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倾向于打折和数字市场,根据澳洲邮政的年度电子商务报告,2024 年澳人在网上购物上花费了创纪录的 690 亿澳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12%。 虽然网购销售额创下了历史新高,但购物篮规模(单笔交易的价值)却是十年来最低的。生活成本压力下,平均购物篮规模下降至 95 澳元,比去年下降 2.1%。 按人口统计,千禧一代是中支出最高的群体,接近 250 亿澳元。X 世代花费了 190 亿澳元,Z 世代花费了 120 亿澳元,婴儿潮一代花费了 100 亿澳元。 澳大利亚邮政还发现,偏远地区居民推动了支出的增长,同比增长了 2.9%。昆州的图文巴(Toowoomba)和麦凯(Mackay)以及维州的库克角( Point Cook)是在网上购买商品最多的地区。 “与此同时,在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家庭债务增加、房价上涨以及对高利率的敏感度增加确实抑制了消费。”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Belinda Allen 表示。 购物者利用了特别销售机会,去年的黑色星期五在线消费创下了 22 亿澳元的纪录。 “由于生活成本压力和高通胀的持续担忧,澳大利亚人转向关键销售活动和忠诚度计划来进一步节省开支,”澳大利亚邮政的 Gary Starr 表示。“我们知道四分之三的企业担心频繁的销售活动会促使购物者只购买打折商品。但我们必须接受澳大利亚人喜欢打折的事实,战略性购物现在已成为常态。”
现代人视红薯为一种健康食品,在纽约,一个烤红薯和一磅鲜嫩的地瓜秧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高于白面食品价格。本文就讲讲蕃薯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它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强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蕃薯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中,有不同的叫法。纽约华人管它叫蕃薯,这个“番”字,是“藩”字的简化字,中国古人把外国称为藩,就表明了蕃薯的原产地不是中国。蕃薯原产地是墨西哥。在殖民时期,16世纪哥伦布将蕃薯从墨西哥带回西班牙种植。后来由西班牙水手,把它传播到了非洲和菲律宾。蕃薯能够在中国大陆各地种植,归功于最初的传人,他的名字叫陈振龙。他是明朝福建人,生于1543年,卒于1619年。 蕃薯种植(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他原本是一个秀才,因为科考屡试不第,放弃了求功名,改为出海经商。他在乘船去吕宋(今菲律宾)经商时,当时那里正处于西班牙殖民者统治时期。他发现当地人种植的红薯,是一种既耐旱又高产的农作物,而且红薯生、熟皆可吃。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又细心的人,他向当地农民学习了蕃薯的栽培种植技术,他想把这种农作物引种回家乡。当时殖民者对这种农作物控制很严,不准出口。于是他便动脑筋智取,他把一根去掉叶子的鲜薯藤和蔴的纤维混在一起,编成一根粗麻绳,躲过了海关检查,将鲜薯藤带回了福建。 他把这根薯藤切成数段,栽培到土壤中,成功培植出红薯,取名朱薯。然后在福建家乡教人种植。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关中发生大旱灾,粮食欠收,陈振龙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推广种植朱薯,他还献出了种植方法。于是金学曾令人试种,4个月以后,朱薯丰收,试验成功,经检验可食。随后便在福建全省推广种植。后来又在全国推广种植,于是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后人何则贤,在福建乌石山,修建了一座“先薯祠”,立石碑纪念陈振龙,尊称他是“蕃薯之父”。“先薯祠”遭毁后,后人又在原址建立了“先薯亭”。 红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人口和国土幅员 随蕃薯种植增长 在明朝末年,中国仅有1亿人口。到清朝末年,人口为4亿。二者比较,清朝人口比明朝人口增加3亿。明朝末年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清朝末年国土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藩属国,可达1316万平方公里。清末国土面积是明末国土面积的3倍。大家知道中国幅员广阔,哪个朝代都避免不了天灾人祸,而且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在此环境下,中国人口和国土幅员之所以能大幅增长,除了当时的统治者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等原因之外,蕃薯的推广种植,使人民能吃饱饭起到了很大作用。 记得在1960年,正值中国经历3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人民吃饭实行粮食定量。当时笔者的家父离职休养,住在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北京研究所的植物园,他在那里是义务劳动。在业馀,他和溥仪在荒山坡种植了一些蕃薯秧。到秋天收获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白薯,一部份送给了植物园食堂,一部份留给自己吃。我还骑自行车从北京城里出发,到那里驼回一袋子回家。就因为和溥仪在一起劳动等,这样一些小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被植物园的造反派从北京家中绑架回到植物园批斗,诬蔑他是植物园“走资派”的高参,是封建皇帝的“保护伞”。 1965年我任大学教师时,带领学生在北京远郊区密云县山区,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山区农民一日三餐,主食早晚是两顿稀饭,是用高粱米或者玉米碴子熬的粥食,中午吃一顿干的,吃的就是蒸白薯。 那时北京山区农民把鲜白薯切成片,摊放在山坡处的石板上晒干,用石碾或者石磨把它碾压磨成白薯面,掺上玉米面,就可以蒸窝头吃,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白面馒头。 节选自《看中国会员专刊》第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