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五集
瘟死的小雞
在那個中共統治的年代，人們餐桌上的葷腥實在太少了，「三月不知肉味」是很多人家的真實寫照。我家緊靠河邊，朝南向農村去就是圩田，水塘、溝渠很多，魚蝦倒是常常能吃到，不過，那個時候人們最饞的還是肉。雞隻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宰上只把老母雞，也會燒上只把公雞。那時的老母雞是真的老，都是三四年不能生蛋的雞，只要能生蛋就根本捨不得宰，要留著生蛋。雞蛋家家都平時捨不得吃上一個，只有孕婦、生大病了的才吃得上一些補補身子。
大多數人家養雞生的蛋都是留著的，或者湊上一些賣，或者在節日或者來客的時候炒上一碟，或者是用作過年節時拜節的禮品。農村人更是要留著賣了買鹽、火柴、肥皂、香煙這些不可缺的日用品。那時還有一種生意人，叫做「收雞蛋的」，專門挑著籮筐到鄉下一個村子一個村子收購雞蛋挑到城裡賣，差價最多一個一分錢。
平常要吃到雞一是在梅雨季節，小公雞長到七八兩一斤多的樣子，再養下去沒那麼多飼料，留下一兩隻做種公雞，其餘的賣掉幾隻，自家宰上一兩隻解解饞。那時吃得多的是瘟雞。春天常發雞瘟，只要哪家有了發瘟的雞，周邊人家的雞就很難倖免。常常是一開春孵一窩雞，或者買上炕坊里孵出來的二三十隻雞雛，到了春暖發雞瘟的時候，小雞死得只剩下幾隻了，上年留下來的老雞也瘟。
一看到雞冠發紫、嘴流口水，頭耷拉著，就知道這雞瘟了，好多人家看到這種情況，就急急忙忙地拎到街上賣。看到那已經撐不了多久的趕緊宰了放血。死了的也不會扔，宰了自家燒了吃。大人們看著雞一隻只的瘟掉心裡極為難受，因為今年家裡會少了不少日用錢，但小孩子們卻覺得又能解解饞了。
有一年，一個鄰居家一隻小雞瘟死了，也就鵪鶉那麼大小，她家的三女兒蹲在河邊，小心翼翼地清洗了，心、肝、雞胗一樣都沒捨得扔，連雞腸子都刮乾淨留下了，中午燒燒，一個人夾那麼一丁點，成了姐妹弟弟四個人的美味。那時，不僅死雞、死鴨是美味，死豬也都是解饞的。瘟豬肉、死豬肉不僅自家吃，還可以賣，賣得還很快。一次，河對面的一個漢子，是北方人，他不知從哪裡撈來一隻泡得發脹的死小豬，把內臟扒掉，把肉燉燉吃了，結果弄得隔了好幾家的人都聞到臭烘烘的味道。
節約糧食和「八大兩」
六九年以後，「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在這以前，農民家的自留地已被收回生產隊了，只在邊邊拐拐的地方給每家分了一小塊菜地。生產隊賣了公糧後，分給農民家裡的人口糧和工分糧明顯減少了，人口糧是按成人和小孩子分別定量的。橫江一隊、二隊的狀況在當時的和縣農村中是算很好的了，成人一個人的人口糧原糧（指稻子、小麥，山芋等其它雜糧則摺合成主糧）大概也就三百斤多一點，整勞力（指干一天農活得十分工的人。體弱的老人和一些不夠強壯的婦女一天八、九分工，十幾歲剛下地幹活的一般五、六分工）一年下來的工分糧大約能有個一百幾十斤。一斤稻能加工成七兩多一點糙米，一斤小麥能加工八兩的麵粉，這樣主糧肯定是不夠吃的了。
那時，副食品太少，城鎮居民每人一個月能發到半斤肉票。農民則連肉票都沒有，一年除了過年有的生產隊能宰上一兩頭豬外，平時能吃上一點點豬肉那幾乎是可望不可求的事。菜油那時也很少，城鎮居民才配給每人每月四兩的計劃，中國新年時還給每人發過半斤菜油、二兩麻油的票，我家每月只有八兩油的計劃。很多人家炒菜時只是在鍋底滴上一點點油，俗稱「撓撓鍋」，只是不讓菜炒的時候巴在鍋上，至於炒好的菜里是很難看到油星的。
無論是普通居民家還是農民家，那時炒菜都是靠棉籽油。就這種油，很多時候也只能倒一點點，為的是炒菜不巴鍋。肉食、油脂吃得太少，人們的飯量就特別大，成年漢子和大姑娘、小媳婦通常一頓都能吃上斤把米的飯，而前幾年白米飯頓頓吃飽的日子已經成了美好的回憶。農民家裡三餐普遍是一干兩稀，早晚都是搭著山芋、南瓜、胡蘿蔔、青菜煮著粥吃，中午飯也經常加著山芋、蘿蔔一起煮。
這時的城鎮居民也被「響應號召」「節約糧食」了。那時，各家都有一個到糧站購買糧油的記錄本，統一印製的，六十四開大小，牛皮紙封面，有二十幾頁。人們俗稱之「計劃摺子」。街道會計每個月都要到派出所去，由他們對照戶口冊核一下人口增減、身份和年齡等變化，然後再到糧站核定每個人每月定量的糧食計劃。那時的糧站全都是國營的，個人不得從事糧油交易。私下進行十幾二十斤的糧食買賣，一旦被街道幹部、民兵、群眾積極分子，也包括紅衛兵、群眾專政隊員發現，輕則沒收，重則定為「投機倒把分子」受批鬥、被監督，甚至被關押起來。
居民每家每月都要帶著計劃摺子去上糧站好幾次來買糧油。因為手裡都沒有多少現成的錢，湊了點錢就去買一次，幾乎沒什麼人把全家一個月的糧油一次性買回來的。當然這說的是普通居民家庭，幹部家和有工作能拿到工資的人家又另當別論了。計劃摺子上每月一頁，上面登記好一家人家的計劃總量，每次買糧油都要先在窗口排隊，由糧站的業務員在摺子上登記上這次買糧油的數量，還要蓋上自己的私章，然後開票。買糧的人拿著票再到發米打油的地方用自家帶去的口袋裝米、裝面，山芋干則是用籃子、筐子拎著，打油也都是自家帶著油瓶的。
再來說說居民的「節約糧食」。六十年代的城鎮普通居民和各行各業有工作的人都有糧食供應計劃，不同年齡、不同身份定額不同，小孩子計劃定額每月是十二斤，小學生在十八到二十斤，初中學生二十四斤，高中生聽說是二十八斤，成人二十八斤。幹部好像是三十二斤。工廠工人按照工種，基本定量在三十斤到三十六斤，特殊工種比如鍛工能有四十五斤的樣子。
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國家號召節約糧食，其實就是直接在摺子上扣除計劃定額。成年居民扣四斤，初中生扣二到三斤。記得六九年以後的好幾年，節約後的定額也不能都買到米，要搭雜糧。十斤計劃只能買六斤米，再搭一斤麵粉和三斤計劃的山芋干，山芋干是一斤計劃買三斤。糧食緊張又成了許多人家的最愁的事，尤其是家裡半大孩子多的人家。
那時有人坐牢去了，人們就會說他是「吃八大兩去了」。坐牢的釋放出來後，也會被人指著「他吃過八大兩」。「吃八大兩」之所以成為坐牢的代稱，是因為那時犯人的糧食計劃供應的定量是每天八兩。
吃不完的山芋南瓜
印象中，六十年代中晚兩餐能吃上白米飯，也就是六三、六四、六五年的事，六六年上半年也還行。以後的幾年，基本上是一半米面，一半雜糧，有些時候甚至是雜糧為主。那幾年，城鎮居民家要比農村家庭稍好些，家裡有工人、幹部（包括教師、醫生）的更好些，但糧食計劃也是不夠的。工人、幹部家有固定工資，可以買黑市糧。
黑市糧主要是農民家裡為了弄點現錢購買其它日用品，硬從嘴裡省下來的米、面和其它雜糧上街偷偷摸摸賣的。而農民和沒工作的居民家就不得不主要以雜糧充饑。和縣那裡的雜糧主要是山芋、南瓜和苞谷、飯蘿蔔（即黃蘿蔔）。我們家和農民家包括境況差一些的普通居民家一樣，早飯吃的都是煮山芋、山芋干、南瓜、苞谷和飯蘿蔔，好一點的是兌在一起煮粥；中午是飯，但上面還是要鋪一層切成厚片的山芋或南瓜；晚上則是把山芋、南瓜、飯蘿蔔切成丁少摻一些米一起煮成飯。老的玉米磨成粉熬糊或者做成粑粑，嫩些的就直接煮熟啃著吃。
我們家因有後院菜地以及父親從生產隊分得的一小塊菜地，這些雜糧都是自家收的，有時不夠也買一些。其它居民家有的靠房前屋後種一點，多數還是要靠買的。這些雜糧里最難吃的是山芋干，因山芋時間放長了會爛，所以，一般都是把秋天收上來的一部分山芋刨成片晒乾。
六九年以前，春天裡青黃不接的時候，山芋干雖也是主要的雜糧，但基本上是當地農民家自己曬的，是放在簸箕、葦席、門板、棉萡（一種用荻葦桿編成的曬棉花的簾子）上曬出來的。六九年以後，糧站計劃搭配的山芋干是北方調配過來的，大多數是直接在地里曬的，或是在曬的過程中淋了雨，或是沒晒乾就收儲了，很多都是霉的，洗的時候兩面用刀刮都不行，裡面都霉透了。這樣的山芋干煮出來湯水都是深灰色的，吃在嘴裡發苦。就這樣的山芋干在很長一段時間就是我們的早餐。
有一段時間，煮中飯的時候還把煮熟的山芋干搗碎了和在米里一起煮，煮出來飯是鐵灰色的，雖然很難吃，但肚子總算能填飽。有南瓜、山芋、飯蘿蔔、苞谷吃，比起「三年艱巨」天天吃野草，這日子還是要好得多的。七二、七三年，不再搞「節約糧食」了，白米飯也就能經常吃了，當然，雜糧也還是要搭一些的。
乾淨的米缸
六十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很多居民家庭糧食一直都很緊張，農村更緊張。如果平時不算計著在煮飯、煮粥時多摻些山芋、蘿蔔、包穀等雜糧，到了月底那幾天，就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個鄰居家，月初計劃摺子上有糧可買，就貪圖口腹之慾，常常煮白米飯吃，到了下半個月，特別是月底，家裡就沒糧了。快到中午做飯的時候，他家就安排一個人拎著筲箕到這家那家的借米，幾乎把后街的家家戶戶都借遍了，而且都不是借了一次兩次，常時借了又不還。大家看在老鄰居的份上，特別是這家的老奶奶上門借的時候，抹不開面子，總會借給她一兩斤。
那時，家家的糧食都金貴，借了一兩次也就忍下了，長長久久地這樣，大家都在心裡厭煩。時時有人看到這家人提著筲箕過來，就趕緊把自家的門關起來，敲門也裝著沒聽見。但這家人有個長處，就是愛乾淨，家裡的地掃得乾乾淨淨，桌子也擦得一塵不染。一次，一個中年男人路過這家門口，隨意地朝家裡看了看，不由地自言自語說：「這家人家真乾淨。」這時正巧有個老人從對面走來，對他笑著說：「你沒進去看，他家的米缸還要乾淨。」這句話自此成了鄰居們私下裡的笑談。
拾煤渣和筢柴草
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無論城鄉，家家戶戶的燃料都是稻草、麥秸、棉秸和田地里的枯藤和雜草。到了後期，城裡居民才有了煤炭供應，不過供應量比較緊，很多人家都是白天才燒，晚上都滅了火，第二天早上再起火重新生煤爐，這樣能省不少煤。進入七十年代，城裡居民的煤炭供應才基本滿足需要，農村人還是只能燒柴草。所以，在六十年代，解決燃料問題是各家各戶都要想出辦法的。
城裡人只能到柴行（在新菜市後面的一塊空地上）去買柴草，應該是大鍊鋼鐵砍了很多樹木的緣故，那時的木柴顯得很少，多數是農村人挑上來的稻草和麥秸，這兩樣都不經燒，塞一把進鍋膛里很快就化成了灰。山上割下來的荒草要好不少，經燒一些。棉秸最好，像燒樹枝一樣，火頭足，剩下的炭火可以焐開水，冬天煨火罈子是最好的，但價格就貴不少，而且賣的人也不多，因為農村人自家也要燒，省一些挑進城賣是為了換一點錢家裡日用。
柴草緊張，城裡人只能在燒飯菜時生火，熱水和開水都是到茶火爐子去打。一些機關單位和工廠有食堂的，也燒水供應給本單位的人家。
父親六一年冬交鄉管制期滿後從高巷蔬菜隊回到橫江街，六五年又被下放到橫江一隊，這段時間成了無業居民。為了生活，在城南一帶農村賣過油條，在街上挑著擔子、擺著籮筐賣過西瓜、桃子、熟菱角、熟山芋，也挑過一段時間貨郎擔子。本來家裡就沒有柴火，為了煮山芋、烀菱角，柴火就更缺了，又捨不得把賣小貨好不容易掙的幾毛、塊把錢用去買柴火，沒法子，父親就帶著姐姐和我到農機廠、拖拉機站、直屬庫食堂邊的垃圾堆撿煤渣，也到煤場的門口掃車上掉下的煤屑。等到姐姐熟練了，就由姐姐帶著我在寒暑假期、星期天和下午放學的時間去撿煤渣。在這當中被人呵斥、趕走的事是經常遇到的。靠這樣撿來的煤渣畢竟很少，平日里都是聚著捨不得燒，只有到雨天柴火堆的草淋潮了沒法子燒和節日、寒冬的時候才起爐子。
這期間，父親還在夏秋時附近的田裡割麥子、稻子的時候，扛著竹筢到收割完畢的麥田裡、稻田裡筢散落留下的麥秸、稻草，夏天的時候就到河埂、田頭鋤草晒乾了挑回家。等到我十來歲的時候，筢草、鋤草就成了我假期和星期天的主要活計。後來被我發現了一個門路，就是夏秋時節棉花田裡隔上幾天就會在田溝里聚上一層曬得差不多的雜草，這是生產隊的人拔或鋤棉田裡的雜草時甩下的。我就用五齒小釘耙順著田溝一條條地耬，一下午能耬上四大簸籃分兩趟挑回家。
這耬草的辦法比在田埂河埂上鋤草晒乾收穫要多得多，但要受得起悶熱。夏秋的時節，棉花長的已經很高了，在田溝里耬草，整個人就鑽在茂密的枝葉里，一點風都不透，上方還有炎炎的日頭，一條溝耬完到了田埂邊透口氣那是說不出的舒暢。如果遇到有風吹來，再看看聚成一堆的乾草，那種喜悅至今都難以忘卻。上初中後，一是沒多少空餘時間，二是煤炭供應計劃提高了，這種筢草、撿煤渣的活計也就結束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