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干锦忠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干锦忠的儿子从微信传来噩耗，其父于昨日上午，在公交车中突然倒毙，我一阵惊愕，又一次感悟到苍天的无情，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当即就想为他写篇祭文，不料陈年的颈椎病发足，放散至右肩，疼痛剧烈，举臂不起，以致延迟，搁置至今。

干锦忠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因为两家住得近，所以每天清晨，他就叫我一起去上学，放学后又一同回家，一路打闹嬉笑，三年如一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各自成家。回想那段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虽然已过往六十多年，但至今回忆，泪光中仍是那么清晰，岁月如新。

干锦忠比我小半岁，因为他天生的卷发罩住前额，犹如当时流行的“奶油包头”，因此得了个“小包车”的绰号，渐而渐之，“小包车”替代的他的名字。

小包车长得斯文，胆小谨慎，自卑怕羞，不善交际，用上海话说，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囡。

前些年他退休，闲着无事，我每次回国，他来机场迎送。我体虚肥胖，他轻健有力，辎重行李他抢着代劳……他告诉我，当了一辈子的驾驶员，小心翼翼，没有出过事故，工作勤恳，曾被评为劳模，还入了党……他朴素的叙述，像一个六十年代的老工人，向组织作思想汇报。他有时会把墙内报纸上抹黑民主社会的剪报传给我，叫我在外面处事小心……

小包车懂得知恩图报，他常提起几十年前一件我已经遗忘的事，说有一次他来我家，我母亲正在做鞋（我小时候家里四兄弟的剃头、布鞋都是母亲包办的），看到他的球鞋露出了脚趾，也给他做了一双，此事他一直记恩在心，我不在国内，他常去探望我母亲，我怕他破费，给了他一张银行卡，但他没动用。

一次我问他退休后的生活，他说带孙子，做家务，听广播，读报纸，看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他前半生为工作，为照料两个孩子，忙碌了大半辈子，很是辛苦，我劝她退休后应该想穿点，为自己活了。他说这辈子还没有乘过飞机，我颇感惊讶，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第二强国，竟然还有一个评过劳动模范的上海人没坐过飞机。那时我正巧要去成都，他说他在成都有位亲叔叔，几十年没有见面，很想去探望，于是我代他订了机票，事后他硬要将机票钱退还给我，他虽节俭，精打细算，但不好意思沾别人的光，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以后我又和他去了一次广州。

有件事说来很好笑，那次我去台湾，他气喘吁吁地提了一大包东西来送行。他说一早去“王家沙点心店”排队买了许多糕点，让我去送给台湾的朋友，请他们尝尝大陆的糕点。我笑他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墙内，脑子被灌输坏了。我告诉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入境时都不允许带食品，再则台湾的糕点比大陆品种多，做得精细，斤准量足，人家有宗教信仰，不会掺假……

一九九八年，我邀请他来澳洲做客。我去悉尼机场迎接他，一出大厅，他环顾四周，第一句就问：“这里怎么不见警察？”

我笑了，也许他刚从警察林立的专制国家出来，所以如此新奇，我不作回答，只是劝他慢慢观察，静心思考，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第二天我带他去FISHMARKET，他看到新鲜的大虾，动情地说：“我六岁时在延安中路阿娘（宁波话指奶奶）屋里吃过明虾，以后再也没有吃过。”我听罢，一下手就买了两公斤，让他回味往昔的滋味。

我开车带他往悉尼各处游览，他看到这里的市场繁荣，物质丰富，街道整洁，没有鲜红的政治标语，似乎有所感悟，说这里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看来澳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好。我笑话他长期被谎言忽悠，脑子僵化了，不与时俱进。我告诉他民主社会没有政治灌输，不必赞美执政党，如果执政党干得不好，人民可以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

我的电视柜里藏有不少去日本和台湾旅游时买的三级片，晚上空闲，问他要不要开开眼界？他吱吱唔唔，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怕羞，就告诉他怎样操作音响，然后避开，回房休息。

当天亮我如厕时，见他还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可见人性是克制不住的，长期在高压虚妄的环境生活，会导致人格变态，在镰刀斧头旗飘扬的地方，人性大都是扭曲的。

他告诉我，他听大哥讲，他家曾祖曾是上海“一品香番菜馆”的东主，传到爷爷手里败落了，再到他父亲一代，更是不堪回首。

其实我知道他的家世比他还要清楚，原来他家老邻居有个叫阿毛的女儿，嫁给我家的邻居，阿毛比我大十几岁，她嘴碎，喜欢说长道短。她说她家和小包车家是两代人的邻居，又是宁波同乡，所以知道他家的故事。

据阿毛讲：小包车的曾祖很富有，在上海拥有纺织厂和许多房产，到了他爷爷一代，抽鸦片挥霍，败光了大部产业，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能力送他爸爸去圣约翰大学念书，还能汽车接送。但他爸爸自小养尊处优，天资薄弱，不谙世事，背了个“夀头”的绰号，在圣约翰没读完就辍学了；再说小包车的外公开设一家小医院，因经营不善，借了他爷爷一笔钱，一时还不起，两家原是朋友，最后由他奶奶出面，两家联姻，把医院东家的小姐，嫁给债主家的“夀头”，不料这桩封建婚姻，遗祸给两代人无尽的苦难。他奶奶知道儿子生性老实，不会理财，因此买下甘肃路弄堂的几幢石库门房子，留给儿子日后收租度日。但事不遂愿，公私合营的时候，反给儿子背了个剥削的罪名，房屋被国家收去，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房管所看门的活。

小包车的父亲我见过，有时我喊他出去玩，他不在家。他老爸眼睛不好，每次都见他坐在红木写字台前，用放大镜翻阅一本厚厚的书，见我在门外，他会用浓厚的宁波话说：“侬找阿拉忠忠啊，伊勿来嗨。”他老爸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布上衣，夏天把夹层的棉花取出，冬天又塞进去，形容猥琐，非常寒酸。但他家虽然败落，还有几件不错的红木家具，两只雕花大柜，几张鼓形凳，这一切和他老爸的形容极不匹配，有些怪诞；我也见过小包车的妈妈，那时她大概四十多岁，长得白皙端庄，很漂亮，就气质而言和他老爸极不相配，嗣后劳燕分飞，事当必然。据阿毛讲，她妈妈是医生，她俩生了三个儿子，离婚时讲定，老大老二归父亲，老三给母亲。事后他老爸每天到医院门口纠缠，索讨老三，他母亲无奈，只好把老三还给他。

我和老三也很熟，他去插队时，我曾和小包车一起去北火车站送行。

至今我还记得一件小事，现作题外话记下，以作历史留影：

列车开走后，有一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老妇坐在站台边痛哭。一位革命大姐模样的人，上前问：“老太太，侬为啥加伤心啦？”

老太太擦泪，用宁波话道：“孙子到乡下插队去了，掼落我一个老太婆咋弄弄啦（怎么办的意思）！”

革命大姐道：“孙子插队是件光荣咯事体，哭啥啦？”

老太太用拐杖击地高声喊：“断命光荣啦，我儿子被批斗自杀了，留下一个孙子，现在孙子去乡下插队，叫我日子咋过过。”说罢又撕心裂肺地痛哭。 唉，事虽隔世，经久难忘，我恨自己不是杜甫，否则能写出比“三吏、三别”更为哀伤的作品。

也许小包车生肖属鼠，胆小怕事，每当我针砭共产党时，他就大惊失色。一次他陪我去“房屋交易所”办事，一位“共产党员责任岗”的工作人员出了错，害得我奔波了一阵，我回到柜台前要他改正，他态度恶劣，出言不逊。我来火了，指著“共产党员责任岗”的牌子大声喊：“你是什么共产党员呀，共产党有这样办事的吗？是这样傲慢的吗？你把你党书记叫出来……”小包车见我发火，吓得嗓音发抖，拖住我说：“侬又骂共产党了，快点到凳子上坐好，我帮侬去办。”我甩开他，继续高呼。

在我的呼声下，周边围了许多人，领导终于出来了，他笑脸相迎，递上一瓶矿泉水，请在到一旁坐了，说：“老先生不要生气，我帮你去办！”不一会他办完就送来了，还连声道歉……小包车在一旁见了，非常惊讶，说他从未见过有这样的事。我告诉他：“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对社会不公要敢于斗争……”我给他讲解美国华盛顿韩战纪念碑上“Freedom is not free”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正因为缺少谔谔之士，世风日下，才变得如此颓相。唉，可惜我这位老同窗长期为生活奔波，不继续学习，被奴役惯了，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致使原本一个朴实勤劳的的好人，被荒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麻木的愚民。

他告诉我，早年他为了养家活口，业馀时间帮鱼贩子开车，一个晚上赚十五元人民币，艰难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有一次经过外滩，原本“东风饭店”的门口，现已改作“华尔道夫酒店”了，我请他进去吃下午茶，结账时他吓了一跳，说那么贵，说他在门口经过无数次，从不敢进门……我听罢不由怅然，中国富裕那么多年，竟然还有上海人不敢去的地方，在我居住的澳洲，工薪阶层周末去宾馆酒楼吃下午茶是常见的事……

二零二零年初，我处理完家母的丧事后返澳，他送我去浦东机场，临别我说下次回来，和你一起去台湾。他很高兴，我回澳洲后他还在微信中告诉我，去出入境处问清楚办手续的经过了，等我回来……

然而天意莫测，我回悉尼还不到一个月，就疫情骤起，飞机停飞，回国不得，他也遽然离世，整整一个甲子的同窗友谊，就此弦断音绝，人各阴阳……

小包车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一生犹然浪尖上的水沫，来去匆匆，瞬间即逝，然而他的离去，留给我许多思索：倘若当初他跟我一起来澳洲，光凭他的手艺和吃苦精神，夫妻俩打拼三十多年，至少能买三幢房子，安度晚年，儿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呜呼，多说痛惜之语都已晚了，最终用他在悉尼跟我说过的话：“看来澳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作为本祭文的结尾吧。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于食薇斋北窗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