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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化改革推动了财富创造,但也带来了社会分配的不均衡。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找到社会公正的“锚点”,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其实,社会公正不分制度,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愿意做,都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通常是“机会公平”——只要规则透明,每个人都可以竞争。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不同,它要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甚至主动调整“赛道”的坡度,以确保整体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被资本的力量拉向贫富分化的极端。 当下,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冲击等挑战。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正在受到考验。 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公正的含义,并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和思维方式。 网络图片 一、“先富带动后富”已经是过去式,现在要的是“结构性公平”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但今天的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人,真的带动了后富吗?还是财富的“梯子”被抽走,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在现实中,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竞争往往会导致垄断性不公正,这才是当下的核心症结。 如果不加干预,社会流动性就会下降,普通人越来越难以跨越阶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重新思考社会公平的逻辑:它不只是简单的“先富带后富”,而是要构建一种“结构性公平”,即确保社会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不会让大部分人陷入长期的不平等状态。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增强现在的社会公平: 再分配机制升级:过去主要靠税收和补贴来“调节”收入差距,但未来更重要的是让普通人也能积累资本,比如通过公有资本的分红机制,让国有企业的收益部分回馈到全民,而不是只流向少数投资者。 社会保障从“兜底”到“赋能”:传统的社会保障更多是“补救式”的,比如给低收入群体补贴。但更有效的方法是赋予他们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提供全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创业扶持,而不是只提供金钱支持。 网络图片 二、资本扩张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必须化解 市场经济的逻辑让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资本并不天然促进社会公正,甚至可能加剧不公。比如科技公司的垄断、房地产资本的过度扩张、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收益,都是社会公平的新挑战。 更何况,这些资本往往和权力走得很近,而不受约束,就形成了新的垄断。 尤其是现在数据、算法和平台效应,使得科技公司容易形成超级垄断,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市场资源,而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下降。 房地产的“吸血效应”也很明显,高房价不仅加剧贫富差距,还锁死了社会流动性,让年轻人被迫“躺平”。 金融资本的“繁荣幻象”已经持续多年,金融市场的高收益往往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而普通人的资产增长主要依赖工资,形成财富积累的不平衡。 应对以上这些有时代性的问题,首先需要做的是拆解科技垄断、鼓励创新竞争:通过反垄断措施,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避免超级平台控制所有数据和资源。 尤其是,防止垄断企业和权力之手过度靠近。 更要让资本市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比如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初创企业、社区投资等,让资本的收益更多回馈到社会层面,而不是只集中在富人手中。 网络图片 三、社会公正的新工具:数据与科技 在传统经济体系下,社会公正的实现依赖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政策。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可以有新的工具去调整社会公平: 个性化税收制度:未来,可以利用大数据实现更精准的累进税制,根据个人收入、消费行为、资产情况进行智能调节,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简单地按收入级别划分。 数据红利再分配:科技公司利用用户数据盈利,但这些数据是全民贡献的,是否可以探索“数据税”或“数据股权”,让用户也能分享到数据带来的财富? 区块链技术推动公共财政透明化:社会福利和补贴如果能在区块链上运行,资金流向更透明,减少贪腐,让社会资源真正流向需要的人群。 这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实现不再只是“劫富济贫”或“简单的福利补贴”,而是要通过新的技术和制度,让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加智能化、公正化。 网络图片 四、结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寻找新的“社会契约” 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那种“先让经济跑起来,再考虑公平”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社会公正不能只靠传统的税收和补贴,而是要从制度结构、资本运作模式、科技发展等多个维度进行重新设计。 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一个能平衡市场活力与社会公平的框架,让普通人不仅仅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或“劳动力”,而是经济体系的真正受益者。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努力。政府要从“调节者”变成“结构性公平的塑造者”;市场要从“逐利机器”变成“公平竞争的平台”;社会要从“被动接受政策”变成“积极参与公平塑造的主体”。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条新的道路,或许,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能保持增长动力,也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网络图片 不知何时起,“中年”这个词最常见的搭配成了“危机”,无论报刊杂志,还是亲友闲聊,“中年危机”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 在内卷的东亚社会,“中年危机”绝不仅仅是一个标签,也不是存在于部分群体的社会现象,而是大多数人的宿命,无法逃避。 职场上的浮沉、孩子的教育、夫妻之间的关系、家中老人的身体、自身的衰老……没有其它那个人生阶段,会比中年有更多危机浮现。太多标签印证着这一切,职场招聘的“35岁以下”,孩子教育的“一半孩子读不了高中”,子女就业的“985也只能去考公”,独生子女一代面对的“422家庭模式”,老人和孩子万一同时生病会有多么可怕…… 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中年危机》一书中阐释了这一心理现象。书中的十二个章节,分别以十二部文学作品为基础,铺陈不同的危机和人们如何面对,使得心理学著作也有了文艺范儿。 比如开篇的“人生的四季”一章,就引用了夏目漱石的《门》,以主人公宗助的中年困境和觉醒为例。宗助面对过职业挫折和情感失落,内心也因此消沉。他与另一半曾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走到一起,从此相依为命,但内心深处有一道因过往错误而设的门,使得他们走不出来,始终纠结。但宗助终于走了出来,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方向。河合隼雄坦言:“不过既然来人世走一趟,只看到过春天也太可惜了。春夏秋冬的风情都体验体验,多有意思”。 又如“站在入口处”一章,以广津和郎的《神经病时代》为例,讲述中年人如何面对职业瓶颈和重大家庭变故。小说中的那些经历和创伤,其实永不过时,在现代社会的感知甚至变得更为强烈。 河合隼雄在前言中写道:“现代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很多人会因为跟不上外界变化而迎来中年危机。不仅仅是职场,在家庭中也会迎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变化,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也会引发中年危机。如果固执于某一种观念,试图以永不改变的观念生活一辈子,一般来说很难行得通。中年时期人总要经历某种形式的人生转折。” 中年危机并不仅仅是外部因素的叠加,也有心理因素。人在年轻时,生命更具活力,注意力往往聚焦于外部,为了生存,还有一些人会为了梦想,紧迫感使人无暇他顾,而且往往是单身状态,“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可牵挂的事情很少。但到了中年,不管事业是否有成,生活品质如何,都会见到生活最真实的一面。此时,事业的瓶颈、身体的变化、家庭的变故,都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正如《中年危机》所言:“在青年时期,各种试错的过程或许还可以得到社会的宽容、认可,到了中年,社会的要求就要严厉得多,中年人不得不进行更好一层的修炼”。 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其实也是中年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平均寿命的延长,使得生命的时段出现了巨大变化。以往的四五十岁已经是老年,可现在却很可能只是中年的起步。 译者李静写道:“河合隼雄先生在《中年危机》这本书中给了我们珍贵的提示。人生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人生好像要翻两座山。年轻时翻过第一座山后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不妨放慢节奏,把眼光从外界收回到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在下降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度过一个好的中年,等同于为爬另一座山做了充足的准备:迎接衰老、迎接死亡。就像在《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那本书里启发我们的那样:知道怎么老去,才知道怎么让年轻力壮的年代更加精彩;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 “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是一句中年人理应理解的话。养家糊口,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条件,在东亚社会都被视为“责任”,如果它们不能被撇除,那么如何在极度内卷中面对无法回避的焦虑,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中年危机”,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听到和见到的具体事例也太多,但这一切往往会加剧焦虑感。同时,虚伪无用的心灵鸡汤也太多,动不动让人们放下这个宽容那个,却忽视了个体内心真正的需求。正是这种让人无法不焦虑的大环境,还有对“中年危机”的刻意渲染、将一切鸡汤化的思维模式,让“中年”更加成为人们的畏途。 四十岁是中年的关键时刻,在河合隼雄看来,人到四十就像是走在山棱上。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稍微踩错了一点点,都是无法预想的后果。而且,往右往左,看到的景色也会迥然不同。 网络图片 书中写道:“40岁的‘惑与不惑’,与三十而立之前的摇摇摆摆、找不到方向还不一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惑’还与随后而来的‘知天命’缠绕在一起,三十的‘而立’,是为了能站立在这个世界,根本顾不上‘天命’什么的(如果在二十来岁的年龄,就开始想着天命,自立的过程就会很艰难)”。 他以山田太一的《与异界人共度的夏日)》为例,描绘出四十几岁的困惑: “主人公47岁,是一位电视剧的编剧。小说虽以第一人称写,但他的名字叫原田,我们就称他为原田吧。他和妻子离婚以后,独自住在一栋公寓的七楼,这套房子是原田用来当作工作场所用的,离婚后就只好住在这里了。故事从这个场景开始。这个公寓,很多房子都是用作公司办公室的。每天工作结束,晚上也不得不在这里住了一阵子后,原田才发现,大家陆陆续续下班后,楼上楼下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本来就因为受不了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才离婚,现在能独自生活,多么自在呀。可不知为什么,正应该是自在无比的时候,却感到整栋楼晚上只剩自己,也有点‘太安静了’。离开故土、离开家人,孤零零的一个人,现代社会的中年人很多都品尝过这样的孤独滋味儿吧。即使每天走在大街上、每天和家人一起生活,也不见得就能远离孤独。如今无论男女,若没有孤独的体验,简直就没资格说自己是现代人。当然我们不是说现代人每时每刻都陷入孤独不能自拔,但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应该是有的。 主人公原田,确实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但实际上他依然给我们展现出一个现代中年的标准形象。人都是很任性的。日常烦心事太多,总想着挣脱粘嗒嗒的人际关系,最好能一个人待着。嘴上这么说着,真到了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为孤独而烦恼。原田正独自品尝着寂寞时,以前在一起工作过的某电视台的制片人间宫来访。原田像是遇到老知己一样跟他见面,却料想不到他说想要和原田离婚的妻子绫子拉近关系,今天上门是因为觉得事先跟他打声招呼比较好。原田感受着内心翻滚的情感,表面上的词语却不失冷静,临分别时还对间宫说:‘祝你成功!’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年人的悲剧。如果任由自己的情感爆发,瞬间就失去了人到中年的体面,随后内心也会对自己的失控行为厌恶无比。但反过来,把所有的冲动都硬压下去,像原田那样体面地处理自己的情感,压抑下去的能量又会在不可预知的场景中显示其影响。原田并不例外。在间宫离开以后,一会儿是故意刁难上门打招呼的女性邻居,一会儿是自己被神经官能症折磨得苦不堪言,烦恼不一而足。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对活在现代的中年人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生课题吧。” 四十岁如此,五十岁同样如此,人在中年阶段,更需要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话题,这不仅仅是现实,也是一种基于生命质量层面的探寻。 《中年危机》将人的一生比喻为爬山,不仅仅有上山路,登顶后也需要下山。书中更是将人生比喻为两座山峰,前半阶段翻越第一座山峰,中年后就要为爬第二座山峰做好准备。 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的中年人来说,第二座山峰的攀爬难度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地方。“深深地体验过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激烈变动,中年生活才富于色彩”,这句话其实是描绘一种理想状态,但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中年人面对的只有一地鸡毛。 全文转自为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网络图片 文图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临近午夜,贵阳一家豆米火锅店里只剩下最后一桌客人。 “我2000万,你们多少?”这张五六个人围坐的小方桌上,敬雅真率先开口。她是贵阳一家民办教育集团的老板,曾经拥有12家幼儿园。 “500万。”一对湖南的中年夫妻说。他们刚下飞机,就直奔火锅店。 “我们140万。这么一比,也不算啥。”来自辽宁法库县的张宁宁自嘲地笑了笑。 他们都是幼儿园老板,而这些数字,正是他们如今背负的债务。 受政策调整、生育率下降等因素影响,2020年以后,民办幼儿园大量减少——2022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较上年减少14808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2.98万人,较上年减少534.57万人。 老板们因此欠下了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的债务。这张饭桌上欠债最多的是敬雅真——她在20年里开了12家幼儿园;又在过去4年,陆续关闭到只剩4家勉强维持。而她个人,则背上了2000万元债务,成了限高人员,每天面对十几通催债电话和多起仲裁、起诉。 为了自救,敬雅真先在直播间讲幼教人转型,最近又开始卖白酒,向大家描绘了一幅靠卖白酒还清债务重新翻身的图景。围坐在周围的几位幼儿园老板,都是敬雅真直播间的粉丝。 “既然姐把大伙拉到一块儿,咱就先把心里的不快吐出来,然后试试呗!”张宁宁说完,端起白酒,和大家一一碰杯。这帮“从没想过有一天教育会干不下去”的幼教人,在这个午夜,选择抱团取暖。 “2020年的梦想” “我很牛逼。”几杯白酒下肚,敬雅真抬高了音量,谈起自己的创业史。她的声音柔和沉稳,嘴角总是微微上扬,标准的“幼教风”。如果不是头顶几乎全白的头发,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快50岁了。 2000年大学毕业后,敬雅真从北京回到贵州,2001年开始创业,做化妆品生意。短短4年时间,在贵州开了9家直营店和46个加盟店,生意好的时候,年流水能达到两三百万。 但在信佛的母亲看来,“化妆品是高暴利行业,能挣到钱但挣不到福报,做教育才有福报”。敬雅真便去找做幼教的朋友打听市场前景——彼时贵阳有100多家幼儿园,每个区除了一两所公办幼儿园外,其余都是民办的。朋友还说,国家正在大力支持民办教育。 “我特别听话。国家说支持,肯定没错,那我就干。”敬雅真喝了口酒。 当时,贵阳的公立幼儿园每月收费200多元,民办幼儿园700多元。敬雅真决定延续她此前做生意的思路——“赚有钱人的钱”,走差异化高端路线。为此,她专程跑到北京,加盟了一家连锁幼儿园,将当时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主张因材施教、注重孩子全面发展——带回了贵阳。 她的第一所幼儿园在2004年开业,每月1500元,几乎是当地最贵,但条件最好的幼儿园——教室里装了监控和投影仪,有轮滑课,甚至小提琴课。敬雅真擅长营销,2005年起,他们开始办名为“婴幼儿文化节”的亲子活动,搞爬行比赛和游泳比赛,做早教讲座和育儿沙龙,从市中心的广场办到体育馆再到湿地公园,每次都能吸引上千人参与。 凭借这些活动,幼儿园的口碑迅速传播。办到第三年时,入学名额已经供不应求。于是,敬雅真顺势开了第二所幼儿园。他们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从最初的招生宣传,变成了“剩余名额公告”。“不夸张地说,当时贵阳10个地产老板,起码有8个的孩子读的是我们幼儿园。教育局长的孙子读的也是我们园,都没送公办幼儿园。”说起这些,敬雅真掩饰不住的自豪。 陈莉萍(化名)就是在那段时间到敬雅真的幼儿园当老师的。选择这里是因为待遇比其他私立幼儿园好得多——其他私立园甚至不给员工交三金。她从2005年一直做到现在。在她的记忆里,2020年以前,入园名额都很抢手,“基本需要提前一年预定入学名额,临时来报名的,大多得排队。” 从自身经历出发,敬雅真把2010年至2018年看作民办幼儿园发展的黄金时期。口碑一旦建立起来,招生基本靠家长间的口口相传就足够。同样做了十几年“幼教人”的罗青,是敬雅真旗下一家幼儿园的园长,她也记得那段“闪亮的日子”——最夸张的时候,家长们会在招生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带着帐篷在办公室走廊通宵排队,有时甚至因为有人插队或试图走后门而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幼儿园还曾因此被教育局约谈。 2015年年底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一度出现的生育高峰,也让更多人看到机会,或继续扩大版图,或从其他行业投身幼教。 在湖南澧县办幼儿园的唐显,明显感觉到“孩子变多了”。2016年,身边生二胎的人多了起来,市面上的幼儿园挤不下了,自家幼儿园的教室也明显不够用了。于是,他把老师办公室和会议室改成教室来收孩子。银行的业务员主动找上门,追着唐显要给他办贷款。看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唐显贷了六七百万,在县里多开了两家幼儿园。 西安人王梦坤则是在那段时间“入局”的。2018年,女儿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小区配套的幼儿园名额满了报不上,附近其他几家幼儿园也都满员了,最后他跑到3公里外的别墅区,才找到了一家有入学名额的幼儿园。 为女儿找到幼儿园的同时,王梦坤也发现了新的商机。他算了笔账,一家幼儿园有100多个孩子,每人每月学费1980元,而每月房租和教师工资成本约5万元,再加上1万元的伙食费,“算下来,一个月能有20多万元收入”。于是,他也办起了幼儿园。 那段时间,敬雅真的幼儿园正在以平均每两年新开一家的速度扩张,范围从贵阳拓展到了凯里和铜仁,她同时加盟了美术、英语和早教等培训学校,不断拓展着自己在教育行业的商业版图。在她看来,“幼儿教育属于刚需,很长久的。哪怕我年底会花光所有的钱,一开学就又有大笔学费进账。” 她逢人便提自己的百年教育梦。这个梦是2014年种下的。彼时她做幼儿教育到了第10个年头,注册了教育集团。年会上,她信誓旦旦说要做百年教育企业,下一个目标是在2020年开到20家机构。 正中央的舞台上,身着红色大衣的敬雅真举起手机,让员工们打开微信,面对面建群。300多号人同时输入数字“2020”,这就是公司的全员微信群了。敬雅真把群名改成“2020的梦想”。日子最好过的时候,集团员工有489人,每年产值达5000万。 她一度觉得,梦想触手可及。 坍塌 “2020的梦想”微信群就这么一直存在着,眼看到了要兑现的那一年,梦想却毫无征兆地变成了“噩梦”。 敬雅真记得,2020年,幼儿园暂停了8个月。没有孩子入园,意味着没有收入,但12个校区的房租、物业和接近500名员工的工资、社保都要照常支出。敬雅真把办公室拿去抵押,从银行贷了500多万支付这些固定成本。她仍然信心满满,“觉得我完全可以还,挣个五年就还得了。” 但即便勉强补上因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在政策和生源问题的夹击下,幼儿园还是没能回到从前。 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贵阳市从2018年起开始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强调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营利性幼儿园改普惠的政策在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敬雅真集团旗下的幼儿园全部改成了普惠园。 在贵阳,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不能高于每月800元,而在此之前,敬雅真的幼儿园收费最低1780元,最高的能到2580元。按800元收费,意味着每个园要至少有300个孩子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但新冠疫情反复,入园人数一直不稳定,敬雅真只能继续贷款。在之后的两年,她抵押了家人的办公室、自己名下的房产和车,东拼西凑,又继续借了近800万元。她同时亲手摧毁了自己“2020年的梦想”——从规模小的幼儿园开始关停,比如只有6个班的园,最多只能收200个孩子,一个月的收入仅16万,完全无法覆盖商业性房租和员工工资。 2020年时,敬雅真把那个微信群名改成了“2021的启航”,但到了2021年,她又关停了两家幼儿园。2022年,再次关了两家。 网络图片 最“恼火”的日子在2023年到来了。 周围的公办幼儿园多了起来,不少孩子转去了公办园。毕竟那里更便宜,每月只要400元。罗青的解释是,即使自家费用降到了每月800元,家长们还是要货比三家,毕竟“大家手头都紧了”,也总会担心“幼儿园上着上着就垮了,或者老师们工资降了,服务质量下滑”。而公办幼儿园,似乎是更稳妥的选择。 出生率的下降也肉眼可见。2023年,唐显决定做早教来开源,但根本招不到多少孩子。走在街上,他发现“几个月都碰不到一个大肚子”,而原本连走廊里都要摆满床铺的医院产科,如今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一个病房里只有一名产妇,或者干脆空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22年起,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为负。 2018年新入局的王梦坤甚至连黄金时代的尾巴都没抓着,便一头栽进了深坑。 他投入200多万元创办的幼儿园,三年后却让他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债务。园里的孩子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倒三角”分布——年龄越小的班级,孩子越少。他发现,甚至连周边每月收费仅500多元的公立幼儿园都招不到学生了。于是他开始在各个业主群里频繁发布招生广告,试图挽回局面。 欠下的债务使得此时的敬雅真官司缠身,“以前大家还理解,现在疫情过了,幼儿园开业了,该还钱了。”于是,员工讨薪、家长退费以及各种债务催收,都找上门来。敬雅真前后欠了2000万,银行账户被冻结,成了限高人员,旗下教育机构全部关停,幼儿园也关到只剩4家。 质疑声也出现了。有网友好奇,原本每年挣几千万的人,为何会还不起债务?敬雅真就开始算账,幼儿园是重资产、劳动密集型产业,前期投入不菲,办一所幼儿园最低要投资500万。后期口碑越来越好后,她能拿到的都是“大地产商的大楼盘”,投资往往在800万至1000万元之间。且新园正常营业情况下,也要到第三年才开始有盈利。 她也反思自己风险意识太薄弱,没有留风险储备金,每年拿出盈利的20%给员工发年终奖,剩下的都用来投新项目,开新园。也有人说她蠢,“公司破产就破产,反正是股东的钱,何苦自己去背贷款?”敬雅真解释,自己当时是想要保住企业和品牌,“毕竟还想办百年教育企业”。 偶尔她也委屈,“民办教育法说我们可以自主招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时政府鼓励民办教育的时候号召我投入全部身家去干,现在收费却要一刀切,我们只能自生自灭。” 自救 敬雅真想要一个体面的退场,那意味着,她要先还清债务。目之所及最快的来钱方式是直播带货。 为了方便直播,最近3个月,敬雅真一直住在公司。 办公室是她和弟弟公司共用的。她在这个几平米的房间里搭起简易衣架和单人床,每晚9点到11点直播。春节前,她在卫生间门口摔了一跤,胸椎压缩性骨折,戴了3个月护具。 一按开播键,敬雅真就坐得笔直,用幼教人特有的柔声细语和粉丝们互动——她跟进入直播间的人挨个问好,回答评论区的每条留言,讲到作为“负债人”的日常时,她拿出一个装了十几张百元钞票的红包,亮在镜头前,说她的银行卡又因为官司被冻结了,只能靠老公给的现金生活。 网络图片 每播几分钟,她都要请求点赞和关注,还不忘伸手比心,以活跃直播间的氛围。从前的敬雅真可不是这样的,她放不下教育工作者的身段和面子,总觉得自己大小是个公司董事长。她可以面对台下的几百人讲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经营之道,但绝不肯在短视频中抛头露面。 2022年,她和女儿被封在隔离酒店待了21天。那段时间,她成天刷短视频,看到连俞敏洪都出来直播卖水果,“同样都是教育从业者,俞敏洪都财务自由了,还能为了企业使命放下身段,我有什么不可以的?”解除隔离后,敬雅真决心“冲破思想枷锁”,并注册了自己个人的短视频账号。 她先后花了1万多块钱,买了三个人的课程,学做短视频和直播,比如如何面对镜头,如何吸粉,如何选定受众和内容方向。当时的老师跟她做了两次连线后,建议她做to B 的内容,即面向同样做园长的受众,输出自己做幼儿园的管理和营销经验,进而变现。 敬雅真接受了这个建议。做了一段时间直播后,她果然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幼儿园园长,大家面临着同样的窘境。那段时间,政府鼓励做0-3岁孩子的托育来增加幼儿园收入,敬雅真就开始在直播间讲怎么做托育、如何申请托育补贴。每份课577元,她卖了100多份。 后来,她发现很多园长不懂如何招生,也不会做短视频,于是将自己掌握的方法和规则整理成课程,售价2000多元,卖出了几十份。然而没过多久,一位园长申请退课——这是她唯一一次收到退课申请。对方在申请中解释说,想退钱交房租,并附上了两张微信截图:一张是房东催收房租的信息,另一张是她向表姐借钱被拒绝的对话。敬雅真通过后台联系了这位哈尔滨的园长,提出将课程免费送给她,并决定将课程下线。 “收这个钱让我觉得于心不忍。”她发现,很多人即便买了课,也还是不敢面对镜头。至于托育补贴,由于各地政策不同,有些人按照课程的讲解准备好材料后,却连相关部门都进不去,资料更是无从提交。敬雅真不想做“割韭菜的事”。 2023年,她开始效仿俞敏洪,直接带货——白天在幼儿园当园长,晚上回到公司直播到夜里11点半,售卖贵州的辣椒、豆腐、腊肠等特色农产品。然而做了两三个月后,合作的辣椒面厂突然通知她无法继续一件代发。这时,敬雅真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始终被他人牵制。且农产品单价低,一包辣椒面只卖9块9,在流量不足的情况下,根本赚不到多少钱,更别提还债了。于是,她萌生了做自己的品牌的想法,希望自己制定规则,掌握主动权。 在茅台镇开酒厂的亲戚几年前找过敬雅真,希望她帮着做营销和渠道,她都拒绝了,她自称“此生只做教育”。如今她主动找到亲戚,提出入股酒厂,做自己品牌的酒,包揽营销策划和商业模式。 带着几个教育集团的员工,敬雅真从幼儿园搬到现在的办公室正式开始转型。离开幼儿园时,她拍了条短视频宣布暂别做了20年的幼教行业,开启二次创业。她开始每天直播,给自己的人设是“负债人”“幼教人”和“创业者”,宣告自己要开始卖白酒。 她不直接将酒卖给消费者,而是在直播间招募“云股东”——每人掏一笔钱就能成为一级粉丝合伙人,酒厂会以低于销售价许多的价格寄一批酒给股东,由对方通过自己的渠道去销售。招满100位后,启动下一级招募。这是一种类似微商分销的模式。目前吸引到的30多位合伙人,都是幼教从业者。 在敬雅真的设想里,随着雪球越滚越大,就会有更多人帮自己卖酒,而这些负债人也可以跟着自己轻资产创业,“一起上岸”。唐显和王梦坤就是她招募到的第一批“云股东”的代表,他们从她讲幼教人创业卖货一路追到卖酒,有人是出于对同为负债人的敬雅真的支持,有人则是抱着“存酒也不亏”的心态,加入了她的计划。 网络图片 宣布关闭幼儿园二次创业的视频,引来了两三家媒体采访,2月播出的一条片子还上了微博热搜。网友质疑她欠债还穿UGG,有人指出她办公室用的是苹果电脑,还有人质疑她是因为把资金挪去投资其他产业,而导致欠债。 敬雅真一一解释——UGG是花几十块网购的,苹果电脑是公司发展好的时候买的,当时每年年会都会给优秀员工发苹果电脑和手机。比起这些评论和争议,她更关注流量。只有被更多人看见,才能破圈。 “不把债务带进坟墓” 2月底,为了见第三批“云股东”,敬雅真特地去做了头发。她还不到50岁,但头顶的头发在过去四年里几乎全白了。原本每隔两周,她都要用泡沫染发剂染黑,这一次她决定不染了,反而做了银白色的挑染。白发成了她新形象的一部分。 见面会有些冷清。几个广西的园长撞上了开学来不了,石家庄的园长被教育局约去谈幼儿园收购合同,王梦坤周末忙着干书法班的老本行。最终只来了唐显夫妇和张宁宁夫妇。 饭桌上,张宁宁讲起自己一定要来贵阳的原因。 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从母亲手里接下幼儿园,这是当地县城最大的民办幼儿园,最多的时候有280名孩子就读。可这些年,孩子越来越少。母亲去世后,她还有扩建幼儿园的140万债务没还。眼瞅着2024年秋季招到的孩子又变少了,张宁宁索性把车停在一家周易八卦算命馆门口,跨了进去,“比起心理诊所,东北人迷茫的时候更愿意诉诸玄学”。 “幼儿园干多了压你运气,最好干点儿别的。”大师指点,“比如跟水有关的行业。” 难不成包个水塘养鱼和王八吗?张宁宁和丈夫寻思着,当地一共就两家卖水产的,都快赔死了;开奶茶店的话,少说也得先投三四十万。“要不卖酒呢?”丈夫随口提了句。 过了没两天,张宁宁发现自己关注了两年多的敬雅真宣布转型卖酒。“这不巧了么?”她赶紧给敬雅真发了私信。通完电话后,张宁宁先是花500块钱买了两瓶酒,过完年,拽着丈夫一起赶往贵州。 “我这几年说得最多的就是‘不想干了’。真不想干了,当初我妈说干幼儿园一辈子不失业,但我现在寻思,任何一个行业都比干这强。比如我家边儿上的快递驿站就比我们强多了,孩子肉眼可见地在变少,但快递每天都嘎嘎多。我们搁坑里爬不出来,咋整啊?我就寻思先拿卖酒整个副业试试呗。” 东北话自带的喜感逗乐了其他几个“负债人”。 “你直播非常有天赋,也放得开。”敬雅真打算为张宁宁打造个人人设。第一期云股东会时,她就给每个人量身打造了人设。其中,唐显的人设是“忧郁中年男人”。回湖南后,他每天让妻子帮忙拍短视频,面对镜头说着,“男人可以失败甚至一无所有,但是不要一蹶不振,更不要失去从头再来的勇气”这样的台词,叹口气,再喝口酒。就这样,他通过卖酒赚了几万元。 敬雅真总爱把to B、to C之类的互联网“黑话”挂在嘴边,她说要给“云股东”们“赋能”——这也是她近两年刚学会的词汇。她还号称三月份要把办公室打造成生活方式空间,说着,她拿起手机滑动微信列表,“我可以给你们看,我联系了贵州最牛逼的茶专家。将来我不仅卖酒,还卖茶叶、玉石、珠宝,我要聚齐一批有资源的人,让大家都做成当地资源的集合体。” 未来太遥不可及了,负债人们眼下最关心的还是怎么还债。 唐显说,这学期结束后,他就得停掉3家幼儿园中的两家——大班眼看要毕业了,小班连一个班都招不满,再开下去也是继续亏。至于卖酒,按照目前的形势,他一年赚几十万问题应该不大。而欠着的500万元,以及自己花大几百万盖的幼儿园在关停之后能转去做什么,才是他最发愁的。 虽然喊了无数遍“不想干了”,张宁宁其实还想再坚持一下。园里的老师、阿姨都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她想撑到她们退休,“如果能坚持10年,我这点儿欠债也能抖搂完,她们的社保也该交得差不多了。再说,不干幼儿园的话,我上哪儿给自己交社保去?” 敬雅真也畅想过退休。她原本的计划是,到了50岁就办退休,将公司交给年轻人管,自己跟朋友一起周游世界,学习不同国家的幼教理念。敬雅真距离50岁只差一个多月了,而她现在唯一的想法是,“不把债务带进坟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网络图片 要不要让工厂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交社保? 这个问题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当然实际上也很荒谬,但是,它还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栋梁注:不是郑成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关于机器人员工该不该按月缴纳社保的问题“现在也在讨论”。 郑功成教授没有具体说明是学术界在讨论还是社保局在讨论,但是请注意,郑功成是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会长,也就是沟通社会保障学术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最核心的那个人。 郑代表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机器人缴纳社保的话题,绝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想法,也绝不会仅仅是一个初步设想。很显然,机器人缴纳社保在某个层级已经形成了方向上的共识,所谓“在讨论”应该只是征缴范围和征缴力度等操作细则上的讨论。 关于机器人缴纳社保的提法,可以理解为一次“政策放风”,是一次“舆论测试”。 作为人类员工,这几年早就感受到了“社保缴费的责任”越来越重,社保最低缴费基数逐年上涨,乃至大幅上涨。以我所在的广州市为例,2024年即便按照最低缴费基数交社保,企业加个人缴纳部分加起来,每人最少1669元。 网络图片 而到了2025年2月,这一数字又提高到了1810.55元,上涨幅度达到8.5%。相比过去一年人均工资收入的变化(我就不提增长了),大家可以感受下这个趋势。但即便是这么大幅度的上涨,仍然是不足以缓解社保基金支出压力的。 社保基金的开源,已经不满足于每年几个百分点的上浮,而是要开始“批量操作”了。 例如最近各个平台开始推进的给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缴纳社保,将来这一范围大概率也会扩展到网约车司机、按摩技师等群体,以5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将为社保基金新增数以千万计的年轻的缴费账户。 那这样就够了吗?我算不出来,但是从郑功成会长以及其他社保相关人士的言行来看,批量新增社保缴费账户的计划还会继续推行下去。 机器人,将会是极具想象空间的社保征缴对象。 当然,机器人自己不会拥有财产,这里指的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用了机器人的企业,需要因“雇佣机器人员工”这个行为而承担社保缴费责任。 在郑功成看来:你企业原来雇佣人类员工要交社保,以后如果70%改成机器人员工,你企业是省钱,那社保基金怎么办?我们这些依附在社保体系上生活的人怎么办?所以,你雇佣机器人员工也应该要给它们交社保。 这个逻辑,可真是相当厉害了。 唯一的问题在于:社保基金是目的还是手段? 如果社保基金是手段,目的是为了保障广大职工的劳动权益和退休生活,那它的征收和支出就应该各自有个限度,不能太离谱。 如果社保基金本身就是目的,它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持社保基金本身的存在和壮大,那很多我们看不懂的事就有了解释。 一点建设性意见: 既然是税收,就尽早把名字改过来吧。机器人毕竟不需要养老,让它们缴社保名不正言不顺的,传出去可不好听。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上周,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牵头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达成交易,收购世界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其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Balboa)和克里斯托瓦尔港(Cristóbal)。此项交易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称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管理上的影响力让人担心之后进行的。 专家认为,这一大型交易的达成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是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胜利。这一交易的影响还有可能重塑全球海上基础设施,并引发美中竞争的巨变。同时,这也显示在特朗普政府将持续动员私营企业,并与私营企业合作来解决某些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 李嘉诚迅速局势变化作出反应,“美国优先”政策获胜? “我的政府将收复巴拿马运河,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3月4日,特朗普总统在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中谈到。同一天,美国贝莱德集团宣布了与长江和记的交易。此次收购也被特朗普总统称为“美国的一次胜利”。此前,特朗普总统多次声称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李嘉诚的公司控制巴拿马运河。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拉美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Evan Ellis)认为,这是李嘉诚看到地缘政治变化后快速对局势作出的反应。 “我认为这代表了长江和记态度的转变。该公司认识到,特朗普政府非常注重他们是一家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公司,因此迅速改变了姿态。”他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 不过,他说,在这宗交易中长江和记也没吃亏。该公司将从此次交易中获得的190亿美元现金收益,远高于分析师估计的港口资产为130亿美元的估值。 瑞银(USB)分析师表示,长江和记今年6月的净债务水平为177.6亿美元,出售所得款项可能使该企业集团处于净现金状况。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3月6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说,国际冲突扰乱航运网络、关税壁垒不断上升削弱全球贸易前景、中国经济逆风抑制未来增长种种因素作用,港口控股对于长江和记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这次交易是美国政府拉美政策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胜利,”文章写道,“目前,它应该可以缓解人们对中国通过香港的长江和记在拉美的存在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的担忧。” 卢比奥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巴拿马和其他四个拉美国家。其中巴拿马是他出访的重点。卢比奥出访后,曾是中国在拉美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的巴拿马政府决定退出该倡议。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埃利斯说,与中国撇清关系也给这些港口获得更多注资铺平了道路。“人们认为这项协议意味着新股东将增加投资。其一,贝莱德拥有更多的资金,其二,这些港口撇去了中国因素的敏感性。”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担忧不能完全消除 巴拿马运河自1914年通航,作为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水道,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运河,船只不必经由南美洲最南端,节省了航程和时间,从而降低运输成本。 每年约有1.3万艘船只通过这条51英里长的运河,占据了全球贸易总量的5%至6%。 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用户,美国商品出口和进口集装箱总量约占巴拿马运河运输量的73%。每年,美国40%的集装箱运输量通过巴拿马运河,年运输的货物总额高达2700亿美元。 2017年,巴拿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为中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投标铺平了道路。近40家中国公司已在巴拿马开展业务,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巴拿马也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称,北京“在运河内外日益增强的存在,使这条水道成为中美争夺势力范围的导火索”。 特朗普总统一直对于该运河对美国船只的收费不满,称费用过高。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能够通过运营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长江和记对该运河管理施加影响力,从而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勒兰德·拉扎勒斯(Leland Lazarus)曾告诉美国之音,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中美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爆发冲突,而美国海军需要迅速将船只从大西洋通过巴拿马运河运往太平洋,中国公司可能会拖延这些行动。 “中国所有主要的航运和港口管理公司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几位总经理和董事长都是中共党员。中国 2017 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中国公司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意味着中共可以影响中国港口管理和航运公司的行动,以服务国家利益。 ”他说。 不过,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埃利斯教授警告说,虽然交易让事情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但不能说安全顾虑完全消失。 “目前,行业标准使用的起重机是振华重工的起重机。当使用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扫描时,数据会去哪里?集装箱上芯片的数据会去哪里?”埃利斯问道。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在去年9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国企上海振华重工支配了港口起重机的全球市场份额, 目前占美国港口船对岸起重机业务的近80%。 “我们联合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表明,振华重工如果有此意愿,可以充当特洛伊木马,能够在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方的要求下,帮助他们利用和操纵美国海事设备和技术。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隐患有可能会影响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地的美国人。”报告说。 目前还不清楚,贝莱德一旦接手后会不会更换这些港口的设备。也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贝莱德是“全球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 除此之外,埃利斯指出,中国物流巨头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仍然是巴拿马运河的主要运营商之一,并且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巴拿马运营的众多其他中国实体,以及巴拿马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能使得北京当局能够在重要时刻对巴拿马当局产生影响力。 对中国在巴拿马以及拉美更广泛地区的影响 除了巴拿马的两个重要港口,此次交易涉及全球除中国和香港以外的43个港口。这次的交易意味着中国公司失去了大约1/3的海外港口,而转由美国公司来控制这些海运港口。 在二战之后,美国曾经是世界唯一的海洋超级大国,其港口管理和造船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不过,在过去40年中,美国公司逐步退出全球的航运和港口运营,而转而在价值链更上游寻找更高的财务回报。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其产业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投资海运。根据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SIS)的分析,到2022年,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前100大集装箱港口中的61个港口拥有或运营码头。经过25年的产业政策,中国企业在航运、造船、集装箱及港口设备领域也占据了类似的巨大市场份额。 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对这次交易表态,但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星期四(3月13日)转载一篇评论文章,形容有关交易并非“普通商业行为”,呼吁“面对如此大事大义大节,有关企业当三思”。 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使用大国。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中国占据了巴拿马运河货物运输量的21.4%,仅次于美国。 RSIS的分析指出,关于企业对港口管理与国家权力的相关性,一直存在争议。 “港口的所有权和运营权意味着重大的战略问题,”这篇分析文章说,“港口管理的地缘经济优势是相当大的。” “考虑到所涉及的资本总额以及港口对经济成功的关键性,这些战略投资赋予了外国政府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港口运营商可能能够偏袒某些托运人,给予他们优先权和对关键供应链的特权访问权。”文章写道。 RSIS的分析说,贝莱德交易规模太大、太引人注目,对地缘经济的影响太大,无法超越政治。 在中国,已经有人担心美国企业接管巴拿马运河后,中国可能会在因为安检拖延,保险以及锚地费用的提升以及海运航线的改变而增加航运成,另外,通行的中国货轮可能也会有数据安全方面的隐患。他们建议中国政府找到长期的安全替代方案。 美国私企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 除了巴拿马的两个重要港口,此次交易涉及全球除中国和香港以外的43个港口,他们不仅仅是物流和运输枢纽,它们还是全球贸易流动中的关键节点。 美国战争学院的埃利斯认为,特朗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在这一政策下,私营企业常常在外交与政治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贝莱德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收购涉及关键国际贸易路线的港口,实际上可能为美国政府在全球供应链和战略要道上的影响力提供了间接杠杆。 “这次交易也提醒我们,美国的私营资产可以是中国(一带一路)资产的一个有效替代,就在世界其他地方发挥重要作用。”他告诉美国之音。 鉴于特朗普公开祝贺这家“大型美国公司”,并表示希望他们也能购买“其他几条运河”,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分析认为,他的政府正在培养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促成了这笔交易,并将继续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关键基础设施交易。 目前,各国政府以及航运和贸易行业将密切关注这一领域。该协议仍在敲定中,甚至也有可能失败。交易将由巴拿马政府批准。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或者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公司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外包内容包罗万象,从制作PPT到撰写文案、到项目方案设计和写程序,都可以花更少的钱找人替自己干活,甚至形成多层次的“外包链条”。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职场剥削、就业市场、劳动法规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白领外包工作 “二牛马”群体悄然崛起 接活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失业的前职场人,或者拥有一定空闲时间的全职育儿妈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接活,但是相对来说待遇较低,也没有五险一金,被网民戏称为“二牛马”。有的“二牛马”甚至把接到的活再次外包,分放给“三牛马”甚至“四牛马”。 近日,一篇名为“时薪20元,我把工作报给在校大学生”的文章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Nico的金融公司女白领,在长时间通勤、工作任务重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下,把自己的文书工作通过社交媒体以每小时20元的价格外包给了几个代工者。 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Nico前后找了好几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不过,她有些担心暴露,因为她觉得没有哪个公司的领导可以认同这种外包的工作方式。 文章还描写了其他几个角色:从当文案策划“二牛马”开始、如今因为活儿太多把自己发展成了中介、往下找“三牛马”的阿青;从高中结束就开始接活、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也接过整整一年中学历史课教案的小雨;还有遇到过拒不付款和要求写变态色情小说的奇葩甲方的海星。 最初发表于搜狐的这篇文章下面引来了大量身同感受的评论。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我们部门就是这样干。大家说好,取消部门活动,每月6个人,每人出500,总监出1000,把所有策划案、设计都私下找学生外包了,天天上班比以前轻松多了,办公室喝喝茶就好。”也有人戏谑的评论:“只要学生够努力,社会就能喘口气。” 还有网友感到忿忿不平。一位湖北的用户说:“说白了就是一级又一级的向下剥削,那这个产品、工作什么的,能做好才怪;”还有一位评价道:“20元一小时是剥削行为,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都是有文化的大学生,别这样好不?”结果,这条贴引来了“比20时薪少的比比皆是”和“20元已经是兼职届的中上水平了”的回复。 史上最有名外包案:美国码农找了中国“二牛马” 史上轰动一时的外包大案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一位名叫Bob的中年美国码农,供职于电信公司威讯(Verizon)多年,多次荣获“最佳程序员”称号,做事靠谱、为人低调。 2012年,威讯公司偶然发现,一个来自于中国沈阳的IP频繁使用Bob的账号登录公司的主服务器,而且虽然每天都登陆,但只是认真地写代码,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终于,在被公司领导约谈后,Bob交代了事实:年薪25万美元的他,用一年5万美元的价格,把工作统统外包给了位于沈阳的中国码农。Bob从此假装上班,但是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刷社交媒体、看猫咪视频、网购,一年还净赚20万。 被公司炒掉的Bob几个月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接单以及外包做中间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经济产物”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位于中国、曾经当过也找过“二牛马”的白领周琦(应本人要求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周琦首先非常不认可“牛马”这个词,而是觉得“供应商”、“打工人”、或者“甲方”、“乙方”更合适。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打工人的市场,其实只要涉及到利润足够进行二次分配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进行外包,”周琦说。 周琦总结外包现象的特点时说,只有利润足够高的情况下,外包才有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老板也不会追究。“打工人本身可以拿到比较高额的工资,但又不想花费力气在一些无意义的内耗工作上,就可以把简单重复的工作,外包给外面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有些是不工作的妈妈,有些是失业人士,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份收入,哪怕是很微薄的收入,对于待业人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过程,”他举例说:“假如今年接单者接到老板给的项目提成是1000块,他以700的价格分发出去,自己赚到300。他们维持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当明年提成的价格上涨到1200,甚至1500,接单者仍然可以按照700分发出去,这就是利润的来源。” 不过,周琦接着解释:“如果一单的提成被老板压缩成700快,那接单者往外分发的时候肯定会压价,把价格压到400或者300,看是否有人接单。一旦没人接单,那证明这个价格在市场上行不通了,干脆只能自己干。” 劳动法是否形同虚设,不加班到底有无可能?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现象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民不举官不究”,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白领的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主要还是竞争,现在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打工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完不成这个业绩,马上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很现实的。” 李强解释说,他接触了不少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白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长高达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997(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外包的活可能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活,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工作动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外包出去他轻松点,老板也默许。” 周琦不认为外包现象和失业率有什么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跟内卷不内卷,失业不失业没什么关系。有足够的利润,那些聪明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一些重复性的、自己不相干的工作,外包给有需要的人。市场也会在几次合作之后,给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政府在约谈民营企业,要求控制加班现象。他说:“现在整个就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再加班了,就是想扩大就业人口。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加班工作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一个人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那压缩到四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工作就会多出来,就会增加就业率。现在是在鼓励这些企业自觉行动,下一步政府可能会强行要求把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有太多的失业人口了。” 不过,李强也认为,这个举措“现在就是走走看,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 中国政府“反内卷”政策 试图控制加班文化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2月上旬,美的、海尔多家工厂的员工收到“取消常规加班,严控工作时长”的通知。中国《界面新闻》“2025年反内卷第一枪”的报道说,3月上旬,三家中国公司因为员工下班时间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榜引发讨论:大疆“强制员工9点下班”,美的“被曝强制6点20下班”,海尔“加班必须提前一周审批”。 3月12日,联想集团公众号发布文章《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称“反对996,大部分人都能准时下班“、“不打卡,灵活办公,不会形式主义地要求几点下班”,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自科技创新,而非无意义的内耗”。 强制下班在各大企业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21年,互联网公司就走在大疆、美的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前面开始鼓励减少加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宣布加班得“按需申请”;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要求工作日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办公区域;美团优选恢复双休,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四年之后的今天,“强制下班”被重新提及,恶化的内卷式竞争还惊动了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7月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内卷式”竞争。 此外,欧盟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的《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也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是悬在产品出口欧洲的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例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提供或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 11 项指标来定义强迫劳动,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
在中国,做官一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从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官”似乎就意味着成功、体面、权力和资源。 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让人们把官职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把体制内外分成“天上地下”,甚至让整个社会都围着权力运转。 但是,如果社会把“做官”当成唯一出路,那国家的发展就真的没出路。 网络图片 官本位的危害很多。它不仅让人才流动受限、市场活力下降,还让政府内部充满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然还有腐败横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可在不少地方,权力依旧是最值钱的“资源”,而不是创新、市场或劳动。 这不改变,谈什么现代化? 官本位的第一大毒瘤,在于权力通吃一切。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不仅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利益和特权。 中国人普遍都非常迷恋特权,即便一些要求反腐的人,其实也是因为嫉妒自己没有特权。一旦自己可以享有特权,他们就认为这是合理的了。 虽然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但很多地方,官本位的思维仍然影响着社会运作。 比如,在不少地方,企业家要想生存,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找关系;人才要想发展,靠的不是能力,而是“靠山”。 公务员考试热度年年不减,大家挤破头都想进体制,不是因为他们都热爱公共服务,而是因为这份工作稳定、有地位,还有各种“隐形福利”。 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条件和报考流程- 国家公务员考试最新消息 这种“权力通吃”的局面,会造成几个严重后果: 1、市场被权力绑架,企业失去竞争力。在权力决定资源分配的环境里,企业不是拼产品,而是拼人脉,真正有创造力的企业往往被边缘化。 2、年轻人失去动力,社会活力下降。最优秀的人才不愿去搞科研、创业,而是去考公务员,社会就会失去创新的源泉。 3、政府本该服务社会,却成了资源“裁判”。本来应该制定规则、保证公平的政府,成了最大的利益分配者,甚至自己下场“比赛”。 官本位思想淡漠的国家,这些现象都会减少。 比如在美国,尽管精英也需要很多人脉关系,但我们这种通过官衔就能直接获取特权的官本位现象要弱很多,年轻人也很少以当公务员为荣。 再比如在德国,一个蓝领工人如果技术高超,照样可以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些国家,真正有价值的是个人能力、创新和专业精神,而不是权力。 在欧洲,人们的价值和追求总体来说非常多元化,没有什么官本位思想。 网络图片 但在中国,很多人仍然相信“当官”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一些富豪,赚了钱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投资研发,而是想方设法“靠近权力”——捐款、拉关系、给官员子女安排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意铺路。 这种现象,一方面让市场主体们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比如创业贷款,反而只有关系户才能贷到,真正创业的人没有机会,这就让整个社会陷入“唯权力论”,好像除了靠近权力之外,干什么都没有安全感。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官本位?要真正改变这一切,必须从几个方面下手: 1、政府将手缩回去,让市场真正决定资源。政府的核心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掌控资源。减少审批环节,放松管制,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2、公务员去“特权化”,让体制不再是“香饽饽”。让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机构,而不是利益的“收割机”。减少公务员隐性福利,提高责任追究力度,让“当官”变成真正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 3、提高社会对创新和专业人才的尊重。让创业、技术、科研等领域的人才,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回报,让年轻人看到除了“当官”以外的更多可能性。 4、强化法治,让权力关进笼子。只有在法治之下,官员才不能随意干预市场,企业才能真正靠实力生存,个人才能不依赖权力而获得成功。 不破不立,唯有改革!不改革官本位,就没有发展的出路。 官本位思想不破,社会将长期陷入恶性循环:官员热衷权力,企业家热衷公关,年轻人热衷考公,整个国家的活力就会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权力游戏中。 中国要真正现代化,必须彻底摆脱这种思想束缚,让市场回归市场,让权力回归权力,让人才回归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尽管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不改革,就真的没有出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网络图片 几天前上海某高校老师发帖:院长说我们外国语学院,今年毕业生就业率才到7.69%,一百多人就签了9人,叫我们老师给他们找找… 数据惨淡(据推测该校还是华东某知名985),但可信度非常高。去年这时候我们学院(985电子院)算上保研留学,本科落实率也仅有40%左右,要知道再往前几年,三四月份数据轻松能到80%+,每个同学最后都有较好的去向。 2025全国高校的应届生“就业落实率”为55.5%(包含考研、留学、自由职业等创新型就业),眼看离发毕业证只剩两个月,相信该高校作为头部学府,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期主要是分享一些提升就业数据的小妙招。 教育部在2021年将“就业率”更名为“就业落实率”,明确将升学、留学纳入统计范畴,此举显著拓宽了就业的边界,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 毕竟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就只是上班工作,用劳动换钱,而当下高校毕业生的出路早已不局限于赚钱——有考公的、有考研的、有留学的…整体上呈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的趋势。 以北大为例,2024本科生就业率高达93.81%,其中84.2%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含国内读研和留学),实际协议就业比例突破10%,说明引入新的统计规则,确实能有效提高就业数据。 事实上升学率超过50%的高校放眼全国都没几所——湖南大学38.5%(985),福州大学38.6%(211)…虽然部分双非院校从大一就开设“考研学院”,择优录取新生一心考研,但从最后的就业贡献上看,性价比并不高。 不建议盲目考研,更不建议强迫考研失败的同学签订“拟升学”承诺书,虽然能解一定的燃眉之急,但次年的研究生录取数据不好统计。 尽管很多高校实践后效果显著,但同样不建议引导学生签假协议、交钱上班、扣留毕业证、以评优相逼等做法,轻则有违人伦道德,重则可能会把准备考公考编同学的应届生身份给搞丢…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重心应放在协议和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和创业这三个方面,其中“灵活就业”最为关键。 教育部在2020年新增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等自由职业,这些均是合法的统计指标,像公众号博主这种门槛低到仅需手机号就能注册的灵活职业,可操作性极强。(建议失业的各位都去注册一个公众号) 当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像什么做家教、摇奶茶、卖QQ号、闲鱼出二手等,理论上均可被认定为灵活就业,难点在于伪造“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的收入流水。 但其实也不难,公众号原创文章可以开通打赏,无需起号还不扣税,两手一倒就是一份包含实名信息的收入流水(没规定不能自己给自己转)。事实上都不需要具体的收入信息,每月的生活费截图也是可以纳入统计的,这样闲鱼再把二手卖给室友也能凑够数… (直接转钱或P图固然更简单,但那毕竟是公认的造假,这里提到的方法都是在规则框架里完成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可以参考以下现实案例: 未签约毕业生只要发布≥5条抖音视频,即可认定为“新媒体创业就业”。 只要每周更新3篇小红书笔记,即可归为“互联网营销师”。 只要在朋友圈发布过广告、闲鱼有交易记录,即可认定为“电子商务从业者”。 只要是在备考公务员、研究生,就可认定为“教育咨询师”。 只要是协助家中小店,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管培生”… 甚至只要承诺未来6个月内从事自由职业(如家教、代购),无实际收入也可计入就业率 教育部2023年查处的案例中,仅0.3%高校受到实质处罚。 对高校而言,靠“引导学生灵活就业”来美化数据虽有争议,但比起伪造文书,误导学生签劣质三方,此举不仅高效规范,还无比安全,数据上去了,经费、职称、招生名额自然就来了。 对学生而言,选择“灵活就业”不影响应届生身份(暂时)、不用花钱找人盖章、不再忍受导员的电话轰炸,签它不仅能继续二战三战四五战,还能为母校的“双一流申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防杠,本期用了修辞手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千只羊群在燃烧
网络图片 凤凰网原创 越南实行15年免费教育,引起我国舆论关注。“我国何时实行15年免费教育?”,这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作者|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28日,越南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宣布从2025-2026年新学年开始(2025年9月起)实施全国公立幼儿园至高中阶段学生学费全免政策,覆盖2320万学生(未含在各职技教育与成人教育中心的学生),每年需投入约30万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5亿元)。 这一举措,不仅直接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被视为越南推动教育公平、争夺未来人才竞争力的关键一步。 越南实行15年免费教育,引起我国舆论关注。“我国何时实行15年免费教育?”,这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其实,此事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今年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首部《学前教育法》也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进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 1 为何要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包括向上扩大,将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与向下扩大,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既把高中教育纳入,又把学前教育纳入,实行15年免费教育。 我国陕西神木,在2008年,推行免费高中教育,把免费教育年限扩大为12年;2011年,再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行15年免费教育。除神木外,还有其他地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但主要针对特殊教育学生,如自2017年开始,广州市全面实施基础教育阶段特殊学生免费教育,即特殊学生学前至高中15年免费教育。 能不能把神木的做法向全国推广,让所有适龄学生都享有15年免费教育?这是过去10多年来,社会公众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此期间,我国陕西、内蒙古、西藏、青海等省部分地区实行了高中免费政策。 但,国家层面并没有做出扩大免费教育的总体部署,其原因有三: 一是高中阶段教育分普高与中职,为吸引学生上中职 ,我国面向所有农村生实行中职免费政策,但并没有提高中职吸引力,教育部门担心推行高中免费教育,会进一步影响中职招生。 二是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56.6%,发展学前教育的重点,是增加学前教育学位供给,解决“入园难”问题。 三是实行免费教育,可能挤占对师资建设、课程建设的投入,不利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我国已经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但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还需要更多资金投入。 网络图片 不过,这是过去10年的情况。到2023年,我国已经实现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1.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 在普及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减轻家庭的养育、教育负担,就需要把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提上议事日程。 2 建议首先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不少人建议,先把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范围。但客观而言,如果在推行免费高中教育与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之间进行选择,当前更应选择推行免费学前教育。 对于高中阶段教育来说,学生上普通公办高中的学费负担并不重,各地公办高中的学费大致在每学期1000元左右,一学年为2000元左右。当前发展高中教育的重点,是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以及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而学前教育的重点,则应聚焦于减轻家庭的保育负担。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2024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名单的通知》明确,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及《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规定,通过县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程序,2024年认定天津市滨海新区等301个县(市、区)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这被部分自媒体“误读”为这些地区实行免费学前教育,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但这种“误读”引起的关注表明,在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后,应该进一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 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每个月在800—1000元左右,一年下来上公办园的保教费也需要上万元,这一费用高于上公办大学的学费。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比上年减少14808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2.98万人,比上年减少534.57万人,根据出生人口变化,我国2026年在园幼儿还会比2023年在园幼儿减少1200万左右。 少子化背景下,推进幼儿园小班化与免费学前教育,也就具备更好的条件。因为适龄学生减少,为小班化与推行免费创造了条件。 网络图片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关键在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56.6%,而到2023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经达到91.1%,这就得益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增加。 2010年之前,我国有些地方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而到2022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达到2982.2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达到6.2%。 从中可见,要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实施免费学前教育,就必须提高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而由于适龄幼儿减少,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财政压力要小很多。 3 不必分步走 也有人担心,免费教育可能会影响学前教育质量。如果推进免费,财政拨款没有补上免收保教费的经费缺口,或者因为免费,而减少对师资建设等的投入,这确实会影响到学前教育的质量。 在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时,必须确保学前教育保教质量。 按照每年在园幼儿3000万,大城市每个月800元保教费计算,让每个适龄幼儿都享有免费政策,需要各级政府增加投入的财政经费最多约为2400亿。考虑到全国地区差异,按每个月500元保教费计算,实施免费学前教育,需新增投入1500亿元。把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基本可以实现免费的目标。 有人建议,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可分步走。而在我看来,考虑到适龄儿童大幅减少,今年入园的适龄幼儿不到1000万,比2020年高峰期少700万,我国各地都有条件实行免费学前教育,不必再分步走。 网络图片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可以探索学前教育券制度,即按学前教育生均拨款标准,为适龄幼儿发放学前教育券,由适龄儿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公办园、民办园,学前教育券覆盖公办园所有保教费,全部或部分覆盖民办园保教费。由幼儿园拿着学前教育券兑换财政拨款。 这让所有幼儿享有完全一样的学前教育财政拨款,又促进幼儿园平等竞争,提高幼儿园的保教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免费教育不等于义务教育,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不需要修订《义务教育法》,也不会强制适龄幼儿必须接受学前教育。 随着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以及免费教育全面推进,我国可以进一步把学前教育,或者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由此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保障投入力度。 在免费学前教育全面推进后,下一步就可以考虑推行免费高中教育,即学生上所有高中学校均免费。同时,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高中多样化办学,建设高质量高中教育体系。如此,可让每个适龄学生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在2035年实现教育强国规划设定的建设教育强国目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中国菜为何吸引外国人?中国饮食蕴含传统魅力,中国菜系多样,讲究色、香、味俱全,这些都是外国人喜欢中国菜的原因。 炒面 Chow Mein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使用炒锅、用大火快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面,并不是容易的事,吃炒面还是要上馆子,享受大厨的火候功力。炒面的美味因素除了火候带来的独特镬气,还有用料多元,结合肉类与蔬菜的炒面,只要一盘就可以吃到完整的健康营养元素,这也是外国人喜欢吃炒面的原因。 炒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甜酸鸡 Sweet and Sour Chicken 这道菜就是中国菜中的糖醋鸡,以其酸甜混合及明亮鲜艳的外表,受到外国人的喜爱。作法是,将大小适中的鸡块腌渍入味,然后高温油炸,使鸡肉外酥内嫩,再以糖醋酱烩炒,蘸裹鸡肉。欧美人士及日本人都很喜欢以甜味为特色的菜肴,调味料使用上即使不调整太多,也能符合外国人的口味。 甜酸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麻婆豆腐 Mapo Tofu 外国人欢迎的麻婆豆腐,其口味往往是融合在地饮食特色。例如:20世纪初期创店的日本四川饭店,创办人陈建民以川菜及中华料理著名,但是人在日本的陈建民,却没有相应的香料可以发挥,陈建民便就地取材,以八丁味噌代替麻婆豆腐的甜面酱,并且调整辣味到日本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麻婆豆腐(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北京烤鸭 Peking Duck 中国菜因种类丰富、色香味俱全而闻名世界,而北京烤鸭以其独特烘烤风味、美味的肉质口感和华丽摆盘,成为最受青睐的宴客菜之一。中式烤鸭也因为用饼皮夹蔬菜、蘸酱料同吃的方式而备受外国人欢迎。北方做法的烤鸭饼皮较厚,以甜面酱增味;广式烤鸭饼皮较柔软,蘸酱也多了芝麻酱提香。 北京烤鸭(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宫保鸡丁 Kung Pao Chicken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宫保鸡丁总是位居中餐馆菜单上最明显位置,除了因为鸡胸肉是被认为比较健康的肉类外,香辣风味也是关键因素。传说此道菜的发明者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任内,就常常命家厨制作肉类爆炒的菜肴,例如:“酱爆鸡丁”。后来到四川当官,加上川味调料就成为香辣的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图片来源:Adobe 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