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又火了。 坏消息：物理意义上的。 网络图片 就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阴冷的雨天的凌晨，一股浓烟再次在中国传媒大学升起。半年以来，中传已经燃气了三把大火。整部《三国演义》，也不过乌巢赤壁夷陵三把火，你传的风水确实远在其他211之上。 回旋镖纪元三年，你传终于发布了官方通告。无愧于中国传媒大学之名，其笔法之水准堪比重庆警方。就像殖乎删掉胖猫的内容一样，你传在小红书上的相关话题更是难寻踪迹。张雪峰临近高考随便说两句话，不仅把梨31送进了新闻学院，也让新闻学的魅力更加发扬光大。 网络图片 住在八十年代的复古式公寓里，六到八个人聚居在不如大多数四人间大的商务空间里，火灾想必是必然会有的事情。不过学校给食堂外面加装3D大屏，在平地上建桥，修建现代化的新办公楼，安装孙悟空都想钻进去的大石头，想必对于宿舍的翻新也早已提上了日程。想到自己等到通知就能住进21世纪水准的宿舍，不由得在自由的空气和土地中感谢领导。 有人批判道，这种事情在出人命之前永远没有人管。但见识过宝鸡市新晋名校（叠个甲，说的不是我的高中母校）之后他就会明白，大多数时候出了人命也没有人会管。相比之下，中传在二把火之后能够贴两张禁烟海报，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网络图片 除了中传对于大火的热爱之外，似乎还存在着诸多坊间传言。比如说空壳公司乱收租金之类的，不过这种东西已经司空见惯，学校里的人也已经习惯了高额的食堂价格。就像是房地产现在开始援神启动了一样，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讲，大多数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对于这种东西也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我们用答历史题的术语来讲，从一定程度上讲——尤其是对于新闻人而言——这种事情还是有着丰富的启示与意义。我们看到了在这种恶性事件下，熟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媒领导们是如何运用无形的大手让学校全身而退，让我们这些初入新闻行业的小登知道了新闻学的魅力所在，以及新闻学应当如何服务于该服务的人。伟大，无需多言。唯一的遗憾便是，这件事如果写成深度报道会相当精彩，可惜期末作业没办法写这个。 网络图片 相较于绝大多数人的尖锐批判，我似乎没有太多想要去批判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平民老百姓，那些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在回旋镖纪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独善其身，在回旋镖一次次打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某些群体被撕下人皮后的模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李三一的零碎理论
看到一则新闻，着实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发布的2023年总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惊呼“世界最低”。考虑到韩国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与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尔京畿地区，上海新统计录得的0.6应该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纪录。 网络图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个全球现象。即使在被认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来也面临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人类作为地球生物物种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长达百万年的丛林演化平衡的结果。但是，现代医学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现代医学所赐，婴儿死亡率和出生后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极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买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国1983年加入该组织。 在IPPF试图通过呼吁和倡导有计划的生育节制来缓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长趋势的同时，全球性的人类生育意愿确实也呈现出降低趋势。 不过，与其说是像IPPF这样的组织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和倡导生育节制产生了影响，毋宁说是现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类的生育意愿。 “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才算是进入现代。现代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娱乐方式丰富而多元，生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这里讲的“成本”可不仅仅是经济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为生养子女而导致的职场损失，性和爱情机会损失，娱乐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换生活方式变得异常艰难。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养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职场期待、社交期待、娱乐期待、爱情与性期待都将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现代生活伴随生育率下降的还包括初婚年龄的不断延后。像上海发布去年统计的生育率数据，同时也报告了初婚统计数据，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为31.66岁，相当于本科毕业后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图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会》书中引的一张图。图中标出了1980～2020年各国的生育率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法国、美国、泰国、芬兰、德国、日本、韩国。 网络图片 从图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各国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来，多国更是降低到1.5，韩国更是降低到1.0以下。 虽然世界各国都面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亚社会尤为严重。日本、韩国的生育率低于美国和欧洲。不仅日、韩如此、台湾、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也与此类似。 网络图片 东亚国家和地区，除了北朝鲜没有数据可以比较，所谓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现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 东亚社会之所以普遍录得比欧美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社会的文化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导致生养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欧美更甚。东亚社会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大，资源或优质相对稀缺，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就导致生养孩子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对很多东亚夫妇来讲，生养孩子意味着自己人生将付出巨大的牺牲。 相对而言，日本反而是东亚相对来说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地区。下面是中日两国1990～2022年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图。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国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都远高于日本（2.51:1.54），高出62.9%。 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的总和生育率拐点发生在2016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数据断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国政府开放二胎政策发布，结果第二年开始生育率就断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个拐点，中国社会的生育率开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国生育率数据明显低于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点很难用前述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东亚教育内卷来解释，它具有中国社会的特异性。低工资、低福利、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的“两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终反映在生育率数据上。 2016年前后，90后年轻人开始进入婚育期。前辈80后一代的高离婚率，高杠杆房贷、高强度教育内卷给90后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范。伴随生育率的断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结婚率也在丝滑地一路“滑翔”冲底。 网络图片 上海不过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叠加：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东亚式教育内卷、中国式“两低三高”，0.6的总和生育率就是这样炼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 我们只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未有“治国平天下，匹夫有权”一说，只讲责任，不给权力，需要百姓出力时就说“匹夫有责”，匹夫没有权力，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 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从来都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儒家讲究“修身齐家”，在修身中泯灭独立个性，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权力”水火不容。在被极端异化的儒家统一思想的浸润之下，习惯于等级化社会，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却很少人想过自己的处境因何而来，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无条件听话。 有学者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专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下因上“诈”而“愚”，上因下“愚”而“诈”。 文化与信仰的专制统治很神奇，它摧毁你的身心，却不令你感到异样和痛苦，甚至还沉浸其中而津津乐道，让你变得智力混沌而不会独立思考，从而顺从专制君王的统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思想便是专制主义推崇的这种文化与信仰，历代专制君王在前赴后继的儒家学派的推动下对孔子学说加以异化，神化专制王权，欺诈天下臣民，维持道德的同一性、统一性，让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淹没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 那么，孔子开创的的正统儒学是如何被极端异化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的呢？ 我们从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变便可观其端倪。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然而，曾子却将家庭伦理的孝道引入到国家层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对于父子之间的孝道推扩开来，认为对君主不忠诚、任官莅事不虔敬，甚至临战出征无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现。 曾子之“孝”已远远超出纯粹的赡养父母，将其延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孝”从一种事亲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铺垫之下，秦汉后出现《孝经》，给予孝道以理论上的提升，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大，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从侍奉父母出发，延伸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构成皇权专制伦理的基石，用这样一部“经典”的方式凝固下来，以至于成为治国的标准，历代君王加以拔高、异化而推广行之。 当“孝”成为了一种权力和权术，就彻底与孔子儒学原意背道而驰了，新伪儒学作为一种个人修养、道德品质，却进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刚性制度之中。 《孝经》成为儒家经典之后，是否具备“孝”的品德在国家的人才选拔中发挥着极大作用，“举孝廉”成为一种选拔机制而长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的礼乐思想结合起来，更是迷惑人民数千年。 得了“礼乐壮皇威”好处的刘邦，将儒家奉为上策，专程从长安一路颠簸到山东曲阜，以“太牢之礼”祭拜孔子。“身为皇帝而亲自祭孔子，刘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刘邦是始作俑者。 汉初儒家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三纲五常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伦理基础。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专制王朝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两千多年里，王莽将孔子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专门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到国子庙册赠孔子为“文宣王”，给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权威资格。唐玄宗还为儒学经典《孝经》作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义”，在价值观上确立国家的导向。宋真宗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宋后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皇帝虽改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不再称王，但到了咸丰皇帝，又将祭孔礼典升格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难怪豫才要说：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这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仲尼这位胸怀开阔、诲人不倦的智者却在徒子徒孙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人，在历代皇帝前赴后继的授封之下躺着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单极，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忠孝伦理思想都是被极端异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才奴婢为荣，君臣子民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最终把人变得不会思考了，变成了傻子。 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维护统治“质尔人民”使社会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保护与生产力创新。 有学者认为，儒家对个性是深恶痛绝的，其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 儒家对“个性”最大的限制则在于统治阶级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那怕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级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个人的生命存续都被别人攥着，还谈什么个人权利与个性创新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盐族
据机构媒体核查的寥寥消息看，太原多座桥梁连续发生跳桥轻生事件。但具体多少人跳桥，他们是得救还是死伤，自杀原因为何，详情一概不知。官方的回应是“个人原因”，这意思是不算是公共事件，可它们确实引发了相当强烈的舆论反响。 在事实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舆论中出现了大胆的猜测，终于众口一词地，将这些跳桥的人描绘为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将他们归纳为太原低收入环境的受害者，因为经济困顿，走上绝望之路。这是一个目前流行的、眼看着被多数人接受的因果假定。 老实讲，除非连续跳桥自杀之人的个资被清晰掌握，否则在转述或附和前述推测时仍需谨慎。但是，五月至今，若跳桥的个案真像传言的那样密集，除了自杀者之间可能的模仿效应外，恐怕确实要深研其共性，哪怕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将连续跳桥者的画像放在低迷的地方经济场景中，试图理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反映出社会大众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安。而这种不安感，按照面目不清的跳桥者——交头接耳的传言者——焦虑的舆论参与者次第传播，弥漫成整体疑惑的最新内容。 但凡在某地集中出现系列极端个案，抛开不同的个体特征不谈，一定预示着这些人在生存环境中遇到了共同的难题，激发出共同的心境，以致于他们选择了同一种方式，以极其骇人的行为自残或制造社会影响。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的表达。 往前看，与太原系列跳桥事件类似的场面，是富士康员工的连环14跳自杀事件。搜狗百科显示，这些密集的自杀事件发生在2010年1月23日到11月5日间，据信与富士康超负荷运转及枯燥的生活环境有关，年轻员工被生产线异化直至压垮。 贾樟柯用电影《天注定》的片断表现了这个历史场景，片中打工仔 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宣告，径直从宿舍楼走廊翻身坠下，其朴素至极的自杀动作是向《灿烂人生》中马里奥自杀场面的致敬。在当时情况下，富士康对人的异化成为众矢之的。 在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之后，2011年至2014年4月间，广州频繁出现了85起跳桥维权事件。与太原跳桥者求死不同，广州跳桥者是为求生，这些来自粤省内外等地的人将登上海珠桥、猎德桥当作发声控诉冤屈的高地，制造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年度现象。 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攀登海珠桥，不仅因为它是一座有历史渊源的铁桥，更因为桥面相对狭窄，一旦爬上桥去，救援与处置随即会封堵南北交通进而阻断这条连接广州闹市的南北通道。因为这一预见的后果，作势跳桥的人将获得更大的关注度。 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跳桥者，海珠桥南北端设置了保安岗亭，但还是拦不住，接着在桥梁上布设铁荆棘，可因为海珠桥结构容易攀援，这些人防与技防措施皆有漏洞，跳桥者仍然可以成功登临。媒体集中报道，直到一个转折的到来。 那次，一名外地跳桥者成功攀上海珠桥横梁后，交通管制、紧急处置、喊话谈判等程序如常展开。谁知道，一个广州老伯像猴子样轻巧地上桥，悄悄逼近跳桥者身后，猛一把将其推落到下面气垫上。市民出手，象征着人们对跳桥者的不耐烦升至顶点。 推落跳桥者的老伯受到围观市民的热烈欢呼，前者开始意识到形势变化，不再利于他们的诉求。随即，广州媒体执行一种新的报道策略，冷处理跳桥者，不再将其置于焦点位置。进一步地，将他们定义为“恶意跳桥者”，甚至支持追究他们扰民的刑责。 自此，赶赴广州的跳桥秀很快绝迹。但与广州系列跳桥秀相比，太原跳桥者是徘徊在生死线的绝望之人，一心求死，全心全意求速死，对自身的不幸或痛苦选择了自裁的终极办法。另外，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很像广州跳桥者早期受到的礼遇。 之所以在谈论太原跳桥者事件时，列举历史上的广州跳桥者，是因为他们之间犹如草蛇灰线般的联系。他们在走上大城市桥梁时，虽然带着各自不同的苦衷，有着具体且不尽相同的经历，但一些宏观的命题，将不同时空的他们连接起来。 这些孤独的、下落不明的跳桥者在他们的生活中默默无闻，最后也不会被记住姓名，但他们翻过桥梁的举动，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自生自灭的“个人原因”，理应追寻这些绝望下坠之前、之后的社会原因与普遍问题。跳桥者纵身一跃所划开的裂缝，当引出叩问之举。 在感叹太原跳桥者的舆论中，充斥着“死都不怕，为何偏偏惧怕活着”的泛泛之谈，这是事实远远落后于情绪、背景探寻未能有效开启的必然结果。十多年来，追问富士康对人的异化，竟珍贵如昙花一现的努力，而在广州跳桥者遭厌憎后，太原跳桥者又将呈现何种寓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太原最近已经发生多起跳桥自杀事件。有媒体采访有关部门，得到的回应是：属于个人原因；知道此事，会和领导反映。 这样的回应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些苦难和自己无关。它是个人悲剧，或者是领导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过，这证明多起跳桥自杀是真实的。网上也有一些照片，有的地方安排专人巡视。 当地“有关部门的人”可能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困惑。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人跳江，因为在政府上班，虽然辛苦，每天都是“充实”的，工资不会拖欠——一种连续性的生活，就会有好的预期。而那些跳桥的人，人生中则出现了难以跨越的“中断”。 有不少太原当地人在讨论。大家猜测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当事人压力太大。贷款买房，房子烂尾，而自己也没钱还贷款了。 不会有媒体去采访那些人的家属、邻居，因为这样的故事太过灰暗，未必能够发表出来。说到底，跳江的也都是普通人，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忘了。 我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几年的自杀方式中，在城市中跳桥的似乎越来越普遍。不久前引起全网关注的“胖猫事件”，也是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 媒体经常报道这样的事情——通常是被救上来的，这是一种“好人好事”。如果没有获救，反而不会有报道。我印象中跳江被救起来都有好几起，他们通常把手机放在桥上，身上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想象他们的最后时刻，感到悲伤：那么有条不紊地准备死亡，其实也是一种呼救吧。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遇到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或许会放弃轻生的想法。一起在桥上拍一个合影，纪念一下人生的低谷，然后获得新生。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大桥通常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杀的人，内心可能还有最后一丝对世界的眷恋。他们想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死亡，这样的死，其实是一声哭泣，是最后的表达。 他们的最后时刻，可能有一种生与死之间的恍惚：他们想象中人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死，并为之痛心。这样，自己或许会获得某种清白、解脱——如果亲人、朋友能早一点听到他们的呼救就好了。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表达”的重要问题。城市地标就是一个城市的“媒体”，它每天都在“展示”。但是，它和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桥经常出现在各种照片中，游客也会和大桥合影，但是谁又曾经在乎过那些站在桥边的人呢。 常见的应对，是给大桥安装防护栏。网上有照片，“严禁跳江，违反者罚款1000元”，这应该是PS和恶搞，都到了这一步，谁还会在乎罚款。而且卡里可能已经没有1000元。 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找个酒吧喝一杯，就能再苟且一个晚上。 能够有发声渠道，有人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人的情绪就会好很多，就像我本人，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会获得一点解脱，如果还不够，我会选择去跑步，沿着哈德逊河，去看一眼华盛顿大桥。 城市中悲伤的人有很多。化解很难，但是城市起码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去包容、承载这种悲伤。对个人而言，在下降时代，可能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悲伤时刻的到来——试着去嘲笑或者反抗绝望，试着去表达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赖清德已经就任自由台湾的总统，国际间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蔡规赖随”将是赖清德执政的原则。但是这种观点极其不准确，赖清德的520总统就职演讲，一扫蔡英文阴柔悔暗的政治风格，为自由台湾的国家意志注入了生机蓬勃的阳刚之气，注入了大开大合的世界胸怀，也注入了尊奉普世价值的浩然正气。 特别是面对中共暴政，对于自由台湾日益猖獗的主权逼迫和文攻武吓，赖清德借助一篇总统就职演讲，尽显自由台湾国家意志壮丽堂皇的英雄气概。遍观台湾历届的民选总统，唯有赖清德一人如此清晰明确，堂堂正正的向世界说出了台湾人民心底里的国家愿景，表明台湾人民维护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铁血战志。 赖清德的总统就职演讲使自由台湾走上了新的国家命运的起点。 尽管可能面临诸多的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是战胜艰难险阻与惊涛骇浪之后，自由台湾必定会迎来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在520就职演讲中，赖清德以大无畏的气概昭告世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从而表明自由台湾绝不接受习近平的所谓“一国两制”方案，和所谓的“九二共识”。主权在民的自由台湾绝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同视人民为政治奴隶的中共暴政连接在一起。 赖清德阐明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底线，自由台湾将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与自由民主国家坚定的站在一起。 赖清德是借助这种论述讲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本质。两岸关系的关键不在于什么统独之争，中共的统一只是一个政治骗局。 因为依据现代法（法律）的精神，真正的统一必须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结合。现在海峡两岸一边是自由的台湾，一边是极权专制的中共暴政。台湾人享有自由人的权利，14亿中国人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自由与专制，民主与极权水火不能相容。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两岸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 中共暴政口中的所谓统一，实际就是中共暴政吞并自由台湾的共产极权主义扩张的野心。 可见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的实质，乃是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的扩张野心之争。 赖清德演讲中强调，和平是理想，但和平不能够成为幻想。 面对中共极权扩张的武力威胁，自由台湾只有形成保家卫国的铁血战志和全民国防的战力，才可能得到和平的祝福。 无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赖清德就是以此一语，痛快淋漓、大气磅礴的表达出，在台湾人民心底里回响已久的国家理想主义。 赖清德在演讲的结语中说，让自由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上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他实际是在宣告，民主台湾的光荣时代已经来临。 赖清德的就职演讲，犹如海域天风一扫各类各色台间所散布的恐共媚共的氛围，大长自由台湾之志气。赖清德是在向历史宣告，如果和平是要用奴颜卑膝来交换，台湾人民就会让你看到自由人的骄傲和英勇无畏。 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讲一出，习近平当局的御用宣传喉舌立刻暴怒裸奔，运用种种泼皮牛二，或者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蠢汉式的谩骂，发泄对赖清德所昭示的自由台湾国家意志的仇恨，尽显中共暴政、政治黑手党的丑态。 习近平当局为什么会如此气急一败坏？原因就在于，赖清德的就职演讲，点中了中共暴政谋台战略的死穴。 习近平谋台的基本战略，可以最简要的表述如下，那就是：运用认知战，资讯战，舆论战，以及收买诸如郭正亮、郑又平、游梓翔、赖跃迁、蔡正元、傅崐萁、黄国昌、马英九等各类各色的台奸，散布恐共媚共思潮，从内部祸乱台湾社会，削弱乃至瓦解台湾社会反抗中共暴政并吞的意志，以利于中共党卫军发动台海战争时能够如入无人之境。 同时，台湾人民保家卫国、抗击入侵的铁血战志是国际间正义的力量投入保卫自由台湾之战的前提。如果中共暴政事先就成功摧毁了台湾社会反抗中共暴政入侵的意志，那么，国际正义力量投入保卫自由台湾之战的前提，就将被摧毁。 赖清德520就职演讲犹如惊雷乍起，振聋发聩，不仅是自由台湾反抗中共强权的国家意志如日中天，更是将凝聚起台湾社会保家卫国的激情和勇气。 命运是意志的实现，只要自由台湾不丧失自我防卫的铁血战志，则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强大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及其党卫军发动台海战争，就只能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习近平当局对赖清德演讲的暴怒实态，正说明啊中共暴政对赖清德以辉煌的阳刚之气所阐释的台湾国家意志的深刻恐惧。 习近平的邪恶意志是台海战争的根源，只有让习近平明确意识到，他发动战争必将遭致难以承受的后果，习近平才可能放弃发动战争的战略想定。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赖清德演讲中反抗中共暴政的坚定意志，以及与民主国家形成反对极权扩张同盟的国家政策，是可能阻止习近平战争冒险的至关重要的举措。 委屈不能求全，独裁者从来不相信眼泪，而只能听懂实力和坚定意志的声音。当然，形格势尽之下，习近平也可能在两岸问题上，只敢嘴炮轰天假响，实际上的却只能认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将面临另一种绝境死地。 众所周知，作为习近平统治基础的中共官员和小粉红，是一个崇拜强权，奴性入骨的政治族群。不过，越是奴性入骨，越是阴狠寡毒。当这个族群发现习近平并非强人，而只是一个色厉胆薄，有贼心没贼胆的怂货时，在中共暴政经济下滑，财政艰困，民生凋敝的背景下，这个奴性入骨的族群，突然露出狼的獠牙，背叛习近平，将其政治分尸，就将是极大概率事件。 习近平可谓进也是死路，退也是绝境，发动台海战争是自寻死路，放弃发动台海战争，中共暴政内部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就将成为习近平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说，在与赖清德的政治对决中，习近平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