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號廳檢票員工|熱搜沒了,但問題來了

示意圖:筆記本電腦屏幕。 (Photo by Matt Cardy/Getty Images)

作者:灰白,小哥

「我們能否從無情的世界獲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點的情況下善待他人,取決於我們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則、不被局限性的經驗所束縛。」

寫在前面

今晚想的話題,需要從前陣子我們發的一條微博說起。

「昨晚看到有讀者轉發我微博的時候寫『今年(網上)總感覺突然出現了一大批不像人類的人』,嗯,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也同感。」

 

沒想到這條主觀性很強的微博有三千多個點贊,評論區也有不少人表達了很多類似的觀點和共鳴。

大家都感覺到了一種異常和不安,而且不是以往老生常談的「網路環境糟糕」可以解釋的。

我們一直也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直到我們開始更全面地梳理今年內娛發生的各種事件,我們才突然在過程里意識到了答案的一種可能性——我們似乎在進入一種陰謀論社會。

這個表述當然不是說我們現在才有的陰謀論,陰謀論一直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頑疾,人類甚至「需要」陰謀論,但以往的陰謀論往往更宏觀一些,對準的目標也往往是更有權勢的群體或者組織,甚至歷史古人,很少是活生生的個體,但今年我們很多連續的陰謀論事件,目標都是個體。

年初的李明德鬧劇,對準《三人行》這部劇的導演和馬天宇;於ML的逝世引發的陰謀論就更典型了;最近的話,白百何事件里僅僅就是條豆瓣神秘評論,直接把文晏和王傳君按死在了滬圈資本運作的帽子里;郝蕾朋友圈那句運作拿獎,把明明表演毋庸置疑的辛芷蕾弄成了「不知運作辛芷蕾」,還有李連杰換心臟的陰謀論,也毫無證據。

當然不是說陰謀論一定是錯的(陰謀論也有被證實的例子),也不是在懷疑網上這些陰謀論擁躉的正義感,我真的覺得他們是真心實意地在伸張正義(尤其是YML的事件),我甚至很理解,因為在社會心理學上,下意識相信陰謀論同樣是來自於很多人內心的焦慮,不確定感和不安,尋求給自己一種看破人間內幕的安全感。

但我們忍不住會害怕,害怕很多人在養成的這種慣性思維,會成為一種信號,一種氣味,如果我有討厭的人,不管是明星素人,我都不需要是當事人,也不需要他犯錯,不需要證據,我製造一個關於他的陰謀論就可以了,因為我知道會相信這件事的人,大有人在。

而且,現在我們所有人也都知道,至少以上舉例,沒有任何人因此付出代價(李明德是自己砸車才坐牢)。

這是我不安的源頭,也是我們寫這篇的原因。

我們必須聊清楚,為什麼我們要強調說針對個體的陰謀論看似有理,實則有害,以及為什麼我們必須警惕陰謀論社會的形成。

 

一、
我當然認同,陰謀論在我們這裡的處境和意義,真的很複雜,複雜到我在梳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自己就想到了很多自反的理由,因為跟大家的感受一樣,我也同樣能意識到陰謀論存活於怎樣的土壤之上。

說白了,大家之所以會更願意相信陰謀,很多時候都不是自發的。

陰謀論盛行,離不開一些消極變化,一些崩塌的發生,而且幾乎都是連鎖反應。

最先發生也最明顯的,是跟陰謀相對的——真相處境的變化,它的空缺成為了常態,各類社會案件的潦草收場成為了常態。

 

背後原因我們都沒有能力去深究,我們只知道,真相跟正義的追討是一體連枝的,公布真相就意味著需要面對不公的存在,面對大眾的指責,需要從現象的缺口去倒推每個鏈條環節的問題,而擺在眼前的現象是,無論是新聞媒體還是別的什麼,都沒有給出相應支持。

真相的缺失帶來了焦慮,憤怒等情緒,更帶來了一種普遍的被動感,好像每一天都生活在被遮蔽、被操縱的天幕之下,於是信奉和傳播陰謀論這個行為,成為了對話語權、主動權的奪取,也就是被動之下的反抗。

同時,因為缺乏真相,也自然沒有可信任的權威方,還缺乏探討的公眾空間,公眾被壓抑和懸置的情緒需要發泄,這時門檻更低、煽動性更強的陰謀論,又成為了最有能量的一種解釋路徑與抒發路徑。

 

它提供了強有力的幻覺「我們是可以為了正義做點什麼的」,在情緒激昂地散布、傳播和討論的鏈條里,我們是在共同拼湊著原本模糊甚至空白的真相版圖。

也就是說,陰謀論提供了泄壓渠道與話語權幻覺,還有一套可能虛假但也可能可行的世界規則,它的的確確是當下的人們所需要的,甚至是最需要的,即使它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

 

除了環境原因,還有個體位置的缺失。

當下成功學敘事被屢屢消解,人生的確不只有世俗成功這一種方向,但問題是,我們也無法找到別的可行的方向,不知道怎樣才能通往更理想的生活。

普通人活在非常大的隨機性之中,挫敗和虛無是常態。

努力是沒有結果的,努力就會有回饋也自然是不值得信任的,於是當一個人拿獎,人們的第一反應也很難是把獲獎跟能力劃等號,至少比起天道酬勤,人們更願意相信「背後有不為人知的原因」這一被現實教育而來的感性直覺。

在生活里被壓抑的個人情緒需要尋找靶子,自身無法企及的階級,權力,資本等勢力方,直至如今的具體的個體,一切遙遠的存在,便是最有代入感,也是最沒有壓力的攻擊目標。

 

二、
我們會認同這些複雜成因的存在,但為什麼我們依然要警惕,前面也說了,最大的原因就是現在陰謀論已經發展到了越來越失控的階段。

人們不再僅僅對準階級,權力,資本等勢力方,而是對準更多個體,這其實也很好理解,如果對一個群體的符號化是無痛無後果的,那麼對個體的符號化必然也是一樣。

我相信很多人把怒氣對準馬天宇,文晏,李連杰等人的時候,也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具體的人,而是和針對所謂資本一樣,視為釋放憤怒、尋求公平的替代路徑。

 

在這種情況下,陰謀論造成的傷害勢必更深,更無可挽回。

首先個體是具體的存在,可以抓住和代入的泄憤的點必然會更多,進行主觀聯想、編造的著力點也更多,放在對一切事物祛魅的當代,這類揭露人性之醜惡的言論(無論真假),必然比真善美有著更多的說服力。

就比如可以攻擊導演的作品,將導演之前沒拿獎的作品,跟相關演員的沒拿獎相掛鉤,詮釋為私怨或復仇。

攻擊演員其他作品的表演,在還沒看到拿獎作品時就先進行批判和網暴,無論實際情況如何,惡意和中傷都留了下來,跟演員進行了捆綁——這些是前面我們提到的文晏,王傳君的遭遇,也或許是更多創作者,演員,更多具體的人將要面對的恐慌處境。

其次,因為對個體的喜惡更主觀,站在公眾人物對立面的人本身就不會少,他們自然會加入進去混淆視聽,這就給傳謠者的私心提供了掩飾,無論怎樣的惡意都可以假以正義之名。

這難免讓局勢越來越渾濁,傷害越來越泛化,推動更多網暴,乃至現實謠言、現實暴力的發生。

更不可忽視的是這種慣性思維對全局意義的傷害,無論是不是陰謀論受眾,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無法倖免。

拿我自己來說,我不相信也從不傳播陰謀論,但是我也意識到,這些情緒也是會影響我的,隨著陰謀論出現越來越頻繁,獵奇程度也越來越高,我漸漸不再對內容感到驚奇,好像再反智的觀點都不值得驚訝,再逆反常理的邏輯都是存在的。

而且也因為陰謀論更具備獵奇的建設性,官方的否認相對會顯得單薄,於是我又會不受控制地渴求更多信息的輸入,去填補那永遠也填不滿的解釋缺口。

這裡面的可怕之處就在於,現實本身就存在很多的問題,而陰謀論多數時候是加劇了氛圍的下墜,加速了惡性結果的發生。

本來是為了追求真相和正義,現在真相依舊未知,正義沒有到來,反而在這一過程里對事實和證據,對具體的個體越來越漠然。

這樣的發展之下,我們顯然也都可以預知後果,預知不遠的未來會如何。

比如公眾情緒投射的需求將覆蓋更多維度,忽視具體的人,忽視事情的複雜性,一切都是投射的鏡像出口,只為了抒發自己的恨意與惡意,路徑是對人喊打喊殺,誰是這個對象都可以。

比如,真相變得越來越不可證,一個人的表達也越來越容易被曲解,民眾的情緒也越來越容易被利用。

獵奇的陰謀論提高著我們對黑暗規則的接受閾值,即使存在真相,公布的也正是真相,也已經很難被信服。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對一切抱有疑問,對不符合這種黑暗認知的言論,對不貼合黑暗想像的人產生懷疑和惡感。

與「可信」「真實」距離劃等號的,現在不再是證據,而是觀點的黑暗程度。

可是捏造消極邏輯永遠是容易的,放棄了理性思考的後果,就是人們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類似那條豆瓣匿名發言的論述,在不清楚造謠者動機和目的的情況下成為施暴者。

還關乎社會批判力的倒退。

針對陰謀論產生的土壤,我們知道很多問題、缺口本就源於結構,源於制度,這也是我們保持思辨、保持敏感覺察的理由,但如今批判的矛頭似乎發生了偏移,更多人是頻頻從批判「為何如此」,倒退到了「誰」應該被罵、下一個可以審判的是誰。

《為什麼我們相信陰謀論》(作者拉蒙·諾格拉斯)就有一個尖銳的觀點提到,人們對陰謀論的信服是貼合人類本性的,這剛好跟當前環境構成了難以打破的負面循環:

「人類的確是不理性的,傾向於帶著偏見處理和記憶信息。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很多主體(公眾人物、媒體、公司)都有自己的目的,他們利用偏見限制公眾的認知。這形成了一個反饋環。」

不難理解,正是因為本就生活在局限之中,我們更應該對片面之詞抱有更多的警惕,而不是沉醉於情緒宣洩、揭開「暗幕」的快感之中,甚至不惜踐踏具體的人,用淋漓血肉鑄成通往自以為的,真相與正義的道路。

前面已經提到很多次「情緒」了,這篇就用另一個更稀缺的詞的含義收尾吧,史蒂芬·平克在《理性》中提出了這樣的警告:「我們能否從無情的世界獲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點的情況下善待他人,取決於我們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則、不被局限性的經驗所束縛。」

配圖/《連鎖陰謀》

來源: 中國數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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