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南海的要求，批准了新版《反间谍法》。新法出炉前夕，中共已经开始加强对外企和外国在华人员的监控。中共2014年颁布《反间谍法》（本文中称其为旧版）之后，不断无端抓捕在中国的外国人。最近获释回到日本的亲中人士、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干部铃木英司，长期负责日中交流，曾长住北京，并在北京的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去过中国两百多次，却因为与团派的一个干部吃饭，双双被捕，铃木英司因此被指控为间谍而在中国服刑六年。中国现在颁布新版《反间谍法》，其用意何在？本文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信息与情报：中英文解读各不同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信息社会早就已经成为一个通识的词汇。所谓的信息社会，指的是现代国家信息传播管道多元化，不再是单纯靠内部文件、纸板媒体和电视来实现信息流通；而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媒体支配日常生活、云计算代替档案储存等等新手段，让个人活动和企业经营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信息如此重要，几乎已经没有人能适应一种没有信息传播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信息这个词，在中国是可以入人以罪的，即“间谍罪”。因为，中共故意把信息与情报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无限度地扩大情报的适用范围，以致于任何信息都可以被中共解释为情报，而“刺探情报”就成了中共的“间谍罪”。这样，公开流通的信息和需要保密的情报，在中国就完全没有界限了；然而，中文的信息和英文的情报，本来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各国的大学都有信息科学系，中国也如此，其英文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是，能把这个系科理解成“情报学系”吗？当然不能，若有谁作如此理解，理工科的大学生都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确实和“情报学”毫无关系。在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的院校和解放军的情报学院才教情报学，那是为了培养中共的间谍。情报的英文词是intelligence（反间谍的英文是counter-intelligence），这个词指的是情报机构搜集的内容。在民主国家，凡是可以公开地自由传播的，都属于信息（information）；而搜集或传播公开信息，理所当然地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间谍罪完全不沾边。 然而，在既没有言论自由、又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传播公开的信息或者并未被中共列入保密范围的消息，却可能被定罪为“泄露情报”，跟在后面的就是“间谍罪”上门了。即以经济信息为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除了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站上公开各类经济数据之外，它也用内部报告向政府部门发布经济数据，其中标以“绝密”的是不定期的《统计报告》，只供高层参阅；同时还有标以“保密”级别的内部报告，这一类报告中的信息，中国的官媒经常公开引用。但如果个人在官媒尚未引用前，便在自己的讲话或文章中引用此类报告的数据，就变成了“泄密”，可能遭到追究。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数据，官媒引用是宣传，个人引用是“泄密”。 二、新版、旧版《反间谍法》有何不同？ 各国媒体对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虽然多有报道，但多半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评析，但没有国际媒体对比过新旧两个版本的《反间谍法》，到底新版加进了哪些内容？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分析这些细节，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之真实意图是什么？笔者逐条比对了旧版《反间谍法》和新版《反间谍法》的条文，发现了新版《反间谍法》的三个特点。 其一，新版《反间谍法》大幅度扩大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旧版《反间谍法》比较关注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情报的泄露。而新版《反间谍法》采用了新的概念，叫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军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按照这样一个广泛的范围，几乎没有什么事不属于国家安全；连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信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点传到海外，而中共认为对自己不利，都可以用反间谍法对资讯传播者以危害国家安全来治罪。 其二，新版《反间谍法》从细规定了间谍行为的范围，任何海外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旧版《反间谍法》第27条虽然提到间谍行为，但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境外机构或个人实施间谍行为的，要追究法律责任”；至于什么行为属于间谍行为，那是由国家安全部自行解释认定的，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旧版《反间谍法》对间谍活动的定义，一个字都没说明。 新版《反间谍法》把旧版的这一句话变成了七句话，分成七个二级条款；其中有两句是旧版里有的，另外新加了五句。新增加的二级条款中，包括参加或者投靠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受境外的个人委托获取中共的所谓情报，在境外被认为入侵中国的互联网等，都属于间谍行为。但境外的什么机构在中共眼里算是间谍组织，什么样的个人委托算是接受间谍任务，新版《反间谍法》还是一字不提，把解释权留给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因此，国家安全部具有无限的解释权，它想抓谁，用什么罪名定罪，是否有证据，外国的驻华使馆无权过问。 其三，新版《反间谍法》宣布，国家安全部可以划定“安全控制区域”，而到底那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区域”，又是保密的。外国人旅游走到一个地方，中共马上可以抓人，理由是非法进入“安全控制区域”，危害国家安全。 把这三点联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新版《反间谍法》其实是为了蓄意扩大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监管；而且旧版《反间谍法》原来主要应对专业的间谍，新版《反间谍法》则扩大成针对外国的普通公民。 三、中共大张旗鼓地反间谍 中共的旧版《反间谍法》一共是40条，而新版《反间谍法》变成了71条，增加了四成多条款。因为《反间谍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这个新版《反间谍法》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各国到中国去的人，会受到这个新版《反间谍法》的压力吗？海外华人去中国，不管是中国公民在国外永久居留，还是在国外入籍而变成外籍华人，他们需要担心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可能带来的危险吗？ 在民主国家的法治之下，司法系统必须遵行“无罪推定”，未被证据证明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有罪；而在共产党国家，当局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先认定一个外国人有罪，然后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那就威胁利诱，让被定罪人自己配合来认罪，或者是秘密审判，根本不让外界了解证据的可靠性。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外企的日常经营需要掌握中国的市场和经济政策变动的信息，而外企的股东会要求外企聘用第三方，对外企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向作评估。这样的第三方对外企的调查，涉及到企业的兼并、财务管理和供应链稳固性等多个方面，因此，许多全球的知名咨询公司都在中国开展业务。然而，现在中共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外国咨询企业的监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外企感到恐慌。因为，它们维持正常在华业务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咨询服务，突然变成了中共的重点监管对象。 而外国记者就更倒霉了，他们在采访新闻的过程中，打听到的任何消息，都可能被中共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新版《反间谍法》让我们看到，中共正在强化对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敌视，同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高度敏感，它的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实际上是中共担心政权在国际压力下可能越来越不稳的一种反应。 中共用新版《反间谍法》来加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全面监管，有两个目的，这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其一，“封住外国的眼睛”，让外国无法了解中国发生的真实状况，让外国以为中国依然强大繁荣；其二，“铐上外国人的双手”，让在中国的外国人不敢在中国向西方国家揭露中国的真相。 四、台湾人并非“一家亲” 中国实行了这个新版《反间谍法》，台湾人尤其要在哪些方面谨慎小心？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与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完全不同；中共的国家安全包含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社交媒体上聊天，中共都会认为其中有的内容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 而对台湾人来讲，中共的国家安全还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台湾人如果到中国去，在社交媒体上谈到台湾议题，比如讲了一句“明年总统大选”，这在中共的耳朵里就是“宣扬台独”，属于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了，可能被中共按新版《反间谍法》治罪。 中共现在的国家安全，根本是中华民国的大多数国民无法理解的霸凌。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华民国1949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前被“国民党反动集团”盘踞，现在是民选政治人物在搞“台独”。中共打压台湾，现在最常用的说法就是台独。台独这两个字，在中共口里会不断被翻新定义，当下已经不是早年所讲的意涵了。现在，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对外交往，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在中共的眼里都算是“坚持台独”；只有欢迎共军登陆台湾，才算是中共口中的“坚持统一”。台湾有在野党说，要“一中各表”（其含义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这“一个中国”，对岸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表述是中华民国）。然而，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共来讲，“一中各表”同样属于“台独”。 台湾人到中国去，过去几十年曾经很受欢迎。但时过境迁，中共已经变了，对台湾不再客气了，而是变成虎视眈眈。现在，如果台湾人去中国自由行，想去看看新疆、西藏的风光，就可能被中共视为危害其国家安全，“图谋不轨”。 台湾或许有些人自己认为，我承认中共的统一啊，我也不支持台独，既然中国讲“两岸一家亲”，那我就算是中共的“自己人”了，中共对付外国人的新版《反间谍法》用不到我头上。其实，中共抓台湾人的时候，并不会把台湾人当作“自己人”，中共照样用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来对台湾人治罪。最近台湾的八旗文化总编“富察”（李延贺）在上海被抓捕，还有杨智渊在深圳被捕一年多，以及无端被中共关押五年、最近刚回到台湾的李明哲，都是台湾人被中共抓捕的案例。 何况，中共的国家安全部不但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大学、大企业里安排线人，监控它的“自己人”，而且经常威胁那些出生在中国又移民海外的“自己人”，要他们在海外为国安部充当线人。所以，台湾人比这些被监控操纵的中共“自己人”，当然属于“外人”；而中共的“两岸一家亲”统战宣传，在国家安全部眼里，根本就是“蒙汗药”。在中共的国家安全部特务眼中，不但身在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可靠，海外华人信不过，连中共的各级干部也都需要监控，而台湾人更是被当作外国人来防范。 专制国家以全民为敌、以世界为敌，从来如此。台湾人对中共必须有高度的戒心，而绝不能以为，自己释出善意，中共就必定以善意回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台湾除了出国去中国的游客要小心，在中国的台商尤其要注意。很显然，当年台商经历过的中共地方政府客客气气的经商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与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没关系；台商在中国的处境改变，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自寻绝路。 中共的实力增加以后，它长期掩藏的国际野心就压抑不住了。过去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扩军备战；现在则觉得，时机成熟了，它想改变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让中共可以支配这个地区，成为世界霸权。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商要非常当心，不要落入中共的“反间谍”陷阱，成为中共打压台湾的牺牲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尽管中国穷兵黩武，军费连年高涨，海军舰队迅速扩张，但用中国海军的数量和吨位，就能够准确评估它的实力吗？对一个拥有成熟海军的大国来说，大型军舰的多寡，确实是衡量其海上军力的基本参考。但是，对一个菜鸟海军来说，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笔者1月2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共对台威胁，实力究竟如何？》，介绍了中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今天这篇文章进一步介绍中国海军训练的形式化和“走秀”化现象。 一、为什么美国认为中国攻台军力不逮？ 中共如果目前要打台湾，它真能做到吗？中共宣称，按照海军的军舰数量和吨位，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但是，军舰是非常复杂的机械组合，其武器系统就更加复杂；能不能有效地操纵新型大舰，取决于全体舰员的整体素质，而训练舰员则需要舰上军官的高水准和长久时日。要把一支海军建成战力充分的部队，实非一时之功。 二战时期唯一快速建军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当时也号称世界第二。那不是自我吹嘘，而是用海战中消灭英军的远东舰队、与美军太平洋舰队一度打成平手的实绩证明了的。日本海军的快速成军，首先靠的是在欧洲订购大批战舰，再自行仿制；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当时的高级军官都在英国接受过海军学院的正规教育，或曾担任驻外海军武官，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战略分析能力，英文都非常流利。也就是说，日本海军精英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素质，是从英国直接引进的。日本海军照搬了英国海军的所有条令，甚至军官的舰上餐饮基本西式，采用着正装就餐之礼仪，以及军乐队的配置，全都是模仿自英军。 即便能走这样的捷径，日本海军也看出了舰载机决定海战胜负的海战战略转变，却还是苦练十几年之后才形成了战力。而中共海军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海军的高级军官，只能在摸索中自我培养，没有国外受训或就职的经历，其视界、眼光、海军条令方面的知识、对各国海军作战经验的了解，都是“野路子”。这样的速成海军，在大型军舰的舰员训练、舰队日常训练和作战训练方面，天然地存在巨大的短板。而这样的短板，当海军舰队一旦投入作战，将无疑是致命的。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与美国相比，它认为自己是能力较弱的一方，因为它在“信息战和体系作战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解放军的组织文化及改进措施的制度复杂性，必要的改革落实得不够快，而且很可能也需要更多时间，这尤其影响到解放军与其基准参照物美军的军力对比。报告说：“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 二、武统不通，启动和统？ 当下中共对台湾志在必得，与习近平内政无望、又急求建功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今天台海两边的关系，因为习近平的急功近利，而变得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毛邓时代，中国的海军只是近岸小艇小舰，实际上不具备攻台能力，所以中共在古宁头战败之后，除了炮击金门之外，并没有武力进攻台湾的计划；江泽民时代也基本上如此；一直到习近平当权的年代，中共海军才迅速膨胀，于是，武力攻台的战略构想就形成了雏形。 时过境迁，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自认的所谓“九二共识”，不管两岸作何种解释，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台湾最近出现了“对中共多顺从，两岸就会和平”之类的说法，这是故意歪曲中共的对台意图。习近平对台湾的对共“温情派”之要求，其实非常清楚，即“尽快统一，交出台湾，铲除民国”。前两年中共在策略上侧重武统威胁，最近开始启动和平统一，手法各异，目标不变。中共的军机、军舰扰台，实际上是当前暗中谋划和平统一的配合策略。 为什么现在中共开始侧重和平统一？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实施，中共就没有任何代价；更重要的是，中共领会到了美国阻挡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自由亚洲电台》3月2日报道，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印太安全问题举办了研讨会。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Ely Ratner）和国防部负责南亚与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福特（Lindsey Ford）等军方高层参加了会议。瑞特纳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与盟友会持续强化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吓阻能力。他引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话说：“（我们希望）当北京的领导人起床时，他们会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领导人现在确实是这么想。美国的吓阻强效且有力，我们希望能一直维持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当时有与会者提问，美国国防部是否有信心持续吓阻中国，让中国在2030年前不敢攻打台湾？瑞特纳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是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不会很简单，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增强，中国的企图心也是。但我们会继续强化吓阻能力，让中国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北京所无法承受的。” 最近，美国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威胁”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三、山东号航母编队演习的真实任务 最近，从中共再度环台军演来看，它出动了山东号航母编队到台湾的东南海域活动。外界观察，似乎这次的演习好像有一点象是例行公事，摆摆样子就算了。事实是，最近中共军方媒体披露，山东号的这次演习，其实只是初级训练而已。 中国海军虽然已经有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在服役，但辽宁号是训练航母，没有能力承担战斗任务。因此，山东号航母就是中共目前唯一的作战航母。那这艘作战航母目前处于什么样的训练水平呢？它下水不久，就已经能承担作战任务了吗？ 4月10日中共的央视引用共军东部战区发布的新闻，以“山东舰首次参加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为题，简单介绍了山东号航母编队的训练内容。据这一报道，共军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了这次演习，有多个军种、兵种参与。笔者认为，中共官媒所说的多军种，应该是以海军为主、空军配合；所谓的多兵种，除了空军的电子侦察机和电战指挥机之外，还包括了山东号的舰载机航空兵和水下的核潜艇等军种。 这条新闻指出，此次航母编队的演习任务是模拟实施联合封控、信火打击。笔者的解读是，其“联合封控”的任务是用水面、空中和水下的飞机和舰船，对台湾东南部巴士海峡实施封控演练；其“信火打击”指的是对台湾和美军实行电子信号干扰和火力打击。 如果单从其演习任务来看，这支航母编队似乎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攻击型战力；但从演习的具体目标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则新闻提到，此次演习的具体目标是，“全面检验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联合侦察、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 也就是说，这次山东号航母编队的演习，主要是试图达到三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其一，试验陆上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与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战斗通讯联络，实现指挥中心对演习各单位的有效指挥；其二，试验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实时通讯联络，从而避免各自为战，实现这三部分战力的联合行动；其三，试验供给船队为水面舰船和水下潜艇的动态油料补给，所谓的动态补给，是指供给船与接收船舰在不停航、风急浪大的状态下完成油料的供应。 很明显，这样的演习仍然属于初级训练，并非战斗演练，而是海军远洋出海所必须的基本功训练。没有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编队就算在编制上组成了，也不具备出海能力。从这一步出发，山东号航母编队的基本巡航训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完成了巡航训练，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作战训练。这就是中共海军目前缺乏战力的证明。 四、习近平对海军的最新训示暴露了什么？ 4月13日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到广东湛江的南部战区海军机关作了训示。他的讲话当中提到了这样几点： 第一，习近平强调，海军“要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的演训至今都未能以战争状态和战斗训练来组织，也就是说，对战争的对象（当然不止包括台湾，也包括美、日海军）和战争的进程，以及战争对中共海军的要求及难度，缺乏战略层面的思考和认知；其二，中共海军的训练方法目前仍然是单纯的常规演练，所以有点象“摆拍”，虚练而不实用。 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突出抓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出海演练，它的假想敌预设显然十分浮夸，把中共的军力夸大到无与伦比，敌手一触即溃，所以缺乏与敌手海上对抗的实战构想和对战失败的自我评估；其二，中共海军的演练，往往只有浮于表面的动作，但是却没有精炼，这样的演习有点象假练；其三，中共海军现在的训练水平还有待提升，因为并没达到实战需要，因此也不具备针对敌手的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这次训话中最后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句话实际上讲出了中共海军的根本弱点，那就是，它虽然有一些新装备，比如舰载机、飞弹等，但这些装备的运用并没达到战时所需要的熟练程度，也与海军进入飞弹作战时代之后所需要的“新质战斗力”有很大差距；换句话讲，中共仍然在探索海军舰船进入海上战斗状态以后如何自保，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湛江的这番讲话给了台湾一个启示：中共的战争准备，所谋甚大，绝不仅仅是攻击台湾而已；习近平所要的海军战力，主要不是针对台湾的，而是针对美军的，它在准备与美军和日军对抗。中共若和平统一台湾，不仅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长期的悲剧和痛苦，而且台湾将变成中共对外扩张的桥头堡，会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明年一月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随着选举活动逐步推开，很多涉及国际事务的话题摆上了台面。另一方面，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本来是国内事务，但近年来紧张的东亚国际局势，事实上已经让这场选举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台湾政坛关于国际局势紧张的三种解读 当前的紧张国际局势主要表现在俄乌战争和潜在的台海冲突。在东亚地区各国相继为中国威胁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而未雨绸缪时，最近台湾出现了三种关于国际局势紧张的说法。 其一是“台湾挑事说”，即台湾的部分在野党人士提出，执政党为了台湾的安全而采取备战措施，会惹毛中国，挑起台海的紧张局势。其二是“反战避战说”，就是台湾要反对战争，避免战争。其三是“台湾等距说”，这也是在野党某些人士的说法，即台湾应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等距离，不要偏向任何一方，似乎这种中立的立场就能给台湾带来平安。 上述的前两种说法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目前东亚局势紧张，是谁制造的？是台湾要进攻中国吗？是美国要进攻中国吗？完全不是。过去十年来，是中国在持续地扩军备战，摆出了对外军事威胁的姿态。所以，警告“玩火者”，难道不是缓解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方法之一吗？ 然而，奇怪的是，“台湾挑事说”和“反战避战说”的论者，都故意回避“玩火者”是谁这个常识问题。他们对“玩火者”保持着“高度的尊敬”，完全不谴责“玩火者”的挑衅行为；相反，他们对准备“消防工具”的台湾执政党却诸多责难，似乎“玩火者”是不可以指责的，而“消防队”的演习，反而会不必要地“激怒”“玩火者”。 宋代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讲了个故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典故是指权势者胡作非为，却不许民众有正当权利。新华社在2013年的一则时评当中，把这个典故搬到了国际关系层面，用“州官”寓意美国，而“百姓”则指中小国家。沿用新华社的这个比喻，在制造台海紧张局势这方面，“放火”的“州官”显然是中国，而弱小的台湾则是受到伤害的“百姓”。 当“州官”在不断“玩火”的时候，台湾那些提出“台湾挑事说”的论者，指责“百姓”准备“消防”，是“挑事”、会“激怒”“玩火者”、引发战争，很明显就是在为中国的军事威胁张目。而“反战避战说”的论者丝毫不去谴责“玩火者”，故意不区分军事威胁源自何处，实际上，他们的“反战”，反的是美军助台，希望台湾孤立无援、被中共武力吞并，所以实际上是在为中共助战。 二、台湾大选的什么议题，会让美国意外？ 台湾会不会让美国意外，这个问题源自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女士的说法。今年2月18日台湾的《政经最前线》节目播出了我采访葛莱仪女士的内容。她提出了对过去多年来两岸关系的评估，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台湾不要让美国意外”的看法。 她首先在节目中表示，“台湾有一些人认为，与中国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对台湾的未来最好，这并不新鲜；而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如果看看民意调查，我们确实看到，支持与中国统一的人越来越少，而支持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认为，台湾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维持台湾的现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上不站边，但美国坚持两岸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应该是和平的，不过，两岸各自的方案不同……‘一国两制’的方案非常不受欢迎，甚至在香港成为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的目标之前，‘一国两制’在台湾就不受欢迎了。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位台湾总统，从李登辉开始，都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然后，1999年民进党上台时则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向前推进，无论新总统是谁，都会继续台湾过去的政策，这将被视为稳定和受欢迎的。而如果新任台湾总统说出截然不同的话来，则会引起担忧。 “重要的是，美国和台湾，要让双方的政策都不会出人意料。这指两个方面，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而美国也不应该让台湾感到意外（That goes two ways, Taiwan shouldn’t surprise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hould not surprise Taiwan）”。 葛莱仪女士的最后一句，“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担忧。在当下台湾的政治局势中，什么样的事情会让美国感到意外？台湾的执政党与美国有紧密的合作，蔡总统的访美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台湾的国家安全；但是，台湾的在野党部分人士是否与中共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或勾结，这就是会让美国感到意外的事。而美国所担心的是，台湾的安全如果被台湾的亲中派动摇，那将成为撼动整个东亚、甚至世界经济的大事件。 3月29日《政经最前线》节目播出了对哥伦比亚大学大学黎安友教授的采访，当黎安友教授被问到，“如果台湾被中共接收，对台湾2,300万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中共）统一台湾，对台湾居民来讲，是非常非常悲剧的，我不想看到那个”。 三、中共对马英九“暗统”的评价 我在本台专栏3月24日的文章《中共对台的柔性“统一”模式之沙盘推演》中，分析了中共一旦和平统一台湾，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会带给台湾人民多大的苦难。诚如黎安友教授所言，统一对台湾居民来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中共现在的对台政策，不管是侧重动武威胁的一手，还是侧重于拉拢颠覆的一手，目标都毫不遮掩，就是要尽快吞并台湾。最近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以祭祖为名，访问中国，并宣称他拉近了两岸关系。但中共对马英九访问中国可能产生的作用，其实评估不高。 马英九访问中国期间，3月30日中共的外宣喉舌《香港01》（即原设北京的《多维新闻》之第二代），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文章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要和平不要战争，“暗统”的马英九政治底色到底是什么？》。但文章发表后，北京可能出于策略考量，又把文章标题改成了《请善意看待马英九及其大陆之行》。 这篇报道对台湾下次大选的评估是：“岛内拒统基本盘太大（87%以上是反统倾独的‘本省人’，任何一个旗帜鲜明反独的政客，都会在选战中粉身碎骨，都会在台湾政坛被极端边缘化（如新党的诸位政治精英）”。中共的意思很明确，其实它并不指望台湾的中共同路人，能通过大选为中共占领台湾铺平道路；不过，既然占领台湾是中共心心念念之事，那就只能“死马当作活马用”了。 台湾的某些在野势力有一种说法，只要与中共对话，彼此信任，就能给台湾带来和平。且不说中共从不信任台湾的各种政治势力，本文引用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对台湾统派的评价，可见一斑；即便台湾被统派献给中共，中共因而占领了台湾，那就会给台湾带来永久的和平吗？这是台湾的统派不愔国际局势、一味沉溺于两岸交好的幻思状态下，制造出来的一个谎言。至于其中某些人以为，只要与中共交好，就可以把中共对外扩张的祸水引向美国，让台湾免于战事，永享太平，那更是井蛙之见。 四、台湾的安全只是两岸关系问题？ 台湾完全不能指望中共的善心，以为中共只是想统一台湾而已；台湾更不能相信，中共统一台湾以后，它一定会善待台湾人民。 看看中共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它以多个航母编队和战略核潜艇为核心的海军，基本的作战对象根本不是台湾。航母主要用于大型舰队的远程海战，而不属于进攻台湾这样的岛屿所需要的对岸攻击力量；而战略核潜艇装载的是射程上万公里的核飞弹，那是威胁美国的，根本与台湾无关。如果中共占领了台湾，战略核潜艇进驻基隆和高雄港，那些核弹头是给台湾带来了和平还是危机，答案非常清楚。 从中美冷战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只不过是它一连串军事企图的第一步。2021年8月20日我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节目中提到，在中共军事上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里，台湾只是第一步，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步。2021年11月，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率团访问台湾之后，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分享访台心得时指出，若中共夺下台湾，恐不会就此止步；因此，外界不应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台湾其实是中国试图称霸区域与全球的“第一块骨牌”。他警告：“若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 我在本台专栏2022年1月26日的文章《中共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进一步指出，万一中国占领台湾，美国将无法再有效维护第一岛链上台湾以北的日本、韩国的安全，美军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将面临中共的威胁；更进一步看，中国可能把台湾当作军事上的前进基地，加强对美军在第二岛链上唯一的关岛基地的压力，而菲律宾乃至澳大利亚的安全也将受到中共的进一步威胁。因此，在中美冷战的背景下，中共的对台威胁，再也不单纯是所谓的“统一就能换来和平”这样的假命题，中共企图占领台湾，实际上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组成部分。 今年3月，曾任美国驻日大使馆陆战队武官、现为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Grant Newsham出版了一本书《当中国攻击时》（When China Attacks: A Warning to America)。作者3月29日在华府的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时表示，他要让亚洲读者知道的是，“你们是下一个”；中共发动侵略，在台湾“只是一个开始”；一旦中国取得台湾，所有亚洲都是下一个目标。他谈到：“如果台湾沦陷，我认为，亚洲其他地方都会变成深粉或红色，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或许除了日本以外。” 《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Newsham时，他表示，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如果选举结果是亲中国的候选人当选，中国可能会认为，他们只要采取胁迫行动，就能让实际上等于是他们的代理人服从；“或许，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表现的很友善、不具威胁性或有吸引力，但同时也继续保持胁迫。那么，他们可以不需要打仗就得到台湾，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它很容易”。 很显然，台湾的危险，并非仅仅来自中共的攻台威胁，同样也来自中共的和平统一谋划。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明年初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会高度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其实已经成为一项牵动世界和平的国际事件。 然而，台湾仍然有部分选民似乎在回避这种认知，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想实现“政党轮替”。当有人抱着“政党轮替第一位，国家兴亡无所谓”的心态时，就会不愿意接收不利于自己的资讯。如此，他们便忽视了中共那虎视眈眈、想一口吞下台湾的国际野心，反而把中共这个台湾最大的生存威胁，错当成谋求台湾“百年和平”的希望和依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现在想武力统一台湾，难度很大，其已自知；于是，它便加快了对台湾的柔性“统一”计划，特别是想利用今年台湾的大选来实现其“促统‘三步走’”之方略。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某些人献上了“祭坛”，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今年的台湾大选中，“和平统一”已经成为一个诉求，至少总统参选人、前监察院长王建煊已经如此宣布。笔者即以“和平统一”为假设背景，做一次“沙盘推演”，分析一下“和平统一”会给台湾带来什么，以此就教于关心时局之各方人士。 一、习近平对台战略：被迫从武力进攻为主，转向和平统一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其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份报告表明，当美国表示要支援、支持台湾的背景下，中共已经知道，它想武力统一台湾，现在难度很大，可能是做不到的。 今年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显然，美国或许可以吓阻中共近期攻台，但中共正在悄悄地发动和平统一的的操作。那台湾的多数选民是不是接受中共的和平统一，就要等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来揭晓谜底了。一旦台湾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台湾的“亲共派”，美国就很难阻止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计划了。 但是，有一个关于中共对台柔性统一的根本问题，在台湾民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中共的“和平统一”这个口号，在台湾内部响应的人，是把“和平”与“统一”分开来讲的。他们强调的是，眼下只要祈求中共不要动武，台湾就可久保“和平”；然后，他们主张，台湾只要承认中共的“统一”愿景，不要做任何让中共不满意的事，同时尽量迎合中共，通过“疑美”、“仇美”宣传，疏离台美关系，让台湾成为中共保护下的一部分，台湾就有了来自中南海的“安全保障”。 然而，中共真是这样想的吗？当然不是，中共的“和平统一”现在已经不是“愿景”了，而是要限时完成的“统一”计划；它已经不再等待未来的“统一”梦想了，而是急切地希望尽快扼杀台湾多数民众所希望的维持现状之意愿，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 二、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 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前提是，通过蛊惑台湾的多数民众票投“统一”派，然后让一个选举时不谈“统一”进程、但原则上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党来执政。这个政府将是台湾最后的民选政府，中共会立刻对这样的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软硬兼施，其具体目标就是两岸“协商”，设定时间表，让台湾那个支持“和平统一”的政府，尽快同意中共对台湾施行主权。如果台湾出现一个政治上顺从中共的政府，它除了乖巧地听命于北京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拖延搪塞的时间和空间。 到目前为止，在台湾，不管是哪个阵营的人，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一番，中共的柔性“统一”模式一旦进入操作状态，台湾将面临怎样的巨变。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台湾民众今年大选时必然面对的一个基本课题，不管是关心两岸关系的人，还是更关心市政建设、工资福利的人，都绕不开、躲不掉这个事关台湾存亡的大问题。 当然了，中共不会笨到用白皮书的方式，公布“和平统一”模式的具体施行方案，那只会打击它的“友党”在台湾的选情，阻挠中共的“统一大业”。在中共的话语中，“和平统一”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中，“和平”是手段，“统一”是即期目标，“和平”是实现“统一”的手法而已。 关于中共的“和平统一”模式，其实中共的外宣官媒最近讲得十分清楚。2022年之前中共有一个主要外宣网站《多维新闻》，所有者名义上是香港人于品海，但50到60个采编人员都在北京办公。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看不到，只面向境外华人读者。由于这家外宣媒体有中共国安部内反习近平势力的背景，曾经刊登一些对习近平不利的文章，2022年4月26日被中南海下令关闭。其大部分员工被遣散，但部分人员转到了于品海设在香港的网络媒体《香港01》，继续扮演中共的外宣喉舌。 今年中共的“两会”之后，《香港01》刊登了几篇文章，解释中共的中央官媒不方便说明的香港政策和对台政策内幕。其中，《香港01》驻台首席记者张钧凯的文章指出，中共现在正在推进所谓的“促统‘三步走’”方针，即“面向台湾社会群体，启动从交流到融合，再到促统”。当下，这“促统‘三步走’”方针正在执行中：比如，让台湾支持“统一”的政治人物到中国“交流”，已经安排了两批人去，其中马英九的行程即将开始；所谓的“融合”，最近台湾的亲中疑美论调甚嚣尘上，正与中共的声音互相呼应，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至于下一步的“促统”，应该可以很快在台湾的大选进程当中看到与中共意向一致的文宣。 三、中共急于“解放”台湾 面对中共急切的柔性“统一”方针，台湾的一些民众可能会联想到香港的现状。也许有人认为，“统一”后台湾至多是变成象香港那样的“特区”，至少生活还算安定，不用打仗了。真那么简单吗？且不说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香港模式”，中共真打算把“香港模式”搬到台湾吗？上面提到的《香港01》记者张钧凯在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共“统一”台湾的方案，并非港澳模式的复制。 中共如果占领台湾，它不会复制“香港模式”，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台湾是国家，而不是香港那样的一个城市而已；第二，在中共的心目中，台湾对中共的作用，其功能与香港完全不同。 先来分析第一个原因，即台湾与香港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香港只有警察，没有自己的国防能力，以前是靠英军象征性地驻军，维持着殖民地的地位；英军一旦从香港撤走，解放军进驻香港，多数市民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最后的领土，中共接收台湾的同时，就意味着中华民国彻底亡国了。而这恰恰就是中共意欲占领台湾的最大目的，即所谓的“解放台湾”。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宣传，台湾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是“敌占区”，必须要把台湾人民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更何况当年国军还信奉“反攻复国”。如今的国民党已经既不“反动”、也不“反攻”了，其中部分人甚至已经成了中共的“友党”。但是，中华民国的存在，始终让中共如鲠在喉，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提出，无需再讲“台独”，中共却仍然死死咬住“台独”不放的原因。因为，独立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共心目中无力消灭的“敌占区”，是中共的敌国。中共的所谓“统一”，就是要彻底占领中华民国的最后国土，铲除中华民国的痕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有些中共的台湾“同道”故作不知罢了。 四、台湾的民主自由当然不为中共所容 其次，中共“统一”台湾的计划，政治上的另一个最大目的就是消灭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与香港不同，香港市民曾经有过多方面的自由，香港被中共收回后，市民就逐步丧失了政治自由；而台湾早已完成了民主化，台湾人民拥有所有的政治自由和选举权。因此，在专制的中共心目中，台湾的自由民主犹如对中国民众的无尽诱惑，时刻都构成对中共政治制度的威胁。所以，“统一”台湾，就一定会把重点先放在废除台湾的民主自由上。 国民党在威权时代曾长期在台湾推行反共教育，台湾民间对中共的好感很少，中共其实非常担心它的统治无法在台湾站住脚。中共一旦“统一”台湾，习惯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非常可能比香港民众展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何况，台湾有国军，在解除国军的武装之前，中共完全没有安全感。因此，中共很清楚，用“血浓于水”的说法，无法抵御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对专制的抵制；它也不敢相信，用少量共军象征性地进驻台湾，就能完全实现对台湾的严密控制。 因此，中共绝不会容许台湾被它“统一”之后，还仍然保留政治上原有的民主自由；相反，中共占领台湾之时，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中共的台湾当局掌握足够的军事镇压武力，防止台湾社会发生反共抗议。中共对弹丸之地的无武装香港市，都坚持一定要驻军，毫无疑问，中共的“统一台湾”计划肯定建立在大规模驻军的基础之上。而派驻解放军进入台湾，不仅是为了压制和接收国军，还为了弹压社会抵制。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沙盘推演，一旦台湾的中央政府在中共的威胁下，请求中共“和平统一”台湾，那中共的实施步骤会有以下几步： 第一步，十数万解放军通过空运和海运，快速占领台湾，分别进驻全台各要地要塞。 第二步，北京指定的台湾省委，会立即宣布军事管制、全台戒严，直到中共认为它对台湾实现了完整的严密控制。戒严对台湾社会来说，并非新鲜事，国民党曾经在台湾实施过几十年的戒严。但中共在台湾的戒严，会远比国民党当年的戒严更为严厉，包括管控机场、港口，禁止人员自由离台，也管控银行，防止资金外逃。 第三步，在解放军的保护下，紧跟在共军之后，中共会陆续派几十万干部到台湾，接管乡以上的所有行政单位。 五、和平统一之日，即中华民国灭亡之时 台湾落到中共手里，不仅仅是丧失民主自由，更意味着中华民国即刻灭亡。中共意欲“和平占领”台湾，它最关切的就是，从此世上再无民国；这样，中共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夺取国土的百年历史，就此划上句号，以中共的最后成功和中国国民党的完败而结束。至于台湾民众的观感是什么，解放军全台军管之下，中共根本不会介意。 所以，当共军抵台的时候，中共的戒严令必定会宣布，封杀中华民国的所有政治象征。中共不仅会一以贯之地把台湾矮化成它的一个省，并以此设立行政建制，同时立即废除中华民国所有的国家机器和中央层级的机构。因此，中共不会让台湾成为香港那样的“特区”，而是要刻意地消除“台湾省”的任何特殊性，目的就是贬低中华民国民众的自我心理定位。 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下，从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到五院，从国军、国史馆到忠烈祠，中共一定会全部废除。这不仅是为了中共今后统治的需要，更是为了从政治上铲除中华民国的任何痕迹。中共占领台湾后，可以想见，有关中华民国的任何字样，对中共来说，政治上都成为非法的了。中共会作废中华民国护照，不允许“台湾统一”之时台湾民众还可以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同样的，新台币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自然也在废除之列，中共可能会限时兑换人民币，期满即宣布新台币停止流通。 “和平统一”后，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的中国国民党，其各级党部会被中共勒令解散，该党当即消亡。因为，无论是想到国民党与中共的历史纠葛，还是听到国民党的党名中那个中国字样，都让中共耿耿于怀。政治上，中共当然不允许任何迫于形势而乞降的政党存活下去，何况这个昔日对手，“统一”之刻即成“废子”。 其实，中共在大陆养着一个历史上投共的国民党干部及其后代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已历七十载，昔日用于对台统战，今后就可能用来改造台湾国民党里认同中共的国民党员。 比较客观地从局外去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亲共人士对中共来讲，或许还有一点统战价值，可资利用；而台湾一旦落到中共手里，台湾原来的亲共人士就没有统战价值了。如此鸟尽弓藏之事，在红色中国早已屡见不鲜，不但中共的“党外友人”曾吃尽苦头，连中共本党高干也照样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 六、中共的“统一”计划中，台不如港 中共治下的台湾，经济上还能保持原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对中共来说，香港和台湾的用处不一样。而很多台湾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 1949年中共占领广东以后，它并不是没有军力攻占香港，但毛泽东决定不碰香港。那当然不是为了遵守中英两国历史上的租借协定，而是为了给中共留下一个与国际社会作经济交流的窗口。直到今天，中共始终不把香港纳入广东省，而是以“香港特区”的统治形式、避免把香港“广东化”，仍然是出于这个考量。中共一向把很多要隐藏痕迹的经济活动，都通过香港来操作。例如，美国智库银路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最近在研究中发现，俄乌战争开始后俄国受到国际制裁，于是去年中国输往俄国的可转为军用的集成电路产品成倍增加，但大部分半导体零部件都特地绕道从香港转口，令人质疑香港在担当中共“白手套”的角色。 中共很清楚地知道，早晚一天，它的国力一旦增强，就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冲突，那时候，香港就或许还有“窗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上文提到的中共外宣喉舌《香港01》名义上的“老板”于品海，今年3月19日在这个网站上贴出了一篇他的署名文章，此文再度明确了我在本节开头提到的香港对中共的特殊作用。于品海在此文中写道，香港是中国最开放并与西方融合最多、最深的城市，自然就是中共目前追求的国际局势“百年大变局”的焦点（笔者注：这个“百年大变局”的说法，就是中共在对外扩张中，要蓄意改变国际规则、撬动国际秩序，让中共能号令国际社会）；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内地发展的引领者，中共今天事实上赋予了香港新的角色和使命…香港是中国推动世界秩序变化，建设更合理世界的助推器。 然而，台湾不象香港那样，被国际金融界视为东亚的金融中心。一旦中共占领台湾之后与国际社会发生大的冲突，中共会利用台湾作为军事上的前进基地，但不会指望国际金融界把台湾作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窗口”。所以，台湾对中共的用处，除了高科技企业会被接收之外，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供养中共了，也就是充当“奶牛”；台湾不象香港，中共不指望台湾成为它进口被禁运的技术和出口的必要管道。 至于财政和外汇管控方面，中共也不会给台湾象香港那样的自主权，而是可能把台湾的财政纳入中共的全国预算再分配框架，要求台湾的地方财政向北京上缴相当数额的税收。在中共今后全国财政艰困的状况下，台湾倒成了财政有结余的省份，会不断被北京盘剥。当然了，过去中华民国时代的将领退休俸，中共是不会继续保留的，那属于富有反共意涵的旧朝福利。 简单来讲，中共的“和平统一”口号，本身就是对台湾人的最大欺骗。“和平统一”的结局是，台湾被中共纳入对外扩张的战略部署，台湾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将成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事实上，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才可能和平，台湾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棋子；如果中华民国在中共的“和平统一”中被灭掉了，台湾必然成为中共用来威胁东亚和平的棋子，那时，台湾的和平就再也没有了，民众的安全和平静也长期消失了。
近来台湾流行新版”疑美论”，日前，一则所谓的美国”毁灭台湾计划”之假消息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台湾传播。而这则谣言的编造者说明其假之后，这则谣言反而大行其道，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外交部长质问美国的”事实依据”了。在社交媒体时代，造谣已是常见现象；传谣也不稀奇；但是，大国外交部长据谣发言，正式传播这则谣言，还真是新鲜事。 一、台湾出现新版“疑美论” 近年来，台湾流行“疑美论”。这种论调抓住各种机会，热衷于传播同一类信息，那就是，美国在利用台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包藏祸心”、给台湾带来风险，台湾要警惕来自美国的伤害，如此等等。 笔者所指的，是台湾的新版“疑美论”，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既然我提出了台湾的新版“疑美论”，那自然就有台湾的旧版“疑美论”。什么是台湾的旧版“疑美论”，这新旧两种版本的“疑美论”有何不同？这里稍加说明。 台湾所谓的旧版“疑美论”，起自1978年底卡特决定与中共建交。当时卡特政府决定，突然终止美国与中华民国的邦交，撤销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当然，卡特的这个决定，是延续基辛格策划的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中共关系的路线之延续。卡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他在美国国内推动的社会、行政、经济政策声誉不佳，阻力重重；卡特为了提升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流失的民意，便希望通过与中共建交，来取得外交上的政绩，所以作了这个决定。 当时台湾的民间弥漫着悲愤和不安的情绪。此后，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台湾的安全。但在台湾，“疑美论”开始出现，不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和对台湾的政策，即所谓的对台湾地位的“战略模糊”，往往偏向中国。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给台湾的空间很小，给中共的空间很大。 比如，美国国务院多年当中形成了一套内部规定《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Guidelines on Relations with Taiwan)，它对美台官方交往的地点、人员等等，作了种种限制：禁止美国行政当局官员以及高阶军官访问台湾；不让台湾高层领导到美国访问；双方官员的会面只能在旅馆里，而不能在联邦政府建筑里；要求台湾的官员不要穿戴任何正式官服或徽章等等。 这些规定都有利于中共的诉求，也是台湾旧版“疑美论”所关注的地方。换言之，台湾的这种旧版本“疑美论”，落脚点是希望提升台美关系，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 然而，最近台湾出现的新版“疑美论”，与旧版本“疑美论”完全不同，其意图甚至截然相反。台湾的新版“疑美论”并不想推动美国更进一步地改善对台关系，而是希望离间美台关系，破坏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的信心。这种新版“疑美论”的目的何在？其实就是为中共服务，想要让台湾的民众不信任美国，然后只好去指望求中共恩赐给台湾和平。 二、美台关系改善，台湾新版“疑美论”甚嚣尘上 过去三年多以来，当中共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对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国际秩序展开挑战之后，美国对中国和对台湾的政策都在逐步调整，总的趋势是靠紧台湾，防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上过去所谓的对台“战略模糊”，其实已经在调整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最近美台关系不断升级，双边关系的进展相当多、相当快，防务合作方面也越来越深入。实际上，美台关系已经达到了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来最好的时候；而且，从趋势来看，台美关系仍然处在向更高峰进军的中途。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由于台湾的新版“疑美论”不断被台美双边关系持续改善的现实打脸，于是它就只能完全罔顾事实，不断地制造谣言。这种做法是仿效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说法：“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的宣传系统，从来都是戈培尔的信徒，始终坚定不渝地执行这个宣传方针。而台湾的新版“疑美论”，也经常与中共当局遥相呼应。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前些天台湾出现了新版“疑美论”的一个超级假消息。而这个假消息居然在北京得到了中国外交部高层的不断呼应，是为殊异。 若干天之前，台湾有一个前立委在Facebook上引述了一个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Garland Nixon的一则推特上的文字说，美国白宫有“毁灭台湾”的计划。《美国之音》在报道中称，台湾那位传播Garland Nixon胡言乱语的前立委，是在“微博上常发表亲北京观点的台湾政治人物”。 由于Garland Nixon的话，听上去好像是拜登口误之中爆出来的原话，台湾不少民众曾信以为真。但是，当这个假消息的原初编造者本人出来说明，那段话根本就是他瞎编乱讲、“傻瓜才会上当”之后，台湾新版“疑美论”的传播者却不愿意向被骗的公众道歉，而中共的外交部高官则引用这则假消息，撒有介事地质问美国政府。 三、美国有“毁灭台湾计划”？ 关于这个所谓的美国“毁灭台湾计划”，其来源、背景、辟谣等各方面的完整故事如下。 3月1日，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这两家媒体同时发表报道，针对所谓的美国“毁灭台湾计划”，用事实辟谣。《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刊登在《事实查核》栏目，《美国之音》的报道刊登在《揭谎栏目》。综合这两家媒体的介绍，事实真相如下： 今年2月16日，Garland Nixon在推特上发文，内容如下：“突发新闻：白宫内线透露，当被问及有什么比‘新保守主义乌克兰计划’更大的灾难时，拜登总统回应道，‘你等着看我们的台湾毁灭计划吧’。” Garland Nixon为俄国外宣媒体工作。美联社2019年援引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报道，“佛罗里达州的RM广播公司通过与俄罗斯国营媒体集团《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达成协议，为俄罗斯提供宣传平台。”RM广播公司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一家WZHF-AM广播电台，美国的法院判定它是“俄罗斯政府代理人”。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是俄国的官营媒体，该机构的英文名称是Russia Today，其下属平台包括英文网站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该媒体集团因为在俄乌战争中传播假讯息，2022年遭到加拿大政府制裁。 Garland Nixon经常在推特上发布假消息。1月29日，也就是他编造“美国毁台计划”假消息之前的两个多星期，他曾经在自己的一条推文中写过：“不管你把推文写得多么荒谬讽刺，总还是会有脑残的笨蛋向你索要‘消息来源’。” Garland Nixon发布过那则美国“毁灭台湾计划”的假消息之后十天，2月25日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56分钟的视频。他在视频中自己承认，他关于拜登那个“台湾毁灭计划”的推文其实是虚构的，只是开玩笑而已。在视频的13:05的地方，Garland Nixon说，任何有在追踪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写“突发新闻：白宫内线消息透露”、“突发新闻：克里姆林宫内线消息透露”这类的嘲讽文字。谈到他的嘲讽文字，Garland Nixon用的是satire这个单词。该词的意思是，以政治及热门话题作背景，用幽默、讽刺、夸张或嘲笑，来揭露和批评人们的愚蠢。 四、中国外交部中招：愚蠢还是借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某些政治势力往往总是和中共保持立场一致，唯恐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国家安全得以加强，妨碍了中共的“统一大业”。这次在Garland Nixon的“美国毁台计划”这毫无根据、全属瞎编的谣言面前，这样的人不但通过传播谣言，来为中共服务，而且把中国外交部也拖进了谣言的泥潭，令中国外交部官员出了丑。 Garland Nixon2月25日在推特上发布的那个视频已经说明，他关于“美国毁台计划”的说法纯属瞎编。这个视频不会不引起中国驻外人员的注意。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有大批人员每天通过美国的报纸、电视和社交媒体，搜集各种资讯；他们应该会及时向北京的外交部汇报，所谓的“美国毁台计划”，毫无根据。然而，北京的外交部却暴露出了它的愚蠢。 Garland Nixon2月25日的辟谣视频发布3天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仍然表示，有媒体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的计划，“美方究竟意欲为何？”从毛宁的言论来看，她似乎根本不知道，所谓的“美国毁台计划”完全是子虚乌有。 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现出来的愚蠢，并未就此打住。3月7日，在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前驻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秦刚发言说，“(美国)一边口口声声地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边却暗地里制定了‘摧毁’台湾的计划”。言之灼灼，谣言被他当作真相来用了。他被谁忽悠了？是他以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同事们没有告知事实，还是他上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这个下属的当？这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的认知能力吗？ 有一种可能是，秦刚其实知道“美国毁台计划”是则谣言，也当然懂得，大国外交部长轻信谣言、以谣言办外交，是会引起国际耻笑的。但是，从中共习惯性的实用主义出发，“美国毁台计划”这则谣言太合中共的胃口了，也太好用了。所以，就算秦刚的话让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政府蒙羞，他也舍不得放弃利用这则谣言的诱惑。至于此事在国际外交界产生的不良评价，中国的外交部肯定是不会向习近平汇报的，但中国的情报部门仍然可能对习近平报告这个蒙羞之举。至于秦刚本人是否将来会受到内部通报批评，他的仕途是否受影响，笔者就不关心了。 中共向来以谣言治国。官方之所以管控历史教科书以及相关的课堂教学，就是因为中共党史本身充满了谎言，经不起追问和考查。这样的政权，它会在意谎言伤害自己的形象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5日，中国五年一度的人大换届后的人代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看点何在？可能还有人想起十年前温家宝交卸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发言，但那是胡锦涛时代尾声的表演，此戏谢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强交卸时，应该除了应景报告、黯然退场之外，不会有吸引眼球的讲话了。今年人代会的真正看点是财政难题，而财政困境的关键是地方财政之全面苦度，这代表着中国进入经济困难的起始点。 一、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 为什么在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因为，所有的困难首先集中在地方财政这个层级。地方财政进入全面困境之后，即使中央财政勉强自保，全国各地都会因为地方财政全面困难而爆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要了解中国的财政制度，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中央、地方这两级财政“收收放放”的复杂关系之演变史。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其财务核心就是，全国财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经济改革开始以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财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这便造成了军费困难，为此不得不实行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裁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发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要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地方政府一些财权。这就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首次的财政放权阶段。 但这种财政分权的办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财政权力增加、而中央财政财权萎缩的局面。于是朱镕基1994年开始，把全国财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财政。1994年以前，全国财政收入当中，中央财政占三成，地方财政拿七成；而199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财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再度进入了中央财政的集权阶段。 朱镕基集中财权的做法，关键在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即占税收大头的税种归中央财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税种。这种情况下，沿海的经济大省经济实力强，它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加快土地开发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地方财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实力弱，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赖中央财政每年给予补助，即中央财政对大部分省例行的财政拨款。 1994年以后，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当中，地方的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属于“一般公共预算”，其开支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而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则被中央政府归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当时朱镕基把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全都留给了地方财政，因为他不懂，与城市土地开发相关的财政收入，会因为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而不断增加。中共的宪法规定，“国家可以……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块土地需要征用，就可以把这里的居民迁走、旧房拆毁，然后这块土地就可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财政的腰包。这就是地方政府后来大力推进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由来。 随着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筹钱，房地产便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的支柱。于是，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依靠卖地的土地财政阶段。这是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时期的十几年的状态，在财政方面，这个阶段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捞各的钱，彼此相安无事。 二、总理喊话：“谁家的孩子谁抱” 如今，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安无事的局面，终于结束了；而地方政府集体为钱和中央政府的争斗已经拉开了序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困境就必然发生。 温家宝在任时装傻，假装不懂这一点。李克强在位十年，一开始也不懂，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危险：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却留给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把军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体不领薪水补贴、自己开私家车、秘书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烧饭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机关也数年“不吃不喝”，也仍然还不上这笔巨债。这就是目前李克强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点，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各省、市、县的官员都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这个讲话的录音稿马上就在网上和微信上传开了。会上李克强讲了一段话：“最近已经有几个省给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来要借钱。我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理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 李克强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没钱了，想找中央财政要，但中央也没钱，你们各地自己想办法。而总理上述喊话的意图，被中国财政部长刘昆今年1月9日解读得明明白白。他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强调说，“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将进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 共产党国家是集权制度，它本身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锅饭”观念，自家的“孩子（债务）”想让中央财政来“养”。何况，朱镕基集中财权之后，实行对多数省市的中央财政拨款补助体制，这种体制又鼓励和养成了地方财政的“大锅饭”思维。这才有了李克强的如此喊话。 那么，到底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财政的债务主要是两部分，全都与土地开发有关。要把一块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来开发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须先付钱做几件事。其一，补偿被拆迁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装水电、安排地铁或公交。这都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此钱何来？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券；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设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即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地方政府手里的土地，向地方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或发行债券。 这两种支出花出去以后，不管能不能通过卖地收回成本，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债务到期了，无论是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是发行债券，到期了都必须还债。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公司多数都岌岌可危，不敢再买地了，也没钱买地了；这样，地方政府就没钱还债了。 三、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被中央政府归类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说，在财政监管的层面，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帐外金库。如今，账外金库开始枯竭了。本来，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与国债一样，以地方政府的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太大，靠税收不够还债，只能用卖地收入作为债券偿还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名义上是企业，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担保，但实际上却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财政局的财政存款作担保的，最后也靠用卖地收入来还债。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经济尚且繁荣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可能出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中共的财政部知道，这种局面完全可能发生，是整个财政系统的潜在危机。但是，为了掩盖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国财政部采取了一种欺诈性做法，假装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而是模糊地称其为隐性债务问题，拖着想混下去。 然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于是，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开始枯竭。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债券这种显性债务，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到期的所谓隐性银行债务，就都难以偿还了。 仅就中共公开承认并每两个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即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来看，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兆（350,618亿元），其中四成债券6年内到期，必须偿还，剩下的债券到期偿还的时间稍多4年。中共偿还到期债券的办法，逻辑上有三个，一是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偿还本息，二是动用卖地收入还债，三是借新债还旧债。从2022年中国各地方政府还债的实际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据中国财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介绍，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还债数额是27,758亿，其中由地方财政从正规预算和卖地收入中拿钱偿还的只占14%，其余86%的债务都靠借新债还旧债；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发行债券47,566亿元，其中的一半都用来偿还到期债务。由此可见，地方财政尽管多年来拼命卖地，但仍然财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断借新债，用推迟还债来逃避眼下的偿债困境。而目前卖地收入骤降，经济萧条之下，地方财政收入不断萎缩，这就预示着，今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偿还债务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债上了。 四、2023年：中国各级财政进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大？这关系到地方财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长？如果说，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大体上还算透明公开的话，那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指，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地方政府通过各自的融资平台公司（也被称为城投），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总额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还债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兆，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兆，合计就高达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兆。这110兆债务，大体上相当于中国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了。 一个国家的财政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国际上被称为财政风险警戒线，通常公认的警戒线是60%；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总负债率已经比财政风险警戒线高出30多个百分点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国债，是地方债务。为什么强调地方债务比率高，会很危险呢？因为，国债还可以向国际投行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政府的债务没有国际信用，基本上不能从国外融资。所以，中国的这种以地方债务为主的巨额债务，只能在国内拖下去，变成债多不还、“破罐子破摔”了，这种局面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国的经济不只是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总体困境，过去20年来，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财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维持到今天。一旦这个财政和金融泡沫破灭，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 五、银行充当财政的钱袋 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要靠借新债来还旧债。那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向谁借钱的？它们主要是向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借钱。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的钱，都是民众的储蓄。目前全国银行的资金中，2022年底住户存款一共是120兆；对比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110兆，中国各级财政的110兆债务占住户存款的91%。这意味着，各级财政因为欠下了巨额债务，其实已经把民众的储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无力还债，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也就是把欠条不断换新，用今年的欠条替换五年前的欠条，债主永远只看到“白条”，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钱还回来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就是把民众的银行存款偷偷地通过中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搬到财政金库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后，地方政府在银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欠条，只不过欠条不断以旧换新而已。 在中国，政府可以从银行里拿走民众的储蓄，因为所有银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镇银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银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为中国的银行分两类，一类是全国性大银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东；另一类是地方银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势力是主要股东。至于持有零散银行股份的个人股东，对银行的运作完全不能过问。 所以，银行必须听政府的命令，不敢违背政府的意愿。这就是共产党治下金融制度的特点，银行是政府的“钱袋”。地方财政要用钱，只需要给本地的地方银行打个招呼，发一份公文，让本地的官办融资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银行里民众的存款拿去用了。这种“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能不能永远玩下去？关键在于，会不会早晚把银行的银根抽空，导致银行对存户的日常兑付发生困难。这种情况去年下半年已经陆续在中国许多银行发生了。 很显然，地方政府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早晚一天要出大问题。中共的财政危机现在是靠从银行里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这只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而已。等到财政危机逼得银行无以为继，金融危机因而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以后，美中关系明显恶化。在此期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互动。美国政府先是与中国政府沟通，然后把气球击落，打捞之后，又宣布气球上携带有情报摄取装备；中共对此的态度，从承认气球进入美国领土，变成抗议美国击落气球，再反诬美国也有气球进入中国领空；美国的媒体关注点则逐渐从间谍气球本身，转移到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威胁问题。这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间谍气球暴露出了中共处理对美关系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间谍气球是北京《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一部分 关于间谍气球的活动，目前美国的媒体主要是就事论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角度，即间谍气球乃中共对美国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间谍气球事件，就比较容易理解，北京为何不惜破坏中美关系，也绝不肯承认间谍气球的使命。 目前对中国间谍气球的操作，美国媒体至多是延伸到中国可能存在“气球舰队”这样的层面。但是，为什么中共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操作间谍气球项目，那只是单纯的搜集情报需要吗？实际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纳入思考，就不难发现，中国正在部署实施针对美国和台湾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还是国会，似乎都没有对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认知。 2022年6月13日习近平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给本台的评论文章中就此做过简要分析。那时，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类行动对台湾的威胁这个层面；但当时我没想到，这个行动同样也针对美国，是中共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年的这次间谍气球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把视界打开，要从中共的全球战略这一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共有计划、有步骤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美苏长达40年的冷战，留下了教训，也留下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必须避免热战；否则，一旦动用核武器，就万劫不复了。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长期未把中国可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对手这一前景纳入考量；直到川普总统任内，才开始警惕中国的潜在威胁。但美国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苏冷战的威慑战略，希望中国也能象前苏联那样，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开始对中国实行芯片领域的技术封锁，这也是美苏冷战时代用过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缓中国军事技术的升级速度。 二、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新冷战的扩大化 然而，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好像并没认识到，中共已经从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之外，构想出一套非热战的新对抗战略，并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把冷战的范围和手法扩大化了。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动用军事力量，但不启动热战，却可能达到传统冷战所达不到的威胁效果。 在美苏冷战那种传统的冷战当中，苏联除了被动地跟随美国，不断升级战略威胁的强度、从核武库的强化到扩大外太空的军力竞争之外，也参与或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传统型地面战争，但苏联并没采取主动型的非战争常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防备。然而，中共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发明”，给美国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课题，那就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一旦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启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要如何回应，又要如何防范。 中共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共有6章59条，但中国媒体没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中共对这个《纲要》保密，当然是因为其中很多内容并非中共官媒宣称的所谓“救灾”、“维和”等使命，而是军队对外战略的非战争实施手段。 美国国会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提到, 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全面冲突以外的军事行动，可能包括定期活动，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其实，中共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完全可能包括对外实施挑衅型或威胁型的军事行动，象这次的间谍气球活动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谓“非战争军事行动”，会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军事行动，其目标既可能指向中国的邻国，如台湾、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国本土以及美国的海外领地，如关岛、中途岛等重要的军事基地。 在台湾和日本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包括以演习和巡逻为名的领空、领海入侵，诸如对邻国的近海连续发射导弹；也可能动用军队参与的渡轮和武装民兵船的行动，先测试邻国的海岸防卫能力，然后对邻国的港口实施骚扰型封锁。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为伪装，陆续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岛，然后建成海空军基地，造成了霸占南海国际水域的事实。这正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种典型方式。 而在美国方面，中共则以空中侦察（包括间谍气球）、水面舰队逼近等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展示中共无惧美国的姿态。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术和战略目的 从本质上讲，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一种战争边缘政策和“蚕食”模式。它通过一步一步地挤压对方的安全空间，造成对方的困忧，为进一步的威胁创造空间和机会。 在战术上，“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达到军事上的战争手段不一定能达成的目标，例如，逼迫对方不战而降，或者为了防止军事冲突而步步退守，为中共的军队创造越来越大的威胁空间。 从战略上看，“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让中共的情报搜集和逼近演习常态化，让对方疏于防范或疲于防卫，进而达到不战而据上风的态势，为以后升级军事压力制造机会。 在台湾方面，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很可能从战术动作开始，企图达到和平占领台湾的目的。其战术动作是，用军事力量来实行港口封锁和国际航路封锁，实施经济绞杀战；同时试图借此动摇台湾的民心，设法诱导台湾的选民选出对中共投降的政党来执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战略目标，让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在台湾登岛，进而实现对台湾的统治。 在美国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军的水面舰队到中途岛附件海域演习，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编队到关岛附近海域演习，就是针对美军基地采取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中共“间谍气球”部队对美国领空入侵，也是在测试美国的领空防卫能力，进而为今后利用气球投放有害物质或小型武器积累经验。 事实上，中共军队对日本和美国的威胁，与它对台湾的威胁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希望削弱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能力，从而让美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东部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能够为所欲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胁或骚扰，表面上不算是战争行动，所以中共有时会用“民用”目的或军队训练来包装；但是，此类军方采取的行动无不具有军事目的，都属于准军事行动。中共希望美军对中方所谓的“民用”行动充分宽容，接受中共制造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现实，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地区稳定”。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无非是新霸权主义的托词而已。 四、中共对美敌意的三重来源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两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对国际社会承担必要的义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前一个幻想，即中国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习近平连任独裁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圈才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们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经济全球化不是为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而是为中共推行国际霸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幻想，所谓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还在美国的外交语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种行动破局。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角色的典型表现。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历任总统为中共打开WTO大门的时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此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首先，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出于“民主恐惧症”。为了确保红色政权，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恐惧，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美国。因此，不管美中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态度仅仅停留在“民主恐惧症”上，或许还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中共现在也害怕“造反、红色革命”等原始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了“爱国主义”，其核心观念是“经济赶超论”，即超越政治上的劲敌、经济上的“老师”美国。 其次，中共的“经济赶超论”也是中共对美第二重敌意的来源。中共需要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支撑中共的“红色制度优越论”。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自然的经济发展显然不够；于是中共就不择手段地地在经济上削弱美国，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来仿制产品、占领美国市场。虽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两国是战略竞争关系，但中共一如既往地采用它的“损你强我”国家战略。这种战略并非单纯的民间企业的个别行动，而是由政府规划、组织、资助的大规模计划和操作；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敌意的国家行动。 中共对美国的第三重敌意，来自其“美国假想敌”军事战略。中共的这一军事战略不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它不仅千方百计地设法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机密，用于发展军事科技，同时也以美国为假想敌来扩张军事实力。这样的军事战略不会悄悄实施，而是不断向美国展示增强的军事实力（即“亮肌肉”）。中共虽然不见得真要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却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化，不断向国民展示其“强大”，从而让认同“军事爱国主义”的民众增强对中共的向心力。 这三重敌意表明，不管美中两国在经贸层面有多密切的联系，也不管双方在外交场合会谈多少次，中共对美国的敌意都不会稍减。 五、中共对间谍气球事件为何先恭后倨？ 白宫在间谍气球事件中一直试图与北京沟通。而中共的态度却先恭后倨，起初承认是中国的飞行物，但拒绝承认是间谍工具；而间谍气球被击落之后，北京甚至毫无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称也发现了美国的气球云云。《美国之音》在2月15日的相关报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气球争议问题上，北京当局反咬美国一口，标志着争议升级，与其最初为气球事件所作的伤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观照北京的态度变化，如果把视角局限在间谍气球本身，会把这个事件的关联狭窄化。北京恼羞成怒，主要是因为间谍气球被击落后，中共的间谍手段被美国掌握吗？这个超级庞大的间谍气球之横截面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其下方的悬挂吊篮则相当于两、三辆校车的体积（12-18英尺宽）。然而，这个吊篮中的间谍设备被打捞出来以后，其中的情报价值未必关系到中共间谍活动的核心机密；也就是说，从情报技术的层面去评估，中共的损失并不见得很大。 那为什么中共间谍活动的尾巴被抓住以后，会如此恼羞成怒？笔者认为，北京的先恭后倨，不只是出于上述三重敌意而作出的常规反应，还与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遭到阻碍有关。 北京一开始希望美国放行这个间谍气球，所以态度比较低调，但绝不承认气球的功能是军事间谍活动。因为，这个间谍气球其实就是实施对美“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的算盘可能是，这个气球被发现，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国放行，北京就为它今后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画出了一条底线，即凡属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不应做出反应。 等到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以后，中共恼火的不只是设备吊篮被打捞；更关键的是，这个击落行动意味着，美国会对中共策划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采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国坚持这样的立场，中共谋划中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就可能破局。换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对这种“蚕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国极其盟友的防卫，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次却在一个间谍气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这才是中国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议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国军方试图与中国军方高层通电话遭拒的背景。美中关系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国这一方，而是中共已经把它庞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列为了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间谍气球事件，会不会成为美国决策层深入审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之契机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年伊始，国际组织和华尔街金融圈开始讨论，中国能否再度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任期只剩两个月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专门跑到“世界经济论坛”，试图迎合这些“国际舆论”，重振外资的信心。然而，无论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那些国际权贵，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还是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经济吹鼓手” 刘鹤，都回避谈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基本问题：中国经济有没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果这样的困境是无解的，那怎么能指望今后中国来拉动全球经济？ 一、“崛起”碰壁 曾几何时，中共的喉舌们不断鼓噪，声称中国已经“崛起”；然而，“崛起”论言犹在耳，过去几年里却不再听到来自北京的此类喧嚣了。这个转变源自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此困境并非疫情所致。实际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时，便忽视了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这是内生的顽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实际上，2019年是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强“稳经济”、“稳就业”的号令，就让人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寒意；与此同时，“崛起”论也悄悄地从官方宣传话语中淡出了。但许多中国人并未理解这一逆转的原因；而华尔街也依然被“崛起”论和表面繁荣所迷惑，至今仍不愿意相信，强势的中共政权其实无法挽救经济滑坡。 本世纪前20年中国的“崛起”，经济上主要依靠“一个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和一个产业（房地产业）”；技术发展上仰赖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军事上则依靠组建航母舰队和增大核威慑。于是，对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反制；大规模的技术盗窃，使美国开始阻断中共肆无忌惮的技术间谍活动；而中共那美国指向的扩军备战，则点燃了中美冷战。与此同时，支撑中国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灭，让经济“荣景”原形毕露。 2019年就这样成了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20年的繁荣；而美中经贸谈判的反复拉拔，则标志着延续几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终结。这个国运的转折，始于中共的“崛起”谋略，也终于这个“崛起”谋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国运，成也“崛起”，败也“崛起”，因为“崛起”谋略带来了短暂的成功，同时也挖下了国运的陷阱。 二、“中国模式”：雾里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国经济还能象过去20年那样一帆风顺。中国民众当然希望今后的日子能够好过，而台商则希望在大陆的生意可以顺利经营。然而，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让中共搭上WTO的便车，大批外企进驻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从此，全世界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繁荣的神话。相信这个神话的人多半认为，中国经济会一直这样繁荣下去。而许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觉得，中国经济繁荣这块大饼那么大，十几亿人的市场，又一直繁荣下去，如此机会怎可放弃。于是，抢进中国市场，就成了一种时髦。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成了多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政治经济评论人士要是讲一些相反的观点，往往会被中国的官方、小粉红以及各国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国”的帽子，似乎中国经济繁荣这种想象，属于不可质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个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浑身都痛，医生是给他开点止痛药，还是做全身检查？持上述第一种看法的人会说，他一向身体很好，连止痛药都多余；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会认为，它只是太累了，开点止痛药，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而持第三种看法的人会说，还是做全身检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经扩散；而病人自己却坚持认为没病，一直通过吸毒来延缓发作。现在，这个“病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引发一系列难以治疗的症状。 那么，中国经济这个“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不思饮食，用经济分析的术语来讲就是消费疲软；其病根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癌症”，而且无法根治。目前中共对这个经济“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疗法，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合理边界 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是否过度发展，可以看一个指标，即房价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国现在虽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房价已居于全球最贵之列，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家庭年总收入）远远高于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价格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2010年是每平米约2万元，2021年已上涨到每平米4.3万元；二线城市的房价也从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涨到14,000元。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 为了让读者们对房价收入比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里列举台湾北部都会区边缘的相关数据作为对照。新北市西南的树林区房价是每坪35万台币，新庄区是45万台币。如果按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就业，家庭月收入平均10万台币计算，若一个家庭购买30坪的新房，那树林区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8.8和11.3，即房价大约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17万人民币，如果在省会城市买和台湾30坪一样大的房子，每平米的价格以4万人民币计算，其房价相当于400万人民币以上。所以，中国省会城市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24，即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台湾的差不多两倍半。 四、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证据 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大约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归还房贷上。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银行里，当客户申请房产抵押贷款时，银行都会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可贷款数额。 台湾树林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说明，购房家庭可以30年还清贷款，这是大部分国家的居民贷款买房时的可承受底线。而中国的民众要想还清房贷，要么是家庭收入今后30年内突然增加2倍半，要么就是另寻其他亲友掏腰包援助。显然，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普通家庭再也难以承受高房价的原因。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边界，这就必然造成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困境。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业的扩张到头了，再也卖不动了。尽管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力图挽救房地产业的萧条，但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统计的结果是，去年12月55个城市的房价下降，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为了挽救经济，总想把民众兜里的钱挖出来，多多买房。但民众现在真有持续的购房意愿吗？这可以从全国银行的住户贷款总额的变化情况看出来。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民众当年新借的住房贷款，每年大约是近6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这就是房地产公司每年销售业绩的金融来源。 但是，居民当年新借住房贷款的数额，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了，2021年比2020年减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与年度新借住房贷款达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显，不管中国的房地产业怎样拼销售，这整个产业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贷款购房的客户。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的证据。 五、百业萧条看商业 去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这个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国大批个体工商户经营亏损、乃至倒闭的高峰年，对于这种状况，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全都回避报道，以免招来当局的封杀。 个体工商户的运营关系到3亿人的就业，究竟那些破产倒闭的个体工商户如何应付未来的生计？这个答案可以从银行的居民存款数额的变化当中来寻找踪迹。中国所有银行的住户存款当中，既包括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存款。通常，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养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资产，相对比较稳定，以定期存款为主；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则多半是活期存款，因为他们要应付商业活动当中周转资金的收支。 如果某个年份全国银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这样的变化与不经商居民的关系相对较少，而很可能与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2022年就是全国银行住户个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从2019年到2021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对稳定；但2022年这种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这里讲的不是存款余额，那是存量，是历年存款数的积累；笔者分析的是流量，即当年存款余额的增加数。 2022年当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数，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数多了三分之二，5.5万亿元。那么，这些钱是谁存的？显然，并非来自不经商的居民，因为去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实际增长2%，这些居民并没有突然多余出来的闲钱；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多存的这5.5万亿定期存款，是退出商业活动的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金。假如平均每个个体工商户存入20万原来用于生意的周转金，那这5.5万亿的定期存款意味着，2022年有差不多两千多万个体工商户歇业了。 正因为去年是个体工商户的倒闭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纷纷把手头平时保存的现金全都存到了银行里；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则意味着，短期内他们不打算把经营资金再重新投入商业活动，而只想收一点微薄的存款利息来补贴家用。 六、从房地产支柱垮塌看中共国家战略的错误 这就是中国当前百业萧条之下，对经济动向最敏感的个体工商户，用实际行动在表明他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不只是“一叶知秋”而已，而是“千树万树落叶飘”。 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银行业受垮塌的房地产业拖累而倒下来；与此同时，去年所有省市的财政均收不抵支，从今年开始，财政危机即将上演。在这种局面下，中共当局当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对当局的绝妙讽刺。 中共“崛起梦”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崛起本不该成为国家战略的目标。中共为了国内政治需要和国际野心而鼓吹“崛起”论，结果走上了破坏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径；而它在国内则饮鸩止渴，把早晚会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当作坚强的经济支柱，最终害国害民。 中共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政权的强固和崛起，而不是国家的成败；它控制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作其政权及其领袖实现“崛起梦”的基础和工具。因此，它并不真正关心国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当中，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也封杀了国民问政。这个政权一如既往地为所欲为，即便其国家战略错了，买单的总是没有资格问政的国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和美国有关台海战争的应对谋划，双方已进入到了兵棋推演阶段。虽然各自军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军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说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确实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近了。那么，这场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中共能得手吗？美国最近的一场非军方兵棋推演给出了重要结论，即中共必败。而结合中国海军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军舰训练方面的资讯，或许还可以判断，中国海军如果近年内发动侵台战争，其结果可能比美国智库的研判结果还惨。 一、应对中共的台海威胁 法国国家情报机构的网媒“情报在线”（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报道，习近平对台企图愈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熟稔台海宣传议题的高翔，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从而与中宣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盘推演各种意外状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后国际祭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国防部对中共的战略企图抱有清醒的认识。去年1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举办的第9届里根国防论坛时发表长篇讲话说，美国的“《国防战略》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起。近几十年来，它的军队已经开始了一个飞速的现代化计划。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区和国际秩序、以满足其威权偏好的国家。所以让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还表示，“这始于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我们将保持并加强我们的作战优势，使中国永远无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结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我们的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正在对研发和锻造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对美军进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 二、美国智库对解放军攻台的兵棋推演报告 美国的非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场战争的首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检验双方各自的弱点，找出适当的应战策略。因此，对假想的战况会尽可能考虑到发生事先未能预料的意外后果；这也就是对敌情做出充分估计。这次兵棋推演中总共仿真了24种战况，其中的绝大多数战况都对防守方采用悲观假设，即假定共军舰队的作战实力与美军相当，而美军又反应不力。 据上述报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结论是，如果共军2026年入侵台湾，将会出现共军完败、美军“惨胜”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台湾/日本击败了中国的常规两栖入侵，维持了台湾自治。然而，这种防御付出了高昂代价，美国及其盟国损失了数十艘船只、数百架飞机和数万名军人。台湾的经济遭受重创……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也损失惨重”。 华府的这家智库在研究报告中特地说明，它对中共海军的实力评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战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为基础。所谓“展示的战力”，也就是中国媒体宣传的海军战舰的单艘吨位、火力装备以及军舰数量。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结论。 三、中共的“三无”战舰能上阵？ 然而，根据中共媒体披露的海军一线战舰的若干资讯，笔者发现，中共海军的真实实力不只与美军实力相差太多，而且与一支海军正常作战所需要的实力也相差甚远。 中国海军攻台，主要靠海军把大量水陆两用坦克等重装备和大量兵力运到台湾的海岸，实施有效的登陆作战。这样的跨海运输，主要依靠数万吨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来完成。那目前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即准航母海南舰的训练状况如何？按照中共媒体的介绍，这艘主力战舰处于“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 所谓的“三无”，按照重要性来讲，第一重要的是“无专业人员”，军舰的设备越复杂，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舰员来操作；其次的难题是“无资料”，就是新建的军舰使用了很多新装备，但舰员只有设备制造厂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册，却没有适合作战使用的操作条令和规则，没办法正常训练新兵来操作军舰，因为此类军舰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没有老兵；第三个难题是所谓的“无经验”，在前两个难题掣肘训练的状况下，舰上官兵全都没有操作此类大型复杂军舰的必要经验。 这个“三无”的说法，是海南舰2019年9月下水时，时任舰长闾勇军讲的。按照常识，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舰长，用上三年时间，从零开始来训练所有舰员，已经是非常紧迫了。于是，这个舰长先阅读堆起来有几米高的各种使用手册，再从零开始，编写舰上各部门的操作条令，再一个一个部门地训练新兵；然后，再从训练中发现的问题里摸索修改作战条令。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水兵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舰上设备，因此主动要求被调离岗位的情形。这说明，即便是从头开始训练所有舰员，仍然可能因舰员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训练和基本操作。 四、海军作战与陆军有何不同？ 海军与陆军有两大不同。其一是，单兵功能以及作战模式不一样。陆军虽然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但士兵射击的动作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的枪发生故障，或者射击精度太差，不致于影响到战场态势。而海军则完全不是这样，军舰上一个岗位一个人，每个人的任务不同，而每个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舰员的训练不合格，军舰可能就开不动，或者舰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发挥；而更危险的是，军舰上任何一个部门的操作失误，都会成为整艘军舰的灾难。 其二，陆军是在固定战位上射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而海军则永远是360度全方位地应对三维空间的移动目标。军舰在作战中，要同时应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随时可能的袭击，为此，舰只必须始终保持高速机动（转向），而对方舰只也是如此；这样，军舰在快速移动中打击对方的快速移动目标，对射击瞄准、双方舰位相对变化的计算，难度非常高。 所以，军舰上的各部门，比如航海、轮机、火炮操作、导弹操作、通讯、电子指挥中心、抢险等各个部门，各自职能完全不同，专业分工非常细，技能要求非常高。许多关键部门的水兵必须非常熟悉自己的职责，并且经过不同战斗状况下应对难题的训练；否则，军舰开出军港后，就无法履行舰队下达的演习和作战任务。 由此可见，军舰的运转，要靠全体舰员作为一个完整的集体来支撑；军舰上的任何部门运作不力，都会影响到整艘军舰的功能。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岛海战中，那智号重型巡洋舰因中弹起火，轮机部门有舰员操作时拉错一个电闸，造成军舰火炮系统断电，全部舰炮因此失去了瞄准能力，军舰瞬间就变成了战场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惨的情形是，在联合舰队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旗舰大风号装甲航母被潜艇的鱼雷击中，本不致命，但抢险部门的军官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舰体内蒸发中的燃油挥发气体密度过高，发生舰体大爆炸，于是全舰快速沉没。 五、“山东号”航母面临训练难题？ 对海军来说，官兵训练不足，是整艘军舰、乃至整个舰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国家的海军舰员，对有能力、经验丰富的舰长，都非常敬重，因为那是作战胜利和军舰安全的保障；反过来，能力不足、经常犯错的舰长，就很难取得舰上官兵的信任，而舰长的训练不足，更是全舰官兵的灾难，在战时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舰舰长闾勇军刚开始训练本舰的舰员，才1年多时间，仅仅摸出了一点门道，就在2021年4月被调去担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东号副舰长。这个调令说明，中国海军的航母，也同样确少合格的舰长、副舰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官。 山东号航母的舰长来奕军原来是东海舰队护卫舰大队长，不懂航母作战。此人虽然可能接受过担任航母舰长的培训，但对航母官兵的训练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调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长去担任中共第一艘作战航母的副舰长。显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经验的舰员，也缺少有经验的舰长。然而，闾勇军只有训练舰员的经验，同样也不懂航母作战。因此，航母山东号的正副舰长都是作战外行；而航母的各级官兵也同样对航母作战一无所知。 最近中国官媒又披露了一个舰长不合格的问题，即海军的护卫舰也出现了“装备等人才”这样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舰长的训练难以完成；而舰长之所以训练不足，又是由于护卫舰舰员的训练程度太低，结果一些舰长没办法指挥自己的军舰完成正常的出海训练任务。为了让护卫舰舰长们有机会得到指挥能力的初步训练和体验，只好采用“借舰训舰长”的办法；让那些自己的军舰不能有效执行任务的舰长，跟随别的可以执行任务的军舰出海，轮番得到指挥方面的基本训练，好让这些菜鸟舰长不致于太无知无能。 以上状况说明，中共海军的实力，不能用军舰数量来衡量，也不能单纯用军舰吨位的大小来判断，更不能用远洋海军国家那种成熟海军的水准来衡量。因为，中共海军仍然是一只“菜鸟”，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合格的“老鸟”。“菜鸟”如果上阵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见，有时候可能中共军舰不是被击沉的，而是发生故障、无力排除而退出作战。更何况，在激烈的海战中，要求舰长每一秒钟都要在复杂的战况中做出正确及时的决定，那些从来不懂真实海战的舰长和官兵们，又如何避免覆灭的命运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前全世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再度严重爆发的疫情。这个话题迷雾重重，笔者试图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标题中的”动态清零”，大家早就听熟了，这是中国政府的防疫方针，目标是社会上不再有阳性感染者；而文章标题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结束”动态清零”的结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导者是病毒，结果是核酸检测阴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从”动态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个月来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 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是最近不少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说法，中国国内民间也有不少这样的看法。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过去一个月里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内政新闻的报道中，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到三个新闻热点：白纸抗议活动、中共宣布终止“清零”、疫情大规模重新爆发。按照新闻热点的时间线，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印象，即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导致疫情再度爆发，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 由于中共严厉管制国内媒体和社交媒体，所以国际媒体的中国新闻报道往往有滞后性，这样的滞后性可能误导各国读者；而新闻报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时间点线索，也会误导读者。 中国的白纸抗议运动11月26日爆发；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15日引用中国国内的非官方消息来源报道，11月27日北京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感染；12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清零”政策。从这三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来看，白纸抗议活动与疫情再度爆发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白纸抗议活动的规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几个地点发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该市16个区里陆续爆发，显然与白纸抗议活动无关。 疫情的大爆发也不是中共结束“清零”政策的结果，因为疫情重新爆发在前，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在后；从新疫情在北京爆发，到中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中间相隔11天。如果以为是结束“清零”政策导致新疫情爆发，就因果倒置了。 事实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发才几天，到12月1日的时候，据《北京人》（后面我会介绍这个网上杂志）的调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经达到9%。北京市的人口两千多万，将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经阳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规定，北京市必须先把这两百万阳性以及后续还会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离，实现“清零”。这能做到吗？绝无可能。 所以，可以讲，中南海是面对病毒扩散的沉重压力，防无可防，最后彻底弃守，于是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当局被迫放弃“清零”在后；正因为疫情突然大规模爆发，导致当局吹嘘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废除这个再也无法执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与武汉疫情：三个共同点 在依靠手机获取新闻的时代，大家对旧闻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这次的北京疫情与三年前的武汉疫情对比，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共同点，值得我们警惕。 这三个共同点之一是，疫情初期，当局对疫情来源和动态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汉疫情是12月1日出现病例；此后1个多月里当地并无防范，全中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是中共对疫情保密。保密的范围包括导致疫情的病毒来源、疫情的危险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个人防范措施。当时武汉人对汹汹来袭的病毒全无防备；这次北京疫情爆发后，当局依然如法炮制。 其二，医疗卫生系统事先全无准备，只能匆忙应对大批涌向医院的感染者，无论是口罩，还是医用设备，或者是药物，都没有应急储备。因此，武汉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样，都出现了医务人员疲于奔命，病人叫苦连天，很多感染后引起并发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对疫情的人为异地传播毫无防范。3年前武汉疫情爆发后，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当时公布的数据，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从武汉直接飞往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旅客达11.5万人；还有80万人搭乘国内航班离开武汉，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机场转搭国际航班出国。显然，当时武汉大批人口紧急出国、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而这次北京疫情进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华东数省市之时，结束“清零”5天之后的12月12日，国内航班总数与结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达到7,290个。国内旅客通过快速交通工具离开疫区，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国传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网站的调查报告 当中国政府封锁北京疫情真相时，唯一从中国传出来的相关疫情调查报告来自一个在京外国人的网站。法国《世界报》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引用了在北京办的一个英文网上杂志《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发布的消息。 《北京人》杂志12月14日对微信群上的一个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组做了一次调查，有3,007个在北京的人回应，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调查很简单，包括三个基本问题：是否感染、感染的时间、症状的程度。 调查显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这段时间内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确诊的人当中，30%有轻微症状，52%的人有中度症状，14%的人有严重或非常严重的症状。 因此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指出，2,200万北京人中，没染疫的人是少数；一个人如果还没被感染，就算幸运者了。该报还引用武汉一位医生的话说，“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专家们已经将他们的灵魂卖给了国家宣传”。 从这次调查来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达三分之二；感染者当中，14%的人症状严重；从疫情爆发仅仅两个星期就全面扩散了，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时间感染率的6.6倍。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在这一波新疫情爆发之前，一直有轻度疫情在传播；但11月27日以后到现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扩散。这暗示了一点，导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病毒，不见得只是以往病毒的变株。而这种病毒正在全国快速扩散。 四、从中国新疫情看政府的无能 中国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发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盖中国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动态逐渐曝光之前，我们从北京疫情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对北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种危机，竟然迟钝到惊人的程度。 中共虽然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的制度，但面临危机时，资讯从基层传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红墙外面爆发，传递资讯到中南海里面，不过是几步之远。既然中共高层无法了解状况，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级干部非常犹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对上面实话实话，还是隐瞒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规模爆发，让中共陷入严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强调，“清零”政策让中国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扩大，是世界各国中防疫最有效的国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发，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脸；新疫情证明，“清零”政策根本没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为疫情爆发的新集中地。中共面临解释“清零”政策彻底失败这个大难题，与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让中南海手足无措。 第三，中国结束“清零”方针，其实主要是被局势所逼。这次中共决定结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纸抗议活动所代表的民众对“清零”方针不满的考虑；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彻底失败，新疫情的严重局势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让“清零”政策作废了，但新的防疫办法又难产，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面临的窘境，疫情大扩散，中央不作为。中共高层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它找不到办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无策之际，全中国半瘫痪，听任疫情蔓延扩散。这就是集权政权的最大弱点之一，一旦高层不作为，那全国面对一种紧急事态时会全都瘫痪。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范围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国？ 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国各省和香港的数据预测，中国这一波新的病毒爆发，到明年春天达到顶峰，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也就是将近5亿人，将会被感染。 过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这波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名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国武汉，来源很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次的北京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样，封锁疫情的真实状况，让世界各国无所适从。 现在，只有开放西方国家的专家到中国直接采样调查，才会有助于对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奥密克戎的变异。但是，中共当局不可能对外开放中国境内的病毒采用和病毒的国际对比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北京疫情爆发后，疫情的传播率是过去一年的将近七倍，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封锁病毒真相，是担心外界发现新病毒再度在中国流传。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凶，会不会以后被发现是COVID-22？现在谁也不知道。 很明显的是，奥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任何一种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这样强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发生，其原因很可能并不单纯。而更危险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变成中国新疫情，世界各国会不会再度受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