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公布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仅为0.4%，这是中国自2020年第一季度爆发新冠疫情经济出现28年来首次萎缩以来最低的增速。专家认为清零政策是造成中国经济不振的主因。 清零政策代价巨大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创下两年多来最低水平，体现出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府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给经济带来的代价之大。” 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如此低的程度甚至超过许多经济专家的悲观估计和市场预期，法新社之前调查过的一个分析团队曾预测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为1.6%。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则预测为0.9%。 一些专家认为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倒退的主因一是清零政策，二是房地产。中国自2020年春季起严格实施大范围封锁抗疫措施，一度曾对防疫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工厂也迅速恢复开工。 但后来在疫情形势普遍好转，奥米克戎病毒变种毒性减轻，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采取开放性防疫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要求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结果，中国许多城市，甚至一个省，一经发现新一波疫情，就立即大规模检测，严格隔离，实施封锁。 中国经济中心上海，4月至5月实施动态清零，居民足不出户长达两个月，许多企业关闭，封控一直延伸至6月初，市场普遍预计上海经济大幅放缓，但其幅度仍远远超过预期，根据官方数据，上海第二季负增长13.7%。 法新社援引专家分析，清零措施给中国经济沉重打击，众多企业、工厂，商店被迫停工关店，供应链陷于紧张。 除了清零，房地产萎靡不振更是雪上加霜。6月份，官方数字显示，新房价格再次收缩（同比-0.5%）。这是该指数第二个月的下降，该指数汇总了中国70个城市的平均价格。 此外，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Betty Wang强调，”越来越多的买家因为经济放缓和施工进度或开发商交接钥匙的延迟而停止每月付款”。专家警告，房地产危机的这一方面是 “令人担忧的”，因为它直接威胁到金融系统。 失业率仍居高位，6月份5.5%，一个月前为5.9%。16岁-24岁劳动力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失业。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1%，扭转了5月下降6.7%的局面。在封控措施放松后，6月份的工业增加值也得到恢复，同比增长3.9%，增幅较5月份的0.7%明显扩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但专家们认为，封控造成的影响对一些企业来说不会很快过去。而且，中国领导人至今还在强调“坚持清零不动摇” 中国政府今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是”5.5%左右 “，尽管这一数字是除去新冠疫情时期，中国自90年代初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许多经济学家怀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 他们认为下半年中国的经济不会迅速复苏，因为北京当局可能继续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而且曾经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低迷中，全球的经济预期也在最近几个月急剧减弱。 这一增长放缓出现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一年，如果不发生意外，习近平应该会在秋天再次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6月30日一则署名ChinaDan的贴文在网络上标价兜售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的内容，并公布其中75万份记录样本，以证明确实掌握这些数据。发帖者称所获“数据库包含十亿中国公民的信息和几十个亿的案件档案“。尽管发帖人身份目前仍是一个谜，但国际媒体及一些网络安全专家对某些所公布资讯的查询、核实与分析似乎证明这些资讯有一定的可信度。 倘若这则贴文所言属实，这有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讯泄露事件。自相关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以来，中国官方始终保持沉默。但不少专家已经在这些数据中各取所需，验证自己的研究结论。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先生认为，其中的中国人口数据覆盖面相当广，有一定的可信度，为研究中国真实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他也由此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超乎大家的想象。 易富贤：（已披露资讯）覆盖面非常广，（内容）是全国性的分布，而不是局部性的。而且从人口比例来看，比如泄露资料中，2010年排在前20位的人口姓氏比例（王、张、李等姓氏比例） 与201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姓氏比例基本一致，说明这些数字非常分散、随机，是全国人口结构的一个缩影。虽然不能由此准确推算全国每一年的人口结构，但是一个缩影。其中的年龄结构趋势也与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比如1959到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中国出生率下降，这些数据显示的出生率也显示下降。随后，60年代初，生育高峰回归，这些数据中也显示回归。70年代，中国出生率下降，泄露数据中也显示下降……就是说，这些数据中的人口变化趋势与此前的人口普查显示的全国趋势一致。所以我说，这些数据是可信的，甚至真实的，虽然不能完全从中推算全国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字，但总体来说，数据是可信的。 问：这次泄露出来的人口数据与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差距么？ 易富贤：最大的差距在1990年之后。这些资料中，90年之后的数据与我此前的估算一致，显示在1990年以后，中国的出生率在持续、快速下降，根本没有出现过出生率高峰。在中国官方数据中，比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就认为，中国人口在2011年出现巨大的出生率高峰，但这在（泄露资讯中）没有。2020年的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4年中国出现生育高峰，人口大幅反弹，这些数据中也没有显示。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一直呈现下降，和我的推算一致。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为中国的结婚率、医药产品的相关数据等都在下降，相关的网络搜索数据也在下降，这都与这次泄露的数据一致，但与官方数据不同。 这些数据显示，1990年之后的中国官方数据严重灌水。官方公布的总人口达到14,1亿。但我认为，中国实际人口不到12,8亿。而所泄露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形势可能比我的估算还要悲观，可能还不到12,8亿。包括联合国公布的中国人口数据也是错误的。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人口数为14,25亿，比中国官方数字还要高。但是这些联合国的中国人口数字也是严重灌水，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人口数据严重不可靠，比中国官方数据还要夸张。 这次泄露的数据对研究中国真实的人口数字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根据近期据传是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的数据整理的列表。 （ 网络图片） 问：就中国的人口形势，您觉得这次泄露的数据显示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易富贤：是中国1990年以后的出生率远远低于官方数据，人口总数低于官方公布数字，老龄化形势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前景非常黯淡，因为中国面临劳动力急剧减少，而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面临很多由此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保危机、医保危机等都会发生。 这些数据也显示，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是非常差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国防、外交等各项政策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基础上。这也意味着，美国、欧洲、日本等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上，国际投资公司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也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字之上。我希望这次泄露出的数据有助于各方纠正他们的相关政策。 问：您说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非常差”，是指普查（技术）质量不高，还是说普查过程中，有故意夸大数字的作为呢？ 易富贤：应该是有故意夸大数字的作为。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延长多时才予以公布。人口普查的最大问题是数字修改。参与普查的人员仍然是以前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如果人口数据不对，他们有可能面临被追责的问题，也意味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错了，中国政府的脸面也有问题。所以从个人来说，从中国国家的形象来说，他们都需要这些数字保持连续性，那就继续造假。
中国河南郑州，10日发生数千民众不顾后果，打着维权横幅在郑州中国人民银行门前抗议。他们高喊口号，猛听似“李克强，还我钱” ，仔细听，又像“李克强，查河南”，许多网民认定是后者。总之，场面十分令人震惊。 法新社报道说，在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度，当局力图把任何抗议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示威游行极其罕见，但是，一些中国人出于绝望，也会不管被拘捕的危险，毫不犹豫地上街抗议。 的确，中国人很少集体出面揭露政府，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发生洪水，京广快速隧道被淹，地铁5号线被淹，郑州市诸多医院被淹，数十人被淹死，当局被指渎职，才导致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遭受重大人道灾难，郑州市委书记时候被处理，但被指真正应对事件全面承责的省委书记楼阳生毫发无损，民众怨声载道，也没有集体抗议发生。 但这一次他们无法服从，因为动了他们手中的钱，存在银行的储蓄取不出来了。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只有在一个经济即将崩溃的国家才会看到的事，在中国的河南省就这样公然发生了。 老百姓有一句话，“钱就是命”，动到他们的命根上，他们豁出来了，这些平日里分散的互不认识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储户集结在一起，甚至打出维权的口号。有网友以中国国歌形容：“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从现场照片可以看，示威者打出的横幅有的直接指向河南省政府：“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有的直接对着河南省委书记：“反对省委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还有的把问题提到维权的高度：“没有存款，就没有人权”；，“反对河南政府压迫，我们要公正，要法治”。 众多无法独立核实来源渠道的视频显示，官方出动了，但出动得很不正大光明，有人形容就如强拆大队一样，你不知道他们是黑社会的，还是警方，来了拳打脚踢，一个个抓走。一些观察人士分析，这些穿着白衣和黑衣的人，打人抓人动作熟练，很残酷，很暴力，应该是警察。社交网络转载的一则信息说，储户于先生，被打得眼睛失明，目前在郑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 官方暂时没有任何反应。当局为什么如此遮遮掩掩，派了一群便衣打人？人数据估计比数千示威的民众还多，至少从视频看的确如此，虽然没有任何官方的数字予以证实，但从画面看，打人抓人的真的白鸦鸦黑压压一片。 有网友评论，“抓人打人非常专业，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大约到中午时分，示威者全被驱散、抓走，清场。然后开来几辆大型洒水车，银行门前的台阶、广场被清洗得不留任何痕迹，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有几个推友争议，示威者为什么要喊“李克强，查河南”？一位认为：“这是在呼唤上级清官主持正义 ”。但另一位说，“别让李克强躺枪了，但是要喊习近平就会被抓进去”；还有一位认为“反对河南政府腐败，却不知道腐败的其实是这个国家”。另有一位自问自答：“为什么不喊习近平来河南？知道他不会管你们是吧？” 有人说：“强国成了火药桶，不禁想起了晚清的保路运动”。 外界立即注意到这一“极罕见的反对地方政权”的事件。法新社分析，被严峻的经济形势削弱，河南四家银行自从4月中不让用户提取存款，数以万计的小储户就这样掉进了陷阱。 那么，民众为什么把矛头一下子对准政府，分析认为河南当局为了阻止民众集会抗议，被指在上月把许多示威者的健康证变成红码，让他们寸步难移，许多人本来就积攒了一肚子愤怒。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该省因为发生了为拦阻人上街抗议而把健康码转红码的丑闻，上个月成为网路舆论谴责的中心。
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很活跃。分析指这与习近平搞清零搞砸了经济有关。民间有“清零清空了经济”的说法，经济权重回国务院，李克强好像回到了前台。 一个轻松一个凝重 网上广泛传播着李克强7月9日在福建晋江考察的视频，他微笑着向民众挥手致意，不断与拥挤的民众呼应，似乎他近来推行的一系列救经济行动受到民众的欢迎？反正，他显得比较轻松。 这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日在香港主持回归25周年暨新政府就职仪式对比鲜明，习近平表情凝重，所有官员戴着口罩，与习主席保持严格的距离，气氛很严重。说是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没有一点喜庆的样子。 李克强去福建视察，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稳经济还需付出艰苦努力，他并没有提“清零”二字，他这样表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他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扩大开放。要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外贸稳外资，更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李克强最近一系列行动都是这个逻辑，说白了，防疫固然不可掉以轻心，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经济社会发展。官方的新华社‘半月谈’6月21日评论就传达了这一信息：稳经济，“这是一项比疫情防控更为艰巨的任务，必须保持充分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经济搞不上去，甚至都没有清零的本钱。 中国经济在2020年秋季后得以恢复，后来变得形势严峻，与习近平的清零封城有重大关系。五月以来，李克强采取了一系列“救经济”行动，5月25日，李克强罕见召开全国十万官员抓经济电视电话大会，强调稳住经济大盘，强调保就业保民生。6月初，推出反对清零一刀切的“九不准”措施，6月8日，李克强指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要坚持对外开放，他说这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经济问题很严重，不要说彭博经济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率今年有可能跌至2%的危险，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7月4-5日公布的针对下半年就业和消费最新分析报告也证实了经济下行的严峻趋势，报告指出：中国5月份的就业数据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疫情推升大城市失业率，二是千万大学生毕业带来青年失业率继续上涨。 报告称，中国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和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存在，说明市场有效消费的恢复形势仍不容乐观，实际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恢复还需时日。 即使如此，习近平也没有丝毫放松清零的意思。6月28日，他在武汉甚至表示，“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要继续清零! 习近平能挺下去吗 BBC 7月9日在题为‘中国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对习近平造成危险’的文章说，“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试着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际，中国是唯一仍然将抗疫视为第一要务的重大经济体。” 为落实习得清零政策，各地实施的封区、封城，产生了严重的次生灾害，人民还能忍受到何时？报道称：“如果共产党还没有对这一切有所担心的话，它现在应该要担心了。假如居民再次被强制圈禁在家中，不难想象上海会出现的骚乱。” 报道分析中国至今还要清零，因为清零变成了一项政治挑战。习近平取消了任期界限，可以继续掌权，权利高层即便有人想阻止也没有太多机会，文章认为要阻止需要几个条件：政治机制(比如党代表大会)；紧急事件(比如一次重挫经济的疫情)；应对以上危机失败；有足够的党员认定，继续让习近平掌权的风险大于反对他的风险。文章指出，很难想象最后一个条件距离现实有多远。 中共最高决策层为什么还是不断强调“坚持清零不动摇“，上述分析认为，这说明对”清零“政策的怀疑已经在相当高的层面上存在。 报道说，“要说权力高层当中没有人提出问题，将会很令人意外。好多个世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是最重要的优先项，而新冠正在破坏它。”文章的结论是，在距离中共20大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让习近平放弃清零为时已晚，“习近平必须挺过去”。 但这样挺下去是否给中国带来多么严重的经济后果呢？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对本台表示，“这种体制性的疯狂就是如此，最高领导人他有自己的利益，他不管天下苍生死活，他最大的考虑就是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权力能不能稳固，一切都围绕这一点来运作。” 何况，“这同时涉及到习近平不愿调整清零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政治因素。二十大的权力承继重组，是理解最近几年中国政治的钥匙。” “现在是各方博弈的关键时刻。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是绝对不可能轻易吐口放弃清零的，因为这是他的招牌，哪怕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这就是前一段所谓清零造成如此大后果依然得以继续的原因。即便是他最终不得不调整，也永远不会承认他之前做的是错的，依然会说做的是对的，也会说成是那清零模式胜利的结果。因为中共这种政治体制，领袖是英明、正确的化身，领袖认错就是权威的丧失。” 问题是，习这样下去会不会把自己推到他所想要的结果的反面？影响他的连任？张伦认为，事态如何演变，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中国的精英层对习近平已不报希望，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在开始下沉，“这个趋势最近因经济的恶化，中产阶级利益受损，下层生活艰难，因强制清零得以极大地强化，没有这两年经济的恶化和严厉的清零措施，这种不满下沉的速度还不会有这么快，显然，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社会人心开始动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周六在印尼巴厘岛会晤，两人罕见地举行了长达五小时的会谈，试图缓和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会后双方均称“富有建设性“，但布林肯仍指北京对俄立场并不中立，且对北京对台挑衅日增发出警告。 这是两人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会面。会谈结束后，布林肯表示，尽管美中关系十分复杂，但他以“有益、坦率、富有建设性”来形容这次会谈，不过，布林肯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发出了警告，他指出，美国对北京对台挑衅日增表示关切。 布林肯说，就北京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词与活动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向王毅转达了美方的深切关注。在会谈中，布林肯还对北京压制香港自由、强迫劳动、西藏，以及新疆种族灭绝的关切。 布林肯同时表示，美国要求中方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公开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 布林肯声明指出，“我向王毅国务委员重申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结盟的关切”。布林肯认为，北京的对俄立场并非“中立”，因为北京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并且帮助甚至强化俄罗斯的宣传。 中方同样对此次会面予以肯定，中国外交部公告指双方“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并指“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 王毅还说，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因此有必要让两国维持正常交流。 但王毅强调中美关系并未走出困境，“甚至还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人认为美国正患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 王毅向布林肯提出“四份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8个领域合作清单，希望美方切实认真对待。” 王毅还要求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向“台独”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外交部的公告称，王毅还就“涉疆、涉港、海上问题“批驳了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 法新社评论，双方试图减轻越来越升级的紧张关系，紧张犹存，但通过此次会谈恢复高层对话的目的似乎已达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遇刺身亡，全球震惊，中国网络上却出现了一道阴森而绝望的风景，不少网民对安倍之死幸灾乐祸。 这种人道情怀缺失的表现引起外界诧异，法国‘费加罗报’就有“中国网上欢呼安倍晋三遇刺”的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网络上，很少有为安倍晋三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的’。网民甚至公开喧嚷他们的喜悦。悲剧发生短短几分钟，一条发表在微博 “我希望枪手没事”的评论，就收到13000个‘赞’，另一个跟帖：“安倍晋三应该忘记仇恨，原谅枪手”，竟收到93000个‘赞’。” 网上贴出的一些照片更让人跌破眼镜，如一家小吃店门口挂起红幡，上面书写着一排大字：“昨天七七事变，今天安倍再见，为庆祝安倍遇刺身亡，全场V8啤酒买一打送一打”，还有小店打出“庆祝安倍归西，奶茶买一送一”的横幅。 他们连一位遭暗杀的政治家都不放过，有分析指与当局多年来的民族主义仇恨宣传密不可分。费加罗报也惊奇发问，为何向来十分严厉审查的中国网络，却让这些比较下流的发泄大行其道？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评论：这种天良泯灭的罪恶喧嚣，9.11悲惨事件发生时大陆也出现过。 有人分析这些网民的表现，只记着被灌输的历史仇恨，却不知七十年代末至2017年，日本对中国巨大的经济援助。安倍固然被视为鹰派，执政时也曾为中日友好努力过。当然，安倍如同前任，虽然表示不能对日本曾经给亚洲国家人民带来的苦难视而不见，但也因拒绝为其战争暴行作出充分道歉的要求一直让邻国中国和韩国愤怒。退出政坛后安倍固然亲台抗中，却不想想这也与北京在台海、南海、东海的咄咄逼人有关。不满、批评都可以理解，但如此诅咒一位逝者，实在突破人伦底线。 安倍晋三之死让全球震惊，中国澎湃新闻驻日本记者曾颖直播新闻时一度哽咽落泪，赞扬其“为中日友好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旋即遭网民围剿，挖苦其“哭的梨花带雨”、“不知道的以为死的是令尊”，质疑她“到底是中国记者还是日本记者？” 曾颖稍后在微博“很抱歉自己给澎湃新闻带来舆论的麻烦”，但她坚持：“任何恐怖主义行为都不应该被狂欢”。并说，“今年是中日友好40周年，我也会一直在这条路上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倒是一直被指带节奏，曾为鼓吹民族主义立下汗马之功、曾是‘环球时报’前总编的胡锡进堂皇出面，对安倍遇刺表达同情，称此刻需要把与他之间的政治纠葛放到一边。但胡锡进毕竟是胡锡进，他在微博视频警告：“安倍遭暗杀，外部一些势力却想利用我们网友的率意表达黑中国……”，好一个“率意表达”! 同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发言人赵立坚对中国网友们对安倍遭遇枪击的评论有何看法？赵立坚称：“对于网民的各种评论我不予置评”，他随即强调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突发事件不应该同中日关系关联起来。”感觉他的表述很撕裂，难道中国网民的表现与中国官方的对日姿态没有密切关联？ 这条新闻下面的评论区，便有网民响应：“我郑重声明，骂安倍晋三纯粹是我素质低，与中国无关”，他可能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如何被战狼和网红们一点一点败坏的？ 另一位网民附和：“绝大多数网友也没有同情或者戏谑，他们只是把一些无法发泄的情绪投射到了可以发泄的事情上。作为情绪出口，这也并不是什么太坏的事儿。”至少，他说的有一半是实情，在严厉封锁，瞬时屏蔽的地狱般的网络上，也只能借助此类事件发泄了! 这些网民此刻呼噜噜呈集团军杀将出来，对中国的形象自然只有坏处。但网民不是清一色的! 动机也有别，比如推特上有一位“好好先生”回答自己如此“爽”的动机是：“今天遇刺的如果是习近平，我想不管是台湾日本还是你这里只怕会说出更多更难听的话出来……”。对方反讽：“你也只能在外网说这个‘如果’，回里面试试看，分分钟让你爽上天”。 有分析指，高压和封闭的环境下很难容易让人向好向善，网民所说的没有地方发泄情绪是真，借着官方开了一道口子一涌而出，泥沙俱下! 诡异的是，另外一些网民也借此机会表达另类愤怒情绪，有网友指出，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遭躺枪，不少中国网友在“可惜不是你”的微博话题下留言，说，“怎么就不是他呢？”网管可能明白影射的是谁，评论被紧急删除。据说新加坡歌手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也被网友用来借题发挥。
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任不足一周，首次去立法会出席答问，出自他嘴中的一句话让人诧异。 他说，虽然香港是“君子”，但世界上却有很多“小人”，港府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堂堂特首，拿“君子”与“小人”说事，这坊间过去通常用来比喻私人关系的，以别“高尚”与“宵小”之辈，新特首用在这里比喻香港与世界，倒也奇特。把一整个“世界”与“香港”对立起来，世界上这么多小人与香港君子对立，不知在场的议员们是否需要特首厘清语义？ 李家超倒也显得信心满满，他说，“我们不可以再‘有麝自然香’，我们要‘画公仔画出肠’，放胆去说话，好的事我们要告诉别人。”他会派遣官员外访，说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此言是有依据的，七一刚为他监誓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就为说好“中国故事”专门举行了政治局会议，邀请了颇遭诟病的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传授如何说好中国故事的秘笈。可惜，战狼当道，中国故事如何说好。 现在且不管新特首君子小人的比喻是否合适，他凭什么说好“香港故事”？他因被指损害香港自治而受到美国制裁，与刚刚走人的前特首林正月娥一样，走出香港都有困难，取钱都要收现金。当然，去北京是很容易的，但要去美国、欧洲说好香港故事，移居英国的时事评论员钟剑华对自由亚洲表示，“我相信是寸步难行”。 李家超升到了特首的位置说起来也是来之不易，作为香港前保安局长，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他领导的警方，打压示威者立下了汗马功劳。港人数次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持续半年之久，提出五大诉求，其中之一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 本来香港名声还算不差的警察在那场运动中与民众粗暴对立，李家超应承担几分激化的责任？被视为亲北京的‘香港01’也曾在反送中爆发初期，发表评论文章，直指“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指其毫无政治智慧，要求他问责下台，同年9月，该媒体再发评论，再批保安局长李家超处事恶劣。 但李家超却清楚是谁在鼓励香港警方严厉行动，同年11月，他对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称，“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香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而且总书记讲的有关三个坚定支持，支持行政长官、支持警队、支持我们司法机关。” 北京制定的港版国安法为打压香港民主派铺平了道路，而李家超对民主派人士早已当作敌人般认定，2021年1月6日，大量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初选被捕，李家超称这些被捕人士属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跃分子。同年6月23日，李家超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打破政务官出任此职之惯例，香港有评论指这是“武官治港”的开始。 为了把民主派人士清理出局，当局修改了选举法，2021年7月6日成立了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首任主席就是李家超。委员会奉行“爱国者治港”，其实还谈不上“爱国者治港”，应是“爱国者议港”更贴切，一切有过民主派色彩，参与过反对派抗议行动的，统统地在候选阶段就被筛选掉了。现在，满堂几乎清一色亲北京的议员，李家超任上，大约不会听到立法会有多少敢于批评他的声音。 单单把香港衰变归结于李家超这两年的表现显然是不公平的。从近处说，林郑月娥2019年强推修例，引发“反送中”运动，这位当初要为港人办事的港官，对北京言听计从，对港人的意见置若罔闻，她参与了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衰变的过程。香港许多青年人入狱，许多才俊被迫逃亡，许多独立媒体被迫关门大吉，都是与这位临走时自称“内心无愧”的前特首密不可分的。 单单责怪林郑月娥也许不太公平，谁都知道，她背后的主子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李家超前面的一段话已讲的一清二楚。诸多观察人士，包括末代总督彭定康，在香港生活过的法国汉学家白夏都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一步步开始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钳制行动，最后的结果，香港的多元化，司法独立，独立媒体，言论自由统统消失了。 李家超特首说香港是“君子”，难道指的是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或以为这是“君子寡言”的香港美德？过去，他不是特首，现在，香港的一切，虽然他不能替北京做主，但以特首之名，为港人做了多少，世人将是有目共睹的，光说世界上小人多远远不足以挽救香港国际形象，空想“说好香港故事”岂非痴人说梦。
2022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在欧洲，俄国侵乌，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弃置中共领导人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准备第三次连任。习普各有一套宏伟的叙事，前者要恢复大俄罗斯荣光，后者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者为此不惜侵略杀戮，后者不惜代价坚持清零，世界很不平静。我们特邀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解读。 张伦：我觉得我们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刻。疫情尚未全然结束，今年由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造成地缘政治的震撼，中国有二十大，牵扯到权力的继承、政治格局的重组，所以让人们有沧桑巨变之感。但要理解2022，应该要从最近一些年的变化来看它发生的整个脉络。一个历史事件从来都不会是全然突发、纯偶然产生的，俄侵乌，实际上是2014年俄吞并克里米亚、普京近一二十年内政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一个发展。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遽变的大时代当中。全球化的退潮与修正，再认识，已持续两三年的新冠疫情，信息技术，气候与环境上的灾变日渐凸显攸关人类未来，……这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视野，来思索当下，或许才能更好地明了一些问题从何而来，可能向何处而去。 问：你提到这场疫情，它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我们知道它最初的爆发地是中国武汉，可是围绕疫情的溯源调查到今天都无法进行。而俄罗斯发动的侵乌战争，更是打破了二战以后欧洲的和平环境。你在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中，把普京陷入乌克兰战争的泥淖和习近平在清零问题上的举措放在一起比较，他们两人，一个要恢复大俄罗斯，一个要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张伦：冷战以后世界曾有过一个充满理想的、辉煌的、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时期，当时最有名的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什么要谈那个时期？因为要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当下，我们正在告别的时代，是不能离开对这个时代的发端时期的事件的回顾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对中国及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震荡。柏林墙的倒塌跟中国八九有很大关系，后来南非曼杜拉被释放，种族隔离结束，九二年巴西开地球峰会，诸多关系人类未来、全球治理的重大的国际协议得以签署，相关机制得以设立，网络时代开始呈现，与信息技术相连的新经济起步，都对后来二三十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个时代洋溢着一种浪漫的气息，全球化高歌猛进，冷战结束，民主必胜，自由、市场将凯旋，似已成为普遍共识。个体与集体的主体化大潮在世界各地激荡。其实回头看，也许恰恰是那时的事态可能就已潜藏了造成今天重大问题的一些因子。其中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这场浪漫的全球化。 全球化给很多国家带来好处，造就繁荣的同时，也开始积蓄一些负面问题。财富急剧增长，同时也造就了各个地区的资源结构的重组。世界划分为从全球化获益较多与得益较少甚至是受损的两部分。同时，每个国家内部也分成类似的两个世界，一部分是跟得上全球化列车的人，一部分是被全球化列车所遗弃的。这场全球化的兴起除了有政治上的一些条件，如深具象征性的柏林墙倒塌，使得更自由的流动成为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时空发生了变化，我们随时可以跟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对话，普通人彼此之间高效率低成本的沟通成为可能。信息，交通的发达为创造财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因相应的有效的治理方式阙如，由此形成的负面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彰显。苏联帝国解体、国际冷战政治板块融化、重组所导致的以往被压抑的民族情感开始释放，财富与技术手段的增加、全球化对认同的刺激，都为民族主义的激活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动能。传统的政治形式似乎都面临一些新的重大挑战。这是习、普现象出现的大背景。 问：但是像中国这种专制国家的问题和你所说的全球化引发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吗？比如西方国家因全球化引起的民粹主义与中国官方鼓吹的强国梦、以及与普京的大俄罗斯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 张伦：有它的特殊性，同时也有相似的东西。在上述提及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转型冲击下，一些利益受损的人们指责遥远的国家的他人影响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那些跟不上时代列车的发达国家的人们也产生怀旧，对往日时光不再的愤怒，加上贫富差距,，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冲击，认同危机，都为各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相结合做了铺垫，甚至诱发出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在你提到的中俄这些国家，有同样类似的愤怒，但也有其特有的因人们缺乏权益保障手段及意见表达途径，信息渠道单一扭曲，官方鼓动排外等因素造成的民粹盛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大兴的制度，文化与政治的特殊背景。 在中国，因六四镇压及贪腐结构性扩散, 官方借宣传民族主义来修补合法性的缺失, 同时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 靠几亿劳动力参与世界经济循环，赢得过去所不能具有的巨大财富，强化了中国领导人以及某些民众要一雪国耻, 出人头地，做世界老大的冲动。因没有制度渠道改变腐败与不公正，刺激着一些人渴望一种救星式的强势人物来救助自己，习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而俄国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一个衰败过程，让些人感觉很屈辱，为普京上台准备了条件。其实，苏联解体说到底是俄国人选择的道路与体制的僵化所造就的，也与历史上沙俄包括苏联时期的扩张所带来的内部民族整合与地缘政治问题息息相关。很难说是什么西方人谋划的结果，事实上直到苏联解体前，相当多的西方领导人与专家还依然相信苏联会长久存续，谋求与其稳固的相处之道。 但仅是俄国人经历的转型困境及屈辱感，并不能解释普京当下的所作所为，普京也是得益于全球化提供的条件的。他上台后，一方面靠强力镇压重塑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利用全球化经济循环输出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黄金等，为其经济与军事的重整获取条件，如没有这种资源输出换取的资源和技术，其十多年来推动的所谓军事现代化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厌恶全球化、西方，又得益全球化、西方，这种背反矛盾心理在权力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走向极端；屈辱感，物质与军事的条件相结合，某种固执复兴往昔帝国荣光的想象，于是就有了普金发动的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问：但作为个人，普京和习近平的出现是否是一个历史的异数，如果不是选择了他们两位当政，即使全球化照常发生，历史可能也许不一定是今天这样的面貌？ 张伦：这就牵扯到一个历史哲学问题，领袖人物究竟在历史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看法是，即使没有这样两个人，在中俄当下的社会心理条件下，政治与社会转型，文化的更新和再造尚未达成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以及各种国际情境的作用，这类人物的出现也是有较大的概率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一波全球化带来问题，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民粹强人复归的趋势。甚至在具有民选机制的国家也是如此， 如巴西现在的博索纳罗，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甚至美国都出现了特朗普这类人物。就俄国讲, 当时叶利钦选接班人，有两三个候选人，如果不选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今天的状况很可能不是这样，也许，俄罗斯仍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但不一定走到侵略乌克兰的地步，与西方的关系也不见得会如此坏。自俄国侵乌，不断有人以所谓北约扩张造成俄国反弹为借口为普京开脱，其实这既不符合事实, 也缺乏道义 : 西方、北约在冷战后在与俄国维系良好关系上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也是尽量照顾俄国面子的，尤其是欧洲国家。而且乌克兰加入北约相当长时期根本不会是一个现实的选项，这谁都清楚包括普京自己。如果俄国人不检讨自己的帝国意识, 普京只想做新沙皇，不放弃那种不允许乌克兰包括其他前苏联周边国家人民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那俄国只要是有能力, 就早晚会想法吞并这些国家，让其他国家的人民臣服自己的, 这些国家有没有企图加入北约都会如此。 事实上这也是这些国家的人们为什么要抓住一切机会加入北约、寻找安全保护的原因，因为他们清楚这一点。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拼死当初要把在其国家驻扎的俄军华沙部队赶走却欢迎北约去驻扎，这俄国人要反思；自己不反省, 反过来都怪罪他人,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战争可以不打，但一旦开战，历史就是另一种面貌了。就中国来说，当初选择习近平或者李克强，情况肯定也会有不同的。但普京, 习近平两个人一旦在位，他们的特质，思想，由于这种专断的权力结构，就必然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国家政治走向。 问：八九六四发生之后，伴随着天安门民主运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对世界产生的冲荡效应，产生了历史终结论，全球化兴起，整个一个历史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有好几个似乎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因素，一个是普京的出现，一个是习近平的出现，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就是说，历史往往被这种偶然性改造了？ 张伦 : 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从来都是人类认识历史，面对历史的难题之一。就以新冠疫情的出现而论，如果要讲必然性的话，就是人类当下的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给自然带来的破坏，人和动物关系的改变，全球化的背景等，增加了爆发这种大规模传染疾病产生且一旦产生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因此说新冠的发生及全球流行有它的必然性，结构性的因素。也因此，中国与世界隔离的这种抗疫方式，显然就是幻想, 除非你想与世界隔绝。而就偶然性来说，其爆发也跟中国的体制也跟习近平当时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疫情出现后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采取的措施对能否形成大疫情可能都是决定性的，疫情已在武汉泛滥了，北京还在歌舞升平，武汉还在举办万人宴。习近平要造大国崛起，一派盛世的景象，许多下面的官员得到的信息就是要为此努力，维持稳定，自然要捂住，迎合上意。而疫情一旦丧失最初控制的窗口期, 在全国、世界传播就不可避免, 那之后就只能依靠科学加适当的防控措施, 减少死亡, 通过疫苗与自然感染达成某种群体免疫来应对了。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好食野味的不良习惯对引发这种疫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非典到新冠，中国人该好好检讨这种习惯，当然整个人类也必须要彻底检省跟自然的关系了。 这里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有专制国家到今天也很难解决，就是信息的流畅和透明的问题。不管信息技术上怎么发达，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永远难以较好解决。北京得到的信息是从下面报上去的，渠道是相对单一的，各个官员如何汇报，其实很大程度是经过某种筛选的，渠道是梗阻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有报道普京在俄乌战争进展不利后暴跳如雷，责备下面报上来的信息不准，因为他之前得到的信息是乌克兰人民会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俄军的到来。……当然，即便是这种体制有造成信息阻滞的结构性因素, 但如果主政者多些明智, 结果或许也会有些不同。 问：我们有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2002年末2003年初北京爆发非典疫情的时候，当时刚刚上台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面临严峻的挑战—信息公开还是压住，但他害怕这个疫情传染到世界上，会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严重的不利，所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下令“不得瞒报疫情”，这也可能是他预感事态已快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时的被迫之举。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强调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对历史造成的负面影响？ 张伦：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其实中共体制的惯性那时也差点把事情搞砸。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孟学农，因为胡锦涛刚刚接班，为了营造和祥的氛围，把疫情压了几天不报，结果蒋彦永医生冒风险把信息捅到外边去了。接下来发生的就很关键。胡锦涛接受 了这种事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紧急动员防范疫情，与世界各国包括世卫密切合作，对后来在中国与世界范围控制疫情就起了很大作用。而此次武汉不同在于，当局要捂，不承认已经发生了疫情，后来知道控制不住了，一夕之间，又下令封城。从疫情处理上，我们明显可看到胡和习时代处理问题的差别。其实任何体制，它都是有一些处理空间的。威权、专断的体制看上去有的时候显得比民主自由体制在效率上有时可能会更高，但它最终造成的灾难也可能是巨大的。 问：你提到八九六四事件对后来对今天的中国产生的影响，包括习的登台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六四镇压的后果，能否稍稍解释一下？ 张伦：八九前十年的中国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社会与经济重新被激活，但也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如腐败等等，因保守派的牵制，八九前改革开始停滞不前，矛盾积累，社会不满高升。是在此背景下出现学运。但学生为什么举行抗议？为什么对官方对他们的活动定性为“动乱”有那么强烈的反感与愤怒，其实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推动中国进步，是他们最不希望“动乱”，不以激烈的方式改变体制。现在国内外都有些人因为对八九事实的遗忘或者缺乏了解，以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来认可对六四的镇压。其实当时真正要稳定的是学生与市民，所以才有绝食的那种举动，如果是要搞动乱，那一定是打砸了！那些焚烧军车的现象也都是在军队进城杀人后才有的，事先都是学生与市民在维持秩序，尽量减少任何可能的骚动，小偷都是罢偷的。学生的诉求是为着中国社会能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法治秩序、政治开放基础之上的稳定和持久的繁荣。 邓以镇压动乱的名义依托保守派镇压了运动，把改革派全部清洗掉，惹怒了中国社会与世界。于是他九月提出辞职，这其实是以一种罪己诏的方式，以退为进。面对保守派的反扑，邓小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危险的位置；同时东欧剧变，两件事一内一外，牵涉中国命运也涉及到他自身的全部声誉与利益，促使邓下决心扳回一局，拼着老命南行，管它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保江山的唯一可能就是搞经济改革了，发财致富光荣! 所以八九之后，原来的改革派被清洗了，大家都成了“改革派”，包括李鹏，但是，我们原来意义上所说的那种改革派，主张全面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改革派彻底消失。六四事件撞击了整个旧的体制，打破了旧的政治力量格局，加之东欧阵营垮台，中共知道，经济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后来人们享有的某种生活自由空间，包括许多人发财的可能，某种程度讲也是学生和当时参与运动的各阶层人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点人们包括那些获利者切不可忘记。中共放弃意识形态之争，集中精力搞经济，其正面效应就是造成经济的发展，但因政治改革的可能被堵死，权力缺乏制约，导致腐败，社会不公，环境破坏现象与日俱增，积累下巨大的失衡恶果。这种局面下，民粹的诉求就会累积，习这种人的出现就有了社会基础。 但习这种民粹、专制的方式，从来都是在有些方面有暂时的矫正修补之效，但往往因其非制度性、非民主与非理性的特质，从根本上讲最终只会恶化局势，给整个民族包括那些支持热衷这种民粹政治的普通民众带来负面后果。六四镇压之后，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这增长本身衍生出新的危及现状的挑战如贫富差距，且三十多年后造成这一增长的条件现在都在逐一丧失，上一波让中国得利甚多的全球化开始结束至少在被修正，许多外部有利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正在丧失，人口老化，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等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在逐一显现。中国又到了一个拐点。习本来有机会可以对六四做一个清理，公开认错，借此重建某种社会对正义的信心，寻找民族共识，也赢得港、台、世界对北京的好感与信任，但他可能把最后的机会也丧失掉了。中国将来要走出困境，重建希望与社会正义，不回到八九时学生提出的基本诉求如公布官员财产，政治民主，消除腐败，民间办报，法治等等是不可能的。习今天也大举反腐，但腐败继续；强制维稳，社会窒息的结果之一是黑社会泛滥。黑社会泛滥从来要么是国家权力过度弱化的结果，要么就是国家权力过于强化的结果——因没有约束，监督，过强的国家权力自身运作就是黑社会式的，腐败，就会外溢到社会层面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因利益联动，同构化。如此，高压下的中国能是真正稳定的吗？ 问：你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透视了习普现象，也谈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能否以抗疫为例进一步讨论一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清零”从科学上看是反科学的，尤其在奥米克隆变种流行后，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开放性防疫，中国还在采取反常识的“清零”，上海封城清零造成的悲剧举世瞩目，除了难以想象的次生灾难，给中国的经济也带来严重的后果。习近平为什么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张伦：就大规模流行病的防疫，没有人否认，在有限的时间，在药物和疫苗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进行大众隔离的必要性，但前提是尊重科学，努力认识病毒发展的一些规律，照顾到经济生产的需要，尊重生命，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权利。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来讲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表面看上去新冠少死几个人，但因这样严格的清零政策造成的那些次生的本不该死亡的人又有多少呢？生命的本质在自由。让数亿人象入牢一样丧失数月并不见得要失去的自由，这是不是另一种对生命的巨大摧残？要怎么计算呢？习近平要“坚持清零不动摇”？是因为当初采用了高压严厉的隔离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抑制住了疫情，工厂得以很快复工，出口得以恢复，经济有益，也赢得一定的国际声誉，但麻烦的是他很快把这种成功上升为一种体制优势，一种所谓“东升西降”的文明兴衰的证明，一种他指挥领导有方的证据。一旦进入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政治的定位，他就没有办法轻易在此问题上后退下来了。 说到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对疫情的治理模式的问题，其症结是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式的国家治理哲学问题，是中共体制运作向极权复归的一种表现。这个病毒清零，其思路是跟将异议人士清零，批评意见清零，党内“不准妄议”等等做法背后的思路是一个。他要的是一个他设想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纯洁社会”，这就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最根本的特质。为应对今后可能层出的各种危机，用抗疫来演练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或许也是他们这次大搞清零不公开宣示的考量之一。整个二十世纪，从法西斯主义到苏联，包括到中国，都要建造所谓“新人”和“全新的社会”，文革其实已经为此让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要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不能有任何“杂质”、“毒草”，造成“浩劫”。——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服务于中共领导人的服务人员如何要病态般地做到整齐划一地摆杯子，添水等小视频，其实这其中所表现传递着的就是这种极权文化的信息。而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宣传的“红色基因”教育，显然也是这种新极权教育的明证。文革之后中国人最大的思想解放就是从这种思路当中挣脱出来，但因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原因又不断地时有反弹，比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但整体上中共在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下，一定程度放弃了这种极权思路，也允许开放了一些空间，所以社会有了一定活力，有了中国经济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但中共当局一方面要经济成果，一方面还要保持按其标准净化社会的思路，不能用现代的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现代性必然要产生的不同的利益与意见，社会多元性的问题，这是中共治理模式最深刻的无解的悖论，许多问题的根源。 问：近来在清零问题上中共内部似乎有某种程度的拉锯，或者说较量，比如李克强主导的国务院推出许多救经济的措施，包括针对清零一刀切的“九不准”，但是习刚刚又发出了坚决清零的指令，他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更把“动态清零”当作今后的长期战略？ 张伦：这就涉及到习近平不愿调整清零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政治因素。二十大的权力承继重组，是理解最近几年中国政治的钥匙。习近平把后八九这三十多年中国政治演进最重要的，某种程度也是学生市民流血牺牲换来的一个成果“取消领袖终身制”给取消之后，能不能自己最终临门一脚迈进去连任，今秋是关键。现在是各方博弈的关键时刻。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是绝对不可能轻易吐口放弃清零的，因为这是他的招牌，哪怕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这就是前一段所谓清零造成如此大后果依然得以继续的原因。即便是他最终不得不调整，也永远不会承认他之前做的是错的，依然会说做的是对的，也会说成是那清零模式胜利的结果。因为中共这种政治体制，领袖是英明、正确的化身，领袖认错就是权威的丧失。 问：诚如你所分析，习近平是不可能放弃他的招牌的，但是造成的恶果就在眼前，“彭博经济”就有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可到掉到2%的预估，就是说可能会倒退到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最低水平。李克强前一段讲话中也用“经济形势严峻”来概括中国的现状，然后推出一系列措施补救，他在习大权独揽的情况下破天荒召开了十万官员动员大会。习如果继续唯我独尊，会不会把自己推到他所要的结果的反面？ 张伦：事态如何演变，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习近平的逻辑是另外一个逻辑。我们举一个例子，大跃进毛乱搞造成严重灾难之后，那时候还有人反弹，还有一些元老在，后来还有一个七千人大会，毛受挫。结果毛发动文革反击，把他视为捣乱的元老全打掉。这种体制性的疯狂就是如此，最高领导人他有自己的利益，他不管天下苍生死活，他最大的考虑就是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权力能不能稳固，一切都围绕这一点来运作。他将来可以回头再搞经济，但那是我的事，我不能让你们去搞，一切都是我，要调整也是我的英明，恩从己出。八九年邓非要下令镇压，不镇压也不会出现他所谓的大乱，但邓有邓的逻辑。所以他下令镇压，镇压之后，他发现不对了，又开始往回走。我们刚才是从俄乌战争说起，普京现在知道不知道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他很可能有一些意识了，但他已经彻底将俄罗斯九十年代曾有过一点的民主自由扼杀了，将其变成专制体制，他不能刹车。因为这种权力结构中一旦承认自己是错的，就是死路一条。在民主社会，一个领导人，到时间下台，有法律保障，不会涉及身家性命。专制体制，你一旦下台，对手也会搞你，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你原来就是这么搞人家的。所以习近平对清零造成的经济恶果完全不知道吗？我不相信，但是他要以毛时代所说的“路线斗争”压制对手，他的路线就是正确的路线，想上位跟他的人就要大搞清零。中共的历史就是多少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今天的习近平路线的体现就是要清零。 问：许多迹象显示，习近平给他的对手，或者党内其他的力量提供了许多反习的借口，不谈十年借反腐扫除对手积累的反习力量，就近而论至少有两个：第一个，2月4号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中俄合作无上限，最后在西方压力下显得首鼠两端。因为西方警告如果北京援助普京就会遭到制裁，这是习的一个明显的败招，中共党内当时就传出埋怨他差点把中国拖到一个完全与西方为敌的地步；另一个就是他要不断清零，结果导致中共政权几十年借以自夸的经济繁荣凋落到这种地步？ 张伦：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内政。外交最主要的就是怎么处理跟美国的关系，跟西方的关系，习近平的悖论是在要如何维持攸关中国经济命脉的中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的同时又保持强化跟俄国的关系；利益上离不开，需要前者，但却大搞战狼外交；制度价值他个人情感上倾向后者，但其却肯定无法帮助中国完成经济提升，文明构建。内政上，当然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事实上不止这些，习这些年的所为，他的对手将来会给他拉一个很长的清单，比如破坏法治，把香港一国两制搞垮，两岸关系大幅倒退，大搞个人崇拜等……他的有些做法或可讨论，比如惩治腐败，这也是当时习近平上台后给他赢得声望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包括他讲所谓绿水青山的问题，这个我们都可以赞同，但是，你怎么去造就、如何长久维持绿水青山；你用什么方式去惩治消除腐败，这些才是关键。专制比如前苏联、毛时代最终都造成生态灾难；选择性工具性反腐，到头来也只会破坏法治，越搞越腐，因为惩治腐败权力的权力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约束，也会腐败。 问：习当初刚上台的时候，党内外都有人对他还抱着一丝希望，没想到中国社会今天倒退的这么厉害，更不可能想到就连邓亲口承诺的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也被他一手扼杀，一些文革现象再现。习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张伦：我好些年前就曾写文章讲过，文革和改革是不能联姻的，两者结婚是会生畸形儿的。因为改革的指向尽管是局部的，但是朝着自由的方向的；文革的思路是不能有自由的，是要把自由扼杀掉的；文革与改革它们本质上是矛盾的。邓的功绩是扭转了毛的方向，但走的路不完整，包括后来六四屠杀造成的遗患。他要搞威权体制，但改革开放毕竟是局部朝向自由的，它带来的成就的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因为公民权利不完整，缺乏自由，因改革不全面而生。改革的问题需要以改革，更深刻、全面的改革来解决，不能以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方式来处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失衡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可以通过公民权利的增量来制衡政治权力，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平衡。但如果主政者不想以彻底、完整的改革来消除半拉子改革带来的问题，那文革重现就会有某种必然性，人们因改革享有的某些权利也可能再次逐渐丧失。改革不进则退，最终也有失败的可能。 习执政的问题是在这最根本的执政思路上出了问题。对不完整改革带来的问题，习本应用否定邓来完成邓，把邓改革中不完善的东西，就像邓否定毛一样，通过否定邓，比如对八九、对局部改革的缺陷做一个清理来推进改革，用更深刻的改革去改造改革前半段带来的这些问题，会最终拯救，完成改革也会成就邓。邓的问题是否定毛不彻底，习的问题是该否定邓的部分不否定，不该否定去否定，重新肯定毛。他选择的是用改革前文革的方式来应对改革造成的问题，十年下来，让中国逐渐陷入一种困境，说到底是因这个施政理念出的问题，借过去中共常说的话就是 « 方向错了 »。七、八年前我曾撰文将其概括为“新毛主义的执政理念”。就是他用毛的方式来治理邓的改革的问题；想要邓式改革带来的好处，经济发展，强化国家能力，同时要用毛时代的方式来管理社会，用毛的“纯洁社会”的企图来改造国人思想，国民低顺服从。这是他的整体思路，不自洽且有深刻的矛盾，他不自知，所以今天面临困境，不可能走顺的。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也许有人说，共产党的本质决定其不可能做整体改革，这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邓时代也是抛弃了许多，毛的意识形态或被抛弃，或被悬置，只剩了一个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核心，就是对国家的控制，对权力的控制，是权力的问题。但权力的问题，他们如果想清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动。国民党当年就想清楚了，蒋经国开放权力，让人民去选择，后来马英九也重新赢得政权，现在台湾国民党面临的问题牵涉到两岸关系，地缘政治，统独、认同问题，面临如何定位的困境，重新赢得权力变得困难，否则国民党再有机会重新当政绝不会是问题的。但即便如此，在深绿的高雄，韩国瑜前几年也是当选过的。共开放权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经过民众选择，可以下台，也可重新赢得权力。在其他前威权和共产国家，换了名后的前共产党人或这个党那个党重新执政的多的是。但中共台上这批人的核心意识就是要“保江山”，本可以通过开放的动态的方式，来重新完成一个权力的合法性再造，但一枪开了之后，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自我论证：我不能动，我动了就可能江山不保，我以前做的坏事、现在的贪腐就会被清算，所以就不断地压制，同时保经济，买稳定；可因此又累积新的问题，如此恶性循环……。但这个路子早晚是走不下去的，因为它既没法永远保有所需的资源，也不符合人性，更不符合现代文明。没有一个现代权力可以永远不让人民监督，选择。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完美制度，也面临诸多严肃的挑战，但它至少提供一个让人们进行制度性选择、再造的可能。 我们前面提到今天的世界到了一个重大调整时期，中国也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中国目前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从资源到环境的成本，到生产模式本身的运行代价，治理模式，都到了要调整的时候，你是用更深的改革去完成现代的、开放的、自由的、法治的转型，将改革的重心从以增固国家权力转到服务公民，还是坚持这样一个体制，最终可能面临因这类体制的僵硬封闭而常常早晚要酿出的溃烂、衰败、暴力与动荡呢？ 问：现在的问题很实际甚至很紧迫，面临中共二十大权力继承的问题，在习独揽大权的背景下，是否存在着一种可以与之博弈的力量？党内的或者来自社会层面的？国际国内很多人非常关注。在你看来，二十大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习将会面临什么？ 张伦：习近平对中国政治带来的最负面的东西就是修改宪法。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构建迄今依旧没有寻找到一种合理的现代方式。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无非一个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权力谁赋权的，民主体制就是人民赋权；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责任政府，任期制，要对执政结果负责，到时候就走人，有某种形式的规矩。即便没有明确的任期制，人民有投票权，到时候也可以把你选下来，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期限的限制。邓时代留下的一个重要的遗产，也是造就中国政治近二十年能够比较稳定的东西就是领导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限制，七上八下，党内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也使得人们对政治有一个预期，政治预期的好处是它可能给人们带来对政治变化、政策调整的期望，也有助于社会稳定。其实，中美关系恶化，习近平2018年修改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来可以期待后任，看看中国的政策会有何种变化，现在无所期待了，无论如何都是你了，而你的政策摆明了就是要打败美国，要做老大。且内政上民主法治全面倒退，前些年那么点萌芽如乡村民主也没了，把中国政治现代化本来朝前迈出的一步任期制也给打掉了，集权、专断，打压公民社会都将是既定的政策了。……所以中美关系恶化就更有其必然性。 原来那个“到点下台”被取消后，平衡中共各种力量的规矩就被打破，今后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大增。我的看法是，这些年，中国的精英层已对习近平不报任何希望了，那种愤懑在与日俱增，原来的不满是在官僚阶层，后来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学界，现在除了一些无耻文人之外，大部分人对习都是反感的，经济精英也如此。就是说中国的精英层，基本上都反感习近平，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与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者。习最初从民粹政治大众层面着手获益，但是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在开始下沉，下沉到社会层面的中下层，这个趋势最近因经济的恶化，中产阶级利益受损，下层生活艰难，因强制清零得以极大地强化，没有这两年经济的恶化和严厉的清零措施，这种不满下沉的速度还不会有这么快，显然，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社会人心开始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给党内政治精英反习的人提供了舆论支持。反习的声音和力量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年习近平借着反腐几乎打掉了他所有的政治对手，老一代元老也在老去，同时他到处安插提拔自己的亲信为自己护航，加上各种组织与高科技的监控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他的力量，能不能联手达成一个成功地阻挡他连任的结果还要看。当然许多人是希望如此，因为这样至少给中国提供一个调整的机会，内政，外交，会有转机的可能。权力中各种力量为自己的利益，身家性命，还是考虑到中共政权的稳定等等，会奋力一搏，尽量让自己人多几个上垒，进入权力中枢去稀释，做交换，保护自己的利益，牵制习。但恐怕不那么容易。无论如何，在当下社会不满背景下展开的这样一个博弈当中，不同的派系让自己的人上位的可能性会增大，就是说，即便习近平成功连任，也还是得面临某种经妥协后的权力格局。习近平为确保自己连任，也会考虑暂时做这些妥协，以待他日再收拾对方。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李克强召开的十万人官员大会，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可能一个是经济状况实在恶劣，一个是李克强这些年做小媳妇总理，现在也是最后一搏了，给自己留点好声名，李要展示他跟习的不同，做给社会看，给全世界看。但这些因素会不会是决定性的，还需要观察。 问：你刚才谈到政治的可预期性，即使中国目前的政治难以预期，人们还是抱着一种期望，即使习近平已经取消了最高领导人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西方对习不抱希望，即使许多中国人已认定习近平会终身统治下去且很无奈，但人们总是对某个时刻发生变化抱着某种期待，反过来说，在今天，中国面临内政外交形势严峻的局面下，习近平要把他的终身制持续下去，对他本人恐怕也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张伦：没有万世一系这回事，但变的时间，条件，代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测。中国的变化总是跟权力变化连在一起，权力何时怎样变化，虽然无法全部预料，但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习近平在位越久，他现在的政策推行得时间越长，对中共的杀伤力就会越大，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可能就会更惨重，甚至中共自己的寿命也会被缩短。打破这个宿命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习近平彻底改弦更张，就是习近平反习。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很怀疑。那么面对这一局面有何解呢？逻辑上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短期的，政治性的，就是哪怕民主化不能一步到位，至少重新恢复到任期制，让一个人到点下班，让社会、政治有一个重新调整的机会，让社会将来有一个利益表达机制。这取决于上层权力精英的勇气，他们的博弈，选择，人们没法太多指望。 另一种是社会的、长期性的，就是民众的主动参与，就是说即便你不想关心政治，想岁月静好，上海就是一个例子，但政治就是大白，就是警察，他来砸门了，让你去方舱，你就必须去方舱。让人明白政治跟你不可能无关，阿里巴巴帝国的创始人马云，突然间也会莫名消失的。怎么办？每个人只能以不同的 方式去发声，去推动，营造一种社会的压力，想法创造一个真的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环境，自由生活的可能。这当然不容易，但尽量不妥协，采取各种形式抵抗。过去三十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让人抱有希望的现象就是人们的权利意识有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都市阶层、年轻一代中。所以最重要的预期，可能还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预期，每个普通人对社会的预期，都去预期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所能有所行动，集腋成裘，堆土成山，将来任何人在台上，终有一天他也必须得回应社会的要求的。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一个时代都在结束。未来的几十年会充满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但其状况说到底取决于人们的认识、选择与行动。就中国人来讲，过去几十年会成为一去不返的一页让人怀恋的历史还是可以创造、迎来另一个更美好的文明、自由与繁荣的时代，习时代怎样结束，如何准备后习时代，……这些或许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伦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 Agora研究所研究员，法国人文科学之家( l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兼任研究员。 中文学术网站‘中国：历史与未来 ’主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日在戒备森严中抵达香港，当局戒惧心重，港媒报称，习大概不会在香港过夜，7月1日再从深圳坐专列过来，主持新特首李家超任职仪式。 习近平一到便说：“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战胜了一次次的严峻考验和风险挑战，现已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生机”。说香港浴火重生，凤凰涅磐之意，这只有他才敢说，此话不完全假，香港真是“浴火”了，但何以见得重生？ 香港本是一个和平、自由、繁荣的社会，何须“浴火”。中共只要遵守主导香港回归的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承诺，实施一国两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香港平安无事。 法新社分析，习近平来港，借此向外界显示，2019年点燃全城的“反送中”已遭严厉地镇压，自由的香港已被北京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强国梦的一部分，一切都被控制在中共手中。 习近平在说出浴火重生后接着说，这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维护港人福祉，故此是一个好制度。 香港的一国两制还残存多少？习近平在“强国”过程中，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人权代价，香港是最新的牺牲品。香港的遭遇最令世人惊异，这里本已在回归中国大陆之前，就已自由繁荣，1997年，中英和平交接，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 中共的惯性是控制，但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还能放香港一马，遂有朱镕基总理所谓香港在我们手上治理不好，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罪人的讲话。但是，在习近平之下，对香港的控制变本加厉了。这一点，末代总督彭定康并没有说错。 所谓一国两制，所谓保证五十年不变，核心要旨就是保证香港的政治制度，司法独立不变。香港，曾是全球拥有报纸最多之一的城市，媒体发达，言论多元，曾是这座城市自由的象征，集会、游行、示威，都曾予以最大限度的包容。 习近平上台以后，香港的抗议规模一天比一天大了，怪谁，怪北京当局逐渐背弃自己的承诺。不落实港人普选，于是有2014年持续三个月的“雨伞运动”；2019年，强推送中条例，限缩香港司法独立，引爆香港人倾城而出，百万人上街就有几次，抗议运动持续数月。 “反送中”得人心，随后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就是证明，并预示民主派将在新一届立法选举中胜利，北京政权与港府以种种理由推迟立法选举，修改立法规矩，强化资格审查，推动所谓“爱港者治港”，费劲心机，终于把民主派从候选程序一一筛除，北京的目的达到了，立法会成员只剩下建制派，亲北京派，民主派扫荡殆尽。 习近平当局扼杀香港最狠的一招是2020年让全国人大取代香港立法会，通过港版国安法，遂以颠覆政权、与外国人勾结等种种莫须有罪名，对反送中运动以来涌现的青年领袖，学生才俊，民主派人士、报界精英逐一打击，抓捕的抓捕，判刑的判刑，逃亡的逃亡。 林郑月娥特首执政一届，留下的突出印记有几个：引爆反送中，把一批可爱的香港青年送入监狱等等，以及警务出身的“铁拳”李家超成为超级政治明星。七月一日，是香港移交中国大陆25周年的日子，戒备森严、过度防疫的香港在习近平注视下进行政权交接。 港人、世人都没想到，在回归中国大陆25周年、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刚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东方明珠黯淡了。 曾有西方媒体评论，香港是中国唯一一块享有自由的飞地，现在，大谈香港浴火重生的习近平应该感到骄傲，他终于把香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内陆省份。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28日考察武汉时颇有针对性地表示：中国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要继续清零! 习近平选择武汉重申清零政策，似乎颇有用心。武汉是新冠疫情爆发地，由于当局早期隐瞒疫情倍受外界指责，后来急剧扩散后被迫封城。习近平曾于2020年3月10日在疫情平缓后访问武汉，显示“亲自指挥”抗疫，也自此把清零封城视为制度优势，更视之为是他亲自领导的成就。但是，传染性极高然而病毒性较弱的奥米克戎变种进入中国后，习近平照旧要求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却效果不璋，上海封城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强制性清零，除了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给中国经济也造成严重伤害。 四月间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形势严峻，于是就有了中国总理李克强“走出习近平的阴影”一说，指的是他主持的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救经济”措施，还推出反对防疫“一刀切”的“九不准”，习近平6月28日在武汉的表述应该跟这一背景很有关系。 习近平在武汉表示，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是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的，因此，“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显然，习近平认为坚持动态清零比抓经济发展重要，他将此提升到党的性质的高度，同时称此关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可能是在给中共内部的”救经济“一派打招呼，要他们知道孰轻孰重。但是，从中国民众的反应和遭受的现实处境来看，动态清零造成的次生灾害远比病毒本身的影响严重。 习近平在武汉还说，中国“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显然是针对西方国家而来。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世界上多数国家，目前都已采取开放式防疫，人民可以自由流动，经济也活了，中国曾有专家也建议，也可借鉴”与疫情并存“的方式抗疫，习近平在武汉的表态，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他要坚持清零到底。 旅法学者张伦指出，从二十大权力继承的角度去理解，在目前这一博弈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不会调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政策，动态清零政策已经成了他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