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案例!看看普通人偷燃气的下场!

今天不说别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如果一个普通人胆大包天,胆敢偷窃燃气公司的燃气的话,那么他会遭到哪些处罚。 以下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案例。‍ 1、2020年8月5日,燃气公司职工在日常巡检中,发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方养生会馆内存在偷盗燃气情况,盗气手段是私接旁通管道为会馆内燃气设备供气,从而达到偷盗燃气的目的。随后,公职人员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取证并报警,最终窦某某因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2、2015年12月,接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报案称,位于合泰区域的燃气管线被人长期私接乱搭盗窃天燃气,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接到报案后,侦查民警多次前往合泰区域现场进行勘查,开展走访调查,通过缜密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郭某雷等人并查获其实施犯罪的大量重要证据。经过周密部署,刑侦支队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郭某雷等人,并收缴部分作案工具。后经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该案主犯郭某雷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3、2009年5月12日,沈阳市煤气总公司工作人员在对大东区“民强浴池”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锅炉工吴成毅正准备拆卸盗窃燃气用的管线工具。经查,个体业主吴永久为节省经营成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私自连接管线,累计盗用燃气11.1万立方米,价值31万余元。吴永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用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故判处吴永久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万元。 4、2018年11月,北京的褚某用从五金店买来的一根金属软管,在锅炉房的燃气总管道旁边通了一条管道,绕过燃气表再接回总管道,让两条管道同时走气,但燃气表只能记录一条管道的燃气数据。燃气集团通过远传平台对泰然居小区用气量进行数据分析时,发现异常情况。经调查核实,褚某私接管道盗窃了价值4万余元的燃气,后经审理认定,褚某采用打孔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燃气设备,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并向北京燃气集团退赔燃气费和管道修复费用共计5万余元。 5、2019年5月中旬,燃气公司发现异常后报警,经查,洗涤公司的李某某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套干扰设备,安装在燃气表附近的隐蔽位置,干扰燃气表正常运行,经过调查后发现, 李某某共盗窃燃气31万余立方米,价值96万余元。后经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 6、2018年11月,安徽省蚌埠市一起民用用户偷盗天然气案件成功告破,当事人李某某,私下将一根接气管通过主力管道直接连接到采暖炉,这样,便可绕过燃气表具进行盗用,经查,李某某的这种“岔倒”用气的行为,涉嫌盗气,所以,当事人李某某被追缴燃气款31000元,并被处以4000元的罚金,此外他还将面临进一步处罚。 7、2021年,被告人刘某一萌生了私自改造燃气表以节省开支的想法,于是便对自家的燃气表改装,使之可以正常使用燃气但燃气表不走字计量。见一时无人发现,便一直用此方法违法盗窃使用天然气。经统计,刘某共盗窃燃气公司天然气1004立方米,价值5823.2元。经安国市人民法院判决,判处被告人刘某一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8、2021年5月,北京的浦某私自将自己捡来的燃气灶接到了自己家的燃气管道上,他通过私自改装燃气管道,偷盗燃气将近一个月时间,在燃气公司在对燃气进行定期巡检的时候,燃气检查员发现情况后报警处理,最后经法院判定,被告人蒲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8条。庭审当天,法院没有做出判决。媒体提醒: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9、2023年5月23日,郑州华润燃气工作人员于华(化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两家知名胡辣汤店的燃气表出气口底部有小孔,存在偷盗气行为。经查实,竟有14家某胡辣汤连锁店、12家临街商铺采用相同方式盗窃燃气。相关单位根据线索,迅速抓捕了嫌疑人赵某,经审理后认定,赵某与餐饮店铺相关人员均构成盗窃罪,同为主犯,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判处其他餐饮店铺23人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2年不等刑期。 10、 2019年9月,被告人邓某私自将其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家中厨房内的燃气表出气口改接了一个三通阀门,然后用一根橡胶管将天然气接入两个房间。2020年8月底,邓某再次私自改造天然气管道,将其家中厨房内的天然气能够不经计量使用。2020年9月30日,燃气公司上门检查,发现邓某私接天然气管道后立即报警。最终,被告人邓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时公安机关将扣押在案的三通阀门、弯头、天然气表依法予以没收。 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普通人偷盗燃气之后被处罚的一些真实案例。‍ 首先必须声明,偷盗燃气,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制止并予以严厉打击。 所以,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确实也能看到,普通人偷盗燃气,我们肯定是予以严厉打击的,这点我也是认同的。‍‍ 普通人“偷气”,我们是给予严厉打击了,可如果是一些大型的公司“偷气”呢?如果是一些手握重要公司大股份的一些大佬们“偷气”呢?我们要不要严厉打击呢?‍‍ 如果只是对普通人严厉打击,而对一些大佬却唯唯诺诺,那,这能说得过去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我是麦杰逊

王歧山的两个大秘虽被死缓仍有出头之日 前财务总管可能要牢底坐穿

范一飞从一小小的建设银行下属的分行再下属的支行里的小职员进京高就后,一路提携他的第一个老板是王歧山,第二个就是周小川……。日后范一飞在郭树清手下被提升为建行副行长(正厅局级),继而又在这个位置上再次得益于郭树清的大力推荐,调升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银行董事长,终于官至副部级。 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周小川趁其本人在整个中国金融界里的最当红时段里,再次对范一飞委以重任。 周小川本人在经历了建行行长及接下来的好几个重要金融界职位之后,被任命为央行行长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2月底,退位时间是2018年3月,是中共建政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期间一直是党委书记和行长“一肩挑”。而范一飞则是在周小川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之后,于2015年1月被中组部宣布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次月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副行长。  在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文章里,涉及范一飞的是去年7月3日的《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介绍5年前(2018年)的3月26日,央行内部召开干部大会,正式宣布由易纲担任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郭树清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此段时间的副行长除了有郭树清外,其余三人分别为陈雨露、潘功胜和范一飞。不过,1966年11月出生的陈雨露于2022年8月被宣布离开央行后,1964年出生的范一飞就是当时的央行中“最年轻的行领导”了。当时的副行长之一,在范一飞被宣布“接受调查”的7个多月之后才先接任行党委书记,继而接替行长职务的潘功胜还年长他范一飞一岁。 也就是说,周小川把这个范一飞再次笼络到自己身边任副手后的三年出头,在央行行长换成了易纲的同时,郭树清也再次成了他范一飞的顶头上司之一。 2022年11月5日,自由亚洲网站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消息。中纪委办案人员从央行带走范一飞的次日,郭树清就赶紧主持召开央行党委会议,带头表态坚决拥护、划清界限!  而当时的中国境内媒体则更突出报道这位范一飞是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 一般来说,副部级以上的贪官才配得上被称之为“虎”。2013年,据说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亲自捉刀为习近平起草的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内容中,首次出现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从此,习惯上就把副省部级以上贪官蔑称为“老虎“,够不上级别的贪官则统称为”苍蝇“。 当然,从组织级别上比,范一飞只是“老虎“中的最低级别,在他上面还有正省部级、副国级和正国级。而且,从已经在法庭上被认定的范一飞的受贿金额3.86亿余元,也还比不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贪污、受贿总犯罪金额的四分之一。但是,这位范一飞也自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那就是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专门强调过的,持续犯罪时间长达29年。 既然范一飞除了央行副行长这一岗位的特殊,也是因为其“党的二十大之后的‘首虎’“而曾被中共官媒特别强调,那么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将会开列出一串中共二十大之后陆续被判处死缓,或者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金融界贪官们的案例,以看看今年8月才满60岁的范一飞余生中是否还有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而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则先比较范一飞这位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与已经先后被判死缓的两个王歧山的前“大秘”的下场是否会有所不同。 自前年10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以来已经陆续接受了死缓判决的一票金融大鳄中,离现在时间最近的是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于2月5日被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因受贿等一串罪名,被判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范一飞的受贿时段是1993年至2022年,长达29年。而自愧弗如的田惠宇持续受贿时间只有25年。常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指控田惠宇:1997年至2022年,利用担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等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审批、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亿余元。 除了这个有具体数额的受贿罪,田惠宇的其他犯罪内容还包括了他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期间,为徇个人私利,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干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正常经营决策活动,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上述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身为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或者泄露相关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等等。 笔者注意到,出生于1965年12月的田惠宇虽然比范一飞年轻一岁多,但从官宣简历上看,田惠宇在建设银行北京总行里的资格却要比范一飞“老”了好几年。其官宣简历中说他田惠宇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7月的时段里,一直都在建设银行任职,先后担任过总行的副处长、处长和上海浦东分行的副行长,再到回任北京总行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过,1987年的田惠宇才22岁。大学毕业一经参加工作就是副处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1993年6月王歧山即已经从建设银行副行长(正厅局级)位置上被调升为央行副行长(副部级)。但王歧山从1994年2月重回建设银行任一把手后,范一飞就开始被重用……”。而王歧山的建设银行行长职务被周小川接替的时间是1998年2月。 从简历上的具体时间看,当年的田惠宇是在其主子王歧山离开建设银行的几个月后也离开了该行。但他犯受贿罪的开始时间是1997年,此时他还在建行服务于他当时的主子王歧山。 中共人民网曾于王歧山官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次年2013年的5月9日转载了《新京报》的文章《马蔚华将卸任招行行长 建行北京分行行长田惠宇接任》。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田惠宇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PA学位,曾在王岐山执掌建行时期担任王的秘书。2011年11月中美金融高层圆桌会上,中金公司总经理张岚岚称,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成立中金公司时,其秘书田惠宇即参与筹备。” 很显然,当年中共人民网特意转发这篇文章,目的就是要暗示田惠宇的被重用,是因为他昔日的主子王歧山如今的权势已经是如日中天! 这个田惠宇的落马时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年4月22日。事后有中国内地的相关报道暗示,直接导致田惠宇被调查的导火索是2021年12月下旬,圣诞平安夜那天,时年56岁的招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赵启柱在该行大厦突然坠亡。虽然时任招商银行老总田惠宇紧急安排回应媒体称,“赵启柱行长因深受抑郁症困扰,于24日上午不幸离世,我行表示沉痛哀悼。”但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 当时,曾经担任过中共前纪委书记秘书的王友群在他《这一幕 王岐山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文中写道:王岐山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2012-2017),是习近平反腐打虎的主要操盘手。五年内,王岐山助习近平拿下44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期间)王岐山的“狠”令许多高官胆寒。当年,中共官场有一个说法:“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意思是说,一些高官宁可去死,包括跳楼、跳水、上吊、服毒,也不愿落在王岐山手上。但是,可能连王岐山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他曾经的两个秘书——田惠宇、董宏,竟然都被“认定”为严重腐败分子,被革职查办,投入深牢大狱。 王友群先生在此文中特别强调这两个王歧山的(前)秘书都不是王歧山本人“挥泪斩马谡”,而是王歧山中纪委书记的继任赵乐际(2017.10-2022.10)查办的。田惠宇2022年4月落马;董宏2020年10月2日被抓。 王友群先生认为:赵乐际为什么查王岐山的两个秘书?一是习近平要他查的;二是他自己也想查。 如此说来,身为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的范一飞的被查,事实上也是赵乐际主导。虽然赵乐际已经于前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把中纪委书记转让给了李希,但赶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不足半月即被官宣落马的范一飞,虽说是中共媒体笔下的“党的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但被官宣落马之前肯定已经被当时还是由赵乐际主导的中纪委不公开调查过一段时间了。 那么,在本专栏上篇文章和本文前半部分介绍的王歧山当年在执掌建设银行期间,其手下的“财务总管”是范一飞,“大秘”是田惠宇,而董宏担任王歧山的秘书又是在什么时段呢? 董宏被官宣落马之前的2014年4月2日,中共驻香港媒体《大公报》曾刊登一个叫马浩亮的记者的文章《解码中央巡视组:王岐山前“大秘”董宏担纲十二组》。文中说“在本轮中央巡视中,13位巡视组组长中包括11名正部级高官和2名副部级官员。其中……第十二组组长董宏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曾长期担任王岐山的‘大秘’。在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期间,董宏一路跟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国务院体改办产业司司长、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他与现任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如今都再次隶属王岐山麾下,在反腐领域承担重责。” 如上中共自己的媒体“解码”董宏凭什么能够以副部级身份与一票前省委书记并列为13个中央巡视组的组长之一的文章刊出6年半之后,董宏被宣布接受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2020年10月2日发布的消息内容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日后中共权威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中又说他董宏是“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不过,中共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的细节中也透露这个董宏事实上是在被王歧山调到中纪委参与“巡视”工作之后直到落马之前,担任过不同巡视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而官方报道尽量回避他董宏曾经有的中央巡视组正组长的经历, 无疑是要把这个“内鬼”对中纪委的“恶劣影响”尽量减轻。 2022年1月28日,新华社以《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一审被判死缓》为题的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董宏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同时还强调了受贿时间长达21年,敛财金额高达4.6亿的董宏,“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董宏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且其能够认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到案,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和董宏一样,两年之后的2024年2月5日,田惠宇被判处的死缓之上,也没有被附加终身监禁。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所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现如今,范一飞的犯罪金额虽然比董宏略低,但一是受贿时间比董宏长了8年,二是不清楚是否具备最有“从宽”说服力的“自首情节”,所以,除了几乎可以肯定范一飞也会被判处死缓,笔者也还相信只要他范一飞不能如董宏和田惠宇一样被法庭认定有“自首情节”,在死缓基础上还会被附加终身监禁是大概率的事情。 死缓之上的所谓“终身监禁”,即所谓“把牢底坐穿”,其实是习近平专为自己的党内贪官们制定的家“法”。详细的介绍和解释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岁坠亡男孩曾被罚抄词1万遍,家长翻着作业本止不住颤抖

一连几天,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的天空始终阴着,连绵小雨与谷雨节气交融在一起,仿佛应着“雨生百谷”勃勃生机的景象。然而,就在4天前的4月15日,9岁的晨晨(化名)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也想随他而去跟他一起躺在殡仪馆里。”回忆起孩子,晨晨的父亲杨先生眼中带着泪花,“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无助地说。 “‘嘭’的一声,孩子掉下来了” 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本该美满的家就这样遭遇了一场生离死别。 “妈妈给我做个早餐吧,我自己上学去就行。”这是4月15日晨晨出门之前向妈妈提的最后一个要求。晨晨所就读的平江县简青芙蓉学校就在家对面,大概几分钟的路程。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不放心的晨晨妈还是选择在孩子出门后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跟着孩子在小区里走了一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的晨晨妈决定折返回家。但或许是母子连心,在回家的路上她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又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没找到孩子,才再次往家走。正想着自己大概是多疑了,没想到刚走到家门口,“‘嘭’的一声,孩子就从楼上掉下来了。” 晨晨妈觉得天塌了,接到电话的杨先生脑子也是懵的。他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赶到现场的,只记得孩子幼小的身体趴在地上,“我只有抱着他的身体哭,一直哭。” 晨晨所居住的大众安置区是原农村的自建房。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一万遍抄写”** 通过安装在楼顶的监控摄像头,杨先生看到了晨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晨晨先是来到楼顶,转了一圈后放下书包,随后在楼顶上不断地徘徊。先是走上楼顶的矮墙,向边缘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反身回到书包前定定地站着。大约30秒后,晨晨再次跳上矮墙,随后径直走向楼顶边缘,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孩子为什么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去学校?杨先生迫切想要得到答案。 “孩子出事后,我们在学校看了2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大概是一周时长的监控内容。我看到晨晨总是被老师训,一周内被罚13次,经常被打手,还有一天被罚站了4节课。”杨先生始终无法理解,孩子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要遭受这样的惩罚。杨先生还从晨晨妈那里得知,孩子曾被罚抄写一万遍“分级”,她曾想找机会问问老师,但如今似乎已没了意义。这几天,杨先生时不时就要翻看晨晨的作业本,“整整一本都写着‘分级’两个字。”看着孩子的字迹,他的手止不住地颤抖。 晨晨的抄写本。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杨先生从事装修行业工作,常年要在湖南省各地跑,晨晨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弟弟,妻子则是全职妈妈。对于有娃的家庭来说,学业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杨先生告诉记者,晨晨的学业大概在班里是中游水平,“分数在80分左右,偶尔会有70多分的时候,虽然我们也盯着孩子的学业,但印象中,我也只有2、3次跟晨晨急过。” 事发前的3月22日,晨晨曾称自己肚子疼,不想去学校。“晨晨妈给孩子量了体温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孩子还挺坚持,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想当天是周五,就告诉妻子‘要不就让孩子放松放松,算是给他放一个小长假。’”据杨先生回忆,这是事发前孩子唯一一次向他们表示不想去学校。 晨晨坠楼的房顶。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他说长大以后要当警察” 杨先生告诉记者,晨晨是个开朗的孩子,性格温和,平日里也非常听话,每次吃完饭都会帮着妈妈收拾碗筷,有时还会扫地、擦地,哄着弟弟玩儿。晨晨跟同学相处得也不错,从不惹是非,他最喜欢打篮球,经常和同学、朋友去院里的篮球场打球,有时也会去骑骑自行车。 晨晨家楼下的一个篮球场。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晨晨自小与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即使现在学业忙起来,偶尔也会在周末去姥姥姥爷家住一晚。他跟爷爷奶奶走动少一些,但见面也很亲,是一家人的心头肉。 现在,四个老人都守在殡仪馆里,等待最后的结果。 平江县殡仪馆,晨晨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果。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聊到晨晨的过去,杨先生一度陷入回忆里难以抽离。“我欠孩子太多,因为忙着工作赚钱,回家的时候比较少,有时候一个月只回来1、2次,没怎么带他出去玩儿过,最远也没有出湖南省,更多时候只是去爬爬山。孩子还经常跟我说,他长大以后要当警察、要当消防员,他是个非常乖巧的孩子。” 只可惜,一切计划和愿景都在那一声从楼上坠落的巨响之后戛然而止。“这一个星期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一躺下就感觉孩子躺在我身边,满脑子都是孩子的模样。”杨先生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好好长大的孩子,就算学业没有那么优秀,也不该有这种遭遇……” “等一个公道”** 4月18日晚,平江县教育局发布了关于晨晨坠楼一事的情况说明——“事情发生后,县委政法委及公安、教育、属地乡镇(街道)等部门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处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详细深入调查,相关善后处置工作正依法依规进行。” 网络图片 “我现在就是不甘心,用词语无法形容的心疼,一想到孩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杨先生几度哭得无法控制,“孩子现在还在殡仪馆里躺着,无法入土为安。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勇气去选择轻生,我宁可也去死,宁可在冰冷的殡仪馆里躺在他身边,陪在他身边。” 孩子被体罚的事情,是杨先生一家心里绕不开的坎。“我们在学校查阅监控的时候,学校的领导也接待我们了,有一说一,态度也挺诚恳,但是班主任始终没有出现,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杨先生告诉记者,校方向他表示“要等结果,可以接受司法介入”。杨先生也决定要等下去,“我现在就是等一个结果,等一个公道。我相信调查组最后会给我一个说法,我也愿意相信最终(调查组)会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 晨晨所就读的学校。维度新闻记者贾博/摄 “我没有‘勇气’去陪晨晨,但我要有‘勇气’继续走好接下来的路途,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要把小儿子培养好,让他健健康康地长大。等晨晨的事有了结果,一家人打算去其他城市生活。他希望能去一个遥远的城市,远到可以抹平这段伤痛的记忆。 文章来源:凤凰网

重庆成都严查“燃气刺客”,行业寒气不可传递给普通人

民生无小事,在当下,随着人们对公用事业收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燃气、水电、电信等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主动查一查、治一治? 重庆、成都两地的燃气乱收费疑云,在沸沸扬扬多日后,终于都有了官方处理结果。 4月19日,重庆举行燃气调查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调查结果,免去车德臣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其董事长职务,同时派出工作组入驻重庆燃气集团,对相关问题开展彻查整改。 图/新闻截图 紧随其后,成都于4月20日也公布了调查结果,查明燃气企业存在问题,对确认多收的燃气费,将责成企业全额退款。 对比两地通报,在所通报的问题上颇为相似,两地燃气企业均存在错抄、以估代抄、计费周期混乱以及计价不规范等问题。 而对于燃气表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两地通报一致表示:“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燃气表计量和质量、燃气质量、通过远程操控改变燃气表计量等问题。” 也就是说,按照官方说法,发生在成渝两地的燃气费异常事件,并不是因为燃气表或燃气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工作不规范、态度不认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造成的。 调查也调查了,该处理的处理了,那些立案了还没处理的,相信很快也会公布结果。 照道理,事情到这里应该告一段落,不过联系到整个事件及其背后折射的问题,尚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01 首先要对重庆有关部门雷厉风行查处这起关涉民生的事件表示赞赏,对成都方面迅速跟进点个赞。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国内罕见的官方亲口承认燃气乱收费的案例。 不难看到,网上关于燃气表读数异常、收费不合理的曝光层出不穷,但是别说有官方出面调查处理,连燃气公司道歉、退费的报道都几乎看不到。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旦出了这种事,燃气公司一般都是私下处理了事;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单个用户要证明燃气表异常、乱收费,实在太难了。 要证明燃气表异常,你得把表送去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取证,这本身就是难度大、成本高的事情。至于燃气公司,总有各种理由来证明设备或抄表不存在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个死结,只要燃气公司咬死自己没问题,用户并没有多少博弈能力。到头来,能让燃气公司退还不合理收费就不错了,但要撬开这个行业不可告人的秘密,没门。 这次如果不是重庆等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哪怕用户再合理怀疑,设若燃气公司还是死咬着不松口,恐怕用户也无可奈何。 知名编剧李亚玲称自家用气量异常(图/微博截图) 而官方的通报,直接揭露了燃气公司常年存在的各种“骚操作”,这就把这个行业的部分秘密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广大用户多年来的疑惑,也得到了部分证实。事实证明,就算燃气表没问题,燃气企业也有很多办法多收费、乱收费。 基于此,成渝两地的官方调查和通报,其意义超出了一时一地,具有“破冰”之效。自此以后,用户对燃气收费有疑问,也就有了具体指向,至少可以合理地质疑,而不会陷入自我PUA的困局。 过去很长时间内,燃气公司在日常抄表、计费操作中,“不动声色”地乱收费,这种行为类似于“雪糕刺客”,可以称之为“燃气刺客”,让人觉得非常不爽,可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现如今,有了重庆等地的调查实例,用户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类似不合理收费说不。 02 当然,重庆等地燃气乱收费风波之所以惊动官方介入,进而集结各方面力量进行调查处理,主要是因为投诉太多、问题太大、个别案例过于“惊悚”。 在官方没有出面回应之前,相关投诉在网上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涉及的不止三两户家庭。 按照重庆官方通报,“相关企业累计受理投诉2.6万件”。这是何等惊人的投诉量。而成都“老人居家4个月燃气费1.5万元”的报道,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惊呼不可思议。 显然,在这样的舆论面前,当地有关部门不能不回应,也不能不直面存在问题。如此大量投诉,如此惊人的“消费”,燃气公司如果还坚持自己没问题,那不仅自己成了笑话,也将严重损害当地的政府公信力。 换句话说,正是燃气公司的“吃相”太难看,让相关问题酿成舆论风波,而这种“燃气刺客”现象,又把当地官方逼到了“墙角”。此时不出手,要待何时? 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夜景(图/图虫创意) 值得一说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都没有查到燃气表本身质量有问题,或者燃气公司存在远程操控燃气表计量问题。这似乎有点不符合公众的“想象”。 尤其是,网上有一个视频片段,拍到燃气表跑得飞快的镜头,更是让人不由得不信燃气表被动了手脚。 现在,按照官方调查结果,成渝两地的燃气企业还算是守住了“底线”,并没有直接通过修改燃气表(不知技术上能否实现)的方式,来达到多收费目的。 如果是燃气表被动了手脚,那以后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而错估、乱估、计价不规范,说起来都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通过撤换负责人、整顿,还有救。如果是“表”坏了,说明“芯”也坏了,那就彻底击穿了用户的信心。信心没了,要再挽回,可就难了。 对此,成渝两地的用户也许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03 这次的成渝燃气风波,其警示作用也超过了单个行业,影响波及水、电、通信等领域。 实际上,平日里很多人不光是觉得燃气表跑得快,感觉电表也经常乱跑,还有手机话费、宽带费,同样经常发生异常收费。 这到底是不是“幻觉”不好说,不过成渝两地官方披露的燃气行业“惯例”,不由让人有了更多“合理想象”。 网上也经常看到投诉,家里的电表怎么跑那么快,是不是电表质量问题,或者电网企业耍什么幺蛾子。既然有些地方的燃气企业存在管理混乱现象,是不是可以说,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在电网、电信企业发生? 图/图虫创意 别的不说,电网的所谓峰电、谷电,很多用户其实都搞不太明白,而手机话费的各种套餐,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宽带不“宽”,光纤不“先”,也是陈年酱缸一样的老问题了。 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主动查一查、治一治?别等出了舆论风波再介入,那又要被动了。特别是,很快就要入夏了,以前大家面对绝对值并不高的电费,可能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但眼下水电气生活成本明显上涨,会不会冒出越来越多较真的人? 这些涉及民生的国企,还普遍存在服务态度不如人意的现象。这里举一个亲身经历:  去年我在某大城市办过一个异地宽带,只需要在手机号码下挂一个宽带账号即可,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倒是挺方便,没想到注销服务的时候却碰上了大麻烦。当地电信企业非得要求机主本人带身份证到当地营业厅办理手续,上缴“光猫”,才允许注销服务。无论我怎么解释,网上营业厅(服务热线)人员硬是不给我注销。 后来,我是在工信部网站投诉了两次,拨打了一次当地12345热线,反复沟通了多次,并填写了一堆复杂的表格,提交了举着身份证拍的各种证明(委托书),耗时2个月,这才好不容易注销了这个异地宽带业务。 这事情的荒谬性,根本不必多讲。很明显,电信公司就是为了“多收三五斗”,连吃相都不要了。这类事例,其实非常考验用户的耐心,也非常损害企业的形象。 那么,又会有什么具体事件如同成渝燃气风波一样,压倒公众的忍耐极限?所谓民生无小事,在当下,随着人们对公用事业收费价格的敏感度提高,其分量也更加沉重。 04 还有必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重庆等地燃气收费异常会演变成全网关注的热点。 据红网舆情中心数据显示,重庆燃气风波在一周时间内舆情呈快速上升趋势,并于4月14日达到波峰。截至4月16日15时,该事件的网上互动声量达2.19亿,影响力值近61.60亿,相关媒体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 不得不说,除了相关事件波及范围大、事例夸张离奇外,还和这一事件戳中了广大网友的痛处有关。 比如有一种说法,因为眼下地方财政紧张,所以给燃气公司等公用事业的补贴减少了,这才导致燃气公司通过涨价、乱收费等方式来增加企业营收。这一说法似乎得到了很多网友认同。 图/图虫创意 其实,燃气公司有没有政府补贴且不说,对于很多网友来讲,眼下号召的是政府“过紧日子”,而不是百姓“过紧日子”,更不能一边号召政府“过紧日子”,另一边地方国企却想法设法变相乱收费,让自己过好日子,而让百姓“过紧日子”。 所以,别小看是燃气费异常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对“过紧日子”的态度和落实方式。燃气企业多为国企,国企的背后是政府部门。燃气企业乱收费,居民只会怪到政府部门头上。 “哪怕大家一起过紧日子,也不能不让人过日子呀。”我想,这正是成渝两地燃气风波变成全网关注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好,重庆等地及时出手、有错必纠,果断处置了这起舆论风波,让事情转向正轨,也让“民生无小事”有了坚实支撑。重庆等地在这起舆论风波中的态度和做法,我认为值得其他地方关注和学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悉尼最值得期待的6家新餐厅 满足你的亚洲胃!

当你外出用餐时,是否常感到烦恼,不知道该吃些什么?曾经钟爱的餐厅去了又去,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近期,悉尼开了不少亚洲餐厅,涵盖韩式、日式以及东南亚菜系,每一家都能迎合亚洲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家绝对不能错过的新店吧!别忘了将它们收藏起来哦!

地产的底气,统计大哥给的

根据统计数据,2024年一季度房开量为2.2万亿,同比下降了9.5%,其中住宅投资为1.66万亿,同比下降10.5%。 同时,竣工面积也同步下滑,住宅的新开工和竣工面积,都下滑了超20%。 然后统计大哥说了: “不要一谈房地产,大家就觉得没底。房地产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作为支撑,统计大哥说了几个数据: 首先,我们的城镇化没有到头,按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为66.2%,按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不到50%; 第二,我们有1.8-1.9亿的农民工在城里面还没有完全市民化,进城的农民工购房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第三,我们的存量住房中,多数以90平方以下为主,改善住房需求还是很大。 说实话,统计大哥真不容易,又要提供真实数据,又在真实数据中推导出正面的经济预期。 首先要明白,统计大哥说的数据,肯定是真实的。这些潜在的需求,也肯定是事实存在的。但潜在需求,不代表有效需求,但他可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首先是城镇化进程,66.2%可以理解是均值。因此,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肯定是远超这个比例的。如果城镇化进程的边际值是75%,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核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基本是到达峰值。三四线城镇化进场大概为50%,但后续继续推动的意义并不大。 第二是农民工市民化,要知道农民工的主要工种是建筑和劳务。这些工种是高度依赖地产或地产的下游产业链,过去地产高速发展时带动了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市民化。如今地产投资骤降,拿什么产业支撑农民工收入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三是改善需求。要知道,早年的地产产品基本是以大户型为主的。所谓的小三房、1.5房等产品,都是高房价推导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因为购房者买不起大房子,所以买了小房子。是开发商知道购房者买不起大房子,所以选择开发小房子。如今的改善产品盛行,是因为即便是小房子,普通人都买不起了,干脆就不做这批人生意了。 面上看,统计大哥说的是潜在需求,实际上描述的都是结论。 当年福建泉州某个品牌鞋,因市面盛行“假鞋”,为了维护品牌,让销售部专门成立“打假队伍”打击假鞋,结果光顾打假耽误主业,业绩年年败退。 后来新来了一个销售总,叫停打假,老板对此非常生气。销售总给老板解释:“销售部是负责销售的,不负责打假。另外,市面有假鞋,说明我们的品牌有很多潜在需求,是因为他买不起正品,才会买假鞋。虽然市面假鞋盛行,对我们产生了部分影响,实际上也在培育潜在消费。一旦他们的购买力能够接受我们的正品价格,他们自然就会转化为我们的用户。” 如果他们买得起,他们为什么不买? 因此,如今地产的潜在需求,更像是一种错配的阶级。 要么等房价降下来,要么等他们收入涨上去。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统计大哥没有说。要知道,深圳打螺丝,都不要35岁以上的人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太子相国 

接力地产,躲不掉的能源税

我说过,我们国家通胀价格很好判定,主要依靠电价、油价及公务员薪酬。 电价代表是民生,非不可抗力不涨价,相当于能源税。 油价代表是消费,有能力者均要纳税,相当于消费税。 公务员薪酬代表是核心购买力,是稳定指标。 因此,相比修饰且滞后的CPI数据,电价、油价、公务员薪酬三者联合,有着很强的物价体感。 此次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暴涨,也以“失误”论断告一段落。但类似重庆燃气的“变相涨价”不会终止。 除了重庆,深圳、福州、镇江的燃气也上涨了。此外,其它公共事务费用基本也都在上涨。 比如上海、广州的水费上涨了。 比如安徽、福建的电费上涨了。 比如兰州、沈阳的公交费上涨了。 最低涨幅15%,最高涨幅30%。 按照我之前的逻辑,这信号是温和通胀。但是,由于公务员薪酬并没有上浮,不能直接理解为是温和通胀。 实际上,这次公共事务费普涨,是土地财政的接班人。是能源税,也可以理解为是呼吸税。 水费涨一点,电费涨一点,燃气涨一点,生活成本自然增加,工业服务业成本也自然增加了。一旦面粉涨价,面包的价格自然会随之上浮。 宅家,也要让你增加生活成本,出门,也要让你增加生活成本。 那为什么要在这么困难的时刻,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呢? 原因就是,地产滑铁卢,土地金融失灵,财政收入递减。要知道,我们过去享受的低廉能源费用,是有财政补贴的。 财政补贴的钱,一部分是产业发展带来的税收,一部分就是土地财政带来的土地收入。 在过去,人们愿意接受国家意志的引导,参与到地产大转盘中主动上税,入股国家队。但如今,年轻人不愿意了,认为阶层壁垒过高,不想过度内卷。 要知道,我们高速发展几十年,就是通过低廉劳动力和内卷赚取外汇取得如今的成就。一旦我们失去“制造强国”的根基,失去“超级产能”的优势,我们就必定陷入“中级收入陷进”。 因此,既然地产逐渐市场化,产业依赖度逐渐降低。那我们慢慢停掉财政补贴,降低转移支付的比例,必然是我们重构经济生态的前提。 “只要你停下不努力,就有可能失去原本的生活质量。” “幸福生活是靠自己双手努力创造来的。” 本质上说的是一样的。 在未来一两年内,全国范围内肯定会迎来能源、交通等城市基建相关的全面涨价。 买房的,不买房的,都得为地产的新周期,买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太子相国 

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在投行实习期间,徐凯在学校图书馆加班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对于徐凯而言,投行和银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 chat”。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以伊交火会否引发更大范围的中东战争?先了解“狠角色”真主党

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有关以哈冲突可能扩大至中东全面战争的担忧从未消散。以色列、伊朗上个星期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打击后,这样的担忧加剧了,特别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长期中低强度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从而让中东陷入更大范围的战火? 以色列、真主党冲突未曾停止过 其实,自以哈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以色列与真主党的交火也未曾停止过。10月8日,也就是以色列开始空袭加沙反攻哈马斯的当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导弹,称是“声援”哈马斯。就在星期六(4月21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三名真主党成员死亡。 “我们不仅要对付南部的哈马斯,还要对付北部的真主党,” 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Ron Dermer)今年二月向美国媒体表示。 伊朗与以色列近一周来的直接交火又令世界捏了一把冷汗。虽然以色列和伊朗都有意淡化以色列4月19日黎明前对伊朗境内的空袭,不希望看到局势升级为全面的地区冲突,但中东仍然充斥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中东问题专家们自去年加沙开打以来就不断警示以色列与真主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甚至也有专家表示,这场战争正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认为,虽然伊朗和真主党都看似不希望被卷入全面战争,但他们也不会允许以色列彻底击垮哈马斯。 国际社会正屏息关注中东一触即发的时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牵动多方神经的真主党是个什么角色。 真主党–伊朗在中东地区实力最强大的代理人 真主党(Hezbollah)–阿拉伯语中意为“真主的党”–在黎巴嫩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它是黎巴嫩的什叶派伊斯兰组织,既是一个政党,也是一个武装团体。 真主党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实力最强大的代理人组织。伊朗长期为真主党提供武器、军事培训和财政支持。 真主党武力对抗以色列和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海湾国家将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 起源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于1982年在黎巴嫩内战(1975-1990)时期成立真主党,用以打击当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占领,同时作为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一个分支。 历史背景– 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里唯一一个基督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并存且分权共治的国家,但这也导致黎巴嫩内部宗教斗争严重。什叶派社区长期感觉自己被黎巴嫩政府边缘化,权益最少。上世纪70年代起,黎巴嫩内部兴起一股为什叶派穆斯林争取权益的政治和武装运动。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1970年被约旦驱逐之后来到黎巴嫩南部扎根,并以那里为军事基地武力袭击以色列。而黎巴嫩则因此不断受到以色列的报复。巴解组织的到来和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化了黎巴嫩内部本就高涨的宗教矛盾和利益争斗。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在1975年爆发。 1979年,什叶派宗教学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巴列维(Pahlavi)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的野心并不止伊朗,他希望将伊朗什叶派的革命理念扩散至整个中东。而黎巴嫩的乱局和黎巴嫩什叶派的斗争为伊朗提供了契机。 1982年,想趁乱铲除巴解组织武装势力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在击溃巴解组织武装后,选择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这成了伊朗扶植黎巴嫩什叶派政治武装运动的完美契机。为击退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伊朗为黎巴嫩这股什叶派政治和武装力量提供武器、战斗培训和资金,黎巴嫩真主党由此诞生。 霍梅尼信徒、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学者穆萨维(Abbas al-Musawi)成为创始人和真主党总书记。穆萨维在1992年被以军战斗机炸死后,其亲信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接任,担任真主党领袖至今。 兴起 成立之初,真主党处于秘密状态,直到1985年发表成立《宣言》,当中阐述其主要使命是消灭以色列国,并将西方势力(当时在黎巴嫩实行维和任务的美国和法国军队)逐出中东。 真主党当时的反以、反西方战斗方式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绑架和暗杀。在伊朗支持下,其最血腥的袭击之一就是1983年4月对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63人死亡。同年10月,真主党同样用汽车炸弹袭击驻黎巴嫩多国部队的美国和法国成员住宅区,造成 241 名美国军人和58名法国军人丧生。 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但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称将继续抗击以色列。它武力反对中东和谈,主张消灭以色列,收复它眼中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它也开始有政治抱负,希望仿效伊朗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1992年,真主党在黎巴嫩议会选举中赢得议席,成为黎巴嫩最大反对党,并逐步成为黎巴嫩什叶派团体的政治领导力量,称在黎政府中代表他们的声音和意愿,为他们争取权益。 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游击战被普遍视为主要因素。真主党自此取得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但从未中断对以色列境内目标的袭击。 自2005年起,真主党人物前后出任黎巴嫩政府各部门的部长角色,其势力遍布黎巴嫩行政和立法机关,牢牢占据在黎巴嫩的政治主导地位。 其作为政党的武装团体的双重角色在黎巴嫩国内独一无二,但也富争议,部分民众批评真主党将黎巴嫩卷入血腥的战争。 军事活动和规模 真主党拥有一支战斗能力强大、装备精良的军队,其军事实力被普遍认为超越黎巴嫩国家军队。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真主党拥有一套复杂的军事装备,如先进的导弹系统、无人机和反坦克武器。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称该组织有10万名战士,但真实数字是个谜。美国中央情报局估测真主党在2022年约有4.5万名战斗人员,其中大约有2万名全职和2.5万名预备役人员。 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评估,真主党拥有12万-20万枚短程制导弹道导弹、中短程非制导弹道导弹以及短程和远程火箭。 真主党持续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尤其是2006年与以色列长达34天的全面交战。那场战争的引爆点是真主党越境进入以色列,绑架两名以军士兵作为人质,以逼迫以色列与之囚犯交换。以色列反击,“7月战争”全面爆发。伊朗支持下的真主党在冲突期间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这场战争造成约1200名黎巴嫩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158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士兵。 真主党也参与了叙利亚内战,支持阿萨德政权,并由此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武装作战能力。 社会服务:“国中国” 真主党在黎巴嫩,尤其在什叶派主导的南部地区,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包括医院、学校和基础设施。这些努力为其赢得了大量基层支持,帮助其在黎巴嫩复杂的宗派政治格局中保持基础。如今,黎巴嫩严重的经济危机对真主党构成一定压力。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的统计,目前有80%的黎巴嫩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 黎巴嫩政治腐败横行,但真主党的保护导致反腐调查难以进行。比如,2020年8月4,长期不当储存在贝鲁特港一仓库中的硝酸铵发生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7000 多人受伤,7万7000套公寓被摧毁,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至少有 8万名儿童无家可归。但是,对爆炸事故的调查至今没有进展,仍未有任何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其中,真主党势力被指阻挠调查的进行。真主党支持者一度上街反抗法官调查此事。 以色列和真主党全面冲突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东 据路透社4月16日的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半年来的交火已造成以色列北部边境8万多居民被迫逃离家园,18名包括士兵和平民在内的以色列人死亡;真主党方面,有至少240名战斗人员和68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黎南部9万人流离失所。 许多分析认为,伊朗并不希望真主党消耗其武器库,除非是为阻止以色列或美国袭击伊朗。也有以色列前情报人员表示,以色列军方也没有与真主党开战的意愿。以色列军方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加沙前线,而不是把真主党这个比哈马斯更可怕的敌人拖进来。 美国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在加沙问题上坚定支持以色列击败哈马斯,但也明确提醒以色列必须避免与真主党全面交战,以免触发中东战争。但以色列和真主党发生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笼罩中东。 “以色列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CSIS的一份评估以色列与真主党开战可能性的报告写道。“它可以冒险与真主党开战,但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将扩大范围,使目前在加沙的战争看起来像是一场小冲突。以色列也可以选择等待,这样可以避免当下与真主党开战,但这可能会冒着未来发生更严重冲突的风险,对手将拥有更好的武器和能力,并能控制战争的时机,使之对自己有利。”

建议下届北京马拉松交给马保国老师团队承办

今天,北京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发布通报,证实了此前热传的3名非洲选手保送中国选手何杰夺冠丑闻,并取消了赛事承办方中奥路跑公司的运营资格。中国优秀马拉松运动员何杰与几名“陪跑”外籍选手的奖牌奖金也被取消。 网络图片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本来完全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扬我国威的…… 让外籍运动员给中国运动员陪跑这种事,应该找真正经验丰富、心理素质强悍的专业运营团队来做啊。这种团队在马拉松赛事领域找当然不行,行业发展历史太短太稚嫩,你得去传统武术领域找专业人才啊! 比如马保国老师的团队,在这方面的能力素质就堪称遥遥领先。 当年马保国老师在英国闯荡江湖,本是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是通过他团队的运作,马保国老师和“英国大力士”举办切磋比赛,大胜而归,闯出赫赫威名。 网络图片 自此,马保国老师从众多地方拳种的大师中脱颖而出,凭借闪电五连鞭绝技一跃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最具含金量的招牌,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俨然一代宗师。 回国后,马老师的团队也时常为他安排各种场合的国际比赛(教学)活动,使得马老师的威名再攀新高。 网络图片 这些外籍选手虽然名气不大,但每一位都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修养,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表演痕迹,从来没有一次让马保国老师下不来台。 外国选手拿了Dollar,马保国老师加冕了荣誉,网友们收获了欢乐,国家累积了民族自豪感,每一方都满意,每一个环节都无懈可击。 网络图片 即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一个真正专业的团队也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绝不会让领导脸上难看事情难办。 网络图片 像北京半程马拉松这种在技术层面出现了偏差的时候,就应该深刻学习领会马保国老师的先进经验,及时诉诸道德层面,则立马可以扭转颓势,利于不败之地,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让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你说场面多尴尬?重点是,让领导们多难受? 再说了,其实马保国老师这一套运营方法并没有什么秘诀,也并不是他团队的原创,而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网络图片 叶问、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哪个不是通过打败外国大力士而树立一世英名?你看他们的故事流传至今哪一个翻过车? 放着这么优良的传统&宝贵的经验不用,放着马保国老师这样现成的优秀团队不请,偏偏让中奥路跑体育管理公司这种业余团队来运营北京的马拉松项目,实在是太可惜了。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一点建设性意见: 下一届北京马拉松,请马保国老师的团队来操刀吧!保证让中国选手赢得干净漂亮,让外国选手输得妥帖自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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