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43岁的美姐（化名）开上了滴滴，第一单跑了10块2毛钱。尽管有十几年驾龄，跑第一单时，美姐的心还是砰砰地像要跳出来似的。到了目的地，她不会收钱，好心的乘客告诉她该怎么在APP上操作结算。第一天从下午一点跑到五点多，总共跑了143块5毛钱。 美姐在杭州做了二十多年服装批发生意。2018年她生了一场大病，2019年注册新公司在抖音上直播卖服装，赶上疫情生意完了，她还因此背上了债务。爸爸在疫情期间去世，人生的最后阶段见证了她的“一事无成”。 她每天凌晨三点多出车，跑到上午十点多早高峰结束，然后收车回家休息。吃过晚饭后，她会再出来跑，跑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基本一天能跑八九个小时。雨天、雪天，她都会出来跑车，恶劣天气时每一单平台都会额外发红包。台风天她也出车，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她就坐在车里，看暴雨打击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熟悉业务后，一天下来，美姐的流水三百多块是常态，最多时有五百多块。流水是司机的纯收入。同一单滴滴，乘客和司机看到的价格不同，司机看到的是扣除了平台抽成后的价格。外界分析网约车平台抽成一般在18%~30%之间。美姐觉得滴滴好就好在，门槛低，肯吃苦就会有收入，这让她能重新来过。 第一天的流水，143.5元｜受访者供图 如此讲述故事，则又是一个科技让世界更美好的案例。只要努力，谁都有机会；只要下载APP，谁都可以尝试，而且多劳多得。更美好的是，通过网络平台接单做零工，平台会一视同仁，派单不区分性别、核算收入也不区分性别，女性不会面临同工不同酬等存在于传统职场的性别歧视。零工经济（gig economy）因此被塑造成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灵丹妙药。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富胜教授分析“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数据后发现，零工就业者工作收入平均比传统就业者低14.8%左右。女性就业群体中，零工参与带来约24.1%的工资下降效应，而男性就业者中这一数字仅为10.8%，两者存在显著不同。也就是说，通过像滴滴一样的网络平台做零工，并没有带来性别平等，女性因此受到的负面影响要比男性大得多。 既然平台一视同仁，那是什么导致了男女收入差距？又是谁在歧视女性？ 所谓灵活，所谓自由 杭州市内的公共厕所虽然不少，但周围允许停车的不多，一次美姐送乘客到杭州东站，想着正好可以顺便去趟厕所。美姐下车时没关滴滴，由于不手动拒绝系统便会自动接单，她回来就发现有一单过了接客时间。乘客投诉，她因此被扣了12分服务分，原因是“长时间滞留未前往停车点去接乘客导致取消”。从此，美姐便有了个条件反射似的习惯——去厕所前，一定会先把滴滴的接单功能关了。 每位滴滴司机每天的工作流程都是相同的：打开滴滴客户端，点击接单按钮，等待系统派单；接单后，去客户端上显示的目的地接客；乘客上车，滑动按钮开始行程；到达目的地，滑动按钮结束行程；系统自动计算费用；订单结束，接受系统派发下一单；结束一天的工作，关闭滴滴客户端。 一头一尾，都由司机本人控制。打零工和朝9晚5、996甚至007等传统雇佣模式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在于，灵活自由。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中间要不要休息，都由自己决定。在这条流程固定的“虚拟流水线”上，司机似乎成了自己的老板，无需应付令社畜苦不堪言的制度、层级。 美姐当初选择做滴滴司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灵活：“作为宝妈，当滴滴司机比较自由，能照顾家里孩子。不然你哪里找可以接孩子上下学、中间还能回家搞卫生的工作。” 不止是美姐一个人这么想。根据滴滴2021年发布的《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237万名女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了收入，其中66%的女性选择滴滴的原因也是“时间灵活”，41%的女性网约车司机认为开网约车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然而，滴滴司机的自主性也只体现在时间上。除了时间表由自己安排外，能接到几单、长途还是短途、一单多少钱都由平台的算法决定。 2021年，因抽成过高被8部门约谈后，滴滴公布了平台的收费定价机制。滴滴分时段计价，不同时段的起步价、里程费、时长费各不相同。其中司机分成包含：每笔订单的基础收入、其他收入（乘客支付的动态调价、调度费、感谢费、取消费、春节服务费等，平台支付的空驶补偿等）；司机补贴包括：平台发放冲单奖、早晚高峰奖、节日补贴等。 令人眼花缭乱的费用和补偿，统统由算法来决定。 北京滴滴快车的价格表｜滴滴出行微信公众号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机制弄得这么复杂，滴滴的回应是：“为了激励司机在雨雪天气、早晚高峰、节假日出行高峰、需求旺盛的区域多出车接单，平台会通过补贴激励司机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如果完全按照‘平均主义’，那意味着失去供需调节的弹性，高峰期和热点区域就更难打到车了。” 因此，司机虽然掌握了出车与否、什么时候出车的自由，但如果不顺应滴滴的调控、不在系统想让你出车的时候出车，结果就是收入的锐减。这就是美姐为什么绝不会错过早晚高峰的原因，也是她顶着台风坐在车里的原因。 为了鼓励司机多接单，滴滴还会定期出台奖励机制。奖励的具体金额和形式在不断变动，但其目的不曾改变——鼓励司机多多上线、多多接单。 滴滴某个时期的奖励措施｜《零工经济劳动过程与控制机制研究》 对于希望看到的行为，平台予以奖励；对于不鼓励的行为，平台会予以惩罚。有一次美姐早晨去接乘客，到了目的地，乘客还没起床。美姐取消了订单，被系统判定为“违规”，取消的责任在她，这一单没有空驶补偿费。另一次，她晚上收车回家后，忘记关滴滴的客户端，系统给她推了一单。她打电话过去告诉乘客她是女性，不想跑夜车，希望乘客取消订单。乘客倒是挺和气的，可这一单被滴滴判定为“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后来，美姐才了解其中的门道。碰到不想接的单子，要把车开到目的地附近，然后把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尽量不让乘客找到。与乘客“斗智斗勇”后，乘客取消订单，司机才不会被滴滴惩罚。在系统内能享受到的自由，也就如此程度而已。 不被青睐的女性，系统评分低 美姐曾因去厕所错过忙不迭蹦出来的订单，也曾在市区里等待一个多小时无单可接。她捉摸不透滴滴复杂艰深的派单机制，但有一点她是确定的：司机分数越高，越容易接到单。 每位滴滴司机在系统里都有一个分数，即口碑值。口碑值由出行分、服务分、安全分和合规分构成，分数越高，平台越青睐司机，其接到的单子也就越多。去厕所被扣的那12分，美姐差不多要跑500单才能补回来。 美姐羡慕那些可以一天连续开十几个小时车的男司机。他们心无旁贷，收车回家后倒头就睡，睡醒了接着出车，一个月收入一万七八，多的能有两万多。（滴滴有预防疲劳驾驶的策略，司机连续出车一段时间将被系统强制休息，但在现实里，司机很可能会切换到其他共享车平台，继续接单。） 美姐每天中午也会回家，名义上是休息，可这段时间其实是她做家务的时间。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各种杂活儿都干完，晚高峰再继续出车。 然而在滴滴平台上，一位司机出车时间越长、接单越多，其出行分就越高。出行分越高，口碑值越高，单子也就越多。如果女司机在家里做无偿劳动的时间男司机用来跑车，两者的出行分就会出现差距。 不仅如此，女性特殊的生理状况还可能影响她们最终的口碑值。比如女司机如果因月经身体不适一两天不出车，分数就会受到影响；可强忍不适出车，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滴滴平台还倾向于把空车调度到车少的地方，如果拒绝调度，司机的服务分会降低。女司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可能会拒绝偏远地方的单子，特别是在晚上，这又会影响到她们的分数。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关晓立对滴滴女司机做过近两年的田野调查。她指出，滴滴平台的理想员工是一名可以连续工作多个小时的司机，TA没有家庭的累赘、无需照顾老人孩子。平台派TA到哪里，TA就去哪里，不会因为身体或其他原因拒绝派单。换句话说，这个“TA”更可能是一名男性。女司机不符合系统对“理想员工”的设想，虽然APP谁都可以使用，但是获得单子的机会在男女司机间是不均等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科迪·考克（Cody Cook）等抽取了100多万名Uber司机的数据，发现男司机的小时收入比女司机多7%左右。除了跑车时间、对单子的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性别收入差距——车速。男司机车速平均比女司机快，这导致他们完成一单的时间更快，因而能在单位时间内接到更多单子。 根据上文提到的《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女司机开网约车的前三大优势是女性更细心、对女乘客更友好，以及驾驶更平稳。同时报告显示，获得经济独立从而更加自信的女性司机比例远高于男性司机。也正是基于获得经济独立这一点，外界将女滴滴司机的出现同女性地位提高联系到一起。 不同性别司机从事网约车工作带来的改变丨《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 然而，通过开滴滴获得经济独立是否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关晓立曾接触到一对双方都开滴滴的夫妇，丈夫一天能工作十六个小时，妻子由于得照顾孩子和婆婆，一天只能工作十个小时。经济独立并没有改变无偿的护理和家务劳动由女性来承担的状况。确实也会有女司机因为开滴滴有了收入，家庭地位得到提高，可以专心于工作。但一位女性摆脱了无偿家务劳动的负担，其后果可能是由另一位女性来承担，比如家里的活儿改由婆婆来做。因此，一位女性在家中地位上升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位女性地位的下降，后者被迫要为整个家庭做出更多牺牲。 无偿家务劳动依旧由女性承担，女性因而不被系统青睐，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零工经济推崇的灵活，似乎只有女性在“灵活”。 除了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同传统职场一样，通过网络平台做零工的女性依旧要应对可能的性骚扰。 摸大腿、言语骚扰、借酒装疯……经验告诉女司机，不能指望平台来解决性骚扰问题。如果想要平台出面，她们得先上报遇到的状况，平台会要求她们提供一系列支持性证据。折腾了一圈，平台也不一定能给出靠谱的解决方案，还耽误了跑车赚钱的时间。于是，她们要么忍气吞声咽了委屈，要么强硬地顶回去。 事实上，就连滴滴公司的官方司机群，都弥漫着“有毒”的氛围。每个地区的滴滴司机有一个大群，管理员会在群里发布公司的通知安排等。群里绝大部分成员是男性，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讲黄色笑话、发女性裸体照片，完全不顾及群里的女性成员。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可在因打零工而拉起的群里，边界就微妙了起来。 关晓立接触到的女司机们单独拉了一个只有女司机的群，进群要先发语音确认性别。在群里，大家会交流工作经验，分享育儿心得、减肥秘籍，兴致来了还会唱会儿歌。哪位姐妹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其他人会团结起来为她说话；有哪位单亲妈妈实在没空照顾孩子，其他姐妹会帮她带。即便如此，为了不错过滴滴公司的重要通知，她们还是会留在公司的大群里。偶尔一个区域的滴滴司机会搞大聚会，女司机们一般不参加。用美姐的话说：“一群男的在那儿喝酒，有啥意思？” 自由、灵活、谁都有机会、只要努力就会有收入、越努力赚得越多，零工经济听起来美好得像乌托邦。因而，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收入低完全是她个人的责任。谁让她不多接单？谁让她不增加出车时间？ 然而，把责任完全归结于个人忽视了背后结构性的问题。关晓立认为，工作中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会降低女司机工作的积极性，不得不顾家会影响她们在系统里的评分，安全因素局限了女司机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等，这些都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我能决定男乘客不骚扰我吗？我能让系统给我派单吗？我能不管孩子、不做家务吗？如果女性能自己决定这些，你才可以说收入低可能是女性自己的选择。” 女骑手，“男耕女织”性别分工下的越轨者 木子（化名）从16岁起便在外打工，在深圳富士康工作。2020年地摊经济火了一阵，她摆地摊卖过辣条，边卖边在抖音直播。今年她又送起了外卖。晚上7点从富士康下班，她就会打开美团接单，骑着她的二手电动车在商家和小区间奔走，送到晚上十一二点左右再回家休息。 第一天送外卖，她4个小时跑了9单，收入46块9毛。高档小区不让电动车进，绿化又做得好，树木茂盛，灯光灰暗。木子看着一排排相似的公寓楼，完全找不到方向。总算送完外卖准备回家，她被突然启动的轿车撞倒。情绪涌上来，木子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虽然交警判对方负主要责任，但200块钱的医药费木子到仍没要回来。那天回到家已经快凌晨4点了，她几乎没怎么睡，7点钟便出门去富士康上班。 送了11天外卖，美团扣了她10天的商业保险费，只有第一天没扣。外卖员不属于美团员工，没有社保，美团称为了保障骑手权益，代为缴纳保险，费用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除。 11天外卖，木子总共跑了552块钱。每天给电动车充电要花5块钱，电话费算1块钱，再扣掉一天2块5的保险费，还剩大概470元。11天，每天跑约4个小时，平均算下来，时薪只有10块钱左右。这还没扣除200块钱医药费。深圳2022年最低工资标准2360元/月，对应的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2元/小时。 根据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数据，202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外卖女骑手比例一般低于10%。疫情后，受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女骑手的人数逐渐增加。据媒体报道，北京等地区的女性外卖员比例已经超过10%。 外卖行业和网约车行业有许多相似之处：男性占主导地位；男性车速更快、对路况更熟悉；送单量更多、用时更短的人，会拥有更高的系统评价从而得到更多单子，系统算法的派单、考核、奖励都对男性更友好。女性会因安全原因拒绝派单，也会因生理期的到来备受困扰，得不到系统的偏爱。 骑手等级越高，派单越多。在外卖的午晚高峰，系统会以运单效率为第一准则，优先对高等级骑手分派订单，以提升配送效率。｜《成就单王：女性骑手的劳动过程及劳动策略研究》 普通男性骑手的日接单量在30~50单，而30单几乎是普通女性骑手日单量的上限。和在其他行业一样，想要赶上男性同行，女性只能更勤奋地工作。“单王骑手”指的是在某个站点当天或当月接单量第一名的骑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黄岩和庄丽贤统计发现，为了获得同等水平的总单量，女性单王骑手日平均劳动时间为11小时左右，比男性单王骑手多1到2小时。 即便接单量相同，也不代表收入相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女骑手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女骑手的订单里，配送费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相比之下，男骑手订单的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 木子一天晚上最多接过14单，收入69块9毛，平均一单5块钱。14单看似不少，但一半以上都不是什么好单——8楼、10楼、7楼，全没有电梯。到家楼下后，她累得在路边坐着缓了口气，才鼓起勇气爬向9楼的家。 系统不派单的时候，要拼手速抢单。几乎只要犹豫一秒钟，好单就没了。木子抢单抢不过别人，只能捡别人剩下的单，比如送去医院的订单。抢单、争单王、像游戏一样提升等级等平台设置都是为了激发外卖员的好胜心，让骑手“自发”地多劳多得。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送餐明明属于服务业，服务业向来以女性从业者居多，为什么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反而成了男性主导的行业？她对比外卖平台和家政平台后发现，两个平台都有理想的劳动者，平台通过不同的劳动报酬机制、运营规则等吸引到想吸引来的人。 外卖平台强调竞争，类似升级打怪的骑手晋升机制更符合年轻男性的口味；而在以中年女性为就业主体的家政平台上，所有订单都是系统提前指派的，劳动者之间不需要竞争。后者的机制能保证相对稳定的工作量和收入、不确定性更低，更契合中年女性的诉求。 另外，家政平台会按家政工的居住地指派订单，工作地点一般离家不远；外卖员在路上，系统派什么单，他就得接什么单。想赚得多，外卖员需要全天候待命，特别是高峰时段，而就餐的高峰时段往往又是要接孩子、回家做饭的时段。家政平台的订单不区分时段，又可以提前定好第二天接的单子，确定的时间表更方便女性兼顾家庭。 因此梁萌认为，虽然平台经济下呈现出的职业性别隔离和线下传统行业无甚区别，但这不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平台的有意构建，以便吸纳稳定一致的劳动力群体。 零工平台打破了旧的藩篱，筑起了新的围墙，不变的是“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当然会有越轨者的存在，向往更自由、更灵活工作的不只有男性。在为男性量身定制的系统内打拼，女性经常有一套自我疏解的方法。一位外卖女骑手告诉果壳，“碰到点事儿，过后睡一觉，起来就没什么了”；还有一位女骑手甚至觉得不用区别男女骑手，她都这么努力工作了，“比男人还男人”。 从16岁起外出打工到现在已经13年了，木子吃过很多苦，她也不觉得送外卖有多辛苦，更不觉得收入低，“自己也没有多大能力，就只能赚那么多钱”。 木子这个月上夜班，晚上八点到早上七点。一天夜班补助8块钱，一个月26天补助208块钱。上夜班时她不送外卖，回家倒头就睡，睡到晚上上班时间。换回白班，她可能会继续上班-送外卖-睡觉-上班-送外卖，可能会找其他的兼职做做。 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木子曾为爱结婚生子，因没要彩礼被家里骂“赔钱货”；离了婚，“婆家回不去，娘家也回不去”，她一个人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木子原计划存够了钱就回家乡的县城给自己买套房子，可现在她不确定了，县城的房价太高了。没了目标，她仍拼命赚钱。她清楚地知道再多的钱都不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又觉得只有钱能给自己安全感。所以，她用工作填满生活。 社会教做人： 从线下延伸到线上的性别歧视 学界普遍认为零工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网约车、快递、家政等按需服务经济和众包经济。众包经济是将复杂工作进行拆解，然后分包给技能熟练但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远程线上工作一般属于这类，比如外包程序员、远程翻译等。按需服务经济通常有地域性，即使通过网络平台接单，工作也只能线下完成；而众包经济在线运行，允许平台、客户和劳动者在任何地方操作。 不像滴滴、美团等系统会自动判定一单的价格，在Upwork、Fiverr等自由职业者常用的众包平台上，一单工作的薪水需要经过双方同意，买卖才能成立。在众包平台的构架下，确定歧视者是谁成了更复杂的问题。 Upwork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平台，拥有1200万注册用户。卓卓（化名）是其中之一，她作为口译员自2021年开始在Upwork上接单。Upwork给卓卓的感觉和淘宝类似，买家（用人方）会到卖家（自由职业者）的主页（店铺）看其提供的产品（技能）、价格以及曾经卖出去的服务、获得的评价。如果店铺一单都没成交过，买家便会有所顾忌。同样，卓卓也可以去到客户的店铺，看之前合作过的自由职业者对其的评价，包括客户好不好沟通、薪水发放是否及时等。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赚第一桶金是最难的。为了累计信誉，卓卓一开始接了几单5美元的生意（一小时5美元是Upwork的最低标准），她帮在中国台湾教中文的美国人录过600个中文字，还做过越南新手人生导师的模拟客户。 一名自由职业者看中Upwork上的一份工作后，要提出申请（proposal）进行投标，说明自己的经验能力和这份工作相匹配。在全球经济退行的大背景下，自由职业者也卷起来，一份工作有时会有几十人申请。工作的薪水分两种，一种是客户给出固定的薪资，一种是自由职业者自己报价——“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就报多少钱”。如果觉得客户给出的固定薪水不合理，你也可以提出想要的数字和客户沟通。Upwork会抽取自由职业者每单收入的10%作为佣金。 卓卓的Upwork页面。如今卓卓给自己定的时薪是140美元，她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自由支配。｜受访者提供 心仪的工作被别人抢走，卓卓会进行复盘，去查看拿到工作的人的主页。有时，对方的能力、经验确实令她心服口服，但有时，对方只是因为要价低而得到了这份工作。在Upwork上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卓卓现居澳大利亚，当地最低时薪是18澳元（差不多12美元），她一开始接的几单，薪水连最低时薪都比不上。可同时，一份用中文写邮件或者远程客服的工作，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会以3美元一小时的价格申请。根据Upwork规定，用人方给出的固定价格最低是5美元/小时，但劳动者个人主动申请的最低报价是3美元/小时。从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工厂转移到中国，再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现在，有了平台。 相对于滴滴、美团等平台，Upwork似乎更为平等，用人方和劳动者双向选择，没有算法在中间判定劳动者的所得。无论酬劳高低，都是个人选择。然而数据显示（来自6000位在Upwork接单超过100小时的用户），Upwork上男性平均小时收入是68.58美元，女性平均小时收入仅为46.3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8%。而根据美国的数据，全职工作模式下男性的小时工作收入仅比女性高出19%。 以色列海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阿里安娜·巴齐莱（Arianne Barzilay）和开放大学社会学资深讲师阿纳特·本-大卫（Anat Ben-David）将零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平台上雇主的评价等干扰因素都剔除后，发现性别和小时收入仍显示出相关性。换句话说，不论一个人学历、工种、工龄、工作表现，只要她是女性，零工收入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两位学者认为，如今我们进入了职场歧视3.0时代。职场歧视1.0时代，女性直接被禁止从事某些行业；职场歧视2.0时代，女性会在收入、升职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到了职场歧视3.0时代，突出的特点是无法辨认出歧视者是谁。自由职业者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定价，用人方和劳动者平等协商，不会强迫劳动者接受过低的价格。女性若认为没得到足够的尊重，通常可以选择拒绝一份工作。在这套工作流程下，似乎很难指认出是谁在歧视女性。 对此巴齐莱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女性已经在以往的职场中、成长历程中“学习”到了不平等。女性在线下公司全职工作时，收入就比男性同行少，她们成为自由职业者转移到网络平台接单后，会根据之前的工作收入给自己定价，标准就会低于男性。充满歧视的工作环境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评估和对工作的期待。用那句烂俗的话说，“社会教你做人”。 用人方也是如此。如果女性提出了和男性同样的价格，用人方可能会认为女性要价过高，因为根据线下的数据，女性员工“不值”这个价格。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1》，在职场扮演相似的角色，女性的薪水比男性少37%左右。 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全世界每天164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中，女性负担了约75%（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高达80%），是男性的3倍。同工不同酬、无偿劳动时间长，都导致女性承受的经济压力相对男性更大，她们更迫切地需要工作，也就更容易接受较低的报价。线下的不平等就这么传导到了线上。巴齐莱认为，不改变线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网络促成的工作模式的改变、工作渠道的多元也无法根本改变女性的处境。 无论是为了一单10块钱收入而心跳不已的美姐，还是小时薪水过千元的卓卓，她们的处境都说明网络世界不是乌托邦，我们始终活在现实的阴影下。 成为合格的零件 在富士康里，木子隶属质检部门，每天的工作是把手机摄像头放到仪器上，待仪器检查摄像头是否合格。合格放一边，不合格放另一边。同一个动作一天重复几百次。工厂规定的工作量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费劲儿就能完成。木子觉得，在富士康工作，“没什么压力，也不用动脑子，像个机器人一样”，但一天下来“很无聊，日子比较难熬”。送外卖自由，但身体累压力也大，根本没精神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单又一单派下来，她只能不停地跑，时刻担心会不会超时。 从16岁到箱包厂打工到现在，28岁的木子做过烟花、做过书，当过保安、收银员，学过美容美发。她觉得做过的最累的工作是另一种零工——快递。当时她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翻转包裹，让每个包裹有快递单子的一面朝上，以方便机器扫描录入。传送带转得快，快递接连不停地来到，那感觉类似晕车，但比晕车要难受许多倍。 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认为，流水线将劳动过程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机械的标准化动作，工人逐渐被“去技能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零件。谁来了都一样、谁都能干，意味着劳动力变得同质化、可替代，从而变得更廉价。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电影截图 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资本的诉求却从未改变。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众包经济还是按需经济，零工平台都致力于将生产服务链条中的劳动内容细化、简化、标准化。木子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重复一个动作，在美团外卖的“虚拟流水线”上，她在重复“送”的动作，而美姐在重复“开车”，卓卓在重复“翻译”。诚然，每项劳动的技术含量不同，但相同的是，劳动过程由机器掌握，劳动者必须配合机器的节奏，让自己成为即插即用的零件。可用的零件越多，零件的“价格”自然越便宜。 网络图片 裹上互联网的外衣，零工经济似乎镶了一层金边，然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刘皓琰和李明指出，没有物质形态的工厂并不意味着没有工厂。当劳工以散点的形式遍布全社会范围内，整个企业会以网络平台为控制中心形成一个没有实体边界的“社会工厂”。 在“社会工厂”之中，个体劳动者工作不稳定，五险一金、加班费、带薪病假、产假、职业培训等福利统统没有。与此同时，劳动者感受到的灵活自由不是源自科技带来的经济模式的变化，或者资本家的善意，而是因为资本已经不再需要为监控劳动者付出时空上的成本。 上下班打卡、KPI、OKR，白领身上的“枷锁”，零工劳动者统统没有，可在算法、平台的推动下，美姐还是不会错过早晚高峰，还会尽量满足乘客的种种需求以维持自己在系统里的分数。刚开始用Upwork时，卓卓为了不错过潜在的工作，经常刷Upwork到凌晨。为了与国外的客户保持及时沟通，她也不得不熬夜。倘若回复不及时，会影响个人在系统内的参数；如果接到客户消息后一两个小时内回复，自由职业者主页上会有“highly responsive”（响应迅速）的标签。当初卓卓辞去全职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熬夜太多、身体吃不消，可做了自由职业者，自己反而主动熬起夜来。 有了平台，劳动者的处境没有变好，女性的处境也没有比以前更好。和在旧时的工厂一样，打零工的女性不得不“灵活”利用时间，平衡家庭与工作。女性的小时收入更低、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某临工平台显示62%的女性注册者在十二个月内退出，男性的退出比例则为54%。同时职业性别分工依然存在，Upwork上平均小时工资最低的四个领域——写作、翻译、行政支持、客服——女性劳动者人数多于男性，而在薪水最高的领域（比如系统构建、软件开发），男性的人数要多于女性。 在强调灵活自由的零工经济模式下，劳动者收入比以前少、话语权更小，系统算法对人的控制比以前更精准、更严苛，失去了保障的劳动者处境并没有比以前更好，只是在0与1的遮掩下，压迫与剥削更难被察觉。因此，克里斯缇娜·莫瑞妮（Cristina Morini）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零工经济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不稳定，收入低，议价空间小，从工业革命时代的纺织厂女工起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女性劳动者需要面临的困境。然而，在“女性化”的零工模式下，女性依旧不被看见。 一半人生 疫情期间，为了增加收入，美姐摆摊卖起了鸡蛋。没卖两天，她被封控在了家里。车的后备箱里、后座上全是鸡蛋，又赶上盛夏，朋友调侃等她解封，说不定都孵出小鸡来了。鸡蛋不卖了，美姐又干回老本行，兼职摆摊卖衣服。T恤15元1件，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营业额也有小一千块。 美姐有时直接在后备箱卖货，有时会把摊子摆出来｜受访者供图 美姐侄子大学刚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想租车开滴滴。美姐坚决拒绝，她觉得年轻人摆摊都比开滴滴强。“你说你到三四十岁了，真做不起来了，你跑滴滴我不反对，这是一份收入。只要你勤劳，你饿不着，生活不成问题。可前提是你在生活里拼搏过了、你已经努力过了。年轻轻的刚毕业，就跑滴滴，你能学到啥？” 在美姐看来，虽然谁都有机会、多劳多得，但开滴滴完全是靠体力赚钱：不用动脑子，吃饱了就出车；有单了就接，没单就坐在车里。不像自己做买卖，就算是摆摊，也得担心库存、琢磨选款，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劳心劳力，可同时在一个领域里的人脉关系就这么累积起来了。开滴滴什么都不用担心，出卖体力就够了，但得到的只有钱。 美姐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从山东远嫁杭州，为了自己开店，她曾去服装店做过半年多服务员，一个月600块钱。后来她自己创业，打拼了二十多年，从北京百荣到广州十三行，全国批发市场都曾卖过她生产的衣服，可一切已如过眼云烟。提起自己做过的爆款，她沉默片刻，说：“别提了，想起来了我心里难受。” 世界已经和她年轻时不一样了。以前一个爆款能卖三年，现在一个爆款最多只能卖三个月。一条视频可以让一个人一夜之间成名，也可以让一个人一夜之间如过街老鼠。可是什么改变了服装行业的节奏，又是什么决定哪条视频可以爆红？美姐猜不透，就像她搞不懂滴滴的派单原则一样。似乎越来越多东西不在个人的掌控之中。 美姐偶尔会在网上发发牢骚，抱怨滴滴平台不派单，总有人在评论里指责她不知感恩：“没有滴滴，你能有工作？”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关晓立认为评论者其实预设了两个选项：“你是想被剥削，还是想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这么想，答案显而易见，可问题出在选项本身。 所幸，二十几年的经历并非什么都没留下。年轻时，美姐会因为顾客的一句狠话哭鼻子，当时的老板娘劝她不要每句话都往心里去，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生意做成就够了。二十多岁的她特别佩服老板娘的老练，不知道她怎么能如此淡定。如今，到了和老板娘差不多的年纪，美姐也能淡定地应对各式各样的滴滴乘客。对方态度不好也不生气，投诉也不在意，碰到糟心事儿，就像筛子一样漏掉。 朋友得知她成了网约车司机，都惊讶地问“你现在怎么这样了？”、“你怎么能去开滴滴呢？”，连朋友都接受不了她身份的变化。她自己当然更难接受，都不敢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 “可你说怎么办？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对不对？我也难受，我也不想这样，可人的机遇和运气怎么说？没法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果壳
“杏花春雨江南”，在许多人心里，南方是雨雾朦朦的。是呀，细软的雨丝和绵柔的薄雾将南方人拢在怀里，细细地养着，南方人是在烟雨中长大的。 南方人爱湿乎乎的空气，觉得滋润；南方人也怨湿乎乎的空气，毕竟，湿气可伤身哩。怎么办呢，南方人决定食疗，故而川湘食辣、两广煲汤，南方的食物不提南边却道尽南边景致。因此，身在布里斯本的你若是想感受南国气象，不妨前往主打南方风味的餐馆坐坐，以下几家，就是不错的选择哦！ 1.Little Rice Bowl Restaurant米麒麟餐厅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对粤菜的最好诠释，也正是这家开了四十多年、主打粤菜的餐馆在努力传承的一种文化。新鲜是粤菜的灵魂，店家每天在当地市场采买新鲜的食材，讲究食物原味而摆盘精巧，将鲜、清、嫩的粤式美食呈在你面前。 腌制好的嫩牛肉和河粉一起猛火快炒，让香嫩的牛肉和糯滑的河粉缠在一起，干炒牛河是这里必点的粤菜招牌。当然，像沙嗲肉、蜜汁叉烧等粤式特色菜，在味道上也是毫不逊色。 吃粤菜当然不能错过广式点心。谁能拒绝包裹了一整个春天的素春卷呢，甜甜的酱料正合春天的味道，仿佛让人置身于春雨落后翠莹莹的菜园。还有虾饺啦、烧卖啦、包点啦、虾多士啦、椒盐豆腐啦，总会有一种惹人心颤，让你轻盈地落在南国朦胧的烟雨气里。 地址：175 Moggill Rd, Taringa, Taringa, QLD, Australia, Queensland 电话：+61 7 3371 5731 官网：https://www.littlericebowl.com.au/ 2.The Peak Dessert大排档糖水铺 南方喜欢煲糖水，尤其是两广。将水果、豆子、面团等和糖和在一块儿，用文火慢炖，熬成甜甜的羹汤，夏秋解暑祛湿，冬春暖胃克凉，四季皆妙。 这家铺子的糖水种类丰富，熬煮入味，空气中都是甜丝丝的味道。 来一碗百合莲子红豆沙吧，熬煮出沙的红豆借着百合和莲子的清香，暖胃宁神，是南国特有的温婉柔情。而将地里摘的新鲜芋头切成块，和紫米、西米炖在一起，便是鲜芋紫米西米露，捧一瓷碗在手里，舀上一口，浓郁香甜，心里是痒酥酥、暖融融的。而像杨枝甘露呀、海底椰炖梨呀、炼奶龟苓膏呀等等，也都是糖水爱好者的心头好。 一直觉得，糖水铺子是仙女给人间留的甜药水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在铺子的众多糖水碗里，找到一碗属于你的解药。 地址：158 Gowan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电话：+61 4 4810 6668 （图：谷歌地图） 3.Dagu Rice Noodle大鼓米线 云南是精灵生长的地方。那儿的人用鲜花做饼，用鲜奶作饮，在特定节日拿着盆互相泼水玩儿，连吃个米线，都是用罐罐捧着装的。 最经典的当属鸡汤过桥米线，将白净的米线倒入鲜美的汤罐中，再把自己喜欢的辅料放入汤内，比如蔬菜、豆皮、虾仁、鹌鹑蛋等，便成了一道可口的美食。 “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鲜嫩的笋尖在清香的泥土中长成，被南方的食客小心挖出，用流水洗净了，就是天然美味的山珍。看着雪白的米线浸在金黄的酸汤中，面上还摆着鲜掉眉毛的脆爽笋尖，这样正宗的云南酸辣笋尖米线，是森林的味道呀。 地址：Pinelands Plaza Shopping Ctr, Beenleigh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电话：+61 4 1131 1158 （图：谷歌地图） 4.New Shanghai Westfield Garden City 相似的地理条件使得江浙沪一带的饮食都偏清淡，故而这家的店名虽叫新上海，菜色却是将江浙沪三地的美食都揽了进来。 一定要试试这儿的熏鱼呀，这是江浙沪都会做的家常菜。当你的舌尖刚触到鱼块时，是甜甜的，轻轻往下咬，便咬着了酥脆焦香的外皮，再咬深一点点，就是嫩嫩的鱼肉了。熏鱼的味道就像江南人，清甜、细腻。 绍兴醉鸡也不能错过。江南做菜爱放酒，何况盛产美酒的绍兴。被香醪浸出来的鸡肉酒香扑鼻、鲜美异常，最是诱人神魂。吃几块醉鸡后归家，与秋风共宿于月下，梦中定是要飞上云端的。 这家的小吃也很地道，像生煎、锅贴、桂花糖藕等，都是江浙沪必吃的点心呢。 地址：Shop 2027/8 Westfield Garden City 4029, Logan Rd, Upper Mount Gravatt QLD 4122 电话：+61 7 3161 1500 （图：谷歌地图） 5. 3 Kingdoms 冒菜是四川成都的特色，在小编心中就是一人食火锅。自己一个人，或是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在天气渐凉的时节吃上这么热腾腾的一碗，胃和心都被捂得暖乎乎的。 店家早早就熬好了大骨高汤，你可以选择清汤或是不同辣度的红汤。 至于吃什么菜品呢，若是选择困难，可以从店家搭配好的菜品里选，样样都好；而若是想自选搭配，尽可以大胆尝试，反正无论怎么搭配，用鲜香麻辣的浓汤熬煮出来，都是一碗馋人的佳肴哇。 地址：Shop 32, 91 Queen St (Myer Centre Brisbane), Brisbane, QLD, Australia, Queensland 电话：+61 7 3190 0144 （图：谷歌地图） 6. 湘聚·小辣椒 说起南方菜肴，怎能落下湘菜。虽说和川菜同属辣味菜系，但却少了川菜的麻，专是在辣味上下工夫。而这家店名副其实，菜品几乎都是湖南人餐桌上的私房菜。 像酸萝卜炖活鱼中的酸萝卜、干锅腊肉土豆片中的腊肉、爽口酸辣鸡胗中的鸡胗、紫苏拍黄瓜中的紫苏等，皆是湖南人常用的食材。更别提鱼粉、猪油拌粉了，都是湖南人早起用搪瓷碗端在手里的过早必备。 […]
想到海外学者“书写中国”，简单备忘一些书。肯定很多书，欢迎补充。 我的收藏夹里头放着一些书目，比如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此书台湾有引进，可惜久等不着身影。 网络图片 再如，山室信一的《满洲国的实相与幻象》，之前看过电子版，想收藏一本纸版。 网络图片 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大陆简体版，如今成了珍本，在旧书网上千一本都是正常的。成立史后有港中大社版。石川祯浩的另一本《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台湾有引进出版。 网络图片 港中大社出了列文森作品系列，其中以《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最为知名，此前内地出过简体版，可惜早绝版，没能再引进新版。中大社版为新译本全本。再有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周锡瑞《意外的圣地》等，都未能引进出版。 网络图片 高马可前两年出了《帝国夹缝中的香港》，可惜他的《香港简史》没能引进出版。如只选一本了解香港历史的著作，《香港简史》会是我的首选。 网络图片 想起史景迁的几本作品，大陆引进《追寻现代中国》，可惜为节本，内容只到1949年。而另一本《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大陆1998年出过，现在没能再出新版。 网络图片 史景迁和妻子金安平合著的《近代中国百年图像史》，前几年台湾翻译出版。 网络图片 费正清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台湾1994年出版，后来有新版。 网络图片 由几本绝版书，也想到了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此书没再印刷。 网络图片 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大陆引进出版，引起挺大反响。她的《妇女与中国革命》，不知大陆什么时候能引进了。 网络图片 濮德培的巨著《中国西征》，台湾也出版了。再有如裴士锋《帝国暮色》、梅尔清《躁动的亡魂》等，有听说有大陆出版机构在考虑，但也没下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反转阅读
“宇宙有多大呀”，进门处的红砖照壁上，几行工整的小字清晰记录着，“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再往里走，这个普通农家院落的每一块砖面、每一扇木门、每一条木质窗框，甚至铁皮推车上，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写字的人叫张福青，山西代县峨口镇上高陵村的一个留守老人。这个春天，在长满文字的老宅里，他离开了。摄影师蔡山海途经上高陵村时，无意间闯入了他的葬礼。 福青在大门口的照壁上写字，追问“宇宙有多大” 这些文字，写在福青人生的最后20多年，小到如何种杏花，大到对宇宙的追问，间或夹杂着老人的愿望，比如拍一张全家福，又或者想要在立冬节那天买羊肉，还特意注明，价格30元一斤。 葬礼过后，蔡山海将镜头对准满墙文字，逐张拍下，再上传到社交平台。 “这是一个多么孤单却又热闹的人”，网络上的陌生人懂得福青——这是老人在村里很难获得的共情。也有人借史铁生的话发出感慨，“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还有人感受到“硕大的孤独”，“一棵杏树，舒舒展展地开花、结结实实地结果，走过了朴实善良而又认真的一生”。 “宇宙有多大呀” 福青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是他在村头照壁下晨练——这个78岁的瘦高老人戴着白手套和老花镜，站在两排裹着棉衣的老太太中间，跟着老年唱戏机的音乐一起拍手、跺脚。 在上高陵村，福青算是“异端”。他上过高小又读了私塾，爱看书写字、研究地图，关心外面的世界，但终究囿于房院当了一辈子农民。这也让他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农民。唱戏机就是他带去的，他常听的《汴梁图》《孙安动本》，其他老人也能跟着听上几段；可他聊的那些话题，比如“到2026年底川藏铁路开通”“中国13亿对印度13亿人贸易来往非常重要”，就没人愿意听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谁家老人过世了，谁家孩子结婚了——生老病死和婚育才是这里的头等大事，足够拉拉杂杂、零零碎碎地絮叨一整个下午。 村头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那些六十多岁身体好点儿的，有的还在种地，农闲时就聚在村子南边下棋打牌；七八十岁的，则会在早上和午后坐在照壁下晒太阳，老头们坐北边的一溜垫子上，老太太们带着马扎坐南边，“我们就是等死队。”一个老头打趣着。大伙掰着指头算，“村里最大的活到了100岁，78岁的最近两年死了三四个，都快了。” 村头照壁是老人们的据点 福青的离开在他们看来，突如其来又悄无声息。 3月20日，春分，他带着妻子杜中秀从家门口坐公交，去邻近的繁峙县城认证社保卡，一年要扫脸认证两次，才能领每月100多块钱的养老金。老两口先在农业银行门口和侄子张建平碰了面，再进银行一打听，人家不办这个业务。两人又回了侄子家，在县城里吃过午饭、理完发，去兴隆大酒店洗了澡。下午两点半，坐上了回村的公交。 张建平记得，福青当时“特别精神”。 福青的电话号码再次出现在他的手机上，是3月26日晚上，电话另一头是繁峙县医院的急诊室大夫。张建平带着一万元现金赶到医院时，福青正躺在床上呻吟，话也讲不利索，只说自己“难活（方言：难受）”。做完检查，晚上九点多出了结果，医生直接宣布没法治了。 一切来得突然。身高一米八的福青体格健壮，虽然也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近两年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但他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 直到他去世，亲友们才拼凑出福青患病的几个片段——他突然“感冒了”，说嗓子不舒服，想让村卫生院给他输液。对方没同意，他就自己找了个诊所开了两天的液体，第一天挂了5瓶药，第二天人干脆走不动路了，二侄子和同村的韩保仓赶紧把他送到繁峙的医院。 福青有两个儿子。他们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群鸟般离开巢穴，大儿子宏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做生意，小儿子宏英在北京当厨师，一年能回家三四次已经算频繁。 被县里的医院判了“死刑”，载着福青的救护车又开往省城太原。宏刚接到消息，开着车从鄂尔多斯往回赶。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做完检查后，老人已经肝肾衰竭，医生说是得换血，一次一万多块钱，但即便换血，“也没多大希望了”。 宏刚凌晨两点赶到时，福青已经说不出话，他的力气只够抬起头来看儿子一眼。 他是被救护车送回家的，那时天刚蒙蒙亮，两三个小时后，福青停止了呼吸。第二天，宏英赶回了家，他在北京打工，回老家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只有每天晚上的过夜火车。 福青种的两棵杏树在他下葬后的第二天开花了 没有人知道福青临死前在想些什么，他的想法总是让人费解。比如那个关于宇宙的追问： “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体积是地球130万倍，重量是地球的33万倍。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 他竟然会关心宇宙的维度。在村民们看来，这和说要上火星没什么区别。 “操的心太多了，宇宙世界、国家大事，这跟你有啥关系？”说起福青，哪怕是在他过世之后，村民们还是不能理解。福青说话习惯将尾音拉得老长，时不时夹杂些之乎者也，这也让村里人听着不舒服，“就显得他有文化，文绉绉”，甚至有人觉得他“神经病”。 宏刚从前也不理解父亲的言行和满院子的字，“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怎么就这么有志向，还会关注世界？”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严格又正派，会用朱子家训来要求晚辈，会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在东房的墙面上，他写下了“人生乐观身心健，能孝养父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算是对后代的期待。 “福青能去看看吗” 福青是走出过上高陵村的。 老屋东房中间的墙上，贴着五张地图——鄂尔多斯、广西、太原，还有中国和世界，前几个是福青一生中到过的地方。地图贴了少说十来年，表面几乎没有灰尘。 鲜有的几次远行大多为了生计或办事。上世纪80年代，他跟邻居一起骑着自行车，驮着七八十斤辣椒去太原卖；1989年亲戚在北京看病，他带着宏刚去探望。2017年，宏英在北京的工作稍有起色，接爸妈过去逛了几天。福青最喜欢故宫，从刚开门一直待到闭馆，迟迟不愿意离开。硕大的紫禁城里，老人细细地研究每一处建筑的防水、防火设施。 广西是他到过最远的地方。那是2013年，宏刚去广西考察药材生意，顺便带父亲走了一趟。福青回来后，将当时的照片、航空意外险保单、机票小心翼翼夹在旅游宣传单里。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出发前买的蓝色衬衫上衣兜里，还揣着当年用的老年手机。 最久的一次远行，则是去鄂尔多斯。2006年前后，宏刚在鄂尔多斯的客运站开超市，卖些杂货和特产，福青便带着妻子和初中还没上完的小儿子一起过去帮忙。平日里，宏刚忙着其他业务和对外联络，店就交由福青和宏英照看。 福青在广西旅游时拍的照片 那段时日福青过得自在。他喜欢和人聊天，总能和顾客找到共同语言；他也爱看书，跟旁边的书摊老板混熟了，就每天去拿本书看，从早到晚能看上一天，有时看到一半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年后，客运站要搬到新区。车站周围还没发展起来，却对商家提出了苛刻的入驻条件——要先交2-3年的费用。这意味着一两年内基本挣不到钱，“不划算”，超市生意就此中断。此后，宏刚另寻生意，宏英则找了家饭店学厨。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福青带着妻子回了老家。 中秀是第三任妻子。他的婚姻颇多坎坷——第一任妻子因性格不合离婚，第二任妻子生下宏刚后，次年病逝了。43岁那年，福青去了三趟四川，讨回了金堂县的姑娘杜中秀。 回到上高陵村，生活便又如故。没过多久，2008年5月，福青进了医院。诊断出冠心病时，医生说已经堵到要命部位，得做支架手术；中秀则在回了趟四川老家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会突然神智不清，说些云里雾里的话。 上高陵村 自那之后，福青被困在了刚刚建好的房院里。四季井然有序，杏花开了又败，白菜种上再摘，他就这样年复一年守着痴痴傻傻的中秀，文字也便青苔般迅速长满房院的每一处角落。 中秀需要静养，不能独自生活，福青就承担起两人的饮食起居，院门几乎不再敞开。偶尔外出，他得先把门锁好，再掐着点儿回来做饭。儿子禁止福青干重体力活，把家里的地租了出去，他便把几乎全部心思用在了修整房院上。 院里的二分地种着些水果和蔬菜。栽种这些蔬果的时令、浇水施肥的方式以及产量和成果，也被他写在了房院各处。 “立秋前十天，种上白菜。秋中期，种上冬菠菜。” “杏花落果后剪果，距离四至五寸，远果大甜。” 他是村里最早种“红姑娘”的。这种颜色鲜红的野生水果，可以用作中药，每年国庆节前后刚好全开红。每到这时，宏刚会特地回老家帮父亲把果实收了，带到内蒙古去卖，能卖上六七千元。福青很满意自己种的红姑娘，会主动将种子分给相熟的邻居，并教他们种植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达远方。 每次出了新地图册，他都要买。宏英随手翻出一本中国地图册，里面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父亲写得密密麻麻。福青关心交通，从新闻里听到有新的铁路或是高速公路正在被规划和修建，他都要用红笔在地铁上画出路线并做下备注。 地图册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福青写得密密麻麻 在福青的认知里，交通线路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他也试图在其中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新的机会，去到更远的远方。比如2023年6月，他在大门上写下：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后，将成为亚欧非三洲的30亿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万亩市场，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吗？希望我两个儿子去定居，大展宏图，吸引很多乡亲去共同发展。” 东房的红砖，则记录了各大洲的面积和人口，以及2023年的五国峰会和中亚大通道的开工建设。福青走后，宏英解锁了他的手机，把父亲的微信名“福青”改为了“云游四海”。 “建房院才完美” 戛然而止的生命带来了最后一场盛事。近段时间，院子每天都有人光顾，一拨接着一拨，有记者、出版社编辑，也有乡里领导。那些之前很少来串门的村民，也围过来看热闹，每个人都从迈进大门开始，举起手机对着墙上的毛笔字一通拍。 福青留下的文字，大多与房屋修建和维护有关——退守乡居后，房子成了他最大的寄托。 他会在院落和房屋的每个具体位置，写上建成时间、用料，以及之后的维护计划。西墙上写着，“西墙至2017年建成已二十年整，但本墙已向西倒，该怎样修好呢？”大门右侧写着，“大门将改宽3米”——他想为将来家里有车做准备。 老屋从翻新重建到日常维护的历史，也散落在院落各处的文字中。 老屋是福青的祖爷爷流传下来的。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式老宅子，用土砖夯起的土墙经过200多年，已经摇摇欲坠。天暖了愁下雨，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天冷了又四面透风，即使烧热了火炕，也不保暖。 张家原本的老宅子 翻新祖宅始于1998年，先是改造了院墙和大门，第二年又改造了正房后墙和西房。宏刚记得，父亲在墙上写字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为了省钱，他会在砖块上作标记，好精确计算每砌一面墙、盖一间房要用多少块红砖。 宏刚彼时已经高中毕业，跟几个老乡“走西口”去了内蒙古做生意。他给自己留一少部分收入用于基本生活，其余寄回家里。父亲把这些钱积攒下来，买了砖块和水泥。 根据砖块和墙壁上的记载，2005年4月23日，福青用了24天，翻新了正房，还提醒“住房人应有防火、水、害虫法，维护好房墙”；2008年，他建了东正房、瓦房三间、照壁和新厕所西墙，并在墙上喃喃自语，“我福青已62岁，深感体力不佳……一生农民盖几间房院不容易，希后代维修好为盼。” 福青修建好的房子 宏刚一度不能理解父亲对于建房的执着。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好多房子空着，积年累月房子就废了塌了，“建这个房，意义不大”；从投资来看，农村的房子也显然没有城市的更能保值，拿他所在的鄂尔多斯来说，头些年花两三万买的房子，拆迁的时候能得大几十万。 于是在修房子这件事上，父子俩“不能谈，一谈就崩”。但“孝”字压在头上，宏刚最终妥协了，“没办法，我们这个家庭，传统思想太重”。外出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既没在城里给自己买房，也没用作扩大生意的本金，都被父亲拿去建了老家的房。 房子和孝道是福青的执念，他少见地直观表达感情均与此有关。 在东房门框右侧的红砖上，他写道， “77岁福青建房院才完美，希后代每年清明扫房垅，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 正房外的红砖上，则记录着， “福青43岁从四川省金堂县娶回贤妻杜中秀，能耐心而细心地服侍我母90岁，我父87岁，同一年善终，使我高兴。她服侍我父母期没有请我两位哥哥嫂子进屋服侍过一下，村民皆知，四个侄媳妇为证人。我更高兴。” 正房外红砖上的字 他也为父母没能住上自己新建的房院而遗憾，“二老再能活15年也能住新房院，我高兴极……” 福青走后，宏刚的同学帅秀平也走进院里“参观”，他说自己能理解福青，“盖房子对福青大爷来说是头等大事，他想为子孙后代留点东西，代表这个世界上我来过。” “何时照全家像” 中秀知道“男人死了”。院子里的人来人往，似乎跟她没太大关系。绝大多数时间，她在炕上躺着，日头好了，就出来晒着太阳打盹。同村女人进院“参观”，她过去拉对方的手，想引进屋坐坐，拉呱（方言：聊天）几句。可女人们忙着回家做饭，只捏了下她的手便走了。 福青走后，中秀状态一直不好，血糖一度升至25，紧急送去了医院。她的精神也恍惚，念叨着说是福青“过了百岁如果回来，说明还活着。如果不回来，我就拿主意，自己做饭，自己活”。 福青的棺木和遗像，是他自己多年前备好的——寿材是在2018年9月27日，花了4600元买的；遗像则是2014年有人来村里给老人拍照时备好的，背景是抠图的天安门。 他在正房中堂上的木板上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落款是2018年11月： “父逝后，请宏英注重你母亲的思想波动，葬父后可找一位服侍她的人为伴，或送你们的母亲住养老院，然后请一位诚实户住我院东房开商店。父母活时已得到你们兄弟俩的孝顺已满意，希望你们兄弟俩走在一处，团结为主。育好你们的后代，成为有孝心会团结的一家之主。” 福青在2018年就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正房的一辆铁皮推车上，他发问， “何时照全家像？” 而直到他离开，也没能等到答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宏刚沉默了，他低头坐在马扎上，手里的烟没抽几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燃尽，剩下的烟蒂被他用食指和拇指反复揉捏。 宏英知道这是父亲多年的期盼，但一家人总是很难凑在一起。今年春节，宏刚为了准备节后的生意，没能回家，只托三哥家的孩子从鄂尔多斯捎回了父亲心心念念的两袋白面。等他再回家时，父亲已经病危。 两个孩子在外，福青习惯了独自照顾土地和老伴儿。这些年，他的手没了力气，腿脚也没那么利索了，有时只能托住在隔壁的三侄子张计平帮忙拧铁丝、接水管，在房门和厕所外焊上可以当扶手的栏杆，又搞来了一个马桶，直接在下面锤了个洞，当坐便的旱厕。 2017年宏英带父母在北京旅游合影 那些电子产品相关的事，福青通常求助于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小卖部老板张志超。儿子通过微信转账给他的钱，他不会花，隔一阵就去找张志超帮忙扫码、换现金；他不会打字，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片上，找张志超拍下来，通过微信对话框发给两个儿子。 这些日常也被他记在了墙上： “每年三月七月两次找村中青年人给福青和中秀两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养老款”。 张计平知道福青孤独，“孩子都不在身边，连个拉呱的人都没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张计平65岁了，还在县城打工，两个孩子也在外地。每天打工回来，张计平就打开电脑上的纸牌游戏玩一个小时，“都孤独，现在农村就这个情况。” 但生活总得有些盼头。过年时，福青在东房外的墙上写了来年的计划： “换装黑布腰圈，装小西房彩钢瓦，并把所有彩钢瓦面喷一次性红漆，也喷大门面，加高照壁……” 他早年有胃病，总胀肚子，一直戴着黑色护腰保暖，夏天哪怕捂出痱子也照戴。宏英按照父亲写的计划，几天前刚网购了新的护腰，寄到镇上的快递站，老人没来得及用就走了。 红砖墙上好几处都写下了福青短期或长期的计划。比如2024年春夏一定找彩钢瓦漏水处修补上了漆；约两子去趟新疆喀什市，找以后发展出路为要。 就在头几天，他还去找邻居张二小借架子，说七八月份要修照壁；他跟朋友韩保仓约好，开车三四十公里去沙河镇看晋剧名家詹丽华的戏，还打算去阎锡山的老家旅游。韩保仓是村里为数不多能和福青说得上话的老人之一，他从北京回来，见过世面。“就我俩能玩到一块，天天和我耍，结果他死了。”韩保仓呷了一大口酒，双手摊在饭桌上，愣了会儿神。他去年刚死了老伴儿，眼下朋友也死了，就剩了他自己。 “计划干这么多事，他（福青）就没准备走。”张二小说。 福青78岁的一些计划 直到这段时间收拾父亲的遗物，翻看他私塾时的日记和满墙文字，宏刚才第一次尝试着了解父亲。在蔡山海那条帖子的评论区，4000多条留言，他看了不止一遍。 其中，有网友说自己的爷爷也会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写字，记下所有人的电话号码、耕地的时令，自己去北京旅游的日期以及孙女大学的名字和地址。但按照当地的习俗，人死了，不留任何东西。木板跟着爷爷烧掉了，“感觉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没存在过一样”。也有人提到福青在2024年立冬节想买羊肉，“希望两个儿子能记得帮他买了”。 网友们似乎能看懂他那句“宇宙有多大”的发问，认为这“像是向宇宙发出的光波”。 现实中，帅秀平恐怕是唯一跟福青讨论过宇宙的人。当时福青在照壁上写下这段话，又刷了一层清漆做保护时，帅秀平刚好路过。福青拿了个马扎，招手喊他进来。坐在院子里，俩人拉了会儿呱—— “你写这些做甚？” “因为量子纠缠。人死了，只是肉体离开了，他的灵魂会通过时空隧道进入平行宇宙。你知道，人死了，到底进了哪个空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01 认识曾哥，实属偶然。但后来发现，这却是我40岁之前生活的必然。 几年前，我阅读微信公号下方相关文章推送时，发现一篇写自己待业经历的长文，颇有共鸣，于是关注了曾哥的公号，添加微信。但其实我发现，我们其实是共同关注一个公号，在读者群里认识的。 至于到底如何认识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曾哥加了微信之后，一来二去，我们便闲聊了起来。几年下来，曾哥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了他生活里的诸多细节。我也一样。两个大男人，在茫茫的互联网上，惺惺相惜。 这话也就是说，我和曾哥，至今没在现实里见过面。只知道他人在上海，我在重庆。君住长江尾，我住长江中。他年长我几岁，且从事的职业类型也多于我。当然，他的所见所闻，必然是强于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能掏心掏肺地交流。 互联网上能如此交流者，其实不多。但曾哥我是很放心的。我们总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微信问彼此，近况如何。在疫情正酣的那几年，恰逢我待业在家，他也待业，每天枯燥无味，把日子揉碎了似的过。 我们似乎聊得很多，比如问他是否投过简历，他解释一通，我也强烈认同。人过35岁，投简历被回复的概率极少极少，且我俩都在40岁周围徘徊，像乞丐一般，等待浩瀚的互联网的回音，不出意外，总是等不来什么。像马尔克斯写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面一样，上校一直在等回信。我们一直在等简历的回复。 现在想来，最艰难时，曾哥在半夜曾给我留言，感叹这个时代，真是操蛋，空有一身力量，却没有舞台。说到最后，我们仍旧相互鼓励。即便如此，在那一两年，我待业，他待业，我们之间毫无新鲜事，反正就是待业。漫长的待业。 待业到后面，有天，曾哥说，感觉咱俩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抛弃了。言语之间颇为伤感，更多的是无奈，无可奈何。他和我一样，在待业很长时间里，曾不愿意给爱人倾诉，怕给最亲密的人带来压力。但夫妻同床共枕，很多事是需要一起面对的，最终我们都向爱人坦诚了这事。只是我在一待业的时候，就把结果告知了。 曾哥远在上海，继续像一条鱼一样，漫无目的地在长江入海口漫游。 02 待业的漫长，现在想起来，有些让我诧异。如果重回那一两年，我肯定毫不犹豫地答应来找我的一些企业。那些企业现在看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是我都婉拒了邀约，继续等待下一个回复。 所以，去年这个时候，我重回职场时，告诉过曾哥，我有新工作了。他替我感到高兴，说总算继续工作了。我不停给他鼓劲，也希望他能早日走出待业的“怪圈”，早日融入社会，然后大踏步地往前走。曾哥说，谢谢兄弟。电脑的那边，大概是他继续的焦灼。 新工作中，很多次我其实有压力的。每次我看到曾哥发朋友圈，或者在我公号后面留言时，我总找机会和他聊，问他近况如何。他在电脑的另一头，很随和，交流毫无距离感。尤其是我在面对极其胡扯的甲方的蹂躏时，多数时间会马上在微信上问曾哥，问他最近如何。他有段时间在一所学校公益讲课，似乎也很有成就感，并遥遥看见重返职场的曙光。那段时间，总觉得曾哥变得更加积极向上。 前几个月，在我修改稿件十几次后，刷着微信看到他朋友圈发布的关于家人生病的消息后，联系他，问大概怎么回事。看吧，我们虽然依旧在现实里，没见过本人，但丝毫不阻碍我们在互联网上成为交心的朋友。我内心尊他为一个没见面的大哥，且类似的大哥，我这些年有好几个。他们隐藏在我的这个公号的粉丝群体里。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支持，赞赏或者留言，或者私下给予建议。更甚至于，在我待业的这一年多里，多次给予我安慰和鼓励。曾哥也一样。 那次，曾哥说，岳母高血压，他一着急也有些高血压了。人到中年，总会遇到各种坎儿。曾哥的工作没搞定，高血压又来了，我听闻这个消息，毫不意外。这年头，身边没有几个人是过得顺风顺水的，更何况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下，恰逢挑重担，任何一个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年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哥去了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如何他没说，我也没好再问。 03 那之后，我工作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每日除了工作外，在互联网上，也多是看，很少与人单独交流。曾哥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我问过一两次，他回复的答案基本如此。言语中依旧无奈，依旧迷茫，困惑。和我一样。他也好几次主动问我近况如何，我说在忙工作，看上去事多，可是越忙内心越迷茫，一想到未来，就像凝视深渊。曾哥说，慢慢来吧，咱们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我们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可是，那一天有多远呢？ 这几年，我甚至无数次的扪心自问，问我自己，向内求索，尝试从各个角度，分析和拆解我这个“个体”，寻找一个人前行的可能性空间，寻找让自己不再迷茫的途径。我也曾在深夜写公众号的时候，一个人写着写着，万籁俱静，停下来喝点酒，站在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想着明天早晨起来之后，新的一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有天，我带女儿下楼去超市买菜。女儿看中了超市的一个橡皮擦，以及一盒彩笔。橡皮擦12元，彩笔25元。她很想买，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忽然觉得很心疼，说家里之前买有橡皮擦呢。女儿说这个好，想要买。我只好说，回头爸爸给你买，爸爸没带钱。女儿说，爸爸你每次都说没带钱。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内心五味杂陈。 有天，我在公司楼下的餐馆吃饭。面对着墙上的菜单，有16元一碗的盖饭，也有17元一碗的盖饭。在16元和17元之间，我选择了10元一碗的面。尽管我知道这碗面吃下去，我的胃会泛酸，肠胃会因油腻不适应，但我省了6元或者7元。于是，我一个人在闷头吃面的时候，苦笑着自言自语：啥时候混的这么差劲了呢？ 有很多天，晚饭之后，我一个人夜走，散步。耳机里陈奕迅在唱歌，我心里也在唱歌，我唱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歌词是：“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调颜蕾事，用笑掩过。我内心挫折，活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歌词有趣，我和曾哥这样的人的生活也很有趣。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细节和片段，总像鞋子里的沙子膈应脚一般，让人不舒服。它们是我从没说出去的秘密。没对任何人说。今天我在这里说了。我相信曾哥和我一样，他人在上海，亦会如此。 04 前些时日，有天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光影，听着身边爱人和孩子均匀的呼吸声，我又觉得无比踏实。这个世界，很多人轰轰烈烈，大起大合；也有些人如流星划过夜空，来得高光闪耀，走得迅疾无声。如果把我和曾哥这类人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拉长，其实发现并无那么多的迷茫。结果是，我们都比较矫情。 我们都是从小镇一路读书进城，他入大上海，我翻山越岭到重庆。我们都是落地，然后百尺高楼从地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不是一帆风顺，总归在城市里留下来。只是没想到，人到中年时，忽然来了这一记“闷棍”，被生活的“闷棍”敲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我们试图竭尽全力，挣扎起来，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笑脸相迎。只是，这个过程，有些突发和意外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段漫长的待业期间，我像个在大街上迷路的孩子，面前五光十色，灯火辉煌，可是无从下脚，不知路在何方，下一站归宿在哪里。沉思、反思、怀疑、动摇、质疑、同意、认可、赞许、再怀疑、再质疑，再陷入自我纠结，破壁图强。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这是中年人的宿命。 曾哥大抵依旧处于这种循环里。我在重庆的夜色和晨曦中徒生的那些矫情而又困惑的情绪，他在上海定然有之。至于是多是少，我并不知道，我只想说，亲爱的曾哥，真希望你也能早日重返职场，人生四十，精神上依旧满满的少年感。 这些话，送给你，也送给我，更是送给许许多多的同路之人—— 人生如行舟，孤寂是常态，但走着走着，总会遇到一些海鸟，或者风。遇到的多了，自然也能组成新的风景。 与你共勉，曾哥。你迟早会看到属于你的风景。 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往事君于重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枕边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