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侵朝日军精锐于釜山登陆，之后仅半个多月就攻占了王京，六月攻陷平壤，短短两个月就占领朝鲜近乎全部国土。 消息传至大明，朝廷热议，主要分两派观点：一：朝鲜是兵家必争的门户，应立刻出兵援助，虽日本现在进攻的只是朝鲜，真正目标却是大明，就算明、朝两国合力抗日也难说必胜。二：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只有小弟为大哥服务的道理，哪有大哥要为小弟服务的。 最终主战派占据上风，万历皇帝拍板决定出兵援朝，君臣达成一致。尽管万历二十年左右大明出现各种问题，但应该肯定此时对外抗敌的果断，这是万历朝鲜战争获胜的基础因素。《明史纪事本末》载：“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遣行人薛潘谕其王以匡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已擐甲至。”明廷一面严肃告诉朝鲜国王要负起保卫疆土的责任，望风而逃不该是国君应有的行为；一面安慰说将派十万大军施援。 但明军主力还没那么快集结。上期提到，自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哱拜叛乱，明军的聚焦点在西部。而且就在日军于朝鲜土地上烧杀抢掠时，大明的重量级人物、万历皇帝的得力骁将李如松正在宁夏平叛。李如松四月接到任命到宁夏统领兵马，所幸平叛耗时不久且大获全胜。九月，兵部接到来自宁夏的捷报，皇帝与朝廷大悦。平哱拜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李如松这一征全胜后，接下来便是奔赴朝鲜参加第二大征。 （图：Adobe Stock） 在讲李如松赴朝鲜后叱咤风云的事迹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英雄和他的家庭。 将门虎子 李如松在晚明军事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如松在万历年间被任命为提督，是大明自15世纪中叶以来第一个担任掌军提督的武将。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抑武风气愈加严重，这样做有利有弊。弊是导致武将可以不必动脑，因受文官压制而失去锐气。李如松则是智勇双全的难得将才，《明史》说他“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他有武将应有的血性，从不阿谀奉承；在军中讲义气，每当拿到战利品，没等登记便将其赏给士兵；甚至有时自负跋扈。他打仗时一马当先，很受将士欢迎，却屡遭弹劾。 有官员担忧李如松成为下一个造反的非汉族武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唐朝安禄山的教训。《明史纪事本末》说：“时言者谓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进狼。”他们这个家族祖上曾逃往朝鲜避难，后来内附至辽东，此时已十分显赫，手握重兵。 李如松可谓将门虎子，整个家庭人才济济，不亚于宋朝杨家将。他父亲李成梁最厉害，《明史》赞誉“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的儿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皆坐到总兵官的位置，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皆为参将。 （图：Adobe Stock） 李家父子虽高调，却忠于大明。万历皇帝力排众议重用李如松，暂不论万历其他方面多糟糕，单论对李如松用人不疑这点是非常明智的。 曲折抗战 缓兵和谈 在李如松援朝大军渡鸭绿江前，大明的先头部队进展不顺，惨丧五千兵马。 1592年七月，明军游击史儒带领辽东两千兵马进入朝鲜，想从日军手中夺回平壤。可惜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最保险的做法应该是先联系当地朝军，摸清地理环境和敌情，然后汇报给后面的明军，但大抵因为所率辽东兵英勇善战，所以他敢直接向平壤进军。结果“不谙地利，且霖雨，马奔逸不止，儒战死。”（《明史纪事本末》） 偏逢下雨，条件不利于骑兵，且不熟悉地理环境，史儒的军队被日军全灭。 其后，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兵马进入朝鲜，一度攻到平壤城下，但遭遇日军强势反扑。当时日本有一种战术叫三段击，持鸟铳轮换射击，弥补了弹药装填速度慢的弊端。 祖承训三千兵马很快丧命，最后“仅以身免”（《明史纪事本末》）。祖承训逃回后汇报前线战况，一时震惊朝廷。此时明朝更意识到这些日军大不同于昔日东南的倭寇。但大明不缺火器，在之后李如松的攻城战中，热兵器将发挥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万历朝鲜战争中，热兵器都占据重要地位。明廷此后加强重视，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辽东备倭军务的经略。 （图：Adobe Stock） 当时日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军第一军团的统帅小西行长很清楚之前和明军只是小打小闹，明方真正的大部队不容小觑；而且朝方李舜臣所率海军对日军造成不小的打击，日方在海上不占优势。于是小西行长打算以和谈为缓兵之计，暂使明军麻痹大意。《明史纪事本末》称：“诈谓不敢与中国抗，以缓我师。” 八月，小西行长派使者见宋应昌，说日方不愿与大明为敌，不妨进行谈判。小西行长既是日本战国名将，也有经商经历。商人思维重变通，和谈与否就看是否利益最大化。 同时明方也需要缓兵之计。兵部尚书石星认为首战出师不利，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谈吧。朝廷便开始张榜招贤，寻找精通日语和日本国情的人才。不久后有个嘉兴人应募，名叫沈惟敬。他不仅懂日语，也会武功、跟日本人做过生意、有打倭寇的经验，嘉靖年间曾将总督胡宗宪从乱军中救出。假如这是一次公司招聘，他的履历可谓相当丰富了。 获得头衔后，沈惟敬入日军营和小西行长展开谈判。他责问日本为何侵略，之后双方约定停战五十日。这五十日过后，沈惟敬又一次凭口才说服小西行长延续停战。小西行长表示，愿意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归朝鲜。沈惟敬对这个谈判结果很满意，但朝廷对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廷议以倭多变诈，未可信。”（《明史纪事本末》） 沈惟敬在敌营内毫无惧色，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他回应称，唐朝的郭子仪单骑就能说退敌兵。 （图：Adobe Stock） 沈惟敬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至少他为明军争取到充足的调兵、军械和粮草筹备时间。 “春来杀气心犹壮 此去妖氛骨已寒” 大明集结的援朝东征军分三大部分，代表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1、辽东铁骑；2、南方兵，其中最强的是戚家军；3、宣府、大同、蓟镇、保定等北部守边将士。 十二月，朝廷任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万历皇帝特赏大军白银十万两作为犒慰。李如松内心并不高兴，因为沈惟敬的和谈结果令他怒发冲冠——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国土尽归日本，岂有此理？！李如松当即骂沈惟敬奸邪，要斩他。这时身旁的参军劝李如松息怒，说“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意思是留著沈惟敬，可以用他制造假象迷惑日军。李如松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誓师东渡。四万大军行至鸭绿江时，放眼望去，天水一色，万山群峰出没云海。监军刘黄裳慷慨誓言：“此汝曹封侯地也！” 到达朝鲜后，李如松题诗一首，赠予朝鲜领议政柳成龙： 提兵星夜到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图：Adobe Stock） 渡江援朝之时，李如松43岁。刚在西北大捷，得知东北有难，立刻中断庆宴，星夜兼程赴前线，只为精忠报国。他道正月春来，明军气盛，必将荡尽倭寇；与君谈笑风生并非因为胜券在握，回想半生戎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惟有初心坚定不改。 拔刀相见的谈判 李如松派沈惟敬告知小西行长，将举行册封小西行长的封典，实际上是打算借此机会攻城。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抵达肃宁馆。小西行长听闻后，派20名牙将找李如松谈判。有意思的是这次谈判很快就演变为武斗。 20名日方代表在会面时出言不逊。李如松是脾气很倔的人，下令将他们绑起来。这20人突然拔刀，双方展开格斗，最后明军只逮到3人，其馀17人逃走。 （图：Adobe Stock） 逃回去的17人将经过告知了小西行长。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说，肯定有什么误会，于是派亲信到明军营再谈判一次。这次双方都很和气，李如松以礼相待，约定正月六日在平壤城下会面。 李如松智取平壤 互不上当 无论是小西行长还是李如松，都知道封典和谈判是计。正月六日，李如松抵达平壤城下，小西行长站在风月楼上，日军身穿花衣夹道欢迎。 与花衣喜庆氛围大不同的是，李如松在城下安排将士准备攻城。明军犹豫之际，日军发现不对劲，立即关闭城门进入防守状态。《明史纪事本末》称：“行长伫风月楼候瞻龙节，倭俱花衣，夹道迎候。如松分布将士，整营入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 双方都在施障眼法。小西行长不亲自出城，日军摆出迎接受封的架势，其实是想引诱李如松进入埋伏圈，但未能成功，因为李如松就是来攻城的。这是双方在平壤过招的第一回合，不分胜负。 下一回合由日军发起：夜晚，日军偷袭李如柏的军营，没能得逞，当夜就被击退。 一月八日黎明，大决战拉开序幕。 平壤城上日军火枪、弓箭、重石、沸水齐下，弹林箭雨，战况惨烈。李如松亲自督军主攻东南门，并派“朝鲜兵”攻西南门，杨元攻小西门，李如柏攻大西门。 （图：Adobe Stock） 斩逃兵 因为明军攻城重点在东南，所以日军其他城门的军力往此处增援，这里的明军最危险。当时有些明兵看到头上密集的箭矢，心生怯意，开始向后溃逃。 李如松当即冲上前，手中利剑一挥，将逃在最前面的士兵斩于马下。其他士兵见此，大为震动，不敢再退却。同时李如松又招募死士援梯钩攀城直上。《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如松斩逃兵一事。 史书还纪录了这样一幕：李如松的战马中弹，立刻换马继续作战。马又掉进堑中，但他锐气丝毫不减，手提缰绳一跃而出，继续投入紧张的战事中。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平壤城正打得激烈时，其北边的牡丹峰上驻有一支日军，与平壤形成犄角之势。他们准备瞅准时机下山袭击明军，却突然发现，不知从哪冒出一群明军悄然攻上山来。 率领这支明军的老将名叫吴惟忠，是戚家军的好汉。在指挥时，吴惟忠胸部中弹，不顾伤痛仍一边高喊一边督战。这队明军很快就占领了牡丹峰。 （图：Adobe Stock） 卸伪装 露真甲 反转最大的是西南门。攻西南的“朝鲜兵”像霜打的茄子，攻城很不积极。城上的日军坐看他们的笑话，觉得这边守城任务太轻松，因此很多日军调往别处。突然，城下的“朝鲜兵”动作加快，脱下外衣。日军定睛一瞧，里面穿的分明是明军铠甲！于是仓促应战，但为时已晚。 原来，李如松提前安排祖承训等明军穿上朝鲜兵的军装，用以迷惑日军，因为日军看不起朝鲜兵，定会轻敌，防守空虚。 西门也采取了类似的迷惑战术。明军起初攻城节奏不快，突然后方将重炮推上前，在猛轰之下炸破城门，李如柏旋即率兵攻入城中。 当时大明有约100门大将军炮运往朝鲜战场，重炮方面比日军更有优势。明军还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小型火炮。朝鲜《宣祖实录》载：“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 （图：Adobe Stock） 毒火箭 明军还采用三波“火攻”：毒火箭、火箭、重炮。第一波先将毒火箭射入城中。很多日军躲进室内，因此明军再射一波火箭，房屋著火后日军被迫逃到室外。然后明军用大炮轰这些跑到室外的日军。 明军告捷 随著形势越来越有利，明军士气高涨，前赴后继。据朝鲜《宣祖实录》：“辰时接战，巳初陷城矣。”换算成现在的时间，早上7点至9点间开始攻城，9 点多攻陷，可见速度之快。 之后小西行长带日军残馀趁夜色渡江逃向龙山，行至半路，忽然从偏僻处冲出一支明军，原来李宁、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埋伏在此。日军再度受挫，明军趁胜追击，后来小西行长逃回王京时只剩下几千人。据日本的记载，平壤之战日军损失1万多人。《明史纪事本末》称：“是役凡得级千二百八十五，馀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溺无算……潜伏江东僻路，获级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 李如松此战获胜最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及各火器配合使用。他战前已将地形掌握得一清二楚，敏锐看出牡丹峰的重要性，且熟知日军轻视朝鲜兵的心理。 然而不久后，他将在碧蹄馆经历前所未有的惊魂苦战，与日本武士展开更激烈的对决；大明神箭手李如梅也将大显身手。请见下期。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鲜展开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方称其为“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文禄庆长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是16世纪东亚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对明朝、日本影响巨大。 对于大明，与之前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两国正规军的交战。早在朱元璋开国时，倭寇就已骚扰大明沿海，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盗，以走私为主，伤害与规模不大。但明朝后期，特别是嘉靖年间尤为严重。原本明朝一直与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贸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两派势力在宁波争贡，殃及当地居民，且有明军官战死，史称“宁波之乱”。因此明朝中止了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从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间倭寇的组成人员也发生变化，《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国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占比反而少。这些倭寇不属于正规军。明朝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乱。 然而侵略朝鲜的日军是身经百战、从日本战国时代磨练出的军队，对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历朝鲜战争分前后两个阶段，两次都以明方胜利收场，虽然告捷，却消耗明朝大量财力，且当时大明最精锐的辽东兵损失很大，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明朝军事最后的辉煌。甚至明亡后有朝鲜人自责说是他们拖累了大明，不过这只是片面之见，还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关键。 在这场跨国作战中，大明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将带大家穿越层层硝烟，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国间的金戈铁马、风云往事，综合各史料详细讲述过程及影响。 （图：Adobe Stock） 暗流涌动 欲知朝鲜硝烟之始，先从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说起。 自1467年起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延续一百多年。16世纪中叶，一个名为织田信长的大名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在他的追随者中，贱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凭借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发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谋反，信长死于熊熊烈火中。丰臣秀吉得知信长噩耗后讨伐明智光秀，势力迅速壮大，成为信长的实际继承者。1585年秀吉担任关白（类似宰相），经过征伐统一日本，成为日本最高实权统治者。 《明史》也对丰臣秀吉的称霸统一之路有所记载：“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丰臣秀吉（图源：Kano Mitsunobu） 虽内乱解决，但自古战争机器出于惯性往往难以即刻停止。日本当时军队长期靠打仗吃饭，突然进入和平时期，在那时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解散还是搁置都不合适，战争的惯性很容易引发叛乱，所以丰臣秀吉决定将注意力引向海外。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明朝在隆庆年间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中国商业发展，但考虑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将日本列入贸易“黑名单”。日本国土面积与物产有其局限性，加之当时白银开采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骤增的白银购买中国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击，日本便开始磨刀霍霍，图谋攻占整个大明帝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是先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中国，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为清扫海上的障碍，日本要求琉球（今冲绳）、吕宋（今菲律宾）等国向其纳贡。《明史》载：“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琉球本是明朝的属国，日本担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报，因此制止该国向明朝继续进贡，野心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重新改编军队，分为九大军团；招募新兵；修建战船。《明史》载：“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图：Adobe Stock） 那么，此时的大明和朝鲜情报是否及时？又在做什么？ 华侨急救国 朝廷竟无暇 我们先看一看大明帝国的准备状况。对于日本的蠢蠢欲动，明廷自然收到了情报，却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万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么？我在之前的文章谈到“争国本”，朝廷在为太子问题纠结、争论，万历皇帝不断拖延立皇长子为储君，无暇顾及海外之事，更没有重视日本的变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官员觉得日本距离远，想攻大明也没那么容易。另外，这时距张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废止，接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较平庸，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时代越行越远，国家又逐渐回到散漫状态。经济上，张居正改革为国库带来的丰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海外明人的救国行动及忧国忧民的态度。 （图：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陈甲立即和琉球官员郑迥商议，希望能将消息带到故乡，提醒明廷早做准备。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于是亲自回到福建，将所知所闻告诉福建巡抚赵参鲁。赵参鲁进而转告朝廷。兵部并没有太重视，但也做了些事，传递公文问朝鲜国王李昖有没有这回事。 朝鲜和日本往来密切，民间应该早就知道。“釜山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户往来互市，通婚姻。”（《明史纪事本末》）而且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达朝鲜，说：下一年的春季将进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鲜。所谓“借道”就是占领，春秋时晋国要灭虢国，先向虞国借道，之后虞国还能存活吗？ 《明史纪事本末》载：“时朝鲜王李昖湎于酒，弛备”；“时朝鲜承平久”。朝鲜主要问题不是情报不畅，而是太平日子过惯了，军备废弛，君主安逸。朝鲜虽然在军事防御方面做了准备，但因长年太平，军民抱怨杞人忧天，进展十分缓慢。 （图：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鲜国王李昖一开始的反应：“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复说，所谓日本要以朝鲜为向导攻打大明，应该只是谣言。 然而，朝鲜有一项举措非常正确，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县监李舜臣。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感天动地之举，在大海上保家卫国，名垂青史，成为朝鲜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华侨名叫许仪后，冒生命危险向大明传递情报。他原是大明的医生，后来被倭寇掳掠到日本，从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义久的孩子生病，许仪后以高超医术救其一命，从此他成为岛津义久的御医。 1587年，岛津义久向丰臣秀吉投降，之后参与谋划侵略朝鲜。许仪后在他身边，自然得知此事。因担忧大明有难，而自己不便行走，许仪后于是联系了另一位在日华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许仪后的信写得非常详细，而且预言准确。信中包含丰臣秀吉的简介、日军武器和兵力，称日军不习水战、不敌火攻，并预言日军进攻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间。 日本为防泄密，严禁商船出海并严查当地华侨。许仪后利用与岛津义久之间的关系，请求岛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临别之际，许仪后赠给朱均旺一首诗，最后两句写道：“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图：Adobe Stock） 许仪后和朱均旺传递的消息非常可贵。随著情报越来越多，明朝开始重视，另一面朝鲜向明廷通报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时间。明廷因此向中国沿海军队发布警告，称要加紧备战防范日军。《明史》载：“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 明朝确实逐渐认真起来，但不遂人愿的是，命运又安排一起事故导致明朝分身乏术——1592年二月宁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乱，朝廷要立即调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军2万人跨海攻占釜山，战争正式打响。《明史》载：“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朝鲜兵败如山倒，日军在釜山展开大屠杀。此前丰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后伤害平民、掳掠财富，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事实上，杀红眼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时间，釜山血流成河，被杀的平民和战俘多达3万人。 日军登陆釜山（图：公有领域） 之后，由小西行长带领的第一军团、由加藤清正带领的第二军团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尔）。朝兵望风溃败。身为一国之主的李昖弃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仅放弃王京，他还下达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让次子暂代他管理国事，像极了宋徽宗仓促传位于钦宗之举，极不负责。国已不国，儿子继位后上哪治国？李昖还担心平壤不够保险，再奔义州，并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断向大明求救。《明史纪事本末》称“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国君逃窜只会更一步瓦解军心，《明史》载：“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怜朝鲜大半河山沦入人间地狱。 当时朝鲜向明称臣，历任国王继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进贡。小弟国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尽管大明最初轻敌，但接下来做得相当好，发兵援朝，力挽狂澜。期间，堪称明朝版“杨家将”的李如松兄弟将在朝鲜登场，在东亚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另，虽戚继光已故，但戚家军仍在，这些好男儿也将跨过鸭绿江，在寒风中书写精忠报国的伟绩，再展大明雄风。 （图：Adobe Stock） 当大明最强之师对决日本战国名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悲壮故事与英雄豪情？个中风云往事，请见下回分解！
文/清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诉说长安的壮丽；“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见证洛阳的悠久；“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古都南京的写照；“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汴京繁华的缩影。长安、洛阳、金陵、北平、汴梁、咸阳、临安、成都等，不同的古都承载著不同朝代的繁华记忆。那么，从地理的角度看，哪座古都选址最佳？ 中国历史有一个规律，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基本上都在北方。我们先来厘一下古代有哪些属于大一统朝代。 史学界大多认为夏、商、周不算是大一统。夏、商的国都都在中原。西周施行双都制，分首都和陪都，定都镐京（位于今陕西，即后来的长安），并以洛阳为陪都。东周迁都至洛阳，诸侯争霸，天下大乱。 真正的大一统从秦朝开始。秦定都咸阳，位于今陕西。 西汉刘邦起初定都洛阳，受张良提醒，最终决定向西迁都，因咸阳宫被毁，所以在咸阳城南建长安城作为国都。西汉和东汉间王莽政变，建立短暂的新朝，建都常安（即原先的长安）。东汉迁都至洛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演变为家喻户晓的魏蜀吴三国，之后由西晋结束乱世，定都洛阳。东晋、南北朝战火频仍，直至隋朝才再度统一。 隋文帝定都大兴城，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唐朝建立在隋基础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唐中间有一个武周，以洛阳为“神都”，之后还政于李家，李唐得以延续。 （图：Adobe Stock） 北宋定都汴梁（开封）。而南宋不属于大一统。 元朝第一个首都是上都，位于今内蒙古。后来因为要兼顾南方大片疆域，于是以燕京为中都，之后中都改名叫大都，位置在今北京。 明初短时间呈现“一国三都”——南京、汴梁、中都。元大都被改名为北平，但那时的“北京”不在北平，而是将汴梁作为“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凤阳建中都，主要是因为自己出生于此。朱元璋皇宫建于南京，但定都问题他纠结过一段时间，最后放弃迁都计划。所以洪武、建文至永乐迁都之前，南京是明朝的京师。 永乐帝朱棣从南京迁都至北平，分南直隶和北直隶。北平此后成为京师、皇帝和中央政府所在。南京成为留都，虚设中央政府，所以北京有的六部等机构南京也有，只差一个实权统治者，官员基本都是闲职。明朝大部分时间国都在北京。 清朝的前身叫后金，努尔哈赤最初定赫图阿拉为都城，后迁都至辽阳，尊赫图阿拉为兴京；之后又迁都至沈阳。后来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建立清朝，那时清尚未入关。顺治入关以后，清继续以北京为国都，逐步统一全国。 综合来看，大一统朝代只有秦朝、西汉、新朝、东汉、西晋、隋朝、唐朝、武周、北宋、元朝、明朝、清朝。其中挑选出持续较久、综合国力最强的朝代，应属两汉、唐、元、明、清，经济与军事实力均强。只算进入统一阶段后决定且持续久的国都，不外乎长安、北京、洛阳。 （图：Adobe Stock） 这三座都城的共同特点是： 1、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都靠近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以西或以北是游牧民族活跃区，同时又邻近中原经济发达与粮食盛产地。 这样的优势是：既得繁华之地，亦得北方彪悍民风，和平时期容易富裕，战争时期容易得强兵、勇将和宝马，兼顾经济与军事。 2、有前代的基础。 长安——十三朝古都，最早溯至西周，再到秦汉，虽位置有变，但移动范围不大。之后唐又以隋为基础，将长安推向巅峰；北京——元以金为基础，而元大都又为明燕王府和永乐迁都提供基础；洛阳——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十三朝古都，其基础之深不言而喻。 下面分别来看长安、洛阳、北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长安 长安城名字怎样变化不重要，最重要是地处关中。人们印象中往往觉得西北贫困，但关中不同，最早的“天府”称号其实指的就是关中。苏秦曾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多饶”。 军事上看，关中可进可退。万一关东发生战乱，“南有巴蜀之饶”，可以从蜀地获取粮食；“北有胡苑之利”，可以从游牧民族区买马或养马，增强骑兵作战力。 表面看关中太偏西，实际上其水陆交通发达，向东有函谷道、向东南有武关道、向东北有蒲关道。函谷道可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进而可上辽东、下江南。在西北方向，越过陇山、穿过河西走廊可到达西域，这便是大名鼎鼎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 关中居上游。张良说：“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西、南、北有高地阻挡侵略，东面可透过孔道控御下游、中原乃至江淮，形成高屋建瓴的优势。 （图：Adobe Stock） 关中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隋末柴孝和曾劝李密不要执著攻洛阳，而应该以关中为主要目标。他说：“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一旦错失良机，就像咬不到自己的肚脐眼，恐怕再无机会占据关中。李密意识到了，却没有这么做。 当时李渊、李世民父子远虑且果断，将关中视为首要目标。中途遇到困境，李世民甚至著急地喊醒已就寝的父亲，哭号著强调绝不能退兵，终于说动李渊，可见李世民眼光长远，明辨大局。霍邑之战时，为了不拖延攻向关中的进度，他们采取激将法将敌军逼出。李渊得以建立大唐，当初对关中的战略坚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Adobe Stock） 此外，关中还有天险可守。潼关是“东大门”，可阻挡东边敌军进攻，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岌岌可危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被杨国忠和唐玄宗逼迫出潼关作战，结果惨败而归，近二十万唐军全军覆没。可见虽然潼关是个绝佳的屏障，但最高决策人（皇帝）很可能犯糊涂，因为只守不打难免受奸臣小人非议。而且潼关也不是入关中的必经之路，不等于上保险栓。实际上隋唐长安多次被攻破。 长安的最大弊端在于运输物资难。本来渭河非常便利，但江南物资运向长安不便。唐中期后南方经济地位愈发重要，例如假若有大量物资需要从扬州运来，到洛阳就得花很长时间，然后再经陆路，最后经渭河，成本太高。鉴于经济重心南移，长安不再适合作为国都。 （图：Adobe Stock） 秦汉时，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胁严重，但唐朝及五代十国的游牧民族威胁主要来自东北，特别是五代以后的契丹人，所以此时关中“阻三面而守”意义就没以前那么大了。 洛阳 从自然地理上看，洛阳位于中原的咽喉，所以可谓是核心地区的心脏。东出虎牢关可见华北平原；西出函谷关便到达关中要地；南出广成关则临荆楚；北有中原的动脉黄河。隋朝建大运河后，更巩固了洛阳的中心地位。称洛阳是国际大都市并不夸张，粮食、瓷器、丝绸，无论是供给国内还是西域，都以洛阳为集散中心。 洛阳在黄河支流洛河旁，地势较高，因此很少受洪灾影响。“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农业；三面环山，一面黄河，有天然屏障可抵御侵略。 洛阳（图：Adobe Stock） 说到屏障，其实洛阳不及长安封闭，所以更容易受到军事威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洛阳一旦失守，东西、南北的物资运输便成重大问题。 北京 北方游牧民族以燕为都并不奇怪，这里重点分析大明迁都至燕的意义。 明朝刚建立时虽赶走元人，但未解决边患，本来定都南京远离蒙古侵扰，按理应是安全的决策，永乐皇帝何必北迁？其实迁都到北平不仅和永乐皇帝曾是燕王有关，而且背后大有学问。 定都东南容易偏安一隅，尽管占据经济繁华地，却远离中原和边塞，尤其因有长江隔断南北，难免安逸。在冷兵器时代，南京只得经济之利，却难获军事之利。上文也提到过，国都最好兼顾富庶与兵强。以北平为京师，就是要将军事重心北移，天子守国门，培养帝王将相与社稷共存亡的意志。这一带盛产燕赵奇侠之士，上易于经营东北，下易于控御华北。 （图：Adobe Stock） 以北平为京师、另以南京为留都的决策实在太厉害！一个在北得精兵强将、彪悍民风；一个在南是全国经济中心、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以东南经济养西北军事。丘濬有评：“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五代至宋，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威胁中原的契丹、女真皆出于东北。北宋并不弱，无奈燕云十六州在五代时就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给契丹，宋太祖、太宗一心收复燕云，都未能成功。北宋恰因为缺少燕云构成的战略纵深而陷入被动。燕云十六州范围大概是今北京、天津海河以北，及山西、河北北部，北宋没有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中原以北失去大片屏障。假如北宋能掌控燕云，未必选汴梁为都。 金灭辽后，部分州短暂回到宋朝手中，但转瞬又被金人夺去。直至明朝，燕云十六州才重归汉人王朝。好不容易得来的战略纵深当然要重点坚守。自永乐迁都直至明亡前的200年间，尽管有也先、俺答、八旗兵临城下，北京却没有一次被攻破过，唯一的一次即1644年李自成占领京师，崇祯自缢与国都共亡。 （图：Adobe Stock） 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也先兵临京师。于谦力主战，反南迁，英勇领导京师保卫战。只要守住北京，瓦剌便不敢轻易绕道南下，因为那样容易陷入前后夹击中。由于1449年这场北京保卫战的成功，北宋靖康耻没有在大明重演，证明最危险的国都地址有时也是最安全的，取决于作战决心。 而北京离南方经济重心太远则是一大隐患。 历史发展到唐后期已出现“扬一益二”的局面，到南宋时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自此东南繁华程度超过北方。明、清两朝东南已成为北京朝廷的主要财源，大不同于以前。譬如先秦时提到南方人，往往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多耕地少，要在落后环境中创业，北方人一般都不愿到南方生活。晋衣冠南渡、隋朝开大运河、唐末乱世、北宋灭亡对南方繁华、人口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图：Adobe Stock） 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镇江威胁到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清廷因畏惧江南财赋遭切断而妥协，便是典型的经、政中心分离弊端，太依赖大运河的漕运。但在当时难抵坚船利炮的情况下，假使政、经中心在一起恐怕也是无助。 回看明朝刚灭亡时，南明弘光朝廷沉醉于联清平寇的美梦中，觉得大顺才是大明的直接仇敌，殊不知满清占领北京后主要目光不会聚焦在对付大顺，而在南下攻取财源地。那时北方政权若想长久，必要趁早攻占东南，因为国都和经济重心是分离的。彼时清军势如破竹，倘若南明团结强盛，南北分离对清的负面影响将更加明显。 以上都在讨论大一统王朝，那么如果不看前秦、北周、南宋、蜀汉、东晋、南唐等非大一统王朝会否不公平？其实，即使全部衡量，最终脱颖而出的依然是长安、洛阳、北京。 举例言，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经济文化繁荣，然而定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且几乎没有一个能北上统一天下，比如孙吴、东晋，以及南朝刘宋、齐、梁、陈，还有五代十国的南唐。做到从南京北伐统一天下的只有朱元璋。 （图：Adobe Stock） 至于南宋，可谓是五千年历史上南方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但可惜最终只能遥望中原。南宋国都是临安（杭州），有临时之意，事实上长期偏安一隅，尽管打过多次胜仗，有中兴四将，还有端平更化，却再也没迁回汴京。当时文人讽刺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规律：南攻易成，北伐极难。理论上定都南方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却也极易安逸丧志。进入川蜀也是同样的道理，将士心理上会觉得天险可保无恙，何必卖命。兵法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无道理。 哪处国都选址最佳，最主要衡量对当时时代的顺应度。对于秦和西汉，关中之地最符合时代需求。而中晚唐南方经济渐超过北方时，偏远之地便不再合适。永乐迁都北平符合一时需求，在当时看来最佳，但明末边防、练兵废弛，定都再好又怎样改变亡国命运？ 很难纵向评选最好的国都，但较易选出最有眼光智慧之举，我认为是张良建议刘邦迁都关中，以及永乐帝力排众议迁都北平，均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月下诗仙赋》 庚子年观神韵晚会“李白遇仙”节目有感。 泠泠雅乐，隐隐桂香，皎皎玉壶，庐山之上。将醉未醉，欲罢犹尝，与君同酌，月下影双。 昔太白，生如凤兮歌如狂，饮醴泉兮览溟苍；登名山兮访五岳，守道心兮溢华章。寻仙梦吴越，一夜渡镜湖；瀛洲千里外，我自御风游。然路途巉岩，感浮世之虚渺，望青云之琼楼；叹为欢之须臾，观诸事之东流。 终悟：桑梓不在尘，一枕黄粱梦；何妨驭白鹿，烟霭寄馀生。 瑶台镜，照孤影，金樽空，诗兴满。 心定如磐，洞天訇然中开；思洁若水，仙娥翩然下凡。 孚尹明达，得见霓裳鸾凤；处心积虑，失闻九韶清征。 世人多知诗仙妙笔，难明佳句奥义，惜哉！ 古今多少墨客，尽求炳炳烺烺，尘埃遍体之馀，不见脱俗华章。 流芳之语，生于美心；珠玑之作，始于雅致。 青莲笔下，仙境非呓语，今有几人知？ 故道是：一念天冠地屦，万象皆由心生。
文/清箫 众所周知，盗窃皇宫的财物是大罪。然而北宋一名民间女子偷走皇家金杯后不仅没受惩罚，反而得到皇帝的奖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一个元宵夜，汴梁热闹非凡，千灯相照，万人齐聚，华灯如群花争芳斗艳，美丽迷人。街道上宝马雕车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胭脂香弥漫街巷。处处笙箫歌舞，声响如江涛翻涌。 元宵节在古代相当于情人节，有很多爱情故事发生在是夜。因为古代女性平时出门机会少，而元宵花灯的良辰美景正适合约会，所以这晚各家伉俪往往倾城而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女主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携手在人山人海中一边赏灯一边说笑，沉醉于大宋京都之繁华、琴瑟和鸣之欢乐。 当晚，皇帝宋徽宗也很高兴，登上城楼和楼下的百姓一起赏灯。近半夜时，徽宗叫来几个太监，吩咐他们拿出皇宫内的佳酿，倒入金杯里免费送给街上的百姓喝。 （图：Adobe Stock） 众人一听皇帝赐酒，怎不激动？大家齐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争先恐后地挤上前，个个都像脱缰的野马，抢著要品尝宫廷美酒是何味道。本就人潮涌动的街道霎时变得更加喧闹，谁能挤进人群内喝到酒，简直比中万元大奖还幸运。 我们的女主正值芳华，想必身手敏捷，反应极快，又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于是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但见她红酥玉手端起金杯，一饮而尽，心中暗喜：“不愧是御酒，果真不寻常！”正要喊丈夫来一同分享这人间仙酿，转头一看，瞬间花容失色：“相公不在身边！” 她举目环视，四周尽是些眼睛紧盯美酒发光的生物，独不见丈夫那熟悉的面孔。看当时的拥挤程度，即使她相公被人群冲到几丈外也不足为奇。 情急之下，她将空金杯悄悄揣入怀里，在人潮中逆流穿梭寻夫。然而这一行为十分危险，基本上属于偷盗，因为皇帝只说送酒，没说送杯，众人喝完酒后仍须杯归原位。那么，她究竟为何知法犯法？难道是简单的见财起意？让我们接著往下看。 （图：Adobe Stock） 这名民女的偷杯之举当然逃不过卫兵的法眼，很快就被逮捕并押到宋徽宗面前。听闻卫兵的指控后，徽宗问她：“你为何盗金杯？” 民女虽心中有些紧张，但毕竟不理亏，于是镇定回答道：“回陛下，今晚人太多了，民女不慎和丈夫走散，虽有幸品尝陛下赐的美酒，但满嘴都是酒气，回去后丈夫和公婆恐怕会起疑心，我担心解释不清，所以壮胆偷金杯作为证据。”原来，她盗杯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不是趁乱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更精彩的是，她解释完原因后随即作词一首： 《鹧鸪天》 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回头忽听传呼急，不觉鸳鸯两处分。 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 （图：Adobe Stock） 徽宗知晓原委后开怀大笑，表示可以理解，并赞美其才华机敏，立即下令将该民女释放，不仅没有任何惩罚，还直接准许将金杯送给她，可谓皆大欢喜。 从这则故事可见这名民女的急才，更重要的是当时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在宋朝，词的发展深入寻常百姓家，这位无名氏即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她填这阕《鹧鸪天》不够严谨，水准亦不及名家顶尖之作，但能做到脱口而成，且整阕词叙事条理清晰，写景与阐理兼具，可谓相当厉害了。 其实词本来就是起源于民间，到北宋时民间填词成风，文官人人善词，皇帝全都爱词。说宋朝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时期一点都不夸张，明代才子宋濂就有过这样的评价：“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近人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盛一方面归功于科举制度健全公正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时我们也当重视民间基础强厚的重要性。 （图：Adobe Stock） 高手在民间，这样的感言并非空话，其实诸多名人都由衷表达过。言及此，我想到明朝前七子之首、一度享有文坛盟主地位的李梦阳，他的诗广受追捧，甚至他走到哪里，粉丝们就拥到哪里。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开封，粉丝跑去请求他教授如何写出好诗。然而面对粉丝的狂热，他只是淡然说道：“真诗乃在民间。”于是粉丝们亲自深入底层挖掘，一个月后感慨道，先生（李梦阳）所言极是，真诗果然都在民间。 所谓无名氏的诗词佳作及故事有很多，未来我也将继续与诸位分享不同朝代的一些小众作品。
《登楼赋》 （己亥年观神韵后，登剧院二楼，静坐窗旁，有感而赋。） 薰风乍谢，玉露初凝。沐身净体，亲闻仙声。余泪之泓，倾若东溟。故提拙笔，以抒心衷。 故国神州，彩溢华流，人敬神佛，天赋帝旒。永乐御侍，壮气吞北塞之秋；豆蔻罗裳，倩影曳南国之秀。琼台玉阁，璇霄丹阙；云海瑶天，碧水青山。美哉仙境，涤吾愚目；美哉雅乐，荡侬俗念！ 见佳侣之真情兮，余潸然而深思。溯鹣鲽之美满兮，命多舛而蒙迷。唯虔诚以敬神兮，付性命与天意。守山盟同海誓兮，心贞笃而匪石。观都市之软红兮，欲漫天而靡靡；忆古人之纯正兮，思无邪而怡怡。今神韵复传统兮，恢善德与正气。 洁心身且正襟兮，念素实而慈懿。 今夕甚短，曲尽犹恋；馀音绕梁，萦耳延绵。若醉画之佳人，似游月之太宗，神往圣境，流连忘返；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丹青内独有天地，画卷外人眼蒙凡。复望霓虹，唯见锥刀之末；回看尘寰，只馀沤槿之欢。 （图源：神韵官网）
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万历（图：公有领域）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图：Adobe Stock）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明宣宗（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图：Adobe Stock）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图：Adobe Stock）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图：Adobe Stock） 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图：Adobe Stock）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文/清箫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间，那么，有一个时期现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会觉得除科技外没太大差别，非常自由、好玩，这个时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阳纸贵，林语堂等大师也对晚明风极为推崇。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何最近写的系列以晚明史为主题，在此我简单聊一聊原因。当你读懂晚明，再联想当今，无需多言，自然心领神会其意义。 五千年间最特别的时代之一 中国历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个末年都可以称作“晚”。“三晚”的共同点是，尽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经济、社会却在进步。 唐朝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其后进入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削弱著这个强大帝国的实力。但也恰恰由于这一分水岭，大唐从此在衰落的同时又进入一个新的繁华时代，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扬一益二”，透过扬州与益州，可以看到不同于盛世长安的另一种繁华。晚唐的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比初唐进步；文学出现新潮流，诗有小李杜，词有温庭筠，特别是词的发展。晚唐文学受时代变化影响，更注重私情，有下启五代词的重要地位。至于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赘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处，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朝廷官府日趋黑暗，皇帝越来越不管事，而社会自发地自由奔放，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变革。阳明心学颇受崇拜，又有何心隐、李贽这类被官方视为“异端”却开启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凡夫俗子做学问，其“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中国500年，也使日本维新人士沉醉其中。 （图：Adobe Stock） 民间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热衷于议论与批评时政和帝王，盛传流言飞语，以舆论的非武力形式对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构成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官员的任免与立太子的决策。晚明看似处在全面大变革的前夕，但结局只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变革。 晚明的文学清新通俗，率性活泼，尤其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跨越时空和三百年后的民国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如果把唐朝比喻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为道家，纵观整个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气节、文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耿直与真性情，晚明文化则将真性情推向一个新高度。 （图：Adobe Stock） 关于晚明的时间跨度，通常指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煤山自缢（1644年）的近70年，经历神宗（万历）、光宗、熹宗（天启）、思宗（崇祯）四代皇帝统治，但尚无统一定论，也有说从正德或嘉靖开始。万历至崇祯大多数时间是太平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崇祯在位17年间的事，集中于西北，但对中原破坏不小；努尔哈赤正式叛明是从1618年算起，主要战场在辽东，所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间只有约20年。张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焕然一新，国富兵强，万历后来能取得三大征的胜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国家也能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应归功于张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础。 大明繁华早在1402至1424年永乐朝就已出现，但晚明的繁华和永乐盛世有很大区别。说到这里，简单讲一讲明朝的发展历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节俭，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赞永乐盛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永乐盛世，再到仁宣之治，这一阶段主要以帝王为主导，引导社会从元末乱世恢复至正轨，国君英明，政治清平，宽赋省役，兴农爱民；但政治风气总体冷峻，重农轻商，人们的理想追求以仕途为主。 （图：Adobe Stock） 之后从正统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质、治国能力不及明初，但社会观念不再固守，弃学从商者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后到晚明，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丰富有趣，许多人鄙视科举和当官，靠卖小说、卖诗词、售书画、看相、黄白术、做工匠等一技之长发财致富的人成为庞大群体，还有不少人当讼师（律师）。民间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如神怪小说、侦探故事、爱情、养生、育儿等，商家还有意引导消费者购买哪些书。 （图：Adobe Stock） 此时，明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商人和文人身上体现显著。读书人掀起反科举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后期的山人现象是历朝中最突出的，可谓一大特色。苏州出现农民不愿种地的现象，他们涌入城里打工，因为比种地赚钱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开始向商人低头，有个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詹景凤回怼道：“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竟无言以对。这段对话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则变得更加拜金。 这个时期的政治可划分为弘治中兴之治世、正德至隆庆的中叶时期、万历至明亡的晚明。我认为隆庆更靠近晚明，因为隆庆朝解决俺答问题等边患及开放海禁的政策对晚明影响极大，是万历初年飞速进步的前奏。明中叶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称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属于离经叛道的类型，隆庆、崇祯则平庸。在此期间，皇帝的主导作用、素质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处，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之前长期讲张居正新政，现在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图：Adobe Stock） 他们比我们更会玩 晚明人熬夜玩乐，通宵“追剧”。如崇祯二年中秋后的一个夜晚，二鼓已过，金山寺锣声震天，原来是有人叫小厮来唱戏，把寺里的和尚震得从睡梦中惊醒，全寺人都跑来围观。戏一曲接一曲，演罢还不够尽兴，一直演到天色快亮。连我们现代人也会觉得这样通宵相当疯狂。 那时的戏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争相写剧本。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君子杨涟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是晚明政坛的大人物，民间也有围绕他们而写的剧本，有多达上万观众看戏，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记》，演员上台念白说“我是杨涟”时，台下观众纷纷传道：“杨涟！杨涟！”由近到远，如海潮涌动，表达著对英雄的崇拜。戏演到魏忠贤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时候，观众虽安静却个个都咬牙切齿、面露怒色。待演到颜佩韦击杀锦衣卫校尉的情节时，可谓大快人心，观众群起欢呼跳跃，喊声几乎快把房屋震塌。 （图：Adobe Stock） 为何演到颜佩韦时观众如此激动？之前，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并逮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愤起抗议，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后来颜佩韦挺身投案牺牲，百姓都对他颇为敬佩怀念。 当时也有为魏忠贤洗白的剧本，比如阮圆海的剧大多诋毁东林党，因此受民意唾弃，没能出名。 苏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们聚集在荷花宕，场面甚为壮观。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满，有人甚至拿数万钱还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说：“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上千名年轻美女竞相微笑，歌声如波涛澎湃，这是何等热闹！ 这些男女们不满虎丘中秋夜的躲闪，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图：Adobe Stock） 那么虎丘中秋节又是怎样的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少男、少妇、妙女、戏婆、声伎、奴仆，甚至包括恶少、骗子，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不聚集此地。夜幕降临后，有百十处奏乐，声音如雷轰鼎沸，想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夜深时，许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戏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调混杂，观众议论纷纷。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样排列而坐，这些夜猫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仿佛忘记时间。 听说书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晚明的南京有两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说书水平极高，要提前十天送请帖和定金预约，即便如此也未必听到，换成今天的说法可谓一票难求。 （图：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规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时的山东泰安州，会发现他们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间拴驴马的槽房，有二十多处戏子的住所。据《陶庵梦忆》，宴席分三个等级，上等一人独享一席，有十种佳肴、五种水果以及糖饼干果，还有文艺团队为顾客演戏，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数人一席，有各种美食，虽没有演戏，但仍有弹唱。整个店内即使只算弹唱的人数就已经多到不胜枚举，服务员多达一、两百人，厨房有二十多间。诸位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到宾馆，有几家达到这样的规模，吃饭包演出？晚明这样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可见消费水平之高。 （图：Adobe Stock） 那时和朋友们聚餐听歌，比我们现在唱卡拉OK还高级。他们现场创作、填歌词，普遍文化水平高，我们还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词，人家即兴填。每逢聚会，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时的流行歌曲可谓高产。冯梦龙编纂的时调民歌集《挂枝儿》几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时调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热情奔放地歌颂爱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轻人中流行，全国男女老少皆传唱，而且走哪都能听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娇声充溢于乡曲”（《博平县志》）。 （图：Adobe Stock） 《郓城县志》记录晚明穷人也追求高质生活与时尚，“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又如《博平县志》：“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陶庵梦忆》也纪录了越地扫墓的盛况，名曰扫墓，其实是趁机旅游玩乐，连小户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欢呼畅饮。 晚明对穿衣的审美是怎样的？时装是什么样子？万历年间，“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通州志》）相比之下，约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间还有淳本务实的风气。 想必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风。凡事都有两面，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心也不知不觉间醉生梦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规模浩大，朝廷财政枯竭，穷人被逼反，经济繁华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反差。明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是以东南养西北，东南始终是财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机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贫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战争终结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记者穿越回去采访南方民间的富人，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会亡。走过270多年的风雨，总体上相当稳定，连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都能挺过，总有如于谦、王阳明、戚继光、张居正、李如松这样的英雄人物化险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华，1644年的他们一定十分诧异：怎么说没就没了？明亡后，张岱的总结刻骨铭心：“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未完待续）
关于如何加深记忆，长期牢记细节，最近笔者总结了三点：图像化，声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说书人能将许多逻辑捋得更清楚，比方说假设身处做presentation的讲堂，有许多观众，然后对著花草或墙壁模拟说书，一遍不顺就再来一遍，将语气夸张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尽可能用上各种感官。伴随著栩栩如生的场景想像，久之数据呈现便成为生动的故事。 16世纪末，义大利学者利玛窦向中国推荐了一种“记忆宫殿”法，在背诵知识点时可以在脑海里想出一个宫殿，里面都“摆放”你熟知的家具，每个家具对应一个要背的知识。 举例言，下次每当想起，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打开门后先看到沙发，再看到厨房，再看到卧室；有几层楼，不同楼里知识点的分类也不同。尝试赋予一个形象给你要背的知识，为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会很容易想起来。利玛窦的这种记忆宫殿法为何十分有效？因为图画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记住，在脑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场所。 （图：Adobe Stock） 这种方法的原理很简单，它其实起源于一场偶然的灾难。利玛窦说： “古西诗伯西末尼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尼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因悟记法，遂创此遗世焉。” 古希腊诗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门后没想到身后房子坍塌，宾客都被压死，废墟里的尸体身份难辨。但他因为清楚地记得离开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识别身份，帮助家属们找到各自亲人的遗骸。他从此悟出了这种宫殿记忆法。 利玛窦精通中文，他在中国期间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国学者分享自己的记忆理论，并以汉语写成一本讲记忆方法的书，将其赠送给大明江西巡抚陆万垓及其三个儿子。 利玛窦（图：公有领域） 利玛窦在致友人信中说，当时南昌人都欣赏这一记忆法的精妙。 笔者认为，再加上声音的联想会更有效。这样多感官齐用不仅适用于学新语言，也可用于医学、财经、历史等，估计半辈子都忘不掉。 如果还发现短时间内会忘记细节，那就下硬功夫，不断重复在头脑里“播放”，这是看起来最笨但是有效的办法。学过钢琴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肌肉记忆比刻意背谱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结果。这世上天才占少数，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复成功的。 记忆的硬功夫不可小觑。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所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挤时间学习也很重要，其实时间只会越挤越多，不会越挤越少。我们常说自己太忙，可能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顾孩子，可是大多数普通人难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吗？他们能日复一日地挤时间，我们当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饭时间一边吃一边思考及讨论国政，半夜想起什么事就马上起床叫人纪录，在位8000多日无一日松懈。又如乾隆，上朝总是第一个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时间里就读一会儿书。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点就起了，导致他儿子嘉庆凌晨两点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标准也高，英主明君能够勤政到坚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当中，美国著名的发明家、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每天的时间也安排得很精准，每天5点起床，工作的午休时段用于读书学习。大家想想，假如我们每个午休时间都能抽一点点背诵要记住的东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几个英文词、三页书，三百六十五天之后能积累多少？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内，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地翻阅著一本有趣的插图教科书，看得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对于10岁小孩而言，生动的绘画显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师张居正深晓此理，所以日夜辛劳，完成了这本寓教于乐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将其命名为《帝鉴图说》。 该书共含一百多个历史故事，由张居正从史册中精心挑选。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圣哲芳规〉，向万历讲述历代帝王值得学习的举措，譬如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揭器求言、下车泣罪、戒酒防微、解网施仁、桑林祷雨、丹书受戒、感谏勤政、入关约法等。下篇名为〈狂愚覆辙〉，顾名思义，选取历代帝王的过错提醒万历皇帝不要重蹈覆辙。 编纂插图教材对现代人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我们有五花八门的图书和动画片给小孩看。而那时，张居正是整个大明王朝为皇帝编纂插图教材的唯一一人。 万历的父亲隆庆帝1572年驾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爱，并在懵懂中匆匆登极。他的好朋友太监冯保陪伴他长大，被亲切地叫作“大伴”，张居正便是受这位“大伴”推荐的老师。在万历和李太后孤儿寡母的日子里，张老师成为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个王朝的依靠。 在这对母子眼中，张老师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长得帅，沉稳负责，而且作为内阁大学士，学富五车，精明干练。之前他做过隆庆皇帝的老师，现受先帝托付辅佐万历，成为两代帝师。除太后外，他曾是万历最敬爱的人，被称为“元辅张先生”。 万历的课程有3门：经书、历史与书法，以及一项庄严的仪式——经筵。“君德成就责经筵”，它是当时帝王必须参加的。明朝对经筵尤为重视，当时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举行，通常在早朝后，不仅皇帝，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诸多大臣也要参加。 经筵场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将军护送抵达，然后在文华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进入。开讲前，两名讲官向皇帝叩首，展书官跪地膝行到书桌旁，为皇帝翻开讲义。两讲官一位负责讲四书，另一位负责讲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讲官有权暂停讲课，礼貌地提醒皇帝：“作为君主，怎能不庄重？” 文华殿（图源：公有领域） 万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国最高水平的教育。经筵是老师提醒皇帝治国的好机会，讲师可以委婉地告诉皇帝哪里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时就有讲师委婉批评他。如今，张居正对待经筵也非常用心，还吩咐儒臣记录明太祖等皇帝的《宝训》、《实录》，把他们分类成书，共四十种，如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等，多是警切之语。他向万历请求在经筵之暇进讲这些内容。张居正每次讲课都提前半个时辰到达，可见相当尽职。 课堂并非只有严肃，也透露著温暖。《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元年，天气很热的时候，万历直接走到张居正讲课的位置旁边，叫内使为老师摇扇。天冷时则命人在老师讲课处铺毡片，以免张居正受冻。我们现在看觉得平常，但在当时，这些并不是天子必尽的义务，往往是仁君所为。 万历年少时很聪明，成绩优异，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张居正引导下懂事听话，虚心节俭。 师生曾经情同父子 万历与张居正之间还有一种超乎君臣师生关系、近乎父子的情感，这在整个五千年历史上都可谓是宝贵的。有一天张居正生病，万历到煖阁亲手调椒汤赐给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万历因为出疹子在皇宫内长期养病，那段时间张居正非常担忧牵挂，但不能进皇宫，只能每隔几天到门外问候。后来万历康复后给了他一个惊喜。 那天上早朝时，天色微亮，张居正走入后惊讶地发现许久不见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龙椅上。出于急切，他径直走到万历面前，跪在地上，仰头端详圣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愈了。万历面带微笑，丝毫没有怪罪张居正的突兀，说：“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张居正关切的目光一刻没有从万历身上移开，向前膝行几步，要看得更仔细些。这时万历为了让老师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说：“朕近日胃口不错，饭菜也健康，每日进膳四次，每次都吃两碗，但不吃荤。”张居正听后眼眶湿润，安心地笑了。 （图：Adobe Stock） 悲剧的萌芽 万历皇帝身边不仅有认真负责、教学质量一流的张老师，还有家教严格的母亲李太后，更可贵的是还有时常监督他、防止其偷懒的好友冯保。 万历大婚前李太后对他的起居管教很严，五更喊他起床；万历大婚后，母亲不便过多干预，但依然十分上心，嘱咐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冯保日夜保护万历起居，如发现行为不当，便会立即奏报太后。 （图：Adobe Stock） 看到这里，大概很难想像这会演变为教育悲剧，暂且不论期待中的圣君，至少能把孩子培养为守成之君，他怎会变成贪财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处搜刮民脂民膏的败家皇帝？他后来为何一改敬爱之情，转而痛恨恩师，恨到想开棺戮尸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笔者讲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讲述更多课堂和家庭细节。 《明史》记载：“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有时万历皇帝不听话，李太后便罚他长时间跪著。我们现在看，这属于体罚式教育，不可取，其实在当时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万历肯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践踏。太后是母亲，就算再不满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渐积累至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罚跪是太后之意，关他俩什么事呢？原来，冯保经常向太后告状使万历心生恐惧；太后训斥孩子不争气时，往往补充一句“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这点李太后做得不厚道。亲子教育不宜频繁把外人牵扯进来，强化孩子对老师的惧意。张居正和万历没血缘关系，情同父子却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况张居正是臣，李太后经常强调这句话，导致万历对张老师的惧怕渐转变成厌恶。《明史》明确说：“（太后）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课堂上，万历被吓得不轻。那次是讲筵，万历学习《论语》，读到“色勃如也”时把“勃”字误读成“背”字。张居正忽然厉声呵斥：“应该是勃！”当时万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张居正有厉斥皇上的胆量。可以理解张老师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养明君的希望都寄在万历身上，难免急于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见藩王时不顾礼节，都给未来留下祸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这件事相当严重，估计万历一生难忘。这件事非张居正之错，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万历八年十一月，此时万历皇帝18岁，已经结婚，李太后不能时刻管他了，政务依然几乎全由张居正管，他闲得无聊且自制力不强，开始渴望放纵的生活。皇宫里有太监诱导他享乐，他们在西城举办夜宴，喝得酩酊大醉。万历当时佩带宝剑，随著醉意上头，和太监追逐打闹，耍起酒疯。 仍觉得不过瘾，万历于是命令两名太监唱曲给他听。两太监唱了几首旧调，但都不合他的意。万历不耐烦了：“你们唱首新曲给朕听！” 太监瞬间沉默，他们不敢唱，因为皇上所说的新曲是当时民间的流行曲，在君子看来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作为帝王是应该听德音雅乐的。若太后知晓此事，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万历见太监不唱，趁著酒劲龙颜大怒，拔剑就要杀人。随从赶忙劝阻，之后万历虽打消杀人念头，却觉得不够解气，于是砍断太监的头发代替斩首。 万历（图：公有领域） 即使没出人命，皇帝也有乱杀臣侍的倾向。此事很快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厉声训斥万历，数落著他这几年来的种种不好，而这位血气方刚的小皇帝无论那夜怎样威风，此时只哭得像三岁小孩，跪地不敢抬头。 李太后觉得绝不能善罢甘休，因此传懿旨唤张居正前来。张老师得知后既惊且怒，即刻从内阁办公室赶来。当著张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汉书》来叫万历皇帝翻阅。 学识渊博的张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闹大了！果然，李太后叫万历将书翻至《霍光传》，万历这时也恍然大悟，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废帝的典故，旨在警告万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废掉你这无道之君，还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万历吓得伏地乞求开恩，求了很长时间后李太后才答应给他机会。张居正也责令万历自省，并同时反省自己教导不严的疏漏，代万历写了一篇罪己诏。 之后，万历谕阁臣：“朕在冲年，自多过愆，惟藉诸先生力谏，使朕为尧、舜之君。”张居正趁热打铁，奏称：“诸内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饮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继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玩好以定心志，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端趋向以肃士风，则圣德愈光矣。”（《明史纪事本末》） （图：Adobe Stock） 万历表面上采纳了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因为迫于李太后的权威。《明史》称他自此事后，“心颇嗛保、居正矣”，对冯保和张居正的厌恶又深一层。 透过这起醉酒胡闹事件，想必诸位也看到一些问题：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等人齐心协力的严厉管教下，在以明君为标准的引导下，万历为何还会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几年含辛茹苦的教导难道没能使他独立辨是非？张居正和冯保有助归正他，何恨之有？ 笔者对此总结了六点： 1、万历的严格标准是被动，家长和老师都轻视了对其自觉性的培养。真正的严格应是主动的，如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主动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十遍，后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万历亲政时间晚。18岁在古代不算小，顺治和康熙帝都是14岁就已亲政，就连不被视为英雄人物的崇祯也能在16岁扳倒奸臣魏忠贤。而万历10岁登极，18岁却还不亲政，一直拖到20岁。他本人表示拒绝早亲政，李太后也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他30岁再让他亲政，主观意愿和外部环境都在消磨对成为明君的向往。 3、坐享其成。万历的教育和政治条件优渥，他坐享张居正改革后的国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艰辛，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无多大意义。 （图：Adobe Stock） 4、万历这时最担忧的只是皇权能否保住。他没有从霍光废帝事吸取正面教训，加紧内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训，厌恶像霍光那样可能对自己有威胁的张老师。李太后的恐吓无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隐藏的性格。环境严格时万历的性格尚未暴露，实际上他骨子里像他爷爷嘉靖皇帝，偏执、睚眦必报、权力至上。事实证明，十年后万历果真变成了嘉靖2.0，虽不上朝却擅长弄权，敌视文臣劝谏。此外还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数年后在郑贵妃和太子之争问题上他犹豫不决、麻木逃避，表现得更加明显。性格问题是所有良师良母的教育难题，这点不必太苛责李太后和张居正。 6、缺少严父。这点不怪任何人，因为隆庆帝离世早，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张老师毕竟是外人，不能代替万历的父亲，而且母亲也不能取代父亲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对太子朱高炽要求极严，朱高炽在应天府监国期间充分磨练，继位时已然成熟有素，可见前代帝王影响之重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