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突然宣布，与美军海上或空中对阵时，“不开第一枪”。这个消息是一周前披露的，它说明了什么？是中共要让中美关系回暖，还是在“韬光养晦”？如果真是“韬光养晦”，它准备“韬光养晦”多久？是3年，还是30年？实际上，中共希望能苦撑待变80天，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后拜登上台。但是，苦撑80天之后，美国选民能不能让中共如愿，中共高层其实也心中无数。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中共就得再“苦撑”4年；倘如此，这样的“苦撑”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共的转变，苦撑就变成了苦熬。 一、中南海保证不开第一枪？ 香港《南华早报》8月1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的南海局势非常危险，北京已经下令，飞行员和海军官兵在与美国飞机和军舰日益频繁的对峙中保持克制，“不要开第一枪”；同时，中共已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军方表示，“决不首先开枪”。 这种态度对中美冷战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冷战结束了吗？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信号说明，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冷战状态，是冷战开始了。举个最简单的比喻，冷战就相当于敌对双方弹上膛、枪在手，互相瞄准对方；当其中一方保证说，我现在不开第一枪，这时他仍然子弹不退膛，枪口照样瞄准，只是不扣扳机罢了。这意味着双方之间正在冷战。如果说，先开第一枪是作战对抗，就是热战，那么，不开第一枪，就是冷战式备战对抗。 美国从来不对冷战中的敌对国家先开第一枪。美苏冷战40年，双方也都信守不开第一枪的承诺。所以，美苏两国冷战40年，互相瞄准40年，也不扣扳机40年。但在这40年当中，不断发生手指摸扳机的时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一次，1969年美国警告苏联不得核攻击北京又是一次。由此可见，“不开第一枪”就是冷战的常态。因为中美冷战刚刚启动，中共以前没有美苏冷战的直接经验，事到临头才知道，“不开第一枪”原来是维持冷战不转变成战争的唯一手段。 蓬佩奥上个月在尼克松图书馆关于中美关系大逆转的演讲提到，美国从此对中共不能信其言，而要观其行。美国从过去20年与中共打交道的经历中，终于学会了一点，就是中共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方谈判代表龙永图对美国承诺，会兑现世贸组织要求的各项制度改变；其实，当时朱镕基在内部讲话时却对国内干部说，大家不要担心，那只是哄哄美国人的。后来20年的史实证明，朱镕基的内部讲话才是真话。3年前特朗普从来访的习近平那里获得了当面保证，在南海造岛只是为了民航便利，不会用于军事用途；但今年3月中共却宣布，整个南海已经被改造成“深海堡垒”，是针对美国的中共战略核潜艇的“发射阵地”。 历史上，中共有“偷开第一枪”的记录。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解放军和美军打过两次，前一次是地面战争，后一次是中共高炮部队在北越的地面上打美国空军，每次都是中共偷开第一枪；中共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也是中共在珍宝岛开的第一枪。那么，中共这次“不开第一枪”的保证，是欺敌之计，还是一个暂时有效的可信之诺？是战略型退却，即长期退却，还是战术型退却，即短期退却？ 二、中共苦撑待变八十天？ 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8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理性、克制与隐忍，北京能否消解特朗普“最后的疯狂”》。文章说，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新铁幕演说”到美国海空力量逼近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乃至美国卫生部长赴台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对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大选前的凌厉攻势，北京的反应相对平静，并没给人以针锋相对式的激烈反击，而是试图通过理性和克制，甚至是隐忍，来管控中美紧张的关系。8月5日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针对蓬佩奥发表的“新铁幕演说”正式回应，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作出表态。王毅的专访内容几乎没有激烈措辞，从中也很难闻到敌对国家的硝烟味。 该文指出，北京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并非软弱或作出妥协，某种程度上是隐忍，是应对策略上所作的调整。王毅的对美喊话是北京方面就中美关系基本立场和态度的全方位阐述，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时代，北京对华盛顿发出的《告美国书》。其意就是，在明确底线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对抗，拒绝脱钩，保持合作，放弃零和，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性动作来处理中美关系。这是北京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管控中美紧张关系的意图明显。 从以上文字来看，似乎北京准备在中美关系上作战略型退却；但这篇中共喉舌的文章接下来就写出了其态度转变的真实意图：“在当前美国政界反华情绪浓厚的背景下，北京自然不会进一步挑起事端，为特朗普再次冲击总统之位助攻……北京当局已有心理准备，面对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更多的风暴。在美国大选之前，北京必然会避免成为特朗普的‘助选工具’……但新总统上台，至少会提供一个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机会。在美国大选前的未来几个月，北京整体做法大概率会继续采用上述的方式，设法管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只会在必要时进行有限度的报复，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最后疯狂’”。 这篇文章把中共的意图解释得十分清晰：北京当局虽然对美国针对中共的各种反击措施咬牙切齿，但还是决定要“苦撑待变”。它准备“苦撑”多久呢？不是1年，更不是10年，而是80天。也就是说，中南海认为，等到拜登上台，特朗普的“最后疯狂”就结束了。 三、中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人民？ 中共的“苦撑待变”策略，是效仿国民政府当年的抗日战略。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3年、5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后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用“苦撑待变”这四个字来描述这个战略意图。 1933年时，蒋介石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是没有其他选择情况下唯一的出路；他当时并不知道，日本的军政两大部门后来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对美国发动攻击，结果美国参战，一举扭转了二战结局。所以，当时蒋介石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有利转变，其实是一种多少有点盲目的期待。现在中共决定苦撑待变80天，其目标则非常明确，即拜登上台。中共此刻的苦撑待变和蒋介石当年的苦撑待变一样，有一个共同点，即寄希望于别人。中共心目中的别人，其实是美国选民；也就是说，中南海把中共的命运交给美国人民来决定了。 对中共来说，虽然苦撑待变80天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但在中共执政史上，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敌对国家的选民身上，这还是第一次。仅就这个第一次来看，中共当前的无可奈何境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中共发现，如果继续保持前一阵的高调与美国对垒，可能会有利于特朗普连选连任，其结果就是加快中美冷战升级的速度，而这种冷战的快速升级，对中共绝对是灾难性的。 中共处于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69年，毛泽东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苏联考虑到中共的核力量刚在萌芽状态，如果拖下去会尾大不掉，对苏联越来越危险，所以决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用战术核武器一举消灭中共的核基地以及其指挥中心。当时毛泽东决定，把中央党政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以到干校劳动的名义撤离北京，同时把大部分老干部转移到外地，在全国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共的处境比蒋介石的苦撑待变还糟，因为此时中共毫无援手，它既与西方敌对，又挑起了对红色阵营领头羊苏联的对抗，东西方两大阵营，哪个国家都不会为中国赴汤蹈火。如果苏联当时对中共的核打击事先不通知美国，而是实行突然袭击，那毛泽东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中共执政史上两次挑战核大国，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是美国，结果都一样，自己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孤立困境。说起来很讽刺，中共只要稍有机会，就总是想在地球上夺得一席之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每次这样做之后都会惹出大麻烦，而每次是否脱困，都与美国有关。这两次的不同在于，上一次惹出灭门大祸，是美国出手救了老毛和中共，不过，那和美国人民没关系，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尼克松当时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而中共这一次惹翻了美国，特朗普总统决心要坚决反击，中共没别的指望了，只能寄望于美国人民投票相救。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中共极端敌视民主制度，它现在却不得不乞灵于美国的民主制度。 四、中共果能如愿？ 然而，中共高层是否明白，这个期望可能落空呢？当然，他们不可能不为此焦虑，却也只能干着急，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影响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甚至也无法获得各种不同的信息来作比对参考。 现在中共只能从美国媒体上看报道，或者通过它控制的华人团体以及各类在美国的亲北京华人来了解美国的大选动向，再就是听美国“拥抱熊猫派”的建议。可这三个来源其实都是同一种声音，亲共华人和“拥抱熊猫派”看法一样，而“拥抱熊猫派”又和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看法一样，他们都希望总统换人。无论是从中共熟悉的美国华人那里，还是通过美国的亲中智库的管道，或是从美国的媒体及民调报告来看，中共都无法了解那些不支持拜登的美国选民到底怎么想，更无从判断，他们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 对中共高层而言，苦撑待变80天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到底是好是坏，最多只有一半一半的可能。假如特朗普再度当选，中共怎么办？它恐怕就只能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轨道上再苦撑4年了；倘若如此，4年之后，中美关系将又是一番天翻地覆之变。 中共高层现在都明白，只要特朗普坐在白宫，挽救中美关系急剧滑坡就毫无指望；但是，苦撑待变80天之后，美国的选民能不能让中共如愿，其实中共高层也心中无数。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那么，中共的苦撑待变就只能从短期策略变成中期策略，要一直“苦撑”下去了；而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苦撑”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共的转变那一天。那样的话，“苦撑”就变成了苦熬。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馀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著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著“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著“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著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著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转自大纪元）
最近围绕中美冷战，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议论，而北京的反应也展现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特点。究竟中共在如何应对当前刚开始不久的中美冷战？我认为，中共的对美战略不会改变，因此中美冷战不会化于无形。但是，中共最近确实采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刹车动作，同时又在为反美社会动员热身。其目的究竟为何，值得分析。 一、美国对中共的冷战部署高度警惕 现在中美两国进入冷战了，这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敌对状态。这是上个世纪中苏敌对之后，中共对外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发表文章称：“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发布对华演讲，宣布尼克松时期确立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号召组成新的民主联盟来对抗其口中的‘共产中国’。这篇演讲被不少人比喻为新版铁幕演说，宣告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正式步入新冷战。眼下，不论是如《纽约时报》之类的海外主流媒体，还是中国民间和网络声音中，都越来越多地用新冷战、冷战、次冷战之类的标签，来定义中美关系。这类声音大多认为，中美已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建交4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结构性矛盾不断螺旋式升级。”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一个术语，他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蓬佩奥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新冷战”这样的词汇。那么，他的讲话有中共讲得那么严重吗？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最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据日本一位学者考察，美国历史上国务卿的对外讲话中，与蓬佩奥最近讲话内容声调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这说明，美国对中共实施的一系列对美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接近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的对日认知。 二、北戴河再度议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层集体隐身的时候，习近平在北戴河期间会面临多大压力？ 关心中共政治的读者都知道北戴河会议。虽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以前年年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早已取消，但中共领导层仍会在每年8月的前两周，到北戴河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会谈。北戴河会议早就变成了北戴河会谈，而北戴河会谈实际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议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层大佬们仍然会在大政方针方面展开讨论，所以北戴河会谈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北戴河会谈虽然会有争论，但因为不是正式会议，高层大佬们发牢骚、讲怪话、甚至训人发火，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产生正式会议的那种“决议”式效果。 中共官媒从不报道北戴河会谈的内容。在中共内部，讨论大原则、大战略通常都是“务虚讨论”，那些退休的大佬们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内部资讯，只能说些原则性的话。面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肯定会进行“务虚讨论”，就未来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大政方针议论纷纷。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肯定是北戴河会谈的中心话题。其次，由于中共把拜登上台视为转机可期，所以，北戴河会谈很可能会让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等单位就美国大选作简报，议论一番美国国内政治。再次，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会谈肯定也会有种种议论。 三、北戴河高层会谈可能中止中美冷战吗？ 可以想见，习近平会在北戴河会谈期间听到高层大佬们的种种责难，尤其是目前这种四面碰壁的时候。但习近平会因此“翻车”吗？ 首先，中共高层和退休的大佬们都明白，在困难时期，必须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出高层政治稳定的信号，让民间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内部慌乱。 其次，习近平时代的扩军备战实际上始于江胡时代，并非习近平临时起意的决策；没有前几任任内的铺垫和部署，习近平即便是临时起意，也无力挑起中美全面对抗。例如，对美太空战是90年代就开始部署的，邓小平看过海湾战争的录像后，中共军方就下定决心要启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大规模谍报战也是如此，其布局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加入世贸组织后蒙骗美国、不兑现入世承诺，则是朱镕基时代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至于疫情处理和“摔锅”，也是中共向来的做法，换别人也会做同样的处理。所以，这些在美国看来是挑起冷战的种种举动，中共高层内部都很清楚，这些动作实际上大多是诸位前任就开始推动的政策和安排，习近平不过是萧规曹随，声调很高而已。如果大佬们指责习近平，顶多是说他处理得不够圆滑，但他们不会自打嘴巴。 中共高层早就确定的“韬光养晦”策略本来就是有目标的，那就是，力量壮大后就要展示“肌肉”，要让美国默认中共的崛起，从而部分地改变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国让步、从而改变世界秩序之后，可以获取更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进一步壮大力量奠定基础。所谓的“中国梦”，不过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处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尝胆”，如今终于要站起来挑战美国了，那些前高层官员当年在位时也是这一战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军到中途岛用洲际导弹去威胁美国，是磨刀霍霍几十年后的“亮剑”，对军方扩军备战的强烈企图心，习近平只能顺其自然。 四、当前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中苏敌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束了，戈尔巴乔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第22章，介绍了苏共决定结束与中共的长达20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过程。对中共来说，从此就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当时与美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与苏联也不再对抗，中共已经不需要再“备战备荒”了，所以当时邓小平敢下决心大裁军，同时关闭大批三线军工厂，集中财力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回想当年的中苏对抗，那么，中美冷战就标志着中共重新进入了“备战备荒”状态，而且是与最强大的美国对抗。最近习近平到东北视察时关注农业问题，这与“备荒”有关；而他最近为火箭军司令授衔上将，则是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与“备战”有关。当年中苏对抗时，中国人是一面过着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么，今天中美对抗开始后，中南海准备如何应对呢？ 目前来看，中南海似乎在采取应对冷战的三步棋。第一步，对内强调处变不惊，要求民间共度时艰。第二步，对美冷战适当压调，等待转机。第三步，强化反美宣传。 上述三步棋当中，第一步的目的是尽量保持镇定，避免民间出现对未来局势的恐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处变不惊，共度时艰”这八个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开始是用来讲疫情问题，今后还可能延伸到美中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困难方面。这八个字，台湾的国民党人很熟悉。1948年底蒋介石看到大陆败局已定，经常讲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共度时艰”之类的古训，这样的标语至今还能在台湾的乡间发现。现在，北京也开始用这样的话语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种种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纪念活动，但在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场让中国社会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宣传。 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当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战爆发后的紧张空气。中共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特朗普为了拉抬选情而采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营造一点缓和的空气，为拜登的对华软化政策留下发挥空间，从而为特朗普败选加一把力。这是为时三个月的“韬光养晦”。 中共应对冷战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对内营造反美情绪。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宣传机器轰响，一场低调的“抗美”社会动员》。该文表示，面对美国在各项议题下的强势反应，在中国国内，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动员正在低调展开。近日广播电视总局在一场内部会议上，“部署了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的工作。这种宣传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8月开机；央视也将以长津湖、上甘岭、铁原阻击战等多个战役为背景拍摄6集纪录片，已获中央军委批示，现正筹办拍摄中。 五、“美国鬼子”又来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鬼子”的形象就少见于中国人的荧幕。2000年中国曾拍摄了一部名为《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原定于2001年在央视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对而取消播出。此后，朝鲜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成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当美国人用选票和民调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时，中国人选择用遥控器和电影票来展示对美国的不满。 目前中共宣传机器释放的各种信号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准备一场社会动员，希望面对美国的压力时形成社会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说，可以确定一点，坐在中南海高耸围墙背后的中共领导者的抽屉中，曾经以及现在一定有很多应对战争风险爆发的预案；而今天的形势越来越接近其中的某种可能性。1979年中越战争后，如今是中国这艘巨船40年中首度无比接近战争。宣传机器的发动也因应了这种形势。 中共现在对美开骂，并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为骂美国的升级动作进行预热，准备今后进一步煽动反美宣传。由此看来，中共不会在中美冷战中真正地退让；相反，它会一意孤行地对抗到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很多人会关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中美两国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若问到这一点，就相当于在关心中美冷战的节奏今后将有多快？中美冷战最大的特点就是快节奏，这是中美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地方，因为目前中美冷战里双方关系恶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当年的苏美冷战。 一、蓬佩奥演说为中美冷战定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其重点是，美国不能再回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了；华盛顿将继续与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的态度；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作“正常国家”；要建立“新的民主联盟”，自由世界一定能够打败“新暴政”。 出于外交上的谨慎，美国政府部门不会轻易使用中美冷战这个概念，但越来越多的西方专家和媒体开始用冷战的眼光重新认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快速恶化的关系。比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7月2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趋于深化的冲突轨迹，越来越多的冷战特性出现”。路透社市场分析师John Kemp则在7月22日写的《2020年，中美步入“新冷战”》一文中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关注2020年，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在这一年演变成了一场新冷战”。 最近，我在《大纪元》刊登过两篇关于中美冷战的文章，一篇是6月8日的《中美新冷战意味著什么？》，另一篇是7月5日的《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我很早就在关注中美冷战中的军事对抗，上述第二篇文章谈到了这一点，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部网站上也发表过数篇相关文章。最近急剧变化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把中美冷战的特征充分展现开来，让我们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来分析中美冷战的演进。 二、冷战的四大核心领域 什么是核大国之间的冷战？这是指红色政权对美国的敌意突破了外交包装，其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表明，对方的敌对关系已经形成；而美国面对一个敌对政权，外交上的彬彬有礼和维持双边长期友善关系的顾虑，就再也没有意义了，美国必须应战，除此之外没有选择。这样，两国就进入了包括诸多领域的总体战。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要了解冷战演进的节奏，就需要先了解冷战的范围，哪些领域会发生对抗，哪些领域的对抗最重要，会牵动其它领域的行动。冷战是总体战，外交不是核心领域，只是辅助手段，而冷战的核心领域是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这四个核心领域，其重要性就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既然冷战是共产党国家逐步在几个核心领域不断升级而造成的，那么，美国的应战也会在核心领域里不断展现出来。美国之所以显得越来越硬，是因为它有美苏冷战的经验，知道在冷战中应战，需要在核心领域里采取回应行动。这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一旦升级了，基本上不可能都全面退回到原点；而如果在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持续不变，外交辅助手段无法化解核心领域的对抗。 但是，冷战不是话剧演出或韵律操，没有事先编好的脚本，不可能一切都按预想的计划进行。实际上，冷战的进程是由一系列偶发事件组成的。但是，如果从四大核心领域的角度来看，军事对抗最关键，也最重要，它会带动谍报战和经济对抗；谍报对抗和政治对抗会持续不断；而经济对抗则进程最慢。军事对抗的双方各自扩军备战到了某个阶段时，可能会发生不冲突的对垒或低度冲突，然后暂时收兵，同时将扩军备战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经济对抗之所以进展慢，有两种情况、两种原因。如果红色大国的经济与西方世界相对孤立，苏联就是如此，经济对抗便表现为双方不同制度下经济实力的比拼，那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红色大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像中共这样，经济对抗则必然导致红色大国与经济全球化局部脱钩，这个过程不是由政府直接完成的，而是由无数跨国公司各自操作，因此进展会比较慢。 三、中共部署对美核攻击 中美冷战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皮相之谈。比如，美国鹰派恶化中美关系啦，川普对北京无事生非啦，中美不应该背离昔日的合作关系啦，还是回到“韬光养晦”好啦，经济全球化时代分则两伤啦，中美关系崩盘对美国也不利啊，不一而足。 中美冷战这四大核心领域中，究竟哪个领域发生的事情属于诱发中美冷战爆发的主因？既不是中美经贸谈判不顺利，也不是中美政治分歧严重，更不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冷战爆发的主因在军事领域。事实上，中共今年以来对美国发出的核攻击威胁，迫使美国除了应战别无选择。在现阶段，由于涉及国防机密，美国政府不会就这个问题公开表态，而只是不断在各领域采取反制措施。 我在《两大红色政权的冷战表演》一文中提到，2020年中共在军事方面高调宣布了三个行动（1—2月挺进中途岛实施演习、3月宣布南海战略核潜艇的“堡垒海区”建成、6月公开介绍对美太空战完成部署），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这三个行动当中，挺进中途岛实施演习和对美太空战完成部署是第二位的，它们都是为了配合处于第一位的从南海“堡垒海区”出发的战略核潜艇的活动。中共强占南海的公海水域，建造了多个人工岛以及岛上海军基地，从而试图封锁南海的大部分公海海域，把这一海域变成核潜艇的“堡垒海区”。这三个行动都围绕著同一个军事上的战略任务，那就是对美国发射核导弹，中途岛演习是实地演练，“堡垒海区”相当与核潜艇的“安全屋”，而太空战则为核导弹提供精确导航。 由于这个“堡垒海区”的建成，使美军无法再有效监控中共战略核潜艇的行动，而中共的核潜艇从这里出发，可以高度隐蔽地接近美国西海岸，从那里发起核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日报道，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此前无意中说了实话，“美方最恨的并非是华为公司，而是大陆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的理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是，它为中共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的核导弹装上了“眼睛”，让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随时面临威胁。 以前美国对中共的“海基核力量”不太担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的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不过二千馀公里，最多可以打击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构不著美国在太平洋上最接近亚洲大陆的关岛基地。第二，中共海军当时将弹道导弹核潜艇部署在北海舰队，平时在渤海湾和黄海活动，但渤海和黄海水浅，弹道导弹潜艇很容易被卫星发现，因此可能遭到打击。现在，对美国来说，中共的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从纸老虎变成真老虎了，而且随时可能出现在家门口，核战风云不再是纸面上的假设，而变成了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由于中共完成了对美核攻击的技术准备，就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这些行动的组合相当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的古巴导弹危机。 如今，中共的海基巨浪2型弹道导弹的射程已达8千公里，其核潜艇如果悄悄地溜到夏威夷附近发射核导弹，就可以在美国从西到东的全境范围内，通过卫星制导实现精确打击。美国再次面临一个红色大国公开发出的真实核威胁。美苏冷战开始10多年之后，美国才面临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中美冷战正式开场之前，中共就发出了核攻击威胁，这个节奏按照中共扩军备战的速度来看不算快，但对美国来说，冷战初起就不得不全力加强军事防卫。 四、外交战背后的谍报对抗 最近几天中共休斯顿总领馆被美方要求关闭，全体外交官被驱逐离境，然后北京报复性地关闭美国的成都领事馆，这是冷战状态下双方外交关系恶化的一种典型场景。冷战史上，外交官大批被驱逐，都与谍战有关。美苏冷战40年后的1986年，美国驱逐了80名苏联间谍外交官，他们分别在纽约联合国苏联代表团、苏联驻美大使馆和旧金山领事馆工作，其中包括克格勃在纽约的头目以及苏联军事情报局驻华盛顿的代表。1971年英国也曾一次驱逐了105个苏联间谍外交官。而前两天美国关闭休斯顿中共领馆，一次性驱逐该领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不是冷战多年之后出现的反谍事件，而是发生在中美冷战的元年。 由于冷战中的双方在谍报领域的对抗从来就是不透明的，不可能指望双方把完整的故事公布于众。目前美方公布的关闭休斯顿中共领馆的理由有几种说法。美国国务院委婉地表示，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一直是中国军方通过向美国大学输送学生来扩大其战争优势的“中心”；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则在推特上说，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是“中共在美国庞大的间谍网络和影响行动的中心节点”。 如果要了解中共在美间谍活动的大致全貌，可以看7月7日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视频对话，“与FBI局长对话：中共试图影响美国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演讲中说，“我们如今面临的情况是，联邦调查局每隔10小时就要启动一个新的与中共有关的反间谍案件。目前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侦办的接近5,000宗反间谍案件中，几乎一半与中共有关……这些案件来自联邦调查局侦办的1千多宗中共实际盗窃和企图盗窃美国技术的案件；也就是说，还有1千多宗正在进行的与中共有关的各种反间谍调查我还没有提到。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全部56个地方办事处开展这些种类的调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与中共有关的经济间谍案件大约增长了1,300%”。 面对中共发动的超大规模谍报战，美国现在正在加强反击。中共的国家《情报法》规定，任何公民都应当协助和配合情报工作；也就是说，中共在美国实行的是群众谍报模式，大批非专业谍报人员受情报机关指挥，承担获取情报的任务。这种谍报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苏美冷战时期克格勃的活动能量，对美国的军事机密、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自然，冷战初期在谍报对抗领域美国的反制强度会比当年美苏冷战时大得多。 五、中美冷战被诡道掩盖 如果从中共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的对美扩军备战和大规模谍报战来看，中共早在上世纪末就启动了对美冷战的多重准备，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实施。那为什么中美冷战直到今年才爆发？原因就在于，中共用“韬光养晦”策略长期麻痹了美国。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24日举行了“中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该委员会的委员罗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谈到：周恩来1973年在美中和解刚开始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妥协论》中的话，即必须区分把手枪和钱交给强盗以减轻伤害、以便最后消灭强盗的人，以及把钱和手枪交给强盗、然后共享赃物的人。在周恩来看来，美中建交属于第一种情况。坎普豪森认为，这显示，中国当时愿意与美国建交，是因为中国意识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强大了，最终是要击败美国的。坎普豪森指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国建交的做法一脉相承……即便是在“韬光养晦”的“江胡时代”，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对手。 一旦美国看透了中共的行为模式和针对美国的敌对战略，中共的“韬光养晦”策略就变成了显而易见的欺敌技巧，再难奏效。正因为中共的多重针对美国的冷战举措一直被其“韬光养晦”所掩盖，所以，中美冷战开启后，美国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中共威胁和敌意型渗透，其反制措施不得不覆盖多个方面；同时，美国的反制力度也会相当大，不单针对最近刚发生的中共威胁，也必须针对以前多年一直未反制的种种中共威胁和渗透。而中共则会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继续执行其削弱美国的国家战略。在这种全面对抗的演进过程中，冷战的轨迹今后可能表现出快速“出拳”和频繁“打击”的特点。由于多个领域里的对抗持续下去，每当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便采取反制措施，冷战就升级一次；对抗举措越多，升级也越频繁，双方关系可能很快会进入冰冻状态。 在2020这个中美冷战正式开场年，冷战的进程还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让谁胜选。如果是川普连任，美国在中美冷战中达到美苏冷战那种对抗顶峰点的时刻，也许会远远快于美苏冷战的节奏。而中共则把希望寄托在拜登身上，不管白宫是否易主，中美冷战的大趋势已经不可扭转，拜登如果上位，最多是放慢中美冷战的节奏，却无法制止中共的扩军备战和谍报攻势。 今年6月4日美国退休外交官司徒文在采访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中美两国能确定的一个共同利益只是‘避免战争’而已”。这是美苏冷战留下来的理性遗产；换言之，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不是“备战由冷变热，最后一场热战定乾坤”；恰恰相反，冷战的存续是为了通过削弱对方的威胁力度，来避免发生毁灭地球的核大战。 （全文转自大纪元）
最近中美两国海军在南海海域大规模对阵，其诱因是中共高调宣布，已经建成了用海基核导弹打击美国的南海“堡垒海区”。美苏冷战结束30年后，美国再次面临一个红色大国公开发出的真实核威胁，这是军事上引起中美冷战的原因之一。根据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笔者提出中美冷战今后的四个特征：一，冷战之下的总体战包括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四大核心领域；二，双方的对抗将逐步升级；三，中美关系无法再全面退回冷战前的原点；四，中美冷战将沿着对抗、升级、再对抗、再升级的规律走向冷战的终点，即其中一方力竭而败。 一、中美“南海斗法，关键在水下” BBC中文网日前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建南海“沙堡长城”，加剧美中对抗》。报道称，尽管中国今年已经面临很多危机和挑战，但近几个月来南海又再次成为一个气氛紧张的竞技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首次宣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非法”。美国海军最近在这一区域内部署了“尼米兹”号和“里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并且举行了演习。除了执行航母行动的美国海军战斗机及纵横交错的P8-“波塞冬”海上巡逻机之外，美国空军还派出了1架B-52战略轰炸机。 为了南海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美国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吗？究竟中共在南海要干什么？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几个月前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解码中国战略核潜艇南海“堡垒海区”，中美水下较量无声》，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该报道提到的中共远程弹道导弹核潜艇所携带的远程核导弹，对准的是哪个国家？答案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 该文介绍说，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手中赖以威慑美国的是核大棒，即在保持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之下，美苏竞相发展“二次核打击能力”，而隶属于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与潜射弹道导弹的服役，中国真正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时候，中国就不得不认真考虑部署问题，是否要象苏联一般，建立“堡垒海区”？这篇报道说，中国军方似乎是有意将南海打造成中国的“堡垒海区”——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阵地。 《多维新闻网》的报道还明确表示，“美国之所以揪住南海问题不放，除了南海在国际海运上的重要性，属于美国维护海洋霸权必须控制的咽喉地带外，更为关键的在于南海对于中国‘二次核打击能力’的特殊意义，属于中国打造中的‘堡垒海区’。中美南海斗法，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更为关键的不在水面上，而在水面下”。 显然，美中两国海军在南海对阵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阻止中共圈占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大片国际海域，不让中共把这片海域变成中国的“内海”，进而把用于攻击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隐藏在这个深海海域。为什么中共要花大力气建造这个“堡垒海区”？因为只有在这个深海海域里，中共的战略核潜艇才可能不被美军发现，它因此就掌握了用核武器随时攻击美国的主动权。这就是中美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二、苏联首创发动二次核打击的“堡垒海区”战略 二次打击是核战略术语，也称为核报复，指核战力在遭敌方首轮核袭击后还能存活下来并予以核回击。通常，核大国之间处于冷战状况的情况下，针对敌国的核威慑手段通常有三种，即陆基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中共最先建立了陆基弹道导弹战力，目前正在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轰20，同时也装备了弹道导弹潜艇。从这三种核威慑手段的实际效能来看，陆基弹道导弹的基地很容易被摧毁，战略轰炸机飞抵轰炸地域之前很容易被击落，只有弹道导弹潜艇被认为是唯一可靠的核武器二次打击的载具。因此，弹道导弹潜艇被冷战中的双方视为威胁程度最大的海基核力量。 美苏冷战期间，苏联考虑到战略核潜艇需要在深海海域才能安全地隐藏下来，所以提出了“堡垒海区”战略，即选定某海域，重兵设防，把这个海域打造成海上堡垒；然后，将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射阵地设置在堡垒海区，以增强“二次核打击”能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苏联装备二次核打击战力的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分别建立了自己针对美国的“堡垒海区”。其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基地设在靠近芬兰边境的扎奥焦尔斯克（Zaozyorsk）和加吉耶沃（Gadzhiyevo），以面向北冰洋的巴伦支海为“堡垒海区”，海基核导弹可飞越北极袭击北美大陆；而太平洋舰队的核潜艇基地设在勘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维柳奇克（Vilyuchik），其“堡垒海区”是面向白令海及阿拉斯加的鄂霍次克海，该舰队的海基核导弹可向东攻击北美大陆。 正因为“堡垒海区”对苏联非常重要，所以防范森严。维柳奇克核潜艇基地所在的维柳奇克市曾被苏联规定为保密城市，而该基地所在的勘察加半岛则全都设为禁区。1987年，大韩航空从北美飞往汉城的007号航班因偏离航线，误从鄂霍次克海这“堡垒海区”高空自北向南飞过，待进入苏联的库页岛上空时被苏联空军战斗机击落，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 三、中共打造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射阵地 以前美国对中共的“海基核力量”不太担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第一艘092型导弹核潜艇1978年动工，到1988年9月才成功地发射弹道导弹；而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不过2千余公里，最多可以打击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够不着美国在太平洋上最接近亚洲大陆的关岛基地。第二，中共海军当时将弹道导弹核潜艇部署在北海舰队，平时在渤海湾和黄海活动。但渤海的平均水深只有21米，黄海平均水深44米，潜射弹道导弹要在潜艇内垂直安装，这种导弹至少13米高，加上其他发射用设施以及潜艇所必需的瞭望塔的高度，潜艇本身的总高度会接近20米。所以，弹道导弹潜艇在渤海行驶，基本上是接近水面的，它在黄海中活动，也很容易被卫星发现，因此可能遭到打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共海军研发了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达到8千公里，可以打到夏威夷了，但是，潜艇在北海舰队辖区内仍然缺乏隐蔽性。于是中共开始模仿苏联的“堡垒海区”战略，选定南海作为海基远程核打击力量的发射阵地，把弹道导弹潜艇划归南海舰队管辖指挥。为此，专门在海南岛的三亚军港建立了海军第二潜艇基地，2016年后进驻了由094A型弹道导弹核潜艇、093型攻击型核潜艇、093B型攻击型核潜艇组成的“战略打击梯队”。 南海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12米，尤其是南海中部的南海海盆水深在3,400米至3,600米，便于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样的大型潜艇的隐蔽和活动。然而，那里是公海，任何国家的空中、水面和水下反潜装置都能随时侦测中共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潜艇部队的活动。为了设法把公海当中的南海海盆水域圈占下来，中共便开始了在暗礁上吹沙造岛、建立海军前进基地的计划，以便今后能运用从这些前进基地出发的水面舰队和空中力量来封锁该海域，保障其弹道导弹核潜艇编队的安全隐蔽和海底潜出攻击的自由。 四、造岛圈海，中共三次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共曾经声称，从越南东部到马来西亚北部，再到菲律宾西部的整个U型袋状南海海域自古以来都是它的领海，这就是所谓的“九段线”说法。亚洲史学家王赓武认为，“九段线”只是19和20世纪日本历史学者用来界定南中国海海域的界线；国际海域划界专家兹瑞克指出，传统海上疆域线决定的是群岛的主权，并非各国管辖海域的界限。2014年3月菲律宾向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提交备忘录，请求就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作仲裁。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作出判决，裁定中国对南海“九段线”范围拥有历史权利的说法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中国是签字国)。 由于中共用“九段线”把南海大部分海域圈成领海的说法违反国际法，它退而求其次，宣称南海水域的一些暗礁是中国领土。据中共2019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南海，南海》显示，涨潮时人站在这些礁石上，海水会淹到人的腰部，显然这些公海中的暗礁并非有人长期居住的自然形成的岛屿。这种强占暗礁的做法是中共第二次违反公然违反国际海洋法，因为海洋法明确规定，涨潮时被淹没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 中共强占暗礁的真正目的是造岛圈海。从2013年开始，中共自行在离其领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公海中的暗礁上建造多个人工岛，形成了人造“领土”，并把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水域圈占为“领海”。这是第三次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为，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承认自然形成的岛屿周围12海里的领海范围，但不承认通过填海造陆、由暗礁建造出来的露出水面的岛屿周边的领海。 五、中共完成对美核攻击的技术准备 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该文透露，美国计划到中国在南海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海军巡逻……，这些巡逻进入至少其中一个人工岛域的12海里范围以内，其目的是对中国扩大领土主张的努力挑战；美国官员称，中国通过把岩石和暗礁扩建为足以建设军用跑道、雷达设备和士兵营地的岛屿，加强对这一战略水道中大片海域的领土主张。 经历了7年的造岛工程，中共在南海公海水域强行建造多个海军前进基地的工程已初具规模。BBC最近邀请军事分析师亚历山大·内尔（Alexander Neill）介绍中共海军前进基地的现实状况。内尔说，自6年前中国开始在南海南部开发多个礁石与环礁以来，卫星与空中监控显示，这是全世界海洋工程与军事建设领域最壮大的工程之一，有3千米长的飞机跑道、海军泊位、机库、加固的弹药掩体、导弹发射井与雷达站点等建在人造岛屿上的军事设施。 而中共官媒则报道：这些海军的前进基地建成后，中国海军立即开始在南海海域设置“岸基水声探测系统”，即海底声呐阵列；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使中国在南海拥有数个机场，作战半径覆盖整个南海。通过空中的新型反潜巡逻机，水下的海底声呐阵列，以及潜艇、驱逐舰、具备反潜能力的056A型护卫舰，中国的南海“堡垒海区”已初具雏形，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不再是纸上谈兵。 以前，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藏不住，一行动就会被发现，所以它的所谓“二次核打击能力”是个纸老虎。现在，纸老虎变真老虎了。中共可以随时让战略核潜艇在海南岛的三亚军港完成维修和补给后，进入南海的深海海域，潜藏在那里而不被美军发现；在南海“堡垒海区”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体的严密警戒下，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可以获得极大的机动自由；它随时可能从深海里悄悄地进入广阔的太平洋而不被发觉，然后接近美国的西海岸，向美国发动核攻击。今年年初的中共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的中途岛演习，就是围绕这一目的之初次练兵；而中共上个月刚宣布的针对美国的太空战体系部署完毕，意味着中共战略核潜艇的海基核导弹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对美国任何目标的精准打击。 六、中美冷战的四个特征 美苏冷战结束30年后，美国再次面临一个红色大国公开发出的真实核威胁，因此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对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在政治、金融、军事、反间谍等许多领域四面出击。2020年，中共在军事方面高调宣布的三个行动（挺进中途岛实施三军演习、南海战略核潜艇“堡垒海区”建成、对美太空战完成部署），直接点燃了对美冷战，美国除了应战，别无选择。 根据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我提出中美冷战今后的四个特征。 第一，冷战一旦开场，双方就进入了总体战，按照重要性来排列，冷战状态下的总体战包括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政治对抗四大核心领域。而外交不属于核心领域，只是辅助手段。 第二，进入冷战的双方会在各领域的交锋中不断采取互相施加压力的行动，于是两国在冷战状态下的对抗便逐步升级。 第三，这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一旦升级了，就不可能全面退回到原点。虽然在经济领域双方还会谈判，但在军事、谍报、政治各核心领域里，若取消对抗行动将构成严重的自伤，可能因此引起决策层的政治冲突，所以中美双方只可能有策略性的暂时和局部缓和。如果在四个核心领域里的对抗持续不变，外交辅助手段无法化解核心领域的对抗。 第四，不断升级的冷战状态使双方都没有退回冷战前旧状态的退路，而只能沿着冷战自身的对抗、升级、再对抗、再升级的规律。走向冷战的终点，即其中一方因国力不济而失败，这是美苏冷战几十年所展示的历史轨迹。 可以说，北京的一系列行动最终把美中关系彻底翻篇了，民间对昔日美中关系的种种怀念，无法阻止冷战的滚滚车轮。202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美国的全部重心会陆续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而中美关系逐步走向冰冻状态已不再是悬念。 （全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美就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开始面临严重的外贸困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最近提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个说法的隐含意思是，过去20年里中国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外贸困境之下，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全国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同时必然外汇吃紧。中共可能会进一步卡紧民用外汇开支，以便为扩军备战和军工研发保留外汇储备；同时减少饲料粮进口数量，因此今后物价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战开始，经济退到“内循环” 6月18日上海举办了第12届陆家嘴论坛，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表了书面致辞，其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引起了国内不少财经媒体的关注。刘鹤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要准备向“国内循环为主”转变。这是中共对国内经济前景的一个重大判断。解析这个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信号，相当重要。 所谓的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用外贸拉动经济，转变为不再依靠外贸，而是以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民众收入明显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本来就在萎缩，再同时减少出口，自然就是整体经济雪上加霜。李克强在今年人代会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该院的课题组2019年采用分层线性随机抽样，获取了7万人的收入样本数据。该调查显示，39%的人口（相当于5.47亿人）月收入低于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两部分合计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2.85%。指望这样的居民购买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中国经济之所以无法再依靠外贸，全球疫情严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进入了冷战式对抗状态，无法再继续依靠庞大的美国市场来维持出口顺差和外汇收入。毫无疑问，这是从过去20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的依托经济全球化带动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状况。 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周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共面临的国际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应对外部需求萎缩、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准备”；“我外贸出口企业订单大大减少，上下游企业生产停滞，国际运输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产品运不出的现象激增，对我稳增长、稳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话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贸困境。 二、外贸困境意味着三成经济活动深受冲击 中国崛起的余音未绝，中共就面临如此严重的外贸困境，那么，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之后，究竟中国经济整体上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年前，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经济轨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中共到底获益多大，也可以发现，一旦与经济全球化半脱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 这方面有两个经济指标可以用来观察。第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就是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贸带动国内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个指标是净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减去进口后的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贸方面的净所得对整体经济的现金流有多大贡献。 我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外贸依存度呈先高后低的趋势。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外贸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许多产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逐步发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依存度开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达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随着外贸和外商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形成，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比较稳定的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企业和供应链，同时中国能够占领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快接近顶点了，国内就不再创办更多新企业，新的商机也不那么多了。这样，外贸扩张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就开始相对地放慢，这时，外贸依存度就开始降低了。中国2015年的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5.6%，与日本相当；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说，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三成依靠外贸。李克强最近表示，中国的外贸企业涉及2亿人的就业。2亿人的就业与外贸相关，大约也相当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从现在开始，中国局部地脱离经济全球化，那么，中国的部分外贸就会萎缩，这对经济的冲击会相当大。 三、对美出口受阻，外汇开始紧张 当然，外贸深受冲击，并不等于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贸都没了，中国经济还是会勉强维持，只是失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当然也谈不上经济繁荣了。刘鹤提经济内循环，就是想让国内企业放弃等待中美关系恢复到过去状态的期望，另谋出路。由于前些年中国经济繁荣之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石油、饲料等进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出口受到冲击后，进口是否会受影响，国人出国留学旅游的开支、航运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在国外必须的开支、以及使用外国技术专利所必须支付的使用费等等，是否还能正常维持呢？换言之，中国是否能保有足够的外汇现金流呢？这就要看净出口依存度这个指标了。 中国多年来的外贸进出口记录显示，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基本打平，并没有多少净外汇收入，只有对美贸易才能创造巨额外汇现金流。所以，中国的净出口，大体上就相当于从美国净赚的外汇数额；净出口依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从美国净赚的外汇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中国在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的2006年，净出口依存度是6.5%，相当于GDP将近7%的外汇净收入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这样大数量的外汇净收入当然让中共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到2.9%。虽然将近3%的净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对经济的贡献不那么大，但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上升，对美出口的外汇净收入仍然达到数千亿美元。有这样大的外汇净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许民众购买外汇出国旅游或留学，也得以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不过，中美冷战开始后，这股源源不断的外汇供给快要终结了。 四、对居民因私用汇的管控逐步升级 对中共来说，当宽裕的外汇流入中断后，冷战状态下，它优先考虑的是扩军备战和军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会逐步压缩民众出国的用汇需要。 为了在整体经济转入“国内循环为主”的状态之后能继续扩大军力，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相持态势，中共会一直有进口相关设备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购买大量技术专利。而中美之间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形势表明，今后中共想继续每年从美国净赚大量外汇来应付它必须的军工方面的外汇开支，就越来越难了。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中共既然不会放慢扩军备战的速度和军工部门的技术研发，而过去靠美国净赚外汇的路子断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尽量压缩民用外汇开支，包括减少出国留学旅游的外汇支出，也逐步减少进口饲料等消费品。 实际上，中共已经在管控外汇开支方面逐渐收紧。比如，对民众出国用汇的需要越卡越紧，甚至一些省市连事业单位员工的因私护照也全部上收。今后，对国内的私人购买外汇需要可能会实行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这将成为一个趋势。所以，许多中产家庭热衷的出国旅游和子女出国留学，前景越来越不乐观。许多留学生依靠父母提供学费、生活费来继续国外学业，或者正策划国内念完中学后直接出国留学，这样的家庭计划很可能跟不上高层对外汇管控的政策变化。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几年内国家外汇储备将日益吃紧，中止子女学费汇出的政策可能会出台，那样，许多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价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汇吃紧还会造成物价持续攀升，尤其是荤食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食用粮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荤食消费量不断上升，对猪、鸡等食用类动物的饲养，就无法再象上世纪80年代那样靠农户家养为主。因为家庭饲养受农户圈养规模的限制，而且饲料来源主要是采集利用叶类植物、辅以麦麸、稻糠以及厨余物，饲养量有限。于是，大规模工厂式速成圈养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产方式，而高蛋白饲料特别是豆粕的充分供应，则是大规模速成圈养的前提，这样才能保证快速出栏。大规模速成圈养需要大量进口饲料，而大规模饲料进口的需求恰恰与外汇充裕同时出现，如此则大量进口大豆就成了中国解决饲料来源的唯一办法，所以201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高达1亿吨（9,554万吨）。 然而，今后外汇的来源紧缩，可能逐渐影响到大豆进口数量。如果大豆进口减少，是否可以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呢？中国耕地面积有限，如果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因为大豆产量很低。我做过计算，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样，口粮就会严重不足。不但国产大豆无法按养殖需要充分种植，而且其国内种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种植补贴来维持国产大豆价格不飙涨。 今后，如果进口大豆减少，改用种植国产大豆来替代，政府补不起巨额的种植补贴，那饲料价格就会翻番。无论是减少进口大豆数量，还是国产大豆种植补贴不足，都可能导致饲料短缺；而饲料短缺造成的饲料价格上涨，会让大规模养殖的数量下降，肉猪和肉鸡来源不足，于是肉价就会翻番。肉价上涨，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后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会带动消费物价不断上升，伴随着高失业率和工资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阶层可能重回苦日子。 总结一下，从加入经济全球化到退回“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状态，就业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出国方面受冲击的是中产阶层，物价方面受冲击的是低收入阶层。 （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