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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生姜萍消失的日子

涟水县城的中学附近超市，小型激光打印机是货架上必备的商品，几乎家家都有，用来打印试卷，练习题和成绩单。镇上的义兴中学附近，原先是母婴店、超市的铺面，生意不好，都转做了文具店，一到放学，挤满了中小学生。这大概跟江苏人高度重视教育有关，姜萍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活到17岁。她喜欢储备黑色水笔，用2支要买满5支。初中数学老师孙老师记得，她的卷面十分清晰，不过，他更有印象的是班上的王某某，李某，张某某，有人是数学课代表，有人数学130以上，个个考取了四星（重点）高中。姜萍属于进步较大的学生，坐第二排，扎个辫子，性格内向，不爱问问题，只有最后的大题、难题才会问。直到她初三上学期数学考110多分，下学期考到120多，130多，才引起孙老师的注意。 6月13日，她以另一种方式打破了应试教育的想象。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她获得第12名，排在她前面的，只有来自北大、清华、剑桥的名校生。之后的一周，消息沿着326省道传播开来。乐味堡餐厅的老板娘、理发店老板的女儿、卖榨油老汉的儿子，捡起了对她所剩不多的记忆：小学成绩一般，不肯讲话，偶尔去点奶茶、汉堡，都是经典款。县里麻辣烫店的老板说，她吃麻辣烫也很安静，不像其他学生，咋咋唬唬的。数学竞赛获奖后，她是天才还是被过誉的中专生，这是一个躲不开的比较，在网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那么在她的家乡呢？她初中所在的义兴中学，许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实行寄宿制。每周日进校前，他们就到省道边最大的欧易尚超市，采购一周的零食。桶装方便面最受欢迎，条件稍好的学生，一次性会买上100多块。姜萍会买面包、薯片，只用几十块钱。 ●姜萍就读的初中。图/徐巧丽沿着省道下去几公里，路过收割完毕的麦田和刚插秧的水稻，我在万民村见到了姜萍61岁的邻居老孙。他是工地上的工头，按他的讲述，早年，姜萍的父亲没工作，跟着他去黑龙江做泥瓦工。后来老孙在工地上出事，回家卧床休养。姜萍的父亲去了无锡一家计件厂上班，直到65岁超龄，工厂不要了，才回到家，经营着三亩地，种小麦、玉米和水稻。小时候，姜萍总是借着小狗的名头到老孙家里玩，她吃什么，就给小狗喂什么，给小狗洗澡，导致老孙以为“她的兴趣爱好就是小狗”。除此之外，她和姐姐就闷在屋里写作业。老孙给的10块5块零花钱，她们舍不得用，没多问他要过几次钱。下雨天，家门口的土路烂得不得了，姐妹俩一起骑个车回来，也不用他开三轮车去接。有次老孙接到姜萍父亲姜玉华的电话，才知道姐妹俩家里没油了，也不好意思跟他开口，“两姐妹自尊心都很强的”。村干部介绍，姐姐姜琳曾在连云港打三份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为缓解家庭压力。姜琳英语好，总辅导四年级女生小念的作业，去县城也会带上她，带她去买奶茶和甜品。姜萍家的经济压力，姜萍的同学王卓然倒没有太大感觉，他只知道姜萍比较节省，读中专后，她在县城里的娱乐也就是去五岛湖逛逛，去大润发商场吃碗麻辣烫——那儿的饮料学生免费喝，最后再住在朋友家。读初三之后，姜萍也用起安卓手机，喜欢动漫，喜欢打王者荣耀，擅长西施、貂蝉等中路角色，喜欢看《十宗罪》。她的朋友圈会发些自拍照，配上一些小众伤感文字。上中专后，她用上了苹果X——王卓然说，中专生都渴望拥有苹果手机，第一拍照好看，第二拿出去有面子。一考完试，他喜欢找姜萍对答案。遇到不会的，姜萍会先吐槽一句，这题都不会？接着讲基础知识点，再讲“书本上没有的技巧”，例如用铅垂法解二次函数。也会自己搜集学习资料，王卓然看到她整理的一份资料，上面有她搜罗的所有二次函数的题目。在阿里达摩院的视频采访中，姜萍说自己擅长画函数图等形象思维，做服装设计时，也能感受到几何的美——服装制图，关于衣服的制作和裁剪都是对称的，但并不擅长排列组合。高中以后的知识，王卓然就不知道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难度的题目，姜萍解题不会超过10分钟，草稿纸写的密密麻麻，错题会反复做好多遍。周日约着一起玩，姜萍总是叫不出来，闺蜜去她家找，发现她在刷题，回来就吐槽，“内卷”。如今姜萍在哪儿，谁也不知道。邻居老孙说，“肯定在学校，或者北京，派个高材生辅导她。”涟水中专的保安说，“怎么可能在学校，都转移了。”姜萍消失的第五天，涟水中专综合楼5层，上午第三四节是生物课，班里大部分人都聊天、玩手机、睡觉。临下课前十几分钟，生物老师又开始语重心长，“你们看看人家姜萍，要跟人家多学习学习……” 这样的话，16岁的王卓然这几天听出了茧子。他算是我近期遇到最接近姜萍的人，用放学时间帮我区分涟水中专两种不同的班型：中专部12点多就放学了，参加高考的综合部要等到4点多。他告诉我，学校规定，综合部的人不准参加摄影社，舞蹈社和篮球队，头发不能盖过眉毛，还有学生会检查手机——学生会的人，只能是中专部的。中专部瞧不起综合部，“都是死读书的”，查手机时十分蛮横，收手机也毫不手软。他和姜萍都在综合部。涟水中专综合部四个班，农业、服装设计、计算机、建筑。原本农业的录取分数线最低，也最卷，如今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走路的姿势都变拽了，还会拿网上“清华北大不如读个中专”的梗调侃——你们还不如来我们班。网络图片 2019年，江苏开始实行“职教高考”制度，通过高考，有进入大专或二本的机会。作为淮安市涟水县唯一的公办中专，涟水中专综合部的四个班可以参加职教高考，相关专业对口单招。这座苏北小镇上，孩子的教育路径基本相似：从义兴中心小学升到义兴中学，两三百人中，大概有20人能上四星高中。江苏涟水的高中分四星和三星，四星是最优秀的中学，涟水有两所。很多中考失利的学生会选择复读，冲刺四星。姜萍的姐姐姜琳就是其中一位，她成绩排前20，但中考失利。复读的竞争仍旧激烈，和她同一届的学生小木说，那年复读生就有10个，填报志愿会孤注一掷填写两所四星高中，“考不上四星，就会去中专”。第二年，姜琳考上了三星高中，随后到涟水中专读书。 “三星考上本科的概率，还不如中专。”王卓然记得初中老师这样讲过。他现在的班级里，有690分考上四星高中退学到这儿的，据说是承受不住压力。也有许多考上三星高中，选择来中专的，“不去四星很难考上一本”。 2022中考那年，姜萍考了621分，那年两所四星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676和655。她告诉王卓然，会去一所三星高中读书。王卓然只考了400多分，到县里找了一所学校复读，第二年去了涟水中专。某次，他穿过走廊去办公室找老师，遇到姜萍，以为她过来玩，才知道她也来这里读书了，因为姐姐和闺蜜都在这里。他发现姜萍头发剪短了，刘海长长了，课桌上，也多了几本服装设计教材外的书。王卓然既感兴趣，又感觉很难，撇过一眼，都是“像二次函数一样的大题”，就不想看了——后来据阿里达摩院的视频，这三本书应该是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偏微分方程》和谢惠民的《数学分析》。去办公室时，他也经常看到数学老师王闰秋辅导姜萍。在这所中专，姜萍的成绩大都是年级第一、第二。这里更像普通高中，注重语数外和专业课的教学，但一对一辅导的情况并不多见。放假的时候，姜萍也会在朋友圈吐槽王闰秋，“还不让玩，让我多看看数学。” 对数学，姜萍也有做不出来的烦躁——她一定要寻求到解法，王卓然说。姜萍喜欢数学的事，除了少数几个好友，其它人不知道。数学竞赛之后，王卓然的态度是羡慕，羡慕什么，“有智商就有未来。”他说，这句话在涟水中专大部分时候是不成立的，学校以前有句俗语，“职中职中，不读也中”。读电子信息专业的2022届毕业生阿强深知这一点。他的同学，大部分是从农村初中升上来的，红窑、高沟，还有义兴。数学老师王闰秋给他们代课了半学期，讲“数学与计算机应用”，但大部分同学都捣蛋玩手机，“听得不认真，甚至听不懂。”中专部就是混日子，阿强之所以来读，是想学点技能再打工。毕业后就进厂，或者回家跟父母学手艺，再不然就做房产中介。 ●涟水中专里的服装设计实训基地。图/徐巧丽选择综合部，是希望抓住仅有的一点美好未来，“学历好一点，工作好找一点。”王卓然说。厕所里的烟味，学校里的打架，身上擦不掉的纹身，又在提醒他这不是普通高中。学校还会开展“爱睡觉整治行动”，即便是综合部，课上睡觉的也很多，就让站着上课，整治一段时间后，爱睡觉的人从十几个变成了几个。17岁的王卓然，对爱好的想象仅是打篮球、打台球，但这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爱好，只是打发时间。在共同的高考目标之下，他们既连成一体又彼此相异。服装设计专业的高一女生涵涵，是读了三星高中一学期后，退学转到了中专，因为“压力太大”。早上6点就得醒，晚自习9点才下课，老师总是拖课，她吃不习惯食堂，紧张之余，还要预留一个拉肚子的时间。服装设计每周两次去实训基地，从学踩缝纫机开始，再到做袖衩，最后考试是制作一整件衬衫，未来则是考到省内纺织职业学院。涵涵自己也喜欢手工，给娃娃做衣服，还会捏橡皮。在中专，她可以平衡动漫的爱好和学业，每天5点放学，有时间直奔吾悦广场的谷子店。最近学校新出了规定，连续三次月考倒数后三名，就要被踢出综合部，王卓然说。他有一次因为上课了还没打扫宿舍卫生，被班主任叫家长，要他转班，“转过去就没面子了。” 也是在那时，他的妈妈吴静从苏州回来，专门陪读，照顾他一日三餐。儿子的专业是她选的，两个女儿都没读出来，她把房子买在了涟水最好的中学边上，希望儿子能读出来。王卓然中考失利后，是她决定去读这所中专，因为听朋友推荐，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只求他能考个大专，冲冲二本。王卓然的数学始终维持在110分的区间段。5月一个没有课的下午，他和姜萍去操场聊天，聊到各自想考的大学，姜萍说想考浙大。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届服装设计专业，只有前一两名才能通过职教高考上大学，怎么考浙大？姜萍说，除了数学竞赛好像没有其他方法。那时他不知道姜萍参加的竞赛，会让她成为舆论中心。媒体曝光后，在抖音上，王卓然刷10条有9条都是姜萍。班里炸翻了，他给姜萍发消息，姜萍回他，“不让回消息。” 网络图片在依然严酷的高考竞技场上，确实隐藏着姜萍现象带来的某种焦虑。关于她的评论也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女儿在涟水中学读高二的母亲说，姜萍多少为涟水带来了名声，但是比起夸她是天才，她保留了一份疑心：女儿和姜萍是小学同学，四年级还同桌过，那时姜萍成绩一般，女儿和她玩不到一起去，“进步这么大？” 这个妈妈初中就把女儿送到县城中学，交了十多万借读费，又在四星中学旁边租房子陪读。和她一样接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做饭的陪读妈妈，都挤在中学旁阳光公寓的一室一厅里，她们最关心的是，浙江大学到底会不会录取姜萍，“会不会免考？会不会保送？会不会不公平？”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大摊子事儿，他们顾不上夸姜萍，只是对着媒体镜头讲两句。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未来。走读书这条路是竞争激烈的，也是昂贵的。涟水的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补课，小升初看学区房，义兴镇许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县城读初中，姜萍原本考上的滨河高中，同一集团的初中部恰好是这种竞争的最佳证明——初中入学后还要单考一次，每年学费3万多，成立七八年来，一度带起了涟水的房价。姜萍读服装设计，除了她和王卓然提过一嘴“喜欢手工”之外，目前还不知道她有多热爱这个专业。过去十几年，周围邻居家的自建房一次一次翻新，盖起楼房，围起院子，或是去镇上买房。姜家一直住在这里。一间土墙房，一间小平房。院子里，养了四只母鸡，一只灰毛小狗，冬瓜藤、豆角在竹架上蜿蜒。屋顶上安装了光伏板，领取的补贴当作姐妹俩的生活费，姜萍的表姑说，姜父本打算贷款供姐妹读书，但年纪太大，贷款下不来。 ●姜萍住在旁边白色外墙的平房。图/徐巧丽关于她家经济状况，村里邻居说法不一，总结起来就是，姜萍的母亲爱打麻将，存不下钱。姜萍小学的时候，父亲姜玉华曾给过2000块钱让邻居老孙帮忙照看两姐妹，缺钱了，就给她们10块5块。老孙说，后来村民让他不要管人家里的事，他还了钱，但有时也开三轮车接送。之后，姜萍一家就都去县城中专读书了。即便有高考资格，但从二三十人的本科达线率来说，姜萍仍有不小的学业压力。在媒体采访中她说，有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眼睛一闭，回想白天做不出来的数学题，反复论证思路。 6月19日，涟水县吾悦广场上，姜萍的红底半身照已经连着挂了5天，俯瞰逛商场的年轻人和拥挤的自媒体博主。万民村里，也从来没有迎来过这么多轿车。黑的、白的、银的，车轮碾过邻居的麦田，村干部在后头向老百姓道歉。村头第2间屋门口，每天都有人拿着摄像头，蹲在门口等。三天前，他们等来了姜玉华，干完活想回家。为了躲避自家门前的摄像头，他蹲在树荫后面张望，老孙拍下了这一幕。老孙听说，村委会第一时间给姜父安排了秸秆巡逻的工作，还用空心砖给姜家房子修上了围墙。6月16日，又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要给姜家门口铺路，还要解决姐妹俩所有上学的费用。姜玉华问村干部，怎么能把我女儿关起来？村干部也委屈，“小孩压力太大，保护她是正确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近代北京的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一直是医疗改革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目前，不管是对全民的普遍免费医疗甚或是对特定低收入群体的免费医疗都难以实现。但考察近代北京的历史，免费医疗却曾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一段时间。一、免费医疗的创设清末以前，北京人看病一般是到医生家中或开设的医馆看病，有钱人家也可请医生到家中。清廷所设太医院颇具规模，但主要面对皇室和高官，普通民众难以企及。对于广大平民，政府没有专门的官立医疗机构，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医疗也多是面向鳏寡孤独者，且大都是临时性的。清末，政府面临内忧外惠，开始实施“新政”改革。当时，新政的推动者认为，“立国以强民为本，而强民以重医为先”，我国传统的中医，因有其不能普及的弊端，所以应向西方学习，设立现代医院，使中西兼备，“各具专长，同收实益”。1906年8月，清廷设立内城官医院，地址在东城钱粮胡同；由于创设内城官医院“颇著成效”，1908年6月，民政部又奏请在外城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这便是公认的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官立医院。内、外城官医院初设时归民政部直辖，1910年改归北京地方警察机构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1913年1月由合并后的京师警察厅接管。内、外城官医院开创了我国官立医院免费医疗的先河，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专侍皇室贵族，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更侧重面对广大贫民。1910年改归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后，两厅共同制定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即规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这就是说，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民众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费治疗。所有普通民众，包括女性和儿童，均可到内、外城官医院免费就诊。除门诊外，官医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规定饭食费由病人自己承担，但遇到特殊情况时，警察机构也承担部分病人的饭食费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厅和主治医生验明后，交由亲属领回葬埋；如无亲属具领葬埋，由医院报告警察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义地埋葬，并进行标志以便识别。这一点类似于传统慈善机构对无钱安葬的贫困民众施舍棺木。经费是内、外城官医院运作最重要的基础，因属官办又具有慈善性质，其所需经费、药品，全由政府负担，从国内外购买的各种中西医料，经过各省处税务关卡也一律免税。按照规定，内、外城官医院经费按月从京师警察厅请领，由内务部拨给，月终报销预算决算，并详细列表报京师警察厅呈内务部。民国最初几年，内、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预算各为2000元，每院全年24000元。实际上，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和物价上涨，原有经费预算已不敷使用，1917年时，内城官医院全年实际经费增至30974元，外城官医院经费增至29960元，至1922年时，内、外城官医院所需经费又有所增加，仅1月份财政部就发放内、外城官医院现金及兑换券各2935元。二、免费医疗实施的效果内、外城官医院设立伊始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在1906年内城官医院最初开办的5个月里，就医者达到三四万人，徐世昌称：“考之舆论，咸谓该监督等择方审慎，用药精良，务体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医愈众，全济愈多，受诊之人以辩证之明，起疴之速，且有登报致谢者，此医院开办渐著成效之实在情形也”。就诊人数不断增加，至1907年，仅秋季三个月内城官医院就诊人数就已达到30700人。正是由于内城官医院诊治效果明显， “每季诊治人数均逾数万”，“凡内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济之仁荷诊治之便，糜不欢欣鼓舞”，但广阔的外城，距内城较远，感染疾病者不便到内城官医院就诊，每当春夏交替时令不正时，外城病人尤多，因此1908年民政部又上奏请求开设外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开设后，两所官医院一内一外，共同发挥救治民众的作用。1908年6月，内、外城官医院每季度就诊人数皆有数万人之多，1909年全年就诊人数更是高达288467人次，而当年北京内、外城总人数还不到80 万，可见前往就诊人数比例之高。所以，当时的民众认为内、外城官医院的设立“于卫生大有裨益，人皆称便”。民国后，由于多种公、私立医院的建立，分散了就诊人数，内、外城官医院每月就诊人数比清末略有下降，但为适应民众所需，内、外城官医院开设了多种医疗种类，以1918年5月统计就诊为例：内科4217名，外科2794 名，妇科2182名，儿科2141名，眼科569名，耳科275 名，喉科115名，花柳科97名，共计12390名。据此推测，全年仍有10万次左右的民众前去就诊，这个数字刚好与北京的贫困人口比例相近。因为实施免费医疗，贫困民众从中获益最多，所以当时的报纸曾评价其“于兹数载，贫民颇以为佳”。北洋政府后期，财政困难，影响政府多个机构运行。但当局对免费医疗比较重视，内、外城官医院在1927年8月合并前受到时局影响较少，前往就诊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如1927年3月3日，内、外城官医院中西医共诊治病人595人，3月30日，共诊治586人。三、免费医疗的发展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鉴于市内贫民日众，遇有疾病医药维艰，而公立医院尚待扩充”，于1916年在香厂筹设仁民医院，但至1917年5月因事停办。为满足就诊需要，改善就诊条件，京师警察厅向其请求暂借仁民医院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及西医诊察所，所有医药仍“概不取资，以恤贫病”。由此，外城官医院便逐步由宣武门外梁家园搬至此地。因内、外城官医院实行免费医疗， “贫民之因病求医者，皆在该院诊治”，1927年8月京师警察厅为节省经费，被迫将内城官医院归并外城一处，但考虑到城内外贫苦民众众多，“一旦失此诊病之所，极感不便”，很快在市政公所的帮助下，又在内城官医院旧址重开。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下设8个职能分局，京师警察厅改为公安局，原有卫生行政职能大部划给为卫生局。卫生局几经变化，1933年成立卫生处后，将内、外城官医院改组为市立医院，在原香厂外城官医院旧址办理，外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内城6个诊疗所及妓女检治所。市立医院开办后的8个月中，门诊量可日达二三百人，如果各所皆算在内，在500人以上。自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止，市立医院及各诊疗所共收治门诊患者158211名，住院患者234名。改为市立医院后，并未延续内、外城官医院“概不收费”的政策，从1934年5月开始，所有民众不管是到市立医院还是各诊疗所就诊、住院，都“应缴各费”，但“赤贫者得免缴一部或全部”。1940年1月1日，又修订各项收费政策，补助医院，如初诊每人收挂号费1角，复诊5分，特别挂号1元，月诊1元；手术费每次1元至10元；X光透视每人每次2元，治疗每人每次5元至10元等。之后，所有挂号、诊治、医药费等均不断上涨，至1949年1月前，初诊、复诊、特诊挂号费已增至0.6元、0.4元、8元，并且卫生局准备将其分别增至5元、4元、15元，对于贫病患者的医药手术费依然减半或免费。改为市立医院后，普遍的免费医疗未延续，且各种诊疗、药费不断增高，但对贫民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至民国结束。需要注意的是，贫民要在市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必须由所在官署开具实系贫民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多次易名（工农兵医院、万明医院等），今称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近代的免费医疗是当时政府为应对危机立国强民下的“惠民善政”，具有较强的慈善救助性质，它的开设不仅是效仿西方医政，促进近代医疗行业的发展，更是当局政府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出发“曲施救济，惠及穷黎”的政策实施，其目的仍离不开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但近代北京对贫困民众所进行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对于救助北京的贫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档案馆

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

一个叫冯文学的外卖员起诉了物业公司，他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冯文学不擅长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卖时经常感到愤怒。这愤怒背后，是更多外卖员被长期忽视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你像送外卖的” 冯文学是一名众包骑手，男，44岁。他与别的外卖员不一样。他穿着衬衣和西裤送外卖，他把电动车擦得锃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东坝地区送外卖，他在东坝有一套房。做外卖员4年来，他经常感到尊严受到伤害，他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他觉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小区。即便提着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将府锦苑小区，有一次冯文学坚持骑着电动车进，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从车上拽下来。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拦在小区门外后，订单配送超时，一位顾客很生气，“今天是母亲节你知道吗？”顾客质问他。母亲节，他突然有了怒气：“母亲节关我什么事？”因为这句回嘴，顾客投诉到盒马总部，他被站长严厉批评，封号8天。他从此知道了母亲节在5月。 2023年，有一次冯文学送一份米线，电动车驶过一条坑坑洼洼路，汤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赔了客户10块钱。还有一次，冯文学在小区里送餐，摸黑顺着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条死路。 2023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将府锦苑大门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拦下来。“你像送外卖的”，保安这么说。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先看车头内侧挂着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充电宝，拖车绳，卫生纸，又走到车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冯文学没有辩驳，他顺从地把车停在门外，小跑着送完外卖。冯文学觉得那个“像”字很刺耳。仅仅是像外卖员就要被搜查吗？再者说，是外卖员就能被搜查吗？确定那一单没有超时罚钱后，他回到小区门外，站在自己的电动车旁，拨打了110。他认为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他的人权和隐私。警察来了，叫来了保安队长，对保安进行批评教育。那位保安最终都没有向他道歉。进不去的门 2023年底，青岛市某小区门口，因骑车进小区，外卖员与保安发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卖小哥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不起，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小区门口是外卖员要突破的最大难关，他们在此耽搁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变成罚款、投诉。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也集中发生在这里。冯文学送外卖的小区，有的门口四组铁门紧闭，保安亭前牌子写着“门前禁止停放车辆”。有的门口钉着蓝色标牌：禁止外卖车辆以及共享单车入内。不同的保安在门口站着，一次一次告诉他，“外卖车辆不得进入”。他觉得愤怒，窝火，不公平。他问自己：这是新时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他又给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样。狗能进，我们外卖员的身份还不如狗”。冯文学经常面临的处境是：拎着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宫般的小区步行10分钟，却仍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晖嘉苑为例，共有1到13号楼，每号楼又有6个单元，单元的标识在楼门上方，字小，几乎被楼门伸出的屋檐挡住。小区楼号单元本就复杂，道路却并不规则，路围绕着绿植呈弧形，有时顺着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死路。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为什么外卖员不能走？其他车辆都能入内，为什么外卖员的车辆不能入内？在东坝区域，畅颐园小区门禁最严格，2020年到2022年，外卖员进入需要登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外卖员只能走北门，不允许骑车。冯文学觉得物业公司“在侵犯人权，是违法行为”。他向12345投诉，又多次报警，都没有结果。 2022年9月20日，冯文学去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他递交了两份诉状，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纠纷，另一份根据律师的建议，起诉理由是排除妨害纠纷——即权利人行使物权过程中受到妨害所产生的纠纷。法院受理了后者。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外卖车辆到底能不能进入小区？除了冯文学，另一个起诉物业侵犯他人格权的外卖员，30岁的梁宁宁，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法院认为物业并没有侵犯梁宁宁的人格权，驳回原告梁宁宁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只要获得业主的授权，物业就可以对外卖员作出限制性规定，无论是禁止外卖员进入小区，还是禁止外卖车进入小区。判决书中写到：物业……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属于履行物业职责。……不存在仅因为外卖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梁宁宁起诉物业的理由是，物业只允许外卖员走三个门中的一个，侵犯了他的人格权。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网络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诉书。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讲，法官最后的判决没有问题。但律师认为，不让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的规定，本质是一种权利的滥用，没有边界感。“任何权利行使都应有边界，都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递外卖员的工作效率与小区的安全秩序，需要综合考虑，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冯文学一直在等待开庭通知。递交诉状一年半之后，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开庭。他没有请律师，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诉实际上，在此之前，冯文学在12345的投诉得到过小区所在社区的回复：畅颐园小区道路狭窄，人车混行，为保障小区内老人、儿童通行安全，经居民会议举手表决，居民代表联名签字等方式征得多数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许外卖、快递骑车进入。他在其他小区的投诉得到的回复也类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区街道未人车分流，没有行车专用道路及供外来车辆停放的地方；小区居民自治，共同决定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配送。冯文学感到被敷衍，“总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回复，说什么举手表决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业主委员会！” 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 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 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修缮过后的路面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 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 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 “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保安，外卖员，物业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 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 “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 “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 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 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当我们走近保安，对讲机里传来物业的声音：门口那两个人，一个字都不要说。之后，冯文学又来到锦安家园。一个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把他带进办公室，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再没有出现。此后的一个小时，冯文学和该物业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王勇讲话不急不缓，他向冯文学抱怨工作难做：小区有超2000户，业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小区里常发生电动车对孩子的剐蹭事件，物业因此接到大量来自业主的投诉。他能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但“这个东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说让他骑慢点，不行的，他总是低头看着手机，平台一直在那里爆单。” 他劝慰冯文学，“人家是这的居民。我和你一样，属于外来人员，只是暂时在这里服务管理。我不能把小区业主惹个遍。” 冯文学频频看手机，物业经理却仍没有回来。他逐渐气恼，在他看来，不让外卖员车辆入内就是歧视和违法，他反问，为什么业主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物业有权对外卖员的车辆进行管制？王勇说，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为你辩解能力有多强，我就让你进”。冯文学越来越激动，他用近乎威胁的语言：哪个业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谁，我直接打110来这儿。这是冯文学抗争的模样：歇斯底里，叱喝骂叫，粗鄙，不体面。经理终于回来了，他站着刷弄着手机，草草应允冯文学下次会和居委会的人一起约见他。离开后，我问冯文学，为什么要威胁，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他神情淡然：只有说得严重他们才会听我说话。他提起上一任物业经理，那个人答应他细聊，他一直等，等了三个月，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干两个月外卖，出两次车祸” 6月5日下午，瑞晖嘉苑的小区门外，冯文学遇到了一位快递小哥。他站在一棵树下，树干上铁链锁着5个网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许骑车进入，150个快件，他要额外花费半个小时把快递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户家门口。快递小哥不得骑车进入小区，他们拉着这些箱子送快递快递小哥觉得耽误事，但也能理解这项规则，“骑手骑车太快在小区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冯文学反驳他，“可意外发生还是小部分。” “小区里限速5公里，骑手一个比一个骑得飞快。我也骑过，哪有限速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说着撩起自己的裤腿，他小腿上蜿蜒着一道紫红色的伤疤。“这都多久了，伤口还没好。”他大口喘着气，“我干了两个月外卖，出了两次车祸。时间太紧了，半个小时挂10个单，连取带送。” 冯文学打断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话是量力而行吗？” “量力而行？！系统给你下的单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时候谁给你调？”小哥提高声量反问。 “两个月两次车祸”，小哥的经历不是个例。在配送时间的硬性要求下，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用超速换时间。根据人民数据研究院统计，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中，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骑手为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骑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递、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出了两次车祸后，小哥转行当了快递员。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递和送快递。他开的快递车车门内侧写着两行数字，是该小区的单元楼分布图，按照单元楼顺序送货能提高效率。“这个小区算好了。我之前送过老旧小区，楼号没有，单元没有，一进去一脸懵。” 冯文学问他：“你为什么不投诉物业，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小哥没有停下理件的动作：“你就是干这份活。忍，不忍还能怎么样。” 抗争者冯文学冯文学开始送外卖是因为失业。此前，他是铁路道口的安全员。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业后开始跑闪送，然后跑外卖。配送范围以东坝星光美食城为中心，向方圆三五公里发散。他说，跑外卖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从未遇到什么歧视或不公。中专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坝的村里干绿化，种树养林。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份铁路道口安全员的工作，“有三险，还发了工会卡，算是半政府编制”。铁路道口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他盯着铁轨，盯着同一个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报一响，他走出值班室拦车拦人，警报不响，他继续坐着，手伸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机。他重复着这种生活，几乎没有和人群打过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创业的想法，希望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大人物。他想开公司，创办平台APP，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帮互助，比如捐血给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献器官。“我的野心就这么大，我要服务和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计划”。他在网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转了两万块，希望对方能设计这个APP，但没做成，两万块钱打了水漂。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联系他，说觉得他人不错，想让他来当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应了。后来，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诈骗，目的是为了让他背负债务。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师，两个月后，对方同意法人变更。冯文学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人家没黑过我。要不然两个月时间，怎么不能骗我点钱呢？”他损失的只有2000块钱法人变更手续费。他和妻子天天为此吵架，直至离婚，他净身出户。他还有个女儿，当时15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在我闺女心里边，我属于傻子。”说着，他突然哭了。离婚后，冯文学每个月要给女儿5000元抚养费。他跑单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别的骑手一次挂着12单，他最多只挂6单，他平均月收入约5000元，每月几乎没有剩余。今年2月初，冯文学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他停止跑单。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医生的话令他恐惧，自从跑外卖后，他的社保就断缴了，没有医保，他不敢去医院。收入断了，他只能在支付宝贷款，目前负债两万。 “我现在生死不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冯文学说。他的抗争因为多种失去变得更加决绝。他想抗争成功，迫切地想做成个什么事。他想让更多外卖员能进小区。为此他花4000块钱成立了一个公司，想与物业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为外卖员进小区提供担保。他拿着公司的名片去找物业，物业又说，还要交担保金。冯文学觉得这是讹钱，事情不了了之。他还想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诉外卖员没有工会的现状，他说，“现在城市中配送员是最累最受歧视和欺负的庞大群体，根本没有为骑手做主的工会。” 他给东坝乡工会、朝阳区工会都打过电话，他还骑着电动车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结果。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厅，他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独自一人面对法官和书记员。据他回忆，庭上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他细数种种不公：只让外卖员走西门、不让骑车进小区；物业说是业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社会主义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审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视。他下载了6个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视频想要给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6月6日，冯文学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两页纸，4面。 “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至于目前畅颐园实行的外卖快递车辆不得入内的举措，由小区所属社区服务站结合业主意愿制定，物业公司负责实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书最后一面纸上写着：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文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质疑姜萍作弊的猎巫闹剧，该结束了！

姜萍获得阿里全球数学竞赛初赛第12名后，就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更为魔幻的是，从众星捧月的天才，一夜之间她又成了千夫所指的“作弊者”。我不赞成畸形的天才观（这部分观点发表在《17岁数学天才少女刷屏背后，藏着一个危险信号！》一文中），更反感病态的猎巫狂热。 01 方舟子一本正经地拿姜萍不会写“Σ”说事，让我笑岔气了。一个连“Σ”都不会写的门外汉，假扮数学天才，图什么？真被名校看中了，面试3分钟就得露馅。学术水平造假，哪是这么轻易的？好歹也得先在这圈子里混几年，经过耳濡目染甚至耳提面命的训练才行。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教授家里当几年保姆的…… 方舟子行走江湖那么多年，水平真的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套路和当年折腾韩寒时差不多——当年是标点符号做文章，现在是数学符号。而且，猎巫的对象选择更“下沉”了。当年要韩寒“自证清白”，好歹还算是质疑公众人物，现在却是对姜萍这样的“路人”降维打击，越活越没出息了。姜萍就是一个路人而已。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办了六届，这样的路人“散修”很寻常。今年的预赛除了姜萍，还有一个初中的小孩哥、一个疑似外卖员的小透明。此前还有一位连续3年参赛的95后河南狱警也受到过关注。然而，这些“野生天才”的关注度持续时间很短，因为到了决赛阶段，就是专业圈“家养天才”的天下。最终的大奖和“散修”们基本是无缘的，退场的“野生天才”们也很快就被遗忘了。从没听说哪位“散修”通过这项民间数学竞赛逆天改命的，实在想不出费劲作弊的动机。在参赛者作弊动机上难以自圆其说，猎巫审判官们把目光投向了姜萍周边的人。她的数学老师王闰秋就成了下一个猎巫对象，据他们说王老师是搞教培的，所以有动机。按照他们的想象，王老师教出个数学天才，教培生意就能火。这的确很有想象力，却是过度想象——是对中国家长的过度想象。中国社会的教育观是极度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高考这块“敲门砖”。教培更是冲着高考去的功利指向明确，实打实的“按分计价”。别说一个姜萍，王润秋就算真教出个莱布尼茨，中国家长也没兴趣。对高考没帮助的，就没市场。这样的纯民间赛事，既不能加分，也不能保送，几个家长会为这个买单？当然，拿王老师搞教培说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真要质疑什么真相，只是想看他搞教培被查的热闹罢了。质疑成不成无关紧要，就当是举报了。码字一分钟，恶心你一辈子，就是赚到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阴暗心理，在中国的互联网热点事件中早已见怪不怪。其实，用“奥卡姆剃刀”刮掉那些油腻的想象，姜萍的参赛获奖很简单。一个爱好数学的普通小姑娘，出于个人兴趣，参与了一个主打兴趣的民间数学竞赛，玩得很开心，就那么简单。显然，这样简单的答案满足不了那些阴谋论爱好者。他们想要看到黑幕，于是到处都是黑幕。他们自己失去了“没有功利性、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单纯追求，因此也不相信别人能活得那么轻松、纯粹。姜萍纯真的笑容，在他们眼中分外刺眼。 02 我不相信姜萍是靠作弊取得预赛的好成绩。这是一项企业发起的公益性赛事，没花纳税人的钱。整个事件就是个发生在公共场域的私域事件，本就没有多少的公共价值。关注度是网络时代的重要资源。在这样的事件上反复折腾、纠缠不休，十分无聊，非常猥琐。一些专业学术人士对“姜萍作弊”的孜孜以求，尚能理解。动物都有领地性，就是家里养的狗还有护食本能，人也未能免俗。毕竟是专业人士，甭管专业能力强不强，专业鄙视链是很强的。即便是一个强调趣味性的民间赛事里一个“野生天才”的冒尖，也是不可忍受的冒犯。没有这样的高度敏感，何至于“中国数学水平不如美国1940年代”呢？也就丘成桐教授敢这么说，“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奖项。一些媒体朋友也积极搅浑水，真是让人感到痛心。堂堂“第四权”的大杀器，沦落到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三无”小姑娘挥砍。新闻专业的屠龙技，难道就是用来狩猎小白兔的吗？路断桥塌的人命关天不能问，的确无可奈何。但也不能因为技痒难耐，就提着四十米大刀在菜市场里耀武扬威吧？闲下来的媒体人实在无聊，打打掼蛋，研究一下新质生产力也行啊。曾经的公共空间的守夜人，却成了潜伏在黑夜里的猎巫人。浓眉大眼的好青年，变得如此面目可憎，于人于己都是危险的。无论怎样的时代，都要保持善良的底线。人人互害，人人自危，真应了那句十分流行的装逼利器——“他人即地狱”。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复人间。 03 归根结底，此次事件最该“反思”的还是赛事主办方。在一个缺乏基本善意的社会环境下搞民间公益，无异于负薪救火。预赛搞开卷考，你想的是降低门槛、鼓励参与，却成了公开搞黑幕的“污点”。如愿吸引了民间爱好者，扩大了社会影响，却成了炒作的“罪证”。一辈子都在猜忌别人和被别人猜忌、习惯于监视别人和被别人监视的人群，无法理解开卷考的信任感，更不会在公共生活中保持边界感。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公益？阿里全球数学赛办得很好，以后还是不要办了吧。网络图片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数学天才姜萍”如果在美国会怎样

如果“数学天才姜萍”出现在美国，不管她是否是老师作弊的产物，都不会有这么多讨论和质疑。一个小孩，人们既不会相信她是天才，也不会那么严厉地去审视。就像哥大教授们看待学生抗议一样，即便完全不赞同他们，教授们也会表示赞许，“年轻人怎么都可以。” 看上去，美国的社会系统倾向于“相信人”。发生过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地铁中也几乎每年都有治安事件，但是地铁仍然不会安检和实名，不会假设任何一个人是坏人。我有两次报销差旅费的经历，需要提供机票和Uber发票。因为购票是在各个系统，发票也不一样，有中文和人民币版本，也有本地版。对方说：都可以的，你手机截个图就行。所以，我提供的票据，都是手机截图。对美国人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报税，这让会计和律师成为两大赚钱群体。税务申报系统非常复杂，原则上你每一笔收入都应该申报，包括服务员收到的小费——那些无法监控的现金。据说，税务申报作假，惩罚非常严厉。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系统的漏洞几乎无所不在。法拉盛的中餐馆，都收现金，不少店铺都明确拒绝银行卡——他们的心思再明显不过。即便是曼哈顿的中国城，老牌粤菜馆也是开口就cash only。当然，他们看上去似乎有点良心，“用现金打九折啦”。如果税务部门有一点心思的话，每天都可以掌握很多，根本不用费心“倒查30年”。但是，大部分逃税的中餐馆都安然无恙。这是华人在美国最容易选择的“创业”和“工作”，是接触美国的开始，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等到站稳脚跟，或者移民二代，读大学真正“踏入社会”，他们终将会选择纳税。那些拿小费的服务员，也有办法逃往灰色地带——好像有一个上帝存在，眼睛看着这一切，但是都表示宽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普通人或者底层，如果不得已占点便宜，终究不算什么罪恶。或许有一天，他们会受到感召。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讨论过美国的信任模式，它和基督教与“社团”传统有关，大部分美国人都会选择加入一个社团，要为社会做贡献，捐出一点钱，他们当然会“选择相信”。这个社会可以这么“相信”，对普通个体宽容，对孩子总是鼓励，是因为他们的“主流”是互信的。中产阶层的核心标志，可能并不是收入，而是专注于打造自己的“信用积分”。一个讲信用的人，在这个体系会获得很多回报，很容易贷款，而且利率也有优惠。有时候美国社会也会很严厉，那是对待真正掌权的人。川普找了应召女郎，后面为了自己名誉给了封口费，最终被定罪，在中国这根本不算事儿；拜登的儿子也是如此，他有吸毒史，而在戒毒之前拥有枪支，这也是犯法——他们都会受到惩罚。我不确信姜萍是否作弊——我的数学很差，也不够聪明。质疑的人也许有道理，但是看到那些用词和表情符号，也很让人不安。信任应该发生，但是，它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完了完了，谎言太多记不清，自己打自己了？

“懂什么叫使馆车吗？懂吗？啊？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滚蛋！” 这句话打出来，就知道是余琦秘书长的事情。原本在她道歉之后，风波也就差不多了。没想到，法制社会报跳了出来，一篇《停止网暴！余琦已经够惨，对待为国操劳一生58岁老人，请嘴上留情》又让她火了一遍。该文的作者有点意思，开篇一句“在这起事件中，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停留在指责和谩骂的层面，而忽略了她背后的付出和努力？”就让我感到莫名想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为此还读了多遍，却仍说不出怪在哪里。可能这就是笔力吧。网络图片至于接下来的正文，内容倒是比较清晰。先介绍余琦的履历，每一个职位后面加上一些对“不容易”、“奉献”之类的描述。然后截了一些网上和余琦有关的文章，说网友们上纲上线，太上头了。最后就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我们应该多一些宽容和谅解，少一些指责和谩骂…… 网络图片有两个问题，首先，法制社会报发的这篇文章，不说洗不洗地吧，总觉的读起来感觉很诡异，不像他们那些编辑的水平能发的东西，至少没必要一直重复“我们”这个词吧，毕竟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用在报道里，是否不太合适？比如：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网络暴力，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她的遭遇，让我们不禁感到心痛和惋惜。” “她的这种勇气和担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敬佩。” 这里我就要说一句了，余琦明明是犯错的一方，出来道歉也是因为已经被曝光身份了，跟她的勇气和担当有啥关系？这不莫名其妙的黑的就成白的了？反而是网友的错啦？普通人被她用官员身份欺负了，还不能骂她两句？然后还有最后的结尾，“让我们珍惜这份缘分，用爱和宽容去温暖彼此的心灵吧！” 读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家媒体被哪个小学生给盗号了，反正网上能搜到，你们自己去看。网络图片好了，法制社会报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聊完，再看它的标题：对58岁的老人嘴下留情…… 这特么，我就忍不住了，前段时间是哪个专家说要调标准，说70岁还是青年的？怎么到余琦这，58岁就已经是老人了？灵活老人？网络图片简直猥琐至极，鼓励继续上班的时候，70岁仍是年轻人。一到要承担责任的时候，58岁就是老人了，就要特殊照顾了，能要点脸吗？一个高官，且明明是她欺负普通群众，犯错在先，被曝光就成了“一点点小失误你们就要网暴她”，然后大呼同情之语。可如果是普通人因为“失误”而遭遇不公时，你们会站出来为他发声吗？为了洗，不惜双标，不惜一会儿70岁青年，一会儿58岁老人的颠三倒四，实在令人感到怪异、荒诞。事实上，今天荒诞的还不止这一起事件。中铁二局今天施工的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某路段基坑塌陷上了热搜，其实有点常识的从图片里都大致能猜到，那种程度的塌陷，要么就是在支护或者帷幕上偷工减料了，要么就是挖坏了既有的设施。网络图片直接承认一下，实话实说，只要不是偷工减料，也没什么？毕竟大家大致猜的到一些，基本是施工方的责任没跑，否则早不爆晚不爆，偏偏你来施工的时候，它就爆了，这不把大家当傻子吗？结果成都地铁回应内容中，半点不提自身问题，直接把所有责任推到成都自来水公司身上，说是他们的水管爆裂导致的塌陷。于是又引发成都自来水公司也出来发通报反驳，说是成都地铁施工出问题，导致地基沉降，继而造成了他们300管道断裂漏水。网络图片这就很搞笑，虽然后者已经删除了“反驳”，但对于看到了回应的人来说，这种谎言之后，自己打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诙谐讽刺感，已经删不掉了。作为官方回应，无论如何，双方之中必有一方是谎言。从一些宏观的角度来说，基坑的塌陷可以重新做围檩、做支护，它只是一个基坑的问题。但是这种官方之间的推诿、扯皮所代表的范围更广，是性质问题。谎言，是贪腐的基础，无论对任何官方而言，谎言的行为都绝对要不得。因为只要出现了第一次，那么你就很难真正的戒掉它。反而你需要记住它。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真话不用记住，但谎言不能忘记，你必须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说说18万公益款，只捐了1.9万的事

北京血友会又被骂了，上一次他们是弄出个给国家捐款的幺蛾子。而这次，他们被曝出5月份善款使用情况中，只有1.9万用于陷入困境的家庭，而把15.9万，花在了旗下的合唱团里。网络图片北京血友会很快就进行了回应，就是称没表述清楚，花在合唱团上的15.9万，是指从2016年到现在花费的部分费用，而非上个月（5月份）合唱团的支出。至于演出为零，那是因为近来变动多，没时间且人手也不够。他们可能觉得，这样一解释，人们就会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他们了，就容易接受了。但事实却是，人们依旧不是很愿意接受，部分网友还是在继续指责他们。估计北京血友会觉得很委屈，不就是15.9万吗，你们至于吗？只不过从我们的视角出发，就是另一种画面。虽然这笔钱（15.9万）是8年里合唱团的陆续支出，但人们献爱心、做公益，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病患。别说15.9万，哪怕就是1万，那笔钱从流进北京血友会开始，上面就标明了仅限用于公益的注释。以前看到过这样一种解释：钱的确是你们捐的，但我们花的，是这些捐款产生的利息，而非这笔钱本身。可实际上懂得都懂，捐款产生的利息，依旧属于捐款的一部分，而非慈善公益组织的私人财产。否则的话，所有慈善公益组织都要把别人做公益的钱存着，慢慢输出了。 5月份一共捐了18万善款，你拿出1.9万用于陷入困境的家庭，从而保留了大部分16.1万。这谜之操作，让人匪夷所思。难道是没有需要帮助的病患，以至于这笔钱送不出去了吗？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想不到任何其他合理的理由。不过有趣的点在于，明明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没说，公益组织就完全get不到。这是一种脱离，时间久了，即便是明显不合理的问题，看上去也会变得普通、寻常，其实那是一种脱离太久之后导致的麻木。而这种麻木，时间越长，对整个国内公益的环境就越差。这个趋势在2021年尤其明显，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中显示，同比下降了80多亿。人们变得没那么爱做慈善了。而在2022年和2023年的救灾中，一些拙劣表演的频出带来质疑，再次降低了这个数字。当然具体是多少我们并不知晓，因为人家不发数据了。水变浑了，再想净化到清澈，难如登天。人心更是如此。贪官太多，人们见到官就没有好感；作秀频频，人们看什么都像形式主义；当然，人们自己本身也要受此影响。考编的饭碗比考研要铁，大家自然就更愿意去考编了。当坏人才能得利的时候，人们就会争抢着去做一个坏人。若身边的人个个自私，那么你独自保持高尚，就面临着成为损失最大的那一个。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一些患者被困住了。一个护士去分发食物却需要为了避免被抢夺而紧紧抱住食物并呵斥众人。视频下面，网友说：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而在另一个地方洪水退去，一片狼籍，视频里的人们没有在自家门口收拾残余，而是在街道上找起了“意外收获”，有人用蛇皮袋收集瓶装水，也有人找寻密封的食品。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高尚的人单纯是在做好事，但即便有，恐怕也不多。网络图片刚刚在想，如果自己在那条洪水退去的街道上，会加入他们，还是阻止他们呢？几乎没有花掉10秒钟，就有了答案：我会看着，什么也不做。不是我们变了，而是当大部分人都在变，想坚持就成了一种很难的行为。选择不加入他们，或者尽可能变的慢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坚守。当然会有转机，转机要在自私和麻木带来的后果出现之后，就像洪水裹挟着下水道里的细菌和食物泡在一起，洪水退去，留下了食物和看不见病菌。不可否认，即便是看着的人，也要与那些生怕晚了抢不到物品的人一起承担疾病带来的后果。可那，又不是我们能去选择的事情。梭罗说，”如果一个人不随同他的同伴步调一致，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个不同的鼓点声。”但梭罗不说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什么都不会发生。洪流之下，个体是无力的。你即便能听到不同的鼓点声，也仅此而已。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红星新闻刊发监督报道后，疑有警方“马甲号”对记者“网暴”泼脏水

面对官方媒体监督报道，疑似山东警方人员的“马甲号”写小作文，对调查记者“泼脏水”，并且有警方官微公开转发，引导网民对记者进行“网暴”！要不要对发布者追查到底？要不要对恶意传播者追责？ 6月21日，一则对红星新闻记者“泼脏水”的文章在社交媒体流传，引发社会关注。笔者注意到，在该起事件传播中，有警方官方账号亲自下场，转发这一未经证实的文章，进而引导网民对记者进行“网暴”！公众号“46仔元气生活”在6月20日发布文章《为钱财编造假新闻！红星新闻记者祁彪被曝》。网络图片看标题，这是对媒体工作者的“顶天指控”：有偿报道、虚假新闻。文章开头更是指向一个微博话题“红星欠济南一个道歉”。然而，笔者读完发现，全文都是无端指责、无稽之谈，除了情绪宣泄、是非搬弄，别无事实铺陈、证据附衬。事件的起因是，红星新闻对山东济南“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一事刊发过一篇调查报道，标题为《学生遭醉汉掐脖反击致对方倒地被刑拘，家属称系正当防卫》。据报道，今年3月31日晚，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内发生一起校外人员与学生间的冲突事件。多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因3名醉酒男子假装外卖小哥戏弄一名女同学，双方发生口角，3名男同学发现后进行了制止。此后3名醉酒男子闯入学校，一名醉酒男子掐住男同学小超（化名）的脖子，小超挥拳反击后该醉酒男子倒地。网络图片此后，当地警方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4月1日，小超父亲收到济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拘留通知书，小超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对此，小超父亲对记者表示，是醉酒男子先动手打小超，小超属于正当防卫。当地警方面对记者采访，回应称“案件正在侦查中，不方便对外透露办理情况。” 在红星新闻的报道中，小超的父亲描述事发经过称，事发后他看了现场监控视频。3月31日晚，小超与另外两名男同学在校园内检查禁止学生订外卖的情况，当3人行至校园栅栏处，碰到校外3名醉酒男子，隔着栅栏对一位校内拿外卖的女生进行语言寻衅。小超刚行走到此处，了解到该女生与校外3名醉酒男子发生了矛盾，随即与3名醉酒男子发生口角。之后，3名校外醉酒男子往校门口走去，行至校园大门口，不顾校园安保人员阻劝，强行闯进校园，其中一名男子上前掐住小超脖子。小超感到呼吸窒息，挥拳反击，把男子打倒在地…… 笔者注意到，红星新闻记者祁彪在报道此事中，采访到多位相关人员，以还原和相互佐证当事人家属对事件的描述，并联系了涉事的女学生、伤者家属、办案警方等各方，以求达到更接近事实和真相的目的。另外，稿件中也有警方出具的《拘留通知书》等司法文书，来再次印证事发和新进展；引入案外法律人解读，以探讨涉正当防卫的普法话题。网络图片从新闻的伦理方面说，记者的报道操作，没毛病。随着媒体曝光，涉事学生小超的案件有新进展。4月16日下午，小超的父亲告诉中新网，该学生已被取保候审，于当日凌晨两点回家，等待进一步通知。办案警方的工作人员称，案件还在调查中，后续会有通报。 6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通报其对上述案事件“提级办理”后的侦查情况。网络图片网络图片从通报来看，事发夜里的20时22分，三名社会男子酒后路过一学校时，确有疑似挑逗女学生的无事生非之嫌：见有外卖员给学生递送外卖，遂隔着栅栏随口跟喊“奶茶、外卖”……三人听到骂声返回栅栏处问谁骂的…… 此后，冲突发生。小超等学生冲校外骂，三名男子闻骂返回，双方对骂。几分钟后，男子杨某推开电动伸缩门，与曾某明不顾保安阻拦进入学校，与三名学生迎面发生推搡。杨某用左手推孟某某颈前部…… 至此，笔者认为，三名社会男子已涉嫌寻衅滋事，并且是酒后强行闯入校园滋事！另外，啥叫颈前部？是不是脖子？网络图片这激发了学生小超强烈的情绪波动和对闯校闹事等不法行为的反击：小超躲避杨某卡在其脖子上（颈前部）的手，曾某明伸手欲抓小超右臂，小超挥拳连续三次反击曾某明，致曾仰面倒地……后经鉴定，曾某明重伤二级。警方通报称，经审查认为，孟某某等人系在曾某明等3人与女生未发生直接冲突且均已离开现场的情况下，辱骂他人、扔掷土块，不存在“制止调戏女生”的情形。笔者有困惑，作为尚未步入社会的学生，在其观念中，对三男子的上述酒后行为，他们是如何认知的？如果将该女生换做办案人的母亲，会不会影响办案者的判断？三名社会男子强闯校园，对热血青年学生动手。这时，还要被动粗的学生保持理性、冷静、克制？还要求学生对不法行为反击时准确度量和把握“防卫的必要限度”，有没有强人所难？即便如此，济南市公安局在通报结尾还宣称，他们会“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予以保障”。若事件至此，留给社会的，顶多是法律层面的认知探讨。不过，猪队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6月20日下午，一个IP地址为山东的公众号“46仔元气生活”，发布首篇文章即《为钱财编造假新闻！红星新闻记者祁彪被曝》。文章一开头便宣称上述事件“迎来了反转式的大结局”。随后，这篇网文开始对红星新闻记者“泼脏水”，称《红星新闻》的诸多不良行径引发网民不满，被海外网站和媒体曝光。文章称，据海外媒体的爆料，《红星新闻》在这起冲突事件的报道中频繁引用“醉酒男子”“戏弄女同学”“掐住男同学的脖子”等诸多暗示词汇，将事件中的三名普通校外人员包装成“低级流氓”…… 笔者想说的是，“醉酒男子”“戏弄女同学”“掐住男同学的脖子”等词汇，都是对事发过程的描述，并且在没有警方侦查手段、结合侦查结论来看，是相对客观和真实的描述。有暗示吗？需要暗示吗？三社会男子酒后的行为，值得认可和鼓励吗？随后，文章开始罗列红星新闻对过去一些热点事件的报道。然而，这些报道并非是记者祁彪采写的，用在此处对祁彪进行“最恶毒”的指责，合不合适？网络图片笔者注意到，6月21日下午，该篇文章的阅读已达数万人次，远超“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入罪门槛，即“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如果事情至此，也只是这位网友的恶意抹黑和诽谤。接下来，到了最为令人愤慨的情节。随着网帖文章传播，一张聊天截图流传开。对话截图中，左侧发言网友甩出链接称，“警方让他们自己人转”该文章；后侧发言网友惊讶之余说，“警方发动网暴？” 网络图片（社交媒体流传图片，笔者未能证实真伪。仅供读者自行判断。）笔者注意到，此时，已有网友质疑，这篇文章可能是警方人员或与警方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写。之后，这篇文章也在微博上得到网络发酵。 “用户6798257762改变”的微博网友转发此篇文章。翻阅该博主过往内容，多是为涉警新闻、政法工作点赞和转发。笔者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这疑似是警务人员或相关工作者的“马甲号”，其多次转发被微博官方认定为违规的内容。网络图片笔者有此想法，绝非随心臆想。不久前，已有先例曝光——江西警方一工作人员辛某被查实用多个“马甲号”对案件当事人家属进行“网暴”。更丢脸的是，法院判令其在网络上向当事人及公众道歉。网络图片如果事情至此，最多是停留在笔者的猜疑中。雷人之举，一波接一波，奔涌袭来！实名认证的蓝V“呼伦贝尔网警”亲自下场，转发上述网文。网络图片且不说，该篇网文真实与否未经考究、侵权与否未经判定，这也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堂堂警务官微，能如此草率传播自媒体文章吗？这更进一步确认，网暴记者的人，跟警方脱不了干系！网友们对此也纷纷留言：“警方不应该转这样的报道。”“官媒被盗号了吗？这种带节奏自媒体文章也转？”“作为网警不需要对发布的内容尽核实义务是吧？” 网络图片 “警方可以转自媒体引导网暴的文章？还是这个号是官方号？”“顶着蓝V官号转发凭空捏造的谣言，真有你的，看看信源是啥？一个发”色情笑话“的境外网站。” 目前，涉事文章“已被作者删除”。可是，这已然不是“一删了之”的事情。该行为，已然触犯了法律，甚至达到犯罪追诉的标准。网络图片发布者和恶意传播者，该尝一尝法律的铁拳和违法的苦果！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just law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为什么拖这么久？会做什么？

延宕数月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终于要在下个月粉墨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什么一反他前两届任期的常态，把按惯例应该去年9、10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推迟到今年7月，哪些因素或原因钳制和束缚了习近平的越来越乾纲独断、“大展鸿图”的手脚？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将推出哪些重大的施政方针？35年前呼之欲出的政治改革能否列入会议的日程？彭丽媛是否会被钦点，或被“抬轿”进入政治局，重蹈毛时代夫人参政的覆辙。不及格的学生中共政治局4月30日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召开。至此，拖延数月秘而不宣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期终于尘埃落定。根据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新一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年，一般在9、10月前后，召开以重大施政方针、经济发展和政策为主题的三中全会。不过，中共历史上并非没有过三中全会拖延召开的先例。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其三中全会在近4年后的1977月6月才举行。1982年9月的十二大，其三中全会在两年后的1984年10月举行。而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只在当年和转年召开了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中共党史资料上完全没有提及九大三中全会。长期研究和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迟了近一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没有政绩可言。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现在要讨论他不及格的项目，那么这个是非常尴尬的。习近平要打造他的个人权威，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在不断地推迟，这是他陷入的一个最大困境。但是他即使拖下来的话，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的，中国的经济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会越来越走向更大的麻烦。” 夏明说，习近平大权独揽，把整个政府的决策和权力全部急剧萎缩，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困难和挑战重重。当局最近宣布要发行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要给不断下行的经济注入强心针。但是，这非但不能减缓中国的经济困境，反而导致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灾难。习近平基本上用延安窑洞或者陕北窑洞的世界观，开倒车，打击私营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削弱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怎么能把中国的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宣示重大施政方针时机成熟了旅美的中国政治事务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说，当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或者重大政治事件时，三中全会一般会被推迟，惯例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他需要在调整中，推出他的新的说法，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推迟了将近一年。他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宣示他的重大方针。” 根据中共官媒的宣布，即将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将重点商议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将推出哪些摆脱国内外经济困境的重大施政方针，值得关注。王军涛博士说，习近平要让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瓶颈，在世界发达经济中占据一个位置。因此，他在三中全会上肯定要提出最近讲的“新质生产力”和“耐心资本”等理念。此外，他说，三中全会政治上的议题改革一定会有，但基本上就是以领袖统党，以党统帅国家，以国家统帅全社会，全党姓习，全国姓党，要彻底建立起这个体制，来保证在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够上一个台阶。 “我估计，三中全会开来之后，他会进一步在中国进行大清洗，就是把那些阻碍他的想法的一些政治力量，包括社会力量和经济势力，要进行进一步的清洗，来保证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政治上，不管有什么新提法，实际上最后是要建立一个独裁体制，要建立全党姓习，全国姓党这么一个专制独裁体制。在经济上，他要搞大跃进。” 政治学者夏明教授说，习近平无视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有关“领袖集权”对中共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的警告，一朝大权集中在手中，用举国体制，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但是他要把市场经济完全管控到党领导的逻辑，走的是一个错路，会让中国经济越来越糟。政治改革可能性是零 “这里当然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改革问题。首先就是国家权力跟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权力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权力对个人有哪些该管的，哪些不该管的，哪些该放权的，能够激发起中国人自主创业精神，自主的创新的意识和自由的空间。但是习近平，恰好在扼杀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今天问，中国有没有可能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改革，那我认为他的可能性是零。” 制定重大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虽然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的首要议题，但是人事安排也是分析关注的焦点之一。观察人士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是否会步江青的后尘参政，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补齐”政治局委员中“遗缺”的一席。中国政治分析家夏明博士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政治局委员均为25人，但二十大变成24人。政治局成员的人数，在中共历史上虽多有变化，但二十大的24人政治局，全部是清一色的老男人，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似乎给人们留下许多想象和猜测的空间。他认为，从中国政治的黑箱操作分析，彭丽媛进入政治局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10日访欧期间，第一夫人彭丽媛全程陪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总结此行成果时大赞彭丽媛的“魅力外交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彭丽媛入局的概率夏明说，原因在于，习近平的权力高度集中后，其心态基本上不能相信任何人。从李尚福到秦刚，一个个被清洗。第三届任期至今，政府内阁已经有大概近10个部长被撤职。习近平陷入一个心理上的危机。他的心理妄想狂、猜忌，对任何人都没办法相信。 “就是这种心理状态让习近平现在处于一种跟毛泽东一样的绝对孤独状态。当一个男人处于绝对孤独的状态，他只能相信他身边的女人。就像毛泽东相信江青，依赖那张玉凤一样。习近平他现在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夫人彭丽媛，还有他的女儿习明泽，可能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这是习近平的一个习家帮，我认为会在中国政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在习近平政坛上升的轨迹中，彭丽媛绝对不是依附习近平，而是在许多时候给他加了油，添了翅膀，让他两翼生风。他说，彭丽媛的成名比习近平早得多，彭丽媛耕耘的主要在军队，军队里的中央委员对彭丽媛有非常强的好感，这也是习近平权力根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彭丽媛自身就带有权力基础。这位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还指出，分析最近中国整个政治的动向就会发现，王沪宁之所以能作为三朝元老不倒，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王沪宁跟彭丽媛有一个非常更紧密的政治联盟。他说，王沪宁跟栗战书在二十大之前鞍前马后，通过人大修改宪法，最后让习近平能够连任第三届，把习近平扶上终身任职，还把习近平思想塞进中共的党章。 “下面，蔡奇跟王沪宁又会鞍前马后地把彭丽媛带到政治局里边去，这是强化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又一个更重要的手段。” 夏明教授还认为，彭丽媛的行政级别是军队的少将，在军队里地位很高，作为第一夫人，她要晋升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委员，很正常，没有破格提拔。因此，他认为，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概率是高于她不进入政治局的概率。中共建政以来主要领导人一直都是男性的天下，夫人参政，特别是在担任领导的丈夫仍然在世时，并不多见。文革期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钦点他的夫人江青进入中共九大政治局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同期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的夫人叶群。彭丽媛比拟江青乎？彭丽媛能后来居上，比拟当年的江青吗？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力和威望能让他“说一不二”，钦点彭丽媛进入最高权力决策圈政治局吗？目前的中共党内有没有这个政治条件和氛围？对此，中国政治观察家王军涛博士认为，条件和氛围可能会有，比如下面有些人要效忠习近平，可能会抬轿彭丽媛。不过他指出，你可以说习近平没文化，问题很多，但他在权力斗争上权术非常高超。继位之初，君弱臣强，在两个太上皇前，他隐忍，韬光养晦，没有打造派系。到现在十年，他能建立起个人的独裁，彻底颠覆邓小平，可以说，这个人权力斗争还有一套。 “如果以他的这种对权力斗争的见识，他应当知道，彭丽媛根本就没有办法胜任那个角色，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认为，现在彭丽媛如果不能上位的最大问题，不是底下没人劝进，也不是习近平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习近平他自己大概能估计到，彭丽媛不会起到江青的作用。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跟彭丽媛和习近平关系是不一样的。” 王军涛说，当年江青顶着上海的一个三流演员光环，跑到延安去找老毛，对老毛确实倾心相爱。而且江青也算是老革命，三八干部。在这一点，彭丽媛和江青远不能相比；在政治素质和对领袖的这种忠诚，远不能相比。因此，以习近平对自己利益的权衡来说，让彭丽媛入局，他不会做这件事儿。但是，如果要是在权力斗争极度激烈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特别、要保障安全的人，让彭丽媛作为一个安全检查员，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一些要害部门。不过他也强调，要强化彭丽媛的影响力，只要有一个办公室就行，不需她非要担任什么政治局的职务。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一定是在政治安全上确实感到一种急迫和紧迫感，那也说明，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政治安全也非常不自信。否则，如果他真的觉得大权在握，对中国局势已经可以颐指气使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彭丽媛做这件事。以他对权力斗争的洞悉，彭丽媛起不到他要起的作用，而且只会给他做一个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