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譚老三”辨正
小時候用上海話唱接龍兒歌：“啥個祝——祝英台——啥個台——抬（譚）老三——”那時懵懂，不知譚老三是什麼？只知道老上海話中，人死了叫“譚老三”或者叫“翹辮子”⋯⋯稍長，聽老一輩上海人講，譚老三是晚清時上海灘一位富甲天下的大佬，他看不慣洋人欺侮中國人。為了替中國人爭光，他雇了一支法國管樂隊和八名外國癟三當腳夫，吹吹打打，坐著八人大轎在霞飛路揚眉吐氣，招搖過市，轟動了上海灘，由此“譚老三”便成了上海話中的一個詞彙。再年長，因研究張大千之故，我認識了大風堂的糜耕耘先生，他是上海灘的老克勒，也是譚敬的老友。他告訴我，譚家世代經商，祖上是廣州十三行的經營者，從事國際貿易，富可敵國。其父譚幹臣，排行老三，外號“譚老三”。上海開埠時，在漢口路開設“譚同興營造廠”，承包外國洋行，在外灘和租界內建造許多大樓，是上海灘著名的建築業大佬⋯⋯
剛才翻閱沈思揚所撰《譚敬先生傳略》一文，發現糜先生的傳說有誤，現摘沈文，以作匡正：“關於譚敬祖父的名字，現存資料多將譚幹臣誤認作是譚敬的父親，並錯誤地將譚敬祖父的成就，張冠李戴於譚敬父親的名下，筆者在此略著墨說明。譚幹臣於1920年6月28日去世，其子譚步韶，譚石卿、譚竹馨於1939年‘以其先考妣幹臣公暨張太夫人今秋百齡冥壽家祭紀念’，共同向上海難民救濟會捐獻2000元救濟款。1947年，《東方日報》刊有《譚敬喪叔》一文，文中寫道：“已故粵商譚同興之子譚石卿於日前逝世，享年七十餘，先生為譚敬之叔輩⋯⋯”由于“譚老三”名聲太大，社會忘卻譚敬先君的本名，將先祖譚幹臣誤傳為其尊人。據上文之摘錄：“其子譚步韶、譚石卿、譚竹馨⋯⋯”按傳統伯仲叔季的排列，譚敬的先君排行第三——真正的“譚老三”應該是譚竹馨無疑。
二，記憶中朦朧的譚敬
我和譚敬只是淺交，僅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老錦江飯店對面，現在花園飯店的舊址，老上海人叫“法國俱樂部”，四九年後稱“文化俱樂部”，文革時又改叫“錦江俱樂部”。八十年代初，因譚敬的兒子譚廷元偕兒媳張夢兒，從美國來上海創建會計事務所，由顧福佑陪同譚敬一家三口，來此租借辦公室，但因該建築年久失修，地板翹起，沒被看中。那天由糜耕耘約我一同前往，因為我和顧福佑伯伯熟悉，他把我向譚敬介紹，說是研究張大千的青年作家，譚敬非常客氣和我握手說：“後生可畏，張大千是我的老朋友。”說罷就轉身忙別的事情去了。回家的路上，糜耕耘告訴我，譚敬的兒媳張夢兒是顧師兄的乾女兒，這次送了他一台大冰箱和彩電⋯⋯
第二次是在聯誼大廈——那天上午，我去糜耕耘先生愚園路的家裡，他拿了一軸畫正要出門，說朋友送來一軸吳昌碩的花卉，要我掌眼，我正要去聯誼大廈請譚敬鑑定，你若沒事，可與我同去。上次在錦江俱樂部見到譚敬，說他是張大千的老朋友，這次有機會正好採訪，我當然樂意答應。
卻說譚敬步了蘇武的後塵，遭了十九年的難，從白茅嶺出來。因為他有海外關係，廢物可以利用，於是得到平反。由於他的名望，再加上八十年代初政治氣氛比較寬鬆，一時龜縮多年的老資本家和“老克勒”，時逢驚蟄，枯木逢春，老友彈冠相見，聯誼大廈譚敬的辦公室，成了昔日“牛鬼蛇神”的聚集點。
來到二十一樓的辦公室，譚敬正在和一位西裝革履，戴滿天星金勞力士手錶的香港朋友用廣東話聊天。他見我倆進來，招呼在沙發上坐了。大家聊了一會，香港客人要告辭，譚敬勸他留下，說看完畫一起去樓下吃西餐，說樓下的香格里拉西餐廳的大菜做得不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西餐是譚敬請客的。也許是“絢麗歸平淡”的緣故，我記得譚敬穿著樸素，藍卡其中山裝，陳舊的眼鏡架子，為人謙恭，談鋒甚健，有儒家風度。那天因為他忙碌，沒機會採訪他和張大千交往的故事，深感遺憾。
三，一件舊藏思故人
二〇二三年的七月，我正在上海，大鬍子公度兄突然來電，說譚敬的女公子譚端予女士自美國回來，打算出版一本紀念其尊人的書。因為在過往的閒聊中，他知道我見過譚老，並吃過他請客的西餐，於是邀我二十一日傍晚一起同往，參加西郊晶采軒的餐局。
那晚大雨，我和公度兄趕到酒店，客人們已經到齊，席上新知舊雨，頗為熱鬧，新知者有作動的譚敬長女譚端予女士，以及幾位譚家在滬的親屬晚輩，舊知者有我少兒出版社老同事應新華，多年不見，他已經調去“朵雲軒拍賣行”當了領導，還有一位叫祝君波的中年人，看氣勢頗有領導架子，另外還有一位叫沈思揚的女青年，她是我文友，上海文史館《世紀》雜誌總編沈飛德兄的千金。席間由祝君波策劃，沈思揚執筆，整理一本寫譚敬的書。祝君波對我說：王亞法你也可以寫一篇，當時我沒有應諾，因為我知道，我的文章在墻內是通不過的。記得二〇二〇年，沈飛德兄約我為《世紀》雜誌，寫一篇文史館老館長王國忠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文章。因為王國忠是我少兒社的老社長，《十萬個為什麼》的策劃人，又是寫科幻小說的前輩，我從工廠調往出版係統，曾受過他的提攜，為他寫紀念文章是當仁不讓的事。但因文中有我與他談及“捌玖陸肆風波”的敏感話題，文章卡了殼，使德飛兄犯了難，我知道他的處境，不能為難朋友，文章可以不發，但真話不可不講（此文後來收入在台灣自費出版的《半空堂續譚》中）。
公度兄和譚端予女士是世交，其先君曹大鐵先生是大風堂的入室弟子，“菱花館主”，常熟才子，和譚敬有很深的交往，在舊中國一起做過生意，在新中國一起蹲過監獄，是幾十年的老友，又是十幾年的難友。公度年幼時是父親的跟屁蟲，常跟著去譚伯伯處蹭吃蹭喝，所以他講譚敬的故事特別多，酒席上最活躍。我則帶去一卷黃庭堅的《經伏波神祠》的長卷，这是我多年前在拍賣會上拍得的一件日本珂羅版印刷品，其中有十幾方譚敬的收藏章：“譚氏區齋書畫之章”、“龢庵”、“譚敬之印”、“粵人譚敬印”、“龢庵鑑定真跡”、“區齋”⋯⋯
話歸正題，卻說到了民國，《經伏波神祠》長卷又歸葉恭綽所有。葉恭綽的印鈐：“葉恭綽”、“恭綽”、“遐虎”、“葉遐虎”、“恭綽長壽、“譽虎”、“遐庵珍秘”……不知什麼時候，此卷又落到了譚敬手裡，譚敬的收藏章前文已經提及，不再贅述。
據說，譚敬在香港出車禍後，一時手頭拮据，通過朱省齋，將此卷轉讓給張大千。張大千得到此卷後，愛不釋手，每次觀賞，必欲蓋印，前後蓋了：“大風堂”、“張爰私印”、“張季”、“張爰之印”、“大風堂珍藏印”、“三千大千”、“大千父”⋯⋯的印鈐，二十餘方之多。據我去台灣向張大千的好友何浩天與黃天才處採訪，得知當年大千在日本，將《經伏波神祠》卷交給“壺中居”的東家江騰濤雄，托他去“京都便利堂”作二十份珂羅版送人。“壺中居”是一家經營文房四寶的小店，由於當時張大千無法從大陸採購繪畫用具，所以文房四寶都託江騰辦理，同時江騰也幫張大千推銷字畫。他們相交多年（當年陪大千去韓國，和池春紅認識也是他牽的線），從無糾葛。誰知人有旦夕禍福，江騰拿到《經伏波神祠》卷後，去韓國出差，突然心肌梗塞，暴猝在旅館裡。當時張大千在巴西，聽聞後立即叫夫人徐雯波匯去兩千美金作賻儀，並問手卷下落。孰知江騰夫人一口回絕，說不知此事，為此事，大千特地偕夫人飛往東京，假江騰二七之期去吊唁，又問及此事，江騰夫人矢口否定，大千無望，落寞而歸。
不料事有湊巧，，數年後大千去東京辦畫展，被日本收藏家細川護立請去家中作客。細川護立是日本政治界、文化界、收藏界的一位大佬，與天皇關係密切。那天細川捧出一具木盒，說這件東西有大千的許多鑒賞印，要求他鑒賞後題段跋文。大千見罷，大為震驚，原來這就是江騰夫人說“不知道”的《經伏波神祠》長卷。詳觀之後，大千向細川說明此卷的來龍去脈，也問細川此物的來歷，細川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只求大千題跋。大千說題跋可以，但必須把失落的經過寫在上面，細川沉思之後，答應了。大千事後對人說，他在《經伏波神祠》卷的拖尾上題了長文，但是我收藏的這卷珂羅版上沒有，也許細川在做印刷版時刪掉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的舊藏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事隔百年，後人還能見到老一輩交往的遺物，雖不是原作，但也是件能飽眼福的趣事。
四，一件雅集的遺物
在談到譚敬晚年平反後的生活，不得不提一件事。他是譚敬的朋友，上海名醫繆廷傑先生告訴我的。
缪廷傑是谁？百度介绍他是有世界級名望的泌尿科專家，也是收藏家，於是當年的許多老畫家，如朱屺瞻、谢稚柳、唐雲、陸儼少、程十髮、劉旦宅……除陳佩秋和吳青霞之外，都成了他的好友，當然也少不了舊日風光的譚敬。那些畫家朋友每次去看病，都有禮贄，集腋成裘，他晚年把一百多幅上海名家的作品，捐獻給故鄉張家港市博物館，功德無量。
繆醫生和我是忘年交，他晚年長期住在中山醫院的高幹病房，那些年我回國，都要去探望他，有時他寂寞，就會來電召我去聊天。他說能跟我說話的朋友不多了，還在的，不是腦子壞了，就是耳朵聾了，你雖年輕，卻知道的事情多，跟你談得籠，希望你有空經常來看望我。他為了叫我去，每次會送我一些小禮物，多數是名家的簽名本。記得有一次送我一本曹大鐵用鋼板刻印的詩詞集，上面有曹大鐵的簽名和題跋。又有一次，他拿出一本冊頁對我說：先是我學生送我劉力上和致俞貞的兩張小品，他是中共高官黃鎮的兒子。我拿給顧福佑看，他說很好，我來聯絡大風堂的師兄師姐，請他們每人畫一張，湊成一本冊頁，留作紀念。其時正逢譚敬政策落實，補發了筆錢，他小開派頭，出手大方，在靜安賓館包了一層樓面，請了幾位大風堂弟子和昆劇名伶，盤桓了好幾天，期間由顧福佑聯絡曹大鐵、伏文彦、糜耕耘等大風堂同門，各畫了一幅，湊成這本畫冊，可惜冊頁缺少張大千的畫，後來顧福佑找來一幅張大千的印刷品作為首頁。裝裱後我請錢定一表兄題了個簽條。他打算把這本冊頁送給我，我說不敢領受，他說我也不是用銅鈿買來的，我說六七十年代不值錢，現在值錢了，我不能要。他說我年紀大了留著沒用，執意要送我，我說一定得付錢，你開個價，我錢夠就買，買不起就領你這份情誼。說著正好他女兒來探望，插嘴說：“王先生，你就出兩萬塊錢吧。”我說：“好！”即刻去銀行取了三萬元人民幣買下。
我得了這件寶，給大鬍子公度欣賞，因為其中有幅大鐵公的鯰魚，栩栩如生。公度看罷，鬍鬚抖動，兩目發光。他知道我不舎得割讓，意欲借閱，朋友有通財之誼，我慨然同意，講定三年為期。公度得罷，案頭觀摩，三年後忍痛歸還。公度借閱，並無立據，全賴信用。頃閱《吳湖帆文稿》，見有張大千、龐虛齋、商笙伯等同好，常有書畫借閱臨摹，君子一言，不寫借條，臨畢歸還，君子之風，可欽可佩，公度兄尚存一絲古風，亦足欣慰。
五，骨鯁在喉說“爭議”
經過策劃人和作者的努力，《滄海人生》一書終於出版，感謝思揚世講寄來樣書。讀到《出版說明》第一頁第五行：“譚敬是民國時上海的一個名人，當然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時，老夫如骨鯁在喉，查及史料和書中所述，平心而論，不知譚敬何來“頗有爭議”的詬病。
卻說譚氏祖孫三代，祖父譚幹臣創辦“譚同興營造廠”，三十年代初，在哈同花園東側，買下大片土地，興建了四十餘幢新式裡弄住宅，及陝西北路、南京西路附近的華業大樓，這幢大樓至今還被評為上海的優秀建築，後這些產業歸譚敬繼承。譚氏富甲三代，在經濟自由的民國，經商所獲，均是合法所得，並無行賄欺詐。譚敬先君“譚老三”，不滿洋人欺負，坐轎招搖，威震法租界，為中國人爭光，這和當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別無二致。
譚氏所建大樓和住宅，易幟後為新政權所用，不少樓宇成為老革命進城後的居所，應是對黨有功獻。
譚敬屢遭被抄家，所藏古董字畫，全被掠走，有記錄的就有一千七百多件，發還時只剩一百多件。面對政府人員的解釋，譚敬只是風輕雲淡地說：“有嘛，就還給我，找不到，就算了。”哈哈，抄去一千七百多，歸還時只有一百多。至於這一千六百多件東西，何去何從，這是機密，上海文物商店和工藝美術品公司的老職工應該明白，只是不可說，不可說。
一九八〇年，落實政策，政府發還譚敬十一萬元人民幣，他立即拿出兩萬元，贊助給東華足球會。他一九三九年就是東華足球會的董事，他把東華足球會當作自己的事業。我悉尼的文友秀凡兄，他原是印尼歸國華僑，後在北京《體育報》當記者，他採訪過譚敬，他特別記得譚敬的一句話：“只有足球強才會中國強。”譚敬愛國之心，不遜其父。
譚敬復出後，被我黨重用得甚是積極，他通過海外親友關係，從英、美、意⋯⋯等國家引進2.3億美元的外資，以及上海貴都大酒店和恆隆廣場南樓等商業樓宇的引進⋯⋯他為上海改革開放，經濟復甦，立功頭籌。
嗟夫，對譚敬之“爭議”，吾不解也！
要說對譚敬的爭議，無非是所謂——“製造假畫“，“以鬥蟋蟀為名，抽頭聚賭”以及“偷運國寶”和“潘漢年有生意來往”幾大罪狀。
倘若我是律師，對譚敬的所謂罪行，會這樣辯解——
一，造假畫何罪之有，如今造假遍野，譚敬造古畫，不是造毒食品害人，而且被騙的是洋人，賺的是外匯，政府應該鼓勵，扶持廣大才是。
二，至於賭博，Chat GPT告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構成賭博犯罪。量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結果譚敬被冤判十九年，說穿了，其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種判決，除了要罰沒他的財富和收藏外，別無解釋。
三，所謂“和潘漢年有生意往來……”對那個時代對生意人來說，是非常正常的事，我在悉尼，與南京路新新公司的老闆李承基先生是忘年交。他告訴我，當年潘漢年常來參加我們老闆群的茶會，我們很熟，他時常帶來書畫古董跟大家交易，我們都知道他是地下黨，但心照不宣。我們生意人和氣生財，腳踩幾條船，不管他是潘漢年還是陳公博或者是軍統的，都得罪不起，從生意人的角度看，譚敬又何罪之有？
四，五十年代初，譚敬自香港回歸後，是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珍貴文物的踴躍者之一，他將家藏的戰國時代齊國的量器“陳純釜”和“子禾子釜”、“酒爵”、“骨筓”等珍貴文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同年又將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手稿孤本，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對這樣毀家紓難的愛國收藏家尚有“爭議”，嗟夫，吾更不解也！
倘若說譚敬是上海灘小開，吃喝嫖賭的紈絝子弟，因此“頗有爭議”，那麼把他和朱德被槍斃的孫子、令計劃、李雙江的兒子等京中惡少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我認為對譚敬“頗有爭議”的評定，值得商榷，也須平反。
六，一步之錯誤半生
譚敬含著金鑰匙出生，老天既愛他憐他，但也必定會罰他苦他。一九五零年他的厄運降臨了，那年四月駕車，在香港出車禍撞死人，一時公子落難，手無三尺心茫然，除拋售字畫，別無它法（《經伏波神祠卷》就是那時候轉讓給張大千的）。說也湊巧，新政權知道他的困境，由鄭振鐸授意，上海文管會出函邀請他回來，於是一九五〇年底返回上海。傳說譚敬在香港時，有位夏姓的女友，外號“黑牡丹”，頗有姿色，譚敬離港後，她與《大成》雜誌的沈惠窗同居，這當然是題外話了。
不知譚敬離港前算過命沒有。馬連良回大陸前，張大千勸他留下，他說家有九十歲的老娘，要回去盡孝，兩難之間，夫婦倆請沈惠窗陪去香港命理大師袁樹珊處算命。袁樹珊算他回去後有十五年大運。馬太太問;“十五年以後怎麼樣？”馬連良扯了扯太太衣襟說：“別問了，再有十五年好運也就算了。”
馬連良回到內地，歷經每次政治運動，灰頭土臉，十五年後，正巧遇上文革，屢遭批鬥，大冬天在食堂排隊打菜時，猝然倒斃。
歷史證實，同時期從上海和譚敬一起“逃亡”香港的資本家，如：邵逸夫、包玉剛、唐騮千、曹光彪、董浩雲⋯⋯無一不愛國有嘉，事業有成，晚年光鮮，子孫榮耀，有的還成了中南海的座上賓。
據傳，新政權建立後，高層策劃統戰，動用私人感情，勸說滯留海外有統戰價值的親友回國。筆者一位文友，曾採訪過夏衍，夏衍曾受周公之命，勸說一些朋友回國，後來這些朋友，無一不落入悲慘結局，文革後他們的後人，追問夏衍當初的許諾。夏衍內疚不已，無語作答，只悔自己背了黑鍋。譚敬被鄭振鐸以上海文管會的名義召回上海不是孤例，當年中招者何止千萬。
譚敬一步之差，誤入白虎堂，到頭來家財散盡，白茅嶺十九年縲紲，身後還遭受“頗有爭議”的詬病。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世身，看來人生在關鍵時刻，每走一步，不得有半點差池，不知看官們有同感乎？
二○二六年六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