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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陶洛誦 :女孩打女孩

友琴向我調查我們班紅衛兵打沒打出身不好的同學,我說沒有。 我告訴她,我們班只正式開過一次批鬥濱濱的會,因為她爸是高崗。發言人主要是李小琪、尹斐,其他同學並不知情。

疫情後澳洲青少年犯罪率飆升

疫情後,澳洲青少年犯罪率飆升,美麗的海灘、城市中心、一流的社區均成為青少年犯罪熱點地區。

澳洲留學生數量創新高

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2月有20.149萬留學生入境澳洲,比去年同期高出15%,比疫情前2019年2月創下的單月最高紀錄高出10%。這打破了移民數量將回落的預期。

澳人去年網購花費創紀錄

澳大利亞的消費者傾向於打折和數字市場,根據澳洲郵政的年度電子商務報告,2024 年澳人在網上購物上花費了創紀錄的 690 億澳元,比前一年增長了 12%。 雖然網購銷售額創下了歷史新高,但購物籃規模(單筆交易的價值)卻是十年來最低的。生活成本壓力下,平均購物籃規模下降至 95 澳元,比去年下降 2.1%。 按人口統計,千禧一代是中支出最高的群體,接近 250 億澳元。X 世代花費了 190 億澳元,Z 世代花費了 120 億澳元,嬰兒潮一代花費了 100 億澳元。 澳大利亞郵政還發現,偏遠地區居民推動了支出的增長,同比增長了 2.9%。昆州的圖文巴(Toowoomba)和麥凱(Mackay)以及維州的庫克角( Point Cook)是在網上購買商品最多的地區。  「與此同時,在悉尼、墨爾本和堪培拉,家庭債務增加、房價上漲以及對高利率的敏感度增加確實抑制了消費。」澳大利亞聯邦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Belinda Allen 表示。 購物者利用了特別銷售機會,去年的黑色星期五在線消費創下了 22 億澳元的紀錄。 「由於生活成本壓力和高通脹的持續擔憂,澳大利亞人轉向關鍵銷售活動和忠誠度計劃來進一步節省開支,」澳大利亞郵政的 Gary Starr 表示。「我們知道四分之三的企業擔心頻繁的銷售活動會促使購物者只購買打折商品。但我們必須接受澳大利亞人喜歡打折的事實,戰略性購物現在已成為常態。」  

陶洛誦 : 女兒國

從1961----1966年10月,我分別生活在兩個女兒國里。61---64年女十二中和64---68年師大女附中。本該在67年畢業,文革拖到68年底,69年一月我離開北京去白洋淀插隊。

澳洲躋身全球 20 個最幸福國家中

《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再次揭示了地球上最幸福的國家,該報告利用蓋洛普公司的數據,追蹤全球公民對其鄰居、領導人和生活的感受,得出總體生活評價分數(滿分為 10 分)。

維珍澳洲航空公司國內外大促銷 機票45澳元起

澳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維珍航空(Virgin Australia)在復活節來臨之際推出了巨額促銷活動,其國內和國際航線網路的票價低至 45 澳元起。

新州 7 個適宜退休的城鎮

新州首府悉尼是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在生活上具有無與倫比的便利,其中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員所看重的。

澳航部分國際航班下周起開通全艙免費Wi-Fi服務

澳航將於下周首次在部分國際航班上開通 「快速、免費 」的 Wi-Fi服務。

蕃薯傳入中國的非凡歷程

現代人視紅薯為一種健康食品,在紐約,一個烤紅薯和一磅鮮嫩的地瓜秧葉,市場銷售價格甚至高於白麵食品價格。本文就講講蕃薯是怎樣傳入中國的,它對中國人口的發展、人民的生存和國家的強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蕃薯在中國不同地區的華人中,有不同的叫法。紐約華人管它叫蕃薯,這個「番」字,是「藩」字的簡化字,中國古人把外國稱為藩,就表明了蕃薯的原產地不是中國。蕃薯原產地是墨西哥。在殖民時期,16世紀哥倫布將蕃薯從墨西哥帶回西班牙種植。後來由西班牙水手,把它傳播到了非洲和菲律賓。蕃薯能夠在中國大陸各地種植,歸功於最初的傳人,他的名字叫陳振龍。他是明朝福建人,生於1543年,卒於1619年。 蕃薯種植(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他原本是一個秀才,因為科考屢試不第,放棄了求功名,改為出海經商。他在乘船去呂宋(今菲律賓)經商時,當時那裡正處於西班牙殖民者統治時期。他發現當地人種植的紅薯,是一種既耐旱又高產的農作物,而且紅薯生、熟皆可吃。他是一個善於學習又細心的人,他向當地農民學習了蕃薯的栽培種植技術,他想把這種農作物引種回家鄉。當時殖民者對這種農作物控制很嚴,不準出口。於是他便動腦筋智取,他把一根去掉葉子的鮮薯藤和蔴的纖維混在一起,編成一根粗麻繩,躲過了海關檢查,將鮮薯藤帶回了福建。 他把這根薯藤切成數段,栽培到土壤中,成功培植出紅薯,取名朱薯。然後在福建家鄉教人種植。明朝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關中發生大旱災,糧食欠收,陳振龍向福建巡撫金學曾建議,推廣種植朱薯,他還獻出了種植方法。於是金學曾令人試種,4個月以後,朱薯豐收,試驗成功,經檢驗可食。隨後便在福建全省推廣種植。後來又在全國推廣種植,於是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幅增長。 後人何則賢,在福建烏石山,修建了一座「先薯祠」,立石碑紀念陳振龍,尊稱他是「蕃薯之父」。「先薯祠」遭毀後,後人又在原址建立了「先薯亭」。 紅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人口和國土幅員 隨蕃薯種植增長 在明朝末年,中國僅有1億人口。到清朝末年,人口為4億。二者比較,清朝人口比明朝人口增加3億。明朝末年國土面積300萬平方公里,清朝末年國土面積達1100萬平方公里,如果算上藩屬國,可達1316萬平方公里。清末國土面積是明末國土面積的3倍。大家知道中國幅員廣闊,哪個朝代都避免不了天災人禍,而且民以食為天,人是要吃飯的,糧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證。因此,在此環境下,中國人口和國土幅員之所以能大幅增長,除了當時的統治者使用武力對外擴張等原因之外,蕃薯的推廣種植,使人民能吃飽飯起到了很大作用。 記得在1960年,正值中國經歷3年困難時期,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人民吃飯實行糧食定量。當時筆者的家父離職休養,住在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北京研究所的植物園,他在那裡是義務勞動。在業餘,他和溥儀在荒山坡種植了一些蕃薯秧。到秋天收穫季節,他們把收穫的白薯,一部份送給了植物園食堂,一部份留給自己吃。我還騎自行車從北京城裡出發,到那裡駝回一袋子回家。就因為和溥儀在一起勞動等,這樣一些小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父親被植物園的造反派從北京家中綁架回到植物園批鬥,誣衊他是植物園「走資派」的高參,是封建皇帝的「保護傘」。 1965年我任大學教師時,帶領學生在北京遠郊區密雲縣山區,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山區農民一日三餐,主食早晚是兩頓稀飯,是用高粱米或者玉米碴子熬的粥食,中午吃一頓乾的,吃的就是蒸白薯。 那時北京山區農民把鮮白薯切成片,攤放在山坡處的石板上晒乾,用石碾或者石磨把它碾壓磨成白薯面,摻上玉米面,就可以蒸窩頭吃,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到白面饅頭。 節選自《看中國會員專刊》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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