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L揭幕战：阿德莱德36人队客场 97-95 险胜墨尔本联队 迎新帅开门红
2026 年 9 月 20 日
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万历（图：公有领域）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图：Adobe Stock）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明宣宗（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图：Adobe Stock）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图：Adobe Stock）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图：Adobe Stock） 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图：Adobe Stock）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文/清箫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间，那么，有一个时期现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会觉得除科技外没太大差别，非常自由、好玩，这个时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阳纸贵，林语堂等大师也对晚明风极为推崇。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何最近写的系列以晚明史为主题，在此我简单聊一聊原因。当你读懂晚明，再联想当今，无需多言，自然心领神会其意义。 五千年间最特别的时代之一 中国历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个末年都可以称作“晚”。“三晚”的共同点是，尽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经济、社会却在进步。 唐朝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其后进入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削弱著这个强大帝国的实力。但也恰恰由于这一分水岭，大唐从此在衰落的同时又进入一个新的繁华时代，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扬一益二”，透过扬州与益州，可以看到不同于盛世长安的另一种繁华。晚唐的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比初唐进步；文学出现新潮流，诗有小李杜，词有温庭筠，特别是词的发展。晚唐文学受时代变化影响，更注重私情，有下启五代词的重要地位。至于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赘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处，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朝廷官府日趋黑暗，皇帝越来越不管事，而社会自发地自由奔放，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变革。阳明心学颇受崇拜，又有何心隐、李贽这类被官方视为“异端”却开启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凡夫俗子做学问，其“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中国500年，也使日本维新人士沉醉其中。 （图：Adobe Stock） 民间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热衷于议论与批评时政和帝王，盛传流言飞语，以舆论的非武力形式对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构成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官员的任免与立太子的决策。晚明看似处在全面大变革的前夕，但结局只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变革。 晚明的文学清新通俗，率性活泼，尤其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跨越时空和三百年后的民国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如果把唐朝比喻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为道家，纵观整个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气节、文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耿直与真性情，晚明文化则将真性情推向一个新高度。 （图：Adobe Stock） 关于晚明的时间跨度，通常指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煤山自缢（1644年）的近70年，经历神宗（万历）、光宗、熹宗（天启）、思宗（崇祯）四代皇帝统治，但尚无统一定论，也有说从正德或嘉靖开始。万历至崇祯大多数时间是太平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崇祯在位17年间的事，集中于西北，但对中原破坏不小；努尔哈赤正式叛明是从1618年算起，主要战场在辽东，所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间只有约20年。张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焕然一新，国富兵强，万历后来能取得三大征的胜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国家也能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应归功于张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础。 大明繁华早在1402至1424年永乐朝就已出现，但晚明的繁华和永乐盛世有很大区别。说到这里，简单讲一讲明朝的发展历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节俭，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赞永乐盛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永乐盛世，再到仁宣之治，这一阶段主要以帝王为主导，引导社会从元末乱世恢复至正轨，国君英明，政治清平，宽赋省役，兴农爱民；但政治风气总体冷峻，重农轻商，人们的理想追求以仕途为主。 （图：Adobe Stock） 之后从正统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质、治国能力不及明初，但社会观念不再固守，弃学从商者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后到晚明，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丰富有趣，许多人鄙视科举和当官，靠卖小说、卖诗词、售书画、看相、黄白术、做工匠等一技之长发财致富的人成为庞大群体，还有不少人当讼师（律师）。民间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如神怪小说、侦探故事、爱情、养生、育儿等，商家还有意引导消费者购买哪些书。 （图：Adobe Stock） 此时，明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商人和文人身上体现显著。读书人掀起反科举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后期的山人现象是历朝中最突出的，可谓一大特色。苏州出现农民不愿种地的现象，他们涌入城里打工，因为比种地赚钱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开始向商人低头，有个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詹景凤回怼道：“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竟无言以对。这段对话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则变得更加拜金。 这个时期的政治可划分为弘治中兴之治世、正德至隆庆的中叶时期、万历至明亡的晚明。我认为隆庆更靠近晚明，因为隆庆朝解决俺答问题等边患及开放海禁的政策对晚明影响极大，是万历初年飞速进步的前奏。明中叶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称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属于离经叛道的类型，隆庆、崇祯则平庸。在此期间，皇帝的主导作用、素质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处，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之前长期讲张居正新政，现在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图：Adobe Stock） 他们比我们更会玩 晚明人熬夜玩乐，通宵“追剧”。如崇祯二年中秋后的一个夜晚，二鼓已过，金山寺锣声震天，原来是有人叫小厮来唱戏，把寺里的和尚震得从睡梦中惊醒，全寺人都跑来围观。戏一曲接一曲，演罢还不够尽兴，一直演到天色快亮。连我们现代人也会觉得这样通宵相当疯狂。 那时的戏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争相写剧本。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君子杨涟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是晚明政坛的大人物，民间也有围绕他们而写的剧本，有多达上万观众看戏，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记》，演员上台念白说“我是杨涟”时，台下观众纷纷传道：“杨涟！杨涟！”由近到远，如海潮涌动，表达著对英雄的崇拜。戏演到魏忠贤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时候，观众虽安静却个个都咬牙切齿、面露怒色。待演到颜佩韦击杀锦衣卫校尉的情节时，可谓大快人心，观众群起欢呼跳跃，喊声几乎快把房屋震塌。 （图：Adobe Stock） 为何演到颜佩韦时观众如此激动？之前，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并逮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愤起抗议，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后来颜佩韦挺身投案牺牲，百姓都对他颇为敬佩怀念。 当时也有为魏忠贤洗白的剧本，比如阮圆海的剧大多诋毁东林党，因此受民意唾弃，没能出名。 苏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们聚集在荷花宕，场面甚为壮观。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满，有人甚至拿数万钱还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说：“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上千名年轻美女竞相微笑，歌声如波涛澎湃，这是何等热闹！ 这些男女们不满虎丘中秋夜的躲闪，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图：Adobe Stock） 那么虎丘中秋节又是怎样的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少男、少妇、妙女、戏婆、声伎、奴仆，甚至包括恶少、骗子，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不聚集此地。夜幕降临后，有百十处奏乐，声音如雷轰鼎沸，想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夜深时，许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戏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调混杂，观众议论纷纷。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样排列而坐，这些夜猫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仿佛忘记时间。 听说书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晚明的南京有两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说书水平极高，要提前十天送请帖和定金预约，即便如此也未必听到，换成今天的说法可谓一票难求。 （图：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规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时的山东泰安州，会发现他们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间拴驴马的槽房，有二十多处戏子的住所。据《陶庵梦忆》，宴席分三个等级，上等一人独享一席，有十种佳肴、五种水果以及糖饼干果，还有文艺团队为顾客演戏，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数人一席，有各种美食，虽没有演戏，但仍有弹唱。整个店内即使只算弹唱的人数就已经多到不胜枚举，服务员多达一、两百人，厨房有二十多间。诸位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到宾馆，有几家达到这样的规模，吃饭包演出？晚明这样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可见消费水平之高。 （图：Adobe Stock） 那时和朋友们聚餐听歌，比我们现在唱卡拉OK还高级。他们现场创作、填歌词，普遍文化水平高，我们还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词，人家即兴填。每逢聚会，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时的流行歌曲可谓高产。冯梦龙编纂的时调民歌集《挂枝儿》几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时调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热情奔放地歌颂爱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轻人中流行，全国男女老少皆传唱，而且走哪都能听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娇声充溢于乡曲”（《博平县志》）。 （图：Adobe Stock） 《郓城县志》记录晚明穷人也追求高质生活与时尚，“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又如《博平县志》：“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陶庵梦忆》也纪录了越地扫墓的盛况，名曰扫墓，其实是趁机旅游玩乐，连小户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欢呼畅饮。 晚明对穿衣的审美是怎样的？时装是什么样子？万历年间，“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通州志》）相比之下，约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间还有淳本务实的风气。 想必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风。凡事都有两面，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心也不知不觉间醉生梦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规模浩大，朝廷财政枯竭，穷人被逼反，经济繁华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反差。明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是以东南养西北，东南始终是财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机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贫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战争终结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记者穿越回去采访南方民间的富人，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会亡。走过270多年的风雨，总体上相当稳定，连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都能挺过，总有如于谦、王阳明、戚继光、张居正、李如松这样的英雄人物化险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华，1644年的他们一定十分诧异：怎么说没就没了？明亡后，张岱的总结刻骨铭心：“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