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会发生变化吗？其实，已经变了，其标志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会议结束时惯常的总理记者问答会被取消。这件事发生后，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从两会报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的；然而，从中美冷战的战略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共在对美冷战中已经拉下了“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两会开幕至今，国际媒体不断议论的话题，是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中国全国人大，被指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并不奇怪，因为从来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取消举行三十多年，年度仅有、具有很强仪式感的总理记者会。 什么原因？法国世界报分析，从来不屑于回答媒体提问的习近平，可能不满时任总理李克强利用2020年年度记者会的机会，说出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大实话，让宣布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总书记如鲠在喉。李克强2023年告别政坛后不久猝逝，习近平借此机会终结了这一传统仪式。但是如果将这一决定仅仅看作是自负之争就大错特错，它与另一项决定相辅相成：自2020年开始，两会会期从两周左右缩短至一周。 习近平的用心是明显的，其统治下的中国，党国一体，而国家不过是在为党服务。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一些诸如庆祝中共建政日的重大庆典，党旗公然领先于国旗。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陵寝，覆盖其遗体的是党旗而不是国旗。不过，习近平执政10余年来，党愈来愈个人化，通过全党为其量身定做的所谓“习思想”、“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使个人凌驾于全党。党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团体，实质上更近似于习掌控的帮会，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将“党天下”改称“习天下”，凸显习个人凌驾于党国至上的地位。 习的前任一度扩大了国家的特权，旨在向本国人民、向世界证明，毛泽东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一页。但崇拜毛的习近平把八零年代后期相对存在的“党政分开”看作是对党的威胁，终于在2018年突然发动修宪，终止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回归本源，埋葬了邓时代唯一的政改成果—废除领导人终身制，为其永久执政铺平了道路。 权力愈大，安全感却愈缺乏，近年来，习不断提起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使得中共全党都在不断地与国际的国内的假想敌斗争。李强担任总理后，由于三年清零造成的经济后果十分严重，他利用国际场合表态，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但事实上，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顾及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发展。结果，这个全能政党的主要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自己，任何公民社会的因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可能破坏经济的平稳运行。 这正是习近平面临的现状，中国经济的荣景不再。费加罗报文章分析，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管制令投资者感到恐惧。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3月5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李强的讲话预兆性的做出激烈的反应，开盘时股价暴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反，沪深指数去年下跌11%。 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的侧重点不在经济。“近年来，他已明确表示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不感兴趣。他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这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和顾问们认为，这个概念包含了更加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的振兴经济计划，费加罗报认为，李强已经让市场习以为常的失望。在今年 1 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强向世界主要金融强国发表演讲，大肆宣扬中国市场的 “巨大潜力”。以至于他的政府被迫充当救火队员，大规模投资强撑股市，安抚那些希望在房地产危机中另谋出路的中产阶级。 然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印度五倍，尽管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基本盘依然稳固，世界工厂还在成长，为什么投资者对中国越来越不信任？专家认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要素是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在于这位自毛泽东以来最集权的领导人所采取的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转向。2024年，红色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失去信誉，中共官僚与华尔街股市弄潮儿之间不再有此前数十年的默契。股票营销员和外国投资人一样大批撤离中国，引发大规模资金外流，市场正不断与习近平第三任期下的中国分手。 中国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原本可以提供一个安抚投资人的机会，但这一呈现在全世界镁光灯前的仪式性活动被粗暴取消，甚至今后几年也不再举行，让决策者们坠入迷雾之中。费加罗报称，这是全面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最新标志，一个为有创业精神的中国掘墓的新时代。
中共两会登场，看似平淡无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闻：取消总理记者会。这是由人大发言人在人大开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内外震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两会闭幕后重头戏—总理记者会就这么轻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内外纷纷猜测取消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其一，汲取前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的“教训”，他讲出真话诸如“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当场戳破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习近平害怕李强又讲出什么真话。其二，即便李强不会像李克强那样讲出令习近平难堪的真话，但可能讲错话、说漏嘴，暴露中国社会经济真实情况。其三，反正总理职位已遭虚化、李强已经被架空，他说什么都不重要，记者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取消也罢。 取消总理记者会，意在进一步削弱总理的权力和权威。故上述三条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条：习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风头，不准其他任何人出风头；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准其他任何人置于镁光灯的聚焦下。习近平心胸之狭隘、气量之狭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习近平心思，不仅要彻底架空李强，连一个虚名都不让他捞着。 其实，取消总理记者会，既可以说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意料之外：习近平真敢这么干？把总理职位虚化到底、把李强架空到底、连每年一度唯一的记者会也敢取消？对很多人来说，却并不诧异：习近平大权独揽，从一党专政，倒退到一人独裁，而他权欲熏心，仍不知餍足，得寸进尺；加之疑神疑鬼，毫无安全感，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亲信、心腹，他都处处设防、处处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独揽所有的权力和光环，哪怕有些权力和光环也就那么一丁点。 如今的习近平，不只是权力傲慢，更是权力任性。无限期推迟三中全会，任意缩短两会会期，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都是他权力任性的表现。而这些，只是进行式，还并非完成式。更多的奥步随时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惊奇。 取消总理记者会，习近平自以为得计，又赢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祸所伏。此举，将直接酿成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进一步败坏中国形象。各国媒体报道此事，都是负面评价，认定中国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闭，相当于关闭领导人与媒体交流的最后渠道，关闭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窗口。华尔街投资家甚至直接呼吁：不要再到中国投资。 其二，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己的形象。习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专制、独裁著称，每一次大动作，都加重了这一负面形象。诸如2018年狡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强行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二十大把团派排挤出局以及前总理李克强不明身亡等，都败坏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一回，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必然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进一步结仇，尤其在党内结仇。作为习近平亲信、心腹的李强，固然不会流露不满，但在服从的表面下，失望、不满、甚至怨恨极可能深埋心间。而党内上下，目睹这一骤变，惊异难以言状，路见不平，虽敢怒而不敢言，但极可能埋下不满、反感、甚至仇恨的种子，为日后中共政局变迁留下深远伏笔。 身为驻美大使的谢峰，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变化时，他猛地一愣，一脸愕然，冲口而出的话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口气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和恣意妄为达到何等程度！以他惯有的认知障碍，他对人性底线的反应毫无知觉，对由此埋下的祸事也毫无感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我上高中时，还分文理科，进入高二即分。 高二时，政治老师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挺帅气的，比学生们也就大几岁吧。他爱穿白衬衣和牛仔裤，流露出的志向很远大，但囿于种种实际，又不得不窝在县域教书。 饶是如此，他还是努力给学生们灌输梦想，三天两头喊上学生去他的蜗居聊天谈心。这在旨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小镇做题家的学校可不常见。 他的蜗居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隔着一片小树林，与大河相望。那条河在历史中已存在千年，蜿蜿蜒蜒，汇入长江，最后奔腾入海。 每逢夜谈完毕，我回宿舍途中，见月朗星稀林木婆娑，听河水哗哗昼夜不歇，此情此景，分外令人畅想联翩。 我就想呀，未来在何方？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某日，恍然间有了个念头。 那段时间正值两会，对于文科生而言是个紧要的关口，每次政治考试都会涉及两会热点。 总理记者会那天，政治老师把他新买的电视机搬进了教室，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考点。 那场发布会的视频现在还能从网上找到，气氛非常热烈。记者们提问很积极，朱总妙趣横生，留下诸多金句。 政治老师突然指着电视屏幕说，做记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总理。 那一刻，他脸上有光。多年后，我还记得那副模样。 我心想，嘿，做记者还真不赖。 兜兜转转数年后，我还真做了一个记者。 按惯例，春节前，各地紧锣密鼓地开两会；春节后，全国两会再召开，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闻部，只不过跑的是社会线，整天都是采访打打杀杀的新闻，与时政新闻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门人手不够，领导让我带个新记者去支援某市两会报道。 那座城市GDP过万亿，制造业尤其发达，云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家代表和委员，颇受外界关注。 我兴冲冲而去，但第一天会还没开完，抱着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离场了。见宏伟的礼堂前有几盆金橘树，我摘了一颗金橘给新来的记者，告诉她，很甜，贼好吃。 她还真吃了。然后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导她，咱们干的活儿嘛，就像广东盛产的金橘，过年了，楼宇厅堂都会摆放，好看，可不好吃哟。 这个新记者很有天分，现在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我调去了报社另一个部门。那部门在报社地位蛮特殊，专门采访报道国际国内重大的新闻事件。但部门的前辈们从不去跑全国两会，每逢三月，都集体休假。 既是部门传统，那我自然就跟全国两会无缘了。 不过，我在媒体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有许多人还曾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问。 他们都很厉害，那些经历成为各自职业生涯的闪光点。 再后来，我离开报社后，就甚少关注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闻通报说，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又一个恍然，这距离我第一次看总理记者会都过去了20来年呀。 我特意打听了下，当年的政治老师还在学校教书。今年若有机会回老家，我想去寻下他，一起喝顿酒。 我要给他讲，梦想真的很宝贵，即使日后会破灭，也不会掩盖它当初的光芒。 我还要给他讲，真实世界里的记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两会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书本上都没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哥
中国两会刚刚拉开帷幕，却传出今年两会闭幕时不会再有总理记者会，今后也不会有了的消息，这一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情的罕见窗口，就这样被关闭了。 有分析认为可能是李强本人为了不影响习近平的光芒，主动要求取消记者会，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李强得官，全杖习近平，知趣打退堂鼓是可能的。但是，这一举行30多年之久、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岁月的总理记者会，就这样被关上了窗口，一般认为只有习近平本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1987年，中共改革派领袖、前总书记赵紫阳在13大闭幕时率领众常委与中外记者会面，开风气之先。1993年以后，国务院总理记者会趋于常态化。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倍遭压制，唯一的风光就在一年一度的记者会，李克强可以借机发挥，表达自己的某些主张，说出一些高级官员不敢说的话，比如在习近平宣布脱贫事业取得重大胜利的背景下，李克强敢于在总理记者会上警告：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千元，提醒一半中国人还生活在低收入的困难状态。有分析指，习近平对总理记者会早已不满，这次取消记者会，可谓其来有自。 不过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犹如震撼弹，让海内外吃惊。其实，观察人士指出，打破中共政治惯例，推迟、修改，取消，废除中共党规，在习近平时代并不奇怪。其程度也与习近平愈来愈集权，追求永久执政有重大关系。 习近平破规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如何强化个人统治，达到长期统治。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在经过五年选择性反腐，扫平江泽民、胡锦涛布置在军内、党内的势力之后，习近平长期执政的野心凸显，在十九大上打破不成文惯例：“隔代指定接班”。 在打破“隔代指定接班”党规后，2018年1月18日，习突然召开中共二中全会，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是习为实现个人永久执政迈出的重大一步，把邓小平时代政治改革的唯一成果—取消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抛掷脑后，为其二十大开启第三任铺路。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修宪，正式废除国家主席任期。 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以偿，打破邓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两届的规矩，自我接班，开启第三任中共总书记任期。在这次会上，习近平权力更加巩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清一色的“习家军”组成，所谓前朝势力、红二代残余、团派统统出局。二十大闭幕式还出现了惊人一幕，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突然被警卫人员在国际媒体注视下架走。‘金融时报’近日曝料称，胡锦涛当时试图打开红色文件夹遭到阻止，因为文件夹里有政治局委员名单，而曾被胡指定为20大接班的胡春华已被从名单中剔除。 二十大是习近平打破中共政治惯例的高潮：除了实现盘算十年的最高目标—开启第三任以外，也彻底埋葬了诸如“七上八下”“老中青三结合”，以及政治局至少有妇女代表的先例。张又侠已过七十，但因家族与习家渊源很深，继续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王毅从前与习近平并无渊源，但在习当政后，迎合习破除邓小平“韬光养晦”及“东升西降”，奋力操盘“战狼外交”，以逼近七旬之年“入局”。政治局常委全是六十以上的“老同志”，政治局打破二十多年的传统，委员中没有一位女性。 二十大是习氏权力的顶峰，但此后似乎开始走下坡路。三年清零，造成的人道灾难难以计数，对经济的破坏至今难以复苏。通常情况下，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设定日程表，但在二十大闭幕后一个月，一场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迫使当局无预警结束清零，其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的经济的后果大大削弱了习近平“亲自指挥”的光环。 二十大习家军全部占据要位，但不到半年，接连发生了外长秦刚失踪，国防部长李尚福失宠、火箭军高级将领连锅端的丑闻，这些高官都是习“亲自过问”，亲自拔擢的爱将，他们的倒台引起对习统治能力的严重怀疑。 经济不振，党内斗争，如何决策，难以定夺，这种种因素或许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打破惯例不在去年秋季召开三中全会的原因，而且，三中全会甚至未能在两会之前召开。 习近平现在又打破了一个政治惯例—两会闭幕之日的总理记者会，舆论哗然，大声传媒创办人吴薇（Vivian Wu）在X平台写道： “取消总理记者会发出了一个终极明确的信息–即除了一个人的声音外，其他人的声音都不需要。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唯一的那个。”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中共的特点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会议，名义上是最大的会，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决问题的会。理论上应该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通过会前的小会以及不开会的方式已经解决。如此说来，外界能从这次全国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剧本演出，逢场作戏而已。 大会召开前夕，有两条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条消息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日中午（北京时间，下同）出席人大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后离场时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两会的提问时笃定地说：“他不能参加（两会），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我们知道，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去年3月两会后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来又被撤去官职。但李尚福和秦刚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理说是该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几天前官媒报道说秦刚已经辞去全国人大代表，但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讽刺的是，就在娄勤俭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经不是代表后，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然还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后总理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始于1988年，自1993年以来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两会历来很沉闷，很封闭。相比之下，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它凸显了总理的地位，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多少有一点开放性，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本来，外界从两会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预定的剧本演出。唯有总理的记者会有一点例外，总理的现场应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预定的剧本，因此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讲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句话等于是把习近平吹嘘的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的说法戳了个大窟窿。习近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今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也意味着今后的两会，外界能看到的一切，连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总书记审查核准的了。 李强本来就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说起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朱镕基的总理和李鹏的总理，并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的总理并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同样的，李克强这个总理也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因为这几个总理都不是由国家主席挑选提名的，而是被元老们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兴也无法撤换。习近平对李克强非常不满意，但却没法撤换，只能等李克强做满两届。只有李强这个总理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李强的权力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所以是最弱的总理。现在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无疑是进一步削弱了总理的权力。 中共的三中全会按惯例是该去年秋天召开的，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开，如今又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扩张他的独裁权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3月4日，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发布重磅消息称，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1988年，中共总理记者初次举办。1993年开始，中共两会闭幕时，中共总理记者招待会已经常态化、制度化，成为整个两会最大的重头戏。中外媒体数百家齐聚记者会。在总理记者会上，最著名的莫过于2012年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这次发布会是16年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发布会，全程3个小时。在这场史上最长的发布会上，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 在今年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同时，上述网易专题《总理记者会的前生今世》遭到删除。 除此之外，微博平台上多个转发了该消息的官方账号均开启了评论精选，大量网民评论不可见。 海外媒体及媒体人也对这一变化感到震惊。《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决定凸显中共党魁习近平将黑箱政治系统变得更不透明，他也透过削弱中共二号人物的能见度，强化自己的优越地位。 报导引述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布朗（Kerry Brown）的话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此举强化所有有关当前北京专制、集权与封闭领导的指称。这也反映他们对当前经济挑战的焦虑恐惧，并试图以不透明，而非开放的态度来解决。” 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媒体X评论说，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被关闭了，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台媒中央社说，取消总理记者会，意味著中共总理地位的降低，也意味著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Alfred Wu）对美联社表示：“因为现在的结构是党领导一切，总理更像是党的命令的执行者，所以不再那么重要。这是主要信息。” 大声传媒创办人吴薇（Vivian Wu）在X平台写道：“取消总理记者会发出了一个终极明确的信息——即除了一个人的声音外，其他人的声音都不需要。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唯一的那个。” 一位因事涉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告诉美国之音，这一决定代表中共总理的重要性不再，而两会本身的意义也大幅降低，仅剩走个过场的形式主义。 他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威越来越不容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总理记者会也就变成一个巨大的负担，让不具实权的李强难以担当。 他认为，中国眼下面临经济萧条、国际孤立等内外困境，中共本就对国际媒体抱有恐惧感，不仅不愿接受现场提问，就连可事先安排好的问答也不愿面对，现在这种施政透明度比文革时期都还糟糕。 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近年越来越倾向传统的共产主义路线，主政者将民主国家所讲究的政务透明度、公民知情权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因此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决策，他并不意外。 胡逸山说：“共产党的体制是比较注重统一的宣传口径，比如说，有关部门发表一些书面文告，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也就足够了，不需要再由总理特地说明。” 中共取消总理记者会，不仅让海外观察人士感到哗然，中共体制内官员也感到吃惊。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出席两会的中共驻美大使谢锋3月4日下午被问及取消总理记者会一事，他愣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说：“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港区政协委员黄锦辉也直言，这消息“奇奇怪怪”的，并对中共人大喊话“如果交代一下是比较好”。 知名作家颜纯钩在脸书发文表示，“取消总理记者会是中共政权末路的一个信号，一个国家连总理记者会都开不起了，那还有什么前途可以指望？外国政府看在眼里只会偷笑，中国百姓看在眼里只会冷笑，反正都是乔妆做戏，做与不做，都不关别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