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至少表面上看會這樣。李強訪澳，這是中國總理相隔七年後來訪。周六第一站，從擁有兩隻大熊貓的南澳洲的阿德萊德動物園開始，李強承諾，中國再向澳大利亞出租兩頭新的大熊貓，以替換年底到期的旺旺和福妮。 對於一個拿熊貓做外交的國度來說，此舉顯然不尋常。澳大利亞也似乎忘記了幾年前的不快，周一在極具象徵性的國會大廈舉行儀式，隆重歡迎李強到訪。 事實是，兩國政府首腦正在為恢復原狀而努力。中澳關係看起來多少有點奇怪，數字聽起來不錯，中國目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澳大利亞鐵礦石的最大進口國。曾經是「友國」，2020年翻臉。 現在北京重新啟動了「熊貓外交」，這一曾被用來表示善意的外交模式，在習近平自視「東升西降」之後就不太用了。然而，幾年下來，「東升西降」似乎是幻覺，北京對最對立的美國，也宣布重新出租熊貓。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中國與澳洲的關係急劇轉變就是一個典型事例。2020年初，中國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從地方到中央，遲遲不肯公布真相，以至於瘟疫強勢爆發，武漢被迫封鎖，繼而把封鎖模式擴大到全中國，但是為時已晚，與世界已有廣泛交流的中國，隨著其遊客以及來客的穿梭，疫情蔓延到世界。 美國要求追溯新冠來源自不待言，澳大利亞也站出來要求對新冠疫情進行國際獨立調查，澳大利亞還做出了另外一個一些西方國家已經做出的決定，把華為排除出澳洲5G網路建設。遲遲不允許世衛組織前往中國調查疫情，堅信親自指揮抗疫大有成效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澳洲的呼籲和決定顯然視為是冒犯。 北京對澳洲下重手，先是暫停價值200億澳元的農業和礦產出口，接著對包括煤炭、紅酒、牛肉、大麥、龍蝦等產品課以懲罰性重稅。直到2022年澳洲工黨政府掌權後，中國才陸續取消貿易壁壘。 在西方把歡迎中國與世界接軌改為「去風險」模式之後，中國需要與澳洲這樣一個雖屬西方陣營，但姿態柔軟，資源豐富的國家恢復關係，而澳洲也需要中國。目前澳洲的經貿發展仍相當依賴中國市場，澳洲蝦農希望李強此次來訪讓中國能解除對澳大利亞活龍蝦的進口限制。而中國經濟的一部分亦長期依賴澳洲的天然礦產，例如鐵礦與煤礦等。 曾主持戰狼外交的外長王毅也改換了面孔，今年3月底，他在坎培拉先後與澳洲外長黃英賢及總理阿爾巴尼斯會晤，王毅呼籲稱中澳關係「不走回頭路、不開倒車」，當然，王毅不會對誰先開了倒車去做一番反省。專家分析，外交辭令的轉換雖然意味著中國意欲與澳洲發展關係，但幾年間造成的裂痕，以及幾年間國際政治安全形勢的重大變化形成的大趨勢，恐已很難改變。 中國打貿易牌，或許一定程度能奏效，正如專家分析，澳中雙方是有共同利益的，如在貿易上與北京交惡而挫傷經濟並不符合澳洲利益。但澳洲在政治及安全問題上，已經不可能靠近中國。也就是說，李強訪澳，若有所得亦將主要局限在經貿範疇。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專家分析說，在與中國的關係上，澳洲採取兩手策略，也就是在經貿上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在戰略上則追隨美國印太戰略的部署。 盡棄前嫌，要回到從前的狀態恐已很難。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以十足的禮儀歡迎中國總理來訪之前就已發誓，他將與中國總理閉門討論棘手的問題，比如緊張的地緣政治以及涉及澳洲的「國家安全問題」。他說，「從國家利益出發開展交往」。 法新社分析，橫亘在中澳之間的一個非常緊急且重要的問題，在澳大利亞一方看來，就是被關押在中國的異議人士，作家，擁有澳大利亞國籍的楊恆均先生。2月份，中方以間諜罪判處這位作家死緩，但是，在許多人看來，對楊恆均的判決完全屬於「政治判決」。 而且，與印太地區有重大利益，且與美國的印太戰略相當吻合的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台海、南海及南太平洋地區擴張軍力不可能漠視。最近幾個月，澳洲譴責中國解放軍在空中以及在國際海域的行為「不可接受」、「危險」，並呼籲北京在南海「節制」。 澳洲一些團體早已宣布組織抗議活動，尤其要在為李強舉行隆重歡迎儀式的國會大廈周邊抗議。但悉尼大學政府和國際關係學學者陳明璐（Minglu Chen）分析，在李強訪問之際，澳大利亞當局將儘力淡化對這個吸收其30%出口產品的貿易夥伴的批評。
中國股市一路向下探底，開年以來已經跌破了2,800點防線，連帶著也帶衰香港市，一度跌破15,000點，回到1997年主權回歸時的水平，明珠蒙塵二十七年，彷彿繁華夢一場。 中國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規模是排名第三的日本量體的兩倍多，但他的經濟櫥窗，卻顯得市況黯淡蕭條，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上周，李強在達沃斯論壇搶先公布2023年GDP成長率高達5.2%，但市場反應卻是當頭潑他一盆冷水，滬指、港指一片慘綠，急得他放出風聲，要從國企的海外帳戶抽調出兩萬億人民幣救市，同時搭配境內三千億人民幣基金，合計超過台幣10兆元，指望能雙管齊下，搶救股市。 李強喊話後，彭博社隨即報導揭露，中國當局考慮動用兩兆人民幣設立平準基金，由中國國營企業的離岸戶口，透過滬港通或深港通來購入境內Ａ股股票，北京當局還準備投入3000億元人民幣境內資金，透過中國證券金融公司或中央匯金公司來共同拉抬救市。之所以說「考慮」，是因為李強說了不算數，還得等習近平點頭。 2.3兆元人民幣算很多嗎？給個數據參考，自2021年滬指高點3639點下滑至2800點以來，指數跌掉839點（－23％），但中港兩地股市總市值已經蒸發掉6兆美元，2.3兆人民幣，大概還抵不過滬港深一周的成交額，即使資金如李強所願到位，恐怕也只是杯水車薪。難怪上海股市只反彈一天便又回頭下墜，因為飽受割韭菜之苦的股民，普遍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中國高唱經濟光明論，習近平從「講好中國故事」改口轉而要求「講好中國股市」，原因不外已經到了火燒屁股的危急時刻。眾所周知，股市是經濟的先行指標，而中國經濟的病根就在房地產泡沫，僅恆大地產一家就負債2.4兆人民幣，更遑論高達兩千萬戶以上的爛尾樓了，李強想靠2兆救股市，無異是在螳臂擋車。 習近平喊東升西降，但現實正好相反，中國的GDP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二，美國股市節節高漲，過去三年總市值成長了5.3兆美元，而中國同期卻蒸發了6兆美元，如今美國股市總市值較中國加香港總市值還高出22兆美元，最近印度股市市值已正式超車香港，成為全球第四大股市，難怪習近平會急得如熱鍋螞蟻。 急起來，習近平又忍不住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了，日前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層量發展專題研討班」的開班式上發表講話，通篇都是八股套話加干話，強調「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要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又更具有適合我國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其區別就是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剌、有稜有角」，邏輯混亂，充分展現出外行領導內行敢於鬥爭的戰狼風格。 最令人不解的是，參與這個研習的都是主管意識型態的國安官僚，有蔡奇、趙樂際、丁薛祥、李希、韓正等，卻偏偏漏掉了主管經濟的李強和主管金融的人行行長潘功勝，這不是請鬼拿藥單嗎？國家隊出手救市，是峰迴路轉還是曇花一現？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總統拜登周日出乎預料地宣布，他與中國總理李強在新德里舉行了高級別會晤。這是兩個世界大國近十個月來最高級別的會晤。 習近平首次不去參加G20峰會，派了總理李強頂替。拜登原來早早放出話來，希望與習近平利用峰會之際切磋，結果習近平不去，原因不明，有說是給印度總理莫迪放水的，有說習近平有皇帝心態，剛剛在南非金磚國家峰會風光一番，尤其不久前在西安辦中國中亞峰會時，體會了一番「准萬國來朝」的滋味，不願去G20屈就。 李強見拜登，如果不是拜登親口說出，沒人會想到，媒體似乎也沒有抓拍到照片，也許慢慢會公布出來？既然中國一號人物放棄了G20，拜習會告吹，拜登與李強會不會面似乎意思不大，美國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會前對媒體表示，美方沒有拜登與李強接觸的安排。有人認為拜登見李強一則不對等，二則李強是習近平親信，畏首畏尾，豈敢背著主子談出什麼新意。 其實，所謂不對等，多是從中方角度看問題，也就是說是在用黨國的標尺衡量，在國際上套用並不完全適用。從結果看，拜登到是沒有不想見李強的意思，畢竟李強是中國政府總理，本次會議中方最高代表，先後見了莫迪、義大利總理梅洛尼、英國首相蘇納克等等，官媒也都在第一時間做了報道。 拜登是在散會後去越南訪問時披露兩人會面的。拜登去越南是為了強化與這個中國近鄰的合作關係的，雙方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分析指劍指中國，但拜登在河內談話時一邊稱讚美越關係「開始了一個合作的新世紀」，一邊否認此舉旨在進一步「孤立中國」。 拜登在與越共領導人阮富仲會談後對媒體講話時說，他此次亞洲行外交活動頻繁，目的「不在於孤立中國」，「我們不是要傷害中國。我們真的沒有。他堅持認為：「中國做得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不過，拜登不失時機地指責中國政府 「在貿易和其他領域改變了某些遊戲規則」。有報道稱中國已禁止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使用蘋果手機。拜登重複了他現在經常提到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稱他的同行習近平「確實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面對「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 拜登顯然不是在為習近平缺席G20辯護。講到這裡，他突然提到，他在新德里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 「會見了 」中國總理李強，並向媒體保證他們之間的交流 「不是對抗性的」，但拜登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中國方面，對李強與拜登會面一事一聲不吭。9月8日，G20峰會開幕前夜，路透社記者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中方是否希望李強總理會見拜登總統？毛寧用外媒很熟悉的一種語調回應：「我沒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這種事怪不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他們所知有限，權力有限，或許不知道，或許知道也不敢說，就像之前他們的外長秦剛突然消失一樣，發言人被記者追問得張口結舌，他們能說清楚么？這一次更涉及到李強是否與拜登會晤，對外交部更是一個禁區。甚至李強本人也不見得能夠決定自己是否應與美國總統會面。 有分析指出，李強與其前任不同，他是習近平的親信，因此他的權力完全來源於習近平，他做一切都唯習近平馬首是瞻，這一點他連李克強行事說話的餘地都沒有。正因為是親信，他不能決定自己的行動。 那麼，這次與拜登會面究竟是「偶遇式」 ，或者得到習近平的「首肯」？看目前情勢，中方對美國充滿敵意，後者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如果是前者，更大可能是拜登主動。西方領導人在國際場合習慣於這樣做，但這也讓中國領導人頭疼。比如上一次印尼開G20峰會，習近平本來沒有計劃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會面，但特魯多利用會議間隙找上門來，質疑中國為何干預加拿大選舉，習近平希望把那次「私下談話」局限在私人範疇，但特魯多按照正常做法把兩位領導人的會談情況通報給媒體，結果讓習近平很惱火，就出現了眾人所知的另外一幕，習近平責怪特魯多多嘴：「這樣不好」，令在場的媒體十分驚訝。 李強見拜登，官媒不透露，至少在截稿時如此，一方面顯出李強身份的尷尬，不由自主，一方面也顯示北京在日益透明的國際外交舞台上、尤其面對自己不熟悉的環境，自己不太喜歡的國家領袖時進退失據。不僅李強如此，習近平也如此。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著，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