，那个环境就是高压锅。” “移民家庭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竞争激烈得仿佛失控了一样。” 网络截图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过去十几年内，硅谷的高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自杀潮。 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养成课业满分的谷爱凌，然而他们的幻梦都破灭了。 01、爆棚的压力 事发高中名字叫做冈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这所亚裔占比近一半的学校里，学生十分优秀，每年约有20名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74%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 与冈恩相距不远的另一所精英中学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况也类似。亚裔近四成，美国高考SAT成绩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随亮眼成绩一同出现的，是该地区难以忽视的青少年自杀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尔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杀。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杀。 由于城市里有铁道经过，因此学生们自毁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轨。 网络图片 频繁且大规模的案例让舆论哗然。随后学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过，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再出现过自杀潮，但总还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冈恩一名高年级学生在家中自杀身亡；2021年，已经从冈恩毕业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轨自杀，此前他已与抑郁症抗争多年。 在外人看来，精英学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无量，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 事实上，这些悲剧的来源恰恰在于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尔托，学生的首要目标是进入顶级大学。 但申请名校谈何容易？二十几年来，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不断下降。 以哈佛大学为例，1990年的录取率为14.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网络图片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学生只能尽可能多地选修高难度课程和参加课外活动。即使他们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进学校就参加了水球训练班。此外她还是校游泳队、女童子军、爵士乐队和话剧团的成员。 回到家后，家里也有一些雷打不动的规矩：家庭作业做完才能玩，学校布置的所有任务也必须要完成。 同大多数亚洲父母一样，泰勒的妈妈每天准时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试时间和成绩。 密不透风的作息安排让泰勒喘不过气，但她能做的却只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最终在一天夜里，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药。好在父亲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悲剧。 竞争是加剧学生压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后。”这是帕洛阿尔托学生们的信条。 有时候，这种比较还会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当发现自己落后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感。 长此以往，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即是失败，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当自杀潮被媒体报道后，毕业于哈佛的NBA球员林书豪发帖讲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历程。 网络截图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高一的时候，就坚信接下来四年的平均绩点将成就我的未来，或者毁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业、每个项目、每次考试都决定着我进入顶尖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决定着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 林书豪还表示，无数个星期日的晚上，他都会从没考好的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经历了两起同学自杀的事件。 高压程度，可见一斑。 02、更艰难的亚裔 对于亚裔学生来说，面临的压力似乎还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们成绩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视为“学习机器”。很多时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们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进入同一所大学。 这从纪录片《再加把劲》里可以窥见一二。 该片展现了旧金山顶尖公立高中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情况。这所学校亚裔学生是主要群体，东亚人熟悉的“努力”随处可见。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索菲娅是网球队的队长、慈善组织的联合主席、编程俱乐部的副主席，同时还是校报的编辑。 网络图片 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的埃文觉得成绩无法定义一个人，但在台湾习惯了努力的妈妈不这样觉得。 网络图片 同帕洛阿尔托一样，这里的孩子也相信答错一题，整个人生都会不同。因为那意味着：得分从A到B或从B到C，这会影响整体成绩，进而影响平均绩点，最终影响进入哪所大学。 不过，在洛威尔，就算GPA4.0、SAT接近满分，被斯坦福录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学校的物理老师直言：“即使你应该被录取但你可能也进不去常青藤大学。因为——你是亚裔。” 网络图片 在名校招生官眼里，洛威尔的学生只会背诵一堆材料。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学生。 纪录片的最后，索菲娅被哈佛、耶鲁等六所名校拒绝，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绝。 网络图片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满分的亚裔学生接连被六所名校拒绝引起广泛热议。 这名学生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亚裔美国人，我有20%的机会被哈佛录取，作为非裔美国人，我有95%的机会。” 当事人Jon Wang 至于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平权法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保障少数族裔享有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美国高校依照“平权法案”，为特定族裔学生保留固定的名额。 这原本是促进公平的事情，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亚裔与非裔、拉美裔同时进入候选名单时，该法案却倾向录取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 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属于反向种族歧视。 有公平招生组织认为，在亚裔美国学生中，对偏见的感知导致了“异常高”的焦虑和自杀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动的压力，与骨子里难以卸下的紧绷，亚裔青少年心理负担更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极端一些的，则走向了更可怕的不归路。 03、“别人家的孩子” 2010年，一场绑架案震惊北美。 来自越南华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绑架父母，其中父亲遭遇重伤，母亲不治身亡。 从上学起，珍妮弗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学钢琴，六岁学花样滑冰，家中摆满了奖杯和证书。 学校里的珍妮弗成绩也很优异，小学时门门功课都在85分到95分之间，属于班级的榜样。 整个童年，她都在训练和家庭作业中度过。 滑冰训练到晚上十点——熬夜做功课——第二天早起训练，这一条按部就班的作息成为珍妮弗的日常。 就连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学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对更是几乎不参加。 〓 珍妮弗·潘 不过，在严格的教育和模范学生的光环下，珍妮弗渐渐养成了极端完美主义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绩超过她，她就会很恼火，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赢回来。不允许自己输的好胜和志气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里。 然而到了八年级，珍妮弗还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没能当上毕业生代表。 习惯了当优等生的珍妮弗无法接受现实，她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 到了九年级，珍妮弗的成绩便开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从门门得A的好学生变成了中等生。 为了避免父亲看到成绩后的愤怒，珍妮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制造一份假成绩单。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便再也无法关上。于是，珍妮弗的行为愈发大胆。 高中最后一年微积分挂科导致她无法上大学，她制造了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被“录取”后，她每天都背着书包按时“上学”、“记笔记”，实际上则是前往社区图书馆。 后来她又骗父母说自己以优异成绩转学到多伦多大学的药学专业。 这期间，她还瞒着父母交了一个涉嫌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纸哪里能包得住火？谎言越多，被揭穿的压力就越大。终于有一天，事情彻底败露。 大发雷霆的父亲不许珍妮弗再踏出家门。 无法获得自由的日子里，珍妮弗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杀掉父亲的念头从此在她心里埋下了根。 三个月后，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剧。 讽刺的是，庭审时，珍妮弗的父亲说直到惨案发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觉得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网络图片 绩优主义像植入华人家庭中的病毒，你无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个成员都为光鲜亮丽的成绩而着迷。 而一旦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便会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硅谷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样本是谷爱凌，那么不仅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课业都要拿到A。 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还要成为单项运动的奥运冠军，出入名利场与各国顶级名流推杯换盏。 网络图片 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这么多的谷爱凌呢？那一整套的“优秀”模板，又真的适合每一个孩子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据大象新闻报道： 4月16日，芜湖市调查专班成员、市政府（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在“芜湖市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布会”上回应此前网传某企业“一年内被执法检查超200次”的问题时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专班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2023年，芜湖市直相关单位和繁昌区对该企业开展检查、走访活动共计65次。 但在这65次之外，相关部门还对该企业开展了安全环保等工作指导25次、宣传走访9次、助企纾困走访5次，65+25+9+5=”104″。 也即，在政府统计中，一年政府官员到这个企业达到了104次。其中，执法检查26次，内容涉及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违法建设等，涵盖交通、生态、水务、应急等领域事项。 但码头承包负责人称，自拿到《港口经营许可证》之后一年的时间内的200余次检查，都“有据可查”。 也即，104次，是不是准确，现在都是存疑的。 这样的事件，其实屡禁不止。 天真的群众或许以为，这是政府机关人员尽心尽责，但只要有过中国社会的常识，就明白，这些执法机关人员的意图是什么？ 不就是吃拿卡要么？ 2022年八月，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企业沉重负担。 “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被记录说不规范。想在这里办企业，就要先认识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认识就得送东西，不送就搞不下去。”一名今年到兴化市创业的企业负责人说，截至目前，他至少转给严某1万余元的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资料整理费、8000元的其他资料费。 “兴化市各个执法部门没事就来厂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态。我们还必须找执法人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每年检测4次要花1万元左右，想在这里开厂不按他们的来不行。”一名企业负责人直言。 随便来几个政府官员，吃顿饭，就得上千。 其间，严某要求杜某在现任科长万某亲属经营的酒楼接待专家组用餐，并支付餐费及烟酒费3000元左右，用餐人员除了2名评审专家，还包括严某、万某及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共9人。 不但要吃，还得拿。 此外，在严某要求下，杜某还向评审专家送红包共计3000元，支付路费1600元、住宿费360元。 企业不仅要承担这些费用，经营上能正常吗？ 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上门检查或是宣传，企业里是不可能派一个普通员工接待的，即使以政府的数据来看，除去周六周末，两天政府就得来一次，企业的管理人员，还能干什么事吗？ 甚至很多企业老板，根本不敢派副总或普通高层去接待，因为官员们会不爽，会认为你瞧不起他。 不管你是多大的老板，哪怕是中国那些大企业企业的老总，不断地接待各种官员，都是一种常态。 你敢不接待吗？不接待，对方说不定就给你穿小鞋了。越大的企业，越害怕这种事情。 中国的大企业们，还往往设立了政府关系部门，聘请原政府官员来专职与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务。 有不少幼稚的人骂企业搞政商勾结，绝大部分老板喜欢干这种事吗？不想干的，只要市场是来源于消费者的企业，他们建立这样的部门，就是要应对各种政府检查，以及减少管制对于企业的影响。 而另一些做政府业务的企业，则建立了专业的政府攻关（没写错）部门，既然做政府业务，总得找决策人，不搞政商关系，很难拿到业务。 这一问题，是存在了几十年的一个老问题，每一年都有某些事件成为热点，但是，一直没有改善。 因为始终找不到症结所在。 更多的人将这种问题归结于没有监督，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各种监督不管是舆论上的、体制上的监督机制多如牛毛，但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真正的问题出来在权力本身上面。 这么多官员，能到企业里去检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手上有权力。这些权力具体叫什么呢？来自于各种管制法律。 各种管制法律对企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标准，要求企业必须要达到，那怎么保证他们达到呢？就依赖于政府机关人员频繁地进行各种检查。 正是各种管制授予了官员们管制企业的权力，而任何人拥有了权力，都不可避免会滥用，会用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你不能指望几百万官员们，个个都有着高尚的理想，他们一切行动只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希望开好车，住好房。 手上有权力，那么为什么不用他来换钱呢？ 靠监督，是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的，因为监督者也会成为权力拥有者，他也会用这个权力换钱，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纪委的官员们，也频频出事。 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权力。 但减少权力，是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他不仅来源于权力部门自身利益保护之必然，还来源于最为广大的民众。 民众们不希望减少权力的存在，才是权力扩张、权力寻租更深层的原因。 食品出问题了，他们希望成立政府部门，从源头、从生产端就开始检查，最好一天查八回，好让民众们吃上安全的食品。 那个楼着火了，民众们希望消防大队最好天天检查每一栋楼，恨不得让所有的楼房都配上几十个灭火器，不配就罚款。 人们对风险的恐惧，催生出他们对管制的呼吁。 这种呼吁的结果 是，瞌睡碰上了枕头，政府部门因此可以光明正大地扩权。 扩权不仅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麻烦，还让全社会的税负在不断上升，你既然要求一个乌托邦式的安全世界，那么，请一亿公务人员也不算多。 所有的管制，其表面目的，都是为了消灭灾难于萌芽之中。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那么车子就需要年检，不年检，不能上路。于是，哪怕你的车天天在4S保养，哪怕现代汽车有着优秀的自检系统，不行，得政府来检查，为了你好啊。 人们呼吁管制的结果，最终让自己的税收不断上升。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存，就取决于你的政府关系，只要你有关系，那么，你受到的管制就少一点，只要你没关系，在很多事上，你寸步难行或是只能接受各种管制下的高额成本。 我不想批评官员或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批评毫无意义，给予权力给到大部分普通人，人人都会这么干。 我更希望地传播一个观念，不要追求一个无风险社会，不要为了安全，追求让政府不停地增加管制。 不能因为你保管密码不慎，让孩子在网上消费无度，就要求停止一切直播，甚至一切游戏。 那些天天一碰到各种事故，就疯狂批评政府没管好的人，其实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不相信市场，只迷信政府的力量，才导致管制越来越多。 最终，这些管制的成本，每一个人都得承担，对管制的呼吁，只会导致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形成一个拿高薪、有额外红包收入、医疗有特权的庞大群体。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管制导致的营商环境的恶化，最终让企业在这个社会举步维艰，他带来的后果是工资的下降，集体的贫困。 什么时候，碰上任何灾难，我们不呼吁让政府管一管，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否则，这样的事，不但解决不了，反而会越来越严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民生无小事！ 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换表增费”事件持续发酵。 近日，重庆多个区市民集体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换新的智能燃气表后，使用量未增加，燃气费用却增长了不少。 4月10日，重庆燃气集团回应称，收到个别客户反映燃气费用高、怀疑气表计量不准的情况，“对此，我们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置，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4月12日，重庆燃气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未发现已复核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但上述行为未能平息舆论风波。 网络图片 目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重庆燃气集团、凯源燃气等相关燃气企业开展调查工作。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公众的疑惑不会散去。这些天，重庆市民晒出的燃气账单，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飞机都‘跑得快’，家里没什么人，换表之前从来没有上过100元，现在每个月几乎都得200元”。 重庆20万更换了燃气表的居民用户发现，他们的燃气费用，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里今年3月份的燃气费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发布视频显示，小区停气后，打开水龙头，燃气表仍然在转动，惊呼离奇。 “七年前换了房子，搬进去后电表从几十度涨到几百度一个月。现在最少一个月是421度。这事疑惑好几年了。” 还有人拍视频佐证，家中没人，但燃气表自动在走。 在网上，关于质疑和声讨重庆燃气的舆情迅速引起广泛共鸣和声浪。但重庆燃气公司称，燃气表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对此，有人认为，可能是他们人为地将燃气的浓度或气压调低了，导致气量增加，这种手段堪比入室抢劫。 网络图片 我看了下重庆燃气的财务数据： 2020年净利润3.76亿。 2021年净利润4.56亿。 2022年净利润4.02亿。 2023年快报净利润约4.93亿。 从数据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于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润，低了约1个亿。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润却大幅增长，同比增长约824%，达2.19亿，占了全年利润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润的暴增，和重庆“换表增费”的时间线高度重合。 网络图片 一边是居民燃气费用出乎异常地翻倍，一边是涉事企业大赚特赚，天然气却没多卖多少，这种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过程说明，光靠燃气公司自查自纠，或让市民和燃气公司来回扯皮，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舆情闹大了，重庆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重庆燃气公司：万一查出点问题，你说这算是违法所得，还是财务造假呢？ 其实燃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是关于民生的相关企业，他们一旦业绩大幅上涨，那么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们业绩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希望全国都彻底查一查。这是触碰社会底线，更是从群众口中夺食！ 一定要查出这些蛀虫，必须将其绳之以法才能平息群众怒火！ 这不是个例，在全国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在水表，电表上有没有可能做了手脚。 今天又看到媒体报道，在问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说自己的房子1年没住人，却出现了燃气费用及违约金。疑似是成都的网友晒出欠费截图，称自家更换新表后，短短20天内竟有高达17000元的天然气费用。 同样是更换新表，同样是费用异乎寻常地暴涨，如果这些反映属实，需要跟进投诉、联合调查组进驻的，可能远不止重庆一地。 我们国家计量仪表，是有强制合格证和检验制度的，走表不准，这么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过监管的？监管有没有渎职、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核心。 面对水电燃气这样关于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应该有当地政府来回答、厘清，让每一户有疑问的人家都得到满意的解释，不能让人多花一分冤枉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张晓的手/受访者供图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年轻的保洁员们与堆满垃圾的屋子/图源：马俐管家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垃圾旁，墙面上爬着几十只蟑螂/图源：马俐管家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截图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不止不休》剧照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剧照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为了赶上下一单，张晓买了两个菠萝包在路上吃/受访者供图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张晓在进行清洁工作时，时常会遇到害虫/受访者供图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张晓从客户家中清理出来的垃圾/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4、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不虚此行》剧照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总理先生，听说德国已经合法化大麻了，那我们去德国留学是不是必须吸大麻啊？” 这样的提问，发生在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同济大学学生交流会上，很有代表性，也很值得讨论。（上图为现场图片示意，非提问者） 首先，从逻辑层面来看，这当然是个愚蠢的提问。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把大麻合法化，并不是强制推广，不存在必须吸食大麻的问题。 所以朔尔茨总理的回答也是重申了这一常识： “嗯，是的，德国确实已经合法化大麻了。但合法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降低非法交易和滥用的情况。至于留学嘛，当然没有必须吸大麻的规定啦！” 朔尔茨还表示，他已经快66岁了，从来没有吸过大麻，也不鼓励任何人吸食。 就像烟草和酒精在中国合法，也绝对堪称泛滥，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来华留学生必须吸烟喝酒，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然后，在分析这位同学提问方式愚蠢的同时，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值得关心的问题。 大麻合法化与否，既是中德两国之间的法律差异，也是社会文化差异。 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吸食大麻的行为合法化，是基于在当地大麻事实上无法禁绝的现状，希望通过合法化以及纳入公开监管的方式来对大麻进行限制和管理，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公众接受政府的能力与职责有限，不要求政府承诺一个“绝对干净的完美社会”，也是警惕政府通过追求“大麻清零”而过度干涉公民生活。 而中国规定吸食和贩卖大麻违法，是基于一个竭尽全力打击毒品，无限压缩吸毒贩毒生存空间的决心和目标，背后的文化根源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饱受鸦片等毒品摧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也普遍更愿意为打击毒品犯罪而让渡自由、隐私等权利，政府制定严格的禁毒法规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 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来反对大麻合法化，但也不用觉得其他国家允许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恶的，就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至少，德国的朔尔茨总理不太可能比同济那位提问的学生见识更少能力更差。 最后是一个公共场合沟通方式的问题。由于相关教育的缺失，很多中国学生其实特别不擅长提问，即使是中国最顶尖一批高校的学生也好不到哪去。 在演讲交流的场合，最常见的问题是把提问的机会当成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站起来说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根本没有与演讲嘉宾沟通交流达成一致的打算。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对演讲嘉宾发表反对意见，关键是表达反对的方式，应该是基于事实和逻辑指出嘉宾的错误，继而要求演讲者补充论据或者重新论证，这样才有机会澄清事实和道理。 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以“攻击”为目标来提问，这也是本次同济大学这位提问的同学犯的错误。 简而言之，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是为了表达对德国大麻合法化的反对，并不打算倾听德国制定相关法律的考量，也并不打算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纯粹就是为了展现“我们国家把大麻管得很严格很好”的优越感。 或许，这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当代年轻人的自信吧。 这样的学生，建议还是不要背井离乡去留学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过去一年多来，各地医院的产科陆续传出被关停或合并的消息。与之对应的是，2023年国内出生人口902万，和2016年放开二胎后的生育高峰相比，产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万。 2月28日，知名妇产科专家段涛公开呼吁，“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一时间，网友开始辩论起到底是产科，还是重压下的年轻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嚣声中，作为一个最早感知到出生率变化的行业，有一批人已经被轻轻拨转了方向。 基层产科静悄悄 事情发生前总有预兆，王晴早有察觉，也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但春节后返岗，听到科室主任宣布，医院产科即将停止服务，那一瞬间，她还是觉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岁，是某一线城市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的产科护士，已经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后，同事们起初还开玩笑，“我们医院的出生证明以后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妇建档工作停止，之前订购的、药厂还没来得及发货的产科用药都陆续退了，再后来，护士长说剖宫产包，还有其他无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识到，“我真的见证了（我们医院）产科即将落幕的历史时刻。” 幕布当然不是在瞬间落下的。大约是一年多前，产科的工作已经很不饱和，她开始兼任部分内科的工作，给老人拿降压药、输液。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产科每月的接生数量跌至个位数，到今年2月，产科宣布关闭前，“我们只接生了一个，然后就没有了。” 在广西东南部某乡镇卫生院，助产士梁丽娜“今年还没有开张”。过去15年，她一直在这里的产科工作，同时管理医院的接生登记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记本上的名单越缩越短，“以前每个月最低都能有30多个产妇，能保证至少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生儿。”后来这个频率变成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如今妇产科唯一还算热闹的时段是早上，偶尔有人来做检查，“到下午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过来了，整个医院都是静悄悄的。” 临近几个乡镇医院的情况也算不上好。医护人员有时在一起开会，交换各自的信息，梁丽娜知道隔壁市另一个镇上的卫生院前两年已经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妇科和孕检。还有相邻的一个镇卫生院，因为配备了麻醉师，能开展剖腹产手术，周围几个镇上的居民都愿意过去生产，“最高峰一个月都有一百多个，去年开始直接跌到一个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个左右。” 梁丽娜工作的卫生院不大，只分三个科室，综合科、妇产科和中医科。她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妇产科就要和中医科合并了，“还没有正式通知，不过我们主任都在讨论了，也没有必要单独保留产科。” 过去几年，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多个医院的产科重复上演。《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减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来，公开宣布暂停或合并产科业务的医院数量，至少有9家。 这些医疗机构绝大部分是二级综合性医院和一级基层医院、卫生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说，在出生率不断下跌的情况下，目前最受影响的也确实是一二级医院，“三甲医院毕竟有好的医生资源，还是能吸引大多数病人。” 即便是三级头部医院，依旧能感受到危机。段涛说，2016年二胎刚开放时，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全年分娩量达3.4万。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被称为上海的“大摇篮”，分娩量连续8年位居上海第一，“现在一年差不多2万5（例），上海过去一年新生人口20万，现在连10万不到，我们这个分娩量已经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我们下降这一点，其他医院受影响的肯定会更大。” 前段时间，段涛和浦东新区的产科主任开会，大家的讨论重点是“产科转型”。他记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产科主任发言，说自己所在的综合性医院要重新装修，一向不满意产科的院长趁机关闭了整个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涛也很无奈，“他们干这一行干了十几年，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转行又转去哪呢？” 开完会没多久，段涛写下了那篇“救救产科”的长文：“如果再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塌方了。” 网络图片 从高峰滑落 段涛还记得产科巅峰的时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开放，那年全国新生人口1786万。段涛所在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有90多名产科医生，一天得接生近100个孩子，还得查房、写报告、病历。当时医院里有个说法叫“闭经指数”，指的是年轻医生在各科间轮岗，每次轮到产科，忙得月经都不来了，到了妇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线城市，产科护士王晴毕业时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医护一样，她印象最深的是产科的楼道，“因为生孩子的太多了，楼道里都塞满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样，“我们科有两个产床，经常是我们在里边接生，待产室里还躺着好几个已经阵痛、准备生产的孕妇，一晚上可能就要出来五六个孩子。”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不少数据机构预测，和过去相比，开放后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过200万，且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 2016年最终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新生人口。但那时大部分医院产科床位已经处于紧缺状态，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决“建档难”和“一床难求”的问题，2016年下半年，原国家卫计委要求，在县级医院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三级医院可以将特需病房调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时争取在“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家长们推着婴儿车排起长队，等候护士给新生儿做护理。 高峰没能持续太久。“2017年开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变化，”段涛说，“但影响是有延迟效应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万，后续的负面效应都集中凸显出来了。” 王晴和梁丽娜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医院的分娩量从2017年底开始有下滑趋势，当时主要因为原国家卫计委从2017年7月开始，陆续在各个城市推行《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 二胎开放后，多家医院反馈，高龄产妇比例上升至20%，而过去这一数据在10%左右。《工作规范》按风险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绿、黄、橙、红、紫”5种颜色对孕妇进行分级。王晴说，她所在的二级医院之后都不能接诊橙色级别以上的孕妇，“当时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击来自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梁丽娜回忆，大约从2021年开始，她所在的乡镇医院肉眼可见地空了。这一年国家开放三胎，但新增人口从2020年的1200万，跌至1062万。梁丽娜所在的乡镇离市区大约十几公里，不算远，且交通发达，产科床位不那么紧张后，很多人会选择开车到十几公里的市区生孩子，“求的就是一个安全。”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经到湖北省两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据他统计，一个乡镇一年仅有200左右新生儿，“新生儿的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产科的发展空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变得静悄悄是资源集中与利用的表现，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下的优胜劣汰，在全国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对乡镇、村庄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段涛也提出，“中国人口的出生数量有一半以上是在县级及以下医院的，产科的就医半径还比较短，不像看肿瘤做试管婴儿，可以全国跑。特别是孕程后期，她们每一到两周就要做产检，你不能让全县城的孕妇都从乡镇跑到县里生孩子，医疗的可及性就没了。” “产科以前那么忙是不正常的，产妇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时不时传来的关停消息，同样让段涛感到忧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将生二胎的妈妈。 被“嫌弃”的产科 梁丽娜从去年开始就没有领过绩效了。身边很多同事都在考虑下班后做点副业。“有同事出去摆摊卖东西，我们很多护士就找点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里做，每个月多几百块钱。” 她也问过家楼下制衣厂的老板，自己能不能干一份兼职，但被拒绝了。老板担心她在医院经常值夜班，遇上工厂赶货，也抽不出时间来帮忙。 过去生孩子的人多，医护人员能拿到的绩效也高，当时梁丽娜一个月工资能有6000多元，在乡镇是个不错的水平。她有编制，现在每个月工资还能维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们医院的合同工每个月才1500，还要租房、吃饭，他们也觉得做得没有什么意义。” 过去半年，她所在的产科已经有三位医护人员离职。 在她的观察里，妇产科一向不是医院的发展重点。她所在的乡镇级别医院自然分娩的医疗费是230元，“我们一个产包进货价是九十块钱，包括棉签、一次性垫布之类的，还有一个接生包，就是产钳、剪刀，用一次折旧价算几十块钱，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块钱。”加上整个孕期要收取的各类产检费用，梁丽娜说，医院接待一个孕妇，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如果产科月分娩量无法达到50个，就难以覆盖整个科室正常的运营成本。超过100个，科室的运作才处于良好状态。 出生率下降后，产科的运营压力首先暴露出来。段涛说，在所有科室里，产科收费是偏低的，顺产费用通常是几百到一千元，剖宫产稍高，能达到两三千元。“但维持产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点人，产科24小时都要有人，很多产妇都是晚上发动，产房医生、麻醉医生、助产士、护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码得有几十号人。” 而对于三级医院来说，还有另一重压力。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鼓励大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是CMI指数（医院收治病例的疑难危重度），和四级手术（最高级别）。 段涛认为矛盾的地方在于，产科的原则是保障母婴安全，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产科做得好的时候更多的是顺产，预防工作做好了，就没有各种并发症，CMI指数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级手术。要医院指标好看，那遭殃的就是产妇。” 段涛感叹，“医学的学科不像养猪，你能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很快做决定，成本不需要那么高。但你要培养一个好的医生要花多少年？十几年吧。现在出生率又越来越低，产科不挣钱，能获得的投入会越来越少，医生的机会也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以后产妇有个突发情况，谁去做手术？” 他担心未来有一天，产科也会重复儿科那样的命运。“少子化这是个大趋势，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产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体往坑里掉了。” 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其中还提到，要努力使综合性医院产科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平均水平，严禁向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 在段涛看来，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医院每天都要算账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实多少？” 段涛的微博图片来源网络 另寻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时候都在内科工作，一个月前，医院已经正式发出公告，“停止助产技术服务与产前筛查技术服务项目”，之前已经建档的产妇将陆续分流到周边其他医院。王晴说，后续医院应该就要处理婴儿床、改造病房，产科的帷幕要彻底落下了。 内科的工作很饱和，病人从来没有断过，她发现许多老人用不了两三个月，还会再来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来，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失业危机了，毕竟人们可以不生育，却无法避免衰老。但也说不好，她犹豫了下，8年前她刚进入产科时，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失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孩子这个问题。” 她感慨，“以前做产科，现在干内科，这不就是一个从新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吗？”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涨回来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时候，她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丽娜能理解如今年轻人不愿生育的想法。她36岁，有两个孩子，婆婆有时还会催她再生一个。她说如果三胎开放时间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虑生，“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家里也还有点积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现在经济压力大，养两个孩子已经很累，“折腾不起，打死都不会生。” 梁丽娜喜欢助产士这份工作，“我想着可以干一辈子，而且看着新生儿出生，感觉真的是挺伟大的。”每次婴儿哇一声哭出来，就是梁丽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她叹气，“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妇产科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医院产科分娩室迎来龙年第一个“龙宝宝”出生。图为一名医务人员正在为“龙宝宝”敲脚印。 一些年轻的医学生在挣扎。浙江某医学院，一位妇产科专硕研究生入学时就规划好，毕业后就回家乡镇上的医院当一名产科医生，压力不大又安稳。然而两年后，2023年6月，父母告诉她，镇上卫生院的产科被取消了。 内蒙古一位助产专业的学生说，刚上大学时，所有人都跟她强调助产士稀缺，她因此放弃转换到检验专业，如今即将毕业，“结果我现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将护理学、助产学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专业，被列入国控专业的通常是市场需求量已经饱和的专业。 31岁的赵慧子郁闷了好一段时间，她在某二线城市的医科大学读产科博士。2023下半年开始，她发现学校附属医院的产科病人越来越少，病床经常住不满。但年初她决定读博时，产科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没想到之后我可能要失业了。” 赵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医院的产科招聘信息，希望尽早做好准备，“从招聘人数上看，这几年一直是缩减的。我家乡有些医院，以前可能一年招两三个，现在基本都不会招了，对学历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现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认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邮轮已经开到了大海中央，没办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励自己积极起来，“我读博也还有机会转成科研岗，还有一些师兄去到专科院校当老师，还有医药生物公司，医学翻译。”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来。 最后，她只能安慰自己，“我们学校还不错，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都还找到了工作，应该不会那么糟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第一个故事：2005年5月27日的一起庭审中，内蒙古赤峰法院宣布： 消费者王小华在购买并服用了翁牛特旗医药公司销售的龙胆泻肝丸后，导致患有“慢性肾衰、慢性间质性肾炎、肾性贫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原告王小华胜诉，翁牛特旗医药公司向王小华赔偿3.9304万元。 距离王小华将翁牛特旗医药公司告上法庭，仅过去一个月。 第二个故事：2012年6月1日的一起庭审中，台湾最高法院宣布： 因服用台湾科达制药公司生产的龙胆泻肝汤导致尿毒症，中医师王韵凯获赔1500万元新台币，当时约等于人民币320万元。 作为一名笃信中医药的中医师，王韵凯不但经常给患者开龙胆泻肝汤，自己也坚持长期服用，然而在一天突然晕倒并被送到医院之后，王韵凯才得知，年纪轻轻的自己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而导致尿毒症的罪魁祸首，正是他非常信赖的龙胆泻肝汤。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为了让自己在肾脏衰竭之后还能维系生活，王韵凯委托律师，将大名鼎鼎的科达制药告上了法庭。 拥有32年历史的科达制药，是台湾中医药界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之一，想要撼动这样的企业，岂是王韵凯这样的小人物可以轻易做到的？ 果然，在王韵凯及其律师的前三次起诉中，每一次都被法院直接驳回，理由是：科达制药生产的龙胆泻肝汤获得了台湾卫生署的许可，且王韵凯一方提供的药品检验“可信性存疑”。 在前三次上诉均被驳回后，坚持不懈的王韵凯继续上诉，终于在第四次上诉后，法院受理了案件。 但即便如此，整个诉讼过程对于王韵凯和他的律师都无比艰难，不但台湾的媒体在报道中偏袒科达制药，而坚持上诉的王韵凯方，也被指责为“导致台湾人民不敢吃中药”，甚至连当初为王韵凯进行药品检验的医院，也因为被指责“影响中医名声”，而不得不向台湾民众鞠躬道歉。 用王韵凯律师的话说：“这是一场小虾米与大鲸鱼的博弈。” 不过，他们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经历了无数的上诉、驳回、一审胜诉、科达制药不服、再上诉，以及庭外数不清的威胁、利诱、公关之后，这场长达十年的诉讼，终于以王韵凯胜诉而告终。 上面两个故事，是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海峡两岸，唯二因服用龙胆泻肝丸（汤）导致肾衰竭的受害者，起诉商家且获胜的案例。 时间回到2004年2月22日下午，28名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衰竭的患者聚集到了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准备集体起诉将药物卖给他们同仁堂。 距离春节已过去整整一个月，春寒料峭却挡不住她们维护权益的决心。 这不是全国所有的受害者，却是所有因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肾衰竭的患者中，最需要帮助的20几个人。 在服用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患上尿毒症之后，47岁的吴淑敏因为肾脏衰竭虚弱到无法通过工作维持生计，彼时的她，已经为治病欠下了10多万元的债，2004年的十多万，无疑是一笔巨款。 另一位年近50的傅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饮食起居都无法自理，要让丈夫甚至孩子来照顾。我成了一个废人。” 为了治疗尿毒症，傅女士已花费了近20万元的治疗费。这对经济状况本就紧张，还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傅女士来说，是足以压垮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 46岁的王春华及其他20几位受害者与她们情况类似，为此，炜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近乎义务地为她们代理官司。 她们实在太需要帮助了，而她们更需要的是，赢得这场她们理应该赢下的官司，获得她们本应该获取的赔偿。 其实，她们并不是刚刚才患上尿毒症，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患上这种可怕的肾脏疾病。 2003年2月，新华社记者朱玉发表了《龙胆泻肝丸是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系列报道，堪称石破天惊，在很短的时间里，国内大量的尿毒症患者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龙胆泻肝丸的受害者。 据新华社报道，当时全国有200多家药厂生产龙胆泻肝丸，致病人数达十几万之巨。 龙胆泻肝丸是一种由多种中药材组方而成的著名中成药，其中一种叫做关木通的成分含有大量的马兜铃酸。 早在上个世纪，国外的科研机构就发现，马兜铃酸具有极强的肾毒性，长期服用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且由于马兜铃酸难以被人体所代谢，其在人体中的日积月累，即便是少量长期的服用方式，也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伤害。 1992年，比利时的一些妇女，因服用从香港进口的减肥中药导致肾衰竭，该减肥药中含防己和厚朴，这一案例，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 1993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发表论文，认为这些发生肾脏纤维化的案例，都与服用中药有关。研究发现，致病的罪魁祸首是这些中药中的马兜铃酸。 1999年，英国在发现两例因治疗湿疹而服用含马兜铃酸中药引起的肾衰竭病例后，宣布禁止使用和销售马兜铃属植物的药物和膳食补充剂。 2000年，美国FDA宣布禁止含马兜铃酸的草药及制品输入美国，多达70余种中药材被列入黑名单。 “马兜铃酸肾病”一词，名扬海外。 然而，无论国际医学界对含马兜铃酸药物的态度如何，直到新华社这篇报道发布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类可怕中药的毒副作用，依然知之甚少。 尽管那时国内因马兜铃酸导致肾病的患者早已屡见不鲜，但因为没有媒体的报道，患者们并不清楚自己患病的真正原因，直到报道发表，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导致自己患上尿毒症的元凶，正是之前从未怀疑过的“清火良药”龙胆泻肝丸。 而国内生产龙胆泻肝丸的龙头企业，正是拥有三百年历史老字号中药企业，同仁堂。 在新华社报道发表后不久，2003年4月，国家药监局发表了《关于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的通知》，宣布取消含马兜铃酸的药材关木通的药用资格，用木通科木通替换关木通。 而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提出上诉的这二十多位肾衰竭患者，服用的正是由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 同样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然而结果是，她们的上诉，以被法院驳回而告终。 对此，同仁堂的回应是，他们生产的龙胆泻肝丸是严格按照药典配方，并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上报审批、生产和销售的产品。 同仁堂宣传部负责人金永年说：“我们认为，企业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生产经营，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药品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不良反应，但只要遵医嘱适时适量地服用，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大伤害。具体就龙胆泻肝丸而言也是如此。” 金永年还说：“同仁堂早于2000年就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了马兜铃酸可能导致肾病的情况，并于2001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分的木通代替关木通。” 既然同仁堂早已知道含有马兜铃酸的关木通可能导致肾病，为什么不立刻下架并召回已销售的龙胆泻肝丸？ 为什么不在后续销售的产品说明书中，标注龙胆泻肝丸具有的毒副作用？ 为什么不通过媒体，公开提示购买过龙胆泻肝丸的所有消费者谨慎服用、入院检查？ 我们不知道。 时间来到2024年，吴淑敏、傅女士和王春华们早已杳无音讯、生死未卜，而类似的悲剧，还会上演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很多时候，对故乡的思念源自对食物的记忆。这些记忆中漂浮着香甜的糯米鸡、乳白的鲜鲫鱼、沾满豆面的驴打滚……它们慢慢地轻轻地抓挠着你的心，让你不由得望向大洋彼岸。 而在这些记忆中，一定有一段是关于辣椒的。这种源自美洲的作物，自16世纪传入中国后，在短短几百年间便走遍大江南北，让人食之不忘。因此，本文特奉上几家布里斯本值得一试的辣味餐厅，供君寻味，聊慰乡愁。 1.Miss Chilli Hot Pot 推开复古雕花的大门，便进入了一个热气腾腾、麻辣鲜香的世界。这里的每一颗空气粒子中都跳动着火热迷人的椒香，撩动着你的味蕾。 好火锅全仗着好汤。来自重庆的正宗底料，配上精心熬煮的浓香骨汤，咕嘟嘟翻滚的红油中透着茴香、辣椒、花椒、八角、桂皮等多种调料的香气，将你一秒带回那个热情爽利的雾都山城。 热辣滚烫的汤底期待新鲜的食材。这里的肥牛卷片片布满细腻的雪花纹路，毛肚被处理得干净脆爽，还有嫩滑的鸭血、Q弹的丸子、金酥的响铃卷……食物在落入锅后被激出原味。“围炉聚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或许说的就是这般美妙的烟火场景。 自制调料碗是吃火锅的一大乐趣，这家店的调料台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平常的酱料自不必说，连其他店内难得一见的腐乳都被店主寻了来，可谓是下足了工夫。 冷饮也是店内的一大特色，晶凉凉、滑溜溜的冰粉撒上酸甜可口的山楂碎，是火锅的最佳拍档。毕竟，冰与火之间的碰撞与消融，靠近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温热柔软的人心。 地址：16 Park Rd, Milton QLD 4064 电话：+61 499 771 316 （图：谷歌地图） 2.Xiang Chinese Restaurant 说到辣，绕不开川菜和湘菜。店主将两大菜系的经典菜品都收入食单，吸引着四方的嗜辣食客。 在店内，你会见到辣椒的不同品种，像尖椒、彩椒、螺丝椒、朝天椒；还会见到辣椒的不同形态，如干辣椒、湿辣椒、剁辣椒、腌辣椒。这里的餐桌仿佛一个小型的辣椒博物馆。 在这儿，如何调和辣味，是一种艺术。鲜嫩的牛肉浸满了浓郁咸香的汤汁，在热锅中被青红椒爆炒装盘，就是被称作湖南招牌的小炒黄牛肉；将蒜蓉、姜末、酱料和腌制好的剁椒匀匀地铺在对半切开的鱼身上，蒸熟后淋上热油和葱花，香味在一瞬间被炸开，便成了色泽鲜亮、入口嫩滑的剁椒鱼。 至于酸辣白菜、干锅土豆、爆炸花蛤等，更是各有各的用心，道道用辣却辣得各有千秋。 不过，品川湘菜肴，只吃菜未免太可惜，不妨试试用汤汁拌饭。咸香爽辣的汤汁裹着粒粒分明的米饭吞下肚，同时吞下的还有面对生活的踏踏实实的安心与满足。 地址：24/261 Warrigal Rd, Eight Mile Plains QLD 4113 电话：+61 415 660 888 （图：谷歌地图） 3. Terrific Noodles 吃辣不是川湘的专属，北方亦有城市被其征服。如果你只想吃一顿简简单单的辣味餐食，那就来这家西安面馆吧。 然而，西安的辣不同于川湘的辣，它的辣主要来自于油泼辣子，讲究的是香辣而非麻辣。 一块块雪白的面团被揉捏摔打后劲道十足，做成的面条宽大、厚实、弹牙、耐嚼，煮熟后整整齐齐地码在碗中，摆上小菜，再淋上西安特色的油泼辣子，方寸大小的碗碟中显出的胆识和韧劲，让你在香气氤氲中恍若触碰到了大唐长安。 这里的biangbiang面、油泼面、干拌面、爆肚面都是西安特色，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宽面，店内也有细面和拉条子供你选择。 此外，晶莹爽辣的凉皮亦是招牌，点一份红油的或是麻酱的，红辣醇厚、麻酱香滑，这些来自古城的风味，总有一种能与心灵合契，拂落漫漫长路上你我眉间沾染的风雪沙尘。 地址：Level 1 Shop 6/341 Mains Rd, Sunnybank QLD 4109 电话：+61 450 868 581 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Terrific Noodles (@terrificnood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