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突然宣布，與美軍海上或空中對陣時，「不開第一槍」。這個消息是一周前披露的，它說明了什麼？是中共要讓中美關係回暖，還是在「韜光養晦」？如果真是「韜光養晦」，它準備「韜光養晦」多久？是3年，還是30年？實際上，中共希望能苦撐待變80天，等待美國總統大選後拜登上台。但是，苦撐80天之後，美國選民能不能讓中共如願，中共高層其實也心中無數。如果特朗普得以連任，中共就得再「苦撐」4年；倘如此，這樣的「苦撐」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共的轉變，苦撐就變成了苦熬。 一、中南海保證不開第一槍？ 香港《南華早報》8月11日報道：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的南海局勢非常危險，北京已經下令，飛行員和海軍官兵在與美國飛機和軍艦日益頻繁的對峙中保持克制，「不要開第一槍」；同時，中共已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軍方表示，「決不首先開槍」。 這種態度對中美冷戰來說意味著什麼，是冷戰結束了嗎？其實，恰恰相反。這個信號說明，中美兩國已經進入了冷戰狀態，是冷戰開始了。舉個最簡單的比喻，冷戰就相當於敵對雙方彈上膛、槍在手，互相瞄準對方；當其中一方保證說，我現在不開第一槍，這時他仍然子彈不退膛，槍口照樣瞄準，只是不扣扳機罷了。這意味著雙方之間正在冷戰。如果說，先開第一槍是作戰對抗，就是熱戰，那麼，不開第一槍，就是冷戰式備戰對抗。 美國從來不對冷戰中的敵對國家先開第一槍。美蘇冷戰40年，雙方也都信守不開第一槍的承諾。所以，美蘇兩國冷戰40年，互相瞄準40年，也不扣扳機40年。但在這40年當中，不斷發生手指摸扳機的時刻：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是一次，1969年美國警告蘇聯不得核攻擊北京又是一次。由此可見，「不開第一槍」就是冷戰的常態。因為中美冷戰剛剛啟動，中共以前沒有美蘇冷戰的直接經驗，事到臨頭才知道，「不開第一槍」原來是維持冷戰不轉變成戰爭的唯一手段。 蓬佩奧上個月在尼克松圖書館關於中美關係大逆轉的演講提到，美國從此對中共不能信其言，而要觀其行。美國從過去20年與中共打交道的經歷中，終於學會了一點，就是中共背信棄義是家常便飯。20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中方談判代表龍永圖對美國承諾，會兌現世貿組織要求的各項制度改變；其實，當時朱鎔基在內部講話時卻對國內幹部說，大家不要擔心，那只是哄哄美國人的。後來20年的史實證明，朱鎔基的內部講話才是真話。3年前特朗普從來訪的習近平那裡獲得了當面保證，在南海造島只是為了民航便利，不會用于軍事用途；但今年3月中共卻宣布，整個南海已經被改造成「深海堡壘」，是針對美國的中共戰略核潛艇的「發射陣地」。 歷史上，中共有「偷開第一槍」的記錄。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解放軍和美軍打過兩次，前一次是地面戰爭，後一次是中共高炮部隊在北越的地面上打美國空軍，每次都是中共偷開第一槍；中共與蘇聯發生武裝衝突，也是中共在珍寶島開的第一槍。那麼，中共這次「不開第一槍」的保證，是欺敵之計，還是一個暫時有效的可信之諾？是戰略型退卻，即長期退卻，還是戰術型退卻，即短期退卻？ 二、中共苦撐待變八十天？ 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8月1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理性、剋制與隱忍，北京能否消解特朗普「最後的瘋狂」》。文章說，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新鐵幕演說」到美國海空力量逼近中國的距離越來越近，乃至美國衛生部長赴台會見台灣總統蔡英文……面對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大選前的凌厲攻勢，北京的反應相對平靜，並沒給人以針鋒相對式的激烈反擊，而是試圖通過理性和剋制，甚至是隱忍，來管控中美緊張的關係。8月5日外交部長王毅接受新華社專訪，針對蓬佩奧發表的「新鐵幕演說」正式回應，並就中國如何應對未來中美關係作出表態。王毅的專訪內容幾乎沒有激烈措辭，從中也很難聞到敵對國家的硝煙味。 該文指出，北京沒有作出激烈的反應並非軟弱或作出妥協，某種程度上是隱忍，是應對策略上所作的調整。王毅的對美喊話是北京方面就中美關係基本立場和態度的全方位闡述，可以看作是中美關係進入新冷戰時代，北京對華盛頓發出的《告美國書》。其意就是，在明確底線與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對抗，拒絕脫鉤，保持合作，放棄零和，通過對話而非對抗性動作來處理中美關係。這是北京對美國拋出的「橄欖枝」，管控中美緊張關係的意圖明顯。 從以上文字來看，似乎北京準備在中美關係上作戰略型退卻；但這篇中共喉舌的文章接下來就寫出了其態度轉變的真實意圖：「在當前美國政界反華情緒濃厚的背景下，北京自然不會進一步挑起事端，為特朗普再次衝擊總統之位助攻……北京當局已有心理準備，面對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更多的風暴。在美國大選之前，北京必然會避免成為特朗普的『助選工具』……但新總統上台，至少會提供一個重新設定兩國關係的機會。在美國大選前的未來幾個月，北京整體做法大概率會繼續採用上述的方式，設法管理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並只會在必要時進行有限度的報復，以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最後瘋狂』」。 這篇文章把中共的意圖解釋得十分清晰：北京當局雖然對美國針對中共的各種反擊措施咬牙切齒，但還是決定要「苦撐待變」。它準備「苦撐」多久呢？不是1年，更不是10年，而是80天。也就是說，中南海認為，等到拜登上台，特朗普的「最後瘋狂」就結束了。 三、中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美國人民？ 中共的「苦撐待變」策略，是效仿國民政府當年的抗日戰略。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1933年4月12日蔣介石在南昌表示，「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3年、5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後來，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用「苦撐待變」這四個字來描述這個戰略意圖。 1933年時，蔣介石做出這樣的戰略決策是沒有其他選擇情況下唯一的出路；他當時並不知道，日本的軍政兩大部門後來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決定對美國發動攻擊，結果美國參戰，一舉扭轉了二戰結局。所以，當時蔣介石所說的國際形勢的有利轉變，其實是一種多少有點盲目的期待。現在中共決定苦撐待變80天，其目標則非常明確，即拜登上台。中共此刻的苦撐待變和蔣介石當年的苦撐待變一樣，有一個共同點，即寄希望於別人。中共心目中的別人，其實是美國選民；也就是說，中南海把中共的命運交給美國人民來決定了。 對中共來說，雖然苦撐待變80天只是一種臨時的策略，但在中共執政史上，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敵對國家的選民身上，這還是第一次。僅就這個第一次來看，中共當前的無可奈何境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中共發現，如果繼續保持前一陣的高調與美國對壘，可能會有利於特朗普連選連任，其結果就是加快中美冷戰升級的速度，而這種冷戰的快速升級，對中共絕對是災難性的。 中共處於這種無可奈何的境地，其實已經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69年，毛澤東挑起珍寶島武裝衝突之後，蘇聯考慮到中共的核力量剛在萌芽狀態，如果拖下去會尾大不掉，對蘇聯越來越危險，所以決定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用戰術核武器一舉消滅中共的核基地以及其指揮中心。當時毛澤東決定，把中央黨政機關的大部分人員以到幹校勞動的名義撤離北京，同時把大部分老幹部轉移到外地，在全國實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當時中共的處境比蔣介石的苦撐待變還糟，因為此時中共毫無援手，它既與西方敵對，又挑起了對紅色陣營領頭羊蘇聯的對抗，東西方兩大陣營，哪個國家都不會為中國赴湯蹈火。如果蘇聯當時對中共的核打擊事先不通知美國，而是實行突然襲擊，那毛澤東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中共執政史上兩次挑戰核大國，第一次是蘇聯，第二次是美國，結果都一樣，自己很快就陷入了非常危險的孤立困境。說起來很諷刺，中共只要稍有機會，就總是想在地球上奪得一席之地，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每次這樣做之後都會惹出大麻煩，而每次是否脫困，都與美國有關。這兩次的不同在於，上一次惹出滅門大禍，是美國出手救了老毛和中共，不過，那和美國人民沒關係，美國民眾根本不知道尼克松當時做了什麼樣的決定；而中共這一次惹翻了美國，特朗普總統決心要堅決反擊，中共沒別的指望了，只能寄望於美國人民投票相救。這裡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儘管中共極端敵視民主制度，它現在卻不得不乞靈於美國的民主制度。 四、中共果能如願？ 然而，中共高層是否明白，這個期望可能落空呢？當然，他們不可能不為此焦慮，卻也只能幹著急，因為他們不但無法影響美國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甚至也無法獲得各種不同的信息來作比對參考。 現在中共只能從美國媒體上看報道，或者通過它控制的華人團體以及各類在美國的親北京華人來了解美國的大選動向，再就是聽美國「擁抱熊貓派」的建議。可這三個來源其實都是同一種聲音，親共華人和「擁抱熊貓派」看法一樣，而「擁抱熊貓派」又和美國多數主流媒體的看法一樣，他們都希望總統換人。無論是從中共熟悉的美國華人那裡，還是通過美國的親中智庫的管道，或是從美國的媒體及民調報告來看，中共都無法了解那些不支持拜登的美國選民到底怎麼想，更無從判斷，他們究竟是少數還是多數。 對中共高層而言，苦撐待變80天之後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到底是好是壞，最多只有一半一半的可能。假如特朗普再度當選，中共怎麼辦？它恐怕就只能在冷戰不斷升級的軌道上再苦撐4年了；倘若如此，4年之後，中美關係將又是一番天翻地覆之變。 中共高層現在都明白，只要特朗普坐在白宮，挽救中美關係急劇滑坡就毫無指望；但是，苦撐待變80天之後，美國的選民能不能讓中共如願，其實中共高層也心中無數。如果特朗普得以連任，那麼，中共的苦撐待變就只能從短期策略變成中期策略，要一直「苦撐」下去了；而可以預見的是，這樣的「苦撐」既等不到救星，也等不到盟友，更等不到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共的轉變那一天。那樣的話，「苦撐」就變成了苦熬。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具負面含義的「政治正確」概念。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種訴求日益張揚。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一、「政治正確」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國，從校園到政壇，「政治正確」儼然以法律的面目發出了「領導一切」的聲音。很多人並不了解「政治正確」這個口號的來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義是什麼。其實，「政治正確」來源於蘇共和中共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國歷史學者莫里斯·伊瑟爾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倫·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作了關於「20世紀美國左翼歷史發展」的演講。據伊瑟爾曼介紹，1919年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美國共產黨成立，並公開宣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蘇維埃美國；美共在上世紀30-40年代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並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二戰後美共逐漸瓦解。到了上世紀60-70年代，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左派」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將中國及古巴作為追求的典範。 共產黨專制政權對美國的滲透產生了「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據維基百科介紹，在30年代，「政治正確」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那些服從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眾的挖苦之語，意思是，他們只會一味地鼓吹和捍衛蘇共的方針政策。美共必須堅持莫斯科規定的「政治正確」路線和口號，因為它是拿盧布的蘇共傀儡，直到1987年蘇共已經開始政治鬆動了，美共仍然依靠蘇共每年300萬美元的補助。而在中共輸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國那些喜歡毛澤東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新左派經常按照中共反蘇反修的調子諷刺美共成員。比如，美國毛粉們會模仿「紅衛兵」的口吻對美共成員說，「同志，你並不那麼政治正確噢」。 里根時代結束後，從90年代開始，「政治正確」在大學講壇上和校園裡復活了，但少了盧布的氣息或毛語錄的餘音。回憶那個時期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課堂里，教經典理論課程的非裔美國人教授把《共產黨宣言》列為必讀教材，我寫了篇讀書筆記，把《共產黨宣言》徹底否定了，這位教授並沒有任何異議。那時「政治正確」這詞極少出現，或許在個別講座里會冒個泡，但那時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仍然多少包含一點諷刺左派的意味。有學者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它的標誌是對不同價值觀的不寬容。 但是，隨著美國大學講台上的教師們越來越左傾，過去20年來，「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進步主義」口號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確」的。它在校園、媒體和社會上越來越流行，其原初的負面含義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種訴求則日益張揚。最近以來，「政治正確」之下的諸多口號中又加進了「打倒川普」，以致於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為了避免「政治正確」的壓力，再也不在民調或社區環境里表達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確」變成思想專制 在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本來只是一種標籤，就像「最好的品味」這種廣告詞一樣，是對它所推銷的主張、政策的包裝或廣告。任何商品的好壞，關鍵在於其內容，而不是單純由包裝或廣告所決定的。然而，近年來「政治正確」似乎正在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一些人試圖用標籤來掩蓋內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進步主義」旗幟下提出的口號或政策主張，就不許質疑，不許有不同意見，不許別人保留看法，否則就用「政治不正確」的「棍子」去打擊不贊成「進步主義」口號的人。 沒有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美國人體會不到，什麼叫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社會專制。而對中國人來說，自從1949年開始直到今天，他們始終生活在紅色專制之下，那些敢於獨立思考的中國人遠比西方那些揮舞著「政治正確」標籤的人更懂得思想專制的實質，因為他們就是思想專制的受害者。紅色政權的思想專制特徵是，通過政治權力或其它社會權力（比如學校里的成績給定權）而掌握話語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觀點規定為「政治正確」，不允許任何人提出質疑，也不許別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敢於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通過經濟壓力或社會壓力，強迫拒絕「政治正確」的社會成員們服從，即讓價值觀上不服從者難以生存，最後許多人只能被迫做兩面人，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只有私下場合對信任的人才能說真話。 2016年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過耶魯大學學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在美國校園中，政治正確不是法律，但其『管轄』的範圍卻往往超過、超出法律。言論自由固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在美國社會越發多元化的背景下，一個人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來自美國歷史上諸多里程碑式的平權法律法案，而是來自政治正確原則」。 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更保護思想自由，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小紅書」得以在美國傳閱的原因。但是，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進步」，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國教育界的左傾化。在教育圈裡，不但新進教師必須保持「政治正確」，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教師會受到排擠，發表論文、教師晉級有「政治正確」的「玻璃天花板」，連總統選舉時不支持「政治正確」的教師們都必須小心地緘口不言，以免遭到同儕的批評。這種現象代表著「政治正確」正在從思想專制升級為社會專制。 恰恰是從這一現象中，可以發現「政治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因，那就是對民主國家內部在「政治正確」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打壓。「政治正確」派經常以關心人權、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人權為自己的妝扮，以突顯自己對紅色專制的不滿是「進步」的表現。但是，他們真厭惡思想專制嗎？所有以馬克思主義為國教的共產黨政權，哪一個不是專制社會？紅色政權之所以專制，就在於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剝奪人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壓迫違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彈，除了堅持實行專制之外，沒有其它生存之道。這也是中美冷戰背後的一個意識形態原因。 但是，「政治正確」派批評紅色政權的人權問題，卻總是停留在人權表象的層面，對專制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卻從不願意觸碰。而如果不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內含的專制基因，就無法挖掘紅色政權下的專制根源。「政治正確」派總是給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留下種種寬容，其原因在於，他們其實十分讚賞馬克思主義的專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會身體力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正在蛻變成思想專制和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確」派的兩面人特徵也暴露無遺。一方面，他們表現出對共產黨國家人權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對本國那些對「政治正確」持保留態度的人毫不寬容的立場，恰恰和紅色政權對待異議人士一樣。一方面，「政治正確」派似乎對共產黨國家的專制十分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專制基因又小心呵護。 正因為如此，西方的左派雖然批判共產黨專制，卻從來不肯徹底否定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更不願意像共產黨國家經歷過紅色專制的異議人士那樣，深刻挖掘共產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根源，即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政治正確」發揮了遮羞布的作用，讓那些不否定紅色政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們批判了紅色專制下的人權狀況，因此就「政治正確」了。可以說，西方左派既要繼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舊版本，又怕被說成是共產黨專制的追隨者，於是用這個所謂的「政治正確」替自己辯白。他們對紅色專制的批判從來是虛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談專制不好、要保護人權，卻拒絕徹底否定紅色政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及其專制基因。 四、「政治正確」派與誰為敵？ 「政治正確」派與美國的傳統價值觀為敵，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產黨政權，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其實屬於政治不正確。 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因為理智告訴持傳統價值觀的人們，民主國家的財政並非來源無窮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納稅人們用稅款填充起來的；若為了個人需要過度掏挖國庫，既會毀掉這個國家，也會毀掉個人的努力意願。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 「政治正確」派卻把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稱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這種說法在媒體和民調中已經成了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其實，持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相反，「政治正確」的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意識形態，即與「政治正確」的原初面目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變種。 美國左派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比如，誕生在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整個歐洲具有支配性的影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相對主義就是後現代理論的產物。文化相對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價值相對主義，而價值相對主義的實質其實是道德虛無主義。歐洲今天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被看作左傾幼稚病和左傾優越感的後果，左傾幼稚病是指烏托邦思維佔上風，左傾優越感是指以左傾思維為時髦。許多知識分子和媒體熱衷於批判歐洲的文明，同時對其它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講是非，不分好壞。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美國，就是因為在美國民間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價值觀與歐洲的左派價值觀格格不入。 從80年代以來，美國的大學課堂中的社會科學課程往往大量介紹來自歐洲的種種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時髦」流派。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接受並傳播左派價值觀，給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紀60-70年代是毛粉。他們可能對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態度，畢竟這種模式因蘇聯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規模政治迫害以及數千萬人餓死在「公社」的共產主義旗幟下卻裝聾作啞，他們更不願意討論馬克思主義在紅色專制國家政治實踐的末路問題。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歡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自由，那麼，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真理、最高價值觀和思想專制的本質，同樣屬於思想自由；如果堅持「政治正確」是政治自由，那麼，批評「政治正確」也同樣應該屬於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當「自由派」用「政治正確」一面倒地侵蝕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時，美國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就遇到了威脅。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 對這套路數，許多美國人只是本能地覺得不對，卻說不清背後的走向意味著什麼。但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異議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嗎？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為全球的終極真理和人類大趨勢，試圖把所有其他人納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正確」這個口號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這個口號沒有正確性可言；而「進步」主義的實質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進步」的，實際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從民主向專制滑坡的危險路徑，所以是一種退步主義。 中共與這股西方國家的左派潮流有「親戚」關係，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出於兩個原因，雙方沒辦法真正合作。因為，西方左派現在奉行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為了與共產黨政權劃清界限，以爭取民眾，不得不批判紅色政權的人權狀況。出於意識形態的同源問題，左派政黨比右翼政黨更害怕背「為專制政權幫腔」這個「鍋」，在對華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黨往往會刻意強調它對人權的關注，而這樣的立場使得它沒法與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轉自大紀元）
最近圍繞中美冷戰，國內和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議論，而北京的反應也展現出一些模稜兩可的特點。究竟中共在如何應對當前剛開始不久的中美冷戰？我認為，中共的對美戰略不會改變，因此中美冷戰不會化於無形。但是，中共最近確實採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剎車動作，同時又在為反美社會動員熱身。其目的究竟為何，值得分析。 一、美國對中共的冷戰部署高度警惕 現在中美兩國進入冷戰了，這意味著中美關係進入了敵對狀態。這是上個世紀中蘇敵對之後，中共對外關係的又一次大轉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發表文章稱：「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發布對華演講，宣布尼克松時期確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號召組成新的民主聯盟來對抗其口中的『共產中國』。這篇演講被不少人比喻為新版鐵幕演說，宣告持續惡化的中美關係正式步入新冷戰。眼下，不論是如《紐約時報》之類的海外主流媒體，還是中國民間和網路聲音中，都越來越多地用新冷戰、冷戰、次冷戰之類的標籤，來定義中美關係。這類聲音大多認為，中美已陷入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有現實依據，中美關係確實處於建交40年以來最困難的時刻，雙方關係持續惡化，結構性矛盾不斷螺旋式升級。」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的一個術語，他2012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探討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一段話，修昔底德在書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最終導致戰爭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 蓬佩奧7月23日發表的關於中國政策的演說中，並沒有使用「新冷戰」這樣的辭彙。那麼，他的講話有中共講得那麼嚴重嗎？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讀。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最近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表示，據日本一位學者考察，美國歷史上國務卿的對外講話中，與蓬佩奧最近講話內容聲調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聲明。這說明，美國對中共實施的一系列對美威脅的重視程度，已經接近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的對日認知。 二、北戴河再度議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層集體隱身的時候，習近平在北戴河期間會面臨多大壓力？ 關心中共政治的讀者都知道北戴河會議。雖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以前年年都舉行的北戴河會議早已取消，但中共領導層仍會在每年8月的前兩周，到北戴河休假並進行非正式會談。北戴河會議早就變成了北戴河會談，而北戴河會談實際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議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層大佬們仍然會在大政方針方面展開討論，所以北戴河會談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風向標。北戴河會談雖然會有爭論，但因為不是正式會議，高層大佬們發牢騷、講怪話、甚至訓人發火，都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會產生正式會議的那種「決議」式效果。 中共官媒從不報道北戴河會談的內容。在中共內部，討論大原則、大戰略通常都是「務虛討論」，那些退休的大佬們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內部資訊，只能說些原則性的話。面對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和中國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高層和退休元老肯定會進行「務虛討論」，就未來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大政方針議論紛紛。 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這肯定是北戴河會談的中心話題。其次，由於中共把拜登上台視為轉機可期，所以，北戴河會談很可能會讓外交部、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等單位就美國大選作簡報，議論一番美國國內政治。再次，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對經濟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會談肯定也會有種種議論。 三、北戴河高層會談可能中止中美冷戰嗎？ 可以想見，習近平會在北戴河會談期間聽到高層大佬們的種種責難，尤其是目前這種四面碰壁的時候。但習近平會因此「翻車」嗎？ 首先，中共高層和退休的大佬們都明白，在困難時期，必須向國際社會和國內發出高層政治穩定的信號，讓民間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內部慌亂。 其次，習近平時代的擴軍備戰實際上始於江胡時代，並非習近平臨時起意的決策；沒有前幾任任內的鋪墊和部署，習近平即便是臨時起意，也無力挑起中美全面對抗。例如，對美太空戰是90年代就開始部署的，鄧小平看過海灣戰爭的錄像後，中共軍方就下定決心要啟動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設；大規模諜報戰也是如此，其布局從9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加入世貿組織後矇騙美國、不兌現入世承諾，則是朱鎔基時代就確定的既定方針；至於疫情處理和「摔鍋」，也是中共向來的做法，換別人也會做同樣的處理。所以，這些在美國看來是挑起冷戰的種種舉動，中共高層內部都很清楚，這些動作實際上大多是諸位前任就開始推動的政策和安排，習近平不過是蕭規曹隨，聲調很高而已。如果大佬們指責習近平，頂多是說他處理得不夠圓滑，但他們不會自打嘴巴。 中共高層早就確定的「韜光養晦」策略本來就是有目標的，那就是，力量壯大後就要展示「肌肉」，要讓美國默認中共的崛起，從而部分地改變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國讓步、從而改變世界秩序之後，可以獲取更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利益，為進一步壯大力量奠定基礎。所謂的「中國夢」，不過是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的必然結果。習近平處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嘗膽」，如今終於要站起來挑戰美國了，那些前高層官員當年在位時也是這一戰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軍到中途島用洲際導彈去威脅美國，是磨刀霍霍幾十年後的「亮劍」，對軍方擴軍備戰的強烈企圖心，習近平只能順其自然。 四、當前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 中蘇敵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結束了，戈爾巴喬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第22章，介紹了蘇共決定結束與中共的長達20年的政治和軍事對抗的過程。對中共來說，從此就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因為當時與美國還處於蜜月階段，與蘇聯也不再對抗，中共已經不需要再「備戰備荒」了，所以當時鄧小平敢下決心大裁軍，同時關閉大批三線軍工廠，集中財力實行經濟改革。 如果回想當年的中蘇對抗，那麼，中美冷戰就標誌著中共重新進入了「備戰備荒」狀態，而且是與最強大的美國對抗。最近習近平到東北視察時關注農業問題，這與「備荒」有關；而他最近為火箭軍司令授銜上將，則是強調戰略核武器的重要性，與「備戰」有關。當年中蘇對抗時，中國人是一面過著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麼，今天中美對抗開始後，中南海準備如何應對呢？ 目前來看，中南海似乎在採取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第一步，對內強調處變不驚，要求民間共度時艱。第二步，對美冷戰適當壓調，等待轉機。第三步，強化反美宣傳。 上述三步棋當中，第一步的目的是盡量保持鎮定，避免民間出現對未來局勢的恐慌。最近一段時期以來，「處變不驚，共度時艱」這八個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一開始是用來講疫情問題，今後還可能延伸到美中關係惡化造成的經濟困難方面。這八個字，台灣的國民黨人很熟悉。1948年底蔣介石看到大陸敗局已定，經常講到「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共度時艱」之類的古訓，這樣的標語至今還能在台灣的鄉間發現。現在，北京也開始用這樣的話語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種種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紀念活動，但在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場讓中國社會同仇敵愾、共度時艱的宣傳。 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當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戰爆發後的緊張空氣。中共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特朗普為了拉抬選情而採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營造一點緩和的空氣，為拜登的對華軟化政策留下發揮空間，從而為特朗普敗選加一把力。這是為時三個月的「韜光養晦」。 中共應對冷戰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對內營造反美情緒。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宣傳機器轟響，一場低調的「抗美」社會動員》。該文表示，面對美國在各項議題下的強勢反應，在中國國內，一場全國範圍的社會動員正在低調展開。近日廣播電視總局在一場內部會議上，「部署了要拍攝抗美援朝題材電視劇」的工作。這種宣傳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電視劇《跨過鴨綠江》於8月開機；央視也將以長津湖、上甘嶺、鐵原阻擊戰等多個戰役為背景拍攝6集紀錄片，已獲中央軍委批示，現正籌辦拍攝中。 五、「美國鬼子」又來了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美國鬼子」的形象就少見於中國人的熒幕。2000年中國曾拍攝了一部名為《抗美援朝》的電視劇，原定於2001年在央視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對而取消播出。此後，朝鮮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中國成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當美國人用選票和民調錶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時，中國人選擇用遙控器和電影票來展示對美國的不滿。 目前中共宣傳機器釋放的各種信號似乎都指向一個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準備一場社會動員，希望面對美國的壓力時形成社會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說，可以確定一點，坐在中南海高聳圍牆背後的中共領導者的抽屜中，曾經以及現在一定有很多應對戰爭風險爆發的預案；而今天的形勢越來越接近其中的某種可能性。1979年中越戰爭後，如今是中國這艘巨船40年中首度無比接近戰爭。宣傳機器的發動也因應了這種形勢。 中共現在對美開罵，並不完全是「精神勝利法」，而且也是為罵美國的升級動作進行預熱，準備今後進一步煽動反美宣傳。由此看來，中共不會在中美冷戰中真正地退讓；相反，它會一意孤行地對抗到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美進入了冷戰狀態，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了。很多人會關心，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中美兩國關係會惡化到什麼程度？若問到這一點，就相當於在關心中美冷戰的節奏今後將有多快？中美冷戰最大的特點就是快節奏，這是中美冷戰不同於美蘇冷戰的地方，因為目前中美冷戰里雙方關係惡化的速度遠遠快於當年的蘇美冷戰。 一、蓬佩奧演說為中美冷戰定向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其重點是，美國不能再回到與中國「盲目接觸」的模式了；華盛頓將繼續與北京對話，但必須對中共採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實」的態度；美國人民和各國必須開始改變對中共的看法，不能再把中共領導下的中國視作「正常國家」；要建立「新的民主聯盟」，自由世界一定能夠打敗「新暴政」。 出於外交上的謹慎，美國政府部門不會輕易使用中美冷戰這個概念，但越來越多的西方專家和媒體開始用冷戰的眼光重新認識中美這兩個大國之間快速惡化的關係。比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7月24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趨於深化的衝突軌跡，越來越多的冷戰特性出現」。路透社市場分析師John Kemp則在7月22日寫的《2020年，中美步入「新冷戰」》一文中指出，「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關注2020年，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在這一年演變成了一場新冷戰」。 最近，我在《大紀元》刊登過兩篇關於中美冷戰的文章，一篇是6月8日的《中美新冷戰意味著什麼？》，另一篇是7月5日的《兩大紅色政權的冷戰表演》。我很早就在關注中美冷戰中的軍事對抗，上述第二篇文章談到了這一點，我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部網站上也發表過數篇相關文章。最近急劇變化的美中關係進一步把中美冷戰的特徵充分展現開來，讓我們有機會比較深入地來分析中美冷戰的演進。 二、冷戰的四大核心領域 什麼是核大國之間的冷戰？這是指紅色政權對美國的敵意突破了外交包裝，其赤裸裸的軍事威脅表明，對方的敵對關係已經形成；而美國面對一個敵對政權，外交上的彬彬有禮和維持雙邊長期友善關係的顧慮，就再也沒有意義了，美國必須應戰，除此之外沒有選擇。這樣，兩國就進入了包括諸多領域的總體戰。 在冷戰已經開始的情況下，要了解冷戰演進的節奏，就需要先了解冷戰的範圍，哪些領域會發生對抗，哪些領域的對抗最重要，會牽動其它領域的行動。冷戰是總體戰，外交不是核心領域，只是輔助手段，而冷戰的核心領域是軍事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政治對抗。這四個核心領域，其重要性就是按這個順序排列的。既然冷戰是共產黨國家逐步在幾個核心領域不斷升級而造成的，那麼，美國的應戰也會在核心領域裡不斷展現出來。美國之所以顯得越來越硬，是因為它有美蘇冷戰的經驗，知道在冷戰中應戰，需要在核心領域裡採取回應行動。這四個核心領域裡的對抗一旦升級了，基本上不可能都全面退回到原點；而如果在四個核心領域裡的對抗持續不變，外交輔助手段無法化解核心領域的對抗。 但是，冷戰不是話劇演出或韻律操，沒有事先編好的腳本，不可能一切都按預想的計划進行。實際上，冷戰的進程是由一系列偶發事件組成的。但是，如果從四大核心領域的角度來看，軍事對抗最關鍵，也最重要，它會帶動諜報戰和經濟對抗；諜報對抗和政治對抗會持續不斷；而經濟對抗則進程最慢。軍事對抗的雙方各自擴軍備戰到了某個階段時，可能會發生不衝突的對壘或低度衝突，然後暫時收兵，同時將擴軍備戰提升到一個新的台階。經濟對抗之所以進展慢，有兩種情況、兩種原因。如果紅色大國的經濟與西方世界相對孤立，蘇聯就是如此，經濟對抗便表現為雙方不同制度下經濟實力的比拼，那是個漫長的過程；如果紅色大國加入了經濟全球化，像中共這樣，經濟對抗則必然導致紅色大國與經濟全球化局部脫鉤，這個過程不是由政府直接完成的，而是由無數跨國公司各自操作，因此進展會比較慢。 三、中共部署對美核攻擊 中美冷戰爆發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議論，但其中大多數都是皮相之談。比如，美國鷹派惡化中美關係啦，川普對北京無事生非啦，中美不應該背離昔日的合作關係啦，還是回到「韜光養晦」好啦，經濟全球化時代分則兩傷啦，中美關係崩盤對美國也不利啊，不一而足。 中美冷戰這四大核心領域中，究竟哪個領域發生的事情屬於誘發中美冷戰爆發的主因？既不是中美經貿談判不順利，也不是中美政治分歧嚴重，更不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冷戰爆發的主因在軍事領域。事實上，中共今年以來對美國發出的核攻擊威脅，迫使美國除了應戰別無選擇。在現階段，由於涉及國防機密，美國政府不會就這個問題公開表態，而只是不斷在各領域採取反制措施。 我在《兩大紅色政權的冷戰表演》一文中提到，2020年中共在軍事方面高調宣布了三個行動（1—2月挺進中途島實施演習、3月宣布南海戰略核潛艇的「堡壘海區」建成、6月公開介紹對美太空戰完成部署），直接點燃了對美冷戰。這三個行動當中，挺進中途島實施演習和對美太空戰完成部署是第二位的，它們都是為了配合處於第一位的從南海「堡壘海區」出發的戰略核潛艇的活動。中共強佔南海的公海水域，建造了多個人工島以及島上海軍基地，從而試圖封鎖南海的大部分公海海域，把這一海域變成核潛艇的「堡壘海區」。這三個行動都圍繞著同一個軍事上的戰略任務，那就是對美國發射核導彈，中途島演習是實地演練，「堡壘海區」相當與核潛艇的「安全屋」，而太空戰則為核導彈提供精確導航。 由於這個「堡壘海區」的建成，使美軍無法再有效監控中共戰略核潛艇的行動，而中共的核潛艇從這裡出發，可以高度隱蔽地接近美國西海岸，從那裡發起核攻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7月10日報道，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John McLaughlin）此前無意中說了實話，「美方最恨的並非是華為公司，而是大陸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我的理解是，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對美國的最大威脅是，它為中共戰略核潛艇可以發射的核導彈裝上了「眼睛」，讓美國的每一個角落都隨時面臨威脅。 以前美國對中共的「海基核力量」不太擔心，這有兩個原因。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的巨浪1型潛射彈道導彈的射程不過二千餘公里，最多可以打擊美軍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但構不著美國在太平洋上最接近亞洲大陸的關島基地。第二，中共海軍當時將彈道導彈核潛艇部署在北海艦隊，平時在渤海灣和黃海活動，但渤海和黃海水淺，彈道導彈潛艇很容易被衛星發現，因此可能遭到打擊。現在，對美國來說，中共的海基「二次核打擊能力」從紙老虎變成真老虎了，而且隨時可能出現在家門口，核戰風雲不再是紙面上的假設，而變成了隨時可能發生的現實。由於中共完成了對美核攻擊的技術準備，就直接點燃了對美冷戰。這些行動的組合相當於美蘇冷戰期間美國面臨的古巴導彈危機。 如今，中共的海基巨浪2型彈道導彈的射程已達8千公里，其核潛艇如果悄悄地溜到夏威夷附近發射核導彈，就可以在美國從西到東的全境範圍內，通過衛星制導實現精確打擊。美國再次面臨一個紅色大國公開發出的真實核威脅。美蘇冷戰開始10多年之後，美國才面臨蘇聯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而中美冷戰正式開場之前，中共就發出了核攻擊威脅，這個節奏按照中共擴軍備戰的速度來看不算快，但對美國來說，冷戰初起就不得不全力加強軍事防衛。 四、外交戰背後的諜報對抗 最近幾天中共休斯頓總領館被美方要求關閉，全體外交官被驅逐離境，然後北京報復性地關閉美國的成都領事館，這是冷戰狀態下雙方外交關係惡化的一種典型場景。冷戰史上，外交官大批被驅逐，都與諜戰有關。美蘇冷戰40年後的1986年，美國驅逐了80名蘇聯間諜外交官，他們分別在紐約聯合國蘇聯代表團、蘇聯駐美大使館和舊金山領事館工作，其中包括克格勃在紐約的頭目以及蘇聯軍事情報局駐華盛頓的代表。1971年英國也曾一次驅逐了105個蘇聯間諜外交官。而前兩天美國關閉休斯頓中共領館，一次性驅逐該領館的幾十名外交官，不是冷戰多年之後出現的反諜事件，而是發生在中美冷戰的元年。 由於冷戰中的雙方在諜報領域的對抗從來就是不透明的，不可能指望雙方把完整的故事公佈於眾。目前美方公布的關閉休斯頓中共領館的理由有幾種說法。美國國務院委婉地表示，是為了「保護美國知識產權和美國人的私人信息」；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對《紐約時報》表示，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一直是中國軍方通過向美國大學輸送學生來擴大其戰爭優勢的「中心」；而共和党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則在推特上說，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是「中共在美國龐大的間諜網路和影響行動的中心節點」。 如果要了解中共在美間諜活動的大致全貌，可以看7月7日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視頻對話，「與FBI局長對話：中共試圖影響美國機構」。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演講中說，「我們如今面臨的情況是，聯邦調查局每隔10小時就要啟動一個新的與中共有關的反間諜案件。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國範圍內正在偵辦的接近5,000宗反間諜案件中，幾乎一半與中共有關……這些案件來自聯邦調查局偵辦的1千多宗中共實際盜竊和企圖盜竊美國技術的案件；也就是說，還有1千多宗正在進行的與中共有關的各種反間諜調查我還沒有提到。我們正在通過我們的全部56個地方辦事處開展這些種類的調查。我們看到，在過去的10年里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案件大約增長了1,300%」。 面對中共發動的超大規模諜報戰，美國現在正在加強反擊。中共的國家《情報法》規定，任何公民都應當協助和配合情報工作；也就是說，中共在美國實行的是群眾諜報模式，大批非專業諜報人員受情報機關指揮，承擔獲取情報的任務。這種諜報活動的規模遠遠超過蘇美冷戰時期克格勃的活動能量，對美國的軍事機密、技術機密和知識產權構成了全方位的威脅。自然，冷戰初期在諜報對抗領域美國的反制強度會比當年美蘇冷戰時大得多。 五、中美冷戰被詭道掩蓋 如果從中共多年來一直持續進行的對美擴軍備戰和大規模諜報戰來看，中共早在上世紀末就啟動了對美冷戰的多重準備，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實施。那為什麼中美冷戰直到今年才爆發？原因就在於，中共用「韜光養晦」策略長期麻痹了美國。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6月24日舉行了「中國如何看待與美國的戰略競爭」聽證會，該委員會的委員羅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談到：周恩來1973年在美中和解剛開始時的一次內部講話中引用了列寧《妥協論》中的話，即必須區分把手槍和錢交給強盜以減輕傷害、以便最後消滅強盜的人，以及把錢和手槍交給強盜、然後共享贓物的人。在周恩來看來，美中建交屬於第一種情況。坎普豪森認為，這顯示，中國當時願意與美國建交，是因為中國意識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強大了，最終是要擊敗美國的。坎普豪森指出，鄧小平後來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與毛澤東、周恩來和美國建交的做法一脈相承……即便是在「韜光養晦」的「江胡時代」，中國也將美國視為對手。 一旦美國看透了中共的行為模式和針對美國的敵對戰略，中共的「韜光養晦」策略就變成了顯而易見的欺敵技巧，再難奏效。正因為中共的多重針對美國的冷戰舉措一直被其「韜光養晦」所掩蓋，所以，中美冷戰開啟後，美國面對多年積累下來的中共威脅和敵意型滲透，其反制措施不得不覆蓋多個方面；同時，美國的反制力度也會相當大，不單針對最近剛發生的中共威脅，也必須針對以前多年一直未反制的種種中共威脅和滲透。而中共則會做出針鋒相對的反應，繼續執行其削弱美國的國家戰略。在這種全面對抗的演進過程中，冷戰的軌跡今後可能表現出快速「出拳」和頻繁「打擊」的特點。由於多個領域裡的對抗持續下去，每當一方採取行動，另一方便採取反制措施，冷戰就升級一次；對抗舉措越多，升級也越頻繁，雙方關係可能很快會進入冰凍狀態。 在2020這個中美冷戰正式開場年，冷戰的進程還存在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那就是，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會讓誰勝選。如果是川普連任，美國在中美冷戰中達到美蘇冷戰那種對抗頂峰點的時刻，也許會遠遠快於美蘇冷戰的節奏。而中共則把希望寄托在拜登身上，不管白宮是否易主，中美冷戰的大趨勢已經不可扭轉，拜登如果上位，最多是放慢中美冷戰的節奏，卻無法制止中共的擴軍備戰和諜報攻勢。 今年6月4日美國退休外交官司徒文在採訪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判斷，「中美兩國能確定的一個共同利益只是『避免戰爭』而已」。這是美蘇冷戰留下來的理性遺產；換言之，冷戰的最終戰略目標不是「備戰由冷變熱，最後一場熱戰定乾坤」；恰恰相反，冷戰的存續是為了通過削弱對方的威脅力度，來避免發生毀滅地球的核大戰。 （全文轉自大紀元）
最近中美兩國海軍在南海海域大規模對陣，其誘因是中共高調宣布，已經建成了用海基核導彈打擊美國的南海「堡壘海區」。美蘇冷戰結束30年後，美國再次面臨一個紅色大國公開發出的真實核威脅，這是軍事上引起中美冷戰的原因之一。根據美蘇冷戰的經驗教訓，筆者提出中美冷戰今後的四個特徵：一，冷戰之下的總體戰包括軍事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政治對抗四大核心領域；二，雙方的對抗將逐步升級；三，中美關係無法再全面退回冷戰前的原點；四，中美冷戰將沿著對抗、升級、再對抗、再升級的規律走向冷戰的終點，即其中一方力竭而敗。 一、中美「南海鬥法，關鍵在水下」 BBC中文網日前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建南海「沙堡長城」，加劇美中對抗》。報道稱，儘管中國今年已經面臨很多危機和挑戰，但近幾個月來南海又再次成為一個氣氛緊張的競技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首次宣稱，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張「非法」。美國海軍最近在這一區域內部署了「尼米茲」號和「里根」號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並且舉行了演習。除了執行航母行動的美國海軍戰鬥機及縱橫交錯的P8-「波塞冬」海上巡邏機之外，美國空軍還派出了1架B-52戰略轟炸機。 為了南海國際海域的自由航行，美國需要如此大動干戈嗎？究竟中共在南海要幹什麼？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幾個月前發表了一篇報道，標題是《解碼中國戰略核潛艇南海「堡壘海區」，中美水下較量無聲》，非常明確地回答了這兩個問題。該報道提到的中共遠程彈道導彈核潛艇所攜帶的遠程核導彈，對準的是哪個國家？答案很明顯，就是針對美國。 該文介紹說，美蘇冷戰時期，蘇聯手中賴以威懾美國的是核大棒，即在保持相互毀滅的「恐怖平衡」之下，美蘇競相發展「二次核打擊能力」，而隸屬於海軍的戰略導彈核潛艇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隨著中國新一代彈道導彈核潛艇與潛射彈道導彈的服役，中國真正具備了「二次核打擊能力」的時候，中國就不得不認真考慮部署問題，是否要象蘇聯一般，建立「堡壘海區」？這篇報道說，中國軍方似乎是有意將南海打造成中國的「堡壘海區」——彈道導彈核潛艇發射陣地。 《多維新聞網》的報道還明確表示，「美國之所以揪住南海問題不放，除了南海在國際海運上的重要性，屬於美國維護海洋霸權必須控制的咽喉地帶外，更為關鍵的在於南海對於中國『二次核打擊能力』的特殊意義，屬於中國打造中的『堡壘海區』。中美南海鬥法，你來我往，好不熱鬧，但更為關鍵的不在水面上，而在水面下」。 顯然，美中兩國海軍在南海對陣的關鍵原因在於，美國試圖阻止中共圈佔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之間的大片國際海域，不讓中共把這片海域變成中國的「內海」，進而把用於攻擊美國的彈道導彈核潛艇隱藏在這個深海海域。為什麼中共要花大力氣建造這個「堡壘海區」？因為只有在這個深海海域里，中共的戰略核潛艇才可能不被美軍發現，它因此就掌握了用核武器隨時攻擊美國的主動權。這就是中美冷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二、蘇聯首創發動二次核打擊的「堡壘海區」戰略 二次打擊是核戰略術語，也稱為核報復，指核戰力在遭敵方首輪核襲擊後還能存活下來並予以核回擊。通常，核大國之間處於冷戰狀況的情況下，針對敵國的核威懾手段通常有三種，即陸基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和彈道導彈潛艇。中共最先建立了陸基彈道導彈戰力，目前正在研發新一代遠程轟炸機轟20，同時也裝備了彈道導彈潛艇。從這三種核威懾手段的實際效能來看，陸基彈道導彈的基地很容易被摧毀，戰略轟炸機飛抵轟炸地域之前很容易被擊落，只有彈道導彈潛艇被認為是唯一可靠的核武器二次打擊的載具。因此，彈道導彈潛艇被冷戰中的雙方視為威脅程度最大的海基核力量。 美蘇冷戰期間，蘇聯考慮到戰略核潛艇需要在深海海域才能安全地隱藏下來，所以提出了「堡壘海區」戰略，即選定某海域，重兵設防，把這個海域打造成海上堡壘；然後，將彈道導彈核潛艇的發射陣地設置在堡壘海區，以增強「二次核打擊」能力。在這一戰略指導下，蘇聯裝備二次核打擊戰力的北方艦隊和太平洋艦隊分別建立了自己針對美國的「堡壘海區」。其北方艦隊的核潛艇基地設在靠近芬蘭邊境的扎奧焦爾斯克（Zaozyorsk）和加吉耶沃（Gadzhiyevo），以面向北冰洋的巴倫支海為「堡壘海區」，海基核導彈可飛越北極襲擊北美大陸；而太平洋艦隊的核潛艇基地設在勘察加半島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維柳奇克（Vilyuchik），其「堡壘海區」是面向白令海及阿拉斯加的鄂霍次克海，該艦隊的海基核導彈可向東攻擊北美大陸。 正因為「堡壘海區」對蘇聯非常重要，所以防範森嚴。維柳奇克核潛艇基地所在的維柳奇克市曾被蘇聯規定為保密城市，而該基地所在的勘察加半島則全都設為禁區。1987年，大韓航空從北美飛往漢城的007號航班因偏離航線，誤從鄂霍次克海這「堡壘海區」高空自北向南飛過，待進入蘇聯的庫頁島上空時被蘇聯空軍戰鬥機擊落，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死亡。 三、中共打造彈道導彈核潛艇的發射陣地 以前美國對中共的「海基核力量」不太擔心，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的第一艘092型導彈核潛艇1978年動工，到1988年9月才成功地發射彈道導彈；而1990年代中期以前，這種巨浪1型潛射彈道導彈的射程不過2千餘公里，最多可以打擊美軍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但夠不著美國在太平洋上最接近亞洲大陸的關島基地。第二，中共海軍當時將彈道導彈核潛艇部署在北海艦隊，平時在渤海灣和黃海活動。但渤海的平均水深只有21米，黃海平均水深44米，潛射彈道導彈要在潛艇內垂直安裝，這種導彈至少13米高，加上其他發射用設施以及潛艇所必需的瞭望塔的高度，潛艇本身的總高度會接近20米。所以，彈道導彈潛艇在渤海行駛，基本上是接近水面的，它在黃海中活動，也很容易被衛星發現，因此可能遭到打擊。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共海軍研發了巨浪2型潛射彈道導彈，最大射程達到8千公里，可以打到夏威夷了，但是，潛艇在北海艦隊轄區內仍然缺乏隱蔽性。於是中共開始模仿蘇聯的「堡壘海區」戰略，選定南海作為海基遠程核打擊力量的發射陣地，把彈道導彈潛艇劃歸南海艦隊管轄指揮。為此，專門在海南島的三亞軍港建立了海軍第二潛艇基地，2016年後進駐了由094A型彈道導彈核潛艇、093型攻擊型核潛艇、093B型攻擊型核潛艇組成的「戰略打擊梯隊」。 南海面積達350萬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12米，尤其是南海中部的南海海盆水深在3,400米至3,600米，便於彈道導彈核潛艇這樣的大型潛艇的隱蔽和活動。然而，那裡是公海，任何國家的空中、水面和水下反潛裝置都能隨時偵測中共的「二次核打擊能力」潛艇部隊的活動。為了設法把公海當中的南海海盆水域圈佔下來，中共便開始了在暗礁上吹沙造島、建立海軍前進基地的計劃，以便今後能運用從這些前進基地出發的水面艦隊和空中力量來封鎖該海域，保障其彈道導彈核潛艇編隊的安全隱蔽和海底潛出攻擊的自由。 四、造島圈海，中共三次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中共曾經聲稱，從越南東部到馬來西亞北部，再到菲律賓西部的整個U型袋狀南海海域自古以來都是它的領海，這就是所謂的「九段線」說法。亞洲史學家王賡武認為，「九段線」只是19和20世紀日本歷史學者用來界定南中國海海域的界線；國際海域劃界專家茲瑞克指出，傳統海上疆域線決定的是群島的主權，並非各國管轄海域的界限。2014年3月菲律賓向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提交備忘錄，請求就中國主張的「九段線」作仲裁。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作出判決，裁定中國對南海「九段線」範圍擁有歷史權利的說法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中國是簽字國)。 由於中共用「九段線」把南海大部分海域圈成領海的說法違反國際法，它退而求其次，宣稱南海水域的一些暗礁是中國領土。據中共2019年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南海，南海》顯示，漲潮時人站在這些礁石上，海水會淹到人的腰部，顯然這些公海中的暗礁並非有人長期居住的自然形成的島嶼。這種強佔暗礁的做法是中共第二次違反公然違反國際海洋法，因為海洋法明確規定，漲潮時被淹沒的礁石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 中共強佔暗礁的真正目的是造島圈海。從2013年開始，中共自行在離其領海幾百公里之外的公海中的暗礁上建造多個人工島，形成了人造「領土」，並把人工島周圍12海里的水域圈佔為「領海」。這是第三次違反國際海洋法的行為，因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只承認自然形成的島嶼周圍12海里的領海範圍，但不承認通過填海造陸、由暗礁建造出來的露出水面的島嶼周邊的領海。 五、中共完成對美核攻擊的技術準備 2015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報道，該文透露，美國計划到中國在南海修建的人工島嶼附近進行「航行自由」海軍巡邏……，這些巡邏進入至少其中一個人工島域的12海里範圍以內，其目的是對中國擴大領土主張的努力挑戰；美國官員稱，中國通過把岩石和暗礁擴建為足以建設軍用跑道、雷達設備和士兵營地的島嶼，加強對這一戰略水道中大片海域的領土主張。 經歷了7年的造島工程，中共在南海公海水域強行建造多個海軍前進基地的工程已初具規模。BBC最近邀請軍事分析師亞歷山大·內爾（Alexander Neill）介紹中共海軍前進基地的現實狀況。內爾說，自6年前中國開始在南海南部開發多個礁石與環礁以來，衛星與空中監控顯示，這是全世界海洋工程與軍事建設領域最壯大的工程之一，有3千米長的飛機跑道、海軍泊位、機庫、加固的彈藥掩體、導彈發射井與雷達站點等建在人造島嶼上的軍事設施。 而中共官媒則報道：這些海軍的前進基地建成後，中國海軍立即開始在南海海域設置「岸基水聲探測系統」，即海底聲吶陣列；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使中國在南海擁有數個機場，作戰半徑覆蓋整個南海。通過空中的新型反潛巡邏機，水下的海底聲吶陣列，以及潛艇、驅逐艦、具備反潛能力的056A型護衛艦，中國的南海「堡壘海區」已初具雛形，海基「二次核打擊能力」不再是紙上談兵。 以前，中共的戰略核潛艇藏不住，一行動就會被發現，所以它的所謂「二次核打擊能力」是個紙老虎。現在，紙老虎變真老虎了。中共可以隨時讓戰略核潛艇在海南島的三亞軍港完成維修和補給後，進入南海的深海海域，潛藏在那裡而不被美軍發現；在南海「堡壘海區」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體的嚴密警戒下，中共的戰略核潛艇可以獲得極大的機動自由；它隨時可能從深海里悄悄地進入廣闊的太平洋而不被發覺，然後接近美國的西海岸，向美國發動核攻擊。今年年初的中共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的中途島演習，就是圍繞這一目的之初次練兵；而中共上個月剛宣布的針對美國的太空戰體系部署完畢，意味著中共戰略核潛艇的海基核導彈可以通過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實現對美國任何目標的精準打擊。 六、中美冷戰的四個特徵 美蘇冷戰結束30年後，美國再次面臨一個紅色大國公開發出的真實核威脅，因此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美國對中共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在政治、金融、軍事、反間諜等許多領域四面出擊。2020年，中共在軍事方面高調宣布的三個行動（挺進中途島實施三軍演習、南海戰略核潛艇「堡壘海區」建成、對美太空戰完成部署），直接點燃了對美冷戰，美國除了應戰，別無選擇。 根據美蘇冷戰的經驗教訓，我提出中美冷戰今後的四個特徵。 第一，冷戰一旦開場，雙方就進入了總體戰，按照重要性來排列，冷戰狀態下的總體戰包括軍事對抗、諜報對抗、經濟對抗、政治對抗四大核心領域。而外交不屬於核心領域，只是輔助手段。 第二，進入冷戰的雙方會在各領域的交鋒中不斷採取互相施加壓力的行動，於是兩國在冷戰狀態下的對抗便逐步升級。 第三，這四個核心領域裡的對抗一旦升級了，就不可能全面退回到原點。雖然在經濟領域雙方還會談判，但在軍事、諜報、政治各核心領域裡，若取消對抗行動將構成嚴重的自傷，可能因此引起決策層的政治衝突，所以中美雙方只可能有策略性的暫時和局部緩和。如果在四個核心領域裡的對抗持續不變，外交輔助手段無法化解核心領域的對抗。 第四，不斷升級的冷戰狀態使雙方都沒有退回冷戰前舊狀態的退路，而只能沿著冷戰自身的對抗、升級、再對抗、再升級的規律。走向冷戰的終點，即其中一方因國力不濟而失敗，這是美蘇冷戰幾十年所展示的歷史軌跡。 可以說，北京的一系列行動最終把美中關係徹底翻篇了，民間對昔日美中關係的種種懷念，無法阻止冷戰的滾滾車輪。2020年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美國的全部重心會陸續轉移到西太平洋地區，而中美關係逐步走向冰凍狀態已不再是懸念。 （全文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美就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開始面臨嚴重的外貿困境。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最近提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個說法的隱含意思是，過去20年里中國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外貿困境之下，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全國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同時必然外匯吃緊。中共可能會進一步卡緊民用外匯開支，以便為擴軍備戰和軍工研發保留外匯儲備；同時減少飼料糧進口數量，因此今後物價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戰開始，經濟退到「內循環」 6月18日上海舉辦了第12屆陸家嘴論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髮表了書面致辭，其中的一個關鍵用語引起了國內不少財經媒體的關注。劉鶴在書面致辭中表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是中共對國內經濟前景的一個重大判斷。解析這個經濟形勢判斷和經濟政策信號，相當重要。 所謂的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就是從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用外貿拉動經濟，轉變為不再依靠外貿，而是以國內消費來帶動經濟。眾所周知，目前國內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民眾收入明顯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消費能力本來就在萎縮，再同時減少出口，自然就是整體經濟雪上加霜。李克強在今年人代會的記者會上說，「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該院的課題組2019年採用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獲取了7萬人的收入樣本數據。該調查顯示，39%的人口（相當於5.47億人）月收入低於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兩部分合計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42.85%。指望這樣的居民購買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中國經濟之所以無法再依靠外貿，全球疫情嚴重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無法再繼續依靠龐大的美國市場來維持出口順差和外匯收入。毫無疑問，這是從過去20年來中國已經習慣了的依託經濟全球化帶動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況。 最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副部長周力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文章，分析了當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萎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準備」；「我外貿出口企業訂單大大減少，上下游企業生產停滯，國際運輸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產品運不出的現象激增，對我穩增長、穩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他的話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貿困境。 二、外貿困境意味著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共就面臨如此嚴重的外貿困境，那麼，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之後，究竟中國經濟整體上會轉變成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20年前，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經濟軌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從這些變化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加入經濟全球化後中共到底獲益多大，也可以發現，一旦與經濟全球化半脫鉤，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會有多大。 這方面有兩個經濟指標可以用來觀察。第一個是外貿依存度，就是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貿帶動國內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之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第二個指標是凈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減去進口後的凈出口額佔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貿方面的凈所得對整體經濟的現金流有多大貢獻。 我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外貿依存度呈先高後低的趨勢。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外貿對整個經濟的推動是一種漸進的過程，許多產業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逐步發展，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依存度開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達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隨著外貿和外商投資帶來的經濟繁榮逐漸形成，各行各業都產生了比較穩定的為經濟全球化服務的企業和供應鏈，同時中國能夠佔領的全球市場份額也快接近頂點了，國內就不再創辦更多新企業，新的商機也不那麼多了。這樣，外貿擴張帶來的經濟推動力就開始相對地放慢，這時，外貿依存度就開始降低了。中國2015年的外貿依存度下降到35.6%，與日本相當；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說，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經濟的三成依靠外貿。李克強最近表示，中國的外貿企業涉及2億人的就業。2億人的就業與外貿相關，大約也相當與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從現在開始，中國局部地脫離經濟全球化，那麼，中國的部分外貿就會萎縮，這對經濟的衝擊會相當大。 三、對美出口受阻，外匯開始緊張 當然，外貿深受衝擊，並不等於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貿都沒了，中國經濟還是會勉強維持，只是失業規模會越來越大，當然也談不上經濟繁榮了。劉鶴提經濟內循環，就是想讓國內企業放棄等待中美關係恢復到過去狀態的期望，另謀出路。由於前些年中國經濟繁榮之後，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比如石油、飼料等進口數量越來越多。那麼，出口受到衝擊後，進口是否會受影響，國人出國留學旅遊的開支、航運民航等交通運輸部門在國外必須的開支、以及使用外國技術專利所必須支付的使用費等等，是否還能正常維持呢？換言之，中國是否能保有足夠的外匯現金流呢？這就要看凈出口依存度這個指標了。 中國多年來的外貿進出口記錄顯示，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總體上基本打平，並沒有多少凈外匯收入，只有對美貿易才能創造巨額外匯現金流。所以，中國的凈出口，大體上就相當於從美國凈賺的外匯數額；凈出口依存度實際上反映的是，從美國凈賺的外匯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中國在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的2006年，凈出口依存度是6.5%，相當於GDP將近7%的外匯凈收入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這樣大數量的外匯凈收入當然讓中共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到了2019年，中國的凈出口依存度已經下降到2.9%。雖然將近3%的凈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對經濟的貢獻不那麼大，但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對美出口的外匯凈收入仍然達到數千億美元。有這樣大的外匯凈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許民眾購買外匯出國旅遊或留學，也得以向一帶一路國家和發達國家大量投資。不過，中美冷戰開始後，這股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 四、對居民因私用匯的管控逐步升級 對中共來說，當寬裕的外匯流入中斷後，冷戰狀態下，它優先考慮的是擴軍備戰和軍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會逐步壓縮民眾出國的用匯需要。 為了在整體經濟轉入「國內循環為主」的狀態之後能繼續擴大軍力，與美國保持軍事上的相持態勢，中共會一直有進口相關設備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購買大量技術專利。而中美之間處於冷戰狀態的國際形勢表明，今後中共想繼續每年從美國凈賺大量外匯來應付它必須的軍工方面的外匯開支，就越來越難了。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中共既然不會放慢擴軍備戰的速度和軍工部門的技術研發，而過去靠美國凈賺外匯的路子斷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個選擇，即盡量壓縮民用外匯開支，包括減少出國留學旅遊的外匯支出，也逐步減少進口飼料等消費品。 實際上，中共已經在管控外匯開支方面逐漸收緊。比如，對民眾出國用匯的需要越卡越緊，甚至一些省市連事業單位員工的因私護照也全部上收。今後，對國內的私人購買外匯需要可能會實行越來越嚴格的管控，這將成為一個趨勢。所以，許多中產家庭熱衷的出國旅遊和子女出國留學，前景越來越不樂觀。許多留學生依靠父母提供學費、生活費來繼續國外學業，或者正策劃國內念完中學後直接出國留學，這樣的家庭計劃很可能跟不上高層對外匯管控的政策變化。可以預期的是，今後幾年內國家外匯儲備將日益吃緊，中止子女學費匯出的政策可能會出台，那樣，許多留學生的留學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價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匯吃緊還會造成物價持續攀升，尤其是葷食的價格將不斷上漲。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食用糧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葷食消費量不斷上升，對豬、雞等食用類動物的飼養，就無法再象上世紀80年代那樣靠農戶家養為主。因為家庭飼養受農戶圈養規模的限制，而且飼料來源主要是採集利用葉類植物、輔以麥麩、稻糠以及廚餘物，飼養量有限。於是，大規模工廠式速成圈養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產方式，而高蛋白飼料特別是豆粕的充分供應，則是大規模速成圈養的前提，這樣才能保證快速出欄。大規模速成圈養需要大量進口飼料，而大規模飼料進口的需求恰恰與外匯充裕同時出現，如此則大量進口大豆就成了中國解決飼料來源的唯一辦法，所以2017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量高達1億噸（9,554萬噸）。 然而，今後外匯的來源緊縮，可能逐漸影響到大豆進口數量。如果大豆進口減少，是否可以改為國內大規模種植呢？中國耕地面積有限，如果要保口糧，就沒法大規模種植大豆，因為大豆產量很低。我做過計算，如果要靠國內大豆種植來保飼料糧，需要佔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樣，口糧就會嚴重不足。不但國產大豆無法按養殖需要充分種植，而且其國內種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種植補貼來維持國產大豆價格不飆漲。 今後，如果進口大豆減少，改用種植國產大豆來替代，政府補不起巨額的種植補貼，那飼料價格就會翻番。無論是減少進口大豆數量，還是國產大豆種植補貼不足，都可能導致飼料短缺；而飼料短缺造成的飼料價格上漲，會讓大規模養殖的數量下降，肉豬和肉雞來源不足，於是肉價就會翻番。肉價上漲，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後食品價格的上漲趨勢會帶動消費物價不斷上升，伴隨著高失業率和工資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階層可能重回苦日子。 總結一下，從加入經濟全球化到退回「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狀態，就業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和低收入階層，出國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階層，物價方面受衝擊的是低收入階層。 （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