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至少表面上看会这样。李强访澳，这是中国总理相隔七年后来访。周六第一站，从拥有两只大熊猫的南澳洲的阿德莱德动物园开始，李强承诺，中国再向澳大利亚出租两头新的大熊猫，以替换年底到期的旺旺和福妮。 对于一个拿熊猫做外交的国度来说，此举显然不寻常。澳大利亚也似乎忘记了几年前的不快，周一在极具象征性的国会大厦举行仪式，隆重欢迎李强到访。 事实是，两国政府首脑正在为恢复原状而努力。中澳关系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数字听起来不错，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曾经是“友国”，2020年翻脸。 现在北京重新启动了“熊猫外交”，这一曾被用来表示善意的外交模式，在习近平自视“东升西降”之后就不太用了。然而，几年下来，“东升西降”似乎是幻觉，北京对最对立的美国，也宣布重新出租熊猫。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国与澳洲的关系急剧转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从地方到中央，迟迟不肯公布真相，以至于瘟疫强势爆发，武汉被迫封锁，继而把封锁模式扩大到全中国，但是为时已晚，与世界已有广泛交流的中国，随着其游客以及来客的穿梭，疫情蔓延到世界。 美国要求追溯新冠来源自不待言，澳大利亚也站出来要求对新冠疫情进行国际独立调查，澳大利亚还做出了另外一个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做出的决定，把华为排除出澳洲5G网络建设。迟迟不允许世卫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坚信亲自指挥抗疫大有成效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澳洲的呼吁和决定显然视为是冒犯。 北京对澳洲下重手，先是暂停价值200亿澳元的农业和矿产出口，接着对包括煤炭、红酒、牛肉、大麦、龙虾等产品课以惩罚性重税。直到2022年澳洲工党政府掌权后，中国才陆续取消贸易壁垒。 在西方把欢迎中国与世界接轨改为“去风险”模式之后，中国需要与澳洲这样一个虽属西方阵营，但姿态柔软，资源丰富的国家恢复关系，而澳洲也需要中国。目前澳洲的经贸发展仍相当依赖中国市场，澳洲虾农希望李强此次来访让中国能解除对澳大利亚活龙虾的进口限制。而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亦长期依赖澳洲的天然矿产，例如铁矿与煤矿等。 曾主持战狼外交的外长王毅也改换了面孔，今年3月底，他在坎培拉先后与澳洲外长黄英贤及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王毅呼吁称中澳关系“不走回头路、不开倒车”，当然，王毅不会对谁先开了倒车去做一番反省。专家分析，外交辞令的转换虽然意味着中国意欲与澳洲发展关系，但几年间造成的裂痕，以及几年间国际政治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形成的大趋势，恐已很难改变。 中国打贸易牌，或许一定程度能奏效，正如专家分析，澳中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如在贸易上与北京交恶而挫伤经济并不符合澳洲利益。但澳洲在政治及安全问题上，已经不可能靠近中国。也就是说，李强访澳，若有所得亦将主要局限在经贸范畴。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专家分析说，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澳洲采取两手策略，也就是在经贸上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在战略上则追随美国印太战略的部署。 尽弃前嫌，要回到从前的状态恐已很难。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十足的礼仪欢迎中国总理来访之前就已发誓，他将与中国总理闭门讨论棘手的问题，比如紧张的地缘政治以及涉及澳洲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说，“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展交往”。 法新社分析，横亘在中澳之间的一个非常紧急且重要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一方看来，就是被关押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作家，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杨恒均先生。2月份，中方以间谍罪判处这位作家死缓，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对杨恒均的判决完全属于“政治判决”。 而且，与印太地区有重大利益，且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相当吻合的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台海、南海及南太平洋地区扩张军力不可能漠视。最近几个月，澳洲谴责中国解放军在空中以及在国际海域的行为“不可接受”、“危险”，并呼吁北京在南海“节制”。 澳洲一些团体早已宣布组织抗议活动，尤其要在为李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的国会大厦周边抗议。但悉尼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学学者陈明璐（Minglu Chen）分析，在李强访问之际，澳大利亚当局将尽力淡化对这个吸收其30%出口产品的贸易伙伴的批评。
中国股市一路向下探底，开年以来已经跌破了2,800点防线，连带著也带衰香港市，一度跌破15,000点，回到1997年主权回归时的水平，明珠蒙尘二十七年，仿佛繁华梦一场。 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规模是排名第三的日本量体的两倍多，但他的经济橱窗，却显得市况黯淡萧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上周，李强在达沃斯论坛抢先公布2023年GDP成长率高达5.2%，但市场反应却是当头泼他一盆冷水，沪指、港指一片惨绿，急得他放出风声，要从国企的海外帐户抽调出两万亿人民币救市，同时搭配境内三千亿人民币基金，合计超过台币10兆元，指望能双管齐下，抢救股市。 李强喊话后，彭博社随即报导揭露，中国当局考虑动用两兆人民币设立平准基金，由中国国营企业的离岸户口，透过沪港通或深港通来购入境内Ａ股股票，北京当局还准备投入3000亿元人民币境内资金，透过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或中央汇金公司来共同拉抬救市。之所以说“考虑”，是因为李强说了不算数，还得等习近平点头。 2.3兆元人民币算很多吗？给个数据参考，自2021年沪指高点3639点下滑至2800点以来，指数跌掉839点（－23％），但中港两地股市总市值已经蒸发掉6兆美元，2.3兆人民币，大概还抵不过沪港深一周的成交额，即使资金如李强所愿到位，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难怪上海股市只反弹一天便又回头下坠，因为饱受割韭菜之苦的股民，普遍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中国高唱经济光明论，习近平从“讲好中国故事”改口转而要求“讲好中国股市”，原因不外已经到了火烧屁股的危急时刻。众所周知，股市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中国经济的病根就在房地产泡沫，仅恒大地产一家就负债2.4兆人民币，更遑论高达两千万户以上的烂尾楼了，李强想靠2兆救股市，无异是在螳臂挡车。 习近平喊东升西降，但现实正好相反，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股市节节高涨，过去三年总市值成长了5.3兆美元，而中国同期却蒸发了6兆美元，如今美国股市总市值较中国加香港总市值还高出22兆美元，最近印度股市市值已正式超车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难怪习近平会急得如热锅蚂蚁。 急起来，习近平又忍不住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日前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层量发展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讲话，通篇都是八股套话加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要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其区别就是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剌、有棱有角”，逻辑混乱，充分展现出外行领导内行敢于斗争的战狼风格。 最令人不解的是，参与这个研习的都是主管意识型态的国安官僚，有蔡奇、赵乐际、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却偏偏漏掉了主管经济的李强和主管金融的人行行长潘功胜，这不是请鬼拿药单吗？国家队出手救市，是峰回路转还是昙花一现？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出乎预料地宣布，他与中国总理李强在新德里举行了高级别会晤。这是两个世界大国近十个月来最高级别的会晤。 习近平首次不去参加G20峰会，派了总理李强顶替。拜登原来早早放出话来，希望与习近平利用峰会之际切磋，结果习近平不去，原因不明，有说是给印度总理莫迪放水的，有说习近平有皇帝心态，刚刚在南非金砖国家峰会风光一番，尤其不久前在西安办中国中亚峰会时，体会了一番“准万国来朝”的滋味，不愿去G20屈就。 李强见拜登，如果不是拜登亲口说出，没人会想到，媒体似乎也没有抓拍到照片，也许慢慢会公布出来？既然中国一号人物放弃了G20，拜习会告吹，拜登与李强会不会面似乎意思不大，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会前对媒体表示，美方没有拜登与李强接触的安排。有人认为拜登见李强一则不对等，二则李强是习近平亲信，畏首畏尾，岂敢背着主子谈出什么新意。 其实，所谓不对等，多是从中方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说是在用党国的标尺衡量，在国际上套用并不完全适用。从结果看，拜登到是没有不想见李强的意思，毕竟李强是中国政府总理，本次会议中方最高代表，先后见了莫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苏纳克等等，官媒也都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 拜登是在散会后去越南访问时披露两人会面的。拜登去越南是为了强化与这个中国近邻的合作关系的，双方正式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析指剑指中国，但拜登在河内谈话时一边称赞美越关系“开始了一个合作的新世纪”，一边否认此举旨在进一步“孤立中国”。 拜登在与越共领导人阮富仲会谈后对媒体讲话时说，他此次亚洲行外交活动频繁，目的“不在于孤立中国”，“我们不是要伤害中国。我们真的没有。他坚持认为：“中国做得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不过，拜登不失时机地指责中国政府 “在贸易和其他领域改变了某些游戏规则”。有报道称中国已禁止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使用苹果手机。拜登重复了他现在经常提到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称他的同行习近平“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面对“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 拜登显然不是在为习近平缺席G20辩护。讲到这里，他突然提到，他在新德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 “会见了 ”中国总理李强，并向媒体保证他们之间的交流 “不是对抗性的”，但拜登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中国方面，对李强与拜登会面一事一声不吭。9月8日，G20峰会开幕前夜，路透社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方是否希望李强总理会见拜登总统？毛宁用外媒很熟悉的一种语调回应：“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这种事怪不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们所知有限，权力有限，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也不敢说，就像之前他们的外长秦刚突然消失一样，发言人被记者追问得张口结舌，他们能说清楚么？这一次更涉及到李强是否与拜登会晤，对外交部更是一个禁区。甚至李强本人也不见得能够决定自己是否应与美国总统会面。 有分析指出，李强与其前任不同，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因此他的权力完全来源于习近平，他做一切都唯习近平马首是瞻，这一点他连李克强行事说话的余地都没有。正因为是亲信，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那么，这次与拜登会面究竟是“偶遇式” ，或者得到习近平的“首肯”？看目前情势，中方对美国充满敌意，后者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如果是前者，更大可能是拜登主动。西方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习惯于这样做，但这也让中国领导人头疼。比如上一次印尼开G20峰会，习近平本来没有计划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但特鲁多利用会议间隙找上门来，质疑中国为何干预加拿大选举，习近平希望把那次“私下谈话”局限在私人范畴，但特鲁多按照正常做法把两位领导人的会谈情况通报给媒体，结果让习近平很恼火，就出现了众人所知的另外一幕，习近平责怪特鲁多多嘴：“这样不好”，令在场的媒体十分惊讶。 李强见拜登，官媒不透露，至少在截稿时如此，一方面显出李强身份的尴尬，不由自主，一方面也显示北京在日益透明的国际外交舞台上、尤其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环境，自己不太喜欢的国家领袖时进退失据。不仅李强如此，习近平也如此。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