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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

3号厅检票员工|热搜没了,但问题来了

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

批评科技之恶!大陆前首富钟睒睒要求张一鸣道歉

近段时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多次针对网络暴力发声。11月20日,钟睒睒在江西赣州的一场活动中公开喊话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指出今日头条和抖音等平台纵容网络暴力,要求其道歉并采取措施整治平台不良内容。

热点事件舆论一再反转,“信息茧房”背不动这个锅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 重庆男子胖猫跳江的事情,迎来了终极反转。 5月19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一个超长的通报,厘清了胖猫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 网络图片 此前人们一再诟病的胖猫前女友谭竹,并不是诸多自媒体口中的“捞女”,她和胖猫之间,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期间的银钱来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间的财务来往。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胖猫的姐姐不仅仅侵犯隐私,虚假报警,并且发动水军制造了谭竹“捞女”形象,企图毁坏她的形象。 警情通报事实清楚,结论清晰,条理分明。 没想到,通报反而带来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舆论返潮。有人公然说,谭竹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变化呀,她不是顺利用胖猫的钱开了花店,不还是“捞女”吗? 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于胡底,还是人们对于一个悲剧中人难以释怀的固执己见? 一个解释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谭竹是捞女、情感骗子的人,因为持续不断地主动选择接收符合自己偏见的谭竹形象的信息,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导致他们无法正确地判断出事件的真相,从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捞女”的结论。 日常中,也总是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信息茧房”让人越来越沉迷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偏见越来越深,价值观越来越偏执。 问题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谭竹是“捞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还是“信息茧房”误导事实,让一些人坚信谭竹是“捞女”? 在我看来,对“信息茧房”一词的夸大与滥用,可能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最大的误读之一。 01 “信息茧房”是什么? “信息茧房”一词,为人熟知的来源是2006年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乌托邦》一书,是指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 在传统时代之中,人们的信息来源多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为了能够更加广泛地吸收订户与观众,往往会有意地把媒体塑造为公共论坛,提供多元化的声音,以造就更加广泛的用户基础。 但传统媒体时代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媒体都有明确的价值观与编辑偏好,故而媒体的信息偏见,其实十分明了。 而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借助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愈来愈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茧房”的概念,遂随之和算法进行了关联。 但实际上,算法的目标是高效分发信息,将原本孤立的创作者、信息、人连接起来。和过去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关注造成的“茧房”相比,在技术驱动下,推荐算法反而能打破“茧房”,以及在信息过载时代,高效获取信息。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者马里奥·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个谷歌新闻新账号,花一周的时间,通过搜索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关键词,模拟了四种典型的德国用户: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寡妇、一位50多岁的中产阶级父亲、一位40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位30岁的多金职业女性。 训练结束后,研究者再使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新闻关键词。结果发现,在四个人的共同搜索记录和结果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结果占所有搜索结果的2.5%,也就是说,大家搜到的结果其实有大量重叠之处,所谓的“信息茧房”并未出现。 图虫创意 在美国、加拿大等学术界中,也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实证研究,最终结果大同小异: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荐算法,并未造就所谓的“信息茧房”。 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的研究指出,“信息茧房”是一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信息茧房”是一个未经科学验证的社会学概念,人们更多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对于互联网时代个体的信息来源被单一化和格式化的担忧。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担忧,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它简单化地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风险一股脑儿地推诿给了一种技术,并且放大这种技术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而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威胁。 “信息茧房”一词在互联网时代的滥用,与笃信“信息茧房”使人们坚称谭竹是“捞女”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差别:利用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脸谱化的描述,能够快速造成互联网流量传播。 02 既然“信息茧房”并非科学概念,人们为什么还总是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此?因为它是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中一个方便的替罪羊。 互联网的普及,直接带来了信息的爆发式增长。这种言论爆发并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几何级扩张。 信息爆炸,同时意味着信息迷失。只不过,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从来不会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总在试图拓展信息的多元化来源,有意识地建立多元化价值观的信源。 更加简单一点讲:多平台,多信源,多价值观的信息渠道。 这原本就是在一个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所应当承担的自我责任。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一种算法,负有为任何一个个体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责任。 当指摘一个平台、一种算法造就了“信息茧房”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偏执寻找借口而已。 图虫创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认为更应该被重视的是“社交茧房”。“我们大部分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现在90%以上信息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 把社交媒体当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时,个体社交的同质化,就会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化,于是信息源和价值观日益固化,“社交茧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段时间来,我经常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推荐功能,尤其特别注意让算法给我推荐意大利和日本的音乐,于是在我的曲库中,就有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歌曲。 但是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偏好。在我的曲库中,还有闽南语、西班牙语、世界音乐和影视原声。我的曲库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为我在过往的使用经验中,经常变化曲风。 如果你长期只听网络热歌,然后你指摘网易云音乐的“信息茧房”导致了你的曲库风格太单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茧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还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荐? 03 互联网把整个世界的知识无差别地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让原本昂贵的知识、技术与观念,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地获得。 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图书馆面前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约并不是喜悦,而是压力:知识虽然触手可及,但是选择却变得无比困难。 而算法恰恰就是带领人们走出信息迷宫的北极星。算法不仅没有减少信息的总量,反而是引导人们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帮手;而从另外一个方向,算法帮助信息的拥有方,精准推送给信息需求者。 在过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文旅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个接一个网红城市刷爆全网,先有淄博的“进淄赶烤”,然后是哈尔滨的“滨至如归”,而现在正在麻辣滚烫的是天水麻辣烫。 在铺天盖地的全民文旅热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这样的小城。这就是算法。算法总是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美,并且推荐给感兴趣的人。 有媒体总结,算法成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个互联网上对文旅感兴趣的人群,进行了精准的匹配。 图/网络 美国《在线》杂志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名为《长尾效应》。他认为,互联网使许多小众知识,能够聚集到足够多的相似人群,从而这条互联网的长尾,能够让众多的小众知识,也拥有了长足的生存能力。 而这些小众知识使这个世界上足够的多元化能够得以保存,知识得以传播。而其背后的力量,依旧是算法。 关于算法如何普及科学,如何推动农产品销售,如何帮助乡村孩子获取知识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深入到城市与乡村每个角落的短视频平台与产品,算法不仅没有使用户们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让更多的人获取知识,拓展眼界,找到同类,参与公共话题,推动人们更加热切地了解世界,勇敢发出声音。 污名化算法,归咎于“信息茧房”,无非是拒绝多元化,自我沉陷于单一价值观中的一个借口而已。 04 《2024抖音读书生态报告》中,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史铁生成为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抖音上相关的视频累计增长192%,视频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增加了51%。 史铁生一度是中国最火的作家,但是当时他的主要读者是70后。而抖音的报告显示,排名前三的读者年龄段为:00后,90后和80后。 也就是说,越年轻的用户,越喜欢史铁生。 这显然并不符合“信息茧房“”的预设。因为00后假设应该更喜欢穿越、科幻等这种爽文类型的作品。而《我与地坛》是沉闷的、内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算法应当抗拒把史铁生推送给00后才对。 这只是短视频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案例:算法拓展了年轻一代的阅读偏好,使看似过时然而隽永的作品,也能够在新的代际中不断传承。它打破了“信息茧房”的迷思,告知了这样一个信息: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图/CFP “信息茧房”并不会因为算法而存在,而会因为闭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维封闭的人,先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茧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价值观上,形成对多元化的排斥反应,从而将自己困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沉溺于其中。 滥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本身是试图混淆技术与社会的责任。当社会普遍认同是技术造就了“信息茧房”,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单一化之后,社会或舆论的失败,就变成某个平台或者一种技术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广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维的责任,欢迎更加平等的讨论,就无从谈起。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归咎于简单化、脸谱化的“信息茧房”,并不会让互联网世界更加美好,而只会不断毒化它的氛围。 偏见是这个世界的顽疾,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一个社会要突破被偏见绑架的现状,并不是给予它一个简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长久、耐心与全面的建设:它更加需要互联网和算法的帮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走红后遭网暴 “魔笑钢琴女”本尊曝光

抖音、B站、YouTube等视频平台有一个经常被使用的3秒影片,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在钢琴旁露出灿烂的笑容,她笑声魔性,给人的感觉特别可乐。这位女衣女子就是大陆知名网红meme(迷因)。近日,meme接受《白鹿视频》的采访,讲述自己的大笑背后的故事,及她在走红后所遭受的网络暴力和心理历程。

2023年朋友圈撕裂报告

写在前面 在暂停两年后,这一年的年末,我们重启“朋友圈撕裂报告”。 不同于过去三年的跌宕起伏,这一年多少有些乏善可陈。甚至每天的媒体头条,也总是挤满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对很多话题热点,人们仿佛丧失去争论的欲望与热情。更多倦怠之下,对公共的关注,也投射着各自生活中的情绪。 以下这些文字,与其说是一份“撕裂报告”,更不如说是一份时代记录。我们尝试记录下这个年份中依然重要的一些事,探究这些争议或撕裂背后的社会情绪,并分享我们在课堂上究竟会如何和孩子们探讨这些议题。我们始终相信,当我们种下更多多元、包容、理性、思辨的种子,终将促成更多的同理、建设、沟通和对话。 1 武汉跳楼的母亲与红头发的女孩 事实 2023年5月23日,武汉汉阳区弘桥小学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天午休时间,校内一名年轻的语文老师从地下车库开出私家车,停在校门附近等候另两名老师。一个男孩蹲在车边,正好位于司机的视线盲区。随后车启动,男孩被碾压,送到医院抢救后死亡。 男孩的母亲很快赶到学校,并在随后和校方、媒体的沟通中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诉求。但舆论的关注点却逐渐失焦。她的身材、相貌、衣着均被凝视。有人质疑这位母亲为何还化妆、为何穿着套裙;有人认为在肇事司机被刑拘、校领导被处分的情况下,她的维权是想讹钱或博眼球。 6月2日,这位母亲从家住小区的楼顶跳楼身亡。 而这并不是今年第一起引发舆论轰动的网络暴力事件。 2023年1月23日,23岁的女孩郑灵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半年前,2022年的夏天,在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郑灵华染了自己最喜欢的发色粉色,去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爷爷,告知他自己的好消息。但当她把和爷爷的合影发到网上后,照片却被盗用,甚至被谣传成“老少恋”。她分享照片的行为被视作是炒作、吃人血馒头;针对她师范生的身份,也有网民质疑她“染粉色头发不是什幺正经人”、“不配当老师“……彼时,郑灵华留存了这些网暴她的留言、网帖,坚持用法律向网暴者维权。但她自己却深陷抑郁,最终选择自杀。 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名单还在不断拉长。2013年11月6日,B站通报了一起“人肉开盒”案例。所谓“人肉开盒”,乃是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的合体。一旦在网络空间遇上看不惯的人,听到不合意的观点,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只需要对方一个id,就可以“开盒挂人”。受害者的私人信息悉数曝光,不限于身份证号、住址、电话号码、银行卡号、工作单位、出行记录。一旦这些信息公开,憎恶他的人尽可以打电话、发信息、寄快递乃至跟踪尾随。从明星艺人,到网红up主,再到完全的素人,任何一句网络发言都有可能招致开盒。而让人倍感惊讶的是,B站所曝光的这起案件中,40多个嫌疑人分散在18个省市,主谋竟是两名未成年人。而物流、通信、酒店、金融等系统,甚至行政系统的个人信息泄漏所形成的数据“黑产”,则是开盒者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C计划观点 打击网络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用法律制裁网暴者,也是老生常谈。依然值得我们不断追问和反思的,还是“为什么”。为什么网暴者会对网络上的陌生人怀有如此巨大的恶意?为什么他们会对他人承受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 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网暴事件中评论者们的思维范式:丧子的母亲之所以看上去很平静,就是因为她不爱自己的孩子;她之所以会衣着精致的来到现场,就是因为她想红;粉发女孩之所以要发和病重爷爷的合影,就是因为想吸引流量……他们看到某一现象,断然地归结于某一恶劣的动机。他们完全意识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人的行为动因的复杂性,明明某一行为现象背后还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却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那一个。当我们抨击那些网络喷子时,往往会忽略的一点是,他们很可能是在真诚地捍卫他们心中的正义和道德规范。而那个随意而武断评价他人的人,也可能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另一方面,当主播或UP主们的生活变成了人们日常消遣、娱乐时“观看”的对象,人们似乎也难以意识到对方和我们是同样的人;而网络时代的线上距离,也让我们难以与一个个抽象ID、虚拟头像背后真实的人产生真实的链接。他人的生活与痛苦显得如此遥远,成了可以被肆意评论、嘲讽的对象;网络的匿名性更分散了个体身上的道德责任,评判、辱骂乃至开盒,反而成为对自身生活不满的宣泄途径。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也是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会反复和孩子们讨论的。警惕简单归因、倒推动机,看到事物的复杂性;辨析公私边界、言论界限,尊重他人的隐私,包容多元观点与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断换位思考,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相通之处,拓展同理圈……网络暴力的治理,必然需要多方合力。而教育,永远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2 天门山跳崖事件 事实 2023年4月4日,四个通过群聊认识的年轻人,相约张家界的天门山。他们是33岁的河北人彭志军,在理发店做零工,单身,母亲已经去世。23岁的四川女孩陈婷,曾在美容院学徒,父亲患癌。34岁的河南人刘志永,离了婚,一个孩子跟着前妻。另一个也是23岁的年轻人,福建人张财睿,来自村里最穷的家庭,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父母离异。 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发。跳崖之前,都服了毒,留了遗书: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三名男性先从天门山玻璃栈道出口跳下,女孩则被人拦下,但送到医院后依然抢救无效死亡。 C计划观点 这场悲剧令人震惊、惋惜。人们迫切想知道——为什么。 或许这四个年轻人也被抑郁等心理、精神疾病所困扰。但从媒体的采访来看,这四个来自不同地区、背景经历毫无交集的人,唯一的共同点,便是贫困。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都有着各自的苦难与困境。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无论经历再多苦难,“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关于贫困的叙事,不应该是“吃苦耐劳”“勤劳致富”?他们如此年轻、身体健壮,有什么资格去自杀?他们的轻易放弃,不正是证明他们的脆弱不争? 如何评价和看待他们的选择?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他们的处境。在疾病、贫困和日复一日机械化的劳作中,他们看不到阶层跃迁的路径;亲友的疏离、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深切的孤独背后更是意义感的缺失。他们处于这个倦怠社会最底层,当希望丧失,“躺平”既是一种被迫的妥协,也是无力的反抗。而轻生,成为其中最为极端的姿态。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他们的坠落是一个值得令人警觉的信号,提醒我们不断去思考应该如何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流动的机会,一个能为绝望之人托底的社会。而对于个体来说,如何理解苦难、面对苦难,如何去寻求生活的意义感,则是每个人终身最重要的议题。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孩子们阅读《活着》,看到时代的沙是如何变成普通人身上的山,和他们一起讨论福贵的“活着”究竟是一种豁达还是一种妥协,以及在“认命”之外还有什么选择;我们也在不同的书目中和他们讨论贫困,看到贫困的代际转移和恶性循环,看到贫困背后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帮助孩子们理解问题的复杂性,也帮助他们成为积极乐观的行动者。 3 体育馆的坍塌 事实 2023年7月23日下午,齐齐哈尔市三十四中体育馆顶棚发生坍塌。事故发生时,学校的女排球队——17名队员和两名教练,正在馆内集训。而整个屋顶轰然坠下,让馆内之人几乎无处可逃。最终,十个年轻的女孩和一位教练遇难。这起事故的缘由令人倍感愤怒:与体育馆相邻的教学综合楼正在施工,而施工单位将珍珠岩堆放在了体育馆屋顶。时逢雨天,本身重量较轻珍珠岩浸水,增重数倍甚至十数倍,导致体育馆顶棚难以承重发生坍塌。换句话说——这是一起完全的人祸:体育馆屋顶,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用于堆放任何建筑材料。 三个多月后,又一起类似的事故发生。11月6日,黑龙江佳木斯市下属的桦南县,一座体育馆顶棚坍塌,三名在其中打篮球的少年身亡。这一起坍塌,看似与降雪有关。但终究,仍是建筑本身的设计和质量的问题。在媒体的调查中,按照体育馆建造时的标准要求,应能承载88.6里面深度的积雪,而事故当晚的积雪是32厘米,远没有到达承载极限。 C计划观点 这两起事故背后的原因或许并不复杂。展开调查,厘清责任,依法处置,展开安全排查——类似的事故,已经有了一系列成熟的流程。而这个流程里,也包括了如何对待死者的家属亲友与舆论。 年轻生命的逝去,家人的悲恸让人感同身受。在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后,一位父亲在医院走廊里冷静而又有条理的发言视频,也让人无比动容。他的诉求并不复杂,他想知道孩子抢救的详情,希望“多少让我看一眼,没准那不是我的孩子”。但事发后的六个小时,警察们来执勤、维持秩序,谨防家属闹事,却没有任何人给他提供更多的消息。类似的情节,并不让人陌生。悲痛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它让人愤怒,会放大人们的不满,它可能会被“利用”,成为不稳定的因素。面对这种潜在的危险,很多管理者的第一反应,便是限制它。 在桦南体育馆的坍塌事件中,媒体报道里都出现一个细节:失去了好友的少年们有着强烈的倾诉欲,他们想对外讲述自己的朋友,想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思念——但学校却要求他们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管理者的心理或许可以理解,但悲痛、哀伤的情绪依然需要被正视。它们需要被疏导、被表达,家属亲友需要被支持,而不仅仅是被控制。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也希望一系列的处理流程中,人们的情绪能得到更多的同理和接纳,更多的换位思考与人文关怀,更透明公开的信息,更通畅的沟通对话。 4 恶犬伤人与捕狗潮 事实 2023年10月16日清晨,四川成都崇州一名两岁多女童在小区内遭一只黑色罗威纳犬袭击。孩子身上被咬伤20多处,会诊医师心痛地表示伤口“不忍直视”,此外还有右肾挫裂伤、右侧肋骨骨折。而现场视频更令人心惊。女童的母亲竭尽全力保护孩子,却仍然难敌烈犬的攻击。 事发当晚,黑色罗威纳犬被捕获;第二天凌晨,它的主人到案。女童经治疗后状态稳定,家人也已委托律师准备追究狗主人及物业的法律责任。 此事的发生点燃了许多人对狗的仇恨与恐惧。许多小区的物业成立“打狗小队”,驱逐乃至捕捉没有拴绳的宠物狗、流浪狗。多地城管也发起了针对无主犬、烈性犬、不戴牵引绳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主要的方式,便是捕捉这些狗并带回留检所收养。在这个过程中,伤狗事件频发。在重庆某高校,一只学生们熟悉的流浪狗疑被保安棍棒打死。成都某小区保安将流浪狗拴在吊栏杆上虐待……网络传播的诸多信息中,有真实的案例,也有拼凑的谣言。养狗者人心惶惶,甚至不敢出门遛狗。而流浪狗被无辜伤害的新闻,又激起一些养狗者的反击,舆论场上的骂战不断扩大。 C计划观点 烈狗伤人的新闻,并非第一次发生。在为受伤女童而揪心、祈祷的同时,最需要公众讨论的议题无疑是我们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对待、管理犬只。而捕捉乃至捕杀,真的是一种好的方式吗?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和孩子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孩子们已经熟练掌握的一个分析框架,【目标-手段】能帮助他们快速洞悉问题的本质: 捕狗的是为了避免恶犬伤人,这一目的显然正当合理。但捕捉的方式,真的可行吗?《南方周末》的报道(《烈犬伤童事件后,“失焦”的多地捕狗风波》)展示了一线执法人员的艰辛:”当狗翻越栏杆、进入树丛,执法人员很难追上”“流浪狗嗅觉灵敏,常年装流浪狗的执法车辆往一个地方一停,‘这块就不会有狗出来了’”“每位捕狗队员都被狗咬过,还有的在抓狗过程中摔断腿”。即便能够顺利捉到流浪狗、烈性犬,在弃养行为不断、养犬人未得到充分培训以有效管控犬只行为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恶犬伤人吗?捕捉或者捕杀,可能会带来什么负面效应?真的有必要用这种方式一刀切地对待所有流浪狗吗?如果捕捉或捕杀不是好的方式,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恶犬伤人事件的确实让人痛心,但类似的事件也完全可以公共讨论的契机,普及文明养犬意识,加强城市的犬只管理。然而遗憾的是,舆论场却轻易地被分裂成“爱狗”与“仇狗”两端,除了“狗伤人”就是“人伤狗”。打破非黑即白的立场站队,回到问题的本质,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杜绝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 5 不快乐的孩子们 事实 很多80后家长都很难想象,一下课冲出教室跑跳追逐的场景,在当今的校园里几乎不复存在。尽管没有全面的调查数据展示学生课间十分钟究竟在做什么,但不下楼、不出教室、不串组甚至不离开座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课间十分钟”消失了。除了喝水、上厕所,孩子们被要求呆在座位上“休息”,相互监督、违规受罚。而厕所,成了他们新的休憩地——他们躲在厕所里社交、吃零食、嬉戏。 课间十分钟为何消失?老师和管理者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校园安全是最主要的,上下楼、奔跑打闹,都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而十分钟本来就短,上一节课拖拖堂,上完厕所收收心,也就该上下节课了;当孩子们已经习惯争分夺秒学习看书,课间的时间自然也不应被浪费。然而,连课间十分钟都消失,孩子们的童年生活,还能剩下多少快乐呢? 一个“不快乐”的极端案例,来自衡水二中。一月底,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网帖在知乎平台暴火。学习生活围绕提分而被精准量化,逐渐演变成严苛的奖惩制度。15分钟吃饭,7分钟下楼到操场,放假休息时间甚至按小时计,末位淘汰频繁分班,强制性地每日跑圈……执行中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招致严厉体罚。网帖内容的真假还未得到验证,帖子便已消失。而从大量的评论留言来看,贴中所述并非夸张。发帖的学生,自称已患抑郁。而毕业生们的回忆中,这段校园时光也无不压抑痛苦。 抑郁,对他们而言绝不陌生。9月,一则《开学一个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的新闻引发热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叙述令人心惊。《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参加调查的3万名青少年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的孩子更是存在重度抑郁的情况。而教育压力和学业压力,毫不意外是致郁最重要的因素。 C计划观点 孩子们不快乐——这似乎不再是什么新闻。他们过早地被卷入到倦怠社会中。分数、排名的压力下,是丛林式的竞争,为了赢过同龄人而投入大量时间在无效的内卷中。考取更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分数,而“快乐”,是不被重视、可以直接被牺牲的价值。 然而,卷赢了又怎样?对于一个人而言,比起分数成绩、收入地位,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事?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的代表作《在轮下》。天资聪颖的小镇少年汉斯,突破千军万马考入德国最顶尖的神学院,却无法适应那里严苛、压抑、高度竞争内卷的学习生活,他最终因精神抑郁而退学,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钳工。而钳工混沌、贫困、粗鄙的生活依然让他感到困顿而迷茫。最终,他在一场醉酒之后,陨殁于冰冷的河水之中。汉斯为什么会跌落轮下?如果在高度竞争的内卷中卷输了,是否就必然意味着会跌落轮下?在通往精英的轨道之外,是否仍然还有一片同样精彩、甚至更加多元的旷野?而要抵达那片旷野,我们的社会、教育体系又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 我们也在课堂上和孩子们一起讨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我们的学习、生活,只将分数、排名、荣誉或金钱、名声、地位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首要标准,这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除了被绩效左右时的焦虑、倦怠,当一个人的动力完全源于外部评价,一旦受挫或丧失外驱,又该从何处寻求生存的目标、动力与意义?而当一切的行为都源于功利的追求,忽略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兴趣与真切的思考,又将是一种何其空洞的人生? 在这个秋季学期,L5的最后一堂课上,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圣诞颂歌》。当书中的主人公史克鲁吉跟随三个鬼魂探究人生意义时,我们也不断和孩子一起追问,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幸福?——良好的人际关系,充满使命感和意义感的生活,丰盈而自洽的内在,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或许在这样一个焦虑、疲惫而浮躁的时代,作为父母和教育者,我们能给予孩子们最重要的养分,不是让他们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更高的分数,而是帮助他们,拥有丰盈的内心。而只有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变得更加多元,家长们对孩子“成才”的期待变得更加多元,教育体系内的评价指标也才有空间变得更加多元,我们的孩子们也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孩子,成为他们自己,而不是被异化的考试工具,才有可能拥有更加松弛、快乐的童年与人生。 6 ChatGPT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事实 2022年11月,由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上线,迅速引起各行各业的轰动。与其他聊天机器人相比,ChatGPT不仅可以模仿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对话,还能够在许多知识领域给出详细和清晰的回答。 2023年间,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层出不穷,发展迅猛。它们根据人类的指令写作、绘画、作曲、编写程序、设计图纸,按照人类的要求回复邮件、管理日程、制定计划,它们可以在医疗、理财、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人类提供建议……尽管还不完美,但却势不可挡——大量过去仅能由人类承担的智力活动,未来都将由AI进行。 C计划观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引发广泛讨论。既有兴奋与欣喜——一系列工作的门槛降低,普通人也能在AI的辅助下开展更多创作,工作效率将大幅度提高;当然也有焦虑与担忧——许多打工者开始忧心自己的岗位或将很快被替代,版权的确定性变得更加模糊,数据和信息或许会更容易被操控…… 所有的议题中,对教育的挑战引人瞩目:当AI开始逐步承担曾为人类专属的智力活动,面向未来的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 批判性思维,将是其中的答案之一。比起识记知识、资讯本身,获取知识、辨别真伪是非的能力,整合信息形成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价值体系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当AI也能帮助我们分析利弊、预判后果,如何基于复杂问题和多元价值权衡轻重、理性决策,却是人类不可被替代的工作。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持续帮助孩子们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学会如何思考。我们也会直接和他们讨论ChatGPT的应用——该不该使用ChatGPT做作业?什么样的作业该用或不该用?如何使用才能助力我们的学习?在说理课的课堂上,孩子们也争论初高中阶段的偏科问题,究竟该“扬长”还是“补短”——而背后更实质性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究竟更需要“全才”还是“偏才”?无论“全才”或“偏才“,支持一个人在未来社会立足的根本能力究竟是什么,而在此方面我们是否存在短板?帮助孩子们成为面向未来的学习者,而非内卷竞争下的做题家,是每一个教育者的责任。 7 极端天气 事实 在2023年,人们关于极端天气的体验,变得无比真切。 春季,京津冀的沙尘暴又“重出江湖”; 进入六月,大规模的热浪袭来,全国有352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端午假期,华北区域平均的最高气温,达到1959年以来每年6月连续3天最高气温的历史最高值; 7月底,台风“杜苏芮”过境,所到之处几成泽国。7月29日,中央气象台针对京津冀等地的极端降雨过程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京津冀地区平均累计降水量,超过该地区平均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一;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达83小时;河北和北京有14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140年一遇特大暴雨引发海河流域洪涝灾害; 一个暖秋之后,12月,“史上最强寒流”一路南下。以北京为例,此次寒潮、低温天气接连破了多项纪录。而从全国来看,约32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出现10℃以上的强降温,全国共有78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最低气温跌破12月历史极值。12月25日,广州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场降雪。 C计划观点 对于人类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气象灾难带来的挑战现实而具体。例如对救灾体制的挑战。即便前几年夏季雨水已明显增多,但北方大多数城市与乡村仍未完全做好应对洪涝的准备。如何提前预警、科学划定泄洪区,不同城市之间的风险如何分担,如何避免“邀请函”等形式流程影响救灾响应,如何建立覆盖面更广泛的灾害保险机制,都是要讨论的议题。例如对公共服务的挑战。热浪、寒潮之下,电力系统、交通系统都面临更大的负荷与更多的难题。又例如劳工权利和底层福利的保障。避免热射病的发生,确保贫困群体也能得到充分的取暖与制冷,也需要政策与民间救助的同行协力。 而除了这些“眼前”的挑战,被我们讨论和关注更少的,反而是宏观气候变化。诸多科学研究早已证实当前的极端天气多与人类行为有关,然而具体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又可以做些什么?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在L1和孩子们一起阅读《都是放屁惹的祸》,看到畜牧业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意识到个体饮食习惯的改变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借助《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这样的儿童文学,关注草原沙化议题,看到过度放牧之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是如何深切地改变区域的文化与人们的生活……从教育与意识出发,践行低碳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更多。 8 巴以冲突 事实 10月7日,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数千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向了以色列。与此同时,哈马斯在发动的地面入侵中劫持了上百名人质,并杀害了千余名以色列人。 随即,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对加沙地带从地面和空中展开军事行动。据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卫生部消息,截至12月24日,本轮巴以冲突已在加沙地带造成2042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4036人受伤。据联合国估计,加沙地带已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口、即约180万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加沙地带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加沙的战场外,网络正成为这场冲突的第二战场。大量的虚假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战争照片,有不少是过时的图片甚至游戏中的画面;同样一张儿童的哭泣,既可能被说成是犹太儿童被虐待,也有可能被标记为战火中巴勒斯坦儿童的惨状。每一轮攻击的地点、具体的死伤人数,巴以双方的说辞与数据都有巨大出入,相互指责、不断否认,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对战争的哪方表达支持或反对,也正撕裂着舆论场。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大学校长辞职风波(《哈佛MIT校长道歉,宾大校长辞职:巴以冲突之下,撕裂的美国大学》)。在哈佛,一封公开信指责以色列政权应该“对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负全部责任”,正是以色列数十年来对加沙的占领和隔离,导致了现今的惨剧。对以色列的指责声中,也充斥着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哈佛校长盖伊对哈马斯的暴行表达谴责的同时,拒绝惩罚发布”仇恨言论“的学生。在12月5日美国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听证会上,当议员问道“如果你们的学生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这是否违反了学校在霸凌和骚扰方面的行为规范?是还是不是?”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都表现出了“迟疑”,他们强调要基于语境判断,而拒绝简单给出一个“是”的答案。他们的回应招致强烈抗议,三位校长均被要求道歉或辞职。 C计划的观点 巴以冲突不仅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同意识形态交锋博弈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的舆论场上,撕裂与对立也随处可见。一些人基于对美国的反感,而反对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有的人则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谴责以色列一系列违背战争法的行径;不少人严厉指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径而支持以色列的反攻,但还有的人则是基于对伊斯兰教的偏见或敌视而支持以色列的袭击…… 作为“局外人”,我们应该如何谈论这场战争?以及应该如何和孩子们谈论这场战争? 从事实出发,依然是首要原则。因为信息污染,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并不容易。以色列与哈马斯方面的官方信息需要对照着看,并参照联合国以及其他享有声誉的国际组织、国际媒体的信息和报道。 而在评价时,我们更需要就事论事,摒弃先入之见与立场之争,避免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主体的不同性质的行为混同评价。历史上犹太人遭遇屠杀、迫害,值得同情和声援,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建国后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隔离全部都是正当的;以色利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有问题,并不代表哈马斯的暴行是正当的;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径应当被指责,但这不意味着以色列的反击就完全正当——以色列对加沙市医院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以及对难民营的袭击,都显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利用平民和民用设施掩护自己的行为也需要被谴责。拒绝用非黑即白、选边站队的思维方式看待复杂的战争。 最重要的,当我们讨论这一切是,都不能忘记最终的底线:平民是无辜的。战火在真切的蔓延,是一个个真实的人在哭泣、在受伤、在死去,他们不是舆论场上的“议题”,不是政治缠斗的“工具”。所谓“理解”这场战争,不是把这场战争变成学习中东历史、国际关系的契机,变成在饭桌、网络上的谈资,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真切地同理战争带来的恐惧、伤害、悲惨,记住战争永远不应该成为解决争端的路径。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绘本《敌人》,识别煽动战争的”战争手册“中的宣传伎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安妮日记》,看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会如何被战争扭曲;我们阅读《十岁那年》——一部记录越南战争与难民生活的诗体小说,同理感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讨论难民议题,看到战后重建生活的艰难……战争不仅仅是远方轰鸣的炮声,是对每个人良心的拷问。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C计划

孩子被撞身亡10天后,妈妈也走了

5月23日,武汉市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小学生被老师驾车撞伤,后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6月2日,最新报道,该名小学生的母亲已从自家小区24层坠楼身亡。 母子双亡,悲上加悲,此前,孩子车祸时,一部分网友对该名母亲的“网暴言论”被扒出来追讨。所谓“网暴”,大部分是对该母亲呈现出来的“丧子之痛”不够彻底、不够符合一般标准的质疑,诸如“化着精致妆容,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后才赶了过来”“这位妈妈是想成为网红吗”…… 新闻下午才放出,几小时内,对网暴者的谴责与声讨不绝于耳。背后的愤怒和悲伤,人所共有。 大家几乎都坚信,这位可怜的母亲被网暴者掐灭了最后的生存意志。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网络暴力是驱动这位母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沉浸悲痛的这几天里,她甚至也许根本没时间和心思去关注网络舆论。导致她做出决绝选择的根源,很大概率依然是丧子之痛。 但当悲上加悲,又使得公众不得不以更愤懑的心态,转过头去讨伐和谴责网暴者,甚至像一些网友呼吁的那样,“必须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对受害者苛责,进行道德审判或恶意揣测,在过去的新闻里一点儿也不陌生。两年前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就是在忍受不了网友毫无根据与底线的暴言攻击后,留下遗书,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而这一次,事态看上去更为惨重。一个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忍受丧子之痛的同时,还要忍受来自陌生人的恶语相向。在这短短几天内,这位年轻的母亲恐怕承受了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来自世界最大的恶意。 谁在网暴? 要理解网暴者——是的,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在一切批评和判断开始之前,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要理解网暴者,其实一点也不难。 总有人好奇网暴者是否在生活中潦倒困顿,便将戾气和怨气发泄到无人知晓的网络世界。这的确是一种猜测,但并不能作为倒推的结论,普遍理解的网暴,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词,而这句话、这个词语背后,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冲动甚至好奇。 可能是想彰显独立思考的糟糕尝试,可能是自以为的“玩笑话”,甚至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质疑。也可能是低成本、大面积的网络普及,带来的一种必然情状:我就这么说了,试试看,有多少人赞同我。 他们也许一开始就并不真正关注事件,也许唯一的出发点是“看热闹”和“搅混水”的心态。当然,也可能如更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仅仅出自毫无道德底线的恶意与卑劣。 总之,网暴的逻辑就是根本没有逻辑,网暴的本质,恰恰是切断一切连贯的理性,像速食短视频和小报新闻那样,掐头去尾,截取看似最能彰显自己“独特”“吸睛”的要素,对情景与叙事进行断章取义、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 从医院里的视频里,这位母亲相比起孩子父亲表现得相对“淡定”,她没有大哭大叫,甚至拦住了要对肇事老师动手的丈夫。 在一般“人”的视角看来,这位母亲是坚强、理性的,她自知教师并非有意撞上儿子,因此拦着丈夫不让他冲动伤人,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折射出她应该是善良的。 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首饰、化着妆赶到学校,按照正常人的智商和逻辑,即便没有当过父母,也不难想到最可能的一种情况——这位母亲没来得及从工作场所换身衣服,卸下妆容,在得知噩耗后就匆匆赶来学校。 毕竟,车祸发生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任何一个食过人间烟火、上过班的成年人,都能想得到,大城市的确有很多工作岗位,是需要员工穿制服,女性员工化淡妆的。 而这些,都被网暴者理解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他们眼中,没有情绪失控的母亲是不合格的。不合格倒是其次,没有表情崩坏、没有嚎啕大哭,甚至在镜头里看起来“光鲜亮丽”,她“是何居心”? 这四个字一旦出来,所有的悲痛、惶恐、麻木,都会在一瞬间被轻飘飘消解。 上过网的正常人,大概都会对这四个字感到生理不适,它们可能被伪装成各种模样,比如“屁股歪了”“带节奏”,等等。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基础的价值站位,似乎根据只言片语,几帧画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心理动机、深层次目的做出审判。 这即便不是网暴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了大部分网络恶语来势汹涌的重要原因:在一种被深信不疑的正确道德观之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解构,被剖析,揪出其中的“动机”和“目的”。 投向母亲的恶意 每次出现类似的个案,“网暴”的出发点其实本质都八九不离十——按照某些既定模板,去扩展、编造当事人的“居心”与“虚伪”。而这些模板,大多杂糅了更早的知音体和网络时代的“唯流量体”,二者结合,最大程度满足了在闲时和惰时的窥私欲。 之前的刘学州,包括更早的江歌妈妈,都曾被匿名者质疑“是不是想出名”“为了流量”。这是一种新型但杀伤力极强的网暴思路:但凡为了一件事不止不休地追究到底,反复曝光和发声,当事人就一定是在追求流量,是想当网红。 得承认,流量的确重塑了这个时代,但也重塑了部分人的大脑,将它们变得扁平、狭隘。 一句轻飘飘的“炒作”,可以概括近几年大部分在公众视线里声嘶力竭、不吝表达的新闻当事人。 而就在今年几个月前,被网暴后自杀的粉色头发女孩,曾被造谣的“老少恋”“不正经”。这是年轻女孩最常遭受的一种黄谣,其背后的根源,是“女子本弱”的一种刻板印象,是将女性物化为从属品的文化心理惯性。 如果你留心,粉发女孩郑灵华,和这次坠楼身亡的母亲,都有着两点共同——年轻,漂亮。 这份对比和联想很残忍,也可以说是冷漠,但即便你不愿承认,也不可回避。男孩去世当天的新闻视频底下,就有不少人留言对这位母亲评头品足:“挺漂亮的”“身材不错”“保养得很好”。 于是,这次网暴相较于其他类似事件,又更添了一份特殊的视角。社会舆论对年轻、漂亮的女性的恶意,仍然一如既往地,来得轻而易举、雷同而熟练。 从女孩到母亲,世界对她们的期待仍然是那一套,束缚也是那一套,利刃也还是那同一把。 一个年轻母亲,在平日的生活中,凭什么就不能妆容精致、穿黑丝? 孩子事发在寻常一日的下午,校园已敞开校门,进入正常上课秩序,我们要期待一个从“日常”中忽然被拉近突发事件里的母亲,不修边幅、灰头灰脸地从家中赶过来吗? 这些基于心中想象戏剧的铆钉,同样是一种毫不费劲的、复制粘贴的思维惰性。把“不正经的女孩”“炒作”“好妈妈”等标签拆分成几个关键符号,再往个体的人身上对号入座,就能丝毫不耗费精力和智力地,去给一个人审判与定罪。 你能说这些“懒惰者”不是“人”吗?也不全对,事实上,他们其实恰恰是把人内心深处最极致的恶意释放了出来。即便不是恶意本身,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类幸灾乐祸的传统艺能放大了。 人性是易感的,人性也是冷漠的。人性是残酷的,也是温暖的。完全相反的特质常常让我们在“人性”当中无所适从,时而感到逼仄窒息,时而荒凉无助。 还能怎么办 那么,面对网暴者,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办呢? 一直以来,呼声最大的是立法。这一点,其实已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能看到推进的苗头,但涉嫌违法的前提,多是存在诽谤、造谣、寻衅滋事等具体情节。 网暴其实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糅杂了我们对道德、善恶等相关社会文明规范的期待与认知,“暴力”的感知,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承受者的个人心理尺度。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二十余年,如今,天天上网的网民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据。如果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网络世界的确就是一个鱼龙混杂、险象迭生的江湖。 在这个网络江湖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一”。 人们的网名不一,喜欢的、被大数据推荐的话题不一,对待同一个产品、作品的意见与观点不一。当初,正是这些纷繁丰富的不一,让网络成为令人激动的窗口,将我们引向更广阔的世界。 后来新媒体时代,话筒交给人人,经历了一系列“语言能杀人”的公共事件后,人们才开始担忧,贴上“文明发言”的标语,甚至呼吁“网络发言实名制”。 但其实这是可行性较差,也是多数人最不想采取的一种方法。 “马甲”延展了每个人的可能性,赋予每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让人得以看见千千万的多样表达。 如果用一种单一的道德正确去约束“网暴者”,既不现实,也不理想。 对于一则新闻,一部影片,一个明星,一句言论,任何人都有质疑的可能性,甚至是带着冷漠的、苛责的质疑。如果把所有“同情”之外的观点都打为网暴,事实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网暴。 只不过,这种辨析,对于身处悲痛深处的受害者来说,太过残忍。 因此,我们目前的确找不到一个对网暴者的最佳处理方法,能做到提高理性辨析能力,已经是一种纠正和规避了。 其次,即便你内心存有疑惑甚至是质疑,也一定要明白,你的一个问号并不能“扭转”所谓舆论方向,更没可能改变当事人、受害人的悲惨命运,也不能半点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 最后,语言是一种权力,当你想使用这份权力的时候,想想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的裨益与伤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没有比随意删贴等更可怕的网暴了

以前我从未把“网络暴民”放在眼里,更不会担心有人网暴我,在我眼里,那些网络上的散兵游勇,现实生活里比我还弱势群体。我顶多也是被他们的一些话恶心到而已,这是心理抗压能力的问题,即便他们说出更激烈的话语或者有可能做出现实中伤害我的事,报警就是了。此外,只有一种情况会让我担忧或者害怕,那就是,“警察”不管,或者“警察”本身就是施暴者之一。 网暴的力量是相对的,更多是造成心理的压力。它与现实的暴力完全不同,所谓的网暴制造者,当然应该批评,违法的也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绳之以法,但锅不该给他们背,更不该全部让他们背,这样简单粗暴的认定是网暴的锅,比网暴还网暴。这些网暴者的言行,是在大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有选择性的发泄,他们素质或许低,但他们一点也不傻,让他们骂点别的,哪怕讲点别的,他们是不敢的,所以,如果他们是问题,解决他们的方法太多了,他们没被解决,说明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失职。 另外,所谓的网暴现象,我认为是不可消除的,有两个以上人类的地方,就有流言蜚语,就有恶意中伤,但是信息的充分生产和自由流动,我觉得会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记得前几年的网络,这种低级脑残的话题,根本上不了台面,更别说像现在这样被广泛讨论,这需要讨论吗?答案很清楚,但现在好像很模糊,常识不再是常识,是十分难得一见的真理了,做个人吧,也早已取代了做个优秀的人,做个有理想的人,做个好人……为什么?是一夜之间同样的人群,素质变低了吗?肯定不是。想想三年疫情期间出的那些事吧,那些非人行为,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之前这些人这些现象会如此大规模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吗?不会的,即便会,数量也很少,也很快会被纠正。他们之所以会大规模的出现在疫情期间,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服务于那种宏大的抗疫工程,那种氛围形成了那样的土壤,那样的土壤,长出了那样的恶苗,就像当时上海外滩广场或者黄浦江边长出的野草,这种不该出现的东西,它就冒出头来了,但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清除它们也很简单,可怕的是,一直没有人管它,该管的人和部门都在忙别的。 我说的管,当然不是成龙说过的“中国人是要管一管的”,我说的是本职工作,是法律框架内规定的行为,所谓的网暴行为,当然是要管的,而且早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了,它正常运行你正常运用就行了,但是现在网上“管一管”的呼声,明显是在恐慌的情绪下呼吁过度的权力过度的介入,这不是好事,这是引狼入室,这是认贼作父。 在我看来,没有比随意删贴、随意封号、培养大量水军、煽动民族情绪等等更可怕的网暴了,这种超越了法定权限、权力随意介入的网络行为才是真正的网暴。六神的文章充满了愤怒,也充满了善意,三表的文章更多的是思考是无奈,孙旭阳的文章一如既往的保持独立,跟主流唱反调,跟小众唱反调,但是充满了爱和温暖。但是,值得吗?他们都在被不停的伤害,他们想用文字给这个社会疗伤,最终只是自己满身伤痕,或许我们最终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以人民的名义,房地产行业再次蓬勃发展。 (全文转自作者微信朋友圈)

武汉坠亡母亲真的因网暴而自杀?

武汉被轧死小学生母亲坠楼,成了最近的舆论热点。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都认为这个母亲之所以跳楼,是因为网友的网暴,应该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 首先我要表明,对于网暴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是舆论支持和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两个看似趋同,但又完全不同的逻辑轨迹。 如果从网络声讨,上升到到追究法律责任,无论民事还是刑事,都要证明一点,这位母亲的死亡与网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死者是否在生前与网暴者发生过交锋对垒,明确真实表达过对网暴的痛恨,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比如写过遗书之类。 如果无法证明,那种这种由网暴推论到自杀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所谓追究谁的责任就无从谈起。在孩子已经惨死的情况下,母亲有多少心情和时间刷社交媒体,看这些肮脏的评论,值得商榷,推断一个事情,也是需要符合常理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什么媒体,都没有在这个事实层面拿出值得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两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只是凭借臆想高举舆论大旗,这是非常不严谨的由想象映照现实的现象。 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篇关于此事的严肃报道出现,当然最终只能是网络狂欢。 我说的网络狂欢,并非绝对的贬义,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一个大事件,都可能是狂欢,狂欢的动机不同,但最终往往不过一地鸡毛。 说到网络暴力,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显著特征,不光是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全世界范围的互联网,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这是隐秘人性的潘多拉魔盒,在话语权通过某种方式各自打开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片土地上的人性,有时候格外地恶,那种恶是一种自然而言的,自鸣得意的,没有任何愧疚的,毕竟看别人倒霉,围观邻居家破人亡,一直以来是一种集体保留节目。 对于一个群体,一种现象空泛的讨伐和指责,其实意义有限,作用不大,明天太阳升起,明天骂声依然不绝。作为一名律师,依据我的经验,只能针对具体的事情,去采取具体的诉讼,诉讼多了自然会形成判例,而判例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一种审判的指导。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骂几句网暴者禽兽,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让真正的网暴者肾上腺素飙升,下一次他们会更变本加厉。更何况武汉坠亡母亲与网暴,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一个空泛的网暴概念的讨伐,不但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毫无意义,反而会形成一种失焦效应。那就是这个被车碾死的孩子的悲剧,反而无人问津,这起悲剧的处理过程中,肇事者和执法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想这位母亲对于这起事故中方方面面让人无语的处理方式的绝望,才可能是真正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沸腾的舆论谴责浪潮中,是否有人在引导愤怒,让失焦贯穿到事情的始终,回避真正的矛盾争议焦点? 为了防止被人网暴,我再次申明,我很痛恨网暴,但我认为讨伐网暴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任何应该实质关注的问题,反而让真正应该被惩处的人安之若素,最多一个星期之后,大家依旧歌舞升平。 最后,愿逝者安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王biubiu)

仅因染了粉色头发 大陆24岁女研究生遭网暴去世

来自大陆杭州的女孩郑灵华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随后被保送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本应顺风顺水的人生,却因为染了一头粉色头发而被网暴,语言不堪类似“陪酒女都能上硕士了”让其患上抑郁症,学业也至此停摆。近日,郑灵华父亲表示,女儿对抗抑郁症半年还是没撑住离开人世,年仅24岁,留下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

信息被盗用?福建女子“被死亡” 人活著却被祭奠4万次

近日,福建厦门一名女孩发现网络出现她本人的灵堂,并且被祭拜超过4万次,大感惊讶。11月21日,有关“人还活著却被人网络祭奠4.3万次”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大陆网友热议和谴责。 《海峡导报》报导,某日,福建厦门女子璐璐(化名)的朋友发现某网络祭祀平台内设有“厦门美丽女孩小璐纪念馆”。该馆建立于2016年1月,6年来访问量达4.3万馀人次。 该馆详细记载了璐璐的“生平”,包括出生日期、籍贯、悼词,“2010年1月某天晚上离校后失踪,过了好几天才在海里发现她面目全非的尸体,愿在天堂安息”。 纪念馆设有灵堂、网上墓园等动画背景,都放著璐璐的头像,另外还设有“音容笑貌”模块,发布了10张璐璐的生活照。 璐璐得知消息后很气愤,该馆公布的个人信息跟她本人信息一致,所有照片都是她发布社交平台的生活照。她认为这个网络祭祀平台侵害肖像权、名誉权,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网络祭祀平台也确认情况属实,因该馆设于多年前,当时还未实行实名制登记,无法提供其真实信息。法院判决,平台未严格履行审核责任,侵害了璐璐人格权,因此判决平台承担侵权责任。 21日,此消息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张俊扬导演”表示,“网络祭奠、被P遗照、送花圈,这些行为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属于网络暴力,希望能够对网络暴力等行为更加严管,不能让活著的人去遭受这样的生活 。” 有人说,“这个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径,人活著在网络平台设置灵堂祭奠,太可怕了,这必须依法严惩!”、“这种行为好恶劣呀!人还活著,却被人祭奠4.3万次。这属于网络暴力,抵制网络暴力、“怎么做到的,资料还这么齐全,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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