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3日，92歲高齡的退休中共高官閻明復在北京逝世。海外一些以自由民主為志業的人士紛紛藉助社交媒體表示悼念，光傳媒還為他舉辦了追思會。中國自由民主人士居然悼念中共高官，坊間有很多人對此表示費解和非議。 其實，中國自由民主人士有充分理由將一些中共體制內人士引為同道。我2009年出版《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從陳獨秀到李慎之》一書，曾系統疏理中共黨內不絕如縷的自由民主力量，反思從中共第一任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到21世紀初的「胡趙餘黨」，一批又一批共產黨人在晚年皈依自由主義的生命軌跡和心路歷程。 媒體界學者楊繼繩將這些在晚年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人稱為「兩頭真」人物，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這些「兩頭真」人物，經歷人生三部曲：起初帶著青澀真誠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和富強而投身中國共產黨，後來在中共的胡作非為中隨波逐流、喪失真誠、喪失自我，晚年大徹大悟、恢復真誠、甚至於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 這些共產黨人在不同程度上回歸或皈依自由主義，需要一系列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主要有三個。其一，他們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親眼目睹中共所實施的陰謀詭計、所犯下的反人類罪、所進行的破壞、所造成災難、所帶來的倒退；其二，他們親身經歷中共專制政治、領袖獨裁和連續不斷的政治清洗，以及他們本人或親朋好友遭受迫害、家破人亡的痛苦，對獨裁領袖操控的絞肉機深惡痛絕；其三，他們有機會接觸各種「異端思想」，包括被黨斥為「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被黨斥為「資產階級思想」 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主觀條件則是他們良知猶存、思考能力尚在，能夠與變化的環境形成良性互動。 在當代中國湧現的中共「兩頭真」人物，有兩個高光時刻和兩次突破。一個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痛定思痛而實現政治和思想突破，積極投身「去極權化」和「思想解放」運動，揭露專制暴君毛澤東及中共的罪錯、呼喚改革開放、倡導民主法制（法治），在中共黨內形成包括中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的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另一個是在「八九民運」之中和六四屠城之後的政治和思想突破，勇敢地站到中國民眾一邊，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反對暴力鎮壓，倡導對話協商、倡導人權自由、倡導憲政法治。 閻明復只是「兩頭真」人物中的普通一員。閻明復一家兩代人全部投身中共，卻在文革中連同其父身陷囹圄、飽受迫害、父母雙亡。他在文革後復出，官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對中國改革開放頗多貢獻。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閻明復挺身而出，作為中共改革派、特別是總書記趙紫陽的代表，殫精竭慮斡旋於中共最高層與抗議學生及知識界之間，謀求妥協未得其果而受整肅降職。 在六四屠城之後，閻明復所做的主要抗爭是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借他全家所經歷的苦難和不白之冤申訴中共的罪錯。其他更為傑出的「兩頭真」人物在六四屠城之後站得更高、走得更遠。被軟禁的趙紫陽終生都不低頭屈服，而且留下秘密錄音展示他拋棄一黨專政而擁抱議會民主的堅定立場。李銳、朱厚澤、鮑彤、李昌、李慎之、李普、胡績偉、杜潤生、任仲夷、許家屯、杜導正、謝韜、江平、郭道暉、何家棟、鍾沛璋等一批德高望重或曾經位高權重的資深中共黨人，或者筆耕不輟，有力抨擊毛澤東及專制制度的罪惡、積極傳播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或者奔走呼號，奮力糾正中共的弊端、促進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 對比中共「兩頭真」人物，習近平這一類頑固派平庸官僚徹頭徹尾的虛偽顯得特別醜陋不堪。習近平最初加入共產黨，就是一場虛偽的表演。1953年習近平出生於特權環境中，其父習仲勛當時是國務院秘書長，並在幾年後升任副總理。習近平幼年生活上享受高牆之內的高幹家庭特供，教育上被送到為高幹子弟開設的北京八一學校就讀。但是好景不長。1962年習仲勛被指控為陝北幫反黨集團的頭目，借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被革職查辦，遭受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年僅9歲的習近平淪為「黑幫子弟」、「狗崽子」，心靈遭受嚴重創傷。他曾經反抗過，但反抗的失敗塑造了他的終生虛偽。1966年文革之初，他自以為他也有資格投身革命。但他在紅衛兵運動中很快就被收監，關進少年犯管教所。他不堪其辱，潛逃回家，卻被其母齊心送回少管所。齊心此舉不近人情，但她堅定認為這是保護家庭和習近平的明智之舉。延安小朝廷建立之後，有一批來自殷實之家的女青年看好紅朝前景，勇拿青春賭明天，背叛家庭而以小妾身份委身中共革命幹部。齊心是其中佼佼者，深諳以曲求申之道。1944年齊心以18歲幼齡嫁給已婚中年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此後親身經歷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血腥歷史，早已在世態炎涼中練就了特殊的生存之道。1969年16歲時習近平被送到陝西農村插隊，他進行了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反抗。他不堪其苦而逃回北京，又被北京公安抓到學習班再次受管教。其母齊心再次對他進行更為深入的勸導，習近平終於徹底認慫，認定反抗是下策，唯有逆來順受、積極加入中共，才有翻身機會。於是他帶著新的願景返回陝西農村，將自己裝扮成一個被徹底改造好的新人，埋頭苦幹，寫了8份入團申請書於1972年加入共青團，寫了10份申請書於1974年加入共產黨。黨終於接受了習近平所表出來的忠誠，習近平也就從此帶著對權力無限崇拜，以獻身於黨、充當黨的馴服工具換取統治人民的特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有意識地將他們父子在中共統治下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難，當成封官晉爵的政治資本。 1974年入了黨並立即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並不真的要「紮根農村」。1975年他便通過後門入讀與他的能力完全不相符的清華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基本有機合成專業。1979年畢業後通過後門擔任與他的專業完全不相符的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1982年他再次通過後門空降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以便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大背景下開拓更廣闊的仕途。已經當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還專門寫信給河北省委書記，要求特別關照習近平。當時過分趾高氣昂的習近平在河北官場碰了釘子，從此又學會了韜晦之術，後來在福建、浙江等地當官時以謙卑姿態巴結能夠幫助他仕途高升的上峰及中共元老，終於登頂中共黨魁。 小人得志、入承大寶之後，習近平的虛偽表演也登峰造極。他早就喪失了良知和基本的真誠，不是運用他所得到的權力糾正和廢止給他們父子以及廣大中國人民帶來大災大難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制度，而是竭盡全力復辟和鞏固這種邪惡制度，垂死掙扎、倒行逆施、無惡不作。所有大獨裁者都是權迷心竅的魔怪，也都為了鞏固和擴大其權力而編造自欺欺人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斯大林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並將紅旗插遍全球，希特勒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並優化整個人類，毛澤東的宏大敘事和宏偉目標是將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解放第三世界並將紅旗插遍全球。習近平本是平庸小丑，卻也依樣畫葫蘆，在登基之後裝神弄鬼、製造個人崇拜，將他裝扮成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並且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民領袖」。 20世紀80年代，「兩頭真」的中共黨內溫和派、開明派和改革派，曾與中國民間的自由民主力量一起共同推動中國朝著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但是，中共黨內頑固派在政權危機時刻不願順應歷史潮流放棄權力，而是不惜血流成河而大開殺戒，通過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像蘇聯東歐一樣結束共產主義極權黨國的歷史進程。六四屠城之後，諸多「兩頭真」人物並沒有偃旗息鼓。他們審時度勢，並沒有與中共徹底決裂而當烈士，而是忍辱負重，前赴後繼、堅韌戰鬥而尋機待變。可惜顏色革命遲遲沒有破局、轉型大潮遲遲沒有到來，中共「兩頭真」人物和體制內外諸多自由民主人士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不斷被漚爛。歲月無情，隨著鮑彤和閻明復最近相繼離世，本就花果凋零的中共黨「兩頭真」前輩已告別歷史。習近平等極權主義者重新激活極權機制和極權思想，正在肆虐神州大地、戕害中國與世界。已天下蒼生為念的中國仁人志士急需調動體制內外一切潛在的社會力量，聯手結束中共暴政、實現憲政民主轉型。 （全文轉自光傳媒）
楊恆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廣州白雲機場入關時被從北京來的中國國安人員帶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對他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摧殘，但他的內心依舊剛強。幾天前他從獄中向仍然關心他的朋友和讀者傳話：四年是漫長的時間，我來到這裡受苦受難，但我沒有被征服；我是無辜的受害者，我對我入獄前所從事的正義事業依然充滿信心；我絕不放棄我與朋友們共享的價值觀，我期待早日重獲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報世人對我的關愛。 四年之前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固然是為了報復2018年澳大利亞制定實際上針對中共的反滲透法案以及抵制華為的5G基建項目，就像抓捕康明凱、思巴夫以報復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一樣。但是，中共安全機關當年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防範「顏色革命」。至於「間諜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對楊恆均進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諸多重大事件周年紀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當局擔心出現「灰犀牛」和「黑天鵝」，擔心民間藉機發動「顏色革命」，風聲鶴唳、如臨大敵，2018年下半年就啟動了對異議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肅。被整肅的維權律師有餘文生、隋牧青、文東海、謝燕益、李和平、王宇、張凱、劉曉原、常瑋平、何偉、玉品健、劉正清、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異議人士和民間維權人士包括秦永敏、黃琦、王怡、蔣蓉、劉飛躍、甄江華、孫林、董瑤瓊、朱承志、戈覺平、吳其和、李英強、覃德富、沈夢雨、岳昕、楊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肅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公民社會的民間意見領袖幾乎被安全部門「斬盡殺絕」， 以至於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無法在中國大陸引發任何引人注目的呼應。 楊恆均是因為讀者眾多、在網路世界廣有影響力而成為中共當局打擊的目標。他2009年在我門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沒有選擇進入職場謀求生計，而是學業有成、躊躇滿志地以職業寫手的身份獻身於思想啟蒙的事業，特別是堅韌不拔地堅持在「牆內」寫作以擁有更多天然讀者。楊恆均有厚實的自由主義思想信仰和理論修養，但他在寫作中力避書卷氣。他善於用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生動詼諧的文筆指評時政，切實有效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因而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中共當局認為楊恆均有發動革命的能量，2011年為防範「茉莉花革命」就曾經將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間楊恆均的讀者群在全國50多個大、中城市自發組成以「羊【楊】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備了全國性影響力，中共當局2019年為防範「顏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儘管他迫於壓力於2017年就已遠走美國、淡出江湖。 其實，楊恆均只是一位積極議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力圖克盡言責的書生。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傳人。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於道」。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帶著孟子所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麼一種士大夫精神，奔走呼號、激濁揚清，致力於創建和維護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當今中國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像楊恆均那樣優秀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帶著為真理和正義獻身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為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落實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而盡心竭力。 四年過去了，當今時過境遷。中共當今有改善中外關係以為經濟紓困、息事寧人以化解社會危機的雙重壓力，釋放楊恆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於鬆開「專政的鐵拳」以實現與公民社會的和解，顯然是很有魅力的選項。不過，人們有理由懷疑，中共領導層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選擇的能力。 （全文轉自光傳媒）
在中國社會愁雲密布、一片蕭殺之中，中共剛剛度過了它的101周年黨慶。這次黨國周年慶典，氛圍相當詭異，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一方面，想在中共二十大新一輪權力博弈中升遷的趨炎附勢之徒，用令人作嘔、不堪入耳的奴才辭彙和排比句，競相對習近平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另一方面，官方管控失效的社交媒體上遍布對習近平的反感、鄙夷和嘲笑，還夾雜著習近平被迫下台或到站下車的小道消息，讓人感受到反習聲浪激增、倒習暗潮洶湧。我的觀察是，中共黨國已在風雨飄搖中走向窮途末路。我判斷中共極權黨國窮途末路，有三個層面的依據， 分別是共產主義極權演變的大框架、中共極權政權代際傳承的中斷、極權主義倒行逆施所帶來的內外交困和內外夾擊。 極權黨國窮途末路，憲政中國時來運轉。在中共黨國黑暗隧道的盡頭，大勢所趨的中國憲政轉型如願以償。 一 從極權到後極權、繼而從後極權到民主轉型的時代大潮 第一個層面，我們從歷史演變大框架這個視角，看到中共極權政權走向滅亡。世界上的共產主義政權政權演變的大趨勢是從極權黨國的建立與興盛，到極權政權演變為後極權政權，再到後極權政權的民主轉型。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政權演變的軌跡，基本曲線是極權、後極權、民主轉型三部曲。 共產主義極權黨國1918年誕生於俄國，然後像病毒一樣向全球傳播，特別是在橫跨歐亞大陸的的東歐、東亞和中亞傳播，在20世紀50年代到達高峰，與西方民主世界勢均力敵。登峰造極之後，接下來的演進路徑是分裂、衰落、敗亡，儘管在衰亡過程中仍然憑藉餘威赤化一些落後國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黨國便從極權轉變為後極權。後極權是極權的變種，也就是解凍、鬆弛、失去全民信仰及領袖個人崇拜後的極權。後極權仍然維持著政治上的一元化，仍然殘忍地消滅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但是在經濟和思想文化兩個領域都推行「修正主義」，不再死守一元化而默認實際上的半多元。戈爾巴喬夫等人的改革，所繼承的是赫魯曉夫所開啟的改革事業。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則是集「修正主義」之大成，終於在1989-1991年間，促成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的坍塌和成功程度不一的憲政民主轉型。 但是，人類歷史演變只有趨勢和概率，而沒有像自然界那樣的規律。根本原因在於，人類社會存在一個能動的、不確定的變數，也就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共產主義極權黨國在其締造者去世之後的演變，有兩個耀眼的例外。一個例外是北朝鮮。這個國家直接將朝鮮勞動黨的「黨天下」和金家的「家天下」合二為一，將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確定為「唯一的指導方針」，將黨的領袖確定為 「賦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並且由金家祖孫三代世襲。因而，北朝鮮至今保持著極權的原型。 另一個例外是中國，在經歷了30餘年的後極權之後又倒向極權主義復辟。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死後中國的「去極權化」，是朝野上下聯手推進的偉業。民間的「去極權化」 努力，實際上在毛澤東行將就木的時候就已開始。在1976年清明節藉助悼念周恩來而展開的「四五運動」中，覺醒的中國人就已經寫出了告別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的詩句：「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這樣的覺醒，與中國民眾1949-1976年間令人窒息的領袖崇拜及普遍蒙昧，與當今仍然瀰漫於北朝鮮民眾中的普遍蒙昧，形成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去世之後，以「去極權化」為主調的民間刊物如雨後春筍，並迅速形成被稱為「民主牆運動」的思想啟蒙運動，展現中國民眾掙脫黨國的精神奴役而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嶄新精神面貌。與民間的覺醒相映成趣的是，在體制內開明派胡耀邦等人的推動下，中共政權也展開「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部分否定毛澤東及其極左路線，限制個人崇拜和領袖獨裁，平反冤假錯案，給「五類分子」摘帽、解放政治賤民，給個體和私營經濟出讓部分空間，有選擇地開放國門接納國際資本主義及民主世界的制度和觀念。 在廟堂和江湖的共同推動下，中國進入後極權時期。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一元化的社會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鬆動的一元化政治、多種所有制混合的半多元化經濟、古今中外多種意識形態相互競爭的半多元化文化。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三種大潮洶湧澎湃，極權保守勢力則以「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方式進行反撲，掌控中共黨國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左右搖擺。展開拉鋸戰的雙方1989年在「八九民運」中攤牌，由於鄧小平從改革派陣營倒向極權保守派陣營而且喪盡天良地調動軍隊屠殺平民百姓、激進派學生領袖拒絕與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黨內開明派合作、趙紫陽的軟弱和誤判等偶然因素，「八九民運」功敗垂成。 「八九民運」失敗之後，中國體制內外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極權保守派的全面清洗，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被堵死。在1989-1991年間諸多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分崩離析而邁向憲政民主轉型的大潮中，中國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另闢蹊徑而生存下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共高層更進一步達成共識，取消了「姓資姓社」的爭論，對黨國社會主義進行自我否定，轉軌到黨國資本主義， 寄生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肌體上苟延殘喘。從黨國社會主義轉變為黨國資本主義，也就意味著後極權秩序和格局被固化。從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到胡錦濤的「不折騰」，體現後極權中共黨國的無奈。 2012年習近平入主權力中樞，在中共黨國內部最蒙昧、最頑固的紅二代極權派支持下開歷史倒車，竭盡全力復辟極權專制。這是中國歷史演進的暫時挫折，是中共政權滅亡之前的垂死掙扎和迴光返照。 二 極權主義紅二代後繼無人 第二個層面是代際政治的視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中共政權傳不到紅三代，必將隨著紅二代一起消失。我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中共黨國傳不到紅三代》等文中一再強調，中共紅二代集體接班，只能是曇花一現。毛澤東在世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盛極一時，沒有安排權力世襲。而且，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為了配合他和黨內「走資派」的生死搏鬥，還授意批判「血統論」。直到1989-1991年間蘇聯東歐共產黨國政權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體系突然崩潰，中國部分紅一代在驚魂初定之後，做出將權力移交給紅二代以保住紅色江山的戰略部署，讓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佔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掌控關鍵資源。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權力中樞。 但是，在民智已開的中國社會，太子黨、紅二代之類，早就是負面辭彙，權力世襲廣受詬病。紅二代內部，也已經嚴重分化。固然有擁戴習近平的極權頑固派，也有實際上與他們處於對立狀態的憲政派，比如胡德平、胡德華、戴晴、高瑜、李大同、任志強、蔡霞等人，還有以劉亞洲、馬曉力、秦曉、何迪諸人為代表的現代派，以及眾多袖手旁觀的逍遙派。由於習近平霸王硬上弓而「定於一尊」，用黑幫手段野蠻確立與其他紅二代之間的君臣關係，強迫其他紅二代俯首稱臣、不準「妄議中央」，頑固派中的諸多豪強現今也已經與他離心離德，背地裡咬牙切齒。 對中國未來更有意義的是，紅二代能夠依賴父蔭在各個系統佔據要津並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卻無力讓他們的兒女複製這種權力網路。而且，他們的兒女所接受的是跟他們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都有別於父輩，嚮往自由自在的現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繼承極權主義紅色江山的內在強烈衝動。就力量對比而言，即使紅三代有繼承紅色江山的心愿，也根本成不了氣候，中國社會已不容他們像其父輩那樣呼風喚雨，中國的仁人志士與已經覺醒的民主世界都會有效阻擊他們集體世襲。 三 習近平的極權主義復辟造成內外交困 第三個層面，我們從現實政治的視角所觀察到的現實是，習近平推行極權主義復辟的倒行逆施全面敗壞改革開放所積累的成果，已經使中共極權黨國陷入內外交困、風雨飄搖。 筆者和很多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上演的是一出鬧劇，而且是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禍害的鬧劇。古人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小人登上大位，其禍端不止於個人，而是連累整個社會。習近平本是當官幾十年除工於心計外毫無突出表現和建樹的平庸官員，陰差陽錯而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推上黨國最高權位，立刻野心爆棚，真的是小人得志。用任志強的話說，那是一個「脫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習近平能夠迅速集中權力，得益於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黨國極權體制和中共官員的整體平庸。習近平如此平庸的一位政客，居然能夠裝扮和包裝成「人民領袖」，堪稱官場腐敗之奇觀。更有甚者，這麼個無才無德、無知無能、無功有罪之人，居然能夠憑藉媒體宣傳和信息控制而造就個人崇拜，居然能夠籠絡到那麼多僕從跟班和鷹犬打手助紂為虐，居然能夠用破爛的民族復興讕言勾引芸芸眾生登上他的專制和仇外賊船，居然有那麼多投機分子和利祿之徒如此肉麻地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實是中華民族之奇恥大辱。中國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糟蹋蹂躪和奇災大難記憶猶新，還要遭受又一位小人的個人崇拜，情何以堪？ 習近平給中華民族的帶來的大災大難，實在罄竹難書。習近平的最大罪惡，是使中國倒退到極權政治。他運用極權機制進行系統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清洗，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以及依託非政府組織和網路從事各類維權和傳播憲政民主理念的民間意見領袖；他通過「清網行動」等措施將互聯網全面變成黨國的宣傳工具，利用數碼通訊技術和社會信用機制實行全民監控；他用專制權力毀掉2003年非典之後建立起來的突發流行病即時報告和防範機制而導致新冠病毒的全球擴散，繼而又以慘無人道的「清零政策」造成無數病人無法就醫而死亡以及其它人道災難；他摧毀香港的自治、自由、法治和民主而使「東方之珠」黯然失色，在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施行肉體和文化的種族滅絕而激化民族矛盾、加劇民族分裂。 在經濟方面，習近平是野蠻地使用專制權力消滅財富的典型「敗家子」，使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所積累的資本和財富，在其兩個任期內快速流失殆盡。習近平沿著復辟極權的路子大踏步推進「國進民退」，通過「供給側改革」將私企逐出上游產業、通過「混改」將優質私企納入殭屍般的國企、通過在私企建立黨組織和黨書記參加董事會等方式控制私企的財務與人事、通過「打擊資本無序擴張」收拾私企巨頭；他為了滿足個人的領袖慾和虛榮心，既將黨國收割來的民脂民膏在世界各地「大撒幣」、又勞民傷財興辦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等一系列爛尾工程；他出台各種政策做大做實房地產泡沫、使系統性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風險不斷加大；他拒絕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新冠疫苗、野蠻地推行使經濟停擺的封城清零政策；他既自不量力與美國大打貿易戰、又狂妄地利用中國的經濟體量對澳大利亞等國家進行經濟制裁和經濟脅迫，毒化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這些倒行逆施的綜合後果是，當今中國經濟凋敝、百業蕭條、破產潮和失業潮接踵而來，億萬民眾利益受損而怨聲載道，「中國模式」在世人面前徹底破產。 在外交方面，習近平的虛驕和極權復辟也對中華民族造成無法繼續承受的傷害、使中共黨國四面楚歌。習近平政權與民主文明世界交惡，根源在於它在極權復辟的邪路上狂奔、公開向普世價值開戰、公然挑戰以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為支柱的國際秩序。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明確將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新聞自由等已經被廣大覺醒的中國人所接受和追求的觀念和制度列為打擊對象，以維護極權黨國的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習近平「新時代」的外交政策，在兩個基本面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回歸。一個基本面是政治挂帥、狂妄無知地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爭當世界領袖；另一個基本面是將時勢歸結為「東升西降」（毛澤東時代的表述是「東風壓倒西風」），進而與發達的民主世界為敵、與獨裁政權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結盟，以營造有利於中國極權黨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從這樣的荒唐立場出發，習近平政權散布民族危亡的論調不斷推高民族情緒；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工程及相應的軍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國的海軍力量並控制重要國際海運航道；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組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投資和貿易體系；摧毀國際條約和承諾強行將香港大陸化，並且不斷派遣軍艦和戰機擾台而使台灣海峽劍拔弓張；將中國的國運與俄羅斯和朝鮮等流氓國家捆綁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違反國際規則和契約並明目張胆地偷竊西方先進技術，通過「戰狼外交」的惡言惡語搶奪國際話語權，操控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通過統戰手段腐蝕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為如此，民主世界重新集結，對中共黨國進行圍堵。 四、中國憲政轉型勢在必行 坊間有一種說法，習近平入承大寶近十年以來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陳，「鐵腕反腐」這一項政績總該肯定。人們之所以走入認可或讚揚習近平反腐政績這個誤區，是因為錯誤定義腐敗。腐敗的確切定義是「以權謀私」。按照這個準確定義，毛澤東、習近平這一類獨夫民賊是一國之中最大的腐敗分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誰最腐敗？當然是混世魔王毛澤東，他以中共黨魁的名分，獨霸黨國。即使就錢財而論，毛澤東在當時也是中國首富。當今中國誰最腐敗？當然是「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他以權謀私、剷除異己、任人唯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像歷代專制帝王不斷上演的「黑吃黑」把戲一樣，毛澤東、習近平等人濫用專制權力反腐以鞏固和強化其專制權力，是最黑暗、最高級別的腐敗行為與愚民伎倆，其危害性遠非貪戀財色所能比擬。貪財貪色該受懲罰，貪權貪位更該懲罰。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反腐，有權力制衡、公示官員財產、司法獨立、依法辦案、新聞獨立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但是習近平堅決拒絕這些制度和方法，反而將提倡這些制度和方法的人治罪。習近平的所謂「反腐」，是與法治針鋒相對的法外施法、選擇執法，完全服務於他個人的政治私利。 實際上，正是因為有了「鐵腕反腐」這個殺手鐧，禍國殃民、到處爛尾的習近平仍然能夠大權在握、令所有官員俯首聽命。在極權黨國逼良為娼的制度框架中，各級官員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有違規動作，而在於是否被追究責任。而是否被追究責任，決定權在各級政權的一把手手中。省部級一把手這一級別以上幹部是否被追究責任，決定權由中共黨魁掌握。老朽昏庸的毛澤東到了氣息奄奄的風燭殘年，躺在病床上通過「陪睡丫頭」（江青語）發號施令，仍能牢牢掌握黨國大權，靠的正是黨國潛規則給他的終極人事處置權。所有高官的個人檔案之中，保存著所有高官被檢舉或自我檢討的罪錯。依據這樣的「生死簿」，毛澤東可以隨時處置任何官員。黨國極權制度中最高領導人所掌控的生殺予奪大權，確實荒唐而殘忍。中共黨國的廟堂中人，在毛澤東去世後痛定思痛，局部「去極權化」而走向後極權，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明文禁止個人崇拜，建立退休制度、任期制度、黨內民主、集體領導等剛性約束和軟約束來防範領袖獨裁。遺憾的是，他們為認知所限，也為一黨專政之私，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化。「去極權化」的事業半途而廢，遺患無窮。沒有去掉的黨魁終極人事處置權，落入習近平這一類權欲熏心的小人之手，舉國朝野上下又重受極權之苦。習近平、王岐山等極權主義者，除了用嚴刑峻法戕害社會、毒化社會、毒化人際關係，也通過紀檢部門及特務機構收集材料重修各級幹部的「生死簿」，隨時用腐敗罪名整肅異己。這樣一來，「反腐鬥爭」就發揮了與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同樣的功效，被習近平利用來迫使其他黨國官員就範，使所有官員都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之中，並濫施淫威製造對他的個人崇拜。 要終結極權主義者習近平對中國造成的禍害，必須在根本政治制度上改變中國。2014年我結集出版《中國憲政轉型》一書時，特別在封面上寫明：「中國面臨的時代任務，早就不是黨國體制框架內的改革，而是從黨國體制到憲政民主的轉型」。顯而易見，習近平的倒行逆施，與中國所面臨的時代任務背道而馳。經歷了習近平的極權主義復辟回潮，中國朝野上下的有識之士唯有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儘早結束習近平的鬧劇，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國人前赴後繼推進中國憲政轉型，其義舉之悲壯及代價之慘烈，足可動天地、泣鬼神。新近的範例有許志永、任志強、許章潤等一身正氣的忠勇國士，勇觸逆鱗公開叫板習近平。劉曉波斷言，「中國的希望在民間」，誠哉斯言！ 黨國廟堂中人，也有充分依據出手阻擊習近平。正像蔡霞 在《習近平詭詐而狡蠻的修憲及其影響》一文作羅列的那樣，習近平為了連任所從事的一切動作，都是對文明規則的野蠻破壞。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中國人的血淚所換取的文明成果，1982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任期限制；1982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也特別寫進了反對個人崇拜、廢除終身制和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殊黨員等重大原則。從那時起，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務上兩屆任期就在制度上確立起來了。為了杜絕「例外」，中共中央辦公廳2006年08月還專門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制暫行規定》，寫明「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習近平公然謀求違規連任，公然踐踏「黨紀國法」，公然製造個人崇拜，如此胡作非為、厚顏無恥，理應天怒人怨、眾叛親離。 社會各界合力合力實現憲政轉型，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就贏過一回。三十多年前，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黨國土崩瓦解，只在轉瞬之間。環顧當今神州大地，人心思變。心存善念的各界人士，自當放手一搏，盡人事而聽天命。世人所期待的壯麗時刻會如期而至，中共極權暴政在民變、兵變、政變相互呼應中灰飛煙滅，憲政中國在呼聲、歌聲、笑聲相互激蕩中橫空出世。
六四屠城33周年紀念日，中國大陸不允許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園燭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繼續為自由而戰的華人，仍然舉辦規模不等的集會、遊行及燭光晚會，緬懷六四英烈、繼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人類的歷史，由人類選擇構成。33年前，覺醒的部分中國人，與其他共產主義黨國覺醒的人群一樣，選擇與共產暴政抗爭，選擇與共產暴政強加給他們的命運抗爭，紛紛通過語言文字和街頭運動表達他們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嚮往和訴求。 覺醒人群的這種勇毅行動，對掌權的極權主義者們帶來挑戰，也給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當年中共黨國的極權主義者們本可以與蘇聯東歐的同類一樣，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民意，改邪歸正而轉變為擁抱普世價值的正常人，放棄專政特權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當時中共體制之內確實也有一大批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突飛猛進，包括黨國上層的趙紫陽、鮑彤、李銳、李昌、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鄧小平、陳雲等人為首的中共頑固派卻選擇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為敵，繼續充當為非作歹的惡魔。他們調動全國十分之一的野戰部隊，用坦克和機槍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民眾，繼而全面清洗體制內外參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將波瀾壯闊的89民運扼殺與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當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於無知和貪婪，做出了與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選擇。他們對中共政權進行的口頭譴責和三心兩意的制裁，實際上只堅持了兩三年。在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以便全面推進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無視共產暴政在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等5國的繼續存在，無視共產暴政和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世界觀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根本衝突繼續存在。這些根本衝突，正是冷戰的本質特徵，因而冷戰實際上從未結束，只是民主世界無意正面迎戰而已。 20世紀70年代開啟去極權化、80年代已步入後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黨國，在血腥鎮壓89民運之後，意外地獲得新的機會，得以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吸血維生，正像惡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瘋狂生長的宿主。中共黨國不僅得到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和市場，而且得到了滾滾而來的資金和技術。作為後極權主義黨國，中共在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開放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空間，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中共對政權的全面壟斷、堅持黨的政治控制和極權專政機制，從而使中共黨國成為可以不計人文和環境成本發展經濟、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全球投資窪地。 共產黨國和資本主義雜交，生成了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這一怪物。這一雜交而成的制度因為更貪更狠、更黑更惡，以人權、環境和人間基本道德為代價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也為國際資本提供高額利潤。中共黨國正是憑藉野蠻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找回了」自信」，甚至於無恥至極地到處炫耀血腥的、以專制暴政為基礎的」中國經濟模式」，不斷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因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壯大。這些新冤民來自各個階層，人數有兩三億之眾，包括被黨國以不同方式侵權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輪功信眾、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嚴厲打壓的藏人和維吾爾人、被強制拆遷戶、被無理開除的職工、被欺壓的農民和農民工、被愚弄的退伍軍人、被欺騙的金融難民、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各類維權人士，等等。在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與中共黨國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那些仍舊集主子與奴才與一身、人格嚴重分裂、視黨權高於人權的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各自東西。在自由民主訴求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像東歐原共產國家那樣從後極權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六四屠城33年之後，中國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中共政權所炫耀的」中國經濟模式」，已經百病纏身、難以為繼。幾十年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帶來的是綜合性衰敗， 具體表徵是資源枯竭、環境崩潰、貧富懸殊、債務危機、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資本利潤率下降、大規模破產、大規模失業、投資邊際效益在諸多行業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亞通過針對中共統戰的《外國影響透明方案》，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標誌著民主世界終於從 「合作共贏」的迷夢中覺醒，決心放棄綏靖政策而正面反擊中共黨國的挑戰。2021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後，美國政府主辦全球民主峰會，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應邀參加，也標誌著抗拒專制暴政的國際民主同盟初具雛形。 毋庸諱言，民主世界的這種新選擇步履維艱。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任之時，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對峙的新國際格局中，必須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出明確抉擇，必須對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做出明確區分，必須下定決心改變中共政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俄烏戰爭的檔口沒有訪問烏克蘭而是造訪韓國與日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俄烏戰爭的檔口仍然將中國而不是俄國視為最大威脅，足以表明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共黨國這個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認知。但是，他們一再表示美國無意打冷戰、無意改變中共政權，又表明他們仍然缺乏像彭佩奧等人那樣的決戰意志與切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領導職務兩屆任期的慣例和明文規定，確立他的第三屆任期，甚至於恢復黨魁終身制，天怒人怨。這無疑是中國朝野上下聯手倒習、改變中國的契機。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蕩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物換星移，恆均系獄已整整三年，這兩天澳大利亞及其它民主國家的主流媒體都對他的現狀與案情進行廣泛報道。恆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備嘗艱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亞政府更是一再嚴正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楊恆均，因為拘捕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三年以來，中共當局既沒有提供他的犯罪證據，也沒有遵從正當的司法程序（特別是刑訊逼供和關押近兩年之後才允許律師會見），按照國際標準屬於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國官方指控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其實是羅織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當局拘捕楊恆均是為了達到兩個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壓民間意見領袖以防範「顏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質作為籌碼以保護華為。在華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條約於2018年12月1日拘押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之後，據說習近平親自下達任務，要求各個部門竭盡全力保護華為。外交部門和安全部門全力以赴，甚至於使出「人質外交」這一下策，於2018年12月10日將旅居中國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思巴夫抓捕。美國盟邦澳大利亞在抵制華為行動中沖在最前線，中共當局也急於制服澳大利亞。不受黨國待見的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回國，正好碰在槍口上。 但是，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維穩。防範2019年可能發生的「顏色革命」，或者習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鵝」，是中共維穩部門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2019年可能發生「顏色革命」，坊間有很多議論。這種議論之所以流行，是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就已困於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共面臨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習近平的極權復辟、倒行逆施，不僅使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而且使中國的公民社會受到嚴重摧殘，中華大地怨聲載道。其二，為了動員民族主義資源來強化極權統治，習近平在國際上推行「戰浪外交」、咄咄逼人，公開挑戰普世價值以及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從而造成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中空前孤立，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三，習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謀求終身掌握絕對權力以及對黨中同僚的生殺予奪之權，使黨國高層也離心離德，習近平也因為擔心「禍起蕭牆「而疑神疑鬼、寢食難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鎮壓法輪功20周年等重要紀念日，中國朝野上下紛紛預言，當年會「出事」。 在當時，習近平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和網路大V等民間意見領袖，已經達六年之久，公民社會中的「漏網之魚」寥若晨星。因為擁有龐大的讀者群，2011年楊恆均就因涉嫌發起「茉莉花革命」被國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為當局防範「顏色革命」又被國安抓捕，真可謂在劫難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國公民，當局很方便就會給他安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由於他是外國公民，「煽顛罪」無法安到他頭上，所以只好選擇「間諜罪」。 但是，要證明楊恆均犯有「間諜罪」，即便是以造假為職業的中國國安部門也非常艱難。按照中國法律，「間諜罪」的要件是參加外國的的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楊恆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亞之前，一直在中國國安部門工作。如果在那段時間就犯有「間諜罪」，他離開中國之後豈敢再踏上中國土地半步？更不用說他還敢大半時間回中國居住，還如此放肆地上躥下跳、指評時政、招惹黨國。黨國豈能不早就將他拿下法辦？ 楊恆均是澳大利亞公民，系獄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確實有機會接觸這兩個國家的間諜組織。但是，我們可想而知，中國國安會不遺餘力查獲他與這兩個國家情報部門的關係，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當今中美交惡和中澳交惡達到這種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證據，中國當局也會立馬公之於眾，不但嚴厲治罪楊恆均，也藉此對美澳兩國大加撻伐。中國當局拿不出證據來，還硬是用「間諜罪」懲辦楊恆均，只不過是再次證明，這個專制政權沒有底線，進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楊恆均的坎坷磨難，體現的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東劇變，中共喪魂失魄、變成沒有靈魂的殭屍，出走者眾。有些人採取轟轟烈烈的方式離開，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離開。官階顯赫的許家屯，當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體制內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在體制內，思想信仰已經轉向自由民主。楊恆均1999年才離開體制、作為隨遷家屬移民澳大利亞，已屬後知後覺。但是，在中國經濟起飛後離開中共體制，經濟上放棄的更多。告別優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轉道走上從頭開始、自食其力、自謀生路的新征途，並不是一種容易做出的選擇。楊恆均在香港和美國工作多年，有機會對專制暴政與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文化進行深入比較，因而他棄暗投明的選擇淡定而決絕。道不同不相謀，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楊恆均服務於中國國安部門，但他既不是執法人員，也不是核心情報人員。無論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辦為海南經濟特區的對外關係做調研，在香港為香港回歸中國做調研，還是到美國華盛頓為中國加入世貿做調研，他都只是從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級別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機會，儘管這種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楊恆均從離開國安到成為「民主小販」，中間隔著五年的作家夢。他來澳之初幾乎與世隔絕，閉門寫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間相繼推出《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意欲填補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驚險小說的空白而走紅文學界。他當時還積極聯繫香港的製片人和導演，想法將這些驚險故事搬上銀幕。他在寫作時除了努力開拓思想深度，還一應俱全地加入諸如卧底、策反、謀殺、色情等大眾影視作品的刺激性標配。不過，因為題材過於敏感，這些小說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也無法在香港搬上銀幕，好夢難圓。 楊恆均2005年投入我門下讀博士，並不只是簡單的回爐求學，而是同時加入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我當時執掌悉尼科技大學中國部，已公開亮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旗幟，連續幾年舉辦專題研討會，邀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到悉尼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會議的論文編為《中國自由主義論叢》分集出版，包括《憲政與中國》、《李慎之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等。我當時還和學生及友人辦《悉尼時報》，這是一份有32版的大報，楊恆均在入學後也同時兼任這份報紙的總經理和副主編。 當時互聯網問世不久，舉世為之興奮不已，中國自由主義學人更是對互聯網抱有無限期待。楊恆均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互聯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重點研究公民記者、自由主義學人以及其它民間意見領袖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空間里與壓制言論自由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博弈。開博客，在網路上發表時評，通過實驗積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楊恆均博士課程的組成部分。但是他一發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無意間成為「賣文為生」的網路職業寫手，活躍於網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網路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特別接地氣，深受讀者喜愛，因而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不厭其煩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在幾年時間內，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飛躍，帶著為大眾和社會奉獻的家國情懷和聖徒情結，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憲政轉型事業。他的這種經歷和成功，被陳行之總結為「楊恆均現象」。十多年來楊恆均販賣民主自由的文章多達上千萬字，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國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過人間路》、《說中國》等。 從政治光譜和精神氣質上說，楊恆均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以聞道為樂的謙謙君子。他堅定地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但他並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路徑來實現這些理念。他所心儀的是朝野互動的和平轉型模式，將憲政轉型當成民主思想啟蒙的邏輯結果。他發表在互聯網上的啟蒙文章，以溫和理性為基調，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夠在」牆內」生存為前提，完全沒有超出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 黨國當局對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謙謙君子進行政治迫害，實在令人髮指。有關部門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惡法條款濫用到極處來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單獨關押6個月；然後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調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準備起訴；檢察院「準備」了近7個月，才於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準備開庭審理；法院又「準備」7個多月，終於在2021年5月27日開庭一審，一天之內就結束了，而且是不公開審理，不允許親屬、媒體或澳大利亞外交人員到庭旁聽。按照《刑事訴訟法》，一審結束之後，兩個月內就應做出判決，「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是，這部法律還規定：「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對楊恆均的判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裡是盡頭。 三年的牢獄對楊恆均的身體造成嚴重摧殘。酷刑逼供主要發生在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6個月期間，主要是剝奪睡眠、疲勞審訊和單獨監禁三種方式。本來是很健康的一條漢子，三年下來成了一個重病號，出現高血壓、高尿酸、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癥狀，特別是肌酐指標迅速上升，有腎衰竭風險。 但是，楊恆均通過律師探訪和領事探訪兩個渠道帶出來的信息表明，他內心很強大，不屈不撓。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說：「我沒有犯罪，更沒有犯間諜罪。…… 推廣、普及、踐行法治、公平正義、社會公正、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國夢。我不會在任何勢力壓力下屈服。…… 我樂觀地等待我重獲自由的那一天，樂觀地等待自由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帶出來的言談中，他也一再感謝世人對他以及他的家人的關愛。 天佑恆均！天佑中華！ （全文轉自光傳媒）
習近平登基不久，我就發表《習近平的黨國情結》、《紅二代的信仰與認知錯亂》等文章，論述習近平代表中共內部最落後頑固的紅二代勢力，由於價值觀和認知上的雙重錯亂，蠻橫地倒行逆施，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拖向極權社會。在後來的《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於世道人心的變遷，中共黨國無法造就像紅二代那樣的紅三代權力網路和權力格局，因而無論紅二代如何折騰，都不會再有黨國極權從紅二代到紅三代的代際傳承。無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極權黨國註定與紅二代一起灰飛煙滅。應光傳媒友人之邀，茲將一得之見再簡要申述如次。 紅二代之屬性與特性 人們已經觀察到，中共黨國紅二代集體接班，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是頗為獨特之現象。蘇聯第一個共產黨國蘇聯，並沒有形成紅二代集體接班，蓋因蘇聯紅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連續系統之清洗，其上層被消滅殆盡，子嗣只有受牽連之禍而無承接權力之福。作為蘇聯傀儡之東歐幾個共產黨國，建政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傳到紅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鮮倒是推行紅色世襲之典型，但它是傳統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襲，也沒有紅二代集體世襲。 筆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農民意識與中國》一書，就已論述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場現代農民戰爭，因而也論功行賞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現代農民政權。滿腦子農民意識的中共紅一代權貴，自然會蔭至子嗣紅二代。紅二代這一概念有兩個不同含義和指稱。一個是生物學和血緣上的含義，也就是廣義上的紅二代，指中共「開國元勛」的所有子嗣。1949年開國之前參加「打江山」的父輩是紅一代，其子女便是紅二代。 另一個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概念，也就是狹義上的紅二代，指的是那些黨國「功臣」的後裔們由利益紐帶和價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們在價值理念上標榜共產主義正統，認同「確保紅色江山萬年紅」的「江山意識」、「理想信念」和「歷史使命」，認同集體世襲黨國權力的血統論。嚴格意義上的紅二代體現在價值理念層面，也就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教育純正」和「思想純正」。當然，他們對「思想純正」的定義並不一致，大部分將「馬列毛」和「鄧三科」都視為純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則將「鄧三科」排除在外，只認「馬列毛」為純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紅二代這一概念。 這些紅二代也不乏「憂患意識」，但他們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華民族在市場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擺脫一黨專政的魔咒，脫胎換骨而完成現代化的偉業，躋身人類大家庭的正常成員。恰恰相反，他們最大的憂懼是「江山易姓」，是中國從一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他們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崩塌、覺醒的中國人民渴求人權民主的歷史條件下，守住風雨飄搖的黨國江山和統治特權。 紅二代之歷史軌跡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隕朝鮮，既給紅二代「集體世襲」提供機會，也給紅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礙。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顧忌，不敢輕易冒頭。紅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種特權，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兒園、子弟小學、子弟中學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初興，紅二代中才以成立「紅衛兵」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當「五一六通知」剛傳達給省部級幹部的時候，紅二代就相應號召率先成立紅衛兵以掌握主動權。他們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並接受「自來紅」的稱號以區別於「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在「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之後，紅二代們又牽頭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等組織，以維護父輩黨政軍當權派的權威，並將文革導向對「五類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產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所打擊的「階級敵人」。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並嚴厲教訓因為「大躍進」的災難而曾經對毛澤東有所不敬的所有幹部。在毛澤東的部署和指揮下，廣大黨政軍幹部在文革中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備受打擊，很多紅二代也跟著遭殃。 飛來橫禍並沒有促使紅二代們覺醒，最新覺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紅得發紫的紅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統帥的兒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書於新野於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紀要》，當時可謂石破天驚。這份文獻「惡毒攻擊」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指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毛澤東當時將孔孟之道定為反動思想 –引者），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不過，林立果策劃的政變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粉粹，林氏父子喪命溫都爾汗，紅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紅二代時來運轉。他們跟著被打倒的紅一代，在「撥亂反正」中紛紛重回廟堂、重獲特權，在「改革開放」中各顯神通、佔盡先機。但是，上個世紀由胡耀邦、趙紫陽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洶湧澎湃的時代，寒門子弟在「去極權化」的歷史進程中衝鋒在前，「太子黨」備受詬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受到血腥鎮壓和摧殘，紅二代才在紅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紅二代在當下中共黨國的權力格局中崛起，有結構性根源。中共黨國奉行政治忠誠優先的幹部路線，再加上專制傳統中的世襲觀念，使紅二代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天然優勢。經歷了幾十年政治鬥爭和動蕩，紅一代之間齟齬和宿怨甚多，卻有將權力傳給子嗣的共同願望。在當時所謂中國「雙峰政治」中輔佐鄧小平的陳雲，19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說過具有政治遺言性質的一句話：「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蘇聯東歐共產黨國政權的崩潰，對中國紅色貴族來說可謂天崩地裂。紅一代在驚魂初定之後，做出極為自私的系統部署，向他們的後代交班，以保住紅色江山。這種部署，使得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佔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掌控關鍵資源。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權力中樞。弔詭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的子女都選擇投身商海，而沒有進入政治權力中樞。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報告，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當時坊間將這份報告稱為「太子黨政治綱領」，它確實體現了紅二代當時的接班思路及中共黨國的政治路線。第一，它判斷「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深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因而它建議中共要沉著應變，穩住陣腳、保住政權。第二，它提出要將民族主義揉進原教旨共產主義，藉助「中國特色」和「中國傳統」來強化中共的意識形態，而且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緊迫任務是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繼續像革命黨那樣迎合民眾的「革命」要求、熱衷「群眾運動」，而是確立旗幟鮮明的統治者意識，堅決防範政府的改革演變成為民眾革命。 紅二代是擁戴習近平的中堅力量 從1989年之後紅二代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嶄露頭角，到2012年紅二代正式掌控中共黨國最高權力，又經歷了20年的權力博弈。毛澤東將黨國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也最大。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乃是物極必反而「去極權化」，給中國社會帶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毛澤東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極權社會，演變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後極權社會。就幹部隊伍而言，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寒門技術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並被推上黨國最高權力的位置。「去極權化」過程中幹部升遷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緩了紅二代的升遷接班進度。更何況，紅二代集體世襲，和中國在「去極權化」過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時代精神格格不入。 習近平能夠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紅二代已經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並強烈要求接班掌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能憑藉「重慶模式」在中國政壇掀起排空巨浪，顯然有朝野上下紅二代的緊密配合。劉源的心腹、同是紅二代的張木生當時狂妄地指責在位的胡錦濤、溫家寶「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顯然是抱著黨國主子的心態，認為他們作為長大成人的少東家，才真正有資格掌權來守護「黨的家業」。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紅二代組成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就以公開信的方式鄭重其事地向即將接班的習近平進言，「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 當時紅二代整體上擁戴習近平上位。擁戴習近平的頑固派紅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擁有特權的紅二代頑固派，最熱烈地擁戴習近平鞏固既得利益並富國強兵；人生失意的紅二代頑固派，則是擁戴習近平報復貪官並延續紅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這些頑固派紅二代曾為薄熙來搖旗吶喊，而在薄熙來落馬、習近平登基之後又大張旗鼓地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吆喝助威。甚至嚮往自由民主現代文明的紅二代開明派，也擁戴習近平，因為他們把習近平當成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改革派。 開明派紅二代當時將習近平誤當改革派，實際上體現特定時局與機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權換屆期間國人的樂觀期待，既包含著人們的善良願望，也體現在當時中國所出現的政治變革和憲政轉型機遇窗口。當時，中國民間的維權運動和官府的維穩體制之對峙陷入僵局。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削弱法治、復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義知識界和當年開明派的共同抵制而敗北；由周永康主導的暴力維穩導致天怒人怨，因而這股頑固的維穩力量在政治上失勢。 薄熙來、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憲政法治，憲政轉型成為熱門話題，自由主義憲政、儒家憲政和憲政社會主義等多種憲政思潮相互激蕩。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轉身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朝野上下初見端倪的憲政共識被擊碎，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徹底逆轉。 紅二代的認知錯亂與習近平的極權復辟 紅二代所振振有詞、念茲在茲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紅色文化」，實際上充滿毒素。特別是中共1927年落草為寇、淪為匪幫之後，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消滅異己、剷除異端的馬列主義政治路線；定於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陰招的專制權術；沒底線、黑吃黑的黑幫手腕；兵不厭詐、愚民弱民的騙術；以及盲目抵制外來先進文明的農民蒙昧主義。習近平所代表的紅二代頑固派遵奉毛澤東為教父、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自然也就從毛澤東那裡繼承這些帶有劇毒的基因和血脈，特別是痞子習氣、陰謀手腕和霹靂手段。 習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兩個文本很能體現其執政理念。一個是2013年4月他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險，其中包括「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個是2013年6月軍方紅二代所製作的政治宣傳片《較量無聲》。該片由秦基偉的兒子、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秦天牽頭撰稿和編導，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軍事科學院、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聯合推出。它指責失去政權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放棄了政治旗幟，放棄了理想信念，放棄了思想武裝和敵我意識，最終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對手的政黨」，因而導致蘇聯解體；它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施行「政治轉基因」的戰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組織社會五條戰線上全面滲透，試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共政權；它還指桑罵槐，暗示前兩任總書記江澤民與胡錦濤放鬆了政治警惕，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得以用拉攏、收買、威脅、策反等手段將諸多中國官員及學者培植為代言人。因此，他們要求將治國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是要複製毛澤東時代的「反修防修」。 習近平登基以來，正是沿著紅二代頑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綱，竭盡全力鞏固和延續他們的「紅色江山」，向極權統治復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現有三個方面。 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習近平無功受祿、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黨、政、軍最高職務，個人野心隨之全面膨脹。他得寸進尺，迅速設立十幾個領導小組及委員會並自任組長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他不但制定不準「妄議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職等新「規矩」，提出不倫不類的「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等要求，以確保他「定於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運用不受制約的腐敗專制權力「打擊腐敗」，實際上任意行使對他人的生殺予奪之權以立威。更加無恥的是，他運作其跟班僕從肉麻地表忠勸進，將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徹底顛覆了「集體領導」原則，霸王硬上弓而成為貨真價實的獨裁者，還裝神弄鬼製造令人噁心至極的個人崇拜。 其二，藉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話語，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正是黨國意識形態那些似是而非的詭詐說辭和崇高話語，再度使「廣大幹部群眾」在迫害無辜或相互戕害時理直氣壯，也在極權暴政淫威中再度徹底毒化社會環境和風氣。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的政治體制。習近平組建直接聽命於他本人、統領一切專政機構和控制機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黨政、立法、執法、宣傳各系統全方位協調行動，全面重啟極權專政授權作惡機制，授權酷吏黨棍對已具雛形的公民社會進行毀滅性打擊、對整個社會和互聯網實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通道。 習近平紅二代造孽作惡，那麼明目張胆、肆無忌憚，顯得那麼理直氣壯，既是因為他們的極權主義價值觀，也是因為他們一系列的認知錯亂（Cognitive Dissonance）。他們是黨國宣傳教育洗腦的精神產品，正是自幼接受的黨國宣傳教育洗腦，造就了他們畸形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也就是他們掛在嘴邊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充滿悖謬。他們明明在追求和維護等級專制特權，卻不停唱著「為人民服務」的高調並自我感動；他們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而從未經過民選授權，卻相信中共政權是「人民的選擇」；他們明知中共極權主義統治中國人民帶來奴役和貧窮，卻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國人民；他們明知國民政府已實現民族獨立統一，卻相信中共給中國帶來獨立統一的說辭；他們明知中共立國之後將中國的傳統美德連根拔起，卻自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明知中共政權打斷了中國向世界主流文明學習以及實現憲政轉型的歷史進程，卻自吹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進步。他們自欺欺人、誤己誤人的種種悖謬，實在不勝枚舉。 紅二代的內部分化 共產主義極權黨國之生存，離不開政治清洗，全球共產主義政權都是如此，差別僅僅在於烈度和頻率。毛澤東自以為是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為之君，因而對中國人折騰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種中共政權也自認不諱的「浩劫」。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運動，充滿血雨腥風。很多在血雨腥風倖存下來的紅二代，也與其他中國民眾一樣歷盡滄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觀念，紅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別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入後極權社會之後，人生選擇複雜多樣、信息來源異彩紛呈，紅二代的分化更加明顯。甚至有些紅二代主動放棄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社會化」所形成的思想觀念，通過學習和接受新的價值體系和思想觀念而完成「再社會化」。 紅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死硬頑固派。習近平及其擁躉打手，以其紅色血統為政治資本、以紅色江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延續中共的一黨專政視為歷史使命。與死硬頑固派勢同水火的是紅二代憲政派，有如鳳毛麟角。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從共產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轉變，比如義無反顧地公開為憲政鼓與呼的胡德平、胡德華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體人，以及任志強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學界人士。接近憲政派但避免與頑固派正面衝突的是紅二代現代派，比如劉亞洲、馬曉力、秦曉、何迪諸人，以及已故的羅宇、陳小魯等人，他們明白不誤地擁抱普世價值和「現代性」，實際上認同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訴求保持戰略模糊。紅二代中最糾結的是豪強派。他們起初支持習近平登基，為的是守護他們共同的江山。但是，習近平野心膨脹而定於一尊，與擁戴他掌權的豪強們確立君臣關係、掌控對豪強們的生殺予奪之權，就像當年毛太祖對他們的父輩那樣，這些豪強們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裡咬牙切齒。習家在中共黨國權貴家族之中本來只是旁支小宗，當今卻大權獨攬，受排擠冷落的豪強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當然，紅二代中人數最大的是逍遙派，包括數不清的商海游魚和置身事外的閑雲野鶴。 紅二代與中共極權黨國一起被歷史淘汰而無法傳權於紅三代 按照陳雲的說法，「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才安全。問題在於，當今之勢，紅三代已決不可能像紅二代那樣集體世襲黨國權力。這也就意味著，中共黨國勢必終結於紅二代，紅二代的垂死掙扎終歸徒勞。 前文提到，紅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論功行賞的軍功集團壟斷了社會資源，蔭及子嗣。因為文革以降對血統論的衝擊，也因為後極權和半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形成新的機會結構，紅二代儘管能夠在各個系統佔據要津並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卻無力讓他們的兒女複製這種權力網路。而且，他們的兒女所接受的是跟他們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都有別於父輩，嚮往自由自在的現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繼承極權主義紅色江山的內在強烈衝動。 實際上紅三代很少涉足政壇，毛新宇、李小鵬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發財的紅三代倒不乏其人，諸如李小琳、曾偉、鄧卓芮等，但他們飽受物議，影響力無從談起。其他進入公共視野的紅三代代表人物，如習明澤、薄瓜瓜、鄧卓棣、葉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氣候。平心而論，即使紅三代有繼承紅色江山的心愿，中國社會也不容他們像其父輩那樣呼風喚雨，中國的仁人志士與文明世界都會有效阻擊紅三代集體世襲。 歸根結底，中共極權黨國已是違反世道人心之異類，早就完全喪失了政權正當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沒有經過民選，因而從未具備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長期封殺對它的批評和揭露，不斷編造中共使中國獲得獨立和統一、使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之類的彌天大謊來構建它的「政績合法性」。當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廣大民眾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謊言的時候，當廣大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時候，當廣大民眾都沒有通過民主選舉程序來落實「主權在民」原則的時候，罪惡滔天的中共政權就仍然穩如泰山。但是，自從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後極權社會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具備了權利意識，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而奮鬥，中共政權便深陷合法性危機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權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並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求生存，也只是緩解合法性危機而無法克服合法性危機。 習近平被稱為「總加速師」，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習近平的極權復辟顯然延緩了中國中國憲政轉型的進程。但是，稱習近平為「總加速師」，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機、加速了世人對中共的拋棄、加速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離德。就內政而論，且不說習近平處處突出政治、全面強化黨對經濟的控制以及對私營經濟的打壓，使本應通過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國經濟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大面積滑坡，傷害了億萬民眾的利益而怨聲載道。也不說習家軍對中國公民社會斬草除根式的摧殘和對互聯網水銀瀉地般的控制，使中國追求人權民主的進步力量與他不共戴天。就連習近平自鳴得意的反腐運動，也早就被世人識破只不過是運用專制權力以黑吃黑、通過選擇性反腐剷除異己的伎倆。外交方面同樣不堪，導致中國在世界上舉目無親。習近平大肆揮霍的「大撒幣」外交造成國庫空虛而沒有收買到像樣朋友；習近平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不顧國際輿論對台灣的恐嚇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權侵害，以及對新冠疫情的刻意隱瞞，在全球引起公憤；習近平明目張胆的「人質外交」，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鄙視。面對復辟極權統治而對普世價值公開宣戰的習記極權黨國，主要民主國家不得不放棄30年來的掛鉤（engagement）戰略，重建世界民主聯盟與共產專制對壘。 習近平紅二代已經走上窮途末路，而且習近平紅二代之後再也沒人有意願和能力維持中國現在這種權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唯一的選項是各派政治勢力共商國是，實現憲政轉型。與其窩囊殉葬，何不絕地反擊放手一搏？在這種大勢所趨的憲政轉型中，紅二代中也許還會有幡然醒悟、擁抱憲政將功贖罪的真男兒。
波譎雲詭、驚心動魄的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隨著白宮易主終於塵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間劍拔弩張的極烈爭戰，終於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選戰之亂象橫生、聚訟紛紜，為幾十年來所僅見，其結果甚至導致一些人絕望美國、懷疑人生。明智的因應之道是，告別亢奮，靜下心來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美國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擔心那樣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時和勢」，是否像中共黨魁習近平所說的那樣轉到了中共黨國一邊？在這一場選戰中進一步分化中國自由派，究竟應如何自處？ 美國這盞自由民主的燈塔並未黯然失色 美國此次總統大選，不盡如人意之處甚多。郵寄投票，本來只是在萬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這次大選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門則以新冠疫情為由臨時改變投票和計票規則，使郵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擴大了選舉舞弊的空間。川普團隊發現一些舞弊現象而懷疑選舉結果，依法倉促向執法和司法機關投訴，可惜對川普懷有成見的法官們卻拒絕立案，堵死了川普團隊證據呈堂和法庭控辯的機會，司法救濟付諸闕如。再加上諸多左翼主流媒體長期對川普及其支持者進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黨，連社交媒體巨頭們也運用其權力封殺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無門，群情激昂。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於2020年1月6日達到頂峰。幾十萬人云集華盛頓遊行示威向國會施壓，更有上千名毫無章法的烏合之眾（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陣營雙方的激進人士但所佔比例仍待調查）在議員們正在對各州選舉人票進行辯論認證時衝進國會，迫使議員們緊急撤離並造成5人身亡，舉世嘩然。 但是，通過選舉產生合法政府的權力和平交替仍然順利完成，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並未崩潰。川普及其律師團隊質疑選舉結果而在法律框架內提起法律訴訟，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選舉結果，謗議甚多。但是，這個爭議與仲裁環節，本來就是選舉制度的有機組成部份。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只要不訴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護的正當民意表達，完全無可厚非。至於川普本人，在眾說紛紜、群情洶洶的複雜環境中，仍然保持冷靜而堅決拒絕採用武力解決爭議，嚴守民主政治家的風範與準則，也還可圈可點。在行政權力和平交替之後，美國憲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結構完整無缺，美國社會也恢復常態而療治殘酷選戰所造成的創傷。紐約港自由島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國這座世界民主燈塔，仍然光芒四射。 時與勢沒有轉到中共政權一邊 正因為美國是全球民主的大本營，這場選情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舉世矚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關注這場選舉，獨裁政權對這場選舉的關注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當今之世界，有能力和魄力置獨裁政權於死地者，非美國莫屬。北朝鮮獨裁者金正恩，在確認川普敗選之後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啟核計劃。西朝鮮獨裁者習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班上宣布「時與勢在我們一邊」。 習近平幸災樂禍可以理解，但他關於時來運到、福星高照的判斷，卻只是痴人說夢、異想天開。實際上，關於民主制度衰敗和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衰落的論調由來已久，而且這種論調也並非空穴來風。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產業重組，造成了民主發達國家的產業空殼化和製造業工人的結構性失業，給這些國家帶來重創，美國中部傳統工業城慘不忍睹的「鐵鏽帶」最為典型；經濟上的結構性變化，同時又使社會結構惡化、分化和斷裂，得益於全球化的信息資本、跨國財團、政治權貴、城市白領等躊躇滿志，而在全球化衝擊下利益受損的本土工業資本、本土中小業主、本土白領、本土藍領等滿腹愁楚；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並展現兩極化新態勢，以全球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的左派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義的右派為另一方，黨同伐異、勢同水火。在政治層面，民主政治的績效嚴重垮坡，職業政客、頂級富豪和知識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為謀取私利而犧牲國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體高度政治化而損害中立與公正，良性的政黨競爭時常淪為只論輸贏不問是非的政治惡鬥；憲政民主制度受到後現代道德相對主義日益嚴重的內部質疑、侵蝕和挑戰；政商學媒各界都有相當人群對後極權主義黨國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為以及黨國資本主義敗壞道德規範的罪惡行徑喪失了戰鬥意志，甚至於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價值和道德原則與後極權主義黨國進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國總統，是一個轉折點。2016年揭櫫「讓美國再偉大」和「抽干華盛頓沼澤」兩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選民送上總統寶座。這位完全沒有從政經歷的異類「政治素人」橫空出世，成為氣勢如虹的政治領袖，體現著美國朝野的新覺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讓美國再偉大」和「抽干華盛頓沼澤」這兩個方面都初見成效，儘管因為川普本人桀驁不馴、剛愎自用等性格弱點和在執政過程中蠻橫任性、簡單粗暴而廣受詬病。 為了「讓美國再偉大」，川普政府確立了以資金迴流和重建製造業為中心的經濟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在稅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確立了保守主義思想路線、回歸體現於《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美國立國精神；確立了以中共政權為頭號敵人的國際戰略，扭轉持續了幾十年的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政策，並與中共政權展開硬碰硬的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而且，在執政後期由國務卿彭佩奧團隊著手組建以對付中共政權和重塑國際秩序為目標的全球民主聯盟。為了「抽干華盛頓沼澤」，川普政府以多種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職業政客、跨國財團、科技巨頭和左翼主流媒體使民主國家誤入歧途的風險，並提出了有效約束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構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義支持者對左派「政治正確」的衝擊也卓有成效，儘管有矯枉過正之嫌。這裡所說的「政治正確」，當然不包括左右兩派有高度共識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左派「政治正確」指的是因為對平等和正義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將捍衛和增進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義推向極端而陷入道德相對主義，貶低以自由、民主、法治為核心價值的現代西方文明；在保護弱勢族群的旗號下袒護專制主義傳統和陳規陋習，甚至於義正詞嚴地壓制言論自由；將經濟平均和結果平等確立為優先目標，使國家福利蛻化成有利於懶漢們不勞而獲的剝削機制和不堪重負的赤字財政；給全球化塗上神聖光環，將民主發達國家對民族工業、高新技術、知識產權、就業機會的正當保護妖魔化化為「右翼民粹主義」。美國及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回潮，其主流是對已被「政治正確」擾亂的世界撥亂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實實地解決實際問題，回歸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因為左派「政治正確」已經導致極右勢力的反彈，回歸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制度，削弱激進左翼「政治正確」造成的社會和文化衝擊，也是抑制種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有效途徑。 川普團隊所開創的事業，不會因為川普敗選而終結。他們所留下的政治遺產，會為新的執政黨、在野黨及美國社會所傳承。對川普團隊所開出的藥方及其療效，可以見仁見智，但川普團隊能確診病灶並獲得社會認可，就已功德無量。過去幾個周的政治局勢表明，在有條不紊的政府權力交替完成之後，美國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團隊所揭開的問題、努力完成川普團隊未能一蹴而就的事業。自由世界和民主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本來就遠超中共黨國以及與中共黨國同床異夢的其他獨裁政權。川普團隊所開創的新局，已經為重擊極權黨國奠定了堅實基礎。試過了川普單挑中共的戰法，當今換轉為拜登拉盟友一起對中共打組合拳的新戰法，但願能別開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選亂象對美國及民主發達國家帶來的困擾，並沒有撼動他們的根基。反觀中共黨國，其日薄西山、窮途末路的基本運數並未改變。表面看來，美國的大選亂象似乎給中共黨國提供了渾水摸魚的難得機會。黨國宣傳機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們，也確實抓住這個機會瘋狂詆毀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對美國大選投入這麼多的關注、捲入這麼多的討論和爭論，既體現了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濃厚興趣，也給他們提供學習民主制度和民主選舉的難得機會，這本身就是對中共黨國專制形成挑戰。出手重擊中共政權的川普在中國民眾和全球華人中獲得廣泛愛戴，折射出他們對中共黨國的深仇大恨。 中共執政七十年來，一貫將它所製造的災難扭曲宣傳成為它領導抗災的無恥慶典。這次也不例外，中共黨國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將新冠疫情的種種人為災難，掩蓋於對習近平英明決策的歌功頌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對疫情防控「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習近平封鎖信息隱瞞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錯，早已使他的個人形象在全球範圍內受到無可挽回的損毀。習近平及中共政權毫無懺悔之心的虛假宣傳，只能引起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責決心。 習近平在登基以來，喪心病狂地系統迫害異議人士、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碾壓香港自由民主、對特定族群施行文化滅絕，並以權謀私假公濟私通過選擇性反腐大規模清洗政敵，大開歷史倒車，重演個人獨裁及個人崇拜、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拖回到極權社會，中國社會各階層對這些暴政惡政已經怨聲載道。習近平從政以來從來就沒有可資炫耀的政績，登上大位之後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之類勞民傷財的爛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斷加速國進民退並重啟黨組織對經濟的直接管控，進一步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使中國的經濟滑坡越來越嚴重，房地產危機、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已經危如累卵。 習近平為了收割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支持來彌補執政合法性的缺失並鞏固他個人及中共黨國的專制統治，野蠻地推行戰狼外交，在中國周邊以及全球內張牙舞爪，特別是與美國交惡，使得外強中乾的中共政權更加內外交迫、風雨飄搖。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中共黨國被歷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黨國廟堂中人何嘗不想使中共脫胎換骨、使中國和平演進到憲政民主，以償還孽債自我救贖。習近平死不改悔，繼續帶著末日瘋狂裝神弄鬼，難逃禍起蕭牆之噩運。 中國自由派唯有齊頭並進 這次美國大選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國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範圍最廣、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本就龐雜。中國自由主義陣營至少有自由知識份子、中共黨內民主派、民運異議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維權律師和草根維權人士六路人馬，在中國企業家階層等其他社會群體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國自由派有捍衛人權、追求憲政民主的共識，但其內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異很大，更不用說他們在政治傾向、對中共的判斷、對美國及國際社會的認知、對民主發達國家內部左右之爭的體會、對保守主義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取捨等議題上的種種分歧了。正因為如此，中國自由派一直為內部分裂和紛爭所困擾。 中國自由派中的大部份人挺川，至少有兩個很簡單的理由。一個理由是他們支持川普團隊對中共政權的有效打擊。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共政權連續施行姑息和綏靖政策達幾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權日益壯大成為全球專制主義大本營，並有足夠的實力對內全面打壓中國的自由民主、對外挑戰全球自由主義秩序。川普團隊扭轉了這種局面，正確地將中國政權確定為頭號戰略敵手，並將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區別開來，從點到面、由表及裡對中共政權展開一輪又一輪的打擊。中國自由派挺川人士擔心幾十年來一貫親共並與中共政權有利益勾連的拜登會重蹈覆轍、重走對中共政權姑息和綏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個任期再接再厲對中共政權施行致命打擊。另一個理由是這些對左禍有切膚之痛的中國自由派，幾乎對左傾思想深惡痛絕。他們對西左也深懷戒備，因而在美國內政方面支持川普團隊的保守主義傾向，贊同他們在政府責任、市場規範、稅務負擔、公共開支、家庭傳統、宗教傳統、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義政綱。 中國自由派中一部份人激烈反川，理由也並不複雜。他們全盤接受西方媒體界和學界同行對川普的指控，將川普定性為右翼民粹主義者、偷稅漏稅的奸商、白人至上主義者、謊話連篇的流氓騙子、破壞美國民主的獨裁者。平心而論，川普的政敵們依照門戶之見給川普貼上的這些負面標籤，言過其實，本不足為訓。但川普在個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魯莽任性的言行，確實授人以柄、樹敵太多、自招其禍。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國大選而起，也應隨大選塵埃落定而煙消雲散。挺川派所託非人，反川派誤判誤傷，皆隨歷史翻篇而成過去。畢竟，雙方都激情澎湃地捍衛自由民主，都熱切期待中國的憲政民主。國運不佳，中國憲政轉型大業一波三折。負重致遠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其相處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內部分歧，同心協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運動」中的港人那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濟的下策則是橫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國自由主義同道沒有理由選擇自毀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30日 來源:縱覽中國 作者馮崇義是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
沉悶之極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於十月二十九日草草收場。當日發表的會議公報，毫無新意。有的只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這一類無聊之極的假話空話套話，以及”兩個維護”、”三大攻堅”、”四個意識”、”四個自信”、”五位一體”、”六穩工作” 、”六保任務”之類俗不可耐的廉價口號。官媒上千篇一律刊載的那些木偶般齊刷刷的舉手姿勢，更是不堪入目。 當然，世人最感失望之處，還不在於此次會議之沉悶無聊，而在於會議再次顯示習記中共中央反省糾錯能力的缺失和怙惡不悛的頑劣蠻橫。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客觀現實，世人有目共睹。冥頑不靈的習近平逐步將中國拖入絕境種種倒行逆施，早就招致天怒人怨。海內外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為實現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對習近平及中共頑固派的系統批判，自不待言。自從2016年3月國內官方網站”無界新聞”轉載海外媒體敦促習近平辭職公開信，坊間一直流傳體制內人士要求習近平下野謝罪的各種消息。每年7、8月間，關於鄧朴方、李克強或汪洋在黨內幕後勢力支持下牽頭倒習、帶領中共改弦更張的美麗傳說，不絕於耳。今年5月，網上甚至廣泛流傳假託鄧朴方名義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15個重大問題叫板習近平，並要求兩會代表就制定”妄議罪”和”不知敬畏罪”、修憲取消任期制、定於一尊當皇帝、隱瞞疫情真相和拖延防控時間而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世界、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計劃經濟模式而嚴重破壞中國經濟、對外四處大撒幣、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驅使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造成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惡化和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等等錯誤，追究習近平的責任。 這些中共高層異動的傳言，未必都是空穴來風。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宣告終結之後，中共政權早就喪魂落魄、風雨飄搖。習近平登基以來禍國殃民的各種折騰，對一心只想歲月靜好的各級官員也是很大傷害。這些在改革開放年代沁潤於歐風美雨、多少認同現代性和普世價值的官員們，本就不應任由習近平大開歷史倒車、不應為習近平車毀人亡殉葬。 可悲的是，那些位高權重、能夠使習近平”禍起蕭牆”的黨國要人，已經整體平庸到不可救藥的程度。面對僭主暴戾、國事日非，他們喪失了放手一搏、為民請命的正常勇氣和行動能力。他們甚至已經喪失了絕地反擊、奮起自衛的一夫之勇。2012年習近平登基以來，走的是玩弄帝王權術、以黑治國的路徑，抓住官員把柄以反腐名義各個擊破、逐步專權。成為習近平打擊目標的廟堂中人，各自打小算盤明哲保身，直到大禍臨頭也仍然噤若寒蟬、束手待斃，一個個身陷囹圄、灰頭土臉。正是針對此情此景，資深中共黨建專家蔡霞在今年6月的一次談話中嘆息中共已是一具”政治殭屍”。 對於中華民族以及整個人類而言，不幸之處遠不是中共墮落腐化為一具”政治殭屍”，而是中共的魔怪之本性未改、繼續造孽人間。1927年上山落草之後，中共的核心骨幹本就蛻化為一群打家劫舍的山匪。他們”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之所以將中共定性為魔怪，是因為中共干著”打江山、坐江山”的罪惡勾當，卻理直氣壯地打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解放全人類”的騙人旗號自欺欺人。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得益於部分身居要津的共產黨人的觀念轉變。他們經過長期的反省反思，認識到共產黨人所實行的一黨專整罪孽深重，在面對國民的強大民主訴求時良心發現、人性復甦，對大規模殺戮無辜平民以保衛已經失去民心的政權，有不忍之心。因而他們及時選擇妥協退讓，放下屠刀、將功贖罪。中共政權至今未倒，關鍵因素是中共魔性未改、保持著無底線的殘忍兇狠。中國八九民運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蘇聯東歐各國的民運望塵莫及。這場波瀾壯闊的民運，也曾促使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黨政軍一大批幹部妥協退讓，終因鄧小平等頑固勢力魔性大發、野蠻屠城而功虧一簣。 1989年6月的大屠殺以及隨後的大清洗，無情地打斷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但也無法完全阻止中國政治文明的向前發展。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去魔征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死亡之後。中共去魔征程晚了20多年，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毛澤東死亡之後。共產暴政之下，黨開始去魔，也就是黨國的”去極權化”。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在文革噩夢中覺醒的民族先驅已經莊嚴宣示：”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愚不可及，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伴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去極權化”為核心內容過程的”改革開放”，中國成功地從一個極權國家轉變為一個後極權國家。一黨專政還在，但領袖獨裁和個人崇拜已被”集體領導”所取代；黨對社會的控制還在，但是黨被迫向個人自主和市場經濟出讓了部分空間；文化專制還在，但是思想界的黨國意識形態痴迷信仰已被相互欺騙的犬儒主義所取代、馬列毛的一統江湖已經讓位於古今中外各種意識形態爭奇鬥豔的多元世界；槍杆子和刀把子依然掌握在專政黨的手中，但是黨國的鎮壓意志已在人性復甦和人權覺醒的大潮中大幅消退。 蒙受1989年6月的大挫敗，中國民主運動沉寂了整整十年又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其標誌性事件包括：1998年，思想界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正式橫空出世、政治界的民運人士正式組建”中國民主黨”、宗教界的基督教 “家庭教會”從地下組織轉為公開活動。1999年，法輪功信眾在遭受鎮壓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奮起頑強抵抗。特別是到了2003年，以自由主義普世人權為思想支撐，遍及社會各界的公民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浩浩蕩蕩。 在自由主義思想傳播和公民維權運動相互激蕩之下，中國公民社會迅速成長，草根非政府組織遍地開花而多達大約五百萬個。”維權”與”憲政”成為強勢話語，風靡網路、家喻戶曉。以朝野互動落實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這一途徑推動中國憲政轉型的思路，變得越來越引人入勝。”憲政”話語變得如此時髦，它不僅被納入了官方話語體系，而且使體制內也分化出”社會主義憲政派”和”儒家憲政派”，欲與自由主義主流憲政派爭一高低。在2012年習近平無功受祿而登上大位之時，隨著妄圖復辟文革的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敗亡和維穩沙皇周永康的式微，”維權運動”與”維穩體制”形成相持不下、一決雄雌之對峙，只要向前邁出一小步，便是中國憲政轉型之新局。中國之國運壞到極處，黨國大權在此關鍵時刻偏偏又落入極為陰險狡詐的極權主義者習近平之手。 我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一文中，系統分析了習近平復辟極權統治的主要表現和社會基礎。必須將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倒行逆施放在中國憲政轉型的大格局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這位”剝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對中國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上文提到的假託鄧朴方名義發表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的十幾條罪狀都只是按照中共黨內規矩可以在黨的會議上公開拿上檯面說事的錯誤。習近平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是他以黑治國，摧殘窒息初生的中國公民社會，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道路，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從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 習近平一面高喊”肅清薄熙來、周永康的餘毒”，一面繼承薄熙來、周永康的路線，並且變本加厲地將血淋淋的”維穩體制”推向極端。周永康所推行的”政法委模式”，是在表面上承認公民維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法外施法，對冒頭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實施”斬草”式鎮壓；習近平所推行的”國安委模式”，則是系統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規，實際上取消了公民維權的合法性，對冒頭的和潛在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理直氣壯地實施”除根”式監控和剿滅。正是隨著”國安委模式”的全面推行，習近平當局2013年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剿滅了”新公民運動”；2014年基本摧毀了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2015年瓦解了以維權律師為核心的草根維權運動領袖群體；2016年完成報刊整肅和”清網”行動，民間自由派網路意見領袖全軍覆沒，在體制內追求新聞自由和專業化而獨領風騷十餘的南方報系徹底沉淪，連有黨內元老廣泛支持的體制內開明刊物《炎黃春秋》也未能幸免於難。實體的公民社會無法繼續從事組織化行動，作為全國性公民社會替代物的互聯網，也無法繼續發揮其社會動員和組織協調功能。 還應指出，習近平所犯下的這一系列滔天大罪，他的那些黨國同僚也是共謀共犯。正是他們在危亡之秋乞靈於極權專制，成就了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他們與習近平之間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但他們在打壓人權民主、捍衛統治特權的種種惡行中，習近平共存於同一利益共同體。習近平與王岐山之間的關係，最具典型意義。王岐山一方面非常不滿習近平對他的猜忌和防範，另一方面又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極權主義信念臣服於習近平助紂為虐，淪落為明代東廠廠公那樣的酷吏角色也在所不惜。”習家軍”是那些由習近平拉幫結派、施恩提拔上位的閩浙舊部以及軍警官佐，與習近平一樣德不配位。他們受寵若驚，藉助極權機製作威作福、謀取榮華富貴，甘當鷹犬打手效忠習近平，與當年黨衛軍效忠希特勒可有一比。 廟堂中並非沒有清醒之人，特別是那些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官員，在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形成現代性知識結構、熟悉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顯然有別於缺失現代教育及現代知識結構、浸淫於極權主義價值理念的習近平及其跟班們。他們對習近平獨裁專制、戕害國計民生的黑暗內政以及狂熱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對萬馬齊喑、百孔千瘡的社會現狀以及斷崖式崩潰的險境，難免憂心忡忡；他們對習近平培植爪牙、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有切膚之痛。被邊緣化和隨意侮辱的李克強等人，偶爾會發發牢騷或者在內政外交上展現一些務實之舉以示有別於習近平。困惑彷徨的各級官員，當陽奉陰違的”兩面人”進行懶政怠工”軟抵抗”也在所多有。但是，或者是因為黨國利益共同體的糾纏和牽連，或者是因為眼界見識的局限，他們迄今為止沒有能力超越體制或者捨不得與體制割席，下不了決心脫胎換骨、棄暗投明。寧可依附於黨國體制，如履薄冰、朝不保夕，逆來順受、窩囊透頂地苟且偷生，也不敢分道揚鑣、拚死一搏、公開挑戰習近平。 這樣一來，世人是否只能對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前景悲觀絕望？明顯的答案是，歷史和現實都激勵世人保持樂觀。中國走向共和之後，曾有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結果都是曇花一現。蔣介石醉心於”軍政”和”訓政”，為”攘外安內”疲於奔命，但終生不敢顛覆”憲政”的既定目標；其子蔣經國晚年大徹大悟，認識到”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而開放黨禁報禁、完成中華民國的憲政轉型。毛澤東背叛憲政和”人民共和國”莊嚴諾言，將一黨專政加領袖獨裁的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但在晚年只落得眾叛親離凄涼境地，與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宮女不像宮女”的晚輩女伴反覆吟哦《枯樹賦》：”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權欲熏心、痞氣十足的習近平裝神弄鬼，冒天下之大不韙掀起時下這股復辟極權之逆流，顯然是重蹈獨夫民賊袁世凱、毛澤東之覆轍。 缺乏法理合法性的專制政權，一旦遭遇部分覺醒民眾的挑戰，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敗亡。在當前中國這場復辟極權和憲政轉型的生死較量中，力量對比已經明顯向後者傾斜。在國內已出現人心思變的新運道，由於”天下苦習久矣”，知識界噁心、企業界寒心、政界灰心、底層揪心，都與”習核心”離心離德。在海外已形成天下滅共的新格局，民主國家或者單挑或者聯手，都在以不同方式圍堵中共。當民變、兵變、政變相互激蕩的時刻到來，黨國鎮壓意志終會土崩瓦解，孤家寡人習近平終將一敗塗地，屆時再大聲哀嘆”竟無一人是男兒”，有識之士豈能為痞子陪葬？ （作者為悉尼科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