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棠

李慎之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對他思想脈絡形成的深入了解，是十幾年前在香港書店購得的《李慎之的檢討書》上下兩冊。另外，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也以驚世駭俗的筆力，回望建政五十年歷史，在學界颳起反思啟蒙的旋風，成為傳世之作。已故的唐振常先生生前與李慎之有著深厚的私人交情，我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因工作關係認識唐振常先生。湊巧的是，我先生亦是唐振常的親侄。小輩們在一起，經常聊起文革剛結束後，侍聽於李慎之和唐振常暢談的情景，早已對李推崇備至。因此，當看到日本讀道社出版的《李慎之口述往事》一書時，於公於私就毫不猶豫地把書背回來了。

這本書由劉志琴、王學泰、王毅三人採訪，王建勛整理。這個籌劃團隊對李慎之先生有著無限崇敬的心理，為了讓老先生在最後的年邁時刻講述完整的人生經歷，留存思想學術上個人成長的寶貴經驗，他們費盡周折，精心安排，從最初的醞釀，到完成口述、記錄與整理，前後花費了將近20年。等本書付印出版時，當時參與的兩位訪問者都已作古！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這本真實客觀的口述回憶錄不可能在大陸出版，沒有一家出版社的領導敢於拿自己的職業前途來給李慎之先生下賭注。

這本300多頁的著作，從李慎之的出生到最後的停職反省，十分細緻、生動地記錄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傑出人物的思想風貌。因為是李慎之先生第一人稱的口吻，寫作段落分明，語言通俗。用編者的話來定論：在全球化大潮迅速到來，推動國內思想潮流風雲涌動的大局面下，能夠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紀中外革命史、世界現代政治格局這些知識領域，具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視野的人物鳳毛麟角，而在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無疑是最具洞見與強大思維活力者。

李慎之的一生命運多舛。他出生江南無錫的書香門第，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尚優，又有一位頭腦靈活筆桿厲害的父親，所以他在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完整的。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學，這以後的十年，正是中國時局發生激烈動蕩的年代。與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一樣，李慎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紅色潮流中，傾向左翼，篤信救亡壓倒一切，懷抱理想，奔赴延安。因為他的年輕，還算清白的歷史，以及簡單的人脈關係，雖然在入黨問題上被組織審核了一番，但並無大礙，很自然被視作中共準備進城建國理政的新生力量。

李慎之以飽滿的理想與充沛的才華，投身於推翻蔣介石國民政府、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革命事業。作為革命意識形態宣傳的先鋒隊，李慎之的筆下功夫生化出勝似大炮刀劍的雄文，為勢不可擋的革命洪流營造了席捲天下的思想洗禮。幸運的是，李慎之一路進擊，深得高層欣賞，最終被安排第一批進入北京的先遣部隊。他代表中共接收了國民政府的中央社；為新華社選址、擴建；迎接新華社延安大部隊的到來，最後落腳新華社國際部。既有新聞記者的敏銳觀察與倚馬可待的文筆，又能精通中西文化尤其熟諳英語，李慎之的才能很快被外交部發現，周恩來點名將他納入外交部智囊班子，成為周的外交秘書之一。除了跟隨周恩來出訪，他還是抗美援朝戰爭後期中國政府關於俘虜安置談判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隨後，他跟著出訪東歐、參加日內瓦、萬隆會議，這個階段是李慎之一生的第一個高光時刻。

1955年，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暴政的清算，驚醒了中共領導人。深受毛主義極權之害的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都認為反思中共內部的肅殺歷史後，毛澤東會接受教訓，中國從此走上開明之路。李慎之認為「不有秋瑟驚天下，哪得春溫上筆端」（魯迅）。但是，不曾想，在毛澤東提倡的大鳴大放引蛇出洞中，李慎之寫的《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終究觸到了毛的痛處，李被點名批評（見毛選第五卷），由此被打成新華社最大的右派，一下子從天上跌落地下。

中國反右運動的莫須有與言論之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平反甄別之後，右派分子慘遭的生活折磨與思想迫害，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的歷史文案與形象記憶。李慎之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他自己的敘述中，除了無休止的檢討、無窮盡的批鬥、無尊嚴的遷徙以及無望的掙扎，這所有右派共同經歷的痛苦之外，可以讓人看見一個人道主義思想者、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活動。印象最深的大致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 觸及中共黨魁的反思。

李慎之的身份與中共黨內一般右派或非中共右派不同。他身處體制內，參與重要決策，洞悉機密信息。這樣的特殊站位，決定了他的思考不由一般概念口號出發，他的行動也不是普通的命令執行。所有的活動事件，均有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尤其是二十世紀風雲變幻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建國初期中共執政的影響。李慎之對執政黨從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轉變，有著極端近距離的觀察以及身在其中的感觸。比如，1957年，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他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殺氣騰騰的語氣，一下子讓黨內高幹及李慎之們臉色煞白。毛澤東親自動員工人農民階級來保衛黨中央、保衛社會主義。「毛的權威，毛的手段是不斷發展的，如果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敢講這個話嗎？不見得。如果他在戰爭期間就搞反右派，天下就不是他的了。」一針見血。

再比如，李慎之很長一段時間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當他被打成右派後，有人建議他去找周求情。李慎之太了解周的為人，「周是在充分掌握毛的隨意性以後，然後再斟酌損益。我曾經在受不了的時候，腦袋裡動過向周恩來求助的念頭，但是，我最終還是咬緊牙關忍住了，告誡自己不要去，去了也沒用」。果然，外交部長喬冠華為李慎之找過周恩來，周知道李成了新華社大右派，面無表情地說，叫他好好檢查。這就證實了李慎之的評介：周恩來之所以能在中共黨內站住，就是一輩子誰也不保。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是他的死黨，所以周免於幾次被毛打倒。

第二， 意識形態官僚的相互關係

李慎之的工作關係，無論是豪情萬丈的外交部智囊，還是淪落底層的一介賤民，始終都沒有脫離新華社。即便很長時間是被當做邊角料東塞西塞、被「掛起來」了。以他從「座上賓」到「階下囚」的過程，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上級官僚與同事，在政治運動面前，逐步看清了每一個人的正反兩面。李慎之從個人的角度，以人性化的標準，對這個高層群體有一番真實的議論與描述，比如陳毅、喬冠華、胡喬木、胡繩、吳冷西、朱穆之、陳適五等。在李慎之看來，吳冷西這人水平不高，比較馴服，討毛澤東喜歡。朱穆之業務能力一般，與李缺少共同語言，吳與朱兩人都只會寫官樣文章（也可看出李慎之的驕傲）。但朱穆之為人平和不端架子，在得知李慎之要調往《人民日報》時，他卻出面阻攔，理由是，「新華社是了解你李慎之的，運動還沒有完，有啥事，我們還可以擋一擋。」朱穆之這番頗有人情味的話，讓李慎之一直感念許久。而他與喬冠華的關係則屬於秀才之間的惺惺相惜，他們喝酒賦詩縱論天下。雖然在李慎之打成右派後兩人一度失聯，但當李摘帽回到北京，喬冠華夫人龔澎第一時間邀請李慎之登門拜訪，全然不顧喬已是外交部長副部長的身份禁忌，暢談6小時，讓李慎之感慨萬千。「那個時候，我覺得能夠對談的，就是他了」。文革清算，有人質疑過喬李關係，李慎之坦然地說，那是他做官做壞了，不否認兩人之間曾經有過的交往。口述往事中，隨處可見相關人與事的背景細節，敘述生動，讀來頗覺新鮮。

第三， 始終沒有放棄的思想訓練

李慎之認為，思想的進步需要有思想資源的推動，並非只有苦難能自然提升。我們不難看到，二十世紀對極權主義展開深度批判的重要思想家和有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大都從極權體制的藩籬衝決出來，他們的切身經歷成為重要的思想動力。例如，俄裔美國知名作家安.蘭德；猶太裔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她們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因為有切膚之痛而更加尖銳深刻鞭辟入裡。右派帽子讓李慎之從骨髓里感受到這個不講理的非人性的制度的「惡」，承受來自心靈的「懲罰」，不斷反覆自問：我如此無限忠誠地追隨這個理想，完全徹底地奉獻自己的靈魂？居然懷疑我的動機，重置我的人生，我究竟錯在哪兒了？他不厭其煩地寫著「認罪書」，在無數的隔離談話批鬥體罰中去拆解這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如果說，是不再給親人帶來傷害的念頭在維繫他求生的願望，那被貶到外語培訓班、參考消息資料室的機會是讓他有了知識信息的填充。雖然，他把幫助中央編譯室匿名編撰的、供高級幹部內部閱讀的「灰皮書」看成是養家糊口的賺錢機會，但畢竟是沒有徹底丟棄吃飯的金剛鑽。其間最著名的成果，是以不署名的主要翻譯者身份，為荒蕪的文革書林驚添了《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

資深新聞人的天性，讓他持續保持較高的外語水平和編譯能力，保持著信息的吸納與頭腦的靈敏，關注他在行的國際關係與世界動態，在這個過程中，李慎之通過知識咀嚼與邏輯思考，進一步提升了爾後的思想躍進。因此，當文革結束，萬物待興，改革開放，李慎之成為中美關係當仁不讓的專家，他毅然離開新華社，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這是中共建政幾十年來建立的第一個專門研究中美關係的官方機構。新的建制、新的人馬，一切在李慎之的規劃之中。以他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騰空而出。這是他人生下半場的再次輝煌時刻。

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李慎之的思想是開放和前衛的，但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影響。1989年他在被免於社科院副院長職務後，扔下一句「不在刺刀下做官」，鮮明地表達了「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士大夫精神。他沒有為右派之事向周恩來求救，除了他對周恩來的深刻認識之外，也感激周恩來對他的知遇之恩，並不願為此事而牽連周恩來，以免周恩來在與毛澤東的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這一點在他處理和胡喬木的關係上尤為明顯。他到美國所和後來出任社科院副院長是胡喬木的安排。由於這層關係，雖然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李慎之的思想和胡喬木的想法漸行漸遠，甚至南轅北轍，但李慎之從無有任何對胡喬木不敬的言論。

李慎之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能從複雜多變的格局中，理清基本的歷史走向。人們常常引用鄧小平1979年訪美歸來時，在飛機上答李慎之的名言「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但卻忽視了引出鄧小平名言的李慎之之問。鄧小平決定訪美後，在搭班子時就向外交部提出：當年周恩來出訪用哪些人，我就用哪些人。由此，李慎之被選中，成為當年12名陪同人員中，7位燕京大學畢業生中一員。彼時，李慎之的右派帽子還沒摘掉,乃一介平民。右派帽子被摘是在他隨鄧小平訪美歸來，下飛機時才接到通知。也正是這種戴罪之身的傑傲不馴，使李慎之敏銳地看出鄧小平訪美的實質訴求與中國原有發展道路的截然對立。由此，「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同美國的關係？〞之問，不單是對中國即將轉向的昭示，更是對兩種制度對決隱約已定勝負的預感。李慎之應該是從當時的提問中，就看到了這種走向的結果，隨鄧小平訪美歸來後，李慎之還定期去給鄧小平講國際形勢，為鄧小平爾後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提供了智慧。但由於多年的右派身份，他雖然為鄧小平所用，但還罩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陰影，這也是他8964前很少在社會上發聲、無留一字的主因。但這絲毫未能湮沒他的眼力，稍有機會便略顯崢嶸。

李慎之朋友中，在思想上對中共和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最有洞見的是黎澍。持才自傲的李慎之常常對那些半瓶醋晃蕩的人不屑一顧，唯獨對黎澍，他是真心佩服。以至他在赴任社科院副院長前對朋友感嘆，「我去社科院，教我怎麼面對黎澍？」文革前，田家英經常和黎澍在一起聊天，他們的討論涉及政治.文化.歷史等領域，至於黎澍所談到對歷史和一些學術問題的看法是否影響了田家英以致影響到田家英向毛澤東的建言或自然流露，不得而知。但黎澍成為胡喬木所看重為數不多的人，卻是事實。黎澍的思想深度比李慎之更上一層，僅舉二例，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黨內執法官和思想界定的共識是「雙百方針」下，學術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而政治問題仍不可討論。於是，雙方常常在什麼是學術問題上打嘴仗，以判定什麼是可以公開發表的。針對這種耗費精神又不得其果的扯皮，黎澍在寫給唐振常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將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釜底抽薪了。另有一次，黎澍和李銳聊天時談到黨內異議人士的處境時，黎澍說了一句頗為形象且十分深刻的話：「我們這些人就像被老鴇買進了妓院的妓女一樣，不願做又不願出去」。可惜黎澍1988年過世，現在又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假如黎澍能活到九十年代，以他的深刻理論交融李慎之的博學視野，絕對會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留下重重一筆。

李慎之是「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他的所有思想基本出發點是為中共補天，而從無想過要「換天」。但他同時也感到「補天」的無能為力。

所以，他想到了另一條路，希望能從公民教育著手。從公民的基本思想培養開始，以完成道路轉型的整個社會的思想基礎。實際上，李慎之沒有想到的是，如果能夠真正放開他和眾多仁人志士的「補天」之卡，一旦道路開通，開弓就無回頭箭。裝上車輪的轉型之路如遇險阻，必會逢山劈路，過河架橋，條條大路奔羅馬，條件具備，東風借力，中國的政治體制必然從轉型走向根本政治制度改變的結局。也許到那時，人們才能從歷史的回放中，體會到李慎之及他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大軍當年思想啟蒙的歷史意義。

在今天50後的一代人看來，李慎之的思想與理念並非石破驚天。確實如此，他畢竟從體制里走出，與執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他的思考與理論認知有一定局限，但是，與他們那一代太多的知識分子相比，李慎之絕對是傲立群雄的。他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中說的話，擲地有聲，擊中要害，給後人敲響警鐘，值得銘記：「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在反思前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重要契機，也是掌權者重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或日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1989年這一歷史進程竟然中斷了。過去十年來雖然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其多數缺乏理論深度，既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不過是些遺文軼事之述。反省之難，難在領導者禁止人們真正地了解歷史真相、禁止人們思考。」「雖然眼前中國號稱是一切都遵從『實事求是』的原則，可這樣的『歷史』有多少不是謊言呢？歷史的真相果真能遮得住嗎？『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