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此前講過晚清詞學家朱祖謀的詞〈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今天講他的另一闋詞：〈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 鷓鴣天 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 野水斜橋又一時，愁心空訴故鷗知。淒迷南郭垂鞭過，清苦西峰側帽窺。 新雪涕，舊絃詩，愔愔門館蝶來稀。紅萸白菊渾無恙，只是風前有所思。 該詞作於1898年九月九日，朱祖謀在北京路過劉光第的住宅，因斯人已逝，物是人非，觸景生情，抒發喪友之悲。裴村，即清末政治家劉光第。別業，也稱為別墅。劉光第生前在北京南門外有一套住宅，朱祖謀曾經常到他家拜訪，他們曾在一起彈琴論詩。但劉光第因戊戌政變而被殺害，其親人也被驅逐，如今故地重遊，詞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解讀該詞前，我們先了解劉光第的生平。他為人正直廉潔，做官時曾觸怒上級，於是辭職，閉門讀書。《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記載： 「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光緒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因讞獄忤長官，遂退而閉戶勤學，絕跡不詣署。家素貧，而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弗受。」 他雖淡泊名利，卻一直憂國憂民，關心時事。得陳寶箴推薦，他遂向光緒帝闡述政治主張，受到賞識。《清史稿》云： 「召見，力陳時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虛懷圖治，上稱善。惟時言路宏啟，臣民奏事日數百計，光第竟日批答，簽識可否，以待上裁。」 1898年四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諭曰：「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學之切時勢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之才。」標誌著戊戌變法的開始。七月，劉光第與內閣侍讀楊銳、中書林旭、江蘇知府譚嗣同並加四品卿銜，參與新政。可惜戊戌變法僅持續103日，1898年八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廢除新政，搜捕維新派人士。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康廣仁皆被處斬，史稱「戊戌六君子」。 劉光第被斬25日後，朱祖謀填寫這闋〈鷓鴣天〉。此詞以景起調：「野水斜橋又一時」，劉光第家旁有小橋流水，原是田園好風光，然而景依舊，人已非。逝去的不僅有劉光第，還有他們共同憧憬的變法。 「愁心空訴故鷗知」，與朋友陰陽兩隔，如今滿心的愁要向誰訴說呢？或許那水上的鷗鳥仍記得他們，恐怕現在只能訴給它們聽。可是，講給它們聽又有甚麼意義呢？這愁，是為國家大事而愁，倘若光第還在世，他們一定還會聚在一起討論時政，感慨維新的失敗，擔憂中國的未來。然而，光第為維新殉身了，留下祖謀一人，獨自哀愁。此二句似化自張炎〈八聲甘州〉「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 〈鷓鴣天〉這一詞牌，前片第三、四句多作對偶。朱祖謀寫道：「淒迷南郭垂鞭過，清苦西峰側帽窺。」對仗工整。他此刻內心淒迷，馬鞭無力，緩緩經過劉光第的舊宅。杜牧〈早行〉曰：「垂鞭信馬行」，朱祖謀此時大抵也是如此，不揮鞭催促馬兒，沉重地走過這段傷心路。近處的南郭是淒迷的，遠方的西山是清苦的，因為詞人的心淒迷且清苦，如王國維《人間詞話》云：「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側帽，即斜戴著帽，陸游〈早行〉曰：「憑鞭尋斷夢，側帽受微涼。」朱祖謀為何用「窺」字？因為他不忍直視那傷心的風景。帽子斜了，他也不把它正過來，因為他不忍抬頭看。徐燦〈風流子〉曰：「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憑檻，怕舉雙眸。」朱祖謀此刻的心情亦可謂「怕舉雙眸」。 「新雪涕，舊絃詩，愔愔門館蝶來稀。」曾經，他們一同彈琴論詩，那美好的時光恍如昨日；而今，每想起往事，朱祖謀都不禁淚流滿面。曾經，劉光第家中充滿歡聲笑語；而今，庭院寂靜，空無一人，連蝴蝶也不再來訪。空寂蕭瑟的庭院是當時政治的縮影，頑固派打壓維新黨，鮮有人再敢親近維新志士。 「紅萸白菊渾無恙，只是風前有所思。」這天是重陽節，古人有登高山並佩帶茱萸的習俗，傳說扎茱萸袋、登高飲菊花酒可避災。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曰：「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朱祖謀的身邊少了好友劉光第。紅萸、白菊和以往一樣，而劉光第卻不在了，只餘詞人無盡的思念。為何說「風前有所思」？這是化自李煜〈悼詩〉「咽絕風前思」，表達哀悼之情。「有所思」易使讀者聯想到思念之人在很遙遠的地方，漢代樂府詩〈有所思〉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而且「有所思」的思念，往往是不得相見的、刻骨銘心的，如王融〈有所思〉詩曰：「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朱祖謀與劉光第天人永隔，可謂最遙遠的距離；朱的「有所思」，可謂最痛苦的思念。 該詞以平常之語、尋常之景寄寓深摯之情，今昔哀樂之對比更具感染力，是言淺意深、情景交融的佳作。
文/清簫 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成仁取義，重於泰山，是以古今豪傑，不乏甘死如飴之輩。苟以一死立懦夫，振嚚聵，救天下，壯士必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然則救國大業，往往千難萬險，一死不足以成之。故謂捨生取義難，而前仆後繼、屢敗屢戰尤難。反清革命之艱，亦在於此。 昔明社遭家不造，建虜篡國，吞噬神州二百餘年。雖鑄康乾盛世，而閉關鎖國，屢構文獄。道咸以降，歐艦陵犯，天朝迷夢，憬然以覺。識者如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倡師夷長技；其後康南海、梁任公諸賢，力主變法。迨維新夭折，國人愈覺清廷朽木難雕，遂加速反清革命之進程。 興中會、同盟會廣結華僑、會黨、新軍，發動起義。辛亥革命前，各團體之舉義約近三十次。如一九零零年十月惠州起義；一九零六年十二月萍鄉、瀏陽、醴陵起義；一九零七年潮州黃岡、惠州七女湖、安慶、欽州、廉州、防城、鎮南關起義；一九零八年四月雲南河口起義；一九一零年二月廣州新軍起義。而一九一一年四月之黃花崗起義，犧牲尤烈。〈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曰： 「或刊報紙，以揚漢風；或遣偏師，以塞虜膽。而惠州之役、萍鄉之役、鎮南之役、廣州之役，良材駿雄，前仆後繼，斷頭決腸，維繫牢獄，輾轉人間，漂淪絕域者，何可指數！以死者愈繁，益用自勵，日居月諸，走無停足。誠欲於頹波橫流之中，拯同胞於沉溺；鐵騎金槍之下，返大漢之山河。此物此志，寧有他哉！」 革命黨武力遠遜清軍，仍前仆後繼，視死如歸，或馬革裹屍，或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百折不撓，但為拯救同胞、光復中華、推行共和。其風節承宋明之義烈，其宗旨則異於古昔之義師，〈中國同盟會宣言〉云： 「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機關而已。」 又〈中國同盟會為團結同志宣言〉云： 「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前者為之始端，後者其究竟也。」 為民權、自由、平等、博愛之崇高理想而捐軀，其死可謂重於泰山矣。縱屢戰屢敗，損失慘重，猶能震動四海，水滴石穿，如辛亥廣州之役，轟轟烈烈，直為武漢舉義鋪墊，敲響滿清之喪鐘。 碧血黃花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黃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親率百餘人，直攻廣州兩廣總督署，與清軍激戰。自同盟會成立後，各地起義犧牲之巨，未有過於此役者。林覺民等七十二青年捐軀，其遺骸合葬於黃花岡，立碑紀念。後人以「碧血黃花」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精神。以下概述是役之始末與催淚家書。 黃興先組織敢死隊，擬破壞行政機關，奪取子彈；並揀選死士八百人，分為十隊。暗號皆以白毛巾為標識；借研究所或宿舍，以為掩護，佈置甚密。 俟佈置就緒，三月二十四日，在港義士大半進省。各機關原定二十八日起義，以一批軍械二十九日方能運達分配；而廣州新軍或於四月初旬退伍，故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義。 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後清軍於二十六日急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且擬收繳新軍武器。是故胡毅生主延期，而黃興堅持不可，理由有三：苟稍存畏懼，何以謀事？軍火已入城，經濟部若謂吾輩欺詐，必致斷餉；既奉命令，不戰而退，乃失威信於後來。黃興又謂，願以一死與敵拚殺，以謝同胞，而維黨人信用。 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百餘義士，風起雲湧，途遇警察，輒槍殺之，疾入督署，猛攻衛隊。攻入二門後，義士開槍傷一清兵，其餘守衛棄槍投降。入署搜索，張鳴岐已遁去。 然敵眾我寡，起義軍無接應。珠光里一部義士，先後遣散，前後無援而敗，致清水師先鋒隊得以援救督署，與義士遇於東轅門外。忽一彈飛來，擊斷黃興右手扳機之中食二指第一節，興即以指之第二節扳機，繼續射擊。清軍四面合圍，興令革命軍分三路衝出。敵彈如雨，義士且戰且退。 翌晨，清軍集者愈多，革命軍遂闖入米店，疊米袋作壘，拋擲炸彈。清兵不敢近，乃縱火燒街，店內義士越後垣而遁。是役遂敗。戰後，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得烈士遺骸七十二具。一九三二年，查死難者共八十六人。 是役被俘者皆從容就義。有林覺民，僅二十五歲，起義前三日揮淚作絕筆書，留與愛妻，感天動地，最為後世傳頌。其〈與妻書〉曰：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蓋四五年前，覺民已知己之處境，岌岌可危，以彼時已立志投身革命，恐終有為清廷逮捕之日。（按：覺民一九零七年留學日本，後參加同盟會。）彼既擇斯道，固不畏死，但念至愛，畏其難禁喪偶之痛。願妻先死之語，看似無情，實則情深。蓋出此言之前，心中憂慮已久。 噫！苟非生於多事之秋，孰忍捨至愛而死？覺民之語，道出千百義士之心聲：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 晚清內外交困，朝政腐敗，割地賠款；盜賊、貪污、外患，皆可使人亡。苟不圖巨變，則黎民何日幸福？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以愛家人之愛，愛天下萬民。惜乎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忍獨善其身，而卒忍痛捨家。覺民及眾革命義士，甘捨一家之福而為舉國萬民謀永福，榮幸歟？其不幸歟？ 余每讀至「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則思及當今中國，反共志士慘遭迫害，或流亡海外，望眼欲穿，而不得與家人團聚；或深幽囹圄，受虐致死，天人永隔。苟非鹿豕當政，獨裁專制，欲使舉國蒸黎，鉗口結舌，括囊共默，何庸奔走呼號，振聾發聵，冒被赭貫木之險，忍妻離子散之痛？以共匪不去，國難未已也。相隔百年，清季革命之大業，與義士之艱苦、無私，庶乎重演。 黃花岡諸烈士中，有方聲洞，起義前一日，亦作絕命書與父母、愛妻，感人肺腑。其〈與父書〉曰： 「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只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為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為大人分憂，甚為抱憾。幸有濤兄及諸孫在，則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 自古忠孝難兩全，既忠於反清革命、民主大業，則難為父母分憂。然救國亦即保家，使舉家為中華新國民，亦可謂福矣。 覺民、聲洞等未睹中華民國之建立，而其壯舉，卒鼓舞武昌起義，乃辛亥革命之先聲。如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事略序〉曰： 「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否終則泰，故萬事莫輕言無望。今之反共大業，道阻且長，然人心思漢，民怨盈塗，朔風雖寒，春已不遠。望柳暗花明，近在崇朝，但盡人事，持之以恆。若廣州之役，雖敗而有排山倒海之效。「百二秦關終屬楚」，「三千越甲可吞吳」！
文/清簫 太白詩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斗轉星移，高岸深谷，江月如故，人事皆非。牛渚泊舟，空憶袁謝；蘇臺覽古，不見宮人。九州俊彩，千載興替，今但據鉛槧金石，知悉萬一。至若前史所佚，無從稽考，明月通曉，問之不語，他處何以求之？然憑簡策縑楮，碩彥珠璣，足使吾儕神往古昔，猶拾一貝而夢瀛海，觀星河而歎宇宙。沉醉流連之至，謂之「穿越」可也。 時近中秋，或問古之故事、習俗。余曰：曩時中秋之喧鬧繁華，士民玩樂之縱情，蓋不遜於今世。而今世都市，傳統式微，文化韻味已不逮古矣。請隨清簫翳鳳驂鸞，穿越時空，與昔人共度中秋。 中秋節之起源 中秋節之成因、始自何時，尚無定論。中秋之為節日，蓋肇於隋唐。而祭拜月神之俗，可溯至先秦。《周禮注疏》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夕月，即帝王祭月之禮。一說謂中秋節源於夕月之古禮。 一說謂中秋節源於嫦娥奔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或謂竊藥非嫦娥本意。傳后羿得不死之藥，其弟子逢蒙欲奪之，俟羿外出，逼迫嫦娥，以無處匿藥，不得已而服之。百姓聞嫦娥成仙，遂祈福月下，漸成風俗。 一說謂中秋節與晉代牛渚賞月有關。中秋賞月之風，至唐代始盛行。唐初，每逢八月十五，士大夫、文人與親友相聚賞月，飲酒賦詩。中唐時，尋常百姓亦興起中秋賞月、祭月、宴飲之風。 傳唐玄宗遊月宮，得《霓裳羽衣曲》，自此民間始過中秋。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神仙部列傳二十》，開元中，中秋望夜，時玄宗於宮中玩月。羅公遠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一說謂中秋節之由來，與玄宗遊月相關，百姓效之，是夜賞月，遂成風俗。 唐時殆已目中秋為節，而《通典》未以其為正式節日。至宋代，中秋乃全民節日，正式有「中秋節」之稱，見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 汴京不眠夜 使穿越回北宋，君於中秋夜，可見開封城民張袂成蔭，履舄交錯，爭佔酒樓賞月。兒童通宵嬉戲，夜市人聲鼎沸，直至天明。如《東京夢華錄·卷八》云： 「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佔酒樓玩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居民近皇宮者，夜深猶聞宮中笙竽，宛如仙樂。宋徽宗〈宮詞〉曰：「英華相背露臺高，夾道雙亭氣象饒。每待中秋開夕宴，月輪平處奏簫韶。」 節前，汴京已熱鬧非凡。《東京夢華錄》曰：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彩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 君亦可見，市場琳瑯滿目，鮮蟹新出，石榴、榲勃、梨、棗、栗、孛萄、弄色橙桔，皆新上市。 虎丘不眠夜 洎乎明清，中秋節與新年齊名。使穿越回晚明，君可見虎丘人山人海，若霞鋪江面；鑼鼓如雷，驚天動地。迨及三更，賞樂者猶百十人。 按張岱《陶庵夢憶》，虎丘八月半，本地居民、客居蘇州者、士大夫、聲伎、妙女少男，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使君處觀眾間，彼此呼叫而不能聞，足見鑼鼓之鼎沸，謂之「動地翻天」不為過也。 入更後，「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錦帆開」出自傳奇《浣沙記》第十四齣，「澄湖萬頃」出自第三十齣。 夜深，人漸散，士大夫及其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腔北調相雜，管弦迭奏，聽者方辨字句，輒評鑑之。 迨及二更，「悉屏管弦，洞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為之。」但聞一縷洞簫，哀怨纏綿，三四人輪流歌唱。 三更，「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不雜蚊虻」。聽者漸去，蚊虻亦散，人聲蚊聲，悉不得聞。 是時，「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 余頗愛此段。張岱之文，平易精練，細緻入微，讀其文字，如觀電影。聽眾「不敢擊節，惟有點頭」，側面稱讚歌者。猶伯牙子期，心照不宣，何庸多一舉耶？蓋自古絕唱，常於寂處得聞，匪特歌者孤，而聽者亦寡。是夜之戲，若人之一生，去者愈多，留者愈少，而留者必經無聊闃寂。迨此一夫出，不同凡響，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去者不能見也。 斯人何以於良辰佳節，不簫不拍，孤身獻唱？其身世如江州琵琶女乎？岱未述及，不得而知。而今惟有天上月，曾照虎丘獻藝人。 走月亮 中秋民俗，至明清而豐富。「走月亮」乃吳地民俗，中秋夕，婦女盛妝出遊，互相往還，或參拜尼姑庵，及雞鳴，猶漫步於月下，是為「走月亮」。《清嘉錄》云：「婦女盛妝出遊，互相往還，或隨喜尼庵，雞聲喔喔，猶婆娑月下，謂之『走月亮』。」又《浮生六記》云：「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 齋月宮 八月十五日，各戶擺瓶花，焚香蠟，成人向月頂禮，孩童亦膜拜，嬉戲燈前，是為「齋月宮」。《清嘉錄》曰：「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北京歲華記》曰：「中秋之夕，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陳瓜果於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 占陰晴 清代，民以中秋夜之晴雨，預測次年元宵之陰晴。《常昭合志》云：「邑人以中秋夜晴雨，占次年元宵晴雨，良驗。」按《清嘉錄》，有諺曰：「八月十五雲遮月，來歲元宵雨打燈。」又曰：「雨打上元燈，雲罩中秋月。」蔡雲《吳歈》曰：「悶悶中秋雲罩月，嘵嘵元夜雨淋燈。誰知籬豆花開日，養稻正需水滿塍。」 月餅 中秋食月餅，今人皆知。至若月餅之起源，則眾說紛紜。 或謂月餅源於胡餅。唐初，李靖北征，八月十五凱旋。時胡商獻餅祝捷，高祖以賜群臣。後玄宗與楊貴妃中秋賞月，食胡餅，玄宗不喜其名。適貴妃仰望皎月，謂之「月餅」，自是「月餅」之稱遂於民間流傳。 或謂中秋食月餅始於元末，朱元璋擬於八月十五起義，置字條於餅內，互贈密傳。 賦月餅團圓之義，見於明《西湖遊覽志》：「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 塔燈 塔燈亦係中秋民俗。《清嘉錄》曰：「村民於曠野以瓦疊成七級浮屠，中供地藏王像，四圍燃燈，謂之『塔燈』。」即以磚瓦壘成縮版佛塔，塔內供地藏王像，四周燃燈。 小擺設 中秋有供小財神像之俗，高不逾尺。而臺閣、几案、衣冠、樂器、博弈、戲具、什物亦有迷你版，縮至徑寸，精巧可愛。士女爭觀，門闌若市。蔡雲《吳歈》曰：「耗財供奉小財神，擺設爭看縮本新。底事清宵作兒戲，門闌好駐冶容人。」 詩詞 今人過中秋，花樣甚多，然論賦詩填詞，可逮昔賢乎？中秋詩，可溯至唐時，如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愁思落誰家。」 是夕人人望月，而悲歡各異。不直訴己之思念，而問愁思落在誰家，空靈委婉，言盡意永。「落」字化虛為實，月光情思，融為一體。 又劉禹錫〈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云：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人世常變，而明月永恆。詩人願如玉京，潔身自好，翛然塵外。此中秋詩中有道境者也。 東坡詞亦臻道境，其〈水調歌頭〉，超凡脫俗，千古絕唱。家喻戶曉，故不贅言。 稼軒〈木蘭花慢〉，亦詞中珠璣：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 構思新穎，天馬行空，用〈天問〉體，而不囿於前作。靜安《人間詞話》云：「詞人想象，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每逢中秋，人人望月，皆生感想，或千言難盡，然能有東坡、稼軒之哲思者鮮矣。苟非其人，則無其詞，是以《蕙風詞話》謂：「情性少，勿學稼軒。」 結語 倘無敬天之意、神話傳說、盎然詩韻，則中秋文化恐如嚼蠟矣。要之，憧憬仙宮、天人之際、團圓、思鄉乃其主題，惜乎今世漸忽視前者。 細探中秋故事、風俗、詩文，不遑枚舉，愈覺編纂傳承之重要。昔孟元老遭靖康兵火，避地江左，談及曩時，後生妄生不然。元老恐浸久失實，誠為可惜，遂編次成集，謂追念往昔，猶華胥之夢覺也。今吾儕閱覽古籍，亦猶遊華胥之國也。 古有觀畫入境者，畫中世界，未必為幻。使吾儕讀書入境，則書中天地，殆較書外為真。詎知天上姮娥，目人間為幻境耶？
文/清簫 國學大師吳宓，字雨僧，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今天賞讀他在100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論新文化運動〉。在此之前，筆者先簡單介紹吳先生的生平以及備受爭議的新文化運動。 吳宓生於1894年，1917年赴美國留學，就讀於弗吉尼亞大學與哈佛大學。1922年，回國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又於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與梅光迪等人創辦《學衡》雜誌，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部份觀點相當極端。當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愈來愈響，而《學衡》立場較為保守，既不盲目守舊，亦不隨波逐流，希望融合中西文化精華。《學衡》許多成員在西方受過教育，思維嚴謹，功底深厚，文章優質。 吳宓不贊同反傳統、過度強調現代西方文化，主張中庸，重視道德約束，認為盛倡白話文學者流毒甚大。他維護儒家傳統的動力不僅來自中國古籍，亦來自西方。他曾說： 「世之譽宓毀宓者，恒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持中國舊禮教為職志，不知宓所資感發及奮鬥之力量，實來自西方。質言之，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聖經》。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之原動力。而宓親受教於白璧德師及穆爾先生，亦可云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區區以歸，故更能了解中國文化之優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吳宓詩集》1935年版） 吳先生的人品很好，平時粗茶淡飯，不吸煙喝酒，且樂於助人。30年代，他有一位學生想去美國留學，費用不足，他於是慷慨資助300元，並再三聲明不用還錢。 可惜吳先生1949年沒有離開大陸，之後慘遭迫害。1957年「反右」期間，先生因表示簡體字不當且不便而被視為右派，文革期間遭毆打，被扣上「封建走狗」、「美帝國主義幫凶」的帽子。紅衛兵強迫他跪在毛像前認罪，他不跪，遂遭猛踢，腿骨折斷。毫無人性的紅衛兵又一腳將他踢翻在地，致其昏死。後來吳宓一隻眼睛失明。1978年，這位國學大師在痛苦中離世。 欲研究吳宓的思想，不能繞開〈論新文化運動〉、〈舊與新〉、〈中國的舊與新〉。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撒旦式的，這場運動將中國的一切都歸入舊的範圍並拋棄。1920年載於《留美學生季報》的〈論新文化運動〉表示：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鴆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抉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 吳宓的立場絕非排斥西學，他反對的是學習西洋的糟粕並以一家思想、一派文章代表西洋文化的全部。文中亦指出： 「吾之所以不慊於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也，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而有害於中國之人。如言政治經濟，則必馬克斯；言文學則必莫泊三、易卜生；言美術則必Rodin之類是也。」 吳先生之所以對新文化運動不滿，是因為其所主張及引進的理論、書籍片面，對中國人有害。例如一提到政治經濟，則必推薦馬克斯主義，此類現象是吳宓反對的。 吳先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名稱具有欺騙性：「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然其實則當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贊成該運動之所主張者，其人非必反對新學也，非必不歡迎歐美之文化也。」「何者為新，何者為舊，此至難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同。」天理、人情古今中外相同，這些方面不應以新、舊區分。 他以宗教、道德為例，進一步說明：「夫宗教實基於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惡，博施廣濟，使信之者得以篤信天命，心境和樂，精神安寧。此固極善之事也。道德之本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軌轍，社會得以維持，此亦極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內律也，一定而不變，各教各國皆同也。…… 決不可以風俗、制度、儀節有當改良者，而遂於宗教道德之本體，攻擊之，屏棄之。蓋如是，則世界滅而人道熄矣。竊觀吾國近年少年學子之言論，多犯此病。新文化運動不惟不圖救正之，且推波助瀾，引導獎勵之焉。例如孔子之時，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並未創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敵體為教。今以惡納妾而排擊孔子，豈可乎？耶教《舊約聖書》所載之歷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則將以此而攻耶教，可乎？總之，孔教耶教，其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決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當時風俗、制度、儀節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義忠信，慈惠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會不可須臾離者也。寡婦守節，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強，則革之可也。然遂必鏟去貞潔（Chastity）之一念，謂禽獸既無貞潔，而人類何必有之；凡貞潔，皆男子暴力，摧壓女權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 大意是，宗教、道德的內律，不同教派、不同國家都有相同之處，儒家、基督教的根本都是教人行善、正直，所以不應攻擊其根本。而風俗、制度、儀節是末，以前中國與歐洲都有君主，一個男人有多個配偶，是曾經的風俗、制度，而不是宗教、道德的本。當發生政治變革，如民主化、男女平等化，末可以改革，而本不宜拋棄。如善待他人、「篤信天命」、「心境和樂」；如《論語》、《禮記》所云「忠恕」，即推己及人；又如仁義、清廉、誠信，都是極好的品德，無論時代怎樣變，都不該摒棄。而且有人因反對納妾而罵孔子，是冤枉了他，這制度不是他創的。孔子是以一夫一妻、匹耦敵體為教。匹耦指夫妻關係；敵體謂彼此地位相等，無尊卑之分。按《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鄭玄注曰：「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 至於是否應鼓勵寡婦守節，吳宓的態度是反對不近人情。但他同時亦指出，不能摒棄貞潔（Chastity）。他所謂的貞潔並非不再婚，而是戒絕非法的性行為（abstention from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或女性只和丈夫發生關係。 吳宓隨後提及，當時有人動輒將宗教說成「迷信」，妄圖鏟除宗教，這是不對的。原文為：「今人動斥宗教為迷信，遂欲舉宗教而殲除之。嗚呼！誤矣！……今以不慊於儀式之故，而去宗教，絕道德，豈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獸食人之事矣。」 天界 人界 物界 吳先生將人的存心、行事分為三級：「（一）上者為天界（Religious level）」「（二）中者為人界（Humanistic level）」「（三）下者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那麼，這三級分別是哪三類人呢？ 上者「以宗教為本，篤信天命，甘守無違，中懷和樂，以上帝為世界之主宰，人類之楷模。」基督教、佛教徒屬於此類人。 中者「以道德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與『忠恕』二義。」「人之內心，理欲相爭。以理制欲，則人可日趨於高明，而社會得受其福。」他們心中，天理和慾望並存相爭，若能以理克制慾，則可以日漸提升境界，有益於社會。吳宓認為：「吾國孔孟之教，西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之說，皆屬此類。」 下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說，只見物象，以為世界乃一機械而已。」此類人「以為人與禽獸實無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有欲而動，率性而行，無所謂仁義道德等等。凡此皆偽托以欺人者也。」吳宓說，西方自近代科學發達後，這類思想盛行，中國亦受此潮流影響，將感染其流毒。先生之意，並非排斥西方科學，而是警告國人謹慎篩選思想觀念，注意外來文化的良莠不齊，呼籲國人在道德上不要墮落。 他並寫道：「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兩級之人，均至第一級。道德之功用，則援引第三級之人至第二級而已。故人群之進步（Progress），匪特前進，抑且上升。若於宗教道德，悉加蔑棄排斥，惟假自然之說，以第三級為立足點，是引人墮落而下伍禽獸草木也。……統觀新文化運動之所主張，及其輸入材料，似不無蔑棄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級之物界為立足點之病。」 西方自16世紀以來，基督教衰落，自18世紀以來更甚。吳宓給中國的建議是：「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堅持第二級之道德，昌明人本主義。」「宗教之事，聽其自然。」 擇最精者 鎔鑄貫通 文中還有不少建議，要言之，吳宓主張學習西方文明最好的部份： 「Matthew Arnold所作定義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按此，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鎔鑄之，貫通之。吾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皆當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發揮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學術、德教、文藝、典章，亦當研究之，吸取之，譯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謂材料廣博，時力人才有限，則當分別本末輕重，小大精粗，擇其尤者而先為之。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 吳先生不認同以進化論看待歷史、政治、文學、美術，認為「後來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勝前」。最精華的未必都在晚近，衡量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主要看永恆價值，而非一時流行。這基本上也是整個學衡派的立場。學衡派介紹西方文明，強調全面的認識，且取捨精慎，以古希臘與近代文藝復興為中心，以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為標準，並引進現代安諾德、白璧德的思想。 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輕視西方文明的源頭，急功近利，乃至有病亂投醫，不辨精華糟粕，宣傳馬列主義。吳宓說：「遇不稱許馬克斯、易卜生者，則指為贊成復辟及反對普及教育，此則尤牽強武斷之甚者也。」1920年左右，已出現過度崇拜馬克斯主義的現象，甚者給反對者扣上「復辟」的帽子。 吳宓指出，當時中國人面對西學，「如以輕舟浮大海，渺茫無際，皆所謂一知半解，初入門耳。」因此他建議：「各當日求進益，視其最上者為標準。」「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為求學者，烏可存互相凌越之見，敢自謂百事皆通，永無錯誤也哉？」在文學方面，吳先生建議不要「專讀一派之文，專收一時之作」，反對「必專學西洋晚近之Realism及Naturalism然後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惡」。 原文很長，茲僅摘選一小部份，介紹解讀，且未依原作次序。總而言之，吳宓反對或擔憂的，不幸在中共的統治下更激烈地發生了。希望更多人關注學衡派，反思中國近100多年的歷史。
文/清簫 從2022年白紙運動，到不久前的江油抗議，以及重慶大學城巨幅反共投影，中共失民心，世界有目共睹，解體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中共統治違反人性，因此垮台只是時間問題，屆時美國需協助中國盡快平穩過渡至民主體制，這是個艱鉅的挑戰，所以要及早規劃，並且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建議美國如何因應中共垮台後的中國。 共亡後的規劃與中國的重建，是個極複雜的問題。中國人不僅要學會剔除服從意識，還要把70多年來踐踏的道德與文化、欠缺的教育補回來。大陸現在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敢於批評的人才，缺少對獨立人格的培養，缺少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人才不能在民主制度保障下行使公民權利，雖有知識，卻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大陸人自己也已發現，人人安於現狀，人人不敢冒險，社會死氣沉沉。 中共空喊中華民族復興的口號。有共產黨的暴力機器在上面鎮壓，中華豈能復興？各位中國人，若你們真的愛國，就要先倒共，不做馬列蘇俄子孫。 那麼將來中共解體後，大陸如何重建與復興？今天暫且先談人文領域。一方面借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程；另一方面，復興儒家、道家、墨家、佛家思想等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並結合現代民主社會延續士的精神與價值。 士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共產邪黨對中國傳統破壞最大的一塊，也是對今天影響最壞的一塊，即士的理念與精神。一旦士亡，這個國家就會真正走入黑暗，也可以說國名存實亡。 士在中國古代是甚麼樣的人？士是中華文明獨有的一個群體，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很難找到與其相同的群體。他們重德修身，知書達禮，並參與政治，以天下為己任。《禮記·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士以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為人生目標。 修身是士的根本，不僅士，古時從庶人到帝王都要以修身為本，《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士不一定都能做官，即使不從政，也有較高的心性要求。《孟子·盡心上》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若能出將入相，固然是好事，但若為富貴而違背道義，則是可恥的。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國家有道時，士應該參政，將道付諸實踐與治國，不應該隱居。天下有道而不上進，則為可恥。而國家無道時，若高攀富貴，不能守節，更是可恥。士參政，不能沒有原則。《論語》還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崇高的人，讀書不是為了俸祿。學了很長時間而不求當官，這樣的人值得敬佩。 孔子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他認為，士的志向應當在於道，而那些為穿粗糙的衣服、吃簡單的食物而感到羞恥的人，不足以和他們討論道。《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曰：「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執著於衣食美劣，說明志不堅定，求利之心勝過求道。若能出仕，應當藉仕途而行道，為天下人做善事，而非求富貴。 士的胸懷要廣，理想要遠大，這與野心不同，不只為自己，還要肩負很多人的擔子，走很遠的路，到死才放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中國古人講的「仁」內涵很深，它包含的道德不是單一的，《論語·陽貨》曰：「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朱熹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四書章句集注》）單知道「仁」是不夠的，還要努力實踐。 士亦重氣節、操守，必要時寧死不屈。不畏生死不是空話，做到才是修身。古時有很多這樣的人，如春秋時崔杼弒其君，史官堅守秉筆直書的原則，記載事實，崔杼因而殺害他。後來這位史官的弟弟繼續如實書寫，又有兩人因此被殺。該史官還有個弟弟也不怕死，也如實寫，這次崔杼沒有殺他。南史氏聽說幾個史官都被殺了，擔心此事被隱瞞，於是寫好一份，親自送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得知有一人如實記載且沒有被殺，這才返回。他們前仆後繼，明知有生命危險，也要記錄真相。此種精神，也是現代民主國家媒體人應有的操守。 漢代有朱雲折檻，他直言敢諫，觸怒龍顏，成帝命人將他拿下。他不肯屈服，用手攀殿前欄杆，致其折斷，並高呼：「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漢書》卷六十七）之後成帝冷靜了，放了朱雲，說不必修欄杆，給未來留下遺跡，表彰直言的大臣。漢代還有董宣強項，當時有罪犯躲在湖陽公主家，洛陽令董宣要捉犯人，於是阻攔湖陽公主的車，拿刀畫地，直言批評公主。漢光武帝聞後大怒，董宣說，以法治天下，怎能縱容公主的家奴犯罪而不處置。光武帝知他所言在理，要他向公主叩頭即可。董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後漢書》卷七十七）按他的頭，他挺直脖子，兩手撐地，堅決不叩頭。光武帝欣賞董宣的耿直，於是賞賜他三十萬錢。 真正有氣節的士不願做奴才，自己沒錯，則不會屈服。中國古代一直傳承這樣的精神，出了許多高風亮節之士，有些帝王雖一時糊塗，卻也知道要鼓勵正直的言行。以前的士雖不知近現代人權與言論自由的概念，但也不宜說他們沒有維護言論自由的意識與行為。 到了近現代，華人逐漸接受西方理念，但士不應消亡。如國學大師章太炎、錢穆、胡適，可謂是現代的士。以下簡單說明士的精神在他們身上的體現。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動者，遭清廷七次通緝，流亡海外而不屈服。民國建立後，他譏罵袁世凱，大鬧總統府，被袁幽禁。 錢穆的修養很好，他是20世紀最後的士大夫。錢先生既傾一生之力闡揚傳統文化，亦堅定反共。1949年，他選擇南赴香港時，已和留在內地的學者拉開差距。中共發動文革，毀滅文化，扭曲人性，許多飽讀詩書的大陸學者喪失尊嚴乃至生命，因受迫害而自殺或死亡的文學或各類藝術大師多達177人。而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雖然艱難，但保住了士的風骨與尊嚴，並享有自由的學術環境。 胡適是20世紀倡導民主最積極的學者之一。哈佛大學教授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體現了士的現代化，「士轉化為現代公共知識人，胡適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我的治學經驗》）1948年底，中共軍隊兵臨北平城下，毛澤東託人告訴胡適，只要他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以後仍讓他當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對利誘相當不屑，說不要相信共產黨，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胡適每次與蔣介石談話，都不卑不亢，不會恭維。1958年胡適就任中研院院長，蔣公出席致辭，胡適發言時當眾反駁。這就是現代知識人應具備的獨立、主見、不卑不亢。 現代中國已有學者繼承士的傳統，並非照搬古代的士，而是結合新時代而更新。1930年代，孟森曾撰寫〈論士大夫〉，且計劃編纂《士大夫集傳》。錢穆亦非常重視士在現代的延續，余英時稱，錢先生將中國的未來寄望在士的浴火重生上。余英時認為，現代西方的「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與中國的士最相似，現代知識人要對一切有關的公共事務，只憑理性公開發言，根本不考慮政府是否會因此憤怒。 1949年到今天，大陸的知識人基本上已被奴化了。有些人嚮往獨立自由，且道德底線不低，但會無意間或迫不得已地圍繞黨轉。陳寅恪〈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銘〉有句話：「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他1929年為王國維寫的，其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現在大陸也有人以此為目標，但在中共體制下，你無法真正自由。士在現代延續與更新的進程，在大陸幾乎中斷，可以說士幾近消亡。 士亡並非指讀書人與士大夫不復存在，而是士的價值觀被扭曲了，士的道德修身要求降低了，乃至不修身，亦不再以天下為己任，亦不再大公無私，只做一阿世之人。《新五代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顧炎武《日知錄》曰：「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大陸總喜歡提外國侵略的國恥，其實士之無恥，如粉飾太平、阿諛奉承等言行，才是最大的國恥。將來中共解體後，中國大陸要重建，應當復興士的精神與文化，保留歷史上的優點，培養新時代的士，能與民主制度融合的士。若只複製美國與台灣的制度，而公民整體價值觀不正，缺乏素養，教育部門和學校教材跟不上，那麼制度必然行不久。 觀念歸正與教育改革 大陸的道德觀、傳統文化已經被中共系統地破壞了，同時排斥西方，煽動仇恨，既不像炎黃子孫，也未實現民主自由。中共走的路，是「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如同怪胎。中共過濾掉東西方的文化精華，並箝制言論，導致國民怕談政治，對政治的認知也是扭曲的，上面權鬥，下面麻木。大陸人未來要建設的，不僅是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主文化的土壤。 回顧西方近代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有漫長的文化鋪墊。余英時《人文與民主》指出，西方民主的「背景文化」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開始的，正由於人文教育的不斷發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品質才得以逐步提升。社會上的一般成員也需要人文修養，公民若不具備「通識」，則無法判斷政策的得失。西方大學重視「通識教育」，「通識」強調的是各類知識（人文、社會、自然）的綜合與貫通。中國儒家傳統有「博士之學」與「士大夫之學」，後者即「通識」。余英時總結稱，「通識」能培養關於公共事務的觀察力和判斷力，這是古今中西共同承認的，儒家與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殊途同歸。 具體的重建涉及許多細節，但大體上，我認為將來至少應該實現：大陸公民要清楚地知道需要甚麼樣的政治家，把公眾的事視為自己的事，可以放心大膽地表達政見；不再崇拜政治人物，而以批評為主。 在觀念的扭轉與養成方面，不單學習西人思想，從中國古人思想中也能汲取精華。《新唐書·太宗本紀》曰：「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對賢者評判標準要更高，責任越大，過失的負面影響越大，更應當責備。歐陽修〈非非堂記〉曰：「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寧可訕，也不諂媚，做好事本就是應該做的，沒必要稱讚他；指出其錯誤，他才能歸正。諸位莫以為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有些大陸人出國後，政治環境寬鬆了，卻依然如履薄冰。治癒人心與觀念是最難的。 但同時也應注意，批評應建立在理性與證據的基礎上。現在大陸仍有不少人喜歡亂扣帽子，此種「言論自由」將使民主變成文革批鬥。許多人學歷高，理性與修養卻不足。〈非非堂記〉曰：「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盡可能心靜而不情緒化。這需要平時長期修煉。 公民應當養成「潔癖」，社會整體標準高了，監督才更有力，投票結果才會更佳。現在中國很多亂象，訛錢、假貨、撒謊成性、走後門，人們已習以為常，就算以後言論自由了，公民也可能不會重視這些亂象。不能徒有形式，若變異思想橫行，大眾仍被謬論洗腦，最後的結果將是以投票的「公正」方式將舉國再度推入深淵。 表現在外的言行，可以用監督來約束；而內在的心性與人格，則需自律與信仰。中國人應當解決長期以來大家明知而無力改變的根本問題——道德下滑。從政者要重視修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曾指出：「受儒家宗旨啟發，吾儕得知，公正非抽象之物，而在於斯人，或『有人格之人』，是於社會唯一安全者也。」（Thomas R Nevin, Irving Babbitt: An Intellectual Study）當建立民主價值觀與民主制度、法律，下一步即為如何維持優質的民主。如政客拋棄人格，又回到權鬥狀態；媒體充當宣傳機器，干擾選民的認知；學校裡教變異的東西，使下一代的整體道德水準下滑，這些都會嚴重影響民主的「質」。 大陸從政壇到媒體、商界等各行各業，最缺乏的是人格高尚的從業者。人格的養成多來自課堂以外的教育，但中共的應試填鴨式教育過於偏重成績，而學生的人格卻容易被忽略，甚者在內捲中逐漸扭曲。 或許每個中國人都應做好心理準備，未來的重建相當漫長，可能需經過兩代人的努力與教育，才能徹底清理中共的遺毒。有些可以速成，有些不能速成，其中教育工作可能是最艱難的。但無論未來如何，當下一定要儘快滅共，上面的特權與鎮壓一旦解除，後面的路就會寬敞許多。 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今天仍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需要根除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我說不然，中共已經系統破壞過了，大陸現在也沒能民主。大陸近幾年似乎比較重視傳統文化，但不代表中共一直以來的立場。許多粉紅高喊愛國，卻不是很懂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民主化不能並存的謬論早就被破除了，若有疑問，請做研究，或參考白璧德、錢穆、胡適、牟宗三、余英時是怎樣講的。 胡適的中文著作對傳統批評較嚴厲，是希望中國人不要自大；但他在美國的英文作品和演講都強調中國傳統的優點。1941年胡適做過一個題為「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Democratic China）的演講，其中講到中國古代存在可以接引現代民主的制度基礎：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沒有嚴格的階層之分；自漢朝起，已建立客觀、公平競爭的選拔制度；古代已形成批評制度，御史、監察官可以抨擊皇帝與宰相，這是言論自由的實踐。 中國古代已有民權、民本思想，清末民初的中國人接受西方思想與推動政治變革，儒家思想確實起到了橋樑的作用。王韜稱，英國日常國家政治生活體現了中國上古黃金時代的傳統理想。又如薛福成，盛讚美國猶如中國的虞、夏。孫中山《中國革命史》曰：「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中國近代民主化遇到的阻力，不能全都歸咎於儒家。 台灣現在能做到全民選舉，且延續正統的中華文化，足以證明現代民主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可以並存。余英時稱，選舉在中國建立是很不容易的，而為何台灣能做到；香港若非環境特殊，也能做到選舉，「中國文化在台灣、香港地區，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摧殘。」「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是幫助民主觀念在中國傳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動力。」（《人文與民主》） 香港被清朝割給英國後，英國人尊重港人傳統的風俗習慣，這點我認為比中共強很多。香港人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時，並沒有全盤西化。而在內地，1966年8月起，北京及各地紅衛兵衝擊寺院，砸毀神佛像、牌坊石碑，開棺掘墓，焚燒藏書、名家字畫。而且文革結束後，對文化的破壞仍未終止。如2011年5月，遼寧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調查時，全省共1000餘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其中80%以上因城市建設、土地開發和生產生活等人為因素而消失。在思想方面，1949年，朱德說，世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即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才叫專制，是極端瘋狂的西化。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將中國的傳統鏟除殆盡，然而結果並非進步。1949年至1980年代間，大陸的國學與西學均衰落凋敝。 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在非物質層面它毀掉了信仰、良知、理性、睿智、敬意。中國古代一向倡導獨立思考，士大夫不是聽皇帝發令的機器。而且許多人都有底線，比如有人雖不太好，卻不敢不敬天。如明武宗帶病也要祭天，現場嘔血，祭天對皇帝而言相當重要。民間有許多因果報應的傳說，如《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一事，有個姓史的人，「半世為盜，半世為捕役，殺人曾不眨眼。」但他行俠仗義，幫助一對夫婦。那村民暗示妻子用身體報答史某，而史某很嚴肅地拒絕了，他雖殺過人，但不會做這種下流的事。後來他得到神的保佑，彷彿有人推他，逃出火災。類似這樣的傳說，姑不論是否相信，它們確實有助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維持在一定水平。 現代民主國家有契約精神（Contractual Spirit），中國以前也非常重視守信，但中共把道德破壞了。季札就是「信」的典範，他想將寶劍送給徐君，嘴上沒說。後來徐君死了，季札將寶劍送到他墓邊，說：「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吳太伯世家》）他在心裡答應的，即使人家去世了，也要兌現。守信的人還有許多，如季布、郭伋、宋濂等，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把「信」的價值觀延續下來。 有人說，簽合同後履行，現在多數人也能做到「信」。我說，由外界壓力與獎懲催生的行為，不是修出來的；真正的美德是無條件的，只求對得起良心，是每日修身的成果。現在中國許多人雖暫時不做壞事，但考慮的基點是利益會否受損。社會上大多數人守法，看著好，實際上心不純，有點漏洞就會鑽，深藏的道德危機最可怕。而在古時，很多人寧死也要堅守原則，如子路結纓而死，他認為君子應始終戴冠，就算有生命危險也要綁好帽帶。又如張柳朔報恩，王生不計私仇，願意推薦他做柏人的長官，所以當戰爭爆發時，張柳朔死守柏人。例子還有很多。 其實中西方文明可以找到許多合流之處。17、18世紀的歐洲人曾對中國思想、道德、文化、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如伏爾泰與萊布尼茲均對中國的道德觀表達讚揚。賴希魏因（Adolf Reichwein）《中國與歐洲》（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指出，1687年，首部孔子譯作問世，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將時人的注意力引向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的《孔子》，「至此，18世紀學術界未曾分離的三大主題首次交匯：中國、孔子、政治道德。該著作對孔子十分敬仰，這位耶穌會士稱其為『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至智導師與聖賢』。」法文中有個詞「chinoiserie」，即用於形容對中國的狂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提到一點，值得思考，他說現在西方人反而能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優點，而中國人卻對這些優點鄙棄不顧。 我認為，大陸人以後要真正意義上實現中西合璧，內化東西方精神層面的精髓。中國古籍並非無用，某天儘管你忘記書中的原話，卻發現自己在提升，或許這就是內化了。 結語 在道德、信仰慘遭摧殘的土地上，很難只依賴新制度與法律走向復興。所以，應當重新重視士與修身對整個社會的意義。無論東西方，都要注重民主的「質」。 華盛頓曾說，在促進政治繁榮的所有性情與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麥迪遜（James Madison）亦指出，制度安排是輔助性的預防措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必須有一個共識，即防止多數人暴政的第一道防護線是人民自己的良好品德和涵養。將來中共解體後，中國人也一定會面臨這個問題，道德和信仰的重建將必然是重中之重。重建信仰不等於建宗教、國教，可以是每個公民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較高的道德標準，將守護整個社會的公正、自由、法治視為自己的責任，對非正義之事絲毫無法忍受。 希望以後大陸的民主是優質的、延綿不絕的真民主。覺醒不必等到未來，現在就可以從倒共開始。
文/清簫 今天講清末民初詞學家朱祖謀過香港時作的一闋詞。首先簡單了解作者的生平。 朱祖謀，又名孝臧，字古微，號彊村，生於咸豐七年（1857年），卒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各位或許記得，筆者講過況周頤的詞，朱祖謀與況周頤均位列「晚清四大詞家」。葉恭綽評價他： 「彊村翁詞，集清季詞學之大成，公論翕然，無待揚榷。余意詞之境界，前此已開拓殆盡，今茲欲求於聲家特開領域，非別尋途徑不可。故彊村翁或且為詞學之一大結穴，開來啟後，應有繼起而負其責者，此今日論文學者所宜知也。」（《廣篋中詞》） 朱祖謀可謂是晚清詞學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善於作詞，而且在詞的輯錄校勘上貢獻卓越。其《彊村叢書》蒐集唐、宋、金、元詞集173種（總集5種，別集168家），校勘精細，勝過同類其他匯刊叢刻。朱氏編選的《宋詞三百首》，是宋詞選本中最流行的。 朱祖謀20歲時已頗有才名。28歲那年，殿試金榜題名，為二甲第一名。光緒十二年（1886年），入京為官，任編修。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啟戊戌變法。朱祖謀與維新派人士關係密切，亦贊同變法。但戊戌維新僅維持103天，1898年9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朱祖謀對「六君子」中劉光第之死尤感哀痛，作〈鷓鴣天〉悼念。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會「假仇教為名，劫殺相尋，蔓延滋害。」（《清史稿》卷二十四）朱祖謀對此深憂，反對濫殺洋人，冒生命危險直言進諫，勸慈禧太后不要用義和團。但慈禧不聽，終釀成悲劇，點燃戰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由於正直敢諫，朱祖謀險些因言喪命，《庚子國變記》記載：「朱祖謀請勿攻使館，言甚痛切，不報。曾廉聞之曰：『祖謀可斬也。』載漪亦欲殺祖謀，未發，及城破而免。」他可以選擇沉默，但出於為國為民的責任心，而再三勸阻權貴，鑒於當時的環境，可謂勇氣可嘉了。《悔逸齋筆乘》記載：「舉國若狂，盈廷緘默，偶發讜言，輒觸奇禍。其官居侍從，身無言責，而折角批鱗，終始不撓，屢瀕於危，而卒獲免者，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一人而已。」 朱祖謀十分關心國家政事，他還就稅務上疏提意見，無奈未被採納。他的憂國精神亦體現在詞中，如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他因事坐船到香港，想到國勢衰頹，朝廷昏聵；又思念遭朝廷罷黜的黃遵憲，遂填〈夜飛鵲〉一闋： 夜飛鵲 香港秋眺懷公度 滄波放愁地，游棹輕迴。風葉亂點行杯。驚秋客枕，酒醒後，登臨塵眼重開。蠻煙蕩無霽，颭天香花木，海氣樓臺。冰夷漫舞，喚癡龍、直視蓬萊。 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厓。不信秋江睡穩，掣鯨身手，終古徘徊。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風鶴唳，驚笳夜引，百折濤來。 公度，即黃遵憲。按《人境廬詩草·黃公度先生年譜》，光緒三十年，黃遵憲「臥病」；翌年「病轉劇」，「卒於家」。黃遵憲是晚清著名外交家，對戊戌變法貢獻頗大。新政罷廢後，遵憲受牽連，「出使日本大臣職亦革」，1898年九月「由上海歸」，此後不復出。 如此難得的人才被罷黜，朱祖謀為他惋惜，期盼遵憲再獲重用，扭轉中國的頹局。詞中「不信秋江睡穩，掣鯨身手，終古徘徊」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期望。「掣鯨」形容人才大氣雄，出自杜甫〈戲為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掣鯨身手」指黃遵憲救國的本事。「終古徘徊」化自《楚辭·離騷》「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終古，意為永遠，洪興祖《楚辭補注》曰：「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朱祖謀想表達的是，不相信黃遵憲這樣的大才以後一直隱居，不再有大展身手的機會。 此時的香港正被茫茫煙霧籠罩，「蠻煙蕩無霽」。雖看不清花木，然秋風吹來花香，瀰漫在海上的水氣中，飄散至岸上的樓臺。這種美，是朦朧的，也是悲哀的。 大清王朝的人，與香港之間隔著一層煙霧——1842年8月29日，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代表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年，又割九龍南端給英國。按《清史稿》卷七十二，「香港島，道光二十二年割於英。咸豐十年，又割九龍寨屬焉。光緒二十四年，又拓租九龍司屬地二百方英里，訂九十九年之約。」朱祖謀來到香港，不禁想起這段沉痛的歷史，於是寫道：「冰夷漫舞，喚癡龍、直視蓬萊。」冰夷是水神，郭璞〈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水神也不滿煙霧瀰漫，因而漫舞，使浪花翻騰，試圖喚醒癡龍，希望它驅散煙霧，直視香港。癡龍在此喻清朝，如今變得既癡又弱，屢簽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言外之意是，願大清國重視香港的歷史教訓，重視改革，不要再重蹈覆轍。 祖謀隨後感慨：「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真割珠厓。」從香港島被割讓到現在，已過去許多年了，國家的局勢依然堪憂，試問朝廷，將來是否連海南島也會割讓？「紅桑如拱」，形容時間過去了很久。「紅桑」指傳說中的巨桑樹，《拾遺記》曰：「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此樹萬年才結一次果實，形容時間漫長。「如拱」即樹木長到可用兩手合抱，《左傳》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1842年到1904年，60年過去了，在憂國之士眼中，極其漫長，期間可以做出多少改變？雖然清廷實施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意義重大，但政權的根已經爛了，受慈禧、滿人權貴、頑固派強烈阻撓，維新終究夭折了。中國的未來將怎樣？是否繼續戰敗、割地、賠款？亟需黃遵憲這樣真正的棟梁來力挽狂瀾。此時大清國正如「大旗落日」、「百折濤來」，危如累卵，統治者還不該警醒嗎？ 朱祖謀還有不少詞與時事緊密相關，可謂「詞史」，以後我會講解他的其他作品。
文/清簫 筆者此前提及，一直想彙集並講評宋明清高風亮節之士的詩詞，尤其是宋之抗金、抗元英雄，及明之抗清志士、晚清憂國之士，亦包含孤臣遺民。希望諸位反共志士不遑多讓，堅貞不屈，延續昔賢的精神，一直堅守至中共解體、中華光復的那一天。 本文繼續講張煌言的詞。欲了解其生平，可閱讀筆者之前的文章。下面請欣賞他的詞〈滿江紅〉。 滿江紅 示同難賓從羅子慕於武陵獄邸 蕭瑟風雲，埋沒盡、英雄本色。最髮指、酡酥羊酪，故宮舊闕。青山未築祁連冢，滄海猶銜精衛石。又誰知、鐵馬也郎當，琱弓折。 誰討賊？顏卿檄。誰抗虜？蘇武節。拚三台墜紫，九京藏碧。燕語呢喃新舊雨，雁聲嘹嚦興亡月。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 此詞作於獄中。當時張煌言已被清兵逮捕，與他一同被捕的還有羅綸，即羅子慕。（按《清史稿》等史料，應為羅子木。）羅綸可謂是張煌言最忠誠的部下，煌言遣散軍隊後，隱居懸澳時，身邊只餘羅綸等數人。黃宗羲〈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曰：「公結茅其間，從者為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被執後，張煌言、羅綸、楊冠玉皆寧死不降。這首〈滿江紅〉是煌言寫給羅綸的血淚之言，表達對大明至死不渝的丹心，及眼見天下淪於滿清的哀痛。 「蕭瑟風雲，埋沒盡、英雄本色。」1645年，張煌言舉兵抗清，至1664年解散餘軍，十九年間，致力興復，終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永曆帝遇害，魯王亦殂，南明無可奈何地退出歷史的舞台。張煌言等矢志報國的英雄，或死或敗，放眼神州，還剩下多少反清將士？〈張公墓誌銘〉云： 「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 按全祖望〈年譜〉，「是時海上諸軍，零落散亡殆盡；鄭氏既入東寧，祇存閣部一旅。然閣部以監國尚存，誓死不替。……世皆言閣部以援絕勢窮，不復自持；而不知使監國一日不亡，則閣部一日不能罷。」 儘管獨木難支，張煌言仍盡最大努力堅持到最後。 復國壯志未酬，已令他心如刀絞；而披髮左衽，更令他怒髮衝冠。「最髮指、酡酥羊酪，故宮舊闕。」滿清入主中原，不僅是改朝換代，亦是對漢人文化的衝擊。剃髮易服政策，清初有不少漢人難以接受，清廷強迫百姓改變風俗習慣，一度引發激烈的反抗，如《江陰城守紀》記載的江陰民眾悲壯的抗清起義。「酡酥羊酪」是夷狄的飲食習俗，在此指滿清強制推行剃髮令，改變漢人習俗。 煌言嘆「青山未築祁連冢」，但即使大勢已去，他也要精衛填海，「滄海猶銜精衛石」。「祁連冢」是一個典故，《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記載：「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西漢名將霍去病六擊匈奴，立下蓋世之功，漢武帝為他建造陵墓，形如祁連山，以旌其功。張煌言致志抗清，希望自己成為大明的霍去病，百戰百勝，驅逐胡虜，然而結局殘酷，兵敗身執。 可是，十九年間，他一直迎難而上，面對茫茫滄海，他像精衛鳥，銜著小石子，一心要填平東海。滿清對義師雙管齊下，一面利誘，積極招降；一面威脅，對不肯投降者，向他們的親戚下手，當時降清的人不在少數。張煌言的夫人董氏與兒子萬祺被清廷逮捕；他的四叔遭受酷刑，死於獄中，他非常心痛，卻沒有因此而投降。清廷還試圖切斷義軍從內地獲取物資的通道，實施沿海遷界政策。鄭成功見金門、廈門等小地方難以長久立足，於是率軍東赴台灣，另建基地。張煌言對此反對，認為這樣是不進而退。後來鄭成功在台灣扎根，與張煌言分道，煌言從此更加艱難、勢孤。 煌言派羅綸到台灣勸鄭成功出兵，然成功「殊無經略中原之志」（〈張公墓誌銘〉）。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記載：「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台，苦口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台，不能行。公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救滇之舉終未能行。1662年，永曆帝被清軍殺害，鄭成功離世，張煌言仍未放棄，寫信給鄭成功之子鄭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然而「鄭經偷安海外」。（〈張公神道碑銘〉）煌言孤忠如此，豈非精衛填海？ 可惜「鐵馬也郎當，琱弓折」，南明的殘餘軍隊無力回天。郎當，意為疲倦、頹倒。 琱弓雖折，而氣節不屈，過片情感由抑轉揚——「誰討賊？顏卿檄。誰抗虜？蘇武節。」引用兩大典故：顏卿指顏真卿，唐玄宗時擔任平原太守，安祿山反叛後，顏真卿倡義討賊。《新唐書》記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唐德宗時，李希烈反，顏真卿被拘，毅然不屈，遂遭縊殺。漢代蘇武出使匈奴，單于欲誘逼他投降，將他囚禁於大窖中，絕其飲食。蘇武不屈，靠吞嚥冰雪與旃毛活了下來。匈奴又將他徙至北海無人處，他牧羊時始終手持漢節，直到節旄盡落，仍不釋手。《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蘇武在匈奴被拘十九年而不降。顏、蘇的忠心與氣節均值得後人欽佩效法，張煌言此時身在獄中，亦矢志忠貞不貳。 煌言又道：「拚三台墜紫，九京藏碧。」拚，有捐棄的意思，這裡可理解為「不顧」。三台，星名，分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天子和臣民。三階平，象徵天下太平。三台亦對應人間的三公。《晉書·天文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三台墜紫」，在此指天下大亂，明朝傾覆。九京，即九泉、墓地。「藏碧」的典故出自《莊子·外物》，萇弘忠貞為國，他死後，蜀人珍藏其血，三年後，其血化為碧。煌言想表達的意思是：即使明朝滅亡，他到九泉之下也不改忠心。 「燕語呢喃新舊雨，雁聲嘹嚦興亡月。」「新舊雨」指煌言的新老朋友，且特指與他志同道合、寧死不降的朋友，其中也包括羅綸。當我們在中國文學中看到「舊雨」，應知道很可能不是舊時的雨，而是老朋友。杜甫〈秋述〉曰：「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我們再看下一句：「雁聲嘹嚦興亡月」，嘹嚦即大雁淒哀的鳴聲。那天際的孤雁好似作者自己，聲聲傾訴著亡國之悲。 「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西臺慟哭」是典故，謝翱曾作〈登西臺慟哭記〉緬懷文天祥。煌言道：也許將來亦有謝翱那樣的人，哭祭他們這些殉身的抗清義士。結拍含蓄表達了必定效法文天祥的決心。 1664年九月七日，他以一死，實現了最後的心願。
文/清簫 7月22日，四川江油一名14歲女孩遭到霸凌。施暴者囂張地說「不怕報警」，並拍攝整個霸凌過程，上傳至網路。更令人憤怒的是，中共一如既往地淡化、鎮壓。以下先講述該事件的經過。 受害女孩的母親是聾啞人，該女孩經常遭受霸凌。影片中，她被三名未成年少女掌摑、踢打、強迫下跪、強迫脫衣。 在由霸凌者拍攝的影片中，受害的女孩說要報警，一名施暴者說：「你覺得我們怕你嗎？又不是沒進去過。」另一人稱：「都進去10多次了，沒20分鐘就出來了。」據悉，霸凌者是官二代。該影片自8月2日起在網上發酵，激起民憤。 警方稱，其中兩名施暴者已被送往「專門學校接受矯治教育」。不少人認為懲罰過輕。8月4日，逾一千人聚集在街頭抗議，要為該女孩討還公道。其父母跪求當地官員，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 市民齊聲高喊：「欺負老百姓」，要求「嚴懲施暴者」、「共產黨下台」。當局調動大批警力鎮壓，用棍棒毆打抗議者，噴辣椒水，有人被打得滿身鮮血。官方還向民眾擲煙霧彈，出動「牲口車」抓捕民眾。有市民在抗議現場直播，質問警察「是不是準備打我們？」隨後警察一聲令下，黑衣人動手，之後直播畫面中斷。 在鎮壓的同時，中共當局封鎖相關消息，許多影片被下架，即使用「江油」的諧音「醬油」發布，也遭到封鎖。警方稱，網上「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女兒打人」、「施暴者親媽是江油市一級警督」等信息均為「謠言」。 當局禁言此事，很可能是想在8月7日成都世運會開幕前粉飾太平。百姓只是想為一名14歲女孩討回公道，卻被官方暴力鎮壓。該事件的不公亦激起海外華人的憤怒，5日，眾多洛杉磯華人聚集在中共領館前抗議，集會人士高呼「聲援江油人民，停止霸凌孩子」、「還我民主」、「拒絕霸凌」。 美國華人發起抗議，並不意外；而在中國大陸，出現如此規模的反抗，實屬難得。中共統治七十餘年，中國黎民的脊梁被歷次恐怖運動摧折，許多人變得膽怯、冷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者罹患斯德哥爾摩症。繼1989年「六四事件」、2022年「白紙運動」，最近的江油抗議再度令人看到中國人的希望。其實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為江油霸凌案忿忿不平，此次抗議的可貴之處在於，民眾不約而同地走上街頭，不單是對霸凌事件的不滿，而且是對體制的怒吼。不為個人利益，只為素不相識的受害者發聲。 國內發生的霸凌不勝枚舉，而該事件最讓人憤怒的，是那句「都進去10多次了，沒20分鐘就出來了」。當局對霸凌懲處過輕，又以重錘砸向和平抗議的民眾，這不單是兩三個人的邪惡，更是體制的邪惡。 近幾年中國民怨達到高潮，任何一起不公的事件都可能成為導火索，憤怒積壓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爆發。隨著火勢蔓延，若敢於走出來的民眾越來越多，中共暴政必將加速解體。大陸有不少人心存正義感，但缺乏凝聚力，要想尋回公道，需要更多的上街抗議並形成更大規模，因為網路審查很嚴，所以最好走出來聚集。如今江油市民的抗爭讓我們看到了久違的凝聚力，為其他城市做了很好的示範。 海外有人說，江油人的表現，不太像中國人的樣子，大陸百姓長期以來給外界留下的印象是一群懦夫。我希望海外能多一些對江油抗議者的聲援與鼓勵，敢於反抗才是中國人應有的樣子。莫以為中國百姓幾千年來都是懦夫，中共的邪惡程度若放在古代，早被推翻許多次了，當今的大陸人要找回老祖宗的骨氣。中共控制中國人的手段，主要是洗腦教育、經濟利益、生命威脅。現在經濟不景氣，生活不如意，愛黨的熱情不易點燃，當最後一根稻草壓在身上，便不怕死了。《老子》第七四章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人現在需要不畏死的勇氣，擺脫中共流氓威逼利誘的枷鎖，爭取本當擁有的人權、自由、民主，驅逐赤匪，恢復中華。 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它利用現代科技封鎖一切「敏感」信息，這是古代統治者做不到的。中國古人一向主張以民意為主，《尚書·泰誓中》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並將保障言論自由付諸實踐，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又如《戰國策》記載： 「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要使國家強大，政府應當虛心納諫，聞過則喜，兩千多年過去了，這個道理依然不錯。而中共屢次封鎖消息，打壓異見，越噤聲，越失民心。 統治者若堵百姓的嘴，終將自食惡果。如周厲王暴虐侈傲，國民對其不滿，怨聲載道，厲王派人監謗，禁止批評，導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記·周本紀》）。民憤積壓至忍無可忍的地步，終於引發叛亂，厲王遭到圍攻，逃亡至彘。 中國傳統觀念認為，若君主傷害黎民，可以將其驅逐。《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衛國人驅逐其國君，師曠認為這樣做並不過分，而是他們的君主太過分。良君愛民如愛子，這樣的國君當然不該驅逐；但如果國君使百姓絕望，就應該驅逐他。 有人說，美國的理念與制度不適用於中國，不要推翻共產黨。那我們不妨從中國人自己的思想中找根據，為何不能解體中共？它如同你的父母嗎？文革、六四、活摘器官、極端清零，到最近鎮壓江油民眾的事件，它把百姓當人看？黃宗羲曾說：「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明夷待訪錄》）暴如桀紂，理當誅之，要以萬民為重，當權者為輕。大陸人早該揭竿而起，七十年來實在被中共奴化得太嚴重。 古代百姓向政府表達憤怒的途徑，除起義、戰爭外，也有類似現代集會示威的抗議行為，有的確實效果顯著，連皇帝也被迫妥協。如北宋太學生上書事件，跟隨的軍民多達數萬人。《宋史》卷四百五十五云： 「陳東，字少陽，……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眾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 當時金兵迫近京師，李綱主戰，李邦彥主和，朝廷要解李綱的職。太學生陳東主張重用李綱，斥李邦彥，於是與眾學生上書請願。按《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聚集在宣德門下的學生達數百人；有數萬軍民也不約而同地在宣德門聚集，乞用李綱。當看到李邦彥時，軍民怒罵道：「汝是浪子，豈能做得宰相！」並撿起瓦礫砸他。抗議者「呼聲震地」，敲碎了登聞鼓。皇帝派遣吳敏、耿南仲來慰諭，希望他們退散，眾人不肯退，並殺傷內侍二十餘人。開封府尹王時雍警告說：「脅天子可乎？胡不退！」學生回答：「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奸佞脅之乎？」欲上前毆打王時雍，嚇得他連忙逃逸。 宋欽宗在壓力下妥協，重新任用李綱。《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遂遣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於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綱既對，即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宇，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當晚，宋欽宗下詔說：「深諒爾等忠義」。這些抗議與請願者不是反賊，而是忠義之士，他們以社稷為先，敢於脅天子。總而言之，他們的請願是成功的。 明代也有一起聲勢浩大的抗議，百姓為周順昌之冤鳴不平，數萬人不約而同地聚集請願，之後群情激憤地毆打官差。《明史》卷二百四十五記載： 「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 周順昌為人正直，因觸怒魏忠賢而被誣陷，閹黨遣官差到蘇州，要逮捕周順昌。他平日頗得民心，百姓聽聞後，出來為他鳴冤，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儒生王節等詰責巡撫都御史毛一鷺，而毛一鷺只是假意說些好話，實則不願聽諸生的意見。 過了一會兒，一鷺不耐煩了，勃然道：「諸生誦法孔子，知君臣大義，詔旨在，即君父在也，顧群聚而譁如此！」假借君臣大義來壓請願者。這些秀才很清醒，說：「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式馮焉。諸生奉明公教，萬一異日立朝，不幸遇此等事，決當以死爭之。明公奈何教人諂邪？」（汪琬〈周忠介公遺事〉）就算是二祖十宗來了，也會給臣民公道，當官的遇到此等冤案，應該拼死力爭公正才對。 有差役見他們吵了許久還沒結果，遂將鋃鐺丟在地上，說：「這是魏公的命令，可以緩緩嗎？」此話瞬間點燃民眾的怒火，原來所謂聖旨是假的！和平請願旋即升級為武力抗議，百姓憤怒地撞開闌楯，毆打官差，官差們被嚇得東逃西竄。〈周忠介公遺事〉云： 「爭折闌楯，奮擊官旗，官旗抱頭東西竄，或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栗乞命。」 《明史》云：「蠭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 有士兵拔刀威脅民眾，百姓更加憤怒，要奪刀殺毛一鷺。為平息眾怒，備兵使者鞭打士兵，局勢才稍安定。 同日，另有一批官差從胥門入城，強買酒肉，欺負市民。市民群起反擊，把這批官差也打了一頓，「群毆之，走焚其舟，投橐裝於水。」（〈周忠介公遺事〉） 上述抗議，雖然百姓動武，但都不到起義的地步。古代聚集抗議的事還有很多，不遑枚舉，諸位莫以為中國百姓自古皆懦弱。當今大陸的百姓也應多一些示威，態度應再強硬一些，無論是共產黨，還是霸凌者，都欺軟怕硬。再有不公的事曝光，還要抗議，儘量聚集，在人數上形成大規模，不達目的，絕不退讓。
文/清簫 近日，台灣大罷免引發全球關注，雖遭挫敗，卻也讓華人更加意識到反共保台的重要性與緊急性。總結其受挫的原因，其中包括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與認知戰，部份媒體刻意淡化中共對中華民國的威脅，渲染大罷免「破壞穩定」，將焦點轉移並簡化為藍綠對立。此外，台灣部份選民懼怕戰爭的心理也是原因之一，擔憂大罷免會導致兩岸關係更緊張。 有些人至今尚未明白，你所謂「維持穩定」，換來的卻是中共更猖獗的氣焰。今天歲月靜好，向對岸示弱，難道中共就會因此改變吞併台灣的野心？你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政黨對立，更是亡國危機，是因為要守護中華民國及其價值觀，所以要徹底反共，無論你屬於或支持哪個政黨。昨日之大陸，今日之香港，明日之台灣，七十多年的歷史還不足以使某些人清醒嗎？清醒的大陸人想方設法移民海外，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卻要向牆內靠攏。偏安一隅已可謂恥，猶能理解，而現在有人不啻在賣國，還不重視，這真是奇恥大辱。台灣人，請不要讓南宋與南明的結局重演！縱不能預測未來，至少現在先守住氣節。 本文旨在講詞，而以時政開場，是因為時事堪憂。幾百年前的詞和今天的國際大事有何關聯？表面上沒有，但先賢的事蹟與氣節迄今猶能激勵讀者，令人潸然淚下。我非時政評論家，但講解昔賢作品，乃力所能及。一直想彙集並講評宋明清高風亮節之士的詩詞，尤其是宋之抗金、抗元英雄，及明之抗清志士、晚清憂國之士，亦包含孤臣遺民，如李綱、辛棄疾、文天祥、蔣捷、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王夫之、譚嗣同等，不勝枚舉。他們的作品、故事與風節值得吾儕代代傳遞。 今天講南明抗清英雄張煌言的詞。您或許從未聽過他的名字，但您一定知道鄭成功。1659年四月，張、鄭合作北伐，是南明史上最值得濃墨書寫的大事件。以下先簡述張煌言可歌可泣的一生，有助理解他的詞。 伴隨張煌言一生的，是大明風雨飄搖的國運。崇禎八年（1635年），煌言十六歲，考中秀才。彼時國危，朝廷遂要求文試之後試射。煌言文武雙全，「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黃宗羲〈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二十五歲那年，北京淪陷，福王在南京即位。1645年，清軍佔據南都，煌言與里人錢肅樂等舉兵，奉魯王。此後便踏上了坎坷的救亡之路。 世人以張煌言與文天祥相提並論，他們的氣節、丹心均可與日月爭光，而論困難程度，張煌言比文天祥更不易。〈墓誌銘〉曰： 「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自1645年舉兵，至1664年被執，十九年間，與張煌言並肩作戰的志士越來越少，臨終時，他可謂明朝最後的忠臣之一。 張煌言的軍事才略不亞於鄭成功，他向鄭提過不少建議，頗有見地，如鎮江乃長江門戶，應先攻克之；為收復鎮江，應當「速整水師，直搗蕪湖，一則牽殺虜船，二則聲取南都，以分其勢，使不敢來援。」（《從征實錄》） 且他不畏艱險，一心只為復國，《北征得失紀略》云： 「時虜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數百位，欲遏我舟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砲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卻，兩岸砲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䑸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 張煌言、鄭成功的北伐一度勢如破竹，收復瓜洲、鎮江，可惜敗於最關鍵的南京之役。但張煌言治軍甚嚴，深得民心，一度使百姓看到復明的希望。 1661年，鄭成功誓師，決定征台灣。張煌言反對，認為軍力應當都用在抗清上，不要耗在與紅夷作戰，征台灣將遠離初衷，本末倒置。〈上延平王書〉曰： 「夫思明者，根柢也；台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能有枝葉乎？……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 鄭成功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不久後，二人分途。失去鄭的幫助後，張煌言窮困潦倒。雪上加霜的是，1661年十二月，永曆帝被清軍俘虜；次年四月，這位南明最後的皇帝被殺。又聞魯王殂，張煌言更加悲痛，哀嘆道：「孤臣栖栖海上，與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清史稿》） 1664年，張煌言遣散孤軍，隱居在荒無人煙的懸澳。七月，其住處遭洩露，清兵夜半攀嶺襲擊，將其逮捕。趙廷臣勸他：「公若肯降，富貴功名可致。」張煌言正色道：「此等事講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明季南略》） 九月，張煌言從容赴死。刑前，他遙望吳山，感嘆道：「好山色！」（《清史稿》）錦繡山河依舊，卻被胡虜佔去，此時腳下哪一寸土地，依然是他的國家？短短三字，多少心酸。 他的詩詞，催人淚下。現在我們一起來讀他的詞〈柳梢青〉： 錦樣江山，何人壞了，雨瘴煙巒。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 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淚相看。 該詞大抵作於煌言散軍之後，抒發亡國之痛，並表達忠貞不渝的決心。 詞的起法，有以問句起者，尤能表現沉痛。「錦樣江山，何人壞了」，不須明言，也知是滿清鐵蹄踐踏了錦繡山河。韃虜篡奪大明江山，就像煙雨籠罩於山河之上。 「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故苑、舊家指故國。「鶯花」不僅是春景，亦寄託對故國的懷念。丘遲〈與陳伯之書〉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讀到「舊家燕子」，想必諸位都能聯想到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經歷改朝換代，昔日的繁華一去不返。一例意為一概；闌珊，猶蕭瑟、將盡。 上片寓情於景，下片言志。煌言云：「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此心堅決不變，不要再問現在是何朝代，詞人只忠於大明，不承認滿清政權。讀到「秦關漢關」，諸君大概也已聯想到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明社垂危之際，飛將李廣安在？煌言也希望李廣再世，驅逐滿虜，惜乎現實不堪看。 胸懷報國壯志的豪傑，會情不自禁地看劍，多想回到沙場奮勇殺敵，如辛棄疾「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然而中原未復，壯志未酬，「可憐白髮生」。陸游〈訴衷情〉曰：「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張煌言的心情也是如此，「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淚相看」。青萍，是傳說中的寶劍，《抱朴子》曰：「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煌言凝視匣中利劍時，比稼軒多一分亡國之哀，稼軒髮雖白，國未滅；而煌言復國無望，要向何處揮劍？ 然成事在天，煌言終究是盡力了，既無魯陽，但需一死。其絕命詩曰： 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死是一閉眼的事，而他生前的不易，有幾人能承受呢？
文/清簫 今天講考據學非常重要的方法：參考金石。 甚麼是金石？金石是非紙面史料的一種，有金，有石。據朱劍心《金石學》，金「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鑑等物」；石「以碑碣墓誌為大宗，旁及摩厓、造象、經幢、柱礎、石闕等物」。金石之始，可上溯至黃帝、無懷氏，《拾遺記》曰：「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事祖廣記》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 姚永樸《史學研究法》云：「所謂金者，如《禮記·祭統》所載衛孔悝之鼎銘，左氏昭七年傳所載宋正考父之鼎銘，皆其類也。」古人會把事蹟銘在彞鼎上，後人看到，就能了解此人的人品與行事。石也有許多值得後世參考的記載，比較典型的有班固〈封燕然山銘〉、韓愈〈平淮西碑〉等。金石學研究的對象很多，包含各類銅器、鐵器、石刻、玉器、竹木簡、甲骨、陶瓷器、磚瓦等。 為何金石很重要？古時的記載經過漫長的流傳，難免有誤、失真、缺脫，如果能找到相關的實物，可以訂補書籍，進而距歷史真相或全貌更近一步。《顏氏家訓·書證》就有這樣的例子：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隋朝開皇二年，長安百姓從地下挖出秦朝的鐵秤權，塗銅的地方有兩處刻銘，寫的是「丞相狀、綰」。而《史記》記載：「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對比後，可知書中人名可能訛誤，應該是「隗狀」，而非「隗林」。這就是用出土的實物訂正史書的錯誤。 後來到宋代，研究金石正式成為專門的學問，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開此風氣。《宋史·劉敞傳》云： 「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劉敞用金石資料考先秦制度，他的研究也促進了歐陽修治金石的興趣。歐陽修編纂《集古錄》，長達一千卷，是中國最早的金石學專著。其後趙明誠著《金石錄》，也是宋代金石學的代表作。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序〉曰： 「金石之學，始自漢藝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載秦刻石名山文。……而專書則創自宋歐陽修、趙明誠、王象之諸人。」 金石學始於漢代，盛於宋代，至元、明而中衰，在清代達到極盛。清代發掘的金石數量是以往的十數倍，且光緒末年發現甲骨，是金石學的又一次突破，從此增加了考證古書的新材料。在方法上也有重大進步，朱劍心《金石學》云： 「大抵著錄之法，多本前代之成例。……曰分代，曰通纂，曰概論，曰述史，曰書目，則前代所未嘗有也。」 王昶《金石萃編》可謂清代金石學的集大成者，他收錄的金石資料達1500種。對於文字模糊不清的，他便作旁注；對於篆隸及古文別體，則將其點畫摹下來，並解釋文義；對題額、碑陰、兩側，也都詳細記載。 清代另一集大成者是葉昌熾，他在《語石》序中說： 「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餘通，……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徵島索。……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并。」 《語石》卷六總結了碑版如何幫助考證： 「撰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闕。郡邑省并，陵谷遷改，參互考求，瞭於目驗。」 「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朝造象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璽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 有些人物的信息，史書未必記載，而碑文中有，則可以補缺。石碑也能反映地理變遷，可用來考證紙上的記載，研究異同。又如，南北朝佛教興盛，研究者可以查造像記，和《魏書》的〈釋老志〉比較，增補宗教史。又如，《宋書》有〈符瑞志〉，專記載祥瑞徵兆，及大事件發生前的異象。天發神讖碑，也稱「吳天璽紀功碑」，稱天降神讖而刻，此類碑文也可以載入〈符瑞志〉中。又如，正史中有〈禮樂志〉，可以參考漢朝的孔廟碑、曹魏的受禪碑，補充〈禮樂志〉。又如，唐代開元年間，李隆基撰〈令長新誡〉碑文，可以將其補入正史的〈刑法志〉中。這並非教人改寫史書，而是講類似的道理和方法，以後我們若要寫書，應當善於運用金石上的史料。 碑版可能不實或有誤，但若時間較早，往往比輾轉的紙上記載更可信。有一種情況，無論古今，涉及外語的記載，漢人都要很小心，因為語言的陌生容易導致訛誤，傳抄過程中可能出錯。例如「特勤」被寫作「特勒」。史書中經常看到「特勒」，如《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云：「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特勒」大概是突厥的一種頭銜，用於稱呼其子弟。但婁師德涼國公契苾明碑、唐玄宗闕特勤碑、柳公權神策軍碑皆稱為「特勤」。錢大昕認為，碑中「特勤」是對的。《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曰： 「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迹。」 而且契苾明碑由宰相婁師德撰寫，比較權威。所以應當採信碑文，依據碑修正書上的錯誤。 總而言之，金石是鑑別史料真偽正誤的極重要的資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史書中的訛誤，而且相吻合的地方，還能證明一些記載是真實的。更可貴的是，無書面記載的歷史，能從金石中探尋。關於金石的應用與研究，還有很多可講，限於篇幅，今天就講到這裡。以上參考的書籍，諸位可以找來閱讀。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