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大陸的失業潮已經波及到中產階級，不斷有昔日的高薪族、中年人失業後很難再找到工作，感嘆「你知道中年失業有多慘嗎？」 一級建造師、副總失業 近半年找不到工作 博主「悠閑鉛筆」2月20日發布視頻，直言問「你們知道中年失業有多慘嗎？我心裡憋了好多話要說」。 她說：「我老公是一級建造師，以前在單位當副總，風風光光，每個月工資到手4萬。那時候我們就湊了首付，在鄭州買了一套140平米的房子。當時貸款了150萬，每個月還8000。當時認為日子很有奔頭，未來也一片光明。」 她沒想到今年38歲的老公失業了，在家已經近半年，天天躺在沙發上刷手機找工作。她說，「對於我們家來說，每一天都是煎熬，他這個年紀再找工作太難了，幾乎沒有公司願意出2.5萬以上的薪資聘用他。我看著他每天在家焦慮的樣子，心裡也不好受。雖然我嘴上一直安慰他，讓他先別著急慢慢找工作，但是我心裡壓力也很大，我知道他心裡的壓力也很大。」 最近老公跟她說，如果下周還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去跑網約車或送外賣，起碼能掙點生活費補貼家用。她說，「聽到他說這樣的話，我心裡很不是滋味。」 她感嘆：「當年我們也算是中產了，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怎麼一夜之間就變成無業游民了？日子這麼難？到現在我都想不明白，生活怎麼突然就成這樣了，難道沒辦法了嗎？」 「現在唯一的辦法可能就是我老公再接著找工作，或者先跑網約車。否則下一步就要賣房子，灰溜溜地回老家了。我真的不想走到這一步啊，在鄭州這麼多年，這裡已經有我們的回憶和生活的痕迹了。孩子們也都在鄭州上學，可現實的壓力又讓我們喘不過氣。我們該怎麼辦？」她說。 年薪30萬 30歲被辭退後跑代駕謀生 中國官方對於「中產階級」的年齡範圍沒有明確的標準，但根據經濟學研究和市場調查，一般是指年齡落在25至55歲之間的人士。 河北博主「趣知達人」近日表示，其工作年薪30萬，不幸30歲時被裁員了，目前已經失業近一個月。他主動投簡歷63份，只有8家公司回復。過年前有個面試，面試時被人事單位奚落：「您這把年齡來我們這做執行，我們都不敢用。」 「35歲門檻」是中國就業市場廣泛存在的現象，尤其是在互聯網、金融、國企、公務員等行業更為明顯。即使專業能力很強，超過35歲後要找工作仍可能困難重重。 但是，有一些行業已經將這個門檻提前至30歲，讓許多求職者更感焦慮。企業人事單位更傾向於招聘剛畢業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薪資要求更低，也更容易接受加班。 「趣知達人」說，失業後他開始跑代駕，2月18日收入147塊，上個月剛繳了孩子的學費和補習費，而這個月需要繳的物業費、房貸，都還沒有掙出來，晚上去市場轉了三圈毫無結果。 他說，好在妻子一點也沒有抱怨，還去做了兼職。 「趣知達人」說，他每天跑代駕，到家都凌晨一點了，妻子總是給他留熱乎乎的飯，「但是我知道，其實她晚上只吃一個蘋果。」 他說，跑代駕時遇到了一個獵頭告訴他，有一個公司的崗位需求正好跟他很匹配，「我一聽手都抖了。明天去面試。」 「我媳婦為了我明天的面試，特意給我買了新襯衣，吊牌還沒有剪。她跟我說，錄用不上的話，可以退掉襯衣。」 有網民在「趣知達人」的視頻下留言，「我四十了，本科畢業，也是失業人員。因為年齡限制幾乎不可能找工作了。提前退休了。」「我也失業一年多了。從大廠被辭退工作也不容易找。」 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12月，中國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其中，16至24歲（不含在校生）青年失業率為15.7%；25至29歲的失業率6.6%；30至59歲的失業率是3.9%。 不過，官方數據受到質疑，許多人在大陸社交平台和論壇上反映求職困難，不少人說失業一年還找不到工作。
上海高端餐飲的地標性場所、法國餐廳L’Atelier 18，近日突然宣布停業。不僅如此，餐飲行業平台紅餐網披露，上海人均消費在500元以上的高端餐飲店，過去5年有2700多家，到了今年7月已減少1400多家。 彭博社引用惠譽評級分析師指，今年上半年，中國餐飲業增速自2010年以來首次放緩至8%以下，這一趨勢還延伸到服裝、化妝品和珠寶等行業。 瑞銀研報顯示，今年1至7月份，中國奢侈品銷售額下跌約10%，奢侈品牌可能會放緩在中國開設門店的步伐。 Luxurynsight的數據顯示，義大利奢侈時裝品牌范思哲（Versace）與英國奢侈時裝品牌巴寶莉（Burberry），今年在中國所有分銷渠道的平均降幅將達到50%，有些甚至超過50%。 義大利奢侈品牌古馳（Gucci）報告說，本季度在中國的銷售額比一年前的水平下降了20%。 中產階級消失 中國社會將面臨災難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向大紀元分析指，中國高端消費品過去主要有三種人群：官員與高端消費人群之間的禮物；私人老闆、私人企業家的消費；中產階級的消費，這三塊的消費都在下降。 「目前官員的行賄更加隱蔽，這塊消費大幅度減少；國內相當多的企業破產，私企企業家受到（中共）國家層面的打壓和限制，處境不堪；中產階層降薪和失業比較嚴重，返貧非常普遍。所以這三塊的消費都在下降。」黃大衛說。 中國人財富縮水，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對中共政權意味著什麼？ 黃大衛認為，根據聯合國報告，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中產階級數量充足的地方，就會有最出色的法治社會，從教育、醫療、住房、社會進步、科技方面來說，是最高效最優化的社會結構。 「如果中國中產階級消失，會導致整個社會失衡，變成了一個非常倒翹的金字塔模式，貧窮大眾太多，頂尖的既得利益者太少，貧富差距非常嚴重。而且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整個社會趨向於暴力，沒法進行法治，社會不穩定此起彼伏。」黃大衛說。 「那樣的話，整個社會管理的能耗、消耗遠遠大於正常社會，經濟發展卻步不前，整個社會會快速貧窮化。」他補充說，對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和統治階級來說，可能影響並不大，但對廣大民眾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原大陸媒體人士魏真（化名）告訴大紀元，台灣和韓國的社會轉型，都發生於經濟上升期中產階級增多時，但對於共產中國，可能必須在發生非常普遍的民生災難時才有可能轉型。 「當大家普遍感覺到生活質量下降，以及有被剝奪、被壓迫感，影響到每個人，就像上海封城、白紙運動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大家才會意識到這個體制有問題。因為在經濟好的時候大家的想法就是，我只管我賺錢，不管體制有沒有問題。」魏真說。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公布一項不平等現象的實證研究，調查顯示，中國人心理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相信憑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改變命運的人越來越少，開始質疑中共體制本身。 人們用「歷史的垃圾時間」形容中共政權已進入改朝換代的倒計時階段，並表示，在這段時間裡，沒有人能逆轉歷史進程。
2024年的六月，對中國人民來說，可謂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經受著氣候變化、破產失業、和強制暴力的苦難，不能呼吸。一股強烈的悲觀氣氛瀰漫在中華大地上，幾乎前所未有。 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社會氣氛，幾乎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人民都對姍姍來遲的大會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當局似乎也覺察到了這一點，只是沒有跡象顯示他們願意拿出「牛肉」進行安撫，反而加緊為全會後可能爆發的民意海嘯作準備。 悲觀氣氛從何而來 從五月初以來，南方連續降雨，多地迎來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華北則在六月進入高溫和大旱。這種來自氣候變化的自然災難，將中共制度的僵化顯露無遺，統治集團對民眾苦難的麻木和吝嗇也再次暴露。中國領導人要麼避暑西北，要麼忙於出國，對南澇北旱的災情不聞不問。地方官員則紛紛「躺平」，他們的救濟遲緩和表演性救災再度成為社交媒體的重點。 中國的有產階級則經受著股市不振和稅務清查的雙重打擊。自證監會換帥以來數月，大盤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點，最近一周更屢次被擊穿，股市信心和公眾的消費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來的最低點。而各地方在房地產稅源枯竭、地方財政普遍困難的背景下採取了強力「清稅」行動，不顧稅法要求和以往的稅收優惠，以「稅警合作」的模式嚴查、重罰私營企業的歷史性稅務問題，頗有1950年代初針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的態勢。在上半年中央層面多次放風安撫民企之際，地方政府大肆「要稅收不要企業」的野蠻徵收，令中國的民營企業再度陷入恐慌。 不過，相比災民和企業主的束手，中國的勞工和市民階級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議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從6月20到24日，有機構記錄21起抗議，其中工人抗議7起、農民抗議5起、業主維權抗議7起。在經濟下行、企業大規模破產和轉移、房地產崩潰的情形下，即使被嚴厲打壓，來自大眾的集體抗議激增。 然而，最危險的信號，是中年失業者開始針對外國人進行報復。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國銹帶的吉林和經濟發達的蘇州，先後發生兩起分別針對美國人和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對比之前屢屢發生的社會報復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鐵站發生的無差別襲擊，這一最新事態表明，中國民眾的絕望開始發展到轉向政治暴力：他們不是簡單的重複義和拳運動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絕望的人民有意識地以針對外國人的社會報復來謀求更大的政治效應，頗有給當局顏色看的意思——中國特色的自發恐怖主義。 這當然是中國當局過去十幾年民族主義煽動在經濟不景氣和社會絕望下製造的怪物。陷入困頓的人民正在以互相傷害和刺殺外國人的方式進行抗議，抗議當局對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的空虛。如果對比一年前中國政府對耶倫等美國高官到訪的破冰努力，那時正是北京政權在疫情後最為孤立的時刻，當人民陷入徹底絕望，剛剛緩過來的北京統治集團一方面以各種小恩小惠例如單向放開簽證和若干進口討好各國，另一方面對內則顯得完全不為所動，在疫後的一年多里，幾乎沒有出台任何博得民眾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絕望中所面對的，是中共官員這種集體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原因，也是中國當下社會普遍悲觀的直接根源。 統治階層的拒絕妥協 在如此氣氛中，很難想像即將召開的「二十大三中全會」上可能出現任何重大的實質性改革，無論是改善民生還是改善經濟，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會」愈臨近的時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觀，社會也愈益充滿了暴躁氣氛。 在現實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體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而理論上，統治群體對人民的這種仇視，自然和政權的威權主義有關，但更多地表現為習慣性的拒絕妥協。在缺乏責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們害怕妥協，不會妥協，無論這種妥協是面向外部還是內部。尤其是，在過去十幾年，這種拒絕妥協的僵化已經上升到「四個自信」的意識形態高度，作為黨內的政治正確，妨礙著其中任何一位幹部在任何一個層面進行妥協。 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集體僵硬更因「動態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責」原則而被全面強化，「入腦入魂」以後幾乎成為中國當下體制的本能反應模式，也是極權主義的「清零」陰魂滲透到所有領域、難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聲頗大的「二十大三中全會」，也絕無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清算「兩個凡是」、然後以改革開放的名義進行對內、對外的雙邊妥協。妥協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 然而，毛的「兩個凡是」，作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遺產，在今天中國以「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變形被繼承和堅持，從意識形態核心的高度規定了中共面對國際孤立、經濟下行和人民困苦，絕不動搖、絕不讓步、絕不妥協的原則和立場，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會」上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制度桎梏，都難以破除所謂「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的詛咒。 當然，這種如同新原教旨主義一般的頑固，並不妨礙北京當局說一些安撫的話，做一些技術性的調整。例如，為了召開「三中全會」，為了在「堅決不改」的底線和人民群眾從各種自由到修憲的各種呼籲之間巨大的鴻溝里找到一點兒「重疊共識」，中共的領導群體難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業家、經濟學家們座談，也在內部召開各種諮商會議；對外則用單向放開簽證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態。這幾乎是中國內政外交能夠做出的最大限度讓步了。 普遍悲觀也意味著人民的覺醒 不過，所有這些以寸計的讓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諾疲勞」中，人民和資本信心全無，國際社會則將信將疑。譬如，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問題上，一方面中國以對第三方間接承認暫時凍結攻台計劃而爭取緩和，形同在美國強大壓力下被迫委婉認錯；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國選擇性地對待弱小政權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先後宣布了南中國海和對待「台獨」的強硬法案，試圖將國際島礁糾紛和台灣人民的自決權納入國內法範疇，自我賦予對菲律賓人的執法權、直接宣判台灣人民的自決是有罪的。 這些絕不妥協的姿態，自然引發國際社會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窺見到中國政治與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異難以彌合。因為，妥協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體的標誌，如主持紐倫堡審判的首席法官比德爾(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經寫過的，「我們的整個國民生活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上，偉大的制度即美國憲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協」。這是美國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義基礎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個拒絕向內向外妥協的頑固政權，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間的不信任、脫鉤和對抗？ 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沒有妥協，也就意味著中共並沒有改善內外任何一方關係的意願，無論減少對外貿易戰風險還是提升內需都成泡影，全會能展開的經濟和改革議題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對大會以及未來的悲觀便可以理解了。 這種普遍悲觀的政治失望何嘗不意味著人民的覺醒？他們終將明白，在黨內「沒有一人是男兒」、更無「七千人大會」的劉少奇的背景下，作為無力的被統治者，期盼單向的政治妥協並不現實。那或許就是改變悲觀、重燃希望的政治時刻。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多項分析指出，提振消費是拉抬萎靡中國經濟的關鍵，不過專家說，別對今年中國的消費成長抱持期望，畢竟消費的關鍵在於民眾的收入和負債比，而這兩個指標目前看來都不好。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即使中國各地方政府相繼頒布富有創意又相當吸睛的倡議以促進消費，但中國消費主力，也就是規模約莫5億人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消費動力依然不見起色。 由於中共高層致力提振自疫情以來的慘淡經濟，北京當局針對電動車、房地產與旅遊業，陸續頒布振興消費的措施，並且中國中產階級也捨得為了教育和旅遊而掏腰包，但許多民眾仍擔憂就業前景。 又因房地產業低迷許久，更迫使若干屋主必須縮衣節食，像是41歲的馬先生被裁員只得靠遣散費度日，他急於出售名下3棟房產，因為市價從數年前人民幣80萬元的高點如今降至50萬元。 中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近期發布的調查顯示，約莫43%的中國25至45歲年齡層中產階級坦承，去年他們的總體資產縮水，但2022年的比例是31%，2021年是8%，以致這群龐大的消費主力，花錢不敢大手大腳。 調查另發現，46.1%的中產階級家庭對於理財投資趨於保守，寧願存錢保現，只有9.8%的比例自認對待投資理財的態度正面樂觀，而2022年上述兩項調查的比例，分別是10.6%與21.4%。 即因如此，多項分析指出，由於對房地產與金融市場普遍缺乏信心，導致中國消費者更捨不得購物，雖然電動車的熱銷可說是近來中國消費的熱點，不過也並非沒有隱憂。 獲益於當局挹注可觀資金於科技和製造業，加上因政策作多和補貼的利益，促使中國電動車的生產大幅成長，導致中國的有識之士感到擔憂，也引發他國指控中國產能過剩造成的可能危害。 像是算盤打得精、稅後月薪5,000元的23歲李女說，靠父母幫忙，買台10萬上下的電動車應該不成問題，但是她不著急下單，因為廠牌多價格勢必再降。
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分析人士說，富人財富固然縮水，但他們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將財產搬到海外去做投資與避險，其實真正影響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理財和消費面馬上面臨趨於保守的窘境。 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4度蟬聯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全球達10億美元財富的企業家中，中國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 胡潤研究院早些3月19日發布「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擁有600萬資產的「富裕家庭」減少0.8%至514萬戶；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減少1.3%至208萬戶；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減少3.8%至13.3萬戶；擁有3000萬美元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為8.8萬戶，比上年減少4.5%。 報告說，有600萬資產的「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萬億，是全國GDP的1.3倍。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表示，這是中國15年來第二次出現高凈值家庭數量下降。在疫情衝擊疊加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演變下，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上升，全球主要國家的私人財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股市低迷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凈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凈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根據胡潤報告分析，在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里，以企業主佔比最高，達52%。企業資產占其所有資產的61%，他們擁有180萬的可投資資產（現金及部分有價證券）以及價值500萬以上的住房。 佔比第二多的是大型企業集團、跨國公司高層的「金領」，佔34%，他們擁有公司股份、高昂年薪、分紅等穩定的高收入。這些人財富中的現金和有價證券佔57%，平均擁有700萬以上的房產。 另有8%是從事股票、期貨等金融投資的職業股民，現金及有價證券佔到其總財富的63%，平均擁有600萬以上自住房產。而投資房產、擁有數套房產的不動產投資者佔6%，投資性房產佔到他們總財富的58%，平均價值超過1000萬元，現金及有價證券佔比低於10%。 財富雜誌《福布斯》發布的2023年「中國富豪榜」似乎也顯示了相同的結果，亦即中國的富豪以企業主居多，但其財富也呈現整體縮水的情況。 企業主最富 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榜首同樣以鍾睒睒的601億美元(約4375億人民幣)身家奪冠，但也說其財富縮水了22億美元（4%）。排名第2的位元組跳動創始人張一鳴的財富達434億美元，但其資產也較去年減少61億美元（12%）。拼多多創辦人黃崢以362億美元的財富排名第3（去年排名第9），其身家則是大漲了95%。 福布斯中國說，中國上榜的100名富豪的總財富，從去年的9071億美元，跌至8950億元，減少了121億美元。 分析人士說，中國長期賴以帶動經濟成長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使得手上握有個多間房產的高資產人士財富縮水更快。而外資撤離也使得中國經濟成長動能雪上加霜。 台灣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加上新冠疫情後中國消費冷清，而企業面對疲軟的消費需求不願投資和招聘，造成青年失業率極高。中國消費和民營投資疲軟導致通貨緊縮，使得家庭和企業更難償還債務，壓力進一步加重，成為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經濟成長動能不足 他說，中國三駕馬車（出口、消費、投資）唯一表現比較好的是在出口部分，中國海關總署3月公布今年前2個月的出口總值年增7.1%，但這是因為通縮緣故，造成出口價格下跌，大量向國外傾銷。他認為，這部分也可能很難持續，因為歐美、日本等國家都已對中國的一些主要出口產品包括電動車、太陽能零組件等展開反補貼調查，所以出口能夠帶動經濟成長的作用或也有限。 陳松興說：「不動產目前基本上等於是說狀況非常地不好，投資的部分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目前財政上也有困難，所以整體來講，中國的財富縮水恐怕現在還是開始而已。」 他並表示，中國整體財富縮水的時候，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在不穩定環境中要面臨失業、減薪的壓力，但仍要繼續繳房貸。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不足下，對於公共服務跟老人、小孩的照顧等，也可能會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中產階級在理財和支出層面會立刻趨於保守。 他說，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經開始想辦法把資金匯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資或者透過其他渠道去分散風險，所以對有錢人來講，可能影響相對比較小。 分散風險 陳松興說：「有錢人能夠把錢領走了，但是中產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中國目前的消費的數據看起來還是相當的不振，那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表達他可能會繼續有這種財富縮水的現象。」 中國「陶舜聊財經」公眾號認為，人們總想要窺視富人在幹什麼，這是人性，但富人不會把真話告訴你的。一個有錢人在杭州有房，也能在上海、深圳、北京有房，所以如果要弄清楚中國有錢人的資產規模，至少要拿到全國各省的房產數據。「但這誰能辦到？國土資源部可以，但國土部不敢把數據賣給胡潤吧。」 陶舜並表示，有錢人懂得布局海外資產，包括海外房產和股票，這些年加密貨幣又是一個重頭，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會把數據給各國政府，也不可能給胡潤，所以他認為這些數據僅供參考而已。不過他也說，富人比普通人擁有更多的投資工具和投資渠道，富人的朋友圈都比普通人的朋友圈更聰明，社會資源更豐富，這是毫地疑問的。 根據《2023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凈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總財富代表信心，中國高凈值人群平均5個家庭成員住在一個280平米的房子，擁有2輛車、4個手錶，喜歡收藏珠寶、名表和名酒，一年假期23天，愛好旅遊和美食。 但可投資資產則代表了投資實力。胡潤報告指出，中國擁有600萬可投資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185萬戶；擁有千萬可投資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110萬戶；擁有億元可投資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8萬戶；擁有30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5.5萬戶。 黃金成首選 報告說，中國高凈值人群未來一年的投資首選是黃金，境外資產占可投資資產的六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是境外投資的熱點地區。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表示，雖然600萬人民幣以上的資產看似富裕，但這其實是存量概念，且包括房產的價值。實際上，很多富裕階層的人其實動產不一定多，除非他把不動產變現，或者他的財富一部份是股權，可以每年領股息這樣的被動收入，否則，富裕階層不一定代表幸福。而實質可支配所得是支應生活滿足慾望最直接的數據，因此更能作為生活幸福的判斷標準。 陳遠成也認為，在財富消退的過程，中產階級受的影響最大，有錢的企業家即便受股票市值降低的影響，但他們因為投資很分散，所以影響不大。早期像是銀樓等地下匯兌機構因為中國政府的查緝趨嚴而陸續收起來，但有錢人還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把錢送出海外，比如透過有「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s)額度的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產品出海投資海外標的，就是屬於合法的管道之一。 投資標的 陳遠成以自身接觸過許多中國富豪的經驗指出，10年前，中國富人追求的是財富翻倍，但現在追求的是財富保值。由於俄烏戰爭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選年，全球都陷入不確定性當中，此時，富人在投資上會相對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資就是買黃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保本產品，像是債券型的產品，或是直接買債券，在富人圈裡的佔比非常大。 「另外有錢人喜歡做什麼投資？藝術品。這個藝術品的投資是永遠不退流行的」，陳遠成說，有錢人買藝術品不是為了收藏當作傳家寶，而是為了兩三年後轉手賣賺。 他還說，私募股權在中國富人圈中非常火，比如A基金裡面投資20家公司，這些公司可能都還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資者的角度將其股權跟著公司一起成長，「那通常你押到一支寶，可能就會翻好幾倍。」 關心話題 陳遠成並表示，中國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員關心的話題都不太一樣，第一代富豪通常現年60多歲，尚未到討論接班問題的年紀，所以關心的問題主要還是在公司營運上。富豪第二代討論最多的是子女教育問題，他們苦惱是否應該把孩子送出國去看看世界還是留在國內，但他們又非常擔心孩子在國外待久了會出現價值觀不合的問題，深怕孩子「一出走就拉不回來了」。 陳遠成說，至於十幾、二十多歲的第三代，他們是數位原生代，他們可能不用真地出國就能夠接收到很多國外的資訊。這群人也是「Me世代」，他們所關心的一切都以自己為主。
