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L揭幕戰：阿德萊德36人隊客場 97-95 險勝墨爾本聯隊 迎新帥開門紅
2026 年 9 月 20 日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彷彿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製，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復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圖：Adobe Stock） 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圖：Adobe Stock） 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啟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文/清簫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讓現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間，那麼，有一個時期現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會覺得除科技外沒太大差別，非常自由、好玩，這個時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國時曾掀起一陣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陽紙貴，林語堂等大師也對晚明風極為推崇。 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何最近寫的系列以晚明史為主題，在此我簡單聊一聊原因。當你讀懂晚明，再聯想當今，無需多言，自然心領神會其意義。 五千年間最特別的時代之一 中國歷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雖然每個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個末年都可以稱作「晚」。「三晚」的共同點是，儘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經濟、社會卻在進步。 唐朝的分水嶺是「安史之亂」，其後進入中唐和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削弱著這個強大帝國的實力。但也恰恰由於這一分水嶺，大唐從此在衰落的同時又進入一個新的繁華時代，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當時「揚一益二」，透過揚州與益州，可以看到不同於盛世長安的另一種繁華。晚唐的手工業依然十分發達，比初唐進步；文學出現新潮流，詩有小李杜，詞有溫庭筠，特別是詞的發展。晚唐文學受時代變化影響，更注重私情，有下啟五代詞的重要地位。至於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贅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處，特別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死後，朝廷官府日趨黑暗，皇帝越來越不管事，而社會自發地自由奔放，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變革。陽明心學頗受崇拜，又有何心隱、李贄這類被官方視為「異端」卻開啟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陽明為凡夫俗子做學問，其「知行合一」說不僅影響中國500年，也使日本維新人士沉醉其中。 （圖：Adobe Stock） 民間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熱衷於議論與批評時政和帝王，盛傳流言飛語，以輿論的非武力形式對官員、朝廷乃至皇帝構成巨大壓力，直接影響官員的任免與立太子的決策。晚明看似處在全面大變革的前夕，但結局只是改朝換代，而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變革。 晚明的文學清新通俗，率性活潑，尤其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跨越時空和三百年後的民國大師形成心靈上的共鳴。如果把唐朝比喻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為道家，縱觀整個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氣節、文化，都能感受到強烈的耿直與真性情，晚明文化則將真性情推向一個新高度。 （圖：Adobe Stock） 關於晚明的時間跨度，通常指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煤山自縊（1644年）的近70年，經歷神宗（萬曆）、光宗、熹宗（天啟）、思宗（崇禎）四代皇帝統治，但尚無統一定論，也有說從正德或嘉靖開始。萬曆至崇禎大多數時間是太平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崇禎在位17年間的事，集中於西北，但對中原破壞不小；努爾哈赤正式叛明是從1618年算起，主要戰場在遼東，所以嚴重內憂外患的時間只有約20年。張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煥然一新，國富兵強，萬曆後來能取得三大征的勝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基本穩定，一定程度應歸功於張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礎。 大明繁華早在1402至1424年永樂朝就已出現，但晚明的繁華和永樂盛世有很大區別。說到這裡，簡單講一講明朝的發展歷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節儉，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贊永樂盛世「幅隕之廣，遠邁漢唐」。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永樂盛世，再到仁宣之治，這一階段主要以帝王為主導，引導社會從元末亂世恢復至正軌，國君英明，政治清平，寬賦省役，興農愛民；但政治風氣總體冷峻，重農輕商，人們的理想追求以仕途為主。 （圖：Adobe Stock） 之後從正統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質、治國能力不及明初，但社會觀念不再固守，棄學從商者越來越多，社會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後到晚明，社會已經變得相當豐富有趣，許多人鄙視科舉和當官，靠賣小說、賣詩詞、售書畫、看相、黃白朮、做工匠等一技之長發財致富的人成為龐大群體，還有不少人當訟師（律師）。民間各種書籍琳琅滿目，如神怪小說、偵探故事、愛情、養生、育兒等，商家還有意引導消費者購買哪些書。 （圖：Adobe Stock） 此時，明人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巨大變化，在農民、商人和文人身上體現顯著。讀書人掀起反科舉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後期的山人現象是歷朝中最突出的，可謂一大特色。蘇州出現農民不願種地的現象，他們湧入城裡打工，因為比種地賺錢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開始向商人低頭，有個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詹景鳳回懟道：「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竟無言以對。這段對話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則變得更加拜金。 這個時期的政治可劃分為弘治中興之治世、正德至隆慶的中葉時期、萬曆至明亡的晚明。我認為隆慶更靠近晚明，因為隆慶朝解決俺答問題等邊患及開放海禁的政策對晚明影響極大，是萬曆初年飛速進步的前奏。明中葉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稱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類型，隆慶、崇禎則平庸。在此期間，皇帝的主導作用、素質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處，不在廟堂，而在民間。之前長期講張居正新政，現在我們不妨輕鬆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圖：Adobe Stock） 他們比我們更會玩 晚明人熬夜玩樂，通宵「追劇」。如崇禎二年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二鼓已過，金山寺鑼聲震天，原來是有人叫小廝來唱戲，把寺里的和尚震得從睡夢中驚醒，全寺人都跑來圍觀。戲一曲接一曲，演罷還不夠盡興，一直演到天色快亮。連我們現代人也會覺得這樣通宵相當瘋狂。 那時的戲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爭相寫劇本。被迫害致死的東林君子楊漣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是晚明政壇的大人物，民間也有圍繞他們而寫的劇本，有多達上萬觀眾看戲，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記》，演員上台念白說「我是楊漣」時，台下觀眾紛紛傳道：「楊漣！楊漣！」由近到遠，如海潮湧動，表達著對英雄的崇拜。戲演到魏忠賢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時候，觀眾雖安靜卻個個都咬牙切齒、面露怒色。待演到顏佩韋擊殺錦衣衛校尉的情節時，可謂大快人心，觀眾群起歡呼跳躍，喊聲幾乎快把房屋震塌。 （圖：Adobe Stock） 為何演到顏佩韋時觀眾如此激動？之前，魏忠賢迫害東林人士並逮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憤起抗議，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後來顏佩韋挺身投案犧牲，百姓都對他頗為敬佩懷念。 當時也有為魏忠賢洗白的劇本，比如阮圓海的劇大多詆毀東林黨，因此受民意唾棄，沒能出名。 蘇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們聚集在荷花宕，場面甚為壯觀。天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滿，有人甚至拿數萬錢還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說：「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上千名年輕美女競相微笑，歌聲如波濤澎湃，這是何等熱鬧！ 這些男女們不滿虎丘中秋夜的躲閃，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圖：Adobe Stock） 那麼虎丘中秋節又是怎樣的壯觀？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少男、少婦、妙女、戲婆、聲伎、奴僕，甚至包括惡少、騙子，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無不聚集此地。夜幕降臨後，有百十處奏樂，聲音如雷轟鼎沸，想跟身邊的朋友聊天都聽不清對方說的話。夜深時，許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戲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調混雜，觀眾議論紛紛。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樣排列而坐，這些夜貓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彷彿忘記時間。 聽說書也是不可或缺的娛樂活動。晚明的南京有兩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說書水平極高，要提前十天送請帖和定金預約，即便如此也未必聽到，換成今天的說法可謂一票難求。 （圖：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規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時的山東泰安州，會發現他們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間拴驢馬的槽房，有二十多處戲子的住所。據《陶庵夢憶》，宴席分三個等級，上等一人獨享一席，有十種佳肴、五種水果以及糖餅乾果，還有文藝團隊為顧客演戲，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數人一席，有各種美食，雖沒有演戲，但仍有彈唱。整個店內即使只算彈唱的人數就已經多到不勝枚舉，服務員多達一、兩百人，廚房有二十多間。諸位想一想，我們現代人到賓館，有幾家達到這樣的規模，吃飯包演出？晚明這樣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絡繹不絕，可見消費水平之高。 （圖：Adobe Stock） 那時和朋友們聚餐聽歌，比我們現在唱卡拉OK還高級。他們現場創作、填歌詞，普遍文化水平高，我們還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詞，人家即興填。每逢聚會，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時的流行歌曲可謂高產。馮夢龍編纂的時調民歌集《掛枝兒》幾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時調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熱情奔放地歌頌愛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輕人中流行，全國男女老少皆傳唱，而且走哪都能聽到，「酒廬茶肆，異調新聲」，「嬌聲充溢於鄉曲」（《博平縣誌》）。 （圖：Adobe Stock） 《鄆城縣誌》記錄晚明窮人也追求高質生活與時尚，「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又如《博平縣誌》：「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陶庵夢憶》也紀錄了越地掃墓的盛況，名曰掃墓，其實是趁機旅遊玩樂，連小戶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樂伴奏，歡呼暢飲。 晚明對穿衣的審美是怎樣的？時裝是什麼樣子？萬曆年間，「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折，倏忽變異，號為時樣。」（《通州志》）相比之下，約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間還有淳本務實的風氣。 想必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風。凡事都有兩面，社會高度發達的同時，人心也不知不覺間醉生夢死。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規模浩大，朝廷財政枯竭，窮人被逼反，經濟繁華與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反差。明朝一直以來的國策是以東南養西北，東南始終是財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機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貧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戰爭終結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記者穿越回去採訪南方民間的富人，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會亡。走過270多年的風雨，總體上相當穩定，連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都能挺過，總有如于謙、王陽明、戚繼光、張居正、李如松這樣的英雄人物化險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華，1644年的他們一定十分詫異：怎麼說沒就沒了？明亡後，張岱的總結刻骨銘心：「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