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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美团试点“超时免罚”，对骑手到底是好是坏？

网络图片准时送达直接影响用户体验，每分钟延迟都会加剧用户不满。若用户因此减少订单，可能引发订单量下降、服务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在其他平台不跟进的情况下，实施”超时免罚”可能损害美团竞争力。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一直以来，外卖平台最为大众、商家和骑手诟病的，有三大“历史污点”。“高佣金盘剥商家”、“算法压榨外卖骑手”和“不给骑手缴纳社保”。随着各大平台高调宣布要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事暂时偃旗息鼓。但另一条重要新闻似乎被热点掩盖了，即美团开始在某些地区试点“超时配送免罚款”新规，乍一看似乎是善举，最终效果如何？需要深入分析和推演。超时一般不能怪骑手，是其他环节导致的据澎湃新闻2月14日报道，美团宣布将于本周开始在广西部分城市正式上线“超时免罚”试点，将众包骑手的超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度，并辅以支持策略，如培训帮扶新骑手、优化出餐调度和申诉通道，持续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此前，美团已从2022年开始探索在专送骑手中试点扣款改扣分，推行“服务星级”激励机制。这可以说是“算法向善”之举，目的是回应社会呼声，让骑手可以在路上“走得慢一些”，以保障更安全。 “超时免罚”的核心，是将原先单一的超时罚款制度转变为一个“积分制+容错率+投诉联动”的复合体系。首先，骑手准时送达外卖订单，可以获得积分，在极端高峰期、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里，骑手送餐可以得到奖励积分，并且对新手启动积分保护机制，确保“新手期”的骑手不会接到难度大、易超时的订单。当然，骑手因超时会被扣分。此外，如果骑手积分过低（以至于无法接单），那么还可以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辅助培训恢复积分。其次，引入“超时单率容错阈值”，例如每跑1000单，就允许3单超时。再次，即便超时，如果客户表示认可，没有提出投诉，那么仍然可以免责。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之外，美团还成立了“算法顾问委员会”，由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并通过季度恳谈会吸纳骑手、商家与用户意见，纳入平台的算法。至少从表面上看，将超时罚款制度改为积分制度，意味着从负向处罚转为正向激励，这当然是管理手段从刚到柔的转变，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表现，对于保障骑手案例，引导骑手提高服务质量，可能是有益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许多骑手都强调的，超时并不只是“骑手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所导致的。事实上，超时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骑手身上。从客户下单到商家备单，再到骑手取餐送餐，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例如取餐点分散、卡餐、进不了小区、电梯拥挤，等等。超时罚款制度，几乎将超时的全部责任都压在骑手身上，确实存在有失公平的嫌疑。网络图片有人还指出，外卖服务的消费体验并不应该单纯依靠“快”来支撑，只一味追求“快”反而掩盖了服务水平的多元维度。外卖食品安全、餐品的完整度和骑手的有效沟通，同样是消费者在意的评价指标，而这些仅靠超时罚款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超时免罚”现在似乎成了美团保障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并把这方面的美誉度作为平台获取客户、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也可能是迫于现实压力的举措，因为在去年，有关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要求。关键的考验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请不要忘记，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的核心体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依然是准时送达。如果“超时免罚”会导致骑手送餐变慢了，那么就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超时免罚”可能会损害“想卷的骑手”的利益有人认为，从超时罚款改为“超时免罚”反而会促进骑手更加准时送餐，原因是，“总部”会额外给钱，骑手的准时率越高，积分就越高，获得的额外奖励额度也就越高。确实，以前准时送餐没有奖励，现在变成有奖励了，不是可以促使骑手更加努力地去追求准时送餐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从原则上说，骑手是愿意努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送餐的，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努力”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没有代价的。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超时罚款对于保证外卖准时送达之所以特别有效，一个原因在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面对同等的损失和收益时，人们会感到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痛苦，至少是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超时罚款制度下，超时会导致本来可以获得的送餐收入遭受损失，使得骑手觉得特别可惜甚至痛苦，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抢时间”。网络图片不难看出，在改为“超时免罚”之后，损失厌恶给骑手带来的这种驱动力基本上将不复存在。（由于超时会导致无法获得积分或被扣积分，而积分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钱，因此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效应仍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超时罚款时相比肯定会弱得多。）因此，虽然有统计数据称，在2024年1至10月，美团外卖的总体超时率相当低，仅为0.75%左右，但这是超时罚款制度下的结果，改为超时免罚后，总体超时率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有待观察。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超时罚款是一个动态稳定的制度，而超时免罚则很可能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制度。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超时罚款是封闭系统，外卖订单的结果可由算法确定，而超时免罚是开放过程，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若规定”客户不投诉则骑手超时免责”，不仅侵蚀了客户要求准时送达的基本权利，还需要用户付出额外时间成本。骑手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若出现争执，更可能损害平台声誉。此外，关于免责场景的认定也易产生争议。超时罚款制度的优势在于，用统一算法化解了这些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权利界定成本。第二个角度，每个外卖订单涉及平台、商户、骑手和客户四方关系，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冲突。超时罚款制度将四方冲突简化为平台与骑手间的冲突，客户和商家则可以作为”大数据”被算法处理，实现了成功地降维。让客户重新介入意味着升维，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倒退，还会增加算法开发难度。第三个角度，就骑手间互动而言，超时免罚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准时送餐需要付出努力，而部分骑手可能不愿付出。超时免罚对这类骑手约束力较弱，他们会影响整体送餐效率。平台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给努力的骑手，而这些骑手可能无法承接更多订单，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受到影响。在超时惩罚制度下，不努力的骑手对努力的骑手影响较小，但超时免罚制度下，不愿努力的骑手会影响整体效率。因此，严格实施”超时免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平台的系统优势。 “超时免罚”实施效果如何，关键看用户体验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也是存在的。例如，当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可以提供送菜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外卖行业是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后才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由于成功地匹配了需求，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进而提高了客户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的消费行为。很显然，这里需要形成一个“飞轮”——客户如果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网络图片商家出餐、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所以，最终的检验还是消费者的体验，或者说，能不能让客户觉得有性价比。就外卖而言，除了价格之外，时间是性价比的关键要素。一个人既然决定吃外卖了，也就不会对“色香味”等方面有太高的期望，但对时间还是非常在乎的。点了外卖后，每多等一分钟，都是对客户的耐心的折磨，会严重影响性价比。因此，上面这个“飞轮”也可能会倒转过来。一旦客户觉得不满意，开始减少外卖订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引发向下的正反馈，从而导致风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团已经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还看不到这个风险。业内专家指出的，外卖行业的壁垒要高于电商，因为外卖要求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者都达到规模经济。如前所述，要做到“快”，并不仅仅取决于骑手跑得多快。从客户下单的那一秒开始，对算法、对平台的运营能力的考验就开始了—-有足够多的商家入驻平台了吗？平台让商家做到自动接单了吗？平台帮助商家实现备餐流程的标准化、数据化了吗？平台是不是有骑手随时待命？平台能不能为骑手规划最优路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快不起来。美团已经在外卖的整个链条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它打败了饿了么、阻击了滴滴和抖音，就是证明。不过，万一美团面临了其他真正的风险时（例如抖音收购饿了么并大打价格战？），这个“超时免罚”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致命的因素。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贾拥民

从缅甸电诈园区归来，他在网上公开征集证据 | 深度报道

网络图片生于1980年的闵永星喜欢感慨时间，2023年2月20日，在朋友圈发出“别问青春剩几许”的状态后，他从朋友圈里“消失”了。 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消失”的22个月，他被困在缅甸电诈园区，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转移”，从位于缅甸瓦邦的勐能县，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 2024年底，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在公司交接过程中，他终于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用了8天辗转回到中国。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下巴不能灵活活动，说话费力。 2025年2月中旬，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只要持续关注，“里面”的人早晚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闵永星同时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他告诉北青深一度，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我”，他要通过法律途径，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网络图片园区老板的 “虫草茶” 闵永星22个月的缅北遭遇，始于一个“两年能赚5000万”的“商机”。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是朋友的朋友。 2023年3月，一位久未联系的女性朋友与闵永星聊天，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随便开个酒楼，一个月赚四五十万轻轻松松”。这种生意可信吗？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他解释，自己曾在2009年做过年入千万的买卖，接触的朋友都是“有层次的”，“再说，生意能不能做，现场一看便知，大不了就回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按照朋友的说法，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2023年3月，他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上了朋友“安排”的商务车。抵达临沧市后，闵永星换乘了一辆越野车，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我当时就后悔了，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我已经走不了了”。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山路。他描述，翻山的路全程陡坡，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护送”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到了险处，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直接拉上去。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闵永星回忆，他被押上一辆车后，有一个男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是缅北，同时抱怨说“别人走4个小时，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闵永星不敢回话，“看到枪，我整个人都蒙了”。途中，闵永星短暂的拿回过自己的手机，他联系朋友和亲戚，告诉对方，如果自己没有每天联系他们，请他们帮忙报警，并想办法联系把自己介绍到缅甸的“朋友”，想办法救人。 7个小时车程后，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缅甸瓦邦（掸邦第二特区）的勐能县。车子在一栋10层左右的大楼前停下，周边有持枪保安看守，他注意到，他一进门，就立刻有人将门反锁，楼内的窗户都是焊死的。在3层的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日后的“老板”——花名“霸道”。闵永星事后推测，对方可能是在找“合作伙伴”，“他们可能看中了我身边人脉多，想让我帮忙弄人过去”。闵永星说，“霸道”开车带他去见了一位“大老板”——花名“大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沏了一壶“虫草茶”招待他。大姚没有明说做什么，只说“想赚多少钱，要看自己，两年赚个3000万也是赚，5000万也有可能”。闵永星不敢当面多问，只说会想一想。随后，大姚以要去参加当地镇长女儿的婚礼为由结束了这次碰面。闵永星跟随“霸道”回到公司，住进了12人一间的宿舍，这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落入了诈骗组织。三天之后，闵永星与家人、朋友的聊天记录暴露，被叫到办公室问话后，遭到进入园区后的第一顿毒打。“我醒过来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之后了”，闵永星发现自己有牙齿脱了，下巴也脱臼了，但对方并没有给他医治的意思。十天后，霸道等人再次把闵永星叫到办公室，劝其“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闵永星假意顺从，前提是要得到医治。由于勐能县的医疗水平有限，手术需要的钢板和耗材都是从中国国内订好寄到当地的，闵永星接受手术时，距离被打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医生都说“太晚了”，并因此留下后遗症，直到现在说话下巴仍无法灵活活动。手术后的一个多月，闵永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看守，直至身体恢复。网络图片组织、业绩、纹身、惩罚在电诈公司，人是最大的成本。据闵永星了解，像他这样从国内被骗到缅甸的人，公司老板需要向“中间人”支付约8万元的费用。在园区里，每个人头的保护费一个月约1.2万元，住宿费约3000元；吃饭也不便宜，园区的馒头10元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肯工作，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亏损。 2023年5月27日，闵永星结束了“吃闲饭”的日子。老板“霸道”提醒他，伤好了就要上班。“开工”第一天，他再次被叫到办公室，签下了一张5万元欠条，是他看病做手术的花销。公司的工作室位于大楼3层，他被分配到的部门叫“精聊组”（精神聊天部门）。这个部门一共有24个小组，每组10人，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此外，精聊组共有4位总监，每人负责管理6个组。负责管理总监的人叫“大鸟”，再往上就是公司的领导“霸道”。请他喝“虫草茶”的大姚，则是整个园区的负责人，公司的物业费、房租等费用都要交给大姚。 “上岗”后，闵永星拿到了一部工作手机，并且得到了一个花名——“王林”。在园区内，大家彼此称呼花名，仿佛彻底换了一个身份。闵永星告诉老板，自己不会摆弄电脑和手机软件，“这个工作干不来”。但老板安排组长，手把手教他操作流程，并发了聊天中常用的“话术手册”。他的客户都是女性，聊天中，他的“人设”是一名退役军官，“先聊感情，再骗对方投资”。闵永星说，他的“好友”多数是公司买来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前端”的人和“好友”聊出感情，他们接手的时候要先阅览前面的聊天记录，由于话术、语气类似，手机那头的“好友”根本察觉不到已经换人聊天了。 “精聊组”也被称为“快杀组”，一般三天左右就会“收网”，除了这个部门外，还有负责长线诈骗的“资金盘”部门，“那个组的客户资金实力更强，一般会在一个客户上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才会收网”。闵永星说，他会刻意把生意谈黄，“我觉得一旦骗到手，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头了”。园区里的作息时间限定，每天早晨7点40起床，15分钟早饭时间后，就要坐到工位上开始工作，开工前还要一起高喊公司的口号，“公司的名字经常换，我已经记不清了”。再次离开工位的时间是中午12点，届时大家可以去食堂吃饭。闵永星一天的活动量就只有工作室往返食堂的300米路。 “从缅北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闵永星说，由于长期的驯化，这里的人彼此很少交流，很少对视，“假如你从身后拍了一个人，他转身的速度都是缓缓的”。在公司，所有人的业绩都会被公示出来，由于一直零业绩，闵永星的名字被画了很多个圈圈，“像个大圆球”。到了月底，公司会按照个人累计的获利金额按比例分配收入，“新人的话，赚了100万，可能才分到1万”。据闵永星了解，即便赚了钱，老板也不会发现金，而是发一张卡，可以在园区里消费。园区里的消费水平是“一盒泡面50元”、“一瓶可乐50元”。如有哪位员工业绩好，拿到了5万以上的酬劳，那可能会被组长“邀请”去纹身，纹一只手是2.5万元，纹全身是10万元起。作为新人，第一个月没有业绩可以原谅，到了第二个月，就要遭受体罚。在闵永星的讲述里，办公楼的4层是专门用来体罚的地方，整个楼层目测有上千平米，他多次被带到那里，被人用PC管抽打，“身上常是青紫的”。 “上班”的时候，如有机会，闵永星会告诉“好友”自己被困在诈骗集团，并让对方帮忙联系朋友和亲人。今年已经44岁的闵永星离婚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他能联系的亲戚只有家里的叔叔，还有两个朋友。为了防止被发现，闵永星会及时删掉违规的聊天内容，但后来公司换了一批手机，可以监控使用者的操作痕迹，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敢私自联系外界。三个月没有业绩是公司的底线。“到了这一步，要么被打得很惨，要么被卖去其他公司”，闵永星属于被打得很惨的那类。网络图片三次搬家，再次建起“铁皮房” 从进入园区的第一天起，闵永星就在寻找逃跑机会，但几乎没有可能。平日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焊死的窗户，园区里外有几百个持枪的保安，若敢越过雷池半步，保安很可能开枪。闵永星也想过利用缴纳赎金的办法脱身，但在此之前，公司里曾有过交了钱也不放人的先例，最后不仅人没走成，反而赎金越交越多。第一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2023年10月。当时，瓦邦勐能县迎来了一次针对电诈行业的大规模打击行动。根据佤邦新闻局媒体2023年10月14日的公开报道，当时，佤邦司法委干警与驻地部队官兵通力合作，在邦康、勐波、勐能三地一举端掉20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涉案人员2680人。其中，包括2350名中国籍人员，查获电脑1370台，手机5207部。彼时，身在电诈园区的闵永星并不知道外界的打击行动。但他清楚记得，2023年10月13日这天，老板询问过大家是否有人意愿交钱回家，一人25万元。据闵永星说，共有80人报名，大家交给公司的赔偿金从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他也报了名，但当时只能凑到2万元，最后，有60人被送了出去，他怀疑，那是公司交给军方的人。那次打击行动之后，勐能县原县长肖岩块（何春田）被认定为电诈集团人员，公司也不得不搬离勐能县。2023年10月20号，闵永星坐上一辆“后八轮”的土方车，“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和全公司400多人被送往一座矿山。“这个临时落脚点可能是有所准备的”，闵永星记得，到达矿山时，已经建好了一座铁皮房（园区里的人管它叫“仓”），大家临时在那里落了脚。相较于勐能县设施完备的公司，矿山的铁皮房比较容易出去，一天晚上，闵永星和同伴们围在一起，合计着逃跑，陆陆续续有70多人表示愿意一起逃，但等到晚上去开门的时候，只有23个人冲了出去。“一到外面我们就慌了”，闵永星说，一方面周边荒凉，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另一方面，逃跑的人数太少，一旦里面的保安追出来，恐怕也无法抗衡。果然，十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开车追了出来，结果18个人被押送回铁皮房，5人跑进山里不知去向。在矿山躲藏了20多天后，听说军方的打击还在继续，公司组织大家继续“搬迁”，这一次，他们钻进原始森林，到了江边一个窝点。汇集到江边的还有其他公司，据闵永星不完全统计，陆续有17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江边的生活堪比露营，晚上，大家钻进竹棚睡觉，头顶上盖上塑料布，几个人用一床被子，每天就吃放了盐巴的稀饭度日。在江边的时候，闵永星已经不敢再逃。他们看见，另外一家公司有三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两个人丢了命。 2023年11月下旬，公司搬离江边，来到了掸邦万海华盛园区，在万海住了一两个月竹棚后，公司重新建起了铁皮仓，在这里陆陆续续恢复了“业务”。闵永星目测，园区里一共有17个仓，大概运营着15家公司。由于一直没有业绩，此时的闵永星已经被送进了“严管组”。严管组的成员每天有例行早、中、晚三次的蹲马步体罚，回到宿舍后，彼此不能说话。此外，中午开饭时也不能到食堂吃饭，只能在工作区打饭，业绩差的人最后打，“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菜了”。 2024年春节前，闵永星再一次请“客户”帮忙联系家里，公司发现后，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先用电棍，然后往鼻腔里灌水，十根牙签一起扎进手指”。那之后的四个月，他身上都是黑紫色的淤青。有一次老板说他“死期将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闵永星当真想了想，说出了“吃西瓜喝冰水”的愿望，结果又被嘲笑一番。网络图片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 对于组长、总监们的嘲笑和谩骂，闵永星已经“免疫”了。“他们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闵永星只能以“反面教材”存在，组长开会时会说，“没有业绩，就要像‘王林’（闵永星花名）那样被打”。 2024年8月，老板“霸道”选了七八个人，到园区外的一个四合院打杂，闵永星是其中之一，“他们觉得我已经被打得言听计从了”。闵永星推测，老板们住在四合院，是预防有人突然来查，方便跑路，在老板的房间里，他看到了枪支、毒品和现金。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在闵永星的讲述中，老板们早上10点起床后，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因为长期沾水吹风，他脚底都是裂开的。到四合院后，他可以独自住在厨房，没有了业绩压力，很少再被殴打，甚至活干得好，老板们还会给一些钱。更重要的是，他有了接触本地人的机会。闵永星说，自己曾从事过餐饮行业，做饭好吃，老板们也喜欢吃他做的鸡汤。在园区内部，一只鸡要480元，于是他从本地员工手里以100元的价格收购本地家养鸡，再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公司里的人，从中能赚100多元的差价。他用赚到的钱去“讨好”本地人，并尝试借用他们的手机联系家人，“用一次我就付给他们100元”。在与本地人接触的过程中，闵永星会放出“我家很有钱，我想回家”的信号，他还会让有手机的人看他以前的抖音账号，在他的视频里，他多穿着皮鞋，系着名牌腰带。他希望以此吸引对方，找到那些愿意为自己“行方便”的人，闵用星说，他在里面攒下的钱也是为了将来逃跑铺垫。“身上一分钱没有是不行的”，准备之下，他只差一个成熟的时机，就逃离这里。机会终于来了。 2024年12月底，闵永星发现老板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打听得知，公司被转卖了，“我很担心新的老板会把我送回铁皮房搞诈骗”。 2025年元旦前，“霸道”等公司领导拿钱离开，闵永星说，四合院里养了一只从山里抓来的小熊仔，临走前，他们把熊杀了吃掉。2025年1月2日，新老板接手了公司，那天早上5点，正在厨房睡觉的闵永星发觉有人推门开灯，新老板见他还在，便关灯离开。“我必须得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心想。按照以往经验，老板们一般会在10点之后起床，找他干活。当时天还没亮，闵永星就找机会离开了四合院，“从6点到10点，我只有这4个小时的最佳逃跑时间”，在逃跑途中，闵永星用身上的钱寻得了一些帮助。从缅甸万海园区到位于中国普洱市的勐阿口岸，闵永星用了8天。途中，他仍掉了穿了2年的睡衣，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晚上就住在本地人家里歇脚。 1月10日，闵永星从普洱市勐阿口岸进入国门，由于他出境时没有合法证件，依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普洱市西勐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向他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缴纳3000元罚款后，他正式入境，告别了缅北。补办电话卡后，闵永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骗他来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了条消息，“我从缅北万海华盛园区安全归来，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件都不会漏”，同时，他也把这条消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好像老了20岁，再也回不去了”，从缅北回国后，闵永星并不忌讳在朋友圈和视频账号上透露自己的经历，但始终不愿意放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手指伸不直，说话不清楚，头发白了，记忆力也下降了”。闵永星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关注到一个名叫王星的演员，也从缅甸诈骗集团被解救回国。“我们名字里都有星字，朋友也喊我星星，他用了三天脱离了诈骗集团，而我用了22个月”。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只是时间问题”，闵永星想说出自己的经历，也是希望更多被困其中的人能早日回家。眼下，闵永星每天都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诈骗组织的最新动态。 2025年1月底，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先后赴泰国、缅甸，就进一步加强中缅泰三方执法合作，建立联合打击犯罪机制，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达成一致。 2025年2月5日，泰国切断了泰缅边境缅甸地区5个地点的电力、燃油供应及互联网连接；2025年2月12日，缅甸向泰国移交261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还表示，缅甸近期还将向泰国继续移交约7000名电诈园区人员。2月15日凌晨，将王星骗至境外、非法拘禁的10名要犯归案并被押解回国。2月20日，妙瓦底地区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我不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闵永星说，他曾在园区里向家人发送过部分内部的情况，并且已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回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征集线索的悬赏视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账号”，他希望看到视频的“内部人”能向他提供更多证据。他记得，园区里有9个人伤害过自己，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人可以被法律制裁。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中国接连无预警军演：战略扩张还是威慑示警？

中国近期接连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海域以及台湾海峡突然举行军演，未事先通报相关国家，引发广泛关注和不满。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无预警军事演习不仅是对潜在冲突区域的演练，同时也是在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之际，中国进一步划定自身势力范围的战略举措。在2月27日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媒体就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附近国际水域举行的演习提出质疑，询问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此类演习，甚至可能形成常态化。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称，澳方和新方多次表示中方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当被问及是否会提前通报未来的军演时，吴谦反问：“我也想问一问，下次澳方在中国周边举行的军事活动，会不会提前通报。” 上周五（2月23日），解放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了实弹演习。其间，一架澳大利亚民航机在演习区域上空飞行之际收到广播警告通报航管人员，才紧急安排其余航班绕道飞行。此外，台湾国防部于2月26日指控，中国当日在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外海约40海里处划设操演区，并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即将进行“射击训练”，但未事先通知台湾方面，导致相关区域海空交通面临安全风险。尽管这两场军演均发生在国际水域，并未违反国际法，但中国并未按照惯例提前通知相关国家，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是解放军未来的“新常态”。中国无预警军演将成常态化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频繁派出舰队编组到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中间的西太平洋去做各种的操演，主要目的自然是验证其舰队在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海军作战的能量，包括与远洋作战密切相关的导航、通信、指挥管制。中国军事分析师宋忠平也认为，不论是在台湾南部外海划设的操演区，还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解放军选定的演习区域就是假定的未来作战区域。宋忠平认为，中国之所以无预警进行演习，就是为了演练、并且展现其平战转换能力。解放军在近海近岸，或是在远航训练期间，都会加强平战转换能力的训练。宋忠平告诉美国之音：“解放军现在的军事训练完全是走一路练一路，根据需要进行演练，这个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未来的战争爆发可能会因为偶发因素，既然如此，就应该具备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平战转换能力的快慢、效率的高低，决定了未来打赢战争的能力。” 军演不仅是战备演练，更是政治信号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周边国家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军演表示强烈不满，但这正是北京的战略考量之一，即通过军事演习向相关国家施压，传递政治信号。揭仲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后，逆转了很多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外交政策。他说：“拜登是靠联盟，那以后在川普(特朗普)政府更像是几个大国相互协调，就有点像划定势力范围的感觉。如果要进入这个阶段的话，中国大陆势必要扩大日常巡弋或者是(军舰)活动的范围，以后来当作跟美国谈判或协调的筹码。” 揭仲指出，中国的军演除了是划定势力范围向美国示威，同时也是对华盛顿盟友的直接施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蔡志祥(James Char)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定期、不提前通报的军演可能是在试探特朗普政府的反应，同时向地区国家强调其在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他表示，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的传统角色有所转变，中国正试图通过军演等手段展现自身作为地区安全与经济提供者的角色。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瑞舟说，无预警式军演带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中国对于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满，因此也要在澳大利亚家门前予以反制；至于在台湾外海的演习，则是回应特朗普政府解冻给予台湾8.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国务院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等作为。胡瑞舟告诉美国之音表示：“他(中国)之所以所采取这种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的，你这个国家对我不友好，然后我实施一种反制的作为，或者说表达对你的不满，让你自己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你看是有什么样的行为上面的调整，或者说是减少配合美国。” 中国军演引发国际批评，台湾严厉谴责针对中国近期的无预警军演，台湾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谴责其破坏区域安全并威胁国际航运。台湾国防部指出，解放军在国际航道附近突发军演，不仅公然违反国际惯例，也对国际飞航安全及海上航行构成高度风险，更是对区域和平的直接挑衅。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星期三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晤后表示，中国同意考虑外界对中方最近军演未给予充分通知的关切。胡瑞舟认为，对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不满，北京或许会纳入考量，未来不排除视情况知会；但是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军演并不会有任何放松的迹象，因为对北京来说，台湾和台湾海峡是其领域的一部分，自然没有告知他国的必要。揭仲也表示，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实施军演是支持北京对台海法律战的一环，象征这个区域是中国的有效管辖范围，享有完整的权益。即便未实际开火，仅仅是划设操演区，也足以对台湾形成心理压力，并造成国际航运困扰。权宜轮“黑名单” 台湾迅速逮获疑破坏海底电缆船只中国对台湾的步步进逼不仅止于划设射击训练操演区。一艘多哥籍、由中国运营的货轮“宏泰58”疑似在台湾附近拖锚切断海底电缆，导致台湾与外界通信受影响。台湾法院随即裁定羁押中国籍船长，并对其他船员施加限制措施。台湾共有14条国际海缆及10条本岛连接离岛的海缆。根据台媒《报导者》统计，2023年海底通讯电缆受损案件共计12件，是前一年的三倍。由于海底电缆攸关对外通信，台湾当局已将海底电缆列入关键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源维护。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政策学院教授江雅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从先前中国权宜轮疑似破坏海底电缆的案例中汲取教训，建立所谓的“黑名单”，强化监控能量，这一次也迅速逮到在“台澎三号”电缆断裂处附近滞留的“宏泰58”货轮。她说：“你(台湾)应该要把你的监控预警，还有这些巡防的能量放在哪一些地方。这是很有必要，因为海洋很大，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资源跟精力做比较有效的运用。” 江雅绮补充说，即便台湾政府已经将中国权宜轮造册黑名单，但是针对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攻击不仅是台湾的问题，也不会是个别国家的法律就足以成为解方，而是需要区域国家共同承担的责任。

中国结婚人数腰斩，与普遍的“社会疲惫症”有关

2024年的结婚人数腰斩，已经不再是新闻。有人说这是因为去年是“寡妇年”，实在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样本之下（包括大量不相信旧传统的年轻人和少数民族），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决定生育率，我觉得不太可能。网络图片究其原因，除了大家都熟知的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追求自由等现象，我觉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隐晦的社会思潮，可能被忽略了。我将其总结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疲惫状态，简称“社会疲惫症”。简而言之，这种症候群就是年轻人们都失去了心气儿，陷于一种广泛的、但又不严重的轻度疲惫状态。这有点类似于医疗当中的“亚健康”状态。你说这是个严重问题吧，看起来又不至于；但你说它没什么吧，又切实在影响年轻人的生活甚至许多的重大人生选择。这种亚健康状态表现有什么？我想第一点就是对于工作的疲惫。在以前，工作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奋斗精神、敬业精神，但现在，工作只是一种维系“半死不活”状态的工具罢了。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都将工视作乃身外之物，他们根本不会为了工作付出自己的主要能量。这其中固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过度剥削。这种剥削其实并非工作以后才存在，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要求必须正襟危坐、老实读书，呆板的教育模式从幼儿期开始就在扼杀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就更不要说小学到高中一步步升级的残酷扼杀了。这就可以解答，为什么70后、80后到了中年还生龙活虎，但到了90后、00后就感觉越来越疲软。因为人们忘记了一点，90后和00后的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好了很多，但精神上的压榨可是成倍增加的。第二个疲惫，是对人际关系的疲惫。结婚，本质上就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化的、绑定式的人际关系。所以，婚姻内部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最耗费心力的。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于朋友也是偏于淡漠，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人们都专注于内，或者习惯在网上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懒得维持友谊关系。因为维持友谊关系也是很累的，需要投入很多。但现在年轻人“疲惫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牺牲。他们更希望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将宝贵的精力奉献给别人。这一点在东亚社会发展之后都会变得明显，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量的御宅族，人们不喜欢接触外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西方，这一点其实不同。在西方的初等教育中，社交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另外，西方年轻人整体都喜欢户外运动，也喜欢跟朋友去泡吧和晒太阳聊天，所以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并不明显。所以，东亚社会的压抑气氛，在经济发达以后普遍会加剧——因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靠着压抑人性、疯狂内卷而达到的。年轻人连朋友都懒得搭理，还愿意主动去建立婚姻这样沉重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这一点，东亚应该好好学学西方。网络图片生活理想太无力？亚洲年轻人流行躺平！第三点疲惫就是整个社会的无力感。中国社会出现这种疲惫症，有点太早了。因为中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似乎整个社会都出现一种无力感。其实，这是阶级固化所造成的。谁又不喜欢赚大钱、奋斗？年轻人说躺平，其实是因为无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出头了。现在，很好的学历也未必等于一份好工作，年轻人从中学开始就已经无力。进入社会以后发现，能赚的钱已经被别人赚完了，能走的路早已经拥挤不堪，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关闭了。在以前，有无数种可能性，不管有没有学历，人生的路都是多种多样。我作为八零后，同龄人不管是哪个基层出身还是家里条件如何，最后奋斗成功的比例都相当高，至少能靠自己买房结婚的比例相当高。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失去可能性。除了自媒体、直播、游戏这类新兴行业还有一点赚钱机会（其实也已经饱和了），哪里还有什么希望？体制内、央企国企的互相通婚和家族式安排工作，早已将那里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固体。创业？大资本早已将可能的利润榨干净，作为普通人没什么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陷于普遍的“疲惫症状”再正常不过。看不到希望，为什么还要结婚？结婚在这种时代，实在是太过沉重了，无论是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很多人都没有结婚的理由和条件。这是一个能独善其身就已经拼尽全力的时代，没有人想主动给自己添麻烦。这种“社会疲惫症”，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革才能得到改变。要清除一些垄断的利益集团，打破固有的阶层分布；要改革教育，让教育不再成为内卷和压榨的机器；要增加社会保障，让人们不光指望工资活着，而是有退路可走。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教育，已经走向变态

这两天，我的知识星球有一位读者朋友问了关于关于教育的问题，总结下来大致有这么两个问题： 1、刚入职的时候热情高涨、积极努力，但工作了十几年后感觉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厌倦，无数次想辞职。 2、现在的孩子，脸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光芒，时不时就能听到孩子抑郁了，自杀了，“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从局长到校长，形式主义的要求越来越多，无限地占用孩子时间增加上课。而我是如此作答的： “你好，看完你的问题心情很沉重，谢谢你的信任。是教育病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愤青。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病态之中，是不正常的。你的话让我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清醒的人反而要自我怀疑，这是很悲哀的。教育的问题我写文章写过很多次了，它是“文化根源+体制根源”的的双重结果，很难被改变。只能说最好的情况就是回到十几年前那种状态，比现在好一点，但是要说有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不可能。我只能就你个人给点建议。在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个人换工作，或者重新考虑谋生之道。当然，就中国的就业和福利环境来说，主动失去这样一份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但其实有时候改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人只能活这一次，如果工作让自己如此痛苦，那我认为应当去承受离开它所带来的压力，而不是继续忍受这样的痛苦。我当年也在僵化的企业里被折磨过，我知道这种感受。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性很多，教师现在是稳定的工作，但未来情况怎么样不好说，不是有些地方教师的工资发放也出现困难了吗？中国的教育是我内心一生的痛，中学期间的压抑导致我很多严重的心理问题，一直到35岁多才真正开始走出来，所以看到你的问题我感同身受。能看出来你是有良知、爱自由的人，我建议你考虑改变。因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不认为中国教育有变好的可能。” 对中国教育的批判，对我们80后来说，其实是从韩寒开始的。那时候，同学们暗地里传递韩寒写的新书，讨论里面的内容，就像是在看禁书一样。没想到的是，韩寒后来在网上噤声了，现在，教育比我们当年更加变态了。甚至看起来我们当年真的很幸福、很自由。我在回答里说了，教育走到这一步，是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文化根源，二是体制根源。文化根源就是这种普遍性的内卷。我们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总是容易忽略文化属性，就是中国社会总有一种“把人当工具”看的倾向，所以在推行教育体制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并非作为人的个体，而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从表面看，是分数，无论教育体制还是家长，都疯狂追求高分书，但其实背后的问题在于，对人的价值评判过于单一。中国社会是我所见过的价值观最单一的社会，这种价值观就是人与人的比较。在成年人的社会当中，比较是财富、权力、地位，在学生这里，就是分数。因为中国人习惯了用一种简单、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如成年人之间，比较的方法就是有多少套房子、什么牌子的车、结婚生孩子了没有，那么到了学生之间，就只有分数一项能作为比较了。网络图片在这种文化属性之下，教育焉能有所改变？因为想要改革教育，就得先让文化改变，这何其难！那么除了文化根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体制根源。中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普鲁士教育和苏联式教育的结合体，这就决定了，这两种教育的弊端集合在了一起。普鲁士教育强调纪律，强调忠诚、服从、权威。但问题是那玩意在欧洲产生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是两百年前了，也早已被欧美摒弃，现在居然还在被中国教育界奉为真理？网络图片现在一切教育的荒诞，都是在把普鲁士教育的特征不断放大、加剧。苏联式教育又是什么特征？就是形式主义。因为混合了意识形态教育，那么教育的色彩就偏离了文化课本身，开始产生大量无意义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一方面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满足领导的“检查欲”和“控制欲”。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中，不断加剧这种形式主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是无解的死结。因为“层层汇报”这个体制不会改变。在整个社会不断加剧内卷和形式主义的同时，学生和教师作为最基层的教育主体，承受的压力势必也是最大——因为检查他们的不仅是顶头上司，其实上面每一层的压力全部都压在了这一层。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中国教育改变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山东被黑得这么惨，可算找到原因了！

网络图片有一种天文现象叫太阳黑子，有一种地理现象叫山东黑子，这是近日山东官媒集体声讨“山东刻板印象”的一篇奇文开头两句。网络图片他们认为，网络上之所以那么多嘲讽山东的段子，是因为有人靠山东地域黑来博流量。他们显然不知道，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叫死不悔改。他们更加意识不到，死不悔改还沾沾自喜，正是山东这么多年持续被嘲讽最重要的原因。上面这篇文章主要反驳了“葱省”、“孔孟之道”、“考公考编”、“酒桌规矩”、“吃饭规矩”等外界对山东的刻板印象，我们来看看它是用什么混账逻辑来反驳的。关于“葱省”这一称呼，原文作者用山东蔬菜产量全国第一来反驳，这怎么说呢……就纯属脑子不太好使。网络图片人们之所以用葱省来指代山东，从来就不是嘲讽山东人爱吃大葱，更不可能有人嘲讽山东蔬菜只有大葱。 “葱省”毫无疑问是一个蔑称，它的来源是人们对山东官本位思想、传统男尊女卑上尊下卑落后思想、糟粕酒文化等负面印象的综合反馈，也是因为直接点名批评山东往往招致谩骂侮辱攻击等恶劣后果，故而用“葱省”来间接指代。拿山东蔬菜产量全国第一来反驳葱省，说明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症结所在，只是沉浸于农业大省叙事的沾沾自喜。逻辑不行是硬伤，很难治疗的。关于“孔孟之道”的批评，作者的反驳其实正好完美地演示了大家对山东的刻板印象是多么精准和深刻。网络图片作者论证的逻辑是“孔子辞去高薪工作，孟子辞去高官，所以孔孟不是官迷，所以推崇孔孟之道的山东人也不是官迷”。而恰恰是这种论证方式暴露了作者身为山东人最深处的真实想法，就是把高薪和高官当作最为珍贵的价值，放弃这些就能成为圣人。实际上，孔子和孟子的伟大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放弃了高官厚禄，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当时的时代非常先进，其中一些观念至今仍有指导意义。问题在于，孔子和孟子也有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观念里有许多与现代文明社会不兼容的糟粕，尤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尊卑有别的思想。而外界批评和反感山东人的所谓“孔孟之道”，正是对山东人继承这些糟粕思想的批评和反感，而不是对孔子和孟子的批评，更不是对“仁义礼智信”的批评。原作者不去反思山东社会普遍存在的“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观念”，而是通过重复孔子孟子的伟大来论证山东尊崇“孔孟之道”的合理性，还是逻辑能力不行的症状表现。关于“考公考编”热度的嘲讽，原作者选择用数据来反驳，却再一次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国考因为难度极高，招录人数较少，且职位在各省市分布并不均匀，所以并不适合用来比较各地对考公的追求热度。更能反映“体制内偏执”的，是省考、事业编、教师编等考试的综合热度，还有民间婚恋观念中对体制内的看重程度。同样列举数据： 2024 年山东省考招录人数 10569 人，报考人数却高达 40.1 万人，平均竞争比约为 38:1 。 2024年广东省考招录17307人，报名人数为17万人‌，平均竞争比约为10:1。这个数据对比显然更能说明问题。而且，即便按照原作者列举的数据，山东国考报考人数排名第4，难道不也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梯队吗？对考公考编的执着当然不只是山东一个省的独有现象，但山东人整体上对考公考编的极度执着，难道能够否认得了吗？最后说“酒桌规矩”，原作者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只要一句“我吃了头孢”就能在山东所有酒桌上滴酒不沾，还说什么山东人不希望任何一个客人喝吐…… 这就不是逻辑问题，而是诚信问题了。有这样的山东人站出来胡说八道，还被省市各级官媒集中转发，你们山东人真的不觉得羞耻吗？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砖家建议18岁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呢?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而目的则是：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网络图片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亮见

中国房租与房价“双跌” 需求疲软、预期悲观，短期内难以扭转

中国主要城市近日接连传出房租下跌的消息，中国财经媒体《智谷趋势》更形容主要城市租金行情“回到十年前”，仍旧找不到租客。分析人士认为，房租下跌不仅反映出青年就业困难和对城市生活前景的悲观情绪，也可能进一步冲击房地产市场信心，令经济复苏之路更显漫长。调查显示北上深房租“跌回十年前” 《智谷趋势》在星期日(2月23日)公布的报告中引述“Wind数据”指出北京、上海和深圳，去年房租跌回2015-2017年的水平，广州跌到2014年，成都跌回2018年，天津更是回到2010年。且今年以来，租金下跌的势头仍在持续，1月份全国40城平均挂牌租金环比下跌1.2%；租赁房源挂牌周期上升至51.9天，较上月显着增加6.9天，显示降价换量的办法，也“失灵”了。报告还引述“中指研究院”数据指出，去年1至11月，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2.72%。至于包租公“不好当”的主因，该报告分析，一方面是去年中国官方推动的“保租房”大规模入市，导致需求分流，另一方面则是居民收入预期偏弱，在去年公布财产净收入的15个省份中，北京、江苏等五省市都出现负增长。尽管租金下滑，对赁屋而居的年轻世代更加友好，但“中指研究院”调查显示，有60%的受访租客计划换租，且多为“向下换房”，选择租金更便宜的房子。对于这份报告，福建网民“长乐”留言称“多房的(房东)都要破防，没房子的不是不要活了？”，浙江的“熊二”则感叹“螺旋向下就是这么回事”。分析：就业压力或为房租下跌主因《三联生活周刊》在星期二发表的文章中同样指出，青年就业压力是导致租房需求降低的主因之一；去年8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接近19%，许多年轻人“能够啃老的就挤在父母家”，出外打拼者也会选择合租以减少开支。文中进一步指出，房租下跌与当前房价疲软的大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很多屋主不甘心低价求售，索性改为出租；还有不少原本只看重房产增值而不在乎租金回报的投资客，随着经济下行，也无法忍受房产闲置，都导致房源大幅增加。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比”长期以来都高于其他国家，许多大城市的“年租售比”甚至超过50，亦即房东要收租超过50年才能回本。若不考虑中国人讲究“家有恒产”的观念，这对许多年轻族群而言，理应是“买比租更划算”，现在却连租屋行情都快速下降，更凸显需求不足，导致供大于求。李恒青说：“没有经济能力，或者没有就业机会，你不会在城市待的时间长，大家可能就选择了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短期租住，不用去签订长期租赁合同，所以是反映当前经济不好的典型数据。” 在台北的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萧督圜同样认为，中国经济疲软，城市居民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减少，确实会减低许多人在城市里花大钱租房的意愿。租金下跌拖累投资报酬率学者：加剧各地经济压力此外萧督圜认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城镇化”，提升三、四线城市的生活水平，近两年已经可以观察到，在工作难找，生活成本又高的情况下，有许多年轻人放弃蜗居于大城市，索性返乡谋职，也是城市房租下跌的另一原因。问题是，当年轻人对未来无法再抱有美好愿景，其负面影响，恐怕并不仅止于房租降价，更凸显当地薪资结构下修、就业机会惨淡，使投资者看坏该城市的房地产投资报酬率。萧督圜告诉美国之音：“租金下跌之后，当这些房东觉得投资在一线城市不再有那么好的机会，他把资金撤出就会对这些一线城市造成更大的一个经济成长压力，未来地方政府要再去发行地方债，压力就会更大因为大家普遍不会再去看好发展前景。” 路透社：中国房价今年还会再跌就在财经媒体报道房租下跌的同时，路透社星期二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尽管市场预期中国救市政策将在明年稳定房市，但中国楼市前景仍趋于悲观。该调查访问十名分析师，做出的结论是因住房库存过高、需求持续低迷以及人口长期下降，“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且各地方政府去年收购开发商库存房等措施也收效甚微。分析师预测今年中国房价将会下跌2.5%，跌幅高于先前调查的2.0%，明年价格或将上涨1.2%，也低于去年11月所预测的1.6%；预估到2027年，会进一步上涨2.0%。租金下滑如何拖累房价? 李恒青说，目前中国基于换屋需求的“改善性住房”市场依然存在，但整体而言，房屋销售持续放缓，在此情形下，需不足导致租金下跌，势必让已经有房的人降低进一步投资的意愿，加剧房价下滑趋势，恐怕几年内都难以扭转。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从土地经济的角度来看，楼价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综观往例，楼价下跌不必然会影响房租行情，但相反的，租金下跌却可能影响房屋再转手时的估值，进而导致楼价受挫。许桢分析，中大型城市房租下跌，反映出工薪阶层的薪资疲软，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中国社会中，无论城市或农村居民，拥有自用住宅物业的比例都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房屋租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对之下，中国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恐怕是市场无法消化巨量的空房，无论对房价或房租而言，影响都更加严重。中国刺激政策能否奏效? 分析人士普遍悲观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政府从去年以来，就推出各种刺激政策，更有分析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还会再推刺激新政，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效果恐怕不容乐观。台北学者萧督圜认为，由于民众已经抱持趋于悲观的态度，政府不断放宽资金池，只会让他们更加认定经济确实不好，政府才需要补贴，并因此采取谨慎储蓄而非积极投资。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仍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面临挑战。许桢则指出，中国官方救市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方向错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劳动力萎缩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此情形下，不该再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而应设法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他说，目前中国民众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约占经济总量的30%至40%，远低于美国、英国或香港等，可持续内需强劲的经济体，普遍介于60%至70%之间的占比。在老百姓“兜里没钱”的情况下，一昧追逐经济总量的增长，显然无助于刺激消费，真正拉动内需，更无法形成中国政府所希望的经济“双循环”。许桢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经济疲软)这个情况它是会维持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境外的直接投资不看好中国大陆发展模式，直白的讲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失血，没有办法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工资下跌，甚至可能现在就已经有通缩的风险。”

中国地方医院成“论文工厂”？学术打假侦探与造假大潮的暗战

《自然》杂志最近的一份分析显示，从2014年至2024年，全球近60%撤稿的学术文章作者来自中国，中国地方医院尤其成为“学术不端”的重灾区。中国有超过20000篇科研文章遭到撤稿，撤稿率约为0.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全球打假的“科学侦探”们组成的团队尽管火眼金睛，但被发现的造假行为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在业界享有盛名的科学杂志《自然》近日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在过去十年里，全球近60%撤稿的学术文章作者来自中国，撤稿率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而中国地方医院此现象尤为突出。《自然》团队使用了三家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诚信研究和分析公司提供的数据发现，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位居榜。2014年至2024年，其发表论文总数的5%以上(超过100篇)被撤稿。这一比例比中国的撤稿率高出一个数量级，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0倍。排名前十的机构中，除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另有六家也来自中国，分别是：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其他三家机构分别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的高校。《自然》的这篇分析报告开篇提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于2021年至2022年陆续发布十份通报，涉及107篇论文和学术不端事件。论文造假猖獗：是“被发现”变多，还是问题本就严重？曾在微博上活跃多年，现在转战社交媒体X和“蓝天”(Bluesky)的学术打假专家Tiger(应本人要求只使用其网名)表示，造假现象看起来越来越猖獗，一个原因是像他一样的学术打假者越来越多，所以有更多的造假被发现。 Tiger向美国之音解释说，撤稿并不都意味着学术不端：“科学研究是有阶段的。每个阶段发现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纠正以前错误的发现。有的人会把以前的错误留在那儿，不更正。他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数据不支持以前的，那个不正确。有的人很认真，说‘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会撤稿。所以撤稿不等于造假。”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些人是被卷入的。一篇撤稿的文章，假如有十个作者，不是说每个作者都是造假的那个。科学研究都是团队研究，你如果原来有十个作者，他可能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团队，或者五个不同的任务。所以造假的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 不过，Tiger也强调，“但是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发现有问题的，要么造假，要么是买的论文”。中国地方医院为何成为造假“重灾区”？熟知中国地区医院情况的Tiger告诉美国之音，他所观察到的中国造假重灾区，从地域上看起来像是以济宁为中心向四周发散。“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山东绝对是个造假大省。” 他解释道：“中国什么样的医院论文基本上都是假的呢？地区级的。比如这次抓住的潍坊，临沂，沧州，这些地方医院的医生哪有时间写论文啊，还发英文的，不可能的。不少医院都没有科研设施，还发细胞学论文，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看就是假的。” “科学侦探”如何揭露学术造假？ Tiger告诉美国之音，“学术打假侦探”起初都是独自行动，后来慢慢通过交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他说：“我们这些‘科学侦探’，一开始是各自为战，或者互相通通气，但是后来成了团队。也不是很严谨的团队，没有领导和秘书，也没钱。我们很松散，每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互相交流信息。大量的造假论文是由我们这帮人发现的。现在世界上撤稿至少百分之六七十和我们这几个人有关系。” 位于美国洛杉矶的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ebath Bik)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头衔是“科学诚信顾问”，她从事科学打假工作已经12年。“如果把各种各样的、各领域的期刊都算进去，至少也有几万份吧。我自己给至少546份期刊写过信反映造假问题，”比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调出自己的统计数据时说。“我已经非常落后了。我目前发现至少有9000篇论文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毕竟时间有限，来不及向所有期刊及时反映。” Tiger这样解释撤稿的过程：“我们发现造假后，会向期刊反映，也同时公布于众。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公布几十篇。理想的情况是，期刊收到反映后，投入调查。如果发现有问题，会找作者解释。作者如果拿不出比较过硬的证据，期刊就会撤稿。但我们的经验是，反映给期刊后，大部分没有被撤。被撤稿的仍然是少部分：快的几个月，慢的十年都没有撤。” 虽然《自然》所揭露的造假问题大都存在于生物医学领域，Tiger表示，这可能只是因为医学领域使用图片较多因而更容易发现，以及“统计上的幸存者偏差”。他告诉美国之音，材料学也是个重灾区。“材料学造假现在是相当的严重，尤其是先进材料，比如说纳米材料。如果把纳米和医学结合一下，差不多一半都是假的。不是没真的，但是整个领域的声誉非常差。” 他补充说：“还有一个是数学。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吧？但是其实数学的造假非常严重。因为数学非常的专，所以去打数学造假的人非常少。” Tiger说，数学方面的假论文和论文工厂主要集中在伊朗和伊拉克。“他们晋升也跟我们一样需要看论文，但是他们造假的规模已经不能用晋升来解释了。他们就是真的卖论文，做成一门生意。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埃及、俄罗斯、波兰，这些国家造假是扎堆的。数学造假，生物医学也有，还有草药研究的造假。” 二流期刊疏于审核助长造假之风比克把学术期刊比作“卖车的经销商”。她说：“我花钱买车，那我期待厂商和经销商对车的质量有把控。这车不能轮子掉了，安全气囊自己炸了，对吧。学术期刊也是，我向他们反映问题，他们应该解决。但是现在期刊并没有该有的质量把控，也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我们反映问题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虽然现在有些期刊进步了，至少我写信过去他们可能出于礼貌会说‘收到了’，这还是比以前完全不搭理要强。” 比克认为，期刊的经营模式也无形中助长了造假业的繁荣。“期刊以前可能普遍是对读者收费的，但是现在有不少期刊采用了对论文作者收费、对读者免费的模式。论文作者造假为自己牟利，期刊靠这个挣钱。读者呢，虽然他们现在可以免费看论文，可是他们看到的都是垃圾。” “这有点像毒品买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不过，不像贩毒，现在发表造假论文并不违法，”比克苦笑着说。她告诉美国之音：“没人会因为某个期刊登出一篇造假论文去告他们，这个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犯法行为。” Tiger也认同比克的说法。他说：“假论文最泛滥的主要就是那些影响力二流的期刊。这种杂志首先质量就没那么高，再有就是最近这些年金钱当道。发论文主要不是追求科学事实和突破。他的商业模式就是赚钱，所以审查机制就不高，甚至有些论文审都没有审，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名声。” 有时候，被不停曝光丑闻的期刊也会纠正，甚至矫枉过正。Tiger说：“有时候被揭发得多了，把他们打疼了，他们也会去坐下来做点事情。好家伙，一撤就撤五百篇。有一次一下子撤了两千多。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有的期刊后来干脆就是，中国医院的投稿一律不接受。” 论文造假并非“人畜无害” 比克和Tiger不约而同向美国之音提到了202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开发造假事件。 2021年7月，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仅有25名员工的生物技术公司木薯生物科学(Cassava Biosciences)，凭借阿尔茨海默症药物“simufilam”的优秀二期临床数据，股价从6.84美元涨到最高时的146.16美元，市值达50亿美元，仅半年时间暴涨20倍。然而，2021年8月，有律师代表其客户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请愿书，质疑simufilam研究数据有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图片经过人为编辑，并呼吁暂停该药三期临床试验。 2023年，simufilamd的共同开发者、纽约城市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兼木薯科学顾问王厚炎(Hoau-Yan Wang)经调查被发现有学术“严重不当行为”。王厚炎在2024年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式指控操纵数据，“以制造出该药物在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生物标志物方面产生显著改善的假象”。 2024年9月，木薯科学宣布与SEC就“过失披露指控”达成和解，同意支付4000万美元的罚款。SEC还宣布，木薯的两位前高管在误导投资者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二人分别支付了17.5万美元和8.5万美元罚款；王厚炎被罚款5万美元。 Tiger在提到木薯科学丑闻的时候说：“这个案例最后到了什么变态的程度呢，我们揭发他，病人在推特骂我们。因为这个公司是个小公司，不是大公司。病人说，你们接受了大公司的钱来压制这个研究。你能怪他们吗？科学界的人自己造假，我们也觉得很难过。可是让病人用了假药不是更不好吗？” 比克告诉美国之音，《自然》杂志提到的三家学术诚信研究分析公司，都在研发自己的反造假软件，以帮助期刊更方便的审查论文。“期刊早就该审查了，现在这么做，有点太晚，有点太慢。不过，至少他们还是开始查了，总比不做强，”她说。比克和Tiger一致认为，学术造假可能短时间看不到太多的直接受害者，但是长远来说后患无穷，尤其是隐形的祸害。Tiger说：“对我们科学侦探团体来说，我们对科学界的造假是非常悲观的，可以这么说：太多了！” 他分析道：“不光是假的问题，还有假的影响。生物医学论文，生物制药，有多少都依赖于最基础的研究，从细胞到动物，从小动物到大动物，然后再到人。如果你这方面造假，会浪费多少的钱财、多少人的希望、多少科研工作者的精力。” 他以一个想读博士的年轻学生开始找选题为例。“他会大量的阅读文献。如果这些造假的文献被他看中了，那他会觉得很有兴趣去投入。一个博士生在美国投入的时间至少是四五年，但他可能整个学术生涯的开始要被浪费掉，因为他做不下去，很可能就放弃了做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