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兩會開幕至今，國際媒體不斷議論的話題，是中國取消總理記者會。中國全國人大，被指為「橡皮圖章」、「舉手機器」並不奇怪，因為從來如此。令人驚訝的是取消舉行三十多年，年度僅有、具有很強儀式感的總理記者會。 什麼原因？法國世界報分析，從來不屑於回答媒體提問的習近平，可能不滿時任總理李克強利用2020年年度記者會的機會，說出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幣的大實話，讓宣布脫貧攻堅取得重大勝利的總書記如鯁在喉。李克強2023年告別政壇後不久猝逝，習近平藉此機會終結了這一傳統儀式。但是如果將這一決定僅僅看作是自負之爭就大錯特錯，它與另一項決定相輔相成：自2020年開始，兩會會期從兩周左右縮短至一周。 習近平的用心是明顯的，其統治下的中國，黨國一體，而國家不過是在為黨服務。一個重要的標誌，在一些諸如慶祝中共建政日的重大慶典，黨旗公然領先於國旗。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陵寢，覆蓋其遺體的是黨旗而不是國旗。不過，習近平執政10餘年來，黨愈來愈個人化，通過全黨為其量身定做的所謂「習思想」、「兩個維護」、「兩個確立」，使個人凌駕於全黨。黨表面上仍然是一個團體，實質上更近似於習掌控的幫會，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將「黨天下」改稱「習天下」，凸顯習個人凌駕於黨國至上的地位。 習的前任一度擴大了國家的特權，旨在向本國人民、向世界證明，毛澤東時代已經徹底翻過了一頁。但崇拜毛的習近平把八零年代後期相對存在的「黨政分開」看作是對黨的威脅，終於在2018年突然發動修憲，終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回歸本源，埋葬了鄧時代唯一的政改成果—廢除領導人終身制，為其永久執政鋪平了道路。 權力愈大，安全感卻愈缺乏，近年來，習不斷提起國家安全、政權安全，黨的生死存亡問題。這使得中共全黨都在不斷地與國際的國內的假想敵鬥爭。李強擔任總理後，由於三年清零造成的經濟後果十分嚴重，他利用國際場合表態，中國將繼續改革開放，但事實上，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顧及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國家的發展。結果，這個全能政黨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國人民自己，任何公民社會的因素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有可能破壞經濟的平穩運行。 這正是習近平面臨的現狀，中國經濟的榮景不再。費加羅報文章分析，習近平的意識形態管制令投資者感到恐懼。這才是中國經濟下滑的真正原因。3月5日，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對李強的講話預兆性的做出激烈的反應，開盤時股價暴跌。與世界其他地區相反，滬深指數去年下跌11%。 華爾街日報分析習近平的側重點不在經濟。「近年來，他已明確表示對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不感興趣。他要的是「高質量發展」，這是個有點模糊的概念，經濟學家和顧問們認為，這個概念包含了更加重視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明確的振興經濟計劃，費加羅報認為，李強已經讓市場習以為常的失望。在今年 1 月的達沃斯論壇上，李強向世界主要金融強國發表演講，大肆宣揚中國市場的 “巨大潛力”。以至於他的政府被迫充當救火隊員，大規模投資強撐股市，安撫那些希望在房地產危機中另謀出路的中產階級。 然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是印度五倍，儘管人口老齡化嚴重，其基本盤依然穩固，世界工廠還在成長，為什麼投資者對中國越來越不信任？專家認為導致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要素是習近平收緊意識形態，在於這位自毛澤東以來最集權的領導人所採取的國家主義和專制主義轉向。2024年，紅色領導人的講話已經失去信譽，中共官僚與華爾街股市弄潮兒之間不再有此前數十年的默契。股票營銷員和外國投資人一樣大批撤離中國，引發大規模資金外流，市場正不斷與習近平第三任期下的中國分手。 中國總理在兩會後的記者會原本可以提供一個安撫投資人的機會，但這一呈現在全世界鎂光燈前的儀式性活動被粗暴取消，甚至今後幾年也不再舉行，讓決策者們墜入迷霧之中。費加羅報稱，這是全面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的最新標誌，一個為有創業精神的中國掘墓的新時代。
中共兩會登場，看似平淡無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聞：取消總理記者會。這是由人大發言人在人大開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內外震動。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兩會閉幕後重頭戲—總理記者會就這麼輕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內外紛紛猜測取消的原因。歸納起來，有這麼幾條：其一，汲取前總理李克強記者會的「教訓」，他講出真話諸如「六億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幣以下」，當場戳破習近平「全面脫貧」、「全面小康」的神話。習近平害怕李強又講出什麼真話。其二，即便李強不會像李克強那樣講出令習近平難堪的真話，但可能講錯話、說漏嘴，暴露中國社會經濟真實情況。其三，反正總理職位已遭虛化、李強已經被架空，他說什麼都不重要，記者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取消也罷。 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在進一步削弱總理的權力和權威。故上述三條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條：習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風頭，不準其他任何人出風頭；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準其他任何人置於鎂光燈的聚焦下。習近平心胸之狹隘、氣量之狹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習近平心思，不僅要徹底架空李強，連一個虛名都不讓他撈著。 其實，取消總理記者會，既可以說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說在意料之中。對一些人來說，這是意料之外：習近平真敢這麼干？把總理職位虛化到底、把李強架空到底、連每年一度唯一的記者會也敢取消？對很多人來說，卻並不詫異：習近平大權獨攬，從一黨專政，倒退到一人獨裁，而他權欲熏心，仍不知饜足，得寸進尺；加之疑神疑鬼，毫無安全感，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親信、心腹，他都處處設防、處處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獨攬所有的權力和光環，哪怕有些權力和光環也就那麼一丁點。 如今的習近平，不只是權力傲慢，更是權力任性。無限期推遲三中全會，任意縮短兩會會期，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都是他權力任性的表現。而這些，只是進行式，還並非完成式。更多的奧步隨時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驚奇。 取消總理記者會，習近平自以為得計，又贏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禍所伏。此舉，將直接釀成至少三大後果： 其一，進一步敗壞中國形象。各國媒體報道此事，都是負面評價，認定中國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閉，相當於關閉領導人與媒體交流的最後渠道，關閉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個窗口。華爾街投資家甚至直接呼籲：不要再到中國投資。 其二，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己的形象。習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專制、獨裁著稱，每一次大動作，都加重了這一負面形象。諸如2018年狡詐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強行架離前總書記胡錦濤、二十大把團派排擠出局以及前總理李克強不明身亡等，都敗壞了習近平作為大國領袖的形象。這一回，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必然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進一步結仇，尤其在黨內結仇。作為習近平親信、心腹的李強，固然不會流露不滿，但在服從的表面下，失望、不滿、甚至怨恨極可能深埋心間。而黨內上下，目睹這一驟變，驚異難以言狀，路見不平，雖敢怒而不敢言，但極可能埋下不滿、反感、甚至仇恨的種子，為日後中共政局變遷留下深遠伏筆。 身為駐美大使的謝峰，以政協委員身份出席兩會，當被記者問到這一變化時，他猛地一愣，一臉愕然，衝口而出的話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口氣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和恣意妄為達到何等程度！以他慣有的認知障礙，他對人性底線的反應毫無知覺，對由此埋下的禍事也毫無感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我上高中時，還分文理科，進入高二即分。 高二時，政治老師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小伙，挺帥氣的，比學生們也就大幾歲吧。他愛穿白襯衣和牛仔褲，流露出的志向很遠大，但囿於種種實際，又不得不窩在縣域教書。 饒是如此，他還是努力給學生們灌輸夢想，三天兩頭喊上學生去他的蝸居聊天談心。這在旨在培養一代又一代小鎮做題家的學校可不常見。 他的蝸居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間，隔著一片小樹林，與大河相望。那條河在歷史中已存在千年，蜿蜿蜒蜒，匯入長江，最後奔騰入海。 每逢夜談完畢，我回宿舍途中，見月朗星稀林木婆娑，聽河水嘩嘩晝夜不歇，此情此景，分外令人暢想聯翩。 我就想呀，未來在何方？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直到某日，恍然間有了個念頭。 那段時間正值兩會，對於文科生而言是個緊要的關口，每次政治考試都會涉及兩會熱點。 總理記者會那天，政治老師把他新買的電視機搬進了教室，大家一邊看，一邊討論考點。 那場發布會的視頻現在還能從網上找到，氣氛非常熱烈。記者們提問很積極，朱總妙趣橫生，留下諸多金句。 政治老師突然指著電視屏幕說，做記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會堂採訪總理。 那一刻，他臉上有光。多年後，我還記得那副模樣。 我心想，嘿，做記者還真不賴。 兜兜轉轉數年後，我還真做了一個記者。 按慣例，春節前，各地緊鑼密鼓地開兩會；春節後，全國兩會再召開，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聞部，只不過跑的是社會線，整天都是採訪打打殺殺的新聞，與時政新聞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門人手不夠，領導讓我帶個新記者去支援某市兩會報道。 那座城市GDP過萬億，製造業尤其發達，雲集了一批明星企業家代表和委員，頗受外界關注。 我興沖沖而去，但第一天會還沒開完，抱著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離場了。見宏偉的禮堂前有幾盆金橘樹，我摘了一顆金橘給新來的記者，告訴她，很甜，賊好吃。 她還真吃了。然後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導她，咱們乾的活兒嘛，就像廣東盛產的金橘，過年了，樓宇廳堂都會擺放，好看，可不好吃喲。 這個新記者很有天分，現在是一個頗有名氣的作家。 後來，我調去了報社另一個部門。那部門在報社地位蠻特殊，專門採訪報道國際國內重大的新聞事件。但部門的前輩們從不去跑全國兩會，每逢三月，都集體休假。 既是部門傳統，那我自然就跟全國兩會無緣了。 不過，我在媒體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參加全國兩會。有許多人還曾在記者會上向總理提問。 他們都很厲害，那些經歷成為各自職業生涯的閃光點。 再後來，我離開報社後，就甚少關注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聞通報說，今年的總理記者會取消了。 又一個恍然，這距離我第一次看總理記者會都過去了20來年呀。 我特意打聽了下，當年的政治老師還在學校教書。今年若有機會回老家，我想去尋下他，一起喝頓酒。 我要給他講，夢想真的很寶貴，即使日後會破滅，也不會掩蓋它當初的光芒。 我還要給他講，真實世界裡的記者到底是什麼樣子，兩會報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書本上都沒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猛哥
中國兩會剛剛拉開帷幕，卻傳出今年兩會閉幕時不會再有總理記者會，今後也不會有了的消息，這一被視為觀察中國政情的罕見窗口，就這樣被關閉了。 有分析認為可能是李強本人為了不影響習近平的光芒，主動要求取消記者會，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李強得官，全杖習近平，知趣打退堂鼓是可能的。但是，這一舉行30多年之久、象徵中國改革開放歲月的總理記者會，就這樣被關上了窗口，一般認為只有習近平本人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 1987年，中共改革派領袖、前總書記趙紫陽在13大閉幕時率領眾常委與中外記者會面，開風氣之先。1993年以後，國務院總理記者會趨於常態化。李克強擔任總理期間，倍遭壓制，唯一的風光就在一年一度的記者會，李克強可以藉機發揮，表達自己的某些主張，說出一些高級官員不敢說的話，比如在習近平宣布脫貧事業取得重大勝利的背景下，李克強敢於在總理記者會上警告：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只有千元，提醒一半中國人還生活在低收入的困難狀態。有分析指，習近平對總理記者會早已不滿，這次取消記者會，可謂其來有自。 不過因為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猶如震撼彈，讓海內外吃驚。其實，觀察人士指出，打破中共政治慣例，推遲、修改，取消，廢除中共黨規，在習近平時代並不奇怪。其程度也與習近平愈來愈集權，追求永久執政有重大關係。 習近平破規的一個重要指向就是如何強化個人統治，達到長期統治。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在經過五年選擇性反腐，掃平江澤民、胡錦濤布置在軍內、黨內的勢力之後，習近平長期執政的野心凸顯，在十九大上打破不成文慣例：「隔代指定接班」。 在打破「隔代指定接班」黨規後，2018年1月18日，習突然召開中共二中全會，提出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這是習為實現個人永久執政邁出的重大一步，把鄧小平時代政治改革的唯一成果—取消國家領導人終身制拋擲腦後，為其二十大開啟第三任鋪路。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修憲，正式廢除國家主席任期。 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如願以償，打破鄧時代黨和國家領導人任期兩屆的規矩，自我接班，開啟第三任中共總書記任期。在這次會上，習近平權力更加鞏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由清一色的「習家軍」組成，所謂前朝勢力、紅二代殘餘、團派統統出局。二十大閉幕式還出現了驚人一幕，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突然被警衛人員在國際媒體注視下架走。『金融時報』近日曝料稱，胡錦濤當時試圖打開紅色文件夾遭到阻止，因為文件夾里有政治局委員名單，而曾被胡指定為20大接班的胡春華已被從名單中剔除。 二十大是習近平打破中共政治慣例的高潮：除了實現盤算十年的最高目標—開啟第三任以外，也徹底埋葬了諸如「七上八下」「老中青三結合」，以及政治局至少有婦女代表的先例。張又俠已過七十，但因家族與習家淵源很深，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王毅從前與習近平並無淵源，但在習當政後，迎合習破除鄧小平「韜光養晦」及「東升西降」，奮力操盤「戰狼外交」，以逼近七旬之年「入局」。政治局常委全是六十以上的「老同志」，政治局打破二十多年的傳統，委員中沒有一位女性。 二十大是習氏權力的頂峰，但此後似乎開始走下坡路。三年清零，造成的人道災難難以計數，對經濟的破壞至今難以復甦。通常情況下，習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設定日程表，但在二十大閉幕後一個月，一場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迫使當局無預警結束清零，其造成的嚴重的社會的經濟的後果大大削弱了習近平「親自指揮」的光環。 二十大習家軍全部佔據要位，但不到半年，接連發生了外長秦剛失蹤，國防部長李尚福失寵、火箭軍高級將領連鍋端的醜聞，這些高官都是習「親自過問」，親自拔擢的愛將，他們的倒台引起對習統治能力的嚴重懷疑。 經濟不振，黨內鬥爭，如何決策，難以定奪，這種種因素或許就是習近平為什麼打破慣例不在去年秋季召開三中全會的原因，而且，三中全會甚至未能在兩會之前召開。 習近平現在又打破了一個政治慣例—兩會閉幕之日的總理記者會，輿論嘩然，大聲傳媒創辦人吳薇（Vivian Wu）在X平台寫道： 「取消總理記者會發出了一個終極明確的信息–即除了一個人的聲音外，其他人的聲音都不需要。我們都知道那個人是誰。唯一的那個。」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著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鉤。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彷彿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著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像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像，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當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國人大年會閉幕之後舉行中國總理中外記者會。這是中國最高級領導人罕有的直接面對中外記者的場合。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記者會上的問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來越多，信息含金量越來越少，但記者會還是會時常爆出令中外記者感覺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當年推遲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記者會上，在習近平當局大力宣揚中國的脫貧事業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際，在中國當局按照習近平的指令推行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眾多企業破產、千百萬人失業之際，時任李克強說：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沒有就業那就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自從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中國政權以來，中共政權及其官僚的專橫獨斷便引起眾多的怨言。雖然中共也偶爾表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其政權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欺壓人民，然而這種表示常常猶如曇花一現加閃爍其詞。但2012年3月14日，溫家寶作為時任總理在他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上罕見地花了相當的時間正面談論政治改革問題並由此成為絕響 「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我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情，我是出於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當然，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我知道，人們不僅看我說什麼、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我可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以看似喜歡直言不諱、言辭誠懇而著稱。2000年3月15日，在當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時的記者會上，朱鎔基說：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那麼再看開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一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 但批評者說，朱鎔基的家人在他擔當中共高管期間大發橫財，與此同時，他所主導的所謂國營企業改革使千百萬國營企業工人一夜之間由「領導階級」變成「無產階級」，成為永恆的弱勢群體和中共的維穩力量隨時警惕並準備打擊的群體。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實際上，盡人皆知，全國人大隻不過是橡皮圖章，是舉手機器。中共的特點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全國人大會議，名義上是最大的會，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決問題的會。理論上應該在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必定是通過會前的小會以及不開會的方式已經解決。如此說來，外界能從這次全國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劇本演出，逢場作戲而已。 大會召開前夕，有兩條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條消息是，全國人大發言人婁勤儉3月4日中午（北京時間，下同）出席人大會議開幕前的新聞發布會，他在會後離場時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關於前國防部長李尚福是否會參加兩會的提問時篤定地說：「他不能參加（兩會），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我們知道，李尚福和秦剛都是在去年3月兩會後才被任命為國務委員，並分別擔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來又被撤去官職。但李尚福和秦剛也都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理說是該出席這次人大會議的。幾天前官媒報道說秦剛已經辭去全國人大代表，但至今沒有宣布李尚福被罷免人大代表職務的消息，也沒有公告他請辭人大代表。諷刺的是，就在婁勤儉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經不是代表後，截至星期一晚間，李尚福的名字仍然還在全國人大官網的代表名單中，隸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中共高層權力運作之混亂無序，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條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發言人婁勤儉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今年人大會議閉幕後，不舉行總理記者會。如無特殊情況，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也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 我們知道，兩會結束後總理舉行記者會，這種做法始於1988年，自1993年以來已經常態化、制度化。兩會歷來很沉悶，很封閉。相比之下，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可以說是唯一的亮點。它凸顯了總理的地位，因為要當場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多少有一點開放性，另外也顯示出總理的應對能力。本來，外界從兩會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預定的劇本演出。唯有總理的記者會有一點例外，總理的現場應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預定的劇本，因此有一定的發揮空間。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李克強講出：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這句話等於是把習近平吹噓的中國已經全面脫貧的說法戳了個大窟窿。習近平的惱怒可想而知，但又無可奈何。今後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了。這意味著總理地位的降低，意味著兩會的開放性的降低，也意味著今後的兩會，外界能看到的一切，連標點符號都是經過總書記審查核准的了。 李強本來就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弱勢的總理。說起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間的關係。按照憲法，總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實際上，這幾屆的總理沒有一個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們在幕後搞拉郎配，搭配給他的。朱鎔基的總理和李鵬的總理，並不是江澤民自己挑選提名的；溫家寶的總理並不是胡錦濤自己挑選提名的；同樣的，李克強這個總理也不是習近平自己挑選提名的。因為這幾個總理都不是由國家主席挑選提名的，而是被元老們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興也無法撤換。習近平對李克強非常不滿意，但卻沒法撤換，只能等李克強做滿兩屆。只有李強這個總理是習近平自己挑選的。李強的權力完全取決於習近平，所以是最弱的總理。現在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無疑是進一步削弱了總理的權力。 中共的三中全會按慣例是該去年秋天召開的，可是到今天都沒有開，如今又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這一系列脫離常規慣例的做法，表明習近平仍然在繼續擴張他的獨裁權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3月4日，中國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婁勤儉發布重磅消息稱，今年的人大閉幕後不舉行記者會，如無特殊情況，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也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 1988年，中共總理記者初次舉辦。1993年開始，中共兩會閉幕時，中共總理記者招待會已經常態化、制度化，成為整個兩會最大的重頭戲。中外媒體數百家齊聚記者會。在總理記者會上，最著名的莫過於2012年溫家寶總理的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招待會。這次發布會是16年來歷時最長的一次發布會，全程3個小時。在這場史上最長的發布會上，溫家寶代表中國政府首次對「王立軍事件」表態。 在今年取消總理記者會的同時，上述網易專題《總理記者會的前生今世》遭到刪除。 除此之外，微博平台上多個轉發了該消息的官方賬號均開啟了評論精選，大量網民評論不可見。 海外媒體及媒體人也對這一變化感到震驚。《華爾街日報》說，這一決定凸顯中共黨魁習近平將黑箱政治系統變得更不透明，他也透過削弱中共二號人物的能見度，強化自己的優越地位。 報導引述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布朗（Kerry Brown）的話說，「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此舉強化所有有關當前北京專制、集權與封閉領導的指稱。這也反映他們對當前經濟挑戰的焦慮恐懼，並試圖以不透明，而非開放的態度來解決。」 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媒體X評論說，連這個觀察中國政情的唯一窗口也被關閉了，中國政治將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台媒中央社說，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味著中共總理地位的降低，也意味著兩會的開放性的降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Alfred Wu）對美聯社表示：「因為現在的結構是黨領導一切，總理更像是黨的命令的執行者，所以不再那麼重要。這是主要信息。」 大聲傳媒創辦人吳薇（Vivian Wu）在X平台寫道：「取消總理記者會發出了一個終極明確的信息——即除了一個人的聲音外，其他人的聲音都不需要。我們都知道那個人是誰。唯一的那個。」 一位因事涉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學者告訴美國之音，這一決定代表中共總理的重要性不再，而兩會本身的意義也大幅降低，僅剩走個過場的形式主義。 他表示，中共領導人的權威越來越不容挑戰，從這個角度來看，總理記者會也就變成一個巨大的負擔，讓不具實權的李強難以擔當。 他認為，中國眼下面臨經濟蕭條、國際孤立等內外困境，中共本就對國際媒體抱有恐懼感，不僅不願接受現場提問，就連可事先安排好的問答也不願面對，現在這種施政透明度比文革時期都還糟糕。 在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胡逸山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政府近年越來越傾向傳統的共產主義路線，主政者將民主國家所講究的政務透明度、公民知情權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因此取消總理記者會的決策，他並不意外。 胡逸山說：「共產黨的體制是比較注重統一的宣傳口徑，比如說，有關部門發表一些書面文告，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也就足夠了，不需要再由總理特地說明。」 中共取消總理記者會，不僅讓海外觀察人士感到嘩然，中共體制內官員也感到吃驚。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出席兩會的中共駐美大使謝鋒3月4日下午被問及取消總理記者會一事，他愣了一下，隨後才反應過來說：「我還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港區政協委員黃錦輝也直言，這消息「奇奇怪怪」的，並對中共人大喊話「如果交代一下是比較好」。 知名作家顏純鉤在臉書發文表示，「取消總理記者會是中共政權末路的一個信號，一個國家連總理記者會都開不起了，那還有什麼前途可以指望？外國政府看在眼裡只會偷笑，中國百姓看在眼裡只會冷笑，反正都是喬妝做戲，做與不做，都不關別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